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换三羊伊娜献身:努力造饭和吃饱饭的记忆

汪兄长积一篇《吃饭问题回忆录》，引起网友热议，也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饿饭和努力造饭的经历。　　

春节刚过，就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之一的萌渚瑶山，与瑶族移民围着火炉，咀着瑶家仙茗——苦茶，品着瑶家茅台——冬酒，复核着移民的人口、土地和房屋等实物指标 ，倾听着他们的愿望和呼声，聆听着瑶民千百年来如泣如诉对苦难艰辛的吟唱，体会着高山瑶为了国家的建设又将离乡背井的复杂心情，更加感受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一丝一缕物力维艰。　　

窗外鸟鸣啾啾，檐下燕子呢喃，山上菁沟野花含苞，田间地头菜花怒放，“黄牛惊蛰水牛社”，又快到农民一年辛苦为自己又为他人造饭的时节了。　　

胸中萦绕着张维迎的高论：死守18亿亩耕地是愚蠢的政策，比如，耕地少了，北京的高楼上就可种粮嘛（大意）！夫情感于外必心动于中，心动于中而必形诸于外，于是有了这篇《努力造饭和吃饱饭的记忆》——一篇关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狠抓农业的文章。它既不是伤痕文学，也不是歌德文学，它只是纪实文字，一个出生于农村、学的是农业、大半辈子服务于农民的基层工作者的亲见亲历。　　

                                  ——是为题记　　

我生也晚，我的屁股吃上稻草的时候，已是共和国第十四个年头的“梨花开后清明”。不唯我生也晚，在那个国民经济得已很快恢复的年代，我的同年弟兄竟然像鲶鱼咬尾一样出生也晚：在我们那当时只有二十来户、七八十人的生产队竟然有十一、二个老庚，在我们那当时只有一百五六十户、七八百人的大队，竟然有三十多个老庚。　　

正因为出生也晚，建国以来我的家事和我们院子里的事，只能从父亲、叔父们口中得知，尤其是从我们院子里那位唯一的爷爷但又是一位最爱讲古摆谱的爷爷口中得知。听的多了，虽未亲历，也有如亲历。　　

我的祖父是手工裁缝，手艺享誉乡里，罹患着痨病；我的祖母是标准的农家妇女：瞎字不识，养育着四个儿子，种植着共产党分给我家的几亩田地 ——那是 年在冠礼、身为长子、家中唯一男劳力兼乡党支部书记亲自主持分给自家的——家中大丘我去看过：潇水对岸、离家五里之外的地方，不存水、也不肥。翻身解放的农民最是感恩，农民最知报恩。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号召，身为基层领导的父亲在家中没有男劳力的情况下毅然舍小家、为国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乡亲参加志愿军 ——为了解决我家缺乏劳动力的问题，我的父母来了一个非常前卫的“闪婚”：结婚三天，父亲就跨过了鸭绿江。从此，我的母亲获得了媳妇、妻子、母亲和姐姐的名分，但从没有获得嫂嫂的名分，我的叔父们直至母亲逝世都以大姐称之，而没有喊过嫂嫂，原因归于我的母亲对这个家的辛勤操劳。尽管如此，在我父亲上前线不到一年的时候，我的祖父就因病仙逝，小叔因无力供养不得不送给他人做儿。直到我父亲转业，才将小叔抱回，而这已是祖父墓木已拱的1950年代末了。　　

我的小叔在不幸中还算有幸，与我家分得地主同一座庄屋的李姓叔叔的命运则更加差劲：差不多同时与人做儿，却直到1970年代才重新回到父母身边。　　

我的父辈们好像命中注定多灾多难。就在他们憧憬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并且在享受着吃饭不要钱的现实共产主义生活时，一场大饥荒看似悄然实是必然不期而至。“那个饿啊，山上的葛根都挖光呱了，红茹根须抢度抢不到”，说话一向有些艺术的院子里的叔父先  总是这样形容着饥饿，“先出麻子（天花），如果没有大姐那几斤黄豆早就饿死了！”“那有没有饿死的呢？”我们小伙伴总是这样天真地问。这时，我的那位爷爷就会摆谱了：“那倒没有，我们生产队没有，我们大队也没有。如果说有饿死的，我们院子天智嗲嗲算一个。八十多岁了，身体好好的嘞，一餐还喝得斤把酒。如果有酒喝，还不得死。六零年饭都没得吃得，哪里还有酒喝？你猜他的酒瘾有好重啰？把那个酒瓶子放到床头上，酒瘾来了把瓶子盖盖起开，闻两下，赶快塞到。”“明善斗斗老子算一个。日子刚好转，死了一头牛，分到四五斤肉，一餐就吃呱了，结果胀死了。”讲到这时，爷爷就免不了来段“村史”：　　

我们黄石（横石）十村，永永（指潇水上游几县）船下来，那么多的船古佬落脚，我们里头屋里都安得下。光绪年间，起我们里头屋里祠堂，上梁的时候，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为了保证院子里各家都能得到上梁的东西，主事的不得不宣布：出去一个，发一个——上梁时说的话喊得灵，真的是出去（读ke）一个发一个，听说从我们里头屋里搬到道县的有几百家上千人，而我们只剩下这几家了，没想到我们里头屋里败到这个样子。　　

但我想，不是祠堂上梁这一关键时候主事的话喊得灵，而是世道不好，我们的村史，不过是中国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的折射罢了。　　

相对于我的父辈，我不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也是捧着蜜糖罐罐降临。“青钊落地不得，这个没有放下，那个就伸手去抱了，抢都抢不到！”我那位艺术的叔父总是这样艺术的描述。　　

抢都抢不到，是有原因的。一来，我的父亲是家中和院子里的老大，母亲在大跃进和大饥荒中连怀两胎皆因难产而夭亡，从而我取代我的两个哥哥成为家中和院子里的下一辈的老大，从而虽然艰难却终于添丁而喜悦；二来，我的父母古道热肠、勇于担当，自然爱屋及乌，将对父母的爱转作了对我的宠爱；三来，我家正处于黄金时期，大叔、二叔业已成人，小叔也能自己照顾，父亲在军供站工作，从而拥有一般农家孩子没有的宠爱，也享受到了一般农家孩子没有享受到的生活——很小很小就经常看到火车，很小很小就被解放军叔叔经常刮胡子，很小很小就把猪肝、猪肠等动物内脏、“下水”当做家常便菜呢！　　

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好日子整整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童年那段美好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随着大弟、小弟尤其是满妹的降生，随着母亲心脏病的逐步加重，随着叔父们的成家立业，随着父亲那36.5元的月工资一拿十几年并且调动到远天远地的人民公社工作，未满七岁的我就上灶台做饭了；未满十岁的我，就背着我的小弟和妹妹上学，并利用课余时间割回猪草了;星期六、星期天，暑假、寒假就要和伙伴们上山砍柴了——当然，缺不了更忘不了的是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插田、割禾、挑粪、积肥、除草……　　

记得第一次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是1973年的夏收时节，生产队派了二位精壮劳力既带领和指导我们十一、二个小伙伴收割早稻，又承担踩打稻机、挑稻谷的重活，锁草这样的技术活。小伙伴累死累活一个上午，还没有割完一亩五分稻田！而我包括我的小伙伴足足悃了两天！　　

的确，生产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是一个生理非常痛苦的过程，对一个在现在看来还是在母亲怀中撒娇的年龄的青少年更是如此。比如说挑担，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无论是挑二十斤、三十斤，走一里、两里，初次挑担，必然肩膀发肿、两腿发软，眼冒金星、全身虚汗。以后，虽然挑担肩不肿了，眼不花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担子的加重，仍然会腿发软、身冒汗，全身乏力。挑担如此，其他劳动也如此。并且，风吹雨打、寒风凛冽免不了“手脚暴裂流出血、冷得嘴乌敲牙根”。                                                 

的确，生产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是一个非常辛苦繁重的过程，对一个不能承受劳动之重的青少年更是如此。万棵草，千盆潲，喂出一头猪；千里百担一亩苗，方能生产出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资料。说“千里百担”啊，不是夸张的文学描写，而是实实在在的水稻种植的需要，在我们那生产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种田不但隔河千里，而且上岭下坡，一个来回就是三、五里，而种好一季稻子，一亩稻田有机肥必须达到四十担左右，无机肥（碳酸氢铵、过磷酸钙、氯酸钾、尿素等）必须达到一担以上，碳酸钙（石灰）一担左右，撒农药水二担左右，生产毛谷十担左右，生产两季，真正是千里百担啊！这千里百担，是靠农民一担一担挑去挑回的。尤其是双抢农忙季节，顶着星星走，迎着星星回，中午饭在田间吃，下了打稻机锁草算是休息，晚上又得评工分，第二天见不亮又要出工时的辛苦劳累不是亲历人是难以描述的，“插田割禾辛苦了、跪在田里背朝天”的时候都有过。　　

的确，生产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是一个心理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对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青少年更是如此。劳动的时间多了，必然学习的时间、玩耍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就少了，这对身心正在成长中的少年无疑是一种折磨。记得1972年的“五.四”青年节，本来头天与母亲讲好我要到公社看热闹的，我煮好潲、喂好猪，煮好早饭，安顿好弟妹，请在田里插田的母亲多次硬是不回来，一天走出去七十余里，害得我母亲担忧三、四天！——每当我们兄妹心情不好、怨天怨地的时候，我那大字识得一扁担的母亲就真的担当起了现代孟母的角色：“儿啊，钱是黄柏树，不苦不能来啊。”“人穷志不穷，力穷气不穷啊。”　　

尽管如此，不论身心有多辛苦，劳动怎样繁重，但为了生活，为了减轻罹患心脏病的母亲的劳动，一半是被逼，一半是自觉，自八九岁起参加集体劳动，到十四、五岁，我已经能拿回一千六、七百工分，这几乎是一个全劳力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了，也就是说我能基本养活自己了。　　

尽管如此，自七、八岁开始到我参加工作后的两、三年，仍然感到饥饿的时候多，吃饱满足的时候少，甚至是感觉极度饥饿：在我们读初中时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是从锅里舀一碗饭，吃两口，再放下书包，再煮饭，再做其他家务。　　

我之所以感到饥饿，固然有粮食短缺的原因，那个年代，遇到歉年，生产队粮食少收三五千斤、万把斤并不意外，必然使农民少吃点、多饿点；即使是丰年，五黄六月，不免也要打打饥荒。但我觉得，我和大多数人都感到饥饿主要是因为生理的需要和膳食结构的原因。　　

首先是生理需求的原因。一个人从八九岁开始，到二十来岁，正是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学习紧张、劳动强度大，必然饭量大、难吃饱，吃饱了、容易饿。我在农校，每月31斤的大米定量、10斤的大米补助，也感觉从来没饱过，五两米饭下肚，像吃下一根灯草一样，而这却是我们大多数同学的共同感受。　　

其次是膳食结构的问题。就粮食内部结构来看主要是红薯等粗粮并且是从红薯等粗粮向大米等细粮转变的过程。现在，有人将红薯吹得不得了，绿色、环保、营养、抗癌，但我现在是不吃的，原因是小时候吃得太多了，“早上三吹三打（煨红薯）、中午白玉串汤（煮红薯）、夜晚团猪团羊（蒸红薯）”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几乎是生活的常态，蒸红薯时放一碗米在上面同蒸，那碗米饭简直是香馥馥的点心！红薯这个东西耐旱、易种、高产，但容易饿、倒酸水、不好吃，因而农民吃苦受累，就是为了少吃红薯多吃大米。就农业内部结构来说，就是猪羊养少了，一家一户，一两头、两三头，最多的不过三、四头，除去一头多的征购，农民吃的肉少，油更少，肚子是寡的，一海碗饭下去，看似吃饱了，等下就饿了。　　

尽管如此，生产劳动尤其是集体农业生产劳动虽然是生活的磨难——这一点足以让那些右派再续伤痕文学诋毁毛泽东、感恩邓小平，但在艰苦繁重的生产劳动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农民群众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的教诲的深刻领会，分明看到了农民群众“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战斗豪情——农民们为了吃饱饭、吃好饭，为了支援国家建设，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看到我的乡亲们不仅成了现代愚公，而且成为了合作的现代愚公，而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为我自己曾经当过现代愚公感到无限荣光、无限骄傲。　　

首先是治水。农谚曰“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又曰“九冬十月不修塘，五黄六月要喊娘”，足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吃饱饭和吃上米饭，我们三、四生产队在1960年代曾组织百十号劳力用水车从潇水河里提水灌溉离河水六七十米远、三四十米高的稻田：分作六七级，第一级七八部车，依次递减，虽然最后到田里的百不及十，但那种想吃上米饭的干劲足以震撼人心。后来用上了煤炭抽水机，过了年把，又用上了电动抽水机，修通了渠道，又修好了山塘，到1971年，双牌渠道右干渠个支渠、斗渠、毛渠全部贯通，我们生产大队的水利问题基本解决了，虽然用电动抽水机抽水的成本很高——乡亲们嘲之曰：一天吃下一个猪——但终于基本告别了以红薯为主粮的历史而走进了以大米为主粮的新阶段。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它是乡亲们吃饱饭的一小步，但却是乡亲们吃上好饭的一大步！而我们大队水利条件的改善，不过是共和国水利条件改善的缩影，我所服务的县区拥有的双牌灌区工程、贤水河灌区工程、一座中程水库和204座小二型水库基本是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和抓纲治国的产物，可是，这些治水的成就却被一个左字全部否掉了。　　

其次是改土。农谚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又曰“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业要想稳产高产，就必须改良土壤。一是要平整土地。尤其是凹凸不平的旱地必须平整，否则不能种水稻；二是要大种绿肥。满园花、草籽虽然好种，但没有形成根瘤之前根本长不好，必须有三、四年的功夫：三是要大积有机肥。猪粪、狗粪、牛粪、山菁，只要是肥田的都要下田；四是勤耕深翻。两犁两铧、三犁三铧。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大队那些根本不保水的旱沙土，居然到1970年末成为地地道道的水稻土了。　　

再次是引种。农谚曰“一粒好种，千颗好粮”，又曰“种子年年选，产量节节高”。从1960年代我国开展绿色革命，我国经历了“打倒高杆，普及矮杆”和“淘汰常规，推广杂交”两个阶段。第一次革命，为推广双季稻奠定了基础，并且也培育出了一批优良品种，如珍珠早、农垦58等，但这些常规品种毫无例外地有一系列缺点：季节性强、易倒伏、易感病虫害。同样的品种早几天插就可能亩产达到800斤，晚几天就可能400斤、300斤，所以，在1976年前，长江以南亩产过千斤的并不多。真正实现亩产过千斤的是杂交水稻品种的推广和普及。1976年，我们地区从海南培育出第一个成熟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1号”，那真是比金子还贵的种子啊。为了不浪费一粒种子，在六月份晚稻播种的时刻，日日夜夜坐在电话机傍，提出要“像抓阶级斗争一样抓摆播”，从而赢得“摆播书记”的称号，而发到各生产队的种子硬是基本一粒一粒摆播的！——现在想来，一是对杂交水稻这一新鲜事物不熟悉，二是杂交种子确实珍贵，因而才提出那样一个口号，无非是为了不浪费一粒种子罢了。事实上，整个地区数百万农民没有听说因未摆播好而被斗争的。　　

当然，吃饱饭和吃好饭还有化肥农药、还有管理、还有合理密植、还有工具改进等等。正因为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在水利建设、土壤改良、化肥农药工业和杂交制种诸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才在1980年代中期一举将中国这个饥饿了几千年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了。　　

仔细想来，中国能吃饱饭并进而能吃好饭，难道不是毛主席发明“农业八字宪法”的功劳吗？难道不是中国农民落实和执行毛主席“农业八字宪法”的功劳吗？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包括科学家响应毛主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而形成了一大批农业科学成果的功劳吗？宣称“包产到户，一包就灵”、“要吃饭，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不仅肉麻，而且无耻——如果那么灵，在宣称将缺粮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后不到十年，我国就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虽然近年，我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农业资金，但仍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是到了认真地反思我国现阶段农业政策的时候了，是到了科学客观总结我国前三十年包括文革十年农业成就的时候了。　　

                          　2012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