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美国和平研究所所长理查德·所罗门：

我们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外交形式

文汇报2012-02-19 

　　◆作为当年基辛格国家安全顾问团队的一员，所罗门是尼克松访华这“改变世界的一周”的亲历者。40年后，所罗门博士在当年见证《上海公报》发表的锦江饭店，就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意义、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模式以及美国的亚太战略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报　　记者 李纯一

　　四十年前的今天，尼克松总统一行正停靠在檀香山，他们的下一站就是北京。随团记者《纽约时报》的麦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写道，这队尚在飞行途中的人马，“兴致比机群的飞行高度还要高”。

　　尼克松将他这次中国之旅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因为，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签署发表《上海公报》，改变了冷战的政治局面，标志着中美关系趋向缓和，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本月6日，“纪念《上海公报》发表四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锦江小礼堂举行。在当年见证公报发表的地方，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 Solomon）作了主旨讲演。作为当年基辛格国家安全顾问团队的一员，所罗门是尼克松访华这一周的亲历者。他1971年出版的著作《毛泽东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当年曾部分被翻译成中方的“参考资料”——中国的领导人想看看尼克松的顾问里是不是有人理解中国政治。

　　所罗门出生于1937年，他在一次讲演中提到，是“日本侵华前一个月”，由于美国之后的参战，他称这是他经历过的三个历史转折点之一（另外两个是冷战与“9·11”）。1966年，所罗门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专攻中国政治。1966至1971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1971年，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顾问。1976至1986年，担任兰德公司政治学部的负责人。1986至1989年，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

　　1989至1992年，所罗门出任负责东亚及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92至1993年，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1993年，所罗门离开政界，担任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所长。2005年，他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赫伯特·亨弗利政治学家杰出公共服务奖”。

　　所罗门在服务于美国国务院期间，发现国务院并没有针对外交官员如何与外国谈判的专门训练。而在与中国代表接触的过程中，基辛格也对中国人“不那么共产主义”感到震惊——他的经验都来自与苏联的谈判。于是，所罗门在离开政界后写了一本书——《中国人是如何谈判的》，他认为谈判研究非常重要，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主研政治文化，其中就包括心理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然而此后麻省理工“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把政治学量化，由此这种比较研究在政治学里更加势单力薄。所罗门希望政治学能重新重视比较政治文化，并且希望这种观念能进入美国外交官员的世界观，为此，他曾经试着让美国国务院接受这个想法并展开一系列研究，但是没有成功；而他终于在和平研究所实现这个愿望——“跨文化谈判”项目现已出版总计12部概念与国别研究的著作，包括对中国、俄罗斯、朝鲜、日本、法国、德国、伊朗和以巴、印巴双边谈判关系的研究，而他亲自操刀参与的一本《美国人是如何谈判的》（时事出版社已于2012年1月推出中译本）成为这一系列的收官之作。他也将于今年从和平研究所所长一职卸任。

　　2月8日，所罗门博士在他下榻的锦江饭店，就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意义、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模式以及美国的亚太战略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历史并不是一股巨大的非人力量

　　文汇报：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尼克松称他来华访问的这七天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您也在讲演中提到这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伟大的外交创举。不过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里写道，中美两国的携手是“时代的要求”，“迟早会发生，不管两国的领导人是谁”——听上去似乎挺容易的。您怎样评价这种说法呢？

　　所罗门：我想，在抽象层面，基辛格博士可能是对的，但是领导人个人仍然具有实实在在的作用。就尼克松总统接近中国这件事，就存在这样的区别：其他领导人可能会说，苏联和中国正在走向对立，我们不应该卷入其中，“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苏联和中国都是美国的敌人。但是尼克松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我们有很强的共同利益。这就是其他一些领导人所不具有的观点。在这里你不得不说，尼克松总统是富有远见的，他采取了其他领导人可能会不同意的政策——他们也确实不同意。现在，你作历史回顾时是可以说，那时候的下一个十年或者最终，中美两国会学着去合作，但你不能低估一个已经存在的领导人的重要性。

　　文汇报：因此，领袖人物的作用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他们并不仅仅是“历史的执行者”？

　　所罗门：我认为领导人的不同会导致非常大的差异。比方说，现在美国政治的焦点是共和党领袖之争。这些不同的竞选人都有着迥异的个性和政策主张。在我们的政治里，公众确实会看到领导人在风格上的差异，他们也会对此作出选择。

　　我确实认为领袖个人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历史并不是一股巨大的非人力量，个人仍然具有选择和改变的能力。

　　文汇报：作为基辛格国家安全顾问团队的一员，这一周的亲历者，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所罗门：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中方在安排尼克松访问时所展现出的训练有素和目标感。那时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但我们没有丝毫感受到。我们所见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中体现出来的非常成熟、高超的外交。这是饶有趣味的一点。

　　另外，这次访问因为电视的使用一下子改变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从陷入混乱状态的国家到一个具有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长城、故宫还有欢迎宴会的精心招待，美国公众都从电视上看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尼克松总统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是很难推动与中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政策的。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两点。

　　文汇报：作为尼克松访华的重要成果，《上海公报》可以说是一个创新型的外交文件。基辛格称它是世界上第一份花了很多时间去阐述双方不同意见的外交文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格式呢？这份打破常规的公报在发表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波折？

　　所罗门：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基辛格的首次秘密中国之旅是在1971年7月，当时并未明确尼克松总统是否会访华，不过在这次秘密之旅即将结束时他们达成了一致。于是就有了基辛格1971年10月的第二次访华，大家开始做准备工作，这时候已经开始起草公报了。

　　美国方面给出的是一份标准的联合外交声明，也多少提到了双方的差异。于是基辛格博士把这份草案给周恩来，周恩来再给毛主席看，但是毛主席很愤怒，认为这份公报并不反映实情——我们都对峙那么多年了。于是中国方面给出另外一份草案，强调了所有差异——然而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于是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又花了很多时间整出一个合二为一的版本，这就和我们最后看到的《上海公报》非常接近了——中方阐述自己的观点，美方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只有一小段是讲双方共同利益的。

　　起草时最敏感的部分是台湾问题。在基辛格10月访华将近结束时，才决定将台湾部分留给两国领导人最后讨论。因此当尼克松总统次年2月访华时，这是讨论的主要内容——他们提出了一个差不多是最终的版本，然后从北京移师杭州讨论。而在杭州时，美方又因为收到国务院方面的意见，认为文件有些部分对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盟友如韩国的尊重与承认不够——于是，基辛格去找乔冠华说要修改。乔冠华说，现在把代表们叫出来工作就像半夜里叫醒北极熊一样啊——确实很突然。于是，又有了最后的谈判。但重要的是，双方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希望这次访问能够成功。

　　在尼克松抵达上海时，双方谈判代表已经对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是一项非常特别的外交进程：一开始是10月时大相径庭的文本，然后在次年2月时逐渐靠拢，最后在杭州修改完成，在上海，公报发表。

如何谈判反映了不同社会的基本文化

　　文汇报：您曾经协助基辛格与中国官员进行谈判，对中国谈判行为很有研究，作为解密部分出版的一本著作是《中国人是如何谈判的：通过“老朋友”寻求共同利益》。您有没有听到过读者的评价呢？亚马逊上有位美国读者说这本书真的非常有用，让他终于理解了未来的中国岳父岳母其实在讲什么。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认为的谈判行为的核心吗？中国谈判代表和其他国家最不同的是什么？

　　所罗门：这很有趣，以前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反应。在这里，重要的是，不同的政府如何谈判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文化。我花了五年时间对在香港、台湾的大陆人进行访谈，问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的社会和政治，于是有了《毛泽东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国人是如何谈判的》则是在我们和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谈判的经验基础上写成的。

　　这位读者和政府官员，两者的谈判方式之间是有一致性的。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一本书非常有名，叫《冲突的战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也是讲谈判的。他的所有分析都是基于他和儿童的谈判经验。这让他认识到，谈判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和美国的谈判方式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在我的书名里也反映出来——觉得对方是“老朋友”，对中方来说有多重要？怎样变成他们的“老朋友”的呢？一般来说就是交换看法，看大家是否有相同的人生观。但在另一个层面，中国社会和中国外交行为里最重要的社交元素是“吃”——中国官员总是想通过一顿好饭来与对方建立个人关系。这和美国的谈判风格非常不一样。美国人有很强的生意文化。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达成一桩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交易。美国社会也不是特别强调饮食文化。实际上，我们的国会不给国务院的官员们款待的费用，老实说这对我们许多外交官来说都是很难办的，因为没法回报中方在外交中的热情招待。我们不那么强调发展友谊和个人间的关系，而更注重这桩交易的质量。这是中美不同文化的一方面，也反映在我们的谈判行为上。

　　其他文化也会在外交中使用饮食，比方法国人。此外，语言也是非常不同的一点，美国人的语言更法律化、非常精确，而其他文化比方中国文化，就有非常不同的语言模式。如果你理解这些差异，在谈判中的应对也会有很大不同。

　　文汇报：尼克松看到当时中苏关系的裂痕，决定抓住时机向中国释放善意。当时，美国是通过什么渠道，半公开、半秘密地向中国释放信号的呢？我们知道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尼克松对《时代》杂志记者说他最希望的就是在死之前去中国，他自己去不了，子孙也要去。

　　所罗门：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尼克松先生1960年时竞选过总统，但是败给肯尼迪。实际上，尼克松在国际事务方面有长期的经验，因为他曾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并且他1960年竞选失利后离开政坛去做律师，走过世界许多地方，但唯独没去亚洲，因为越战使亚洲形势非常紧张。后来，尼克松打算在1968年再度竞选，而他不希望他的总统任期里还有越战——正是越战毁了林顿·约翰逊。

　　于是，1967年，尼克松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越战之后的亚洲》（“Asia after Vietnam”）。在这篇文章里，他就提到接近中国，然而没人注意到这个信号——那时候人人都觉得我们和中国关系很坏，而且“文革”让中国政治看上去非常吓人。但是，这就是第一个信号。

　　当尼克松1968年成功当选后，他开始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戴高乐、齐奥塞斯库打交道，并且通过外交渠道表达他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这是在1968、1969年。

　　中国方面是看到这些信号的，但是政治环境仍然不适宜。美国和中国的直接接触是通过华沙会谈。1969年，美国的华沙代表说我们想要改善关系，中国大使吓了一跳——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不寻常。但是毛主席决定回应。于是，在1970年的国庆典礼上，毛主席把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他身边。然而美国方面没有完全理解这一信号。不过幸好，我们又开始通过巴基斯坦释放讯息，就是这样我们确认了中国方面愿意接受一位美国代表秘密来华。

　　于是，这就有点像讯息的不断升级，尼克松总统的这些动作显示他将在政策上作出巨大改变，然后他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号了。于是就有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这个进程，从1967年开始，花了四年，通过释放讯息，从对抗走向直接对话。

外交在澄清误解方面很重要

　　文汇报：4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社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所罗门：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像中国这样发展如此迅速的国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仅仅30年，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是人均GDP仍然很低，因为人口庞大。我第一次到北京、上海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多的高楼。今天中国有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三四十年前，只有大约10-15%，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变化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确实是惊人。

　　现在中国是世界事务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相比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中国的封闭孤立状态、经济未与世界接轨、与最主要的友邻苏联关系破裂，30年来的变化确实惊人。中国今天仍然在试着理解其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中国确实有很大的经济影响力，但经济事务不仅限于经贸领域。例如，中国经济对稳定能源的需求让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国际政治纷争。中国必须进入世界政治之中。

　　在《上海公报》中，中方说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霸权国家，这是非常好的态度。现在，中国正在使用其国家实力来影响全球事务，并且尚处在重新定位其在世界事务中角色的阶段。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里谈到了中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始终是一群小国之上的最大国家，在朝贡体系里，这些小国都认可中国是主导性的大国；美国的经验则非常不同，美国需要打交道的欧洲国家，大小都差不多。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国际环境中自我调整。

　　文汇报：“战略不确定”也是您在讲演中提及的中美关系的现状。您认同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里提出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原则吗？

　　所罗门：基辛格博士是在试着描述一种大体态度，能够反映美中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诉求，但又享有共同的利益。现在，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共同担心的安全议题，最好的例子就是核扩散，还有例如对能源安全的需求——并非所有这些都是军事问题，有些是社会问题，比方有些疾病从一国出现然后扩散到全世界。

　　因此，即便我们之间存在差异，仍然必须在这些议题上合作，发展出一种非常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需要的新的外交样式。基辛格试着找到这样一个概念，能够成为合作政策的基础。

　　文汇报：过去，合作通常是建立在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中美两国不存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敌人，疾病等社会问题都是非常抽象层面上的，那么中美两国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深入的互信？

　　所罗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外交形式。欧洲政治的传统模式是，为了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或威胁而结盟。但是今天，幸运的是，我们并不使用相同的模式。我们没有看到像20世纪的德国、日本那样的威胁。因此新的外交形式是寻求合作、处理经济一体化以及社会互动新方式如信息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我们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外交形式，让不同国家、不同的人们在差异中相处。

　　文汇报：去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外交政策》发表长文，提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这个概念；此外美国还推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似乎仍然在潜意识里重复强调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念、政治体制都是无与伦比，值得全世界敬仰乃至效仿的；并且美国有权利、乃至是注定在世界舞台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所罗门：中国现在具有比过去都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东亚。这让许多东亚国家都感到需要寻求一种保证和影响力的平衡。而美国这十年来一直深陷于中东地区的冲突之中，现在则正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美国在亚洲有非常大的经济和安全影响力，因此现在是重新聚焦亚洲——美国曾经在亚洲打了三次大仗：二战时与中国一起对日抗战，然后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今天，这些经济与安全上的基本利益依然存在。

　　我对TPP的理解是，这是一个旨在将有着相同经济结构、开放贸易关系、开放市场准入的国家相连的机制。我们认为这种经济模式最为有效，许多其他国家也接受这种经济模式。中国并不是被排除在TPP之外，而是成员国资格的条件与中国现在的经济运转方式有所不同。确实我们在市场准入、汇率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是我们两国政府希望通过战略经济对话进程解决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在试图主导、或强调我们美国的经济道路就是处理经济事务的唯一道路。

　　文汇报：但美国目前的亚太战略让我们感觉非常紧张。

　　所罗门：是的，每个人都感觉紧张。这也就是为什么外交在澄清误解方面如此重要。

　　文汇报：40年前，《上海公报》签署时，全球格局的重点是东西方关系；40年后的今天，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格局的重点似乎转移到了南北关系上来，财富、教育、医疗等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成为最为尖锐的问题。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判断？

　　所罗门：首先我想，东西关系今天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是对于财富分配的南北问题，是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并且中国也正处在许多这类困境的旋涡之中。大国必须要学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更多地在小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投资，而不造成憎恨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