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密杀令主题曲 罗文:姬学友：茅盾为什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

　　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有一个看法。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概既有时代的预感，又有积久的气闷的抒发，又因高龄而有些事情记不清爽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这位老朋友又是发表答问，又是发表文章，一面谈研究鲁迅的原则，一面要‘澄清’一些事实，颇为热闹。”“这位老朋友”指茅盾。王得后虽然用了“大概”这样一个不太确定的语词，但却给笔者提供了一个解读这个问题的十分清晰的思路：时代的预感和积久的气闷的抒发。

　　1979年的2月和10月，茅盾先后在《新文学史料》(第2辑)和《人民日报》(10月17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和《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前者“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后者认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在新时期率先提出了“不要神化鲁迅”的口号。

　　针对茅盾的看法，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的李何林在《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集中发表了《也来澄清一些事实——答茅盾先生》、《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吗？》两篇文章作为回应。随后，李何林又陆续发表《“敢不敢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鲁迅”？》、《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要勇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等文，多次对茅盾的看法提出批评。

　　于是，新时期伊始，以茅盾和李何林为代表，围绕鲁迅是否有“知人之明”，是否被“神化”，鲁迅研究中有没有“两个凡是”，不同的观点和倾向激烈交锋，展开了一场颇为热闹的文坛论争。支持或认同茅盾看法的文章主要有：《不要“神化”鲁迅》(高畴，《文汇月刊》1981年第1期)、《要科学的评价鲁迅》(陈根生、文达，《群众》1981年第5期)、《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王蒙，《读书》1980年第1期)等；赞成或倾向李何林观点的文章主要有：《所谓“神化鲁迅”》(王得后，《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12期)、《对〈要科学地评价鲁迅〉一文的商榷》，(刘福勤，《群众》1981年第5期)、《“神化”及其他》(靳文，《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7期)等。

　　从1979年到1981年，这场论争持续了三年左右。余波绵延，至今不绝。笔者无意也无力对30年前的这场论争进行整体评估。笔者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贯谨言慎行且与鲁迅交往密切的茅盾接连发力，一定要高调“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甚至提出“不要神化鲁迅”的口号。了解了这一点，也就大体弄清了双方的主要分歧和论争的原委。

　　论争双方的主要分歧

　　茅盾的看法：《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从冯雪峰“文革”时期披露的一份材料中，得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明是胡风提出，冯雪峰赞成，然后二人去请鲁迅同意”的结论。茅盾认定，胡风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来对抗已经提出将近半年的‘国防文学’口号”，是想“制造混乱，分裂当时左翼与进步文艺界”。由此，茅盾“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接下来，茅盾极言，自己和“四条汉子”等人都认为“胡风行踪可疑”，而鲁迅竟然“听不进一句讲胡风可疑的话”。他认为，“造成鲁迅如此信任胡风，冯雪峰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同胡风素来密切，并曾共同反对周扬”。这就很自然地“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了。

　　《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认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他举出章士钊、李四光、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例子以自证。文章最后，茅盾要求：“我希望《年刊》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

　　李何林的回应：在《也来澄清一些事实——答茅盾先生》中，李何林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所提；左翼文艺界的“分裂”与“混乱”早已有之，并非始于两个口号论争；鲁迅相信胡风自有道理，并非没有“知人之明”，也不是“失察”。文章最后说：“至于胡风问题，我们相信历史会作出恰当的结论。”

　　在《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吗？》的“补白”中，李何林反驳了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鲁迅确实批评和肯定过一些人，但“都有具体内容，是针对当时他们的言行的，并没有对他们下终生的全面的结论。他们以后的变好变坏是以后的事”。即使有人根据鲁迅的批评和“赏识”作出“一定糟糕”或“好到底”的结论，这种结论也不应该“要鲁迅负责”。和对待胡风问题一样，李何林坚持认为，上面五个人(指茅盾例举的被鲁迅批评过的章士钊、李四光、胡风、冯雪峰、周扬——笔者注)“一生的功罪，自有他们各自的历史来做结论”。文章最后语气颇为严厉：“借反对‘神化鲁迅’之名来贬低鲁迅，或在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上抹黑，是徒劳的！”

　　茅盾为什么要提出“不要神化鲁迅”？

　　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有一个看法。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概既有时代的预感，又有积久的气闷的抒发，又因高龄而有些事情记不清爽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这位老朋友又是发表答问，又是发表文章，一面谈研究鲁迅的原则，一面要‘澄清’一些事实，颇为热闹。”“这位老朋友”指茅盾。王得后虽然用了“大概”这样一个不太确定的语词，但却给笔者提供了一个解读这个问题的十分清晰的思路：时代的预感和积久的气闷的抒发。

　　时代的预感——茅盾的现实考虑

　　对“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徐庆全说：“现今再读茅公的文章，已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在当年，在‘两个凡是’阴影露布的当年，要触动在这个阴影下被戴上光环而‘神化’的鲁迅，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茅公在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在现今看来，当然不全是对的，有‘失察’之处。但是，正如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所指出的，在当时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茅公所倡导的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的单一的政治解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

　　茅盾的文章意义到底有多大，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笔者要强调的是，茅盾当时发文提到鲁迅的“知人之明”，提出“不要神化鲁迅”，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是顺应了当时的政治大势和时代主潮的，或者说，是“借东风”式的顺势发力，因此是不需要多大勇气的。这一点，只要考察两篇文章发表的背景就可清楚。

　　据茅盾所记，《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陆续写于1978年6月至8月尾”。此时，被称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刚刚于5月27—6月5日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配合全国“拨乱反正”的政治大势，“把文艺领域里被他们(指1976年10月被赶下台的“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笔者注)弄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重新颠倒过来”。

　　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乱”，主要指“文革”十年文艺界的乱象。这种乱象的理论根源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现实后果是一些“十七年”期间(指1949年到1966年之间的时段，是一个兼具时间、文艺和政治属性的有着特定含义的文学史分期概念——笔者注)的文艺界领导人和一大批成名于1930年代的老作家、老文艺家受到残酷迫害，1930年代到“十七年”期间的文艺成果受到否定。拨乱反正的“正”，主要指1930年代特别是“十七年”的正确文艺路线。当时的看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尽管文艺界也曾受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文艺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核心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指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笔者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曾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表，1967年5月29日全文在《人民日报》刊载。——笔者注)要害是将“文艺黑线”和“三十年代文艺”联系起来，进而将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和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描述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文艺界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于是，在“文革”中，“三十年代”曾主持左联后期工作，提倡“国防文学”，“十七年”期间又是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夏衍等人(鲁迅文章称为“四条汉子”)，以及“国防文学”的拥护者，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政治迫害。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将鲁迅过度政治化、工具化，歪曲利用鲁迅的现象也是空前的。

　　这样，控诉“文艺黑线专政论”，述说被迫害的惨痛经历，为“国防文学”翻案，重新确认“十七年文艺”的成就，就成了这次“盛会”压倒一切的主题。在这样一个众口一辞、舆论一律的会议上，1955年反胡风、1957年批判冯雪峰这样关系“十七年文艺”格局、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还处于缺席状态。不是疏忽和遗忘，而是有意忽视或不便提起。首先因为，当时中央的调子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十七年文艺”中占主导地位，没有人敢于对胡风、冯雪峰事件置疑；其次是，主导胡风、冯雪峰事件的当事人重新掌权，他们多数是因“反对鲁迅”而遭罪的，心中正有积怨，自然不会专门提起。第三，对原本就和胡风、冯雪峰有旧隙、现在重新掌权的文艺界领导人来说，延续过去(“十七年文艺”)的看法，既维护了中央的权威，也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公私两利。所以这次会议在胡风和冯雪峰的问题上集体失语，却提出了“要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破除‘四人帮’在研究鲁迅问题上造成的重重迷雾”的明确要求。这是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代表中央作主题报告时提出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文革”时期受到压抑心情郁闷的茅盾和遭受迫害被剥夺权力的周扬、夏衍等一样成为主角(茅盾并致开幕辞)。

　　值得一提的是，李何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发了言。同样是“拨乱反正”，李何林和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想法就不尽一致。领导人的想法是，拨“文艺黑线专政”造成的否定“三十年代文艺”主要是“国防文学”、否定“十七年”文艺主要是否定自己的乱；恢复“国防文学”、“十七年”文艺的正确性、合法性，为“国防文学”和“十七年文艺”正名。这样，名正言顺，自己在这两个历史阶段的言行也就具有正确性、合法性了。李何林的想法是，拨“四人帮”歪曲、利用鲁迅的乱，维护鲁迅思想的独立性和正确性，恢复鲁迅的本来面目，“为鲁迅正名”。他坚持认为鲁迅是被“歪曲、利用”，而不是被“神化”。只是，在“揭批”、“控诉”和“反对”汇流的声浪中，李何林的声音是微弱的，他的观点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可见，茅盾在会议刚刚结束就立刻写文章带头“澄清”，显然是得风气之先，是为了响应中央“破除‘四人帮’在研究鲁迅问题上造成的重重迷雾”的号召。不仅符合中央精神，而且正中已经复出并重掌文艺实权的周扬、夏衍等文艺界领导人，以及那些因“反对鲁迅”而遭罪的“国防文学”拥护者的下怀。所以，上有领导支持，下有群众基础，加上鲁迅、冯雪峰已不可能反击，胡风还是戴罪之身(1955年扣在胡风头上的“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掉，徐庆全所说的“此时胡风已在四川当上了政协委员”，要到1979年的6月才能实现——笔者注)，茅盾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是不必担心有什么风险的，因而也是不需要多大勇气的。当然，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经过茅盾公开“澄清”，显见鲁迅缺乏“知人之明”，那么即使冯雪峰在材料中说自己“疏远”鲁迅、“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是真的，读者也会觉得不是自己单方面的问题了。

　　《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1979年10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大半年，打破“两个凡是”枷锁和对领袖的“神化”，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早已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的主流话语。当时的共识是，既然“文革”中神化毛泽东是错误的，是“两个凡是”，那么“神化”鲁迅也是错误的，也是“两个凡是”。茅盾的这篇文章，恰好是在“凡是”、“神化”派成为众矢之的、并逐渐式微的历史机遇和时代主潮推动下发表的，顺应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和政治大势，同样是没有什么风险，也不需要多大勇气的。即使如此，茅盾在文章里也是将“神化”和“歪曲”两个词语混用的，这说明他也承认鲁迅是被高度政治化、工具化，是被歪曲利用了，单纯用“神化”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如果鲁迅真的被“神化”，真有“两个凡是”，那么以胡风和冯雪峰与鲁迅的互信关系，他们在“文革”中的境遇应该好很多。事实是，与鲁迅有间隙的周扬、夏衍等人倒了霉，胡风、冯雪峰也没有沾什么光，不仅没有沾什么光，还要在茅盾文章发表前后的那段时间里，被当作证明“十七年”文艺主流正确的示众材料，还要为30年代左翼与进步文艺界的分裂买单。

　　如此看来，徐庆全在其著述中所说的“茅公在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在现今看来，当然不全是对的，有‘失察’之处”，就有点儿为贤者讳了。事实已经证明，茅盾所举的例子(指被鲁迅“骂过”的章士钊、李四光、周扬等人或“赏识”过的胡风、冯雪峰等人是否“一定糟糕”或“好到底”——笔者注)不是“不全是对的”，而是全是不对的；不是“有‘失察’之处”，而是有误导之意。另外，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神化”、“两个凡是”，是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性术语，紧密联系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和看法，说谁有“两个凡是”，是“神化”，有将对方置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对立面、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嫌疑。所以徐庆全引用陈漱渝的话说，“在反对现代迷信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这一逻辑推论是很令人费解的。试想，在大力倡导解放思想的时代主潮中，在“扎扎实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下，基本观点与实际不符，所举例证站不住脚，连一点儿求实宽容的精神都没有，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会产生“积极意义”呢？

　　积久的气闷的抒发——茅盾的心理动机

　　“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召开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还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客观的评价。因此，那些在“文革”中受了迫害或受了压抑的文艺工作者，在控诉“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国防文学”辩护，发泄自己的积怨和怒气时，矛头所向是林彪、“四人帮”(这是当时的统一语汇)。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拨乱反正的会议也可以叫做“出气会”。“出气”的对象就包括被主流意识形态歪曲利用以锻炼人罪的鲁迅，甚至产生都是鲁迅惹的祸的想法。限于当时的现实环境，有些话又不好明说，于是就迁怒于和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和冯雪峰。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一些长期对鲁迅有积怨的人，或者对鲁迅抱有某种看法的人，就有了将个人的心理动机汇入思想解放的强势话语中得到抒发的大好时机。茅盾显然抓住了这个时机。

　　“文革”时期，鲁迅研究成了敏感区，一不小心，“反对鲁迅”的罪名就会落在头上。正如《父亲茅盾的晚年》的作者所说：“谈鲁迅虽然本身不是政治，但当“四人帮”在文艺界打倒一切独尊鲁迅的时候，谈鲁迅也就成了政治。”同样出于妥善自处的需要，茅盾不愿意谈鲁迅。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看出他的小心谨慎。在《致单演义(七)》中，茅盾说：“老实说，写回忆鲁迅的东西，越想越觉为难，……回忆他的话，一句也错不得，我的思想水平又低，写出来的一定错误百出。”在《致沈楚(二)》中，茅盾有同样犹豫的心理：“若写回忆，便非可草草从事，何况回忆的又是鲁迅，一有乖误，罪戾不小，因此更觉得踌躇，大概是不会写的。”这是茅盾1974年2—4月间的心境：自己这么熟悉、有着多年交往的有些“固执拘泥”的鲁迅，竟然成了碰不得的话题，这种现状让他“觉得不以为然”。

　　尽管如此，据家人回忆，“鲁迅博物馆的邀请又不能不去，否则会有对鲁‘圣人’不敬之嫌”。笔者认为，“鲁‘圣人’”的称谓，不是茅盾自己说的，也是家人受了他的情绪影响说的，可见此时的茅盾，其“不以为然”已经到了一个有些反感的程度。座谈会后一个多月，在茅盾认真审看、修改鲁迅博物馆送来的谈话记录稿时，他的儿子韦韬劝告：“这样的文章只要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就行了，何必费这么大的劲？”茅盾说：“我自然要坚持历史的真实，可是一涉及到人，就难下笔了。譬如鲁迅也说过“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现在能这样写吗？现在只肯定一个，说另一个是投降主义口号。又譬如论争双方都有宗派情绪，意气用事的毛病，还有人从中挑拨，现在这些能写吗？现在只能对一方打屁股。这篇谈话稿虽说由鲁迅博物馆保存，但肯定会流传开去。所以我既要努力忠于历史，又要使他们能够接受，非常难办，很费斟酌。”

　　这篇谈话稿就是《我和鲁迅的接触》，也暗含着对鲁迅碰不得的压抑感。因为作为和鲁迅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茅盾心里对鲁迅是有过一个基本评价的。韦韬、陈小曼著《父亲茅盾的晚年》有这样一段描述：

　　爸爸“也讲过鲁迅的‘知人之明’，他说：‘鲁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嫉恶如仇，但对无意间冒犯了他的同营垒中的人，缺少一点宽容。’如傅东华是同情左翼的，只因‘休士事件’触犯了鲁迅，就再未得到鲁迅的谅解。又如为了《译文》停刊事，鲁迅甚至与邹韬奋、郑振铎、胡愈之产生了隔阂。另一方面，鲁迅对于在他周围的那些从不冒犯他的人，又有耳根软的毛病，在一些非原则性的是非问题上容易偏听偏信，且因此而发怒。所以30年代文艺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老头子又发火了’！连史沫特莱都发觉鲁迅的脾气不好。‘不过’，爸爸说，‘鲁迅这些缺点毕竟只是小节，无损于鲁迅的伟大。不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吗’？”这段话表明，茅盾很早就对鲁迅的“知人之明”有自己的认识，也“不以为然”，只是一直没有说出来罢了。笔者认为，既然知道“这些缺点毕竟只是小节，无损于鲁迅的伟大”，就没有必要小题大做，郑重其事地又是“澄清”又是“答问”；即使想“澄清”和“答问”，也没有必要以“神化鲁迅”和“两个凡是”对待质疑的人。因为这只能给质疑的人一种感觉，以前之所以一直没说出来鲁迅的“这些缺点”，不是不想说，而是时机不对。

　　对此，李何林在致周扬信中有过一个判断：

　　“我为什么向你述说茅盾同志近一年多对鲁迅是这样态度呢？因为很多鲁迅研究者对他这些表现反映很坏。说他在你们未平反以前，发表过不利于你们的言论(《鲁迅研究资料》一、二辑内就有)，后见你们不只平反反而渐渐得势有权以后，就向你们表态讨好，搞搞不能答辩的鲁迅了；但鲁迅虽然死了四十三年，也不是孤立的，别人一眼就看穿了。不少人向我说：‘茅盾八十多岁了，地位也高，还怕周扬他们吗？周扬能把你怎么样？何必看风使舵呢？’。”

　　这段话虽然言辞有些激烈，但从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些重要信息：茅盾的文章的确是审时度势，顺势发力，不需要多大勇气的。联系竹内实“茅盾对于政治没有书呆子式的幻想”的说法，就更能够使人洞悉茅盾文章中所流露出的真实心理动机。

　　老实说，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倒是质疑茅盾的李何林等人，是真正“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一则因为，茅盾是自己的老师、前辈、老朋友，从撰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开始，直到“文革”期间，几十年来，李何林就一贯尊敬他；二则是，质疑茅盾还会得罪文艺界现任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事实上已经得罪了；三是很容易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凡是”派，面临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指控。事实上，李何林文章一发表，茅盾就认定“这篇文章本身证明了在鲁迅研究中也存在着‘两个凡是’的问题”。连文艺界比较友善的朋友也认可李何林是“鲁迅的凡是派”的说法。在整个社会变动和文艺思潮变动的时候，李何林不为所动，凭自己的良知判断，而不是哪一个领导或权威的结论来看待鲁迅，由此得罪了当权的文艺界领导，得罪了整个社会流行的东西。没有一点公心，没有一点勇气，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结语

　　据《父亲茅盾的晚年》作者说，1980年的时候，茅盾的子女告诉他“现在外面有议论，说你原来是支持鲁迅的，现在又反过来帮周扬说话了”。茅盾认为这是自己“反对神化鲁迅，又写了那篇‘澄清事实’的文章的缘故”。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接下来说的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胡风提出新口号的动机是什么，现在不好猜测，但至少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在作祟。”茅盾还进一步谈到，“胡风的宗派主义表现，突出在论争的前半段……周扬正相反，他的宗派主义表现，突出在论争的后半段，即胡风提出新口号之后”。各打五十大板。这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茅盾不好再坚持“胡风行踪可疑”、“分裂左翼和进步文艺界”的说法了。当然，更不会再“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