喜爱夜蒲4部迅雷下载:青铜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3:27:01

    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
  就世界范围来说,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较重要的一类,而在中国这一点尤其突出。青铜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而饮誉海内外,因此青铜器的鉴定也成为文物鉴定中最重要的一门学问。
  中国青铜器究竟有多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数量太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就陕西而言,从1949年10月到1979年,三十年间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千余件。1976年12月年扶风庄白出土微氏家族铜器群,一个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亦屡有所见。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反过来推算,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此时的青铜器精品极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当然春秋战国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闻名遐迩。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体宏伟,外观庄严。在奴隶社会的商代,要制作如此巨大的铜鼎,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通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且从提梁至三个支点通体都是花纹,铸造精致,给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像西周的何尊、墙盘、利簋、大克鼎,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战国时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都是国之瑰宝、艺林中之珍品。所以说青铜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增加了艺术的欣赏性。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表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青铜器,即我们以前称之为“鄂尔多斯文化”的青铜器,有不少青铜制品不同于中原地区,像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还有短剑、短刀和饰牌等,别具一格。它们体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给青铜器鉴定带来了新的课题。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所及只是中原地区铜器,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研究只好从略了。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达497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战国时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见长篇铭文。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篇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而铭文本身又是我们鉴别断代的重要依据。
  中国青铜器流行时间很长,就青铜容器来说,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期已经出现,经过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因为战国以后青铜礼器便衰落了,所以本书一般讲到战国末期为止。当然工具与小件青铜饰件的产生则更早些,应该在原始社会末期。青铜器发展历史之长,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流行时间之长既为我们鉴定它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序列,也增加了鉴别的难度。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出青铜器的发展是以夏商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为起点,在商宋周初奴隶制发展到高峰时期,青铜礼器也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春秋以后,奴隶制开始衰落了,青铜器也开始走下坡路。到战国晚期,青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从整个奴隶制度发展与消亡来说。而在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显然青铜器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中国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特殊传统。外国铸造青铜器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可作很细巧的东西。失蜡法的范可以用几次,产生一批形状花纹完全一样的青铜制品来。而中国不大用失蜡法。最早用失蜡法在战国早期,在此之前是用合范法。对此外国曾有错误的看法。国外最早研究中国的铜器是从铜镜开始的。因为铜镜用失蜡法,所以开始认为中国是用失蜡法,但后来发现早期铜器并不是用失蜡法,于是又180度大转弯,说中国无失蜡法,是从外国传入的。这都不对。中国既有合范法,也有失蜡法。只是合范法在商代与西周春秋时期大量使用罢了。合范法的特点是一般一范只做一件,青铜礼器中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增加了中国青铜礼器艺术观赏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制度在青铜器上的“物化”,它用以表明奴隶制等级制度,以器的多寡与不同的组合形式来显示不同地位、身份的贵族的价值,具体如天子九鼎之类,即青铜礼器在使用与埋葬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例如在商代盛行以觚、爵配对组合。一般奴隶主贵族墓葬常出一觚一爵。身份高的则多埋藏几套。西周则盛行鼎、簋组合。尤其当时形成“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种组合体现了一定的功能。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特点。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青铜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义。 
  而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器则不同。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青铜器的特点,有必要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其他国家青铜器的情形。
  世界各国及地区使用青铜器的时间不一样,其中以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使用青铜器最早,距今约有五千多年历史。这里曾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其次是欧洲,再其次是印度,也有四千多年,与中国差不多。非洲稍晚,比中国晚一千多年。美洲的青铜历史始于何时还不清楚,大约是公元以后的事情了。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年代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早的。
  在印度河流域,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器是工具与武器,有斧、镰、锯、刀、剑、镞、矛头等。还有手镯、脚镯之类的装饰品。越南的青铜器制品与中国相仿。东南亚各国的青铜器受到中国南部青铜器的深刻影响。与中国北方邻近的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器如曲柄刀、短剑、锛、弓形器等显然与中国北方出土的某些器物相似。日本更不用说了,青铜剑、戈、矛等是由大陆传去的。欧洲在公元前1600年后,迈锡尼文明兴起,装饰豪华的青铜武器是其代表。在此之前的米诺斯文明已进入青铜时代。巴尔于和东南欧也曾以青铜文化发达而著名。其中铜斧、三棱短剑、四棱锥子很有特点。而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一带,青铜也多铸成武器,如刀、斧、剑、戟、弓箭。总而言之,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制品显然以武器与工具为主,生活器皿为辅。而在中国恰恰相反,以生活(包括祭祀用的)器皿为主,武器与工具虽然不少,但毕竟所占比例较小。
  在印度河流域,青铜铸造技术较高。匠人们熟练运用热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术制造青铜器具。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欧洲人已知用失蜡法铸造铜器,而埃及在公元前1567年至1085年之间已发明了脚踏风箱这样的冶炼设备。世界各地的冶炼铸造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有的很先进,有些地区则落后。而中国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世界各地的上古青铜器绝大部分没有铸刻铭文。只有像印度河流域之类的地区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而中国大批有铭文的青铜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从世界范围来看待中国青铜器,则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一目了然。
  以上所讲乃中国青铜器的数量、种类、质量、流行范围、青铜器铭文、流行时间、与礼制的关系、铸造工艺、组合情形等九个方面的特征。只有抓住特征,了解其本质,才能作好鉴定工作。 

    二、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作用与价值 
  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但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所谓艺术欣赏价值是指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很高超,如同一条字、一幅画,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青铜器的艺术魅力表现在王个方面: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丰富、品相繁多。加之用合范法铸造,一般一范只铸一器,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因此件件面貌各异,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尤其是其中精品迭出,看了使人叹为观止。例如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三联甗,其形制前所未见。以前发现的这种类似现今蒸锅式的甗都是单体的,而三联甗则是由并列的三个甑和一个长方形案状的鬲组成的,犹如长条桌上放着三只带耳的蒸锅。案上有三个圈形灶孔,用来承置甑体。不但放置稳当,而且一次能加温蒸好三锅饭,可见其构思之奇巧。长方甗架四周饰一圈蟠龙纹,相间有圆涡纹,其下加垂叶纹。甑的双耳为兽首耳,口沿下有两道细棱,饰对称的大夔纹和小圆涡纹。纹饰相当精美。从器上铭文得知它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王武丁之妃妇好的器物,怪不得如此珍奇。商代晚期青铜器一向为世人所宝爱。如1975年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县狮形山的象尊,精美绝伦。通体作象形,其腹部宽大结实,四足粗壮,踏地有声;象鼻卷起,略呈反S形。既有凝重感,曲线仍然显得流畅而不呆板,活脱脱是一头现实生活中的象的形状。更为难得的是象尊通体布满纹饰,主体部位是饕餮纹、夔纹,鼻上饰鳞纹,额上有蛇纹,简直是一幅优美的立体图画。 


  西周时期也有很多艺术精品,其中以牛尊最具魅力。1967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出土一件牛尊。整体作牛形。牛体浑圆,四蹄粗壮,头部前伸,双目圆睁,似在呜吼,造型十分传神。尤其别致的是背上开一方口,口上加盖,盖与牛背以系环相连。盖上铸一立虎,虎四足向前,后身微缩,俨然在捕食。虎瘦劲而凶猛,牛庞大而憨实,两相对照,令人忍俊不禁。有些器物由于自身用途的限制,不可能做得如此奇巧,但细细察看,仍然可以体会铸造者的一片匠心。解放后出土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青铜器是墙盘,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盘为方唇、浅腹、附耳、圈足。造型大方而沉稳。器身通体漆黑发亮,如同新铸的一般。腹部饰一圈带状垂冠分尾长鸟纹,圈足饰宽扁的窃曲纹,纹饰的设计恰恰与器形的宽侈适应,因而给人以流畅、舒展的美感。铭文共284字,铸于盘内底,共18行。横竖成行,章法齐整,结构均衡,字形依笔划繁简略有错落,更显得活泼。笔划圆润,起笔收笔皆藏锋,给人道劲秀美的艺术享受。
  商周青铜器秀美多姿的形态、令人眼花缭乱的纹饰,不但为研究上古美术史和造型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是现今装饰艺术很好的借鉴物。 
  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由铭文来体现。我们知道,商周时代距今已很遥远,由于历史的变迁,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三传等书。就是这仅有的一些书籍,经过历代传抄,已不是原来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据这些资料对上古历史有比较真切的认识是很困难的。而青铜器铭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印证 
  周武王伐纣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伐纣的具体日期,《书?牧誓》曰:“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成》:“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灭商在甲子日,由于记载十分具体,引发研究者的疑窦。而《逸周书?世俘解》也说:“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逸周书》曾受到疑古学派的极大怀疑,所以学界对武王是否在甲子日伐商意见分歧。1976年陕西临涧零口乡零河西出土西周初年青铜器利簋,铭首曰:“珷征商,惟甲子朝。”从而解决了千百年来的一段悬案。 
  西周成王时,据文献记载,曾有迁宅洛邑一事。如《书序》曰:“成王在丰,欲室洛邑。”《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不过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则认为当时成王仍都丰、镐,未迁洛邑。但《吕氏春秋》等书也说成王营居于成周。1964年陕西宝鸡出土成王时铜器何尊一件,铭文开头便说“唯王初迁宅于成周。”证实成王确实迁居到洛邑。尽管目前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问世,毕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二)为失载或记载甚少的上古国家提供了宝贵资料 
  1974年至1981年宝鸡市博物馆在当地发掘一大批墓葬,出土的有铭铜器显示它们是西周囗(弓鱼)国墓葬,但文献上并没有记载,可见这是文献失载的一个诸侯国。出土文物表明这个方国具有很高的工艺铸造技术,如果不是铜器上有铭文,我们无从知道它是哪一国族。 
  1977年河北平山县发掘中山王墓,出土中山王舋鼎等众多精美的青铜器。其中中山王舋鼎铭达469字之多。这是战国时期最长的铭文,对于研究中山王国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文献关于中山王国的记载很少,连王室世系也不清楚。而鼎铭等显示了前后衔接的六代中山王的世系,从而为深入研究中山国历史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分封制 
  商周时期,天子为了统治国家,将国土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往下分给各级奴隶主贵族,构成金字塔式的统治层次,有助于维护奴隶制度。文献中缺少分封时礼仪制度的具体记录,而铜器铭文中比较详细。分封时王要赏给诸侯鬯瓒、弓矢、土地和民人。宜侯矢簋显示康王时仍有分封诸侯之事。
  (四)关于商周军制与战争 
  据金文可知,西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军队有殷八师、成周八师、西六师。将领出征,其族人随同出战。敌方以淮夷、玁狁为主。攻打淮夷的目的之一是收取那里的赋税。战争的规模很大。据小盂鼎记载,两次战役共生擒鬼方酋长四人,馘五千一百余人,第一次俘人一万三千八十一人。推算双方投入兵力在两万人以上。胜利之后,要向祖庙献俘。这些细节都只能靠铭文来获知。 
  关于青铜器的历史作用还有许多。上述仅举其几例,以“管中窥豹”。至于青铜器的具体价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尤其是上好的青铜器,乃国之瑰宝,价值连城。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第八章名为“价值”,摘录了宋代以来有关青铜器的价格。严格他说这只是一时的价格,而不是价值。摘取几段如下: 
  大观初,徽宗效李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札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 
  嘉庆七年三月廿九日,张廷济由虎坊桥馆寓车至顺城门内崇福寺街褐陈伯恭太史。归于护国寺之东宁远斋,见仲凫父彝,碧如翠羽、赤如丹砂、白如水银,文字刻露精锐,洵商周彝器中之无上神品。问其价,曰二十四金。许以八两,不果。四月九日,邀同赵秉淳孝廉再过其斋,益以二金,仍不谐。十七日,邀同宋葆淳学博又过其斋,以文银十两零四钱,又元银六钱,作大钱十千文得之。翁树培秋部是科分校礼闱。廿一日翁来见此,拊掌曰:“胜得进士第矣。”张曰:“诚如君言。” 
  者囗(司女)方爵,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张廷济同梅里李遇孙明经过苏州,泊舟太子马头,由卧龙街至元庙观,遍观骨董肆数一,铜器绝无佳者。至申衙前,于钟表铺内见阁上庋此爵,尘灰委积。张索视之,心怦怦动。问其价,曰番银三饼,许至二饼有半。肆中入诡言寄售,遣人走问,云须十三,顷言误也。张笑谢之。廿日,自常熟回舟至苏,访石友孙均于申衙前,遣仆往瞻,爵则犹是也。乃托孙遣人转购。翌日,孙招饮百一山房,云托王振初去买,彼须十饼,已许至六饼,急不可图也。三月十六日,张治书于孙,促其速买,毋为捷足所得。廿八日,孙遣书椟至,偿以十饼,坚不肯受,唯留汉将兵都尉字中错金丝者之印一,后知得此用银九饼云。
  虢叔三钟,以阮无所藏为最大,张廷济所藏次之,伊秉绶所藏最小。其大者宋葆淳曾见于天津卫,后归杭州某姓。其人远出,闺中匮乏,觅售于潘某。为何某携入节署,售于阮元,得银二百两。其次者初为孙星衍所藏。嘉庆末年,归于吴囗(才鼎)。吴掌权扬州梅华书院,常陈设院中。斌良观察思得之未果。后归两淮鹾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两。阿既受替,复送归吴志别,吴殁后,偿归张广德银号,值如归阿之数。张又归润州某,道光十一年春初,苏州郑竹坡以银二百饼得之。二日,转售于张廷济,值银二百七十饼。张别酬居间徐蓉林以八十四饼。是时每饼易大钱九百三十文。其小者陈均在马履泰陕西学使幕所,以银八两买于西安肆中。伊秉绶官扬州太守时,贻以百金得之。 
  民国以来,以外国购求,花纹佳者,辄价至钜万,于是国内菁华,悉输海外。如端方所藏古酒器,于民国十三年,归之美国纽约中央博物院,闻价至二十余万。

    三青铜器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一)青铜与青铜时代 
    青铜是指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的合金,如铜与锡的合金为锡青铜,铜与铅的合金为铅青铜,其它还有铅锡青铜、镍青铜等。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其化学成分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 
    人类最早使用的铜是自然铜 
    伊拉克:札威?彻米 公元前一万年至九千年 自然铜做的装饰品 
    伊  朗:阿里?喀什 公元前约九千年或前七千年 自然铜装饰品 
    埃及进入铜石并用时期是公元前四千年。 
    青铜时代: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就称为青铜时代。 
    中国青铜时代:以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大量使用青铜礼器为特征。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 
    高峰: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战国晚期,冶铁业出现,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二)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汉书?郊祀志》记宣帝时美阳献鼎。张敞根据鼎上的铭文建议:“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扬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宗庙也。今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于宗庙。” 
    宋代青铜器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与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和活字印刷、拓印技术等的发明推广分不开。 
    吕大临《考古图》 王黼《宣和博古图》 
    清代由于训诂学的发展,青铜器铭文成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对象。 
    青铜器的收藏和青铜器铭文释读之风大为盛行,青铜器图像和文字考订的著作也逐渐增加。如乾隆年间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等。 
    青铜器作为一门综合研究的学科,是由郭沫若、容庚奠定基础的。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彝器形象学试探》,对两周青铜器铭文作了系统的断代研究。郭沫若把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与古代历史的研究更明确地结合起来,并企图解决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在当时条件下把青铜器的彝器部分作了尽可能的综合考察,进行了缜密的论证,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新的测试手段应用于青铜器的断代、铸造,乃至乐律方面的研究,形成了青铜器科学研究与科学的考古发掘相结合的时期。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青铜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包括手工工具和农具。这一类器物的形式和数量,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相应的青铜生产工具,就不可能有商周时代程度更高的生产分工和为古代社会的文明创造更多财富。 
    对商周青铜手工工具和农具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各种工具的形式作断代研究,同时对它们的使用对象和效能也要进行研究。即劳动模拟实验。整理、统计和研究陶范对于我们了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对青铜工具的成分还要进行化学或物理的系统分析。
    2、青铜兵器,青铜兵器是奴隶主贵族军队的必要装备,对奴隶贵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青铜兵器的生产数量很大。 
    商周青铜兵器的研究,是商周兵器史、战争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各种兵器的变化式样要进行研究。兵器的形式随着使用经验的丰富而逐渐有所改进,因而促使兵器形状的进化。研究青铜兵器各个时期的特点,探索各种兵器变化的序列,这个序列必然反映兵器改进的进程。对青铜兵器的成分的分析,比之青铜礼器的研究具有特殊性。兵器是靠它的合金质地和式样完善来取胜的,尤其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各类兵器合金成分大有改进。对于兵器的制作,使用的是当时最新、最先进的铸造方法,其中有的是提高兵器物理性能的,也有的是为了起到装饰的作用。这里保存了许多极为宝贵的铸造学中的遗产。 
    3、青铜礼器,青铜礼器一直是青铜器研究的主体,是研究商周礼制最重要的实物资料。 
   礼器的分类断代是至关紧要的,这是青铜礼器研究工作的基础。在青铜礼器的各个类型中的基本器形变化,都有其客观的发展序列。在各个序列中应有时间或王世明确的标准器。标准器对于青铜礼器的分类、分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青铜礼器也称为彝器,彝的意思是常,以钟鼎为代表的宗庙常器,也就是青铜礼器。礼器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凡是可以体现“礼”的器物,都在它的范围之内。 
    4、铭文,指商周青铜器上所有铸造和刻凿的文字,其中主要是青铜礼器的铭文。有许多可以视为信而有徵的历史文献。东周时代不属于礼器的青铜器上,也有内容很重要的铭文。 
    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是青铜礼器研究的重要部分。青铜器铭文因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显得特别重要。同时,商周青铜器铭文都是当时语言的记录,保存着大量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的资料。长期以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青铜器铭辞学。青铜器铭文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文字之一,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并存。研究青铜器铭文的重点,是与周礼相联系的史料研究。  
    5、青铜艺术,从造型艺术观点来看,许多青铜器又是工艺美术品。商周青铜器艺术装饰承接新石器时代艺术的若干传统,经过长期绵延不绝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体系,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青铜艺术研究包括青铜器单个纹饰、整体的造型和综合的青铜艺术的研究。纹饰的结构特征,经常用来判断器物的相对年代。另外,纹饰的表现手法如平雕、浮雕、高浮雕等,也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要根据考古资料和铭文内容的研究来确定具有各种特征纹饰的相对年代,然后形成序列。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 

    6、青铜乐器,由于青铜器编钟出土资料渐多,提供了对青铜乐器的组合及其用途的研究的可能性。 
    由于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带动了对古钟的音高和音律的声学研究。其它地区各种形式乐器的发现,对青铜乐器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对各种青铜乐器器形的发生、发展、组合数目和在音乐演奏中的作用等进行科学的探索,力求对古代音律的发展水平做出正确的估计。 

    7、青铜铸造技术,青铜的冶炼,是人类改造自然物质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古矿井的发现,各种铸造方法,各种青铜的成分,陶范和失蜡法浇铸工艺等,都是铸造技术探讨的重要问题。 
    冶金史的发展,就是从冶铸青铜开始的。青铜铸造技术的研究,不仅要对古代技术所达到的高度做出具体而正确的解释,研究的成果还可以为现实的生产服务。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标志着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古代炼炉的构造、冶炼的方法、原料、燃料、浇铸的形式和合金成分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铸造一件好的铜器最基本的关键是陶范配制的成分、工艺、火候和质量。因此,对于陶范本身的研究就非常重要。青铜的合金成分比例一般比较复杂,春秋中、晚期技术发展较快,出现了用特殊的铸造方法使器物的外表产生具有优良的抗腐蚀性能,这些都需要作详细而准确的科学分析和研究的。 
    8、华夏族以外的青铜器,中原地区以外的古代边远部族铸造的青铜器,有着浓重的地方风格和独特的形式,也体现了与华夏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这些不见于文献记载的青铜器,是认识和研究华夏族以外各部族物质文化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部分。 
    9、青铜器辨伪,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青铜器的辨伪也是不可缺少的。青铜器的作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的青铜器,至今仍大量地存在着,各种作伪的技巧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在一些重要的著作中,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引用赝品,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要辨别各种作伪的技巧及特点,就必须对**的青铜器作深入的研究。 
    青铜器研究的对象,将会随着资料的丰富和工作的深入而有所发展。青铜器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它既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也有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还有两者相结合的“边缘科学”。目前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多课题的综合性学科。而青铜器研究的任务,产生于对青铜器各个方面问题不断深入探讨的过程中,产生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的启示中。

    四青铜器的分类

    青铜器的分类,主要是为了清楚地区别青铜器的性质和作用,有利于研究各自所形成的器形体系。 
    具体分类如下: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农具与工具、货币、玺印符节、度量衡器、铜镜等。下面就各类器物的名称、用途和形制特征做具体介绍: 
    (一)食器。包括炊煮器、盛食器和取食器。主要有鼎、鬲、甗 、簋、盨、簠、敦、豆、匕 等。 
    (1)鼎:古代炊器,有烹煮肉食或盛放鱼肉的用途。形状大多数是圆形、三足、两耳;也有四足的方鼎和圆形、方形的扁足鼎等形式。圆形鼎的器身,一般为盆、盂的形状。方形鼎器身一般呈斗状。最早的铜鼎都是仿照陶器制作的。 


    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明尊卑,别上下”,即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象征。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等;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 


   (2)鬲:煮粥器,新石器时代已经普遍使用陶鬲。《尔雅?释器》指款足鼎谓之鬲。《汉书?郊祀志》谓鬲为空足鼎。可见鬲的形状是似鼎而足空,足空则煮水易热。最初形式的铜鬲就是仿照陶鬲制成的。还有一种方形的鬲,鬲体分上下两部分,下部有门可以开合,门内可以放入木炭。 
    (3)甗;蒸饭器,全器为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称为甑,下体为鬲,用以煮水,中间的箅通汽以蒸于甑。其形制有圆形、方形;有上下合体的,有上下分体的。汉晋以后甗的鬲足就没有了,这种无足鬲则称为釜。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青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它和鼎、簋、豆、壶、盘、 组成一套随葬礼器,主要出土于西周末、春秋初的墓葬中。 
    (4)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铜器铭文中的簋字一般都写成“?”,古籍中写成“簋”。其用途相当于现在盛饭的大碗。多数为圆腹、侈口、圈足,有无耳、两耳、三耳,甚至四耳的。 
   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考古发现也证明簋以偶数出现的时候为多。 
    (5)簠: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周礼?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梁器。”在实物中见到的簠都作长方形,口外侈,有盖,盖与器大小相同,合上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这一特点,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器、盖各有四短足。簠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又有称为“匡”的。 
    (6)盨:是盛放黍、稷、稻、梁饭食的器具。形似簋而椭圆,敛口、鼓腹,两旁有兽耳或附耳,下有圈足或四足,上有盖,盖上有作矩形的四足或可提拿起的圈形足。盖也可以仰置盛物。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一般成偶数组合。 
    (7)敦:盛放黍、稷、稻、梁饭食的器具,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其基本形制为圆腹、二环耳、三短足、有盖。有的敦为“上下圆相连”形,即通常所说的“球形”或“西瓜形”的敦。盖与器特点完全一致,使用时可分一器为两器用,提高了器物的使用价值。古人又称一种无足的敦为废敦。敦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 
    (8)豆: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和味品的器皿。从甲骨文和金文看,豆最早可能是盛黍稷之器。豆的基本形制是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长握称“校”,握下圈足称“镫”,青铜豆出现在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 
    (9)匕:古代挹取食物的工具,古文献中多有记载,《仪礼?少牢馈食礼》郑注云:“匕所以别出牲体也”。可见匕的用途为挹取饭食和牲肉。考古发现的匕常与鼎、鬲等器物共出,如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鬲就附有匕。匕体一般为椭圆形,后有柄,为挹取方便,有的匕体前端作成尖形。柄常常雕镂出很精美的花纹,礼称这种雕镂柄的为“疏匕”。 
    (二)酒器。饮酒器、盛酒器和提取酒的器皿统称酒器。包括爵、角、斝、觚、觯、尊、觥、卣、盉、方彝、罍、壶、勺等。 
    (1)爵:最早出现的礼器。爵由铭文证明,为用于宴饮酌酒之器。其形制为圆形,平底或凸底,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状尾,以均衡流的重量,起到全器平衡的作用。爵的一侧有鋬,下面有三个高尖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此为商和西周早期的共同特点。 
    (2)角:饮酒器。《礼记?礼器》:“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郑玄注:“四升为角”。与其它酒器组合。角的形制似爵,但无两柱,两端都是尾。 
    (3)斝:温酒器。王国维《说斝》引罗振玉之说,认为经籍饮器之散为斝之讹。斝的形状似爵与角,与爵、角主要不同点是无流无尾,仅在口缘上有两柱。腹的形状为圆形、平底。 
    (4)觚:饮酒器。**的数量很多,考古发掘时,经常与爵共出。形状似喇叭,一般是细长身,大侈口,圈足,在长身上常有凸起的棱作为装饰,这与铸造时范的接榫有关系。 
   (5)觯:饮酒器。青铜器中习称的觯有两类,一类是扁体的,一类是圆体的,形似小瓶,侈口、圈足。此两类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皆有,后者且沿用至东周。 
    (6)尊: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盛酒器。金文中称礼器为尊彝,尊象双手奉酉形,彝象双手献沥血的鸡,即尊酒奉鸡牲祭祀之意。尊彝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诸凡酒器食器,金文中泛称为尊彝。尊的形制最常见的有圆形、侈口、圈足的,也有侈口方形的尊。另外,在尊一类的器物中,还有一些鸟兽形状的,即所说的鸟尊、象尊,这应该是尊的一种特殊形制,统称为鸟兽尊。它们的用途均为盛酒器。 
   (7)觥:盛酒器。器形特征是形似匜,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和把手,有盖,盖作成有角的兽头形或作成长鼻上卷的象头形。觥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8)卣:盛酒器。卣是专用以盛酒的祭器。卣形制似壶,但有提梁,故俗称提梁卣。卣腹的形状很多,或圆、或椭圆、或方形,也有作成圆桶、鸱 、虎吃人等形的。 
   (9)盉:盛酒器或酒水调和的器具。盉的形状教多,一般是深腹、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把手,有三足或四足。也有流在顶上的异形盉,以及圆腹有螭梁的盉。青铜盉的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 
   (10)方彝:盛酒器。彝,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统称。《尔雅?释器》:“彝、卣、罍,器也。”郭璞注:“皆盛酒尊,彝其总名。”在古籍和铜器铭文中未见以方彝为礼器的名称,宋人以这类器形体作方形而定此名。其特征是高方身,带盖,盖似屋顶形。腹有直、有曲,有的还从腹旁有两耳上出,盖与腹大都相对应地有四条或八条棱脊。商代早期已经有陶质的类似方形器的出现,但已发现的青铜方彝出现于商代晚期。 
   (11)罍:盛酒器。《说文》曰:“罍,酒尊。”罍又兼可盛水。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宽肩,肩上有二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这两种形状的罍,常见在一侧的下部有一个穿系用的鼻。罍的器形,见于商代晚期,它的流行时间至春秋中期。 
    (12)壶:盛酒器。《周礼?秋官?掌客》:“壶四十。”郑玄注:“壶,酒器也。”《诗?大雅?韩奕》:“清酒百壶。”金文壶字象有盖两侧有系和腹部庞大的容器,故壶可以视为长颈容器的统称。古代酒的品种多,故酒壶的器形也各有不同。青铜壶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自商至汉代或更晚。壶的样子很多,有圆形、方形、扁形和圆形带流的壶等多种形状。 
    (三)水器。水器中绝大部分用于盥洗,故亦称之为盥器,大致可分为承水器、注水器、盛水器和挹水器四种,包括盘、匜、盂、鉴、缶(fou)、瓿(bu)等。 
    (1)盘:承水器。商周时宴飨用。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 盥卒,授巾。”此外,盘还可用来装冰。商代晚期逐渐开始流行,战国以后,沃盥之礼渐废,盘也被洗代替。 
    (2)匜:盥手注水之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 
    (3)鉴:《说文》:“鉴,大盆也。”用作盛水,并可沐浴。在铜镜尚未盛行时, 古人也用鉴盛水照容貌。 
    (四)乐器。包括铙、钟、钲、鼓等。 
    (1)铙: 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铙形似铃而较大,身体短宽, 口部呈凹弧形。《周礼?地官》“以金铙止鼓”。即退军时用以指示停止击鼓的。也用于祭祀和宴乐。 
    (2)钟:祭祀或宴飨时用的青铜打击乐器。钟的形式是从铙演化而来。 
    (3)钲:古代行军所用乐器。形体似铙,比铙高大厚重,俗称大铙 
    (五)兵器。包括戈、矛、戟、镞等。 
    (1)戈: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古称勾兵。由戈头、柲、帽和 末的鐏构成。商和西周 帽大多为木质。 
    (2)矛:用于冲刺的兵器。 
    (3)戟:戈与矛的合体。兼有勾、刺两种作用。 
    (4)矢镞:远射兵器。 
    (六)杂器。包括生活用具、 车马器、货币、玺印等。 
    (1)镜:古代照面的用具,一般呈圆形,正面光洁,背面有纽可穿系。 
    齐家文化: 
    殷墟:素背,镜面较小 春秋:数量不多 
    战国中期:盛行期,数量大增,制作精巧美观,背面图案多几何纹和动物纹,无铭文 
    汉:西汉至东汉早期,铜镜逐渐变厚重,背面多铸吉祥语。王莽时出现纪年铭铜镜。西汉时“透光镜” 
    隋唐:铜镜的再盛时期。种类繁多,葵花镜、菱花镜、人物故事镜、狩猎骑射、海兽葡萄镜等 
    宋:仍流行菱花镜 元以后铸镜技术逐渐衰退 
    (2)带钩:束腰皮带一端的挂钩,古称鲜卑师比头,初为北方草原民族使用,春秋战国时期传入中原,一直沿用到汉代。基本形制为下端有钉柱钉于皮带的一头,上端曲首作钩,用以钩挂皮带的另一头,中间有钩体,侧视呈S形。 
    (3)薰炉:汉晋时期薰香用具,也称博山炉。 
    (4)货币: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币主要有布币、刀币、贝钱和圜钱。 
布币—仿照青铜农具铲的形状铸成,原始空首布出现在西周时期,大量铸造在春秋时期,式样与铜铲相同。战国时期布币改制,銎部扁平成一体。 
    刀币—仿照刀铸造的,齐大刀,燕小刀(明刀) 
    贝币--,俗称“鬼脸钱”或“蚁鼻钱”,流行于战国时期的楚国。 
    圜钱—仿照圆形玉璧。 
    (5)符及玺印 
    符—传达命令或调遣兵员的凭证,一符分为左右两半,分存两方,使用时两半相合,称为“符合”,表示命令验证可信。 因状若伏虎而又名虎符。盛行于战国、秦、汉。 
    玺印—官私书信往来和相互交往的凭证。

    五、青铜器铭文
    (一)铭文的产生与发展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刻成的。 
    铭文的产生与发展,与文字的发生发展以及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进步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商代中期以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有较大发展,甲骨卜辞的书契也迅速发展,铜器铭文的铸造也开始兴盛起来。但每件器物的字数一般只有一个字,二三字。多者四五个字,到商末时,也没有超过五十个字。这个时期的铭文一般都铸在器物不明显部位,所铸刻文字有表示族名、祭器、宴飨、狩猎、战争、职官名等内容。 
    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铭文从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甚至书体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记载有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等内容。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铭文出现了随意性,大都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等内容。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简册帛书通行,文字日见繁复,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变化,青铜器铭文逐渐走向衰落。 
    (二)青铜器铭文格式 
    1、徽记 2、祭辞 3、册命 4、训诰 5、记事 6、追孝 7、约剂(个人之间)、律令(政府的法律条令) 8、物勒工名(器主、工师、工匠、器物放置地点、容量、重量等) 
    (三)铭文的内容 
    1、王室祭典 
    2、戎事 

    六、青铜器的铸造技术
    (一)商、西周时期的铸造技术 
    一模一范 
    二次铸造 
    加工磨砺 
    (二)春秋时代的铸造技术 
    失蜡法 
    错金银
    青铜兵器
    青铜兵器是商周时代军队作战的重要装备,铸造数量非常大,虽然在战争中大量消耗,遗存至今的种类和数量还是很多,主要有戈、戟、矛、钺、刀、剑、匕首、殳、弩机、矢镞、胄等。
    戈 是用以钩杀的兵器,完整的戈是由戈头、冒和柲末端的樽构成的,目前所见仅存戈头。戈有长和短,戈的每一部分都有专名。青铜戈最早见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汉代。
    戟 勾兵,是在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分整体合铸和分体联装两大类,顶部置矛刺,与戈相比,增加了刺杀功能。 
    矛 是用以冲刺的兵器,矛体分锋刃和骹两部分,骹即矛的銎,可安长柲,矛有用整条藤制的,也有用积竹制成。青铜矛最早见于商代早期,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
    钺 是砍杀的兵器,也可作为刑具。有些钺形制很大,而制作又精良的,还可作为仪仗用具。青铜钺初见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
    刀 砍杀用兵器,翘首刀一般都是短柄的,卷首刀和平刃刀都是长武器。
    剑 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青铜剑最初见于西周早期,但形式已经相当成熟,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青铜剑最为流行的时代,剑的每一部分都有专名,剑的形式愈到后期,体部愈益增长。
    匕首 是一种短剑,近身杀伤武器。匕首出土甚少见,大多是战国时期器物。
    弩机 是具有远射和杀伤力较强的武器。弩机最早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弩机均无廓,仅有钩弦用的牙、作瞄准用的望山和作板械用的悬刀,西汉以后弩机均有廓。
    矢镞 是箭铤前端的锋刃,是由尖锐的锋,张开的两翼以及脊和铤组成,各部分都有专名。青铜矢镞最早见于夏代晚期,以后大量铸造。
    胄 又称盔,作战时用以保护头部。青铜胄最初见于商代晚期,形制呈帽形,顶端有一管,用于安插缨饰,左右及后部向下延伸,以保护耳部和颈部。
    青铜工具
   青铜的使用首先是铸造生产工具,青铜工具**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多,由于在生产中广泛的使用,因此形式也各有不同,主要的有斧、斤、凿、锯等。
    斧 是一种砍伐工具,在农业和手工业中使用得很多,青铜斧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小型的、有纹饰的斧都是专用于工业的工具。
    斤 是砍伐工具,使用时銎内按一个曲柄,青铜斤初见于商代晚期,以后一直沿用。
    凿 是凿孔或挖槽用的工具,凿体细长,上宽下狭,直銎,下有尖或平的刃部。
    锯 用于切割木、竹、骨、角等器。锯出土的数量不多,锯片常置木柄内,青铜锯最早出现商代,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
   青铜农具
    在商周时代的农耕中,普遍使用青铜农具,这已是一个确定的现象,青铜农具目前发现较为稀少的原因是青铜珍贵,用旧了的青铜农具可以改铸,它不可能随便遗弃。而且农具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铜农具不一样,它一般地也不常作陪葬品,因而青铜农具的遗存必然是很少的。根据专世和出土的实物主要有耒、耜、铲、锛、锸、耨、镰等。
    耒 是挖窖穴和开河渠用的原始农器,形制为扁方銎连接雨根长齿。青铜耒所见甚少,宝物见于西周时代。
    耜 曲柄的起土农具,也就是手犁。青铜耜出现商代晚期,这一时期的耜头较长,銎部很深,銎口扁方。西周时代的耜头较短,呈宽扁形,銎部略浅,春秋时代为了节省铜料,銎部口沿有一条栏,上下皆镂孔。
   铲 铲土、耘苗,除草和松碎表土的农具,青铜铲的形制,是在长方形青铜片的一端,连铸着一个截口为方的或椭圆形的銎,銎内可装柄。青铜铲最早见于商代晚期,一直沿用到春秋战国。
   锛 开垦土地的农具,形状与比较接近,但背面微拱,偏刃,銎内置曲形横柄。青铜锛最早见于商代晚期,西周时代尚沿用。
   锸 开河渠和做垅的农具,锸的刃口是套在木板前端的,木板的后部连着一条柄,是属于装直柄的农具。青铜锸最早见于商代中期,西周和春秋时代一直沿用。
   锄 除草,间苗及松碎表土农具,锄的曲柄曲端纳于銎中,实际是横装木柄。青铜锄最早出现于西周时代,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
   耨 短柄的除草农具,中间是銎部,两侧连接双翼,正面近口部有密集齿槽,所见皆为春秋时代器。
   镰 收割用的农具,也是手镰,一侧可装短柄,正面近口部有密集齿槽。青铜镰最早见于西周时代,一直沿用到春秋战国。

    七青铜器--饕餮

    饕餮(tāo tiè)


    1 、传说中的一种贪残的怪物。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以为装饰。  
    2、比喻贪得无厌者,贪残者。  
    3、特指贪食者。  
    4、比喻贪婪、贪残。  
    5、贪婪地吞食。  
    6、相传为尧舜时的四凶之一。  
    7、复姓。南朝梁世祖赐武陵王纪姓饕餮氏。见《梁书.武陵王纪传》。  
   “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它最大特点就是能吃。它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秘怪兽。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吃什么,由于吃的太多,最后被撑死。它是贪欲的象征,所以常用来形容贪食或贪婪的人。

    史料记载——

   《辞海》中记载:饕餮是“传说中的贪食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 
   《辞海》在解释饕字说:饕即“贪,《汉书?礼乐志》:'贪饕险’颜师古注:'贪甚曰饕。’特指贪食。” 
   《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
   《神异经?西南荒经》:“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狠恶,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上二句原作“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改)。强者夺老弱者,畏强而击单,名曰饕餮。《春秋》饕餮者,缙云氏之不才子也。” 
   《左传?文公十八年》云:“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神异经》所谓“《春秋》言”,即此。 
   《吕氏春秋?先识览》有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宋罗泌《路史?蚩尤传》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者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揆其所说,殆亦饕餮。 
   《左传》谓饕餮是“缙云氏不才子”,而《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贾玄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在缙云之官也。”蚩尤姜姓,亦为炎帝之苗裔(《路史?蚩尤传》),故蚩尤很可能即此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又《山海经?北次二经》所记“狍(号鸟)”,郭璞注以为即《左传》之饕餮。
   《神魔志异*异兽篇》:神州极南有恶兽,四目黑皮,长颈四足,性凶悍,极贪吃。行进迅疾若风,为祸一方。
   《山海经?北山经》有云:“钩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
   《神异经?西荒经》中有云:“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