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花虐文:中国人对日本耻感文化的误解

虽然这里用“中国人”这个宏大的概念来说一个现象有点以偏概全的嫌疑，确切地说应该是部分中国人。但是珠海事件表现出来的政府态度与舆论情绪，显然蕴藏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文化认识误区的普遍性，因此发表此文对此作些学术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中国人对日本耻感文化的误解

                                             许锡良

   2003年9月16日，在中国的国耻日前两天，日本幸辉株式会社一行200多人，从广东珠海进入中国境内并于当晚召开会社表彰会后，部分成员挑选了“三陪女”并带回酒店嫖宿。此事当时成为轰动全国的一件极其敏感的外交上的大事。当时珠海市法院对此事进行了法律诉讼，并且通缉了当时为首有组织与领导责任的三位日本负责人。但是，时任日本官房长官的福田寿夫，对此的处理意见是，日本人所适用法律，应该以日本法律为准，如果没有触犯日本法律，则不予追究。当然，日本作为一个性开放的社会，也许这种集体行为在日本根本算不了是什么大事，更没有触犯法律，而日本人也不是专门到中国才做这个事情，他们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习惯。在美国、欧洲、台湾都先后做过类似的事情。最后，珠海警方发出的通缉令，也没有能够得到日本政府的有效配合。要说日本人专门选择在中国人的这个国耻日来做这个事情有意羞辱中国人，那是没有的事。因为，日本年轻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的“9.18”，此事发生在这个时间，纯属于偶然。事情虽然过去了５年，但是，透过此事，探讨一下日本人的行事方式与文化特点，却是很有必要的。

　实际上不仅中国对日本长期存在着误解，即使是非常善于研究的美国人，也是存在着对日本人的陌生感。二战时，美国与日本开战，日本人宁愿战死，也决不投降，那种“神风特攻队”（又称“樱花特攻队”）的自杀性爆炸的模式，更是令美国人惊恐万状，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战争对手。二战结束不久，日本作为战败国，美国接下来如何处理日本事务，帮助日本重建家园，这就必须对日本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当时，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写成了《菊与刀》一书，这本书不仅影响了美国后来的对日政策与重建方略，而且也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使得日本人通过他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该承认，鲁斯的这本书，确实写得不错。但是，由于鲁斯从来没有到过日本，所使用的资料大多是靠搜集来的二手资料，因此，对日本的某些理解也是错误的。比如，那时我们只知道日本人的耻感文化，却不知道耻感文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鲁斯当时对日本的耻感文化的误解是这样的：“知耻辱的文化是一种注重外部社会的行为规范。”这样理解有什么不对呢？

 １９７１年，日本学者土居健郎著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闫小妹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９月版），曾经在当年成为日本畅销书之首，也在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对日本人的性格有许多绝妙的解释。他很好的纠正了美国人对日本理解时的一些误区。比如耻辱感问题就是如此。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日本人一边是知耻辱的文化，一边常常干着灭绝人性的事情。一边经常把“对不起”挂在嘴边，一边对自己做错了的事情，却不愿意按照受害者的要求来道歉。一边常怀耻辱之心，另一边常常集体去干丑事，而不感觉难为情。鲁斯当年以西方个人主义的心理与眼光来观察当时的日本，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人的耻辱感是因为团体才产生的。日本人的耻辱感是在背叛了团体，有被团体抛弃的时候，才会产生。土居健郎是这样解释日本人的耻辱感的：“日本人一般是在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集团利益，失去集团信赖时才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同上书３１页），而耻辱感“则是首先意识到外界压力，最终化为个人灵魂深处的。”（３４页）日本人耻辱感，常常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情，而是因为自己所属于的团队出了丑闻，或者自己给自己所属的利益团体带了不光彩的丑闻。这都是一种耻辱。

　土居健郎说：“在日本这个社会，即便出了丑闻，一般不会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有关系的人大都承担某种责任而主动提出辞职。这足以说明日本人的罪恶感与耻辱心是浑然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优先考虑自己所属集团的利益，而不去追究责任，出于连带责任意识，出了丑闻应感到耻辱，不能说与已无关，否则那也是一种罪恶，是一种耻辱。即使本人没有责任，也要主动辞职，这成了日本人的社会习惯。如果因某种理由无法遵循社会习惯，事后也会为此痛苦不堪的。”（３６页）土居的这段话，让我们重新理解日本人动辄辞职的做法。即使是首相，如果自己的下属有丑闻，即使不是自己的直接责任，也会立即申请辞职。因此，日本人的耻辱感更是团体性质的。责任是连带的。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到，日本常常因为一个内阁成员出了丑闻，而从首相到整个内阁集体辞职，因此，日本的各种职位，常常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日本人不会留恋任何职位，他们很在乎的是团队的利益与荣誉。如果自己把事情做坏了，那么常常只有以自杀来谢罪。在整个团队，则要以集体辞职来挽救自己团队的荣誉感。这一点与我们在出现事情之后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寻找替死鬼与替罪羊来代自己受过的做法截然不同。日本人越是居上位者，越是要主动承揽责任，有时明明是自己属下做坏的事情，作为领导也要承担主要责任。正因为这种敏锐的责任意识与耻辱感，才使日本人总是努力把事情做好，做完美。在日本,一个公司如果面临破产,从公司总裁到公司里的清洁工都作出自己的反思,即使是清洁工也会从自己的工作中寻找原因。这与中国人出了事故之后千方百计推卸责任与掩盖责任是大不相同的，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蕴含在团体精神中的耻辱感，是我们所难以理解的。

　日本人的耻辱感还表现在自己文化落后方面。去过日本，接触过日本的人，都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就是日本人非常喜欢问到日本参观旅游的外国人一个问题：“您感觉日本怎样？”如果日本人听到你说，日本不错，发展得非常好，虽然这也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但是日本人也会感觉非常高兴，感觉有一种特别的荣誉感与自豪感。为了这种荣誉感与自豪感，每一个日本人都努力不去做破坏自己家园的事情，不去做让自己国家民族蒙羞的事情。比如日本人不会随手给自己的环境乱丢一点垃圾，不会因为自己的马虎做一个不合格的产品，而让自己的公司蒙羞，他们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给社会添麻烦。所谓给社会添麻烦，也就是给别人添加麻烦。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不幸发生了，那么日本人立即就会感觉非常不安，那时道歉就会接而连三而来，即使你已经原谅了他，他也会再三感觉诚惶诚恐。日本人的内心是非常敏感而内敛的。这种敏感、好胜，维护自己民族与团队的荣誉的强烈意识，促使日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发展动力。也包括向西方学习。

     日本人的耻辱感与中国人的标准也大不相同。比如，日本当年战败，许多家庭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男丁，只剩下了孤儿寡母，为了把孩子养大成人，许多日本家庭主妇都选择了向美国大兵卖春的职业。这些妇女在日本后来不但没有受到歧视，而且被认为是英雄的母亲，是她们的努力才使得日本从二战战败的硝烟弥漫的破败中走出来。而作为日本战后的孤儿，在向外国人介绍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也毫不忌讳二战结束时，自己母亲向美国大兵卖春，以便把自己抚养成人的经历。这如果以中国人的耻辱观来看，连提及都会是一种非常令人伤心，令人欲绝的事情，更是一种永久的耻辱。但是，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没有负担的。日本人的耻辱感在于落后，在于战败，在于不如他人先进发达。除此之外，与我们相比，更缺少一些道德上的判断。这一点从日本人对待西方外来文化上与中国也有很明显的差异。

　日本人在对外来的文化方面，只认是否比自己先进，是否对自己的有利，而根本不考虑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与探索精神，使得日本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表现了与中国人很大的不同。土居健郎引用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中的话说：“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这个态度使土居发现中国人有强烈的排外心理，而日本人对一切比自己先进的东西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强烈的好奇心，持一种完全开放吸纳的态度，绝对不会侮辱外来文化。因此，土居说：“面对西方文化，中国与日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导致的结果自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民族对外界动态极为敏感，每当发现他人之长，会承认并把它全面吸收融汇过来。”（第３０页）在这个时候，日本人一点耻辱感也没有，相反，他们还会因为在第一时间里学习到了最先进的文化与技术，而深感庆幸。但是，中国人如果赞扬一下西洋文化，那种“将灵魂卖给鬼子”的耻辱心理仍然挥之不去。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苦难与日本的发展之间微妙的差别，却导致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不同命运。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