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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平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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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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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杂谈

《看历史》本刊记者┃刘永峰20世纪60年代，上海钢铁五厂轧钢车间管理材料账目的普通工人姜铎掀起了一场关于洋务运动的大讨论。这一场争论不仅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也改变了姜铎的人生。然而，20年后，姜铎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激烈派”，一变而为反对洋务运动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 1978年， 63岁的姜铎，这时依然是上海钢铁五厂轧钢车间，一名管理材料账目的普通工人。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约稿信。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运动正大规模地席卷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和平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恢复。更深的变化还发生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标志，多年来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问题，实现了哲学上的澄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得以扭转。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口号下，知识分子获得了某种言论空间，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局面。文革后，各种学术刊物纷纷复刊、创刊，之前长期被视为禁区的学术领域得以恢复，知识界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就重大问题和中国未来走向发表言论的勇气。而文革中因被四人帮“影射史学”利用而被诬蔑为“洋奴哲学”和“崇洋媚外路线”的晚清洋务运动，也自然被史学界提上了重新认识的日程。

于是，1978年夏天，重组后的《历史研究》编辑部，找到了之前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姜铎和黄逸峰，向他们约写关于洋务运动的稿件。60年代，正是他们两人，引发了新中国有关“洋务运动”的大讨论。《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 蒋介石·曾国藩

姜铎对于“洋务运动”，本来没有什么研究。1960年，因着手准备编写一部江南造船厂的厂史，他大量翻阅了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及牟安世的《洋务运动》等著作，才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这一史学领域。

当时，大陆史学界对于洋务运动，依然遵守着范文澜等人的观点。40年代，范文澜在写作《中国近代史》时，对洋务运动定下了全面否定的基调。书中指出：洋务派“是封建军阀经过外国侵略者改造，适合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用的新军阀”，“是外国侵略者选择的最顺从的代理人”。解放前，“为了揭露抨击蒋家王朝，有人追溯渊源，断言它的始作俑者就是洋务派”（乔还田、晋平《洋务运动史研究叙录》）。例如，范文澜曾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著名檄文，痛骂的是曾国藩，而矛头直指则是对曾国藩尊崇有加的蒋介石。解放初期，范文澜的观点，在新中国史学界，便成为“一边倒”的定论。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关于“洋务运动”的专著只有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书中写道：“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样的观点，也反映在当时的历史教材中。

姜铎刚刚接触洋务运动的时候，当然也“照单全收”了全面否定的观点。他在写江南制造局一章时，提到曾国藩的一句话，“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硬是武断地说：“曾国藩这里所指的‘永远之利’，绝不是什么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永远之利，而只是梦想通过洋枪洋炮和洋船等所谓的军事实力，使清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使自己的势力得以发展罢了。”《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 第一次争鸣

不久，八卷本的《洋务运动》史料出版问世，为正在主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的姜铎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他决定抽出功夫，将浩瀚的八卷史料书，从头到尾翻阅一通。

然而，当他对所有史料进行鉴别、分析之后，也开始对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怀疑。他“越翻阅越怀疑”，觉得传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不够全面的”。慢慢地，逐步酝酿写成了一篇万言以上的长文，并提交到经济史研究室学习会议上讨论。当时，多数同事认为不宜公开发表，文稿便压了下来。

1961年11月，全国的政治空气一度出现了些松动。《文汇报》理论版的负责人，想组织一些有创见的文章，活跃学术气氛，向姜铎约稿，姜铎便交出了那篇洋务运动的长文。很快，他们将姜铎的文章分作三篇，连续在《文汇报》理论版上登出。

姜铎认为：“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尽管它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是反动的，力量是薄弱的，效果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三篇文章，紧紧抓住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要害问题，毫不讳言洋务运动的进步性。短短二十几天，它们的连续发表对于当时“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史学界而言，不啻三声重炮。对于当时沉闷的学术讨论氛围而言，这种质疑与问难，这种大胆的行为，也开了新中国史学界的先例。

姜铎意犹未尽，又写出一篇综合性的论文——《略论洋务运动经济活动的若干特点》，1962年发表在《学术月刊》第8期上。接下来又和黄逸峰合写成《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篇长文，1963年在《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文章对中国洋务运动为何破产，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通过对比，提出了他们的观点。通过以上文章，姜铎提出，对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不应视而不见。

姜铎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报刊上，很快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不少同姜铎商榷的文章，赞同者少，反对者多。估计全部文章达50篇左右，成为建国后关于洋务运动学术争论的第一次高潮。

姜铎认真研究不同意见，力图将洋务运动的讨论引向深入。一开始各方也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但慢慢地，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了。当时，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政治空气开始逆转。一部分人便乘机对姜铎的洋务运动观点，上纲上线，当作路线方向问题批判起来，对此，姜铎只得以沉默作答复。1964年下半年后，正常的学术研究已难以进行，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和探索也嘎然而止。

就这样，姜铎掀起的第一次洋务运动大讨论，在高涨的“左”倾思潮中，无功而返，洋务运动依然被重重地压在反动历史的牢狱之下。不仅如此，在随之而来的一场场运动里，姜铎对洋务运动研究的一些列成果，更是被当作“罪状”而进行遭到蛮横的讨伐。《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 因洋务而受罪

1966年6月6日，正在乡下搞四清运动的姜铎等人，突然接到通知，命令他们立即返回上海。当回到位于上海陕西北路的经济研究所时，姜铎发现，迎接他们的是在大礼堂挂满了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字报的总张数，估计有四五百张之多，张贴在牵引着的尼龙绳子上。”（姜铎，《学生·战士·学者——我的人生三部曲》）大字报的内容，姜铎已来不及细看，但触目之处，所里几位老教授及学术权威已统统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文革开始了。

他一直比较尊敬的副所长黄逸峰，被说成所里二号走资派，而且还外加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以及为洋务运动头子曾国藩、李鸿章翻案，等等罪行。大字报中，姜铎也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经济所革命领导小组认定他是黄逸峰的帮凶和狗腿子，罪名则是“为崇洋媚外的洋务运动翻案”。

1966年八、九月间，上海的“批斗风”、“破四旧风”、“串联风”等等，已十分盛行。经济所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已被革命群众装上大卡车，戴着高帽子，开到马路上进行游斗。姜铎还只是一位普通研究人员，主斗还不够格，但也被揪出去陪斗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南昌路的科学会堂，批斗的对象有曾任上海宣传部长的石西民，市劳动局局长王克，经济所的姚鼐、黄逸峰和姜铎，还有两位荣家的人员。批斗的主题，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做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他们七人，一字排列在舞台左首，每人后面有两个革命群众押着，等着依次批斗。

当革命群众代表点到黄逸峰名字时，黄逸峰硬顶着不肯认罪。这时，姜铎早已憋了一肚皮的冤气，忍耐不住，便大叫一声“冤枉”，跳下来台，大踏步奔出会场。当时，造反派尚未形成气候，一时也奈何不了。

第二次陪斗是在大隆机器厂，主斗是黄逸峰。他们商量，不再闹会场，而是作说理斗争。他们台上讲，我们编写大隆厂史，绝不是为严家资本家树碑立传，而是研究中国民族资本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摸出规律，提供历史借鉴。两人一唱一和，竟将台下的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台上造反派高呼“打倒黄逸峰”时，台下工人们应者了了，批斗会成了两人的说理会。

1967年下半年，造反派采取了一种新的专政方式，美其名曰“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造反派可以专政对象侵犯人身自由，变相扣押，变相的监狱。姜铎因为做地下工作，就被造反派污为勾结敌人，被“隔离审查”了。这时，隔离室已成为造反派专门整人的武器，管制也越来越严，文革初期自由松散的景象，已被一扫而空。

1969年元旦，姜铎等被下放到奉贤市干校，继续隔离，除参加劳动外，主要靠带来的《红楼梦》、《西游记》消磨日子。同年春，造反派忽然“开恩”，宣布解除姜铎隔离审查，参加干校劳动改造。同时，自隔离审查，失去自由一年半之久以来，也享受到了一月回家四天的待遇。此后，姜铎便在干校造反派群众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劳动了一年半时间。

1970年暑假，干校结束后，姜铎又被分配到上钢五厂“战高温”。原规定“战高温”只有三个月，但“结果是战了高温战低温，年复一年，无人问津”，直到“四人帮”倒台一年多后，才又重新上调分配工作。姜铎不无抱怨地说：“我参加抗日战争，也只抗了八年，参加战高温，居然也整整战了八年！”《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 新论战

文革后，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得以落实。1978年秋，中央限令下厂干部必须在国庆节前一律重新分配工作，姜铎终于结束了“战高温”的尴尬地位和生活。当时，因上海社科院尚未恢复，姜铎暂时被分配到复旦大学经济系经济史教研室，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

在学术研究中断了十年之后，突然接到《历史研究》约稿信，黄逸峰和姜铎都十分重视。他们商量了文章内容要点后，姜铎利用两个月时间，执笔写成《重评洋务运动》初稿寄去。文章采用了两点论的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存在着反动与进步双重作用，两者不可偏废，但仍是一个反动的运动。

然而，这样的观点，却没能符合《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意图。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代替“阶级斗争”成为新的理论思考的指向。在这种社会思潮转变的背景下，具体到晚清的洋务运动而言，对它的评价也自然发生了变化。之前以政治标准衡量，它是反动的；而今，从经济角度着眼，则又体现出发展工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加速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面。

因而，《历史研究》编辑部回信，要求黄逸峰和姜铎修改稿件，改变洋务运动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同时存在的观点，应提高到是积极与进步的运动。然而，黄逸峰和姜铎并不同意修改，坚持原来的“两点论”和基本否定的观点。

《历史研究》一面于1979年第2期刊出这篇文章，一面又组织湘潭大学老师徐泰来写成商榷文章——《也评洋务运动》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文中明确表示“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徐文从洋务运动创办了大量近代企业、传播了科技、开了新社会风气及有利中外往来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黄逸峰、姜铎于是写成《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上，同徐泰来商榷，认为徐文“不适当地夸大了洋务运动客观上进步的积极的一面”。1981年，徐泰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认为评价洋务派的唯一标准，归根到底“是看他们的行为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坚持这一尺度，那“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的进步性”。

这几篇文章一发表，反响激烈，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中国近代史学界，又掀起了一场关于洋务运动的大讨论。论争双方，阵营分明：黄逸峰、姜铎为甲方，徐泰来、章鸣九、李时岳、胡滨等为乙方。黄逸峰、姜铎坚持洋务运动存在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的两点论，而且后一方面占主要地位，因而不能称之为进步运动。乙方则“高高举起洋务运动全面进步论的大旗，把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三大进步运动”。《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 “老洋务”的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潮下，这次新的论争，乙方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姜铎说：“他们挟着代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潮流，猛冲猛打，不仅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一派，置之脑后，不屑一顾，甚至对我们的两点论，也企图一举攻垮。”当时，姜铎他们不仅处于少数的劣势，而且黄逸峰已是重病缠身，大多时候，只有靠姜铎“孤家寡人在独木支大厦”。

1980年12月，洋务运动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在长春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掺入新论争的两派外，曾经全面否定派的代表，也积极出席会议，比如写有专著《洋务运动》的牟安世，此时也改变了看法，认为洋务运动的性质，除了存在主观反动的一面外，还存在客观进步的一面。

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历史教材中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也开始出现扭转。1981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完成一套新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在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中，对洋务运动采用专节介绍，分为总理衙门的建立和洋务运动两部分。

在评价上，采纳了姜铎的两点论，既剖析其封建专横、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消极面，又指出其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抵制外国势力扩张的客观进步性，不再斥责洋务派为“卖国贼”。基本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点，为洋务运动翻了案。（《从洋务运动评价的变迁看初中历史教材的改革》）与激进观点已是司空见惯的史学界不同，时至今日，历史教材中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依然沿袭着相对“保守”的两点论。

耐人寻味的是，当洋务运动的名声越来越好时，黄逸峰、姜铎两位曾为洋务运动翻案的学者却又成了坚定的“否定”者。两年后，第二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黄逸峰已病重，未能出席。会议上，分组讨论时，不出意外，全面肯定论占有绝对的优势，姜铎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与20年前姜铎发起第一次洋务运动学术讨论高潮时相比，姜铎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即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激烈派”，一变而为反对洋务运动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

而就是在这一次“激烈”，一次“保守”的反复中，时代的大潮已经汹涌而过，那些因时代背景不同而折射在洋务运动这个历史问题上的争论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