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山剿匪记电影视频: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我们的父亲（序）

　　张素我序 一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学生不上课了，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有一次先父张治中将军也被邀请登上城楼。他耿直地向毛主席说：“你走得太快了，我实在跟不上了！”

　　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6-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红卫兵来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声称是来破“四旧”的。我家是一座旧楼房，大儿子正好在家，立即开了门，他们一哄而入，楼上楼下乱窜。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过了几天又是另外一批红卫兵来了，坚决要把上批人封存的东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心中很不耐烦，直摇头。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教学用具——打字机，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凶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第二日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就进大门了。指着父亲问：“你是谁？”“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过了一天父亲家中的警卫都换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父亲受到周总理的关爱，被保护起来了。

　　张素我序 二

　　就是那次他听说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平时骑它上班。其实他已早送给他的单位水利部了，可是他们这次要在我家找。那么大一辆车，何处能藏？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中间有一小块空档，红卫兵手拿皮鞭罚我爬进去，哪有？这不是没有常识吗？都是高中学生了！我当时只得服从，不然要挨一鞭子的。过了几天麻烦又来了。一伙红卫兵要住我家楼下，我们不得不应允。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人声嘈杂，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我们必须下楼为之开门。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

　　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了。”我见单元门口有一辆大吉普车。上到三楼家门紧闭，敲门保姆才开，原来水利部来人抄查文件。又过了几天水利部来人把嘉彬带到部里，说是隔离审查。这一段时期他不时写信要我送上零用钱、换洗衣服、肥皂、牙膏。那个年代我的小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个大雪天部门前有许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后来我才得知嘉彬打着赤膊仅穿一件棉纱背心，从车上把煤卸下，身上汗流浃背。1969年我父亲病危，母亲就和国务院有关方面说了话：“我的长子远在台湾，长婿如长子，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问题，再叫他回去，可以吗？”嘉彬终于回家了。

　　那时我的学校对外贸易学院也为我设了一个专案组，好像是由青年教师组成的。记得那时学校进驻军宣队和工宣队。一段时期的晚上我必须去学校接受众人的审讯一一回答。因1940-1946年周嘉彬在西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副主任，我一直在家赋闲。后来成立外语班请我去教英语。回忆被审问时我像在演戏似的，自己常常被他们逗得大笑起来。比如：“你穿国民党军装吗？”“每月拿多少工资？”我答那时我是家庭妇女当太太，怎么会穿军装呢？那不是太难看吗？至于工资，我是尽义务的。

　　张素我序 三

　　“文革”过后总结了三分缺点七分优点。稍后，倒了过来。最后邓小平同志上台，完全否定了那次浩劫。我国的建设落后了20年！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国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我也已经96岁高龄了。我对来拜访的周海滨同志说：“那个年代，我觉得一点好处都没有。”

　　周海滨是访问我的一位年轻的记者同志，我的小同乡。他多次来我家中看望我，我也几次喊海滨来我家中。他说我的年龄是他的三倍多，我的人生他阅之不尽，他还说我说“是的”时，他感受到了乡音。

　　海滨同志还写出了采访张自忠将军女儿张廉云女士的文章，以及其他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后人的文章，每一篇我都认真的看过，并将刊登文章的《中国经济周刊》杂志摆放在家中醒目处。我很欣赏他的口述历史文章和他的执著精神，所以我还推荐海滨访问我的老朋友、报人成舍我之女成幼殊。

　　现在他要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我很乐意为其作序。我年事已高，遂拿出91岁所写的没有公开发表的如上文章作为周海滨同志书稿的序言，同时也是作为父亲诞辰120周年的纪念。

　　（张素我，张治中长女，曾任民革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本文原题《“文革”浩劫周总理保护张治中》）

　　李济深生命中的红线——李筱桐讲述父亲李济深生平

“特殊角色”（1）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李济深箭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居然能在重重监视之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能登上天安门城楼。

　　2010年6月25日上午9时，解放后与李济深相处时间最长的女儿李筱桐畅谈往事。

　　在他六女儿1李筱桐的家中，这位老人指着家中一柜子的孙中山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辈子，我们家都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李济深，这位身份特殊的国民党元老，这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筱桐这位被毛泽东在信中称为“兄”的曹海鹏摄1　李筱桐是李济深五女还是六女，说法不一。她解释说：我是第六个女儿，其中夭折了一个，所以我对外总说我是第五个女儿。

　　“父亲威望的形成有两个阶段：一是在'辛亥革命’；二是在黄埔军校。”李筱桐说。

　　李济深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的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16岁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当时胡汉民在这里担任国文教员，“胡汉民的历史课程是他自己编的，我爸爸就是受了胡汉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李济深进入保定陆军学校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就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北伐中，李济深被粤军北伐司令姚雨平任作战参谋，并在北伐军取得的国镇、宿州和徐州三次大捷中立有重要战功。

　　“我父亲作战英勇，尤其任职粤军第一师的李济深是在宿州战斗的时候，父亲的坐骑中弹倒了，但他非常勇敢镇定，继续徒步指挥战斗，直到战斗大胜。”李筱桐说。

　　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李济深回到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陆大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李济深感到非常的压抑。在一次回乡探母的路上，遇到了邓铿。在邓铿的劝说下，李济深辞去陆大的职务，留在粤军第一师工作，不久被调升为粤军第一师参谋长。1922年5月，粤军一师奉孙中山之命参加北伐，连战连捷。

　　1923年，孙中山任命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

　　“那个时候北伐军的后勤是非常紧张的。在北伐的时候，为了得到一点点钱，廖仲恺不得不陪着富商抽大烟，这样才能从富商那得一点钱来支持革命。”李筱桐说，“父亲担任西江善后督办期间，他为革命筹集到了很多钱，保证了北伐军的供应。”

　　李济深还在肇庆开办西江陆军讲武堂，他积极扶植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纮，驱逐云南军阀唐继尧，并于1923年7月，平定了广西。

　　1925年8月，粤军一师改编为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实力最强的4军下辖4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叶挺任独立团团长。同年10月，李济深率部东征、南征，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黄埔军校旧址有4大公园：中山公园、介石公园、仲恺公园、济深公园。孙中山是黄埔军校的创办人，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廖仲恺是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而李济深在黄埔军校创立之初只是出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4大公园李济深何以占其一呢？

　　“父亲在黄埔军校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建军。”李筱桐解释说。

　　当时黄埔军校在筹办过程中，在经费、武器、干部等方面有很多困难，滇、桂、赣、湘军等部，表面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实际上认为黄埔军校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而在各个方面均不提供支持。而李济深对筹办黄埔军校非常积极，他以粤军一师师长掌握的实力作后盾来支持军校。为解决亟需的军费，李济深从粤军一师提出现款3万余元交军校使用；军校无枪进行训练，他又从一师部队中提取200支枪；他主动调4军的得力干部邓演达等支援黄埔军校。

　　“特殊角色”（2）

　　由于蒋介石不看好黄埔军校，所以提出辞去黄埔军校筹委会委员长的职务，孙中山只好让廖仲恺代理蒋的职务。1924年廖仲恺任命李济深代理“入学实验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主持学员的考试、录取工作。当时录取委员会贴出的公示是“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旨行之，以其选拔人才，无负重托，拒绝徇私舞弊”，第一批学员录取了近500人。1926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副校长。

　　李筱桐认为：“父亲有个特点，他从不培养亲信，反而越是他亲近的人他越是避嫌不重用，所以他在职场身后无人，也没人有意歌颂他。父亲在广州担任行政领导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清党。”

　　“清党是由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的，我父亲只是当时补委员中的倒数第三个，前面还有主席、委员、候补委员29个人，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他，清党远不是我父亲能决定的。现在像《建国大业》、《肝胆相照》等影片的宣传，一说清党就说是李济深。但是我父亲的主张和蒋介石是完全不同的。正如那时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方鼎英回忆的1：当时，无论是农会还是工会，都造成了很多社会治安问题，你作为这个城市的行政长官，你肯定要在乎社会治安。既然造成社会治安问题，就把他们清走算了，还发给他们路费，给他们工资。我父亲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他内心是不同意杀共产党的。”而且那时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亲信：钱大钧和朱家骅作为清党的司令，监督清党。

　　李沛金在《我的父亲李济深》一书中谈及此事时说：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电令清除共产党时，父亲曾写下“蒋介石清党”的纸条给共产党联络人看，并且将行动的时间拖延了三天，让许多共产党人得以转移。另外，他们还由梁漱溟先生放走一批已经被捕的共产党员。但这次屠杀还是未能避免，这令父亲终生感到内疚。

　　1　清党时任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方鼎英回忆说：1927年4月14日，即黄埔军校宣布清党的先一日，午后3时许，我正在广州入伍生部，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李济琛自沪返穗，专人邀我到河南士敏土厂留守总部去谈话，时在座者有负后方中央党部责任的朱家骅与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二人。一见之下，李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清党电令示阅。我反复阅读，尚未作声，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校长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多少？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日有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负责？”我反问说：“据电台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是吗？”李答：“是的。”我因表示意见说：“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的是：去年决定北伐时，我鉴于学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的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已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今既清党，我有三点要求：㈠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3天时间，在这3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船前来；㈡3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㈢请给我一些款子，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准许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3个月薪水作川实，有困难者可预支5个月。这是不清自清之法。唯有熊雄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虽不得而知，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其远出国门，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李点头沉思，而朱家骅、钱大钧两人则对我瞠目而视。我料知他们的内心是极不谓然的，因再表示我的意见说：“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请另选高明。”李乃说：“就这样吧。”清党办法就这样做出了决定。

　　联共抗日反蒋在国民党中，李济深是位特殊人物，不是因为他功高位重，而是因为他曾3次被蒋介石永久开除国民党党籍。

　　对于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李筱桐说：“蒋介石对父亲是又敬又恨。”

　　蒋介石敬的是李济深在党内的号召和人格魅力，恨的是李济深“处处与蒋作对”。

　　1928年，李济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并致力于调停蒋桂矛盾，使蒋介石与李宗仁关系正常化。“桂系原来是地方军，父亲把他们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们视我父亲为恩人。”可是“湘案”事件，致使蒋桂矛盾公开化。李济深周旋其间，只身赴南京“鸿门宴”，不想被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他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据李济深副官龙飞群的回忆，蒋介石逮捕李济深采取的是欺骗手段：“当天，蒋介石来帖邀请李济深在蒋介石公馆赴晚宴，时间将到，曾电话3次催请，故李与副官及警卫人员等，前往蒋公馆赴宴。一到现场，顿觉气氛不同，戒备森严……”这时候，外厅突然进来两个军人，叫龙飞群把公事包交给他们，龙说要亲自交给李本人，话未说完，两人便强行动手，迅速将龙的手枪与公事包夺去。与此同时，在门外的李济深的随行警卫，也被人缴械用汽车押走。

　　粤军一师的邓演达是李济深的部下，在李济深被软禁之后，邓演达组织军队要“劫狱”。

　　“邓演达和宋庆龄关系很好，孙夫人曾跟蒋介石说邓演达不能杀，他是一个功臣，蒋介石也承诺了不杀，后来邓演达要把我父亲秘密劫走，都成立军队了，蒋介石就把他杀了。”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国民党党籍。“我父亲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向蒋介石建议，把张学良的东北义勇军调过来，军事委员会都通过了，蒋介石不准。蒋介石说这叫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所以使劲撤退不抵抗。”李筱桐说。

　　20世纪30年代李济深携子摄于南京1932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其秘密逮捕并杀害。李济深获悉后，他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为了救国也是为了自救，只好采取兵谏的方式，即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策动各方面共同反蒋抗日。”1933年10月，蒋介石再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在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司令彭德怀商谈合作反蒋抗日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云逸为中共驻十九路军代表。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军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精诚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

　　1931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李济深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总监，后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图为当年在南京寓所前的留影。

　　政府失败了以后他们就自然转向了'大同盟’。“李筱桐说。

　　而且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父亲与宣侠父有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当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污蔑'赤化’而遭解散，宣侠父就南下，到父亲的家乡继续革命活动，这段时间，父亲还重用宣侠父为秘书。”

　　“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军长接洽，叶挺十分欢迎。父亲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随后，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

　　“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和冯玉祥上庐山和蒋介石面谈，告诫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

　　1938年8月，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李筱桐说：“虽然蒋介石软禁过他、通缉过他、暗杀过他，但是他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重新制定了'大同盟’的纲领，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共同抗日的时候，他自动服从蒋的命令，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了。”同年10月，“大同盟”宣布解散。

　　在桂林办公厅暗帮越共（1）

　　1940年，李济深调任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1.由于长江以南的几个战区的司令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余汉谋、驻柳州的张发奎，全是旧四军出身的将军，蒋介石要借助李济深这位“老长官”居中加以调处，所以桂林办公厅管辖三、四、七、九战区，指导粤、桂、湘、赣等八个省。

　　但是，桂林办公厅是一个承转机关，蒋介石用意很明显，想以此削弱李济深的力量。蒋介石还在李济深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务，对他的行踪进行监视。

　　“父亲在桂林虽无实权，但仍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上又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场合都没有人敢驳他的面子。基于这样的关系，他觉得在桂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比在重庆时自由得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战区的各次会战。”

　　1　桂林办公厅是以白崇禧负责的桂林行营旧班底组成的，下设作战、情报、总务、军法四处，其中第二处舒宗鎏、第三处副处长黎民任是李济深部下。

　　李济深利用他的影响力，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胡志明。

　　当时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有办事处，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存在，这得益于李济深的批准。“胡志明化名阮爱国在桂林办事处活动了一年半。胡志明会说广州话，和父亲成为至交。”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访问中国时，胡志明却做了一件让李济深十分尴尬的事。

　　“他来中国访问，我父亲也参加接见。胡志明认识我父亲，还是好朋友。会见时，毛主席站第一，我父亲在后排，他不理毛主席，就直接跑到我父亲那去了，拥抱接吻，这是越南的礼仪。”李筱桐笑着说。

　　1970年代，中越关系紧张。1979年，党中央派李济深之子李沛瑶访问越南。

　　李筱桐说：“当时胡志明已经去世，越盟的元老中只剩下武元甲，那时候也有80多岁了，眼睛已经瞎了，一听说是李济深的儿子来了，就一定要会见。他就用手摸着我哥说'呀！太像了’。不过，我哥确实很像我父亲。这次访问之后，中越关系得以改善。外交部称赞我哥哥说太有外交能力了。”

　　在桂林办公厅，李济深还掩护宣传抗日救国的“三户印刷厂”，使其免遭查封；对宋庆龄、陈嘉庚等从海外所募集支持八路军抗日的医药物资，他力排蒋介石特务的干扰，尽快批示放行；他还出面阻止蒋介石特务对陶行知育才学校的捣乱活动1. 1941年1月，国民党右派制造“皖南事变”，逮捕了叶挺将军，大肆捕杀中共人员。“父亲非常气愤，立即用桂林办公厅所控制的民航班机，秘密将中共党员张友渔、夏衍和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漱溟等送到香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遭到强行撤封时，父亲应周恩来的要求，组织力量1　李筱桐还介绍了李济深如何解救邹韬奋等人。三联书店被查封，密令要逮捕邹韬奋。我父亲就把密令压住，然后派内侄黎民任（黎民任是桂林办公厅办公室主任，1948年前后，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装在麻袋里扔到珠江里杀害）赶紧把他送走了。送走之后，他才假装地说：这个邹韬奋是不能走的，怎么走了呢！特务就来追查邹韬奋怎么走的，他说我才接到的密令。他又说：这人老在这捣乱，给他清走得了。

　　在桂林办公厅暗帮越共（2）

　　范长江的解救是因为我父亲很喜欢书画，就组织了桂林文化名人游漓江，安排范长江在半道上逃走，桂林办公厅早就给他买好飞机票了。

　　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6年11月底，李济深联合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推举为主席。他积极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努力。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他痛心疾首地说：“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们国民党执政已20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照道理说，应该自我检讨，向全国同胞谢罪，真正还政于民。本来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孙总理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根据民主原则所创立起来的救国主义，但自蒋介石在民国十七年执政以后，这一切都被遗忘或被遗弃了。从此我们国民党，便逐渐与人民隔离，逐渐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奴役人民。在党内实在亦无丝毫民主气息，正因为我们国民党，被独裁专制势力劫持之下，违背总理遗教，拋弃了'三民主义’，压迫一般人民与民主分子，对广大人民采取治上苛酷的剥削政策，引起全国之不满。”

　　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7年冬，李济深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开会的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的81周年诞辰。李济深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在这个日子召开大会，就是象征着中国国民党的再生。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济深代表“民革”

　　发表了成立宣言，他认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国民党内部实力派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各种关系，积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反蒋。“民革”成立后，即发表《告本党同志书》，指出“本党（国民党）不乏忠贞之士”，“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亦深望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民革“）……允宜率先起义……”

　　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专门从事策反。“当时民革成立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李筱桐说。

　　李济深派了不少得力干部回大陆，担任军事特派员，负责策反工作。他还给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如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写亲笔信，敦促他们反蒋。他派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上海，策动国民党中将刘昌义起义。“另外，像四川的陈明仁、云南的卢汉等都是成功策反的典范。民革策反成绩斐然，1949年6月23日，毛泽东亲自宴请并嘉奖了这些起义人员。”

　　李筱桐说，1948年9月，父亲曾派人带信给陈仪，让他反蒋。陈仪答应了，但陈仪过于热心地想拉汤恩伯参加。汤恩伯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黄埔军校毕业，是蒋的嫡系将领。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后来，陈仪在上海被押往台湾，之后被处决1.“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就数次组织人暗杀我父亲。列了个名单的，是暗杀名单，这是从国民党内部知道的。我亲历的一次暗杀我父亲的行动是1952年。有特务提着汽油来放火烧房子，被我们家的警卫发现了，旁边的公安局警察也来了，就在我们房顶上打仗，公安和警卫也交起火来。遗憾的是，特务没有被抓住，一名公安被警卫误伤牺牲了，我就住在房子顶层。”

　　李筱桐告诉我们：“我们家在香港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策反是需要很多经费的，我父亲就把我们家在南京的房子，当时一年的租金是1亿元，相当于港币20万，拿出来作为策反的活动经费，党中央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派董必武送来700万元作为策反的经费。”

　　李筱桐说：“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做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1　陈仪与汤恩伯情同父子，汤恩伯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老，学生愿拜您为恩师，生死与共。”据说，汤原名“克勤”，后来改名“恩伯”，就是为感念陈仪早年的提携之恩。

　　北上前的多方争夺（1）

　　在周恩来邀请北上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爱国人士中，李济深排名第一位。但是第一批北上的人士中只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

　　李济深为何不在此列？

　　此时在香港的李济深是在港民主派领导人中威望最高的一位。对他来说，北上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要面对的复杂情况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那个特殊时期，他的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目光和关注：蒋介石、宋子文、美国政府、香港当局、李宗仁等都对他积极争取。蒋介石要秘密除掉李济深；宋子文希望李济深取代蒋介石，保住华南；美国政府试图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之外再组织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蒋介石；香港当局则希望李济深留在香港；李宗仁也希望向李济深寻求帮助保住华南。而李济深自己也有个计划：与中共合作击败蒋介石！

　　1947年10月初，广东省省长宋子文在香港拜访李济深。据李沛金回忆，“他（宋子文）告诉父亲他担任广东省省长并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而是美国政府的授意。美国政府对蒋很不满意，想让宋子文、孙科、张群等取代蒋介石，领导政府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他希望父亲能够说服以前的部下陈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和桂系共同参与。父亲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这将会延长冲突，造成更大的伤亡。”同时，李济深向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反建议：先在广东省释放政治犯。宋子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并无实力做到。

　　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是不可避免了，于是就发出试探，试图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组织一个新政府。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李济深作为代替蒋介石的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中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的。“该报告在美国国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美国寄希望于李济深1.”美1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国派前任招商局主席蔡增基对父亲讲述了美国的计划：组织第三势力取代蒋介石。父亲认为这个计划将造成中国的分裂并将卷入无休止的军事冲突。他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建议。“

　　“但是英国和美国当局都不希望我父亲去共产党解放区。”李筱桐说。

　　1948年年底，控制着40多万军队的白崇禧想说服李济深参加桂系与“中共”和谈。在此之前，白崇禧曾5次逼迫蒋介石从领导岗位上下台。白崇禧让人带大笔钱款和一封私人信件乘专机到香港联络李济深。而此时，李济深已经离开香港。

　　1949年初，李宗仁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后，他致电父亲、宋庆龄、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张澜、张东荪和另外一些人士，想获得他们的支持。此时，民主党派已与共产党合作。“李宗仁致电父亲时，父亲早已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

　　李济深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的关注。香港特务机构头子的王翠微，被派遣日复一日地拜访罗便臣道92号，表面上是为了表示尊重，事实上是监视他的行动。“在我们家的周围，随时都有港英当局的警察，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监视，在我家楼对面的一个旧车库里，国民党的特务时时刻刻监视着我们。在门口，有香港雇佣的印度籍警察走来走去。”

　　北上前的多方争夺（2）

　　而且，对于李济深来说，北上则意味着一场生死离别。当时李济深的第二个妻子双秀清已经重病在床。

　　“我母亲肝癌到晚期，出现了腹水，很严重了，我父亲北上就是生离死别。我母亲那么病重是不能走的，我们就在等我母亲死，等我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才北上。”李筱桐含着泪说。

　　这时候对于李济深来说，北上还有着更加难以抉择的原因，那就是他的3个儿子都在蒋介石手中。

　　“北上时候，我3个哥哥都在蒋介石的手里，3个男孩：李沛钰、李沛文、李沛琼，一个在航空学校，一个在少年航空学院，一个是华南农学院的院长。因为李济深反蒋，就把他们控制起来了，这是血肉连心的。父亲不是待在香港不肯走！”李筱桐说，“在抗战期间，日本人曾派父亲的一个朋友来找父亲，说只要能够合作就将中国华南、西南交父亲管辖，被父亲当面拒绝。父亲为了表明抗日的决心，还在1942年和1944年先后送李沛钰、李沛琼到幼年空军学校学习，把孩子送到空军学校不”左派“。她的儿子廖承志此时任新华社社长。李济深常敬重何香凝，所以”中共“通过何香凝来做李济深的工作。

　　何香凝向李济深介绍了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她建议李济深早日北上去解放区。

　　何香凝对李济深说：“任公，你还是早去为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自身的安全”1同时，李济深也深知留在香港对自己非常不利。何香凝还告诉李济深，说周恩来对他在桂林主政时提供的帮助念念不忘。当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采购运送各根据地所需的无线电器材、汽油、西药等重要的物资。而这些物资运到桂林之后，需要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的批示，才能够有车辆运往陕北等地。而凡需要李济深批示的，他总是予以批准。

　　何香凝的一番话，让李济深下定决心北上。然而，李济深不仅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更是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他如何才能避开各路人马的视线，“金蝉脱壳”呢？

　　为了麻痹监视他行动的密探，李济深巧妙地安排在动身北上前一天即12月25日圣诞节，由他发出请帖邀请王翠微夫妇到他家里吃饭，时间定在12月27日。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会在26日离开香港。

　　而在李济深府邸外，国民党特务早已安排了监视哨，有一个小杂货铺正好能看到李济深的衣帽间，只要李济深挂在那里的外衣被拿走了，就说明李济深走了。当李济深临走之前要去拿这个衣服时，一双手挡住了他。

　　这个人就是“中共”统战战线和秘密战线的翘楚人物、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2.他告诉李济深，何香凝邀约赴宴。

　　夜深了，看到李济深的外套还在，对面的特务以为李济深还在。小杂货铺的灯光仍然亮着，而李济深已经消失在夜色里3. 1　《人民日报》，1983年8月14日。

　　2　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潘汉年负责把上海的民主人士转运到香港：“珍珠港事变”日军进占香港时，潘汉年又负责把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转运到内地。解放战争后期，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北上重任又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

　　3　27日傍晚，王翠微携夫人带了一些罐头食品作为礼物来赴宴。李济深的3个194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的这一天，远在西北坡的毛泽东从李维汉送来的电报中接到了这个最好的生日礼物。

　　北上前的多方争夺（3）

　　当晚，李济深一行的车队直奔维多利亚港。他们不紧不慢地上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几条游艇，还随带了很多酒菜。游艇在海面上飘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调头驶向东南，靠近了早已停泊在此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一登上“阿尔丹”号就发现很多熟人老朋友，有彭泽民、柳亚子、朱蕴山、茅盾、洪深等人，他们都是乔装打扮了一番：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有的扮作商人，但他们都是两手空空，以免引人注意。

　　在阿尔丹号上，他们迎来了1949年的1月1日。为了庆祝新年，也为了他们的新生活，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兴奋，一起共话未来。同船的茅盾还准备了一个大册子，请大家题字，李济深提笔写下了：“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1949年1月7日，一艘货轮驶进苏联控制的旅顺军港，苏联战舰鸣笛致敬，这艘船正是“阿尔丹号”！

　　为什么货轮要舍近求远，不停靠大连港而停靠旅顺军港呢？原来，周恩来认为，大连港虽已解放，但是国民党特务仍然有可能在李济深上岸时趁机暗杀，所以改走旅顺军港登岸。

　　双秀清去世之后，李济深的家人也都动身北上，1949年9月抵达密友舒宗鎏、叶少华、吕方子受邀出席宴会。然而，李济深早已不在家，他已于前一天晚上午夜时分登上了苏联货轮。在父亲的寓所里，王翠微被告知父亲去看牙医了。到晚上6点钟，李济深还没有出现，叶少华和舒宗鎏说李济深可能还有别的事要做，还是开始就餐吧。到晚上8点钟，王翠微满怀疑惑焦虑地离开了。后据报道，王翠微被撤职。

　　李沛金在《我的父亲李济深》一书中回忆说：在父亲离开香港前，国民党特务机关想暗杀父亲，但由于找不到机会失败了，最后，特务机关头目毛人凤找到了一位合适的杀手张序（化名何友芳）。张序是“民革”的一名成员，因此能够接近父亲。但是，在他们实施计划之前，父亲已离开香港。1949年，他们又想派遣张序去北平实施这一计划。张序开价50000美元。毛人凤认为张序的要价太高，另外，一旦张序到了北平，他就跑出了毛人凤的手掌不再受控制。如果暗杀失败，将很难向总裁蒋介石解释，所以，这个计划被放弃。

　　塘沽。

　　“我们坐的是丹麦的货船，从香港到塘沽，很危险。因为我最小，小孩们又馋，大孩子们就把最小的我推到丹麦船员室唱英文歌，跟他们要吃的，要点巧克力什么的。到了以后，我们还不能进塘沽，因为是外籍轮，父亲打通了好多关系才能上岸。上岸的时候父亲就看见我们都带着黑纱，人群里我最小，当时我看起来就像三四岁的孩子，其实我已经6岁了。父亲特别心疼，他抱起了我，老泪纵横，我从来也没看见过父亲眼睛充满泪水，他就想我这么小的孩子就没妈了……”李筱桐哽咽着说。

　　“我们家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困难，把香港的房子出租。阳台上都是人，我和母亲睡，三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里上下铺，就为了把最大的房间给我爸，要留一个靠海的最好的房间作为客厅。有一次，在这房间里，父亲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我父亲上身穿得挺不错的，可是脚上穿的鞋，大脚趾都露出来了。《时代周刊》的镜头刚好就把露着大脚趾的照片登出来了，这张相片美国人民看到了。我在美国的哥哥也看到了。”

　　“因为经济问题，我母亲在生我之前，打掉一对双胞胎，所以身体很亏了，就不能再打了，又怀了我，我就算留下来了，我就先天非常不足。”

　　1949年2月25日，李济深和其他民主人士到达北平，参与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事宜中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首次开会。李济深在会上致辞：“我们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

　　李筱桐童年里的父亲：在家背“为了什么什么，…

　　来到北京的李筱桐，跟随家人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人多住不下了，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李公馆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楼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大餐厅，一间办公室兼书房，两间会议室、一间台球室、一个储藏室和许多浴室（每两个卧室合用一间）。李筱桐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层。“我们一家那时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亲的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莲、5个儿子、8个女儿、4个孙子辈孩子和一个阿姨”。据李沛金回忆，“国家给父亲配备了一个行政助理、三个助手（负责文件、安全和一般事务）、一位医生、两辆轿车及司机、厨师和佣人。楼里驻扎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每当父亲外出时，警卫人员就随同护送。”

　　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

　　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特别喜欢孩子，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家里吃一点点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背为了什么、什么……干杯！他是负责宗教民族问题的国家副主席，有很多宴请，比如侨胞代表团什么的。”

　　参加完活动，“回来以后就还穿着这身衣服，跟孩子玩。”李筱桐回忆说。

　　由于李筱桐看上去瘦弱，来家中议事的客人也对她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张伯驹伯伯送给我一只小狗，我给它取名叫家虎。父亲给我喝的牛奶，我总会偷偷分一半儿给家虎。”

　　童年的筱桐戴着八角帽，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张戴着八角帽的照片说：“这是在解放区买的衣服，别看我戴着小八角帽，穿着小列宁装，看起来干净精神，可是在我书包里，总是藏着没吃完的馒头夹鸡蛋。”

　　虽然李济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但“听说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薪水还高”。但李家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父亲很节俭，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他不喝酒，偶尔才抽烟，在家中常穿旧的中式长袍，但这份薪水还是不够的。”

　　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右二）与李济深（右一）等代表步入会场。

　　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笔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吃顿烤鸭什么的。“

　　李筱桐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比如迁都，一定在北京，不能在哈尔滨。比如保护国画、围棋、佛教，总理都非常重视。”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后来，毛主席说：”民革'里我只认识李济深。“

　　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李筱桐童年里的父亲：在家背“为了什么什么，…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父亲在病危的那三天中，周恩来总理天天来探望他。周总理还问李济深在家中书房整理文件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孩子们的问题党和国家要负责。”

　　“总理对我们后代的事都是有交代的，在父亲逝世后还是念念不忘。说'你们都是党的人，是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总理说的。”李筱桐说，我们这些后人都很怀念周总理。

　　但是，李济深在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父亲不希望后代从政，他希望我们学技术，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李沛文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我去学纺织。'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让最小的儿子、我的九哥李沛钤参军上战场。我们家还有学林业、水利的，学成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你从我们家孩子所选择的行业，也能看出我父亲心中想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2月2日凌晨，当歹徒进入居所行窃时，他进行了严厉斥责和教育，当歹徒持刀行凶时，他虽年过花甲，仍与凶残的罪犯进行英勇搏斗，不幸牺牲。

　　“这个警卫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长得挺好的，眼睫毛特长，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如今的李筱桐回忆起父亲，最幸福的是与父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访谈结束后，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爱国。”

　　1952年，女儿李筱桐与李济深夫妇在北京寓所合影。

　　李济深简介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人。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早年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中学、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新军任见习官、排长，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继续学习。1909年，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

　　1914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留校任教官。1919年在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曾参加护法运动，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1925年8月，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出任军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省长。1931年后，任国民党军训练总监，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并在福州组织建立起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出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脱离国民党。失败后赴香港。1935年，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1937年七七事变后，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国民政府上将军事参议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军委会西南办公厅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春曾与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主席。1948年5月，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由香港赴东北解放区。9月，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至1959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主席。

　　张素我、张一纯姐弟讲述父亲张治中：

　　两战淞沪的一代名将张治中张治中简介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蒋介石八大金刚1之一。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张治中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同时，张治中又以其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

　　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1930年代，张治中与蒋介石等人合影1　蒋介石有“八大金刚”，即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诚、刘峙、张治中，他们都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在蒋介石集团中掌握兵权者，大都是“八大金刚”门下黄埔第一、二、三期的学生。

　　1985年，习仲勋代表党中央在张治中将军95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白先生是杰出的爱国将领，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是同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1983年3月，邓颖超评价张治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亲笔信张素我张一纯张治中，这位唯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唯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国共”往事？

　　张治中离家：咬口生姜喝口醋张治中1890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16岁那年，张治中满怀梦想离开了这个养育之地，怀揣着留有母亲体温的七拼八凑筹来的24块银元，独自踏上了外出闯荡的路。与很多中共革命者从此不归故乡不同的是，这位在“国共”两党中均居高位的风云人物，在此后的人生中，故乡洪家疃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和心灵的栖身之所。

　　离家远行前，母亲要张治中咬口生姜喝口醋。这句流传在安徽洪家疃村的古训，寓意是在人生的岁月里，只有能够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生存不仅艰难、局促，而且残酷、迷茫。张治中正是凭借着母亲的教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代名将。

　　“咬口生姜喝口醋”也成了张治中一生的座右铭。无论是参加最后一科考试遭遇不公平落榜时，还是作为“备补士兵”和“备补警察”食不果腹时，甚或是在浴血沙场之际，他靠的就是这种尝遍苦辣辛酸的坚韧之心而勇敢存活下来。

　　后来，张治中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将这句话写成一块横匾，以省身心。张素我、张一纯、张素久都说，父亲的所有言行，几乎都打上了这句话的印记。父亲说，“我之所以有今天，是这句话赐予的。不但我永远不能忘，我的儿女也应该永远不忘他们的伟大的祖母。我愿我的子子孙孙，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和遗教。”

　　张治中对母亲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改变了张治中的一生。从篾器店学徒毅然出走到安庆报考陆军小学，张治中的父亲并不赞同，但是母亲费尽心机、毅然举债筹资支持儿子求学，否则，张治中也许像父亲和叔父一样，终其一生只是个农村篾匠。

　　张治中说：“我自小一切得到母亲的培养，她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按照当时的环境，如果没有母亲的支持，我要迈出第一步也是1不可能的。”

　　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的张治中，并没能如愿在省会安庆考上陆军小学，迫不得已在安徽当了“预备警察”，后在扬州进警察教练所，“辛亥革命”时投身学生军，参加北伐。

　　1924年，孙中山赴广州，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听说张治中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等生，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从此，张治中步入国民党军事阵营，而蒋介石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

　　自16岁离家后，经过20年的奋斗，到20世纪20年代，不到40岁的张治中已成为国民党的中流砥柱。

　　国民党中只有一位妻子的将军1909年，17岁的洪希厚按照当地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张治中，并陪伴他直到1969年去世。

　　洪希厚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张治中一生对张治中与夫人合影于重庆桂园洪希厚始终不离不1　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1937年秋，张治中与夫人、女儿们等在家乡弃，两人相濡以沫60年1.张一纯说：“国共”两党高官唯有两人一生只一位夫人：共产党有周恩来；国民党有张治中。母亲没文化，到北京之后因为要参加会议，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因此，当时国民党中不少要员都和张治中开玩笑，劝他另娶出身高贵的小姐。而当时高官家庭连娶三妻四妾并不鲜见。张治中却说：“她是我孩子的母亲，也是我的家乡人，抛弃了她，我将来何以向子女交待，何以面见家乡父老？”

　　据张素我姐弟等人回忆，“母亲一生对父亲的工作从不乱发表意见，1　洪希厚是张治中指腹为婚的妻子。她17岁嫁到张家后，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张治中都在外闯荡，作为长媳的洪希厚，不仅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公婆，还要照顾小叔子们。公婆去世时，张治中仍然没能赶回来。由于家贫，年仅23岁的洪希厚只好带着一个七岁的小叔子，回到娘家艰苦度日。1976年，洪希厚去世。

　　但有一次，母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此时，张治中准备赴淞沪抗日战场，他的四弟张文心也将前往。张文心七岁时即由洪希厚带大，两人感情深厚，洪希厚对丈夫说：”开战时，让文心留在你身边，好吗？“对于妻子的这一请求，张治中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当如此。“

　　张一纯说：“任何时候，只要不打仗，父亲和母亲总是在一起。母亲善于持家，我们全家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的，他们从不让我们做少爷小姐。”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的一张照片上，张素我与父母合影，“我与母亲长得很像”。这时的张素我正在父亲1929年创办的洪家疃黄麓小学担任校长。

　　秘书陶天白，曾在张治中后来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求学，他记得张治中亲题的校训是：敬勇诚毅。他回忆说：“当时他（张治中）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军衔为上将，一个月的薪水与蒋介石、冯玉祥等人一样，都是800银元。当时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是3个银元，所以他余下来的钱很多。有些军政要员把余下来的钱，或讨小老婆，或游山玩水，或盖别墅；而他认为民族的振兴重在教育，所以他把这些钱留下1来兴办学校，这一点令人很佩服。”

　　张素我说：“母亲和父亲是指腹为婚的，相濡以沫一辈子。母亲没有文化，却跟着父亲见过许多大世面，她性格开朗，与宋氏姐妹、何香凝等许多高官夫人交好。”当张治中和“中共”接触后，洪希厚又和邓颖超成为好友。

　　1　陶天白曾回忆起第一次见张治中的印象：第一次见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值冬天，他穿着一件狐皮袍子，长得很漂亮，讲话非常生动、幽默。对年轻人很爱护，教我们怎样做学问，怎样修身养性。他讲话的题目是“修养七件事，行为两戒条”。七件事包括天天看报纸、听广播、看名人传记等等。两戒条，一个是戒骄，一个是戒惰。在我看来，他不像身经百战的将军，更像教书的。他始终未忘记幼年的困苦，抖了抖狐皮袍子说：“我住在南京，那里华洋杂处，我穿这个是为顾及国体，一个上将如果穿一身土布，就会显得过分特殊。国际人士看来也不雅。”

　　加中国共产党，并向周恩来提出了申请。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我个人表示欢迎，但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你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回复说：“'中共’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国共’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入党。此时你加入中共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适当时机为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国民党要员的张治中言论激烈。到1925年夏，他“言论和态度，都被'右派’所看不惯，”因此被“右派”

　　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把和张治中关系密切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称为“黄埔四凶”。

　　“周总理和我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张一纯回忆起周恩来与父亲的往事，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989年。

　　这年的春天，邓颖超邀请张治中子女去做客，她对张一纯说：“你父亲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们这位老大哥喜欢开玩笑，他讲笑话，别人哄堂大笑，可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笑。”

　　邓颖超举例说，“1925年我同恩来在黄埔军校结婚，那时恩来是政治部主任，你父亲是新兵团团长。我们结婚很保密，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找了几个会喝酒的人来作陪。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来的酒也没醒。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自此，周张之谊即便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武装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也从未中断过。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为了能够使“国共”两党合作如初，避免破裂，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建议由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每想及此事，张治中“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大损失，”“也是导致'国共’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北伐军到达衡阳后，张治中又一次提请蒋介石：会师武汉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1928年秋，张治中出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要职。在黄埔军校的10年间，张治中5次离校率兵参战。其中一次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主动请战，留遗书赴前线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失踪，向上海第19路军发起猛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19路军主动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惨烈揭开。

　　此时，蒋介石已经退职下野。1月29日晨，蒋介石获知事变颇为意外，他在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同时，蒋介石判断“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1他发出一道通电，电文中称：“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2和平，蔑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此时，身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心急如焚，他说：“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

　　同时，他对十九路军的处境十分清醒：十九路军孤军在沪作战，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

　　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张治中。

　　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介石说：“很好。”

　　1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32年1月至3月。

　　2　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蒋介石马上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

　　2月16日，在淞沪抗战第19天后，第5军军长张治中登上抗日战场。在出发赴抗日前线前的15日深夜，他起身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1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张素我说：“父亲是决心战死沙场，以誓死的决心走上抗日前线。”2第二天出发前，张治中将这封遗书交给了挚友陆福廷。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对写下遗书解释得更为深入，他说：“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备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张治中自2月18日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19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庙行一役将日军第9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达三四千具之多。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

　　多年以后，张治中回忆起这次生平第一次反抗外敌之战说：“这一3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

　　1　张素我著，《幽草晚晴集》，未公开出版。

　　2　张治中将军的爱国之心早在保定军校求学时就可显见。张治中在日记中就写道：“盖今日之社会，无论何界，卑鄙污秽，达于极点”。中国军队“断难与外国军队争一日之短长”，“文明祖国，黄帝子孙，将任异族宰割奴隶已耳”。立志要担起“万钧重任”，“报答国民于万一”。一片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3　张治中一生中曾5次大难不死。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中对人生所遇到的危险有详尽的回忆，现摘录如下：第一次是在驻粤滇军第8旅当警卫队长的时候，带了一班弟兄跟从旅长伍毓瑞将军去对一营刚改编的官兵讲话。话才说了几句，他们就鼓噪哗变起来，伍旅长由几个卫士保护脱险。我和另一位营长站在广场中间，当几百支枪乱行射击时，这名营长把我往地下一推，大家都匍匐在地。变兵开枪达十多分钟之久，相去不过二十公尺左右，枪弹像雨点般不断落在我的前后左右。我当时只有束手待毙，但等到变兵枪声停了，我和这营长站起来，发现居然没有丝毫受伤。

　　让女儿张素我断学业归国抗日1935年，20岁的张素我独自登上了一艘轮船，来到英国西南大学学习教育。此前，张素我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她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所声名赫赫的学校。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她再度肄业，回到了国民党高官避之不及的战火中国。

　　第二次是在粤闽交界的黄岗，彼时我已调任连长。我军进攻驻闽的北洋臧致平军队，战况非常吃紧。我奉命带了一连人掩护左翼，占领了一座小山，和敌战斗。到拂晓，便带着弟兄们冲锋，目的是要把威胁我们左翼的敌人赶走。从山上冲到山下，又经过一道水田，攻到对面小岗上一个长方形菜园。谁知敌人仍顽强不退，而且三面把我们包围起来。战况激烈，在我左右的弟兄，连传令兵都伤亡殆尽，我浑身都溅染了鲜血，但终于把敌人击退，我也并没有受伤，而我的勇敢自此得名。

　　第三次是驻在潮州城外，我已当了营长。桂军刘志陆（汕头镇守使）和北方勾结，夜里派兵把我团包围。我营各连是分散驻扎各村的，最初听到枪声还以为是误会，仓促间无法应付，我率领守卫营部的几个弟兄冲出去，到了一个小山上。谁知侧面相距很近的小山头也早被敌兵占据，突然向我们密集射击，我几乎连跑带滚滚到背后山脚下，身边只剩了一个卫兵。跑到团部时，全团已被缴枪，团长也在那里。

　　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汉县，我当川军独立旅参谋长。其中一团长叛变，事前毫无所悉。叛军围了旅长林光斗将军公馆，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军到司令部来找我。那是一间民间的楼房，我刚好微感不适，在楼上和内弟洪君器闲谈，突然听到门口人声鼎沸，杂以枪声，情知不妙。洪搀着我从楼上窗口往后墙外跳下去，沿着城墙走到邮政局里。局长范众渠是素来熟悉的，由他去告知陕军留守处（此处陕军陈树藩部已入陕）林黄胄参谋（也是保定军校同学），把我接去藏起来。叛军到处搜索，风声很紧，不得已扮作伤兵混在陕军伤病队里出城，经万源入陕，始脱险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敌人从我左侧背狮子林登陆，已到我军左侧后方，如果我军一旦被包围，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抽调部队迎敌并安定正面军心，在敌机不断轰炸下，我还是坐了车到前线去。中途敌机来往太紧，便只得弃车步行。半路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我就改骑的自行车到了87师司令部。司令部在江湾叶家花园，刚到那里，敌机又集中轰炸，我躲在园内毫不坚固的假山洞里。一位同志还拿来钢盔给我带上。炸弹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树都被炸断了，洞前后左右都落了弹，大家都笑着说：“这是日本鬼子来欢迎总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较大的惊险，小惊险就更不必说。我是个革命军人，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这些惊险也不过是我的奋斗生命中几个小小的波纹罢了。

　　“我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正在英国留学的张素我满心欢喜等来的家书，却是口气严厉的电报。

　　张治中告诉女儿，此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令她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

　　张素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说：“我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当时是这样想的。可是我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1937年的8月，张素我中断学业回到中国，迎接她的不是父亲慈1祥的笑脸，而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

　　“来接我的人说，你爸爸现在在苏州那里准备战斗了，要到前线去了，你赶快到苏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张素我在苏州见到阔别两年的父亲后，“父亲叮嘱我速回南京帮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当天晚上张治中便率部赴沪作战。”12日，张素我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但没想到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上海顿时变成了战场。我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

　　从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张治中不分昼夜指挥大战，以致体力疲惫到不堪想象的地步，加上在苏州遭到蒋的指责而精神苦闷。张治中决心致函蒋介石辞职，含泪告别将士离开了战场。

　　1　1937年8月13日凌晨，驻上海日军以冲入虹桥机场的水兵被击毙为借口，突向驻八字桥一带的中国守军进攻；同时，日本军舰也开始炮轰上海市区。14日拂晓，张治中指挥第87和第88师予以还击；同时出动空军轰炸日军陆战队及其司令部，炸伤旗舰“出云”号。“淞沪会战”是8年抗战中非常激烈烈的战役，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张治中题字：“为民族生存而战”

　　张素我对父亲的苦闷记忆犹新，她说：“父亲辞职以后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闷，每天都很晚睡觉，把喜欢看的古书拿了出来看。”

　　张一纯说：“父亲太累了，他想休息，就回到安徽，之后就到了湖南。到湖南有一个事，当时让他执行”焦土政策“，让火烧长沙城，结果将他革职查办。”

　　没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军事斗争日趋激烈。为了避免与“中共”作战，不违背自己的救国宗旨，张治中主动请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

　　1938年，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恢复了与“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在湖南维护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当时徐特立是“中共”派驻湖南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去长沙。张治中在湖南任内期间，与中共领导人融洽相处，“即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求张治中给《观察日报》的题词”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在国民党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他因反对撤销新四军的番号激怒白崇禧，质问他：”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

　　1946年2月25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在重庆签订军事方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插曲。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16个军48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12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24个师，最少20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100万，民兵200万，现在愿意从48个师的要求降为24个师，最少20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50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两人正争得面红耳赤，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气愤地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

　　重庆谈判毛泽东住进张治中官邸与三到延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1.张一纯说，“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就突然约父亲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你觉得好不好？'“张治中曾对此回忆说：蒋介石随后就亲笔写一封给毛的信交我。此时，恰逢林彪即将回延安，我在家为其践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给了林1　在毛泽东应邀到重庆之前，”国共“双方实际上早有接触。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张治中、王世杰为代表与”中共“方面派出的代表林伯渠、林彪等，相约到西安谈判，这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前奏。

　　工作人员在重庆时会客、办公。“

　　毛泽东来重庆前，张治中陪周恩来到桂园看房子。那时，年幼的张一纯非常好奇，跟在他们身边边走边看。在看房过程中，张治中告诉周恩来：“为了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决定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担任警卫工作。”周恩来听后略作沉思，说：“这样一来，发生任何事情，责任都是你张治中的。我建议，你把这个责任推给重庆的警备司令。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张一纯说，父亲深感这位老朋友的信任和良苦用心，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

　　张治中带着秘书、参谋、副官和厨师搬往复兴关（旧称浮图关）的梅园暂住，让夫人迁往山洞乡下。张一纯和妹妹素久是年纪最小的两个孩子，正在德精小学上学，“因学校就在桂园附近，所以没有搬走，与工勤人员暂住进平房”。

　　除调来一名厨师外，其余都是桂园原有人员。毛泽东从机场来到桂园，先在客厅休息。当时按四川的习惯，待客饮茶用的是黄铜托底的盖碗茶，服务员何守源向毛泽东敬茶时，由于紧张，不慎将茶杯碰倒，把地毯弄湿了。

　　毛泽东在桂园期间和周恩来住在楼上，王炳南则住在楼下客厅后面一小间里，外人进楼、上楼，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张一纯说：“在我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去世了，只有一个人在世，他叫张立钧，是我的亲表姐夫，已经90多岁了。他先是当副官，后来当参谋。”

　　张治中的参谋张立钧回忆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泽东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附近餐馆、商店都知道桂园是张治中的官邸，都不敢怠慢。”

　　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饥。我们虽然偶尔有所准备，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临时上街追赶卖夜宵的小担，买些汤圆或是江米煮藕之类的甜食给代表们吃……”张立钧回忆道。

　　桂园也是国民党特务猖獗活动的场所。他们在桂园盯梢，有的化装成小贩、有的打扮成人力车夫、有的在桂园传达室打听来见毛泽东的人士。

　　“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毛泽东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张治中又亲自伴送毛泽东作专机回到延安。张素初曾回忆说，“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我）来美后，80年代任职于纽约《中报》，该报社长傅朝枢先生告诉我，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父亲陪同未能执行。”

　　“这是父亲第二次到延安，此后他每次到延安时，毛泽东都亲自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张一纯说。

　　第二天，张治中等飞返重庆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并送上延安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张治中同乘一辆汽车，毛泽东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

　　张治中问：“怎见得？”毛泽东说：“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是你把《扫荡日报》改为《和平日报》；第二件是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被你撤销了。”1946年3月4日下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军事3人小组从绥远乘飞机抵延安。

　　在延安机场，毛泽东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起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仪仗队。“在当晚的欢迎晚会上，父亲对毛泽东说：”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了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治中讲完话走下台回到座位时，毛泽东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延安，开会再到南京去。”张治中回忆说：“我三到延安，他（毛泽东）每次都亲到机场迎送，和我恳切谈话，还举行欢迎晚会，请我讲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一次请张治中吃饭，他对同桌的人笑着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敢向蒋介石四上万言书的将领张一纯说：“父亲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父亲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

　　张治中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中共”的问题、对苏联的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

　　张治中四次上书蒋介石，为“国共”合作问题不惜大胆在蒋介石面前直言利弊。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张治中认为正是“中共”问题没处理好，才“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张治中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产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对此，张一纯说：“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1932年，身着戎装的张治中与蒋介石（右）、林森在一起张治中“二到延安”之后的1945年11月，重庆正在准备展开军事会议，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张治中在新疆再写万言书，通过郭寄峤带给蒋介石。张治中在信中力言对“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8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1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张治中在兰州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张治中认为当前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2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蒋介石对此并无下文。

　　张一纯说：“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此前，张治中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3.张治中后来回忆起自己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北平谈判，“中共”秘密接回张治中家人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由于蒋介石拒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使谈判破裂。当时国民党派了专机，准备把代表团全部接回。在周恩来的劝说和挽留下，1　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2　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76-477页。3　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498页。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赴北平谈判登机时的情景张治中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南飞，而是留在了北平。

　　周恩来说，“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今天不能再对不起第二个姓张的朋友。你一定要留在北平。“留在北平有两个意思，一是你回去处境一定对你很不利；二是要继续谈判。”张一纯解释说。

　　留在北平的张治中一度心情苦闷。他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1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而张治中对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将如何，曾经有过判断。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和反对分子会加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

　　此时，在上海，张治中家眷住在大哥张一真家中，张一真与妻子钱妩则住在上海另外一处房子里。此前，他们乘坐蒋纬国的飞机来到上海。4月24日凌晨2点多，“父亲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营业部主任邓士1　张治中著，《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3月印。

　　章先生（后参加了'两航起义’），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张先生有电报来，让你们乘飞机去北平。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早晨6点前派车去接你们，请做好准备。'”

　　6点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车赶到。张治中一家迅速装上行李，离开了大哥张一真家，汽车直奔机场。

　　张一纯回忆说：“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我们刚跨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

　　当天下午，飞机降落在北平西郊机场，张治中和周恩来军代表叶剑英早已等候在那里。

　　张一纯撰文回忆说：周恩业亲自部署了张治中全家的安全转移。周恩来指派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文革”后曾任国家体委对外司司长）守在电台旁，和南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指示他们要尽快找到我们全家，并把进展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地下党找到我们后，周恩来又亲自安排我们转移。接送车辆如何解决、转移走哪条路线，他都一一过问。他还特别指出，飞机不要停在候机楼前，要远离人群，以免混进坏人。就这样，我们及时摆脱了国民党特务，在北平开始了新的生活。

　　留在北平的张治中一家，生活怎么样呢？

　　张一纯说：“1949年到北平后，我们家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于是，张治中要张一纯和张立钧去傅作义先生家借钱。“到了那里，傅先生问我们借多少，我们说借250元。傅先生随即叫人拿出500银元交给我们。”

　　这件事很快就被周恩来知道了。一星期后，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一开头就表示歉意，然后写道：“不知你们经济上这么困难，现拨出6000元供你们使用。”

　　不久，毛泽东到张治中家作客，江渭清随行。

　　谈话间毛泽东问：“江渭清你欠张将军的钱还了没有？”

　　江渭清笑着说：“还没有。”

　　毛泽东说：“你们可别忘了还啊！”原来，江渭清在湖南打游击时，经费非常困难，派人向张治中借钱。那次张治中给了他们几千银元。“都是十来年前的事了，没想到毛主席不仅知道，还记得那么清楚。”张一纯感叹道。

　　1951年5月，张治中准备启程视察根治淮河工程，正准备出发就突然病倒了，江青来到张治中家中，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慰问信。1952年夏，张治中从西安到北京，毛泽东来到张治中家中，长谈了两个小时1.张一纯对于这次谈话印象深刻。

　　张治中说：毛主席啊，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口，我们只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搞贸易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应该和各个国家搞贸易做生意。

　　毛泽东站起来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两个人要争论一百年。

　　“在北京期间，毛主席一共两次到我们家里来看我父亲。”张一纯说。

　　除了亲自来家中，毛泽东还将各地送来的食品分送张治中家一份。有一次，山东胶县某农业合作社送毛泽东3棵大白菜，分了一棵给张治中。夫人洪希厚称了下，足有二十七八斤，她舍不得吃，用沙土栽在一个大花盆里，摆在客厅几个月，菜心长出了壮苗开了花。

　　在张一纯的印象中，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友谊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加密切。

　　由于连年征战，张治中落下了腿部神经痛的毛病。解放后，张治中的腿疾一度加重。周恩来知道后，亲自把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带到张治中家，为张治中安排治疗。随后，傅连璋请来了三位专家长期为张治中治腿疾。周总理几次出国回来，都带回特效药，托人送给张治中。

　　一次，安徽的一个黄梅戏剧团来京演出。“周总理知道我父亲是安徽人，便请我们全家去看黄梅戏。我们先在总理家中吃了饭，然后去政务院礼堂看戏。”张一纯回忆说，总理的车先到礼堂，他没有先进去，竟站在门前等着我们，还亲自上前打开车门，然后陪父亲一同走进剧场。

　　1　张治中著，《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3月印。

　　张治中南海密会蒋经国（1）

　　外界一直猜测，在1950年初，张治中以到广州接返国的女儿为名，曾乘船去某个地方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密谈。“台方”究竟是谁至今已无从考证，成为历史之谜。而此次广州之行实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率领由屈武、李俊龙、余湛邦等人员组成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香港的旧识友朋对逃台的国民党政要做劝说开导工作，达到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目的。

　　1962年，左起：张治中、周恩来、付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合影其实，所谓的历史之谜在张一纯看来，只是自己儿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周总理安排我父亲，跟蒋经国、陈诚见面是在广东的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在广东番禺，从番禺可以坐船过去。我们就住在岛上。这个岛叫什么名字，当时不知道，我们是秘密过去的。”

　　“有个重要情节是，我们住的是个两层楼，在夜里快2点钟的时候，叶剑英叶老帅说你们要赶快搬家，国民党特务已经知道你们住在这里了，赶紧离开这里。我们连夜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第二天果然被情报言中，国民党的飞机就把我们住的楼炸掉了。”

　　“叶老帅救了我们全家。”张一纯说。

　　为何张治中会成为“国共”密派特使？

　　张治中早年一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在台湾的国民党政要和军事将领中，学生、部属和故交好友非常多。1949年以后，他与蒋介石、陈诚保持通信往来，直到“文革”。

　　1950年6月初，张治中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劝其放弃反“共”立场。此后“朝鲜战争”爆发，形势发生变化，争取蒋介石的计划暂停了下来。

　　“抗美援朝”战争后，张治中又特别选派老部属张樨琴1专门负责两岸高层意见沟通，双方对此事均绝对保密。1964年，蒋介石在高雄接见过他。初期的联系方式是通过游艇在公海上秘密进行，双方按照事先的约定交换信件物品。

　　1954年，张治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对台广播。规劝国民党方面放弃“反攻大陆”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殷切希望在台湾的老友、部属、学生“主动地尽自己一切可能靠拢祖国和人民”。作为一名原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他的讲话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并对在台人员产生了极大震撼。

　　1955年春节，张治中再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对海外侨胞的广播，对“反攻大陆”进行了驳斥。

　　1956年，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1　张樨琴曾担任国民党《和平日报》副总编、《东南日报》编辑等，不但与国民党人士交往密切，与社会各界均有联系，和很多国民党高官交流频繁，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高层干部有紧密联系。

　　湾的方针。张治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和平解决台湾是有可能的，期待第三次国共合作。在同年11月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张治中再次呼吁“国共”再次合作。

　　1957年3月，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三届二中全会时，时任民革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张治中再次在讲话中强调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正确性，并指出这一方针顺应民心，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台湾内部和华侨反响热烈。关于实现这一方针的条件，张治中分析后认为，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会反复曲折，不会是直线，但仍然有实现这一方针的可能，“民革”更要认真研究台湾情况，打好基础，做好对台宣传，多讲道理，争取实现通信与交往，并配合政府做好其他工作。

　　张治中南海密会蒋经国（2）

　　1956年到1958年间，蒋介石派宋宜山（曾是张治中属下宋希濂的胞弟）和曹聚仁回大陆打探情况，张治中将二人引荐给毛泽东，并经常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与二人的会谈，解释协调、介绍情况。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曾明确表示台湾回归后可以保存军队。在双方真诚的交流中，虽未形成统一方面实质的推进，但有效地实现了在关键的问题上的合作，使得两岸共同打破了美国分裂侵占台湾的图谋。

　　1958年，张治中在“民革四大”上再次重申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的正确性。他更加利用各种机会来进行对台工作，奔走呼吁。同年，张治中在短文《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中写道：“你们离开祖国9年了，人寿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张治中再次敦促台湾方面“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到大陆上来看看”，特别指出“辞修（即陈诚字）、经国或亲来，或派人来，我想你们也一定会把成见与偏见丢开而额手称庆的。”“恳切希望你们团结一致，统一领导，毅然决然，争取通过和平途径，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

　　1961年8月，美国试图通过邀请陈诚访美，打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团结局面，实现分裂中国的图谋。周恩来立即请张治中捎信，提醒陈诚与蒋氏父子团结。1965年3月，陈诚病逝前曾捎信给周恩来和1946年，张治中在新疆与三区领导人合影。前排右起为刘孟纯、赖希木江、中排右起第二人为艾肯木拜克和加、第三人为张治中、第四人为阿合买提江、第六人为刘泽荣张治中，要他们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同时，他还向蒋介石建言，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等。周恩来将这一切都归于1945年来与台湾交流沟通协商的结果，也是对张治中对台工作的高度肯定。

　　张治中机要秘书余湛邦生前曾说，1969年张治中去世之前，除了口授政治遗嘱外，还念念不忘“对台工作希望大家继续做下去”。

　　张素我的丈夫周嘉彬是蒋纬国留德时的同学，两家关系密切。父亲去世后，张素我继续开展对台工作，不仅向海内外亲友宣讲对台政策，1997年还先后给蒋纬国、孔令仪等国民党高端人士写信叙旧。蒋纬国亦抱病作复，温故叙家常。蒋纬国在医院还两次接见张素我赴台过访的大女儿周元敏、大女婿陈弘。

　　张治中曾说：“台湾一定要解放。至于怎么解放，何时解放，且待1将来的事实来证明吧。”

　　1　张治中著，《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3月印。

　　张一纯说，“父亲被称为和平将军，还有件事是在新疆，把关押的1大批共产党人士释放并护送到了延安。”

　　1　《张治中和平解放新疆始末》：1944年11月，由于民族矛盾激化，伊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发生了革命暴动，表示要实行民族独立。日本投降后，新疆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甚为焦虑，即派张治中为全权代表前往迪化。

　　1945年11月14日，张治中第二次飞抵迪化，准备与三区代表谈判，而三区代表已先两天到达。当时他们都佩戴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声言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张治中在知道这一情况后，第二天就立即约请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谈话，严正指出：自己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见三区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代表。”并请叶领事把他的意思转告给伊方。三区代表经叶领事劝告，最终放弃了他们原来的态度。就这样，谈判才得以开始举行。这说明张治中的政治解决底线，就是必须以国家统一为前提条件。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张治中曾三飞迪化，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驻伊宁领事的调停下，历时20个月，经过不断做工作，避免了分裂，“伊宁事件”终于获得和平解决。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各民族联合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任省政府主席。1947年5月19日，麦斯武德接任新疆省主席后，又逐渐执行“反共”“反苏”政策，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在暗中又对张治中的和平政策实行反对和抵制，新疆的局势又趋于紧张，张治中“为了保障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既定政策不致破坏”，在经过努力，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断然撤换了麦斯武德和宋希濂，而以包尔汉和陶峙岳分别继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如果不调走宋希濂，陶峙岳不能到新疆，则在顽固反动力量的控制下，策动起义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撤换麦斯武德，包尔汉就不能接任主席，麦也不会同意起义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人事安排为扭转新疆的分裂局面铺平了道路，为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被迫答应释放在押的“政治犯”。“中共”非常珍惜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为了救出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的100多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1946年3月，在张治中第三次飞往迪化之前，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其官邸上清寺桂园，一再嘱托他设法营救这批同志，张治中慨然允诺。

　　张治中入疆后，一方面先后派屈武同志等到监狱里去看望他们，并交代主管方面改善他们生活待遇；另一方面多次打电报给蒋，力争道：“这是盛世才做的事，为了增进两党友好，表示和平遗愿，应该全部释放。”几经电报往返说明，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为了确保这些被释放同志的途中安全，张治中指定新疆警备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负责武装护送。临行前，张治中叮嘱刘亚哲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力。新疆境内很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

　　考虑出新疆后便不能使用新币，张治中又改发给每人3万元法币，以应路途急。

　　子女眼里张治中的最后岁月（1）

　　“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捡起来的。”张素我语气平淡，似乎早已超脱了那个艰难岁月。

　　张治中夫妇每年的六七月份都会在北戴河避暑，在学校教书的张素我，每年暑假都跟父母同行。1966年还未来得及动身，就赶上了红卫兵来抄家。

　　张一纯说：“当时红卫兵来的时候我没在家，我在工作单位。我父亲在家，他很生气。他说：我张治中的事，你们去问毛主席！”

　　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周总理知道后，派解放军来接管了，红卫兵就进不来了。1966年，周总理把我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需。从迪化到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层层设卡，他始终都在关切注视着他们的行踪。

　　当胡宗南企图截留这批人时，刘亚哲急电张治中，他又运用高超的智慧和胆略，逼蒋令胡放人。胡宗南无可奈何，只得在“准予放行”的电文上签盖自己的图章。这才使得这批同志最终于7月11日平安抵达延安。

　　事后，朱总司令曾亲自去信致谢。几个月后，当张治中回到南京时，董必武又再次特意登门拜谢。1961年12月12日，在“西安事变”25周年的晚宴上，周总理旧事重提，对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登榜说：“文白先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当年释放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张治中，告诉他已经决定兵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并说，他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陶峙岳、包尔汉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欣然同意，10日，立即致电陶、包：“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归向人民民主阵营”“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经过几次电报往来，9月25和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宣布起义。张治中看到起义通电后，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对国家、对新疆人民在责任上、道义上也算是有所交代了。”

　　为了表彰张治中将军在新疆和平起义中的功绩，1954年国庆节时，毛泽东主席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张素我（左一）与父母在一起。

　　电话。据说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张一纯印象中的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张一纯说，“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

　　1969年4月，一生无派系之争的张治中去世。父亲去世时，张素我姐弟在父亲身边。在生命的最后3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问儿子一纯“文革”的情况，“问我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说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子女眼里张治中的最后岁月（2）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一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严格，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我父亲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对彭德怀很了解。”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彭德怀担任主席，张治中担任副主席。“后来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毛主席就提出批判彭德怀，我父亲当即起来发言。这是我听父亲朋友的秘书说的，父亲发言说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万言书”都被周总理压了下来。“这封信寄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父亲那时候冬天在广东休养。”

　　“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这个事是周总理压下来了，实质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当时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不送信给毛泽东。“

　　“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张治中曾经在面谏毛泽东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说这话时，张一纯在场亲历了整个过程。他说：“那时我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这几个元帅都被打倒以后，他在会上讲过这句话，我也听过他当面讲过，他说我一定要去见毛主席。”

　　由于时间久远，张一纯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说的。张一纯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

　　父亲见到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百分之五了，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哪？”

　　讲到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本来一直坐着，说到这他站起来了”。

　　毛泽东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张一纯对谈话过程印象深刻，“我父亲也站起来了，因为毛主席站起来了，我扶他站了起来。”

　　但是站起来的张治中并没有说话，“我看着他很沉闷沉闷，没有说话。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但他闷闷不乐。”

　　在张家姐弟眼里，父亲张治中对孩子要求严格。“我父亲啊，对我们孩子们是很严肃的，非常严肃，对我们教育很严，他有规定，绝不许我们个人坐他的车出行。请客、会客不许我们参加。”

　　小妹张素久在上小学时，父亲张治中已经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家里有好几部车。有一次管家自作主张，调用一部车子接送张素久上学。张治中知道后很不高兴，但他当时并没有发火。吃过晚饭后，他将素久带到书房，温和地对她说：“车子是公家的，坐这个车子是要为公家办事的，你是小孩子，怎能坐这个车呢？”张素久当时心里觉得很委屈，直到许多年后，她才体会到父亲的用心。

　　同样，在张素我的印象中，不用公家车也得到了印证，她说“父亲坚决不让汽车送我们上学，只许走去或者坐黄包车去。”

　　张一纯也记得自己小时候在重庆时，要看电影、出去玩，都要写书面报告。“父亲看到报告后，他用笔写个'可’字，我才可以到副官那领电影票的钱。”

　　“他好像还没写过不同意，我们就看电影了，没什么大事，或者到公园去玩。”张一纯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已经到北京了，有一天，我们早上起来得早，就在客厅坐着，不知道父亲起来了，我们在那大声说话。父亲很大声地质问：”我起来了，你们怎么不进来打个招呼！'“。

　　张一纯说：“可是呢，到了孙子一辈就不同了。有时他在办公的时候我儿子到他背后骑在他脖子上；有时他写东西的时候，我儿子就不让他写，他就叫我说把他抱走，说'我要写东西’，对孙子一辈态度完全不一样。”

　　张素我回忆起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非常非常严厉的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可以给你讲个事情。”

　　“父亲爱旅行，我中学时，大约十七八岁。有一次，我们经过济南，中午吃饭就进了一个小馆子，那个时候条件不是那么好，北方人又吃馒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吃馒头就撕下了一层皮，我父亲就说你为什么要撕掉皮，我说有苍蝇落上去了。父亲说'你这就不对了，你这不是浪费粮食吗？他当时是很和颜悦色的、不是很严厉地说我，但是对我受用不少。从此，我一生办事都明白，要勤俭、不能奢侈。”

　　孩子们印象中的张治中敢于直言。包括国号、国旗的选定，张治中都直抒己见。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讨论国家名号问题。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我父亲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了，就不用再写民主了。还有选国旗方案时，当时毛主席说中国有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淮河。要填上横杠。我父亲就说把国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后来就定了五星红旗。”

　　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也影响到了张素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监察委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期间，张素我也是直陈利弊，她说：“父亲性格特别的耿直，我和父亲一样，有时候看不惯的事我就要揭露，就要说话。让我参政议政，我就要说实话、说真话。去调研，就要去那没有去过的地方看看，了解真实的情况。”

　　张一纯说，“我二姐三姐原本都在国内工作。我三姐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后来被定了个罪名叫”里通外国“，被发配到东北去劳改。1980年代初，她们就到美国去了。”

　　张素我说，父亲对她言传身教，让她一辈子受用无穷。

　　张素我随父探望张学良在张素我家中挂有一幅字。那是1947年张学良书赠张治中的一首诗。诗曰：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1947年，张治中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时，张素我给他们拍摄的合影073张素我介绍说，这是张学良的秘书王益知用篆书写的。张素我说：“张学良被软禁以后，我父亲去看了他3次。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湖南沅陵；第三次在台湾。”

　　张素我对其中的详情甚为了解。她说，自1936年张学良将军被拘禁，到1947年间，父亲私下去探视3次。第一次是张学良1936年底护送蒋介石到南京，住（软禁）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时。第二次是1938年，抗战已爆发，父亲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拘禁在湘西沅陵一个寺庙里。父亲看他时，张学良托父亲代转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恢复自由。第三次是1947年10月30日，张学良被拘在台湾新竹井上一深山中。当时父亲是西北行辕主任，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父亲当年的学生，父亲向他提出要见张学良的要求。彭孟缉很为难，不敢答应。父亲表示“一切由我负责”后，彭孟缉才勉强同意。

　　而最后一次，张素我是随父母一道去见张学良的。在张素我1947年10月30日写的日记中这样描述道：张先生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多半的时间花在读书上，晚间则做笔记，因目力使用过度，现在目光较以前差得多了。他说除自己和赵四小姐之外，全家皆在美国，他的儿子已经添了孩子，所以他已做了祖父了。

　　张素我说：“张学良一边说，一边让赵四小姐拿小孙女的照片给大家看。从他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的个性非常豪爽，但也很任性。”在张素我的印象中，赵四小姐一看就知道是个贤淑而温柔的女子，“人也很直爽，可惜身体不大好，瘦得可怜”。赵四小姐穿着一件藏青呢的旗袍，“一双自己做的和衣料一样料子的鞋子”。张素我在日记中感叹说：“像她那样衣着合适而爱漂亮的人，这10年来居然能过这样俭朴的日子，也真难得。”赵四小姐告诉张素我等人，她年轻时候因为爱漂亮而拔去了几个牙齿以致口腔发炎，疼得没有办法，竟然将牙齿完全拔掉，镶上假牙。张素我在日记中说：她还拿出自己儿子的照片给大家看，“毕竟美国的营养好，这个大学生可比他妈妈胖很多”。

　　“父亲和张先生畅谈时我不在场，赵四小姐带我和妈妈、弟媳钱妩上山去散步。”在上山过吊桥时，赵四小姐由于心脏病而心跳不止，但还是鼓足勇气走了过去。“这让她很是欣慰，之前她从来没敢走过去”。

　　当天下午4点钟，张治中一行下山告辞，与张学良及赵四小姐握手。张素我感到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当张先生拉着父亲的手时，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张素我后来从父母《三访张学良》的文章中获悉：张学良将军又托父亲向蒋介石、宋美龄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恢复他的人身自由，不一定要做事；二是不想与护卫（监视）他的刘副官（少将刘乙光）一家同住。父亲回南京后，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不接话。父亲又找宋美龄，宋美龄觉得愧对张学良，帮忙解决了第二个要求。

　　张素我口述：我和宋美龄张素我气质高雅、与众不同，这或许与她的教育背景有关，1935年从赫赫有名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肄业后到英国西南大学，因为抗战奉父亲电报急召回国。

　　她每年都会出现在全国政协的春节团拜会的名单中，在这个只有十多人受邀参加的小规模高规格宴请的官方报道中此时她的身份是周嘉彬遗孀。

　　张素我曾任民革中央常委、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和全国妇联第六届副主席。

　　1935-1937年在英国留学期间，张素我在宿舍前与马志静合影1915年出生的张素我，人生跨越近一个世纪，历经辛亥革命后的现当代中国，尤以张治中将军长女、周嘉彬将军夫人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在笔者所能提到的民国风云人物，张素我老人几乎全部见过，而与宋美龄、张学良、周恩来、爱泼斯坦等众多一时翘楚更是交往深厚。

　　由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身高之争说法不一，我特意问及两人身高和性格，张素我说：“他们身高差不多，他们照相的时候站得一样高，那时的蒋介石性格有点暴躁、毛泽东要平和些。”

　　在张素我老人的相册里，父亲1947年赴台湾新竹探望幽禁中张学良时的合影是她拍摄的，一张她在打桥牌的照片上对手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覃异之、郑洞国，而一张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发起人合影照则将宋美龄、史良等所有民国妇女界名流尽收其中。而这些交往的民国风云人物中，张素我最为怀念的就是自己的蒋伯母宋美龄。

　　2010年6月-8月，笔者先后8次探访张治中在中国的95岁长女张素我，她在向笔者讲述父亲追求和平的历史细节时，也无意中透露了自己一直习以为常的人生经历。

　　初识宋美龄（1）

　　宋美龄身跨三个世纪，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也是我非常崇敬的长者。有学者总结宋美龄一生，说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抗战胜利争取外援、亲上前线鼓舞士兵、推动中国航空发展、坚持反对“两个中国”五件大事上为中国人民做出了贡献，我以为这是不全面的。我从自己与她的交往中深知，她为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个民族，妇女是它的半边天，儿童是它的未来。当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来侵略，面临危机时，组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保护民族的幼苗——儿童，是民族自救的根本。对此，她的博爱和远见卓识，是我们永志不忘的。

　　我是在1937年认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那年上半年，我还在英国读书，夏天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父亲张治中的召唤，我中止了学业，回国投身抗战。我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他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你要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

　　我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可是我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我是女性，当时正年轻，一回国就听母亲说，宋美龄八月一日召集国民党要员的女眷们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通过了“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计划纲领”，我感到特别振奋。记得当时报上登载她在会上讲的这样一段话：“这将是一场消耗持久战，大多数人对迫在眉睫的战争规模和意义还不甚清楚。国家领导人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在座的妇女应该教育她们的姊妹们什么是爱国主义的原则以及卫生和耕田的重要性。”我对她的政治远见深为敬佩，为全国妇女有这样一位领袖而高兴。

　　还是在这个月，宋美龄邀我去总统府面谈，我一见到她就喊“蒋伯母”，她待人和蔼我们家孩子都喊她蒋伯母。虽然当时她已经40岁了，但是很年轻很漂亮。她见到我就说“素我，你回来就好”，然后又谈了些抗战的事情，具体谈得什么我不记的了。

　　第二年（1938年3月），由宋美龄牵头，在汉口组织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我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邓颖超、郭秀仪等二十余人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很快，宋氏三姐妹、何香凝等签名，作为联合发起人。我是替母亲洪希厚参加的，因此也成了发起人之一。会长由宋美龄担任，邓颖超、史良、沈兹九、安娥等担任理事会常委。后来邓颖超、李德全又担任了副会长。

　　保育会总会设在汉口，总会下属二十四个保育分会场、六十一所保育院，分布在全国凡有难童的省市与地区。由宋美龄担任会长的保育会将很多儿童从战区抢救到了后方，并通过募捐、筹款、办保育院等形式救济和抚养难童。仅重庆就有十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三万多儿童。通过这种抢救和保育儿童的工作，不但患难中的儿童又有了自己的新家，正在前方杀敌的将士心有所定，而且调动了数百万妇女为抗战贡献绵薄之力的重要性，加深了各界妇女之间的感情。

　　早在1928年，宋庆龄、宋美龄就在南京创办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专门招收为国捐躯的先烈后代。富有政治家眼光的宋美龄深知，只为孩子们提供衣食是不够的，她倾注了大量心血，采用了许多新式的方法和教材教育孩子们。抗战开始后，遗族学校分散搬迁，宋美龄要求交通部优先安排船只，将遗族学校学生疏散到后方继续学习。我有两个表妹就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在遗族学校，学生称呼她为“妈妈”。

　　初识宋美龄（2）

　　2003年9月18日，老保育员和当年的难童共聚一堂，纪念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65周年。我因腿伤，没能参加。据统计，当时参加过抢救、保育工作的人有成千上万，大多为女性，且绝大部分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当中又数知识份子最多。她们不图报酬，甘作奉献，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乃至生命的代价，为祖国保护和培养了一代新人。而当年的苦孩子们在抗战结束后走出保育院，有的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有的参加工作，各自走上人生之路，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材。聚会时，无论是当年的保育员还是当年的难童，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他们都忘不了当年，忘不了宋美龄。有些人还到美国宋美龄的家中为她的百龄祝寿。

　　1938年5月，我又参加了由宋美龄组织召开的庐山妇女谈话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妇女会议，有全国各阶级、阶层的妇女领袖五十多人，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代表邓颖超、孟庆树。为进一步推动妇女界参加抗战，会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妇女组织——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下设九个部门：总务部、训练部、宣传部、生活部、生产部、战争救济部、战争地区服务团、难民儿童委员会、协调委员会，宋美龄担任指导长，我在妇女指导委员会里担任训练组大队长，我在其麾下进行救助妇女、儿童工作。我们的具体工作有援助孤儿和受伤的难民、宣传抗战、鼓励生产、慰劳前方将士、教育农村妇女。妇女指导委员会还举办了妇女干部培训班。宋美龄常亲自到课堂去演说，她亲切、诚恳地鼓励年轻妇女，走出小屋，投入抗战。在她的领导下，年轻的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纷纷行动起来。宋庆龄曾赞叹：宋美龄将中产阶级的代表——大家闺秀们转变成年轻的文明战士。

　　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是出色的。为了鼓励将士们，宋美龄冒着枪林弹雨，多次到前线。武汉会战前后，湖南各医院住满了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我父亲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因此，宋美龄到湖南各她给我的东西早已不见踪迹了，但我一直珍藏的还有一本她用英文写的战时文集《蒋介石夫人在战争及和平时文电》。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她用毛笔竖写了“素我妹妹惠存，蒋宋美龄汉口二十七九十五”。这本书集录着抗战期间，宋美龄通过通讯社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批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纵容政策，同时展示中国将士英勇抵抗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支援和同情的广播讲话、信件、报道和其他文章摘选。从这本书中可以略见抗战中她对外宣传、交往的一斑。

　　文革期间，这本书在抄家时不知道被哪一批人抄走了。1980年，我的大女儿周元敏在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回到家对我说：刚刚回国的驻美记者张允文发现一本宋美龄写的英文书，上面有宋美龄赠送你的亲笔签名，1979年6月1日由人民日报图书资料室收藏。已经沉入大海的失物重又现身，我身份高兴，忙对女儿说：“不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也要把这本书讨回来。”周元敏将此书的原委告诉人民日报时任社长范敬宜。1981年，这本书重新回到张素我身边。这本书原本鲜亮的封面绸布暗淡了，书名脱落了，装订线磨断了，书脊松动了，但是我还是爱之如宝贝一样。2007年，我将这本书捐赠给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在捐赠前，我将每篇文章名称翻译成中文。

　　宋美龄因通晓国际政治，特别是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了解，影响了蒋介石在外交政策上的决策，也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她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南京时，她有一次对美广播讲话中说道：“美国的朋友，祝你们早安。我只用几分钟的时间讲这段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但是这里受伤者苦痛的叫喊，以及垂死者弥留的呻吟，我虽希望你们能想象得到，但是听不见的。”她的广播讲话就很有感染力。在美国宋美龄用流利的英语在各大城市进行演说，就更为出色。她聪慧灵敏，辩才出众，获得美国民众的种种好评。特别是在美国国会的一次演讲，宋美龄落落大方，仪态从容，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激昂愤慨，一直掌握着听众的情绪，赢得国会议员热烈的掌声，一时佳评如潮。演讲结束时，罗斯福总统夫人把宋美龄拥入怀中，喜不自胜，并当场赞誉她是中国女性在美国国会讲台上发表演讲的第一人。

　　一句话失去再见宋美龄机会抗战胜利之后，我一直没能再见到蒋伯母宋美龄，那时候我在西安、兰州，宋美龄在南京。她优雅的气质、美丽的容貌、流畅而悦耳的英语讲话以及永远着中式服装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1980年，我去纽约探亲，同时想去探望宋美龄，于是我就找到了宋美龄的外甥女、我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孔令仪。我到她家里去探望她，大家以前的关系都很好，我们又是同岁，所以见了面嘘寒问暖，非常高兴。

　　我说：“我想去见见蒋伯母。”

　　孔令仪就问：“你还回国吗？”，我非常肯定地回答：“当然了，我现在还在教书呢。”

　　没有想到的是，这句话让我失去了与宋美龄见面的机会。我当时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肯定要回去的。没有想到，政治上的因素仍然是我与蒋伯母见面的一大障碍。

　　从那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要给孔令仪寄去一张贺卡，并托她向宋美龄表示问候，但是却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1990年，我第二次到美国探亲，又找到了孔令仪。可当我又一次提出想见宋美龄一面时，孔令仪面露为难之色，她告诉我，蒋夫人有皮肤病等若干病症，不方便见人。

　　2003年10月24日，我在家里接到几个电话，他们说宋美龄去世了，跨越三个世纪的宋美龄在美国逝世，虽然享年106岁，但是我还是沉浸在悲痛中。我到电报局想给宋美龄遗属发一封电报，但是价格太贵了我只好放弃，于是我找到了孔令仪20多年前留给我的一个电话号码，没想到拨通了。我遗憾的是，54年来，我没能再见蒋伯母一面。

　　我印象中的宋美龄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虽然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受的也是西方的教育，但是，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精通，书法、绘画样样在行。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是一身传统的中式服装。

　　张一纯回忆：我与周恩来往事（1）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10月11日上午，我父亲亲自陪同毛主席返回延安。那天晚上，周恩来在桂园宴请为毛主席服务的桂园工作人员。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向大家表示感谢，并向每一个人敬酒。

　　吃完饭，人都走了。周恩来拉住我说：“咱们谈谈好不好？”我一听，高兴极了，说：“怎么不好呢？”当时客厅里就我们俩人。周恩来问我：“你在哪个小学上学呀？”我说：“就在旁边的德精小学。”

　　“几年级了。”

　　“功课怎么样？”

　　我回答说：“功课不行！”

　　周恩来又问：“什么功课不行？”

　　“数学不行。”“那你有没有行的呢？”我说：“有的。我的语文、作文行，国民教育（政治）行，地理常识也行。”周恩来听了说：“没关系，今后你只要有一门专的就行了。”周恩来还详细地问了学校的一些情况。谈话中，我问周恩来：“我很想到延安玩玩，不知道能不能去？”他想了一会儿，说：“能去。但现在不行，现在条件还不具备，你去很困难。将来我一定请你去。”最后，周恩来说：“我给你题几个字好不好？”“当然好。”我赶紧跑去拿了本纪念册。　　周总理在上面写道：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

　　一纯世兄　　周恩来　　卅四年十月十一日当时我就问他：“你是我的老伯啊，怎么叫我世兄呢？”

　　周恩来说：“这表示我是你父亲的弟弟。”

　　那年我才13岁。

　　时隔4年以后，在我们离开上海到达北平的当天晚上，周总理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我们全家。他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没来得及请你到延安，却请你到北平来了。”我听了心里很激动。4年前跟我一个小孩讲的话，他也记得那么清楚。周总理又对我说：“你要和你的父母一起长期在北平生活。我会很快安排你上学。”不久，我们家住进了北总布胡同14号，我也上了北平二中。1954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总理约我们全家去北海公园游玩。那时我已入团一年多，并在北京电力学校担任了团干部和班上的学习委员。见到周总理，我首先向他报告：“我入团了。”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他问我：“做没做社会工作？”我告诉他：“当了团干部，又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周总理对我说：“你做团干部，应当注意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团结班上所有的干部一道工作。你不是团小组长吗？你不要怕其他的团员、班干部超过你。人家超过你，你要高兴。”周总理的这几句话，成为我工作和待人接物的准则。周总理每次到我家，都要同几个老服务员握手，向他们问好。有一次他和父亲谈完话后，把我叫到身边。他问：“你那位在重庆给毛主席洗过衣服的奶妈现在哪里？”我说：“就在这儿呀。”周总理说：“我要见见她。”我马上让人到后面把奶妈请来。周总理见到她，赶忙站起来和她握手，说：“在重庆的40多天麻烦你了。”

　　周总理还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并请她坐下，问她：“现在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要我帮助吗？”奶妈说：“总理，我儿子参加了新四军，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周总理问：“在哪儿参加的？什么时间？”奶妈说：“是'皖南事变’前在安徽参军的。以后就再没消息了。”周总理马上叫秘书进来，让他详细记录了奶妈儿子的姓名、年龄，并指示秘书，一定要认真查一查。

　　张一纯回忆：我与周恩来往事（2）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说：“张先生家奶妈的儿子找到了，现在是解放军的一个排长。周总理特别关照，征求奶妈的意见，是让他转业，还是继续留在解放军中当军官？”

　　奶妈知道消息后，又激动又高兴，十分感激周总理的关心和帮助。当时我曾劝她，让儿子留在解放军里当军官多好呀。可奶妈舍不得家里的几亩地，执意让儿子回去种地。周总理知道后说：“好，那就让他回家务农吧。”不久，她儿子就转业回乡了。1959年国庆节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城楼看完焰火，周总理对我们说：“走，到北京饭店跳舞去。你们全家都去，我和邓大姐也去。”

　　到了北京饭店，人已不少了。周总理拉着我和他坐在一张圆桌旁。我们俩聊天时，他突然看着舞台旁边的一位女同志，问我：“一纯，你看那是张权吗？”我说：“我不认识她。”

　　他说：“我要过去一下，和她打个招呼。”我表示要去把她请过来。

　　总理说：“不行，我应该过去。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是我们党把她的问题搞错了（指错定为'右派’）。现在给人家摘了'帽子’，我应该过去。”说着，他站起身来向张权走去。我也跟着他一同来到张权身旁。

　　周总理和张权握了手，并交谈了一会。回到座位上，周总理对我说：“我们党应该实事求是，搞错了就要承认错误，还要尊重人家。人家唱歌很出名呀。”1969年，父亲去世了。告别仪式上，周总理对我们讲：“张先生曾托人带信给我，让我注意身体。当时我实在无法脱身，只好派罗青长去代为问候。这次他重病去世，我又没能去看他，太遗憾了。”

　　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总理把我们留下，问了两件事：一是父亲生前手头保存的绝密文件怎样处理了？二是我们家的生活怎么样？我们报告周总理，父亲生前阅、存的全部文件，已由中央有关部门妥善接管。总理把丁江叫来对我们说：“今后你们有什么事就找他。”后来，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央统战部对我们家的生活都给予了很大帮助。

　　周总理去世前两个月的1975年11月25日那一天，童小鹏夫妇等来到我家，说：“是周总理派我们来的。总理在病床上一直惦记着你们一家人，他指示我们，拨一笔款给你们。今天我们就是来送这笔款的。”当时，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一再表示不能收。但他们说，这是周总理的决定。

　　张治中简介张治中（1890～1969），著名爱国将领，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湖市居巢区（原巢县）黄麓镇洪家疃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

　　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7年如北洋倪嗣冲的安武军，同年南下参加护法战役。1924年后，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教育长、国民政府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中日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其间营救了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当局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为《重庆谈判纪要》的签署作出了贡献。1949年4月，张作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国民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谈判。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拒绝后，张治中留在北京。6月，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杨虎城，等待“平反”

　　杨虎城简介杨瀚讲述祖父杨虎城杨瀚说，小时候，初冬时分，家里正前方的桌子上会摆起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的照片，大人们会向着这个照片鞠躬，他也站到第一排，也鞠躬。长大后，他才记得，这是他的祖父，叫杨虎城，最早叫杨虎臣。

　　再后来，他从一本讲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上得知，他的祖父是烈士，被特务用匕首刺死了，因为要求抗日。

　　每年在西安举行的这个祭奠仪式一直持续到“文革”。当时的杨瀚想加入红卫兵，可当时红卫兵要查三代，杨瀚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世，他回家问母亲，母亲告诉他：木匠。因为，杨虎城的父亲就是一位木匠，曾经反过清的木匠。

　　1969年春节，杨瀚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在父亲三个小时的讲述中，杨瀚杨瀚第一次知道了曹海鹏摄杨虎城是谁。“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第一次了解西安事变。”41年后的2010年7月28日上午九时，北京白塔寺，杨瀚接受访问，他向我们讲述家族传承中的和他所研究的杨虎城和西安事变。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对杨虎城的研究堪称专家级。他为何研究杨虎城？出于家族感情还是西安事变的谜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看来，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张学良身上。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身体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

　　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被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

　　两见张学良，“他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杨瀚开门见山地说。杨瀚父亲杨拯民是杨虎城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学良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杨拯民。张闾蘅曾告诉本刊记者说，“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和杨拯民，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杨拯民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杨拯民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被考虑的人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杨瀚说：“第一次去见就是礼貌性的拜访。我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1998年10月份去世了，父亲生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

　　两次拜访张学良，杨瀚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杨瀚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他做礼拜的时候，我去见他。我先到的，他入场的时候，闾蘅大姐就把我介绍给他了”。

　　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这是杨虎城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杨瀚有点始料不及，为何会这样，这个与杨虎城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为何如此的平静。第二年，杨瀚再次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安排我到他（张学良）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1936年10月下旬，张学良、杨虎城陪蒋介石游兴平县茂陵（汉武帝墓）。右起第四人为杨虎城，七为张学良，八为蒋介石，十一为冯钦哉，十二为邵力子。

　　这次希望带点什么回去的杨瀚说：“他根本就不想谈，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们就一直在祝寿等公共场合，我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张学良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杨虎城和西安事变？这让工科出身的杨瀚倍感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去看张学良，但是两次美国之行没想到他那么平静，就是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才开始研究。”

　　杨瀚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老化了”，“他对杨虎城这段有点不堪回首，不愿意去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杨虎城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西安事变反省录》），确实是受杨虎城影响比较大”。

　　“西安事变没解密的材料在台湾。比如蒋介石怎么迫害张良、怎么分化瓦解东北军等”。杨瀚说。

　　张学良、杨虎城，谁是主谋？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的自是无疑，但是张杨二人谁是主导者，这个貌似很清晰的问题，连张学良自己的回答都含糊不清。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回忆西安事变时，他回忆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他在1957年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说：“我西安剿匪一位主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1但是，晚年的张学良在向张之丙姐妹口述时却改口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1　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10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10月9日，杨虎城奉命率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南下。当时，杨虎城向张学良坦言：“剿匪”是无期徒刑。一O九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申请为阵亡师长抚恤10万元，蒋介石不理会，以致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了！”杨虎城部在“剿匪”中损失重大，对蒋介石也不满。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逐渐关系拉近，十七路军与东北军联系密切。

　　第二次在1936年春。杨虎城在张学良府邸叙谈。张学良问杨虎城：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抗日）目的呢？

　　杨虎城说：先停止内战。

　　张学良叹息道：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他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好了”。

　　杨虎城说：软说不行就硬干。

　　张学良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1.第三次是西安事变当月。1936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3日飞抵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蒋介石严词拒绝2.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回忆说：“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

　　1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56页。

　　2　张责问“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

　　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想法让张学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沉默不语的张学良让杨虎城以为碰了钉子，不由地警觉起来了。“余张学良随即安慰说：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后来，张学良说：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筹划中所发挥作用可见一斑。

　　12月11日晚，杨虎城与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对当晚的军事行动做了最后的部署，他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学良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

　　在部署完后，一边等张学良一边谈“兵谏”后可能出现的情势。杨虎城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捉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介石捉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

　　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

　　杨虎城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钳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

　　杨瀚说：“我祖父那时就非常注重老百姓的力量。当时还有人问他：”把蒋介石捉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祖父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老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在11日晚12时许，张学良率领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办公处，兴冲冲地问杨虎城准备好了没有。杨虎城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12日凌晨四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领该营原来担任蒋介石外围警卫部队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因为“华清池”的大门由他们守卫，所以进大门没有任何麻烦；当接近二道门时，蒋介石的一个卫士来回走动。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战士开始进攻。

　　西安事变漏消息，曾有飞机来救蒋转过廊柱、跃上池塘、登上五间厅平台，王玉瓒便看到第三间卧室虚掩着房门。

　　王玉瓒快速闯入，可是蒋介石的踪迹全无。

　　这时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四时许。

　　原来突然响起的枪声让蒋介石警觉起来，趁着卫兵与王玉瓒和孙铭九带领的五六十人交火之际，蒋介石匆忙逃跑。

　　杨瀚说：“他们发现蒋介石的假牙还在桌子上，被子还有余温，汽车数量也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了多远。”

　　15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楼里，杨虎城获悉消息后当即下令搜骊山，并命令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他的卫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向临潼方向搜寻。

　　当白志钧搜寻到临潼华清池，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他面前，他们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来“救驾”的，驾驶员误以为他们是蒋介石一行，。“消息报到指挥部后，张杨二人认为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有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然将张杨的八项主张延迟发出，而先向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才会有飞机来救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在何处呢？史料显示，此时身着睡衣的蒋介石先是从后门逃跑，但是后门被锁住了，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的院墙，匆忙从一丈多高的院墙跳下，重重地摔在了乱石沟里，脊椎骨和脚均被摔伤1.摔伤的蒋介石此时无法动弹，只好由卫士背着爬了一段山，这时发现一个山洞，就在里面藏了起来。

　　搜索到半山腰的东北军卫队营副连长张化东发现了蒋介石的侄子、侍从蒋孝镇。张化东拿枪逼问说：“委员长呢？快说，不说就打死你。”

　　蒋孝镇惊慌不已、语不成声。

　　从蒋孝镇慌张的眼神里，张化东觉察出蒋介石可能藏在了虎畔石附近。

　　1　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哗啦哗啦”一串清脆的枪栓声，逼出了藏身于两块巨石缝隙里，光着脚、只穿着单薄睡衣、冻得浑身发抖的蒋介石。

　　东北军的军官用长袍把蒋介石裹上，然后背着他下山。蒋介石成功被扣！在场的东北军官兵都兴奋异常，号兵在他上车时吹起了接官号。与蒋介石同时被扣押的还有50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和7000余名士兵。

　　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觉了。”

　　1936年12月12日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张、杨二人在军事、政治和对外宣传方面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电告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要员冯玉祥、李烈钧、孔祥熙、宋美龄外，中共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均收到了张、杨的电报。

　　12日晚上，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陕北保安的红军中，不论从普1936年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发刊。图为12月13日和15日《解放日报》的部分版面。

　　通红军战士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高级领导人都表现的兴奋异常。许多人半夜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有的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有的唱起歌，跳起舞，庆祝到大半夜。

　　抓蒋之后，蒋介石绝食了吗“1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被送到了新城，安置在黄楼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吓的原因浑身不停的发抖，不住的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杨瀚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了解到其中的细节。

　　由于杨虎城与蒋介石个子相当，杨虎城便派出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蒋介石穿。

　　蒋介石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

　　苏副官无奈，也不敢执意劝说。苏副官于是想了个办法，对蒋介石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

　　蒋介石听后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换完衣服，蒋介石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蒋介石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

　　在杨瀚看来，根本不存在绝食之事。“由于蒋介石仓皇出逃时没来得及戴满口的假牙，吃饭就成了问题。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东西，他摇摇头用手指着嘴说：我不能吃东西。他这时是不能吃，而不是不吃，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绝食’之事。后来副官们给他弄来了牛奶、稀饭等流食，暂时解决了委员长的饮食问题”。

　　听说蒋介石“无牙吃饭”，张学良下令孙铭九，一定要设法找回蒋的假牙。孙铭九当天下午通过悬赏200元在他的卫士营，为蒋找回了假牙。当假牙送到蒋手上时，蒋介石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11　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p212. 12日上午，张学良约杨虎城去看蒋介石。

　　杨虎城则拒绝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

　　张学良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

　　杨虎城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样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学良见杨虎城不愿现在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介石。

　　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到底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学良这么快来见他，态度还这么恭敬，就知道他底气不足，而蒋介石的态度也证实了我祖父对他的判断。”杨瀚说。

　　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勃然大怒：“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张学良回应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说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

　　“蒋介石听了张学良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看到蒋介石这个样子有点慌了，以为蒋介石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介石在试探张学良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张学良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两次蒋介石，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的态度证实杨虎城对蒋的判断。“杨瀚说。

　　在14日，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在下午的时候，我祖父单独去见了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就问这次的事变，是不是预先知道。我祖父就回答是”。

　　蒋介石又问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杨虎城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而且这件事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蒋介石说道：“把我送回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虎城站起身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

　　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也都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事变之后，杨、张放蒋之争（1）

　　12月14日，一架飞机出现在西安上空，在西郊机场逡巡之后投下一个信筒，要求交给张学良。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的前顾问、澳大利亚籍英国人端纳。此时，端纳是蒋介石的顾问，他也深得宋美龄的欣赏。这次来就是受宋美龄重托，带着分别给张学良、蒋介石的两封信要求见蒋介石一面。

　　张学良看完来信，马上命令卫兵点烟火发信号，让飞机在西安降落。当天晚上，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

　　看了宋美龄的来信，已经摸透张学良底线的蒋介石，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然而，12月16日下午，当端纳再次从洛阳返回西安时，南京政府已下达了对张、杨的“讨伐令”。国民党20余万军队已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

　　12月16日晚，南京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革去张学良兼任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12月17日，在何应钦通电就职“讨逆总司令”之时，国民党军对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12月23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加入谈判的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介石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

　　“25日放蒋介石，24日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因为张学良主张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而大吵了一架。祖父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他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张学良认为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我祖父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争吵，因为他知道让蒋介石离开，一定会让他们俩人头落地；而张学良吵完架就告诉了宋子文1.”杨瀚说：“大家都反对蒋介石、张学良离开的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我祖父当时就说'蒋介石的人格是不可靠的。”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史料显示，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2. 1　《宋子文日记》也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

　　事变之后，杨、张放蒋之争（2）

　　2　但是，《反省录》所记依然语焉不详。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张学良写道：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当日抵洛阳。在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了杨虎城指挥。这份用红色铅笔写的手令写道：”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

　　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杨瀚说：“在张学良的口述史中说，他说西安事变的主谋实际上是杨虎城，他是陪衬。用事实来讲，杨虎城确实是主谋，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这从张学良的态度也能看出，送蒋介石走的时候已经明显变了，他已经不是当初发动事变的立场了，在处处为蒋介石着想，这也导致他最后被扣。”

　　杨瀚说：“我祖父做事机警沉稳，公事私情分得很清。西安事变前他未向家人透露任何消息，使我父亲杨拯民孤身一人在北平很危险。”而在“二二事件”发生时，杨虎城母亲孙一莲又被东北军扣为了人质。

　　事变前杨母由小儿子杨茂三陪伴，住在蒲城甘北村老家。事变后，他们以为住到县城的家里会比较安全。然而，东北军叛军把杨家包围了起来，不仅抢走了杨母的一些财物，还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12月26日抵达南京后，被蒋介石无理扣押。围绕如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形成以特务团团长孙铭九、张学良秘书应德田等中下级军官为首的主战派与以29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为首的主和派。随着事态不断发展，双方矛盾愈演愈烈，1937年2月2日主战派枪杀了王以哲以及东北军总部交通处中将处长蒋斌、少将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少将处长徐方，并意图追杀闻风躲避到杨虎城住所的何柱国，被杨虎城劝阻。这就是“二二事件”。

　　1934年，杨虎城（右一）为母亲孙一莲祝寿。

　　后经交涉，檀自新终于肯放了杨母。当杨虎城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母亲时，老太太教训起儿子说：“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的，打了十几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太把拐棍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

　　“当时周围的人都惊呆了，我祖父低头听着母亲的责怪，他心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杨瀚说。

　　张学良建议蒋介石送杨虎城出国（1）

　　1937年3月，蒋介石托人带话给杨虎城，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蒋介石不提他要见杨虎城，而是让杨虎城找他”。

　　3月29日，杨虎城抵达杭州，在宋子文、吴铁城陪同下晋谒蒋介石。

　　见面时杨虎城问候蒋介石：“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

　　蒋介石回答说：“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

　　晚上，蒋介石宴请杨虎城，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人作陪。蒋介石大骂张学良：“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杨虎城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介石说完后，杨虎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杨瀚引述祖父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出来以后，祖父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蒋介石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的。”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虎城去谈话，蒋介石先是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署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指出意见，可以改正。

　　杨虎城还没有回答，蒋介石又说道：“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的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有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杨虎城虽然答应出国考察，但心里非常不愿意走。于是采取了同意出国但不急于出国，尽量拖延时间的办法。希望抗战能起，以此为由就不出国了。但随后蒋介石不断地催促杨虎城尽早成行。4月30日公开免去杨虎城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虎城出洋考察军事。

　　杨瀚说：“蒋介石到了南京以后，张学良给蒋介石出主意想办法，杨虎城出国的主意最早是张学良出的。一是保护杨虎城的人身安全；二是他确实是替蒋介石考虑，杨虎城在陕西的势力太大了，调虎离山，虎必须离山，这样方便把东北军调出陕西。”

　　催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还准备了用暗杀来对付杨虎城1. 1　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介石的前几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人，找到在江苏镇任职的褚龙吟。用“报杀父之仇”为借口，游说褚龙吟为他们暗杀杨虎城。褚龙吟后来说：当我表示这件事我不能干以后，他马上声色俱厉地问我“你的杀父之仇，打算报不？”“当然要报。”我答复。“那么这样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干？”“不，杨虎城不是我的主要仇人。”我说。“难道杨虎城没有杀害令1937年5月27日上午，杨虎城乘飞机前往上海，准备出国。6月初，蒋介石便来电，召杨虎城到庐山见面。

　　6月6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杨虎城、邓宝珊。在会见中，蒋介石问杨虎城：“到了国外，如果有人问到'事件’，你打算如何解释呢？”

　　杨虎城顿时明白了蒋介石召他上庐山的用意，杨迟疑了一下回答道：“顶好不提这件事。”

　　蒋听了连连点头：“好！好！这事今后就不要说了。”

　　6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指令：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外交部随即发给护照，定29日由沪放洋，先赴美，后转欧，定期一年。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秘书王麟阁、亢维恪，参谋樊雨农，一行6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由沪出国考察。

　　张学良建议蒋介石送杨虎城出国（2）

　　对于祖父的出国，杨瀚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流放”行为。“因为杨虎城在陕西的影响力太大了，就是把他调离这个地方，让他出去后，等于是隔断了他和根据地的联系，人的联系和其他各方面的联系，等于是铲除杨虎城在陕西各方面的影响。”

　　记录于1937年6月29日至11月2日的杨虎城旅欧美日记（从10月10日到11月2日的部分为秘书亢维恪所记）成为研究杨虎城出国期间的第一手公开资料。

　　美国是杨虎城出国考察的第一站。当“胡佛总统号”航行在太平洋上，7月8日晚饭后，杨虎城从旅伴处得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他十分震惊，说：“这么说抗战爆发了？”为了解事态的发展情况，他让亢维恪立即给宋子文发报，询问情况。“出国前，蒋介石将宋子文确定为他与杨虎城之间的联系人，所以，祖父来往的电报多是发给宋子文的，这其中有尊？”他问。“杨虎城仅负了个名，其实杀害家父的是刘治洲。”

　　此后，特务们还不甘心，又找到杨虎城入陕时，被杨虎城下令枪毙的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要她也借报父仇对杨虎城进行谋害，甄芝彦也拒绝了特务们的策动。由于褚、甄二人深明大义，同时也由于在当时就谋害杨虎城，会对蒋介石正在上升的政治威望造成损害，引起新的政治风波，得不偿失，所以谋害计划没有继续实施。

　　——杨瀚著，《功炳千秋杨虎城》，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58页。

　　私谊的成分，但主要是联络人的缘故“。

　　7月10日、11日，杨虎城接连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继告。”第二封电报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在接到宋子文第二封电报时，即刻向国内发去三封电报。一封复电宋子文：“两电均悉。日寇进迫，过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另一封发给由他在出国前安排在宋子文身边工作的王炳南：“余由旧金山返国抗敌，希望告各好友。”让王转告中共；第三封是发给孙蔚如的：“途1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现在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

　　杨虎城赴美途中，船抵火奴鲁鲁（檀香山）1　杨虎城，《杨虎城出国前及在国外日记》，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九十五辑第6页。

　　7月14日下午，杨虎城到达了美国旧金山。刚住下就接到领事馆转来的宋子文的电报。大意是：依目前情势，请稍缓返国。

　　“祖父对宋子文的复电很失望，以为宋没有把他的要求表达清楚，实际上，宋子文的回电完全秉承了蒋介石的指示。”杨瀚说：“还有7月22日的来电，仍是请杨虎城留美国或先赴欧洲参观，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

　　而7月23日的来电，蒋介石要杨虎城继续在国外考察。“祖父只好继续进行欧美的行程，但他决心此行考察，要以宣传抗日为主。同时也积极谋划如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回国。一番深思后他决定改变行程”。

　　7月28日下午6时，杨虎城仅和秘书亢维恪一人飞离旧金山，经芝加哥赴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对秘书说：现在国内抗日战事吃紧，我呆在国外每天游玩应酬，实在乏味。宋子文来电要我先到欧洲，我考虑一下，这样也好。我想同你前去欧洲，然后由那里设法回国，明天下午就动身。

　　杨虎城回国，斯大林泄密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主要关键是“与共党勾搭，疑返陕”。

　　“在欧洲，杨虎城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这是非常机密的事件，但却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这一秘密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就是根据了斯大林的通报，才改变了原先不让杨虎城回国的政策。”杨瀚说，“斯大林通知蒋介石杨和苏联有联系，宋子文并不知道，所以蒋介石态度一下变了，本来不让回来，变赶紧回来。让宋子文去香港见他，把杨虎城弄回来。当初，杨虎城想从苏联进陕西，所以肯定是斯大林通报蒋介石的。”

　　8月9日杨虎城乘坐的“诺曼第号”轮船驶进英国南部的一个港口，10月6日，又接到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杨虎城去苏联假道回国的计划。

　　杨虎城本人决议马上启程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的郭增恺1963年回忆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介石身边的人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管道，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杨虎城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这个计划第一步是有宋子文发电，引诱杨虎城“自动返国”；第二步当杨虎城“自动返国”后，由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杨虎城，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杨瀚研究的十分透彻，他在《杨虎城大传》中详述了始末。

　　在1937年11月26日凌晨，杨虎城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号”抵达香港，岸上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杨虎城。宋子文见到杨虎城表现的十分热情，还搬到杨虎城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与杨畅谈。

　　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杨虎城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杨的，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杨虎城去南昌的行程。当时杨虎城决定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

　　1937年11月30日上午11时30分，杨虎城乘坐的飞机起飞，下午飞抵长沙。杨虎城按照事先安排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戴笠根本不在，留下一张便条让杨虎城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12时20分杨虎城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杨虎城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

　　“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小只能乘3个人为由，只让杨虎城一人上飞机。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在这里把事情弄僵，然后杨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的计划。”杨瀚介绍说，“戴笠在执行逮捕杨虎城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杨虎城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先被转移到距离市区30华里的梅岭别墅里。

　　12年监禁后，被秘密杀害（1）

　　1938年1月14日，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携子拯中，到达南昌。结果一到南昌，他们也都失去了自由。戴笠将他们秘密关押在市里的一处居所，直到半年后才让他们与杨虎城相聚。

　　1938年秋，杨虎城由长沙移至益阳桃花仓，直到冬天武汉撤退时，杨虎城一家又被解往贵州的“玄天洞”。从此结束了“软禁”，开始了正式的囚禁生活。

　　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钟乳石大山洞，原来里面有一座道观。“当特务们看中此处后，赶走了道士，停了香火。因为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还亲自上山察看一番。修好供特务和宪兵住的房屋后，就将杨虎城移送过去了”。

　　杨瀚说：“祖父与家人在洞前只能看到的是不大一片天。杨虎城住的房屋，都装有栅栏，室外活动，也有一定的时间，不可以随意出入。”

　　白天，杨虎城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十几步远的一个山嘴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他在贵州关了八年，一个排的宪兵和一个20多人的特务队，日夜在那看守，这就比张学良的关注度高得多。然后到了重庆后，就把这批人全部移到重庆去了。

　　1938年10月，戴笠亲赴贵州视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关押情况后给蒋介石的电报：廿七年十月十四日戴笠生於八日离渝往息烽晤虎城，修文访汉卿，各处警备颇密。张杨情况就表现观，杨仍好谈外交及政治；张则兴致所致对政治也多议论，张之情绪较佳。杨不免苦闷，而杨妻近似稍患神经但无妨。

　　对于看守杨虎城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1940年戴笠又亲自往息烽布置一番，便衣特务看守更加严密1.“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人们都很高兴。杨虎城也希望抗战胜利，8年的时间能够减少蒋介石对他的仇恨，给他自由。

　　当时就连一些特务也都这样认为，因此对杨的态度也有改善。“杨瀚说。

　　杨虎城1　据沈醉讲：“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而杨虎城因为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拿出来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再经特务手，所以生活相当困难。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

　　戴笠对杨虎城的看守工作，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别叮嘱周养浩经常去看看。周经常去陪杨虎城打小麻将消遣，由于周养浩表面斯文，说话比较客气得体，有时也帮助杨虎城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使杨虎城对周有好感。

　　杨虎城被囚禁后，蒋介石曾希望他能向他低头，表示“悔过”，揭发共产党的“欺骗”，作为他进行反共和对内进行教育的材料和实例。为此，他派许多人进行劝降，都被杨虎城严词拒绝。戴季陶在劝说失败后对右任说，“杨虎城态度很顽固”。——杨瀚著，《功炳千秋杨虎城》，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173页。

　　1946年春天，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表面上不反对，但是暗地里赶忙下令杀了罗世文、车耀先，谎称早已处决了；张学良被秘密押送到台湾；杨虎城一家和两位副官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继续关押”。

　　12年监禁后，被秘密杀害（2）

　　杨瀚说：“这时，祖父对自由的希望全失，情绪很低落。在1947年，因为关押精神失常的谢葆真含恨去世。在长期的迫害下，我祖父说话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不久就病倒了。”

　　1948年秋，杨虎城患了严重的胆结石，住院做手术。在杨虎城生病住院期间，“保密局都有电报向蒋介石报告病情，这些电报还都保存在台湾国史馆馆中”。

　　“在杨虎城住院期间有位医生姓张，他在给杨虎城治病时偷偷地把从报纸上看到杨拯民在延安的消息告诉了杨虎城；杨虎城也把戴笠他们的几次劝降，要他承认错误就可获得释放的事告诉过张医生。”杨瀚说。

　　在李宗仁代行总统后，曾在1949年1月24日指示顾祝同释放拘押的张学良、杨虎城。但蒋介石坚决反对释放。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把杨虎城先转到贵阳。徐远举在劝杨转移是，杨虎城曾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

　　后请来了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劝杨虎城转移，周养浩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于是杨虎城就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专机转往贵阳。杨虎城等人就在麒麟洞住了近七个月。

　　杨瀚说：“周养浩就是蒋介石屠杀的执行者，当时执行是毛人风到重庆传达蒋介石命令，要处决杨虎城。执行两个人为主，一个是徐远举，一个是周养浩。周养浩还亲自到贵州，把杨虎城说服到重庆。本来关押在贵州，但在贵州暴露了。麒麟洞是贵阳市的一个自然公园，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本身地点就很引人注目，而且关了六个月，当地一些有层次的人就知道杨虎城在贵州了。他要杀杨虎城，还要做一个秘密杀害，让外边人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搞了个运动。本来在贵州杀就很简单，不用说服，也不用那么多人。但是如果杀了就肯定是政府行为，它在移动中杀了就可以说成是被土匪杀了或是被共产党杀了，都可以造这种局。”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召开会议，决定了要在重庆把杨虎城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人秘密杀掉。

　　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交警旅长何龙庆的公馆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开会，密谋杀害杨虎城等人的计划；同时布置周养浩到贵阳，负责将杨虎城一行押回重庆。

　　9月1日，周养浩到贵阳麒麟洞，骗杨虎城到重庆晋见蒋介石，然后转押台湾。“对特务们这一举动，杨虎城也是心怀疑惑。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要杀害他”。杨瀚说：“当他离开了贵州，刚到了重庆，连坐都没坐，进了屋子就被杀了，所以两边的人都不知道。因为执行屠杀令的除了高层知道（徐远举、毛人风、周养浩），刽子手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杀的是个姓杨的。这些人大部分没有和杨虎城接触过，只有杨虎城在贵州关押的队长张鹄参与了，只有他知道。”

　　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1968年接受审讯时交待：“1949年，李宗仁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在磁器口。我立即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避风，再运回重庆将其杀害。”

　　12年监禁后，被秘密杀害（3）

　　9月6日，特务乘车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杨虎城和儿子拯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杨虎城走在最前面，20出头但头发已花白佝偻着背的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特务杨进兴、熊祥、王少山等人一齐拥上去，把将军“双手一拢，用手巾把嘴塞起来，在腰间先刺了一刀，当时他儿子在侧边房子里。杀杨后跟着用同样的方法杀他的儿子，接着又用同样的办法杀杨的秘书。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再杀小孩”。据杨进兴的口供，杨虎城的儿子在被杀害时喊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小萝卜头宋振中和杨虎城9岁的女儿也一同殉难。宋振中先是被特务杨钦典卡住脖子，后是被特务杨进兴刺中脊椎。杨虎城最小的女儿杨拯国在狱中出生，陪伴了父亲9年监牢生涯后，死于特务之手，她幼小的遗骸至今没有找到。

　　凶手们在杨虎城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杨虎城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

　　这时是1949年9月6日午夜，56岁的杨虎城将军遇害，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及不满10岁的女儿杨拯国、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等8人。

　　“把杨虎城消灭的神不知鬼不觉。所以蒋介石他刚到台湾以后的宣传里，刚开始讲在重庆撤退时杨虎城被土匪杀了，后来就不这么说了。

　　在杨瀚看来，蒋介石杀了杨虎城多少有点复仇的意思，“蒋介石终于报了他13年前被扣在西安的大仇，他多年倍感耻辱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后来，毛人凤对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杀杨虎城不杀张学良？面对疑问，杨瀚说：“因为祖父知道西安事变的详细过程，是杨虎城策划的；同时，杨虎城始终不低头，蒋介石不想杨虎城和苏联人发生关系。”

　　“我祖父是9月6号被杀的1.在9月27号，蒋介石在台湾给毛人风1　2002年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一段”沉重“的史料：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等人的刽子手供词。

　　“屠杀计划”

　　被提讯人：徐远举，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西南特区区长审讯时间：1968年2月21日问：屠杀前怎样准备的？

　　答：1949年，李宗仁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在磁器口。我立即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避风，再运回重庆将其杀害。

　　问：杀害地点怎样确定？

　　答：我主张在川黔公路的荒山僻野就地杀害，就地掩埋。毛人凤（保密局局长）称不保密，要提到中美所杀害。行刑的刽子手，挑选了杨进兴等六人。

　　问：大屠杀如何谋划、展开的？

　　答：此后，毛人凤又下令把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分别造册送核，全部屠杀。

　　11月27日，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三处，共杀害黄显声等200余人。其中渣滓洞大屠杀是我派人去执行的，原拟分别勒死，因时间来不及，改用美国卡宾枪、汤姆生机关枪扫射，共杀100余人。所有参与的刽子手，毛人凤都发给奖金。

　　（刽子手档案：徐远举，湖北大治人，1930年毕业于武昌黄埔军校第七期。因镇压革命有功，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1949年12月9日，出逃昆明被抓。解放后被成功改造，上世纪70年代初死亡。）杨虎城腰被先刺一刀被提讯人：杨进兴，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审讯时间：1955年6月21日8时15分至11时30分预审员：张先创问：交代杀害杨虎城的经过？

　　答：1949年7、8月间，毛人凤召集我们六人开会，说今天的任务很重要，要执行几个重要的人。

　　问：杀杨虎城等人当时的惨状？

　　答：将杨虎城双手一拢，用手巾把嘴塞起来，在腰间先刺了一刀，当时他儿子在侧边房子里。接着又用同样的办法杀杨的秘书。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再杀小孩，时间是1949年7、8月间。

　　问：“1127”大屠杀你参加的情况？

　　答：白公馆撤销了，周养浩叫我去送了三十人在松林坡，在马路旁边的地上杀害。我亲自打死五六个，共杀了三十二人，是下午2点杀的。

　　问：他们的表现？

　　答：有的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喊“冤枉”。

　　问：1946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被杀时的表现？

　　答：喊“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连喊三次，喊的声音很激动。

　　问：其它还有哪些表现？

　　答：杨虎城的儿子在杀害时喊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刽子手档案：杨进兴，浙江人，小学文化，动作粗野。1941年，成为军统特务总队直属队队员（上士），同年6月后，调为戴笠（军统局局长）侍从副官。1947年杨进兴提升为看守长。1958年5月16日，杨被执行枪决。）“小萝卜头先被按在地上”

　　被提讯人：杨钦典，白公馆看守审讯时间：1977年3月27日下午预审员：王国先、郑治明问：行动是怎样安排的？

　　答：杨虎城从息烽押到白公馆前，杨进兴给我打电话来，叫我到杨家山去杀杨虎城的副官宋绮云、宋绮云的爱人、宋的男孩小萝卜头。

　　问：你们怎么动的手？

　　答：我们一起上来，宋绮云和他儿子萝卜头走后面。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我和吴越祥一人奖励了一万一千大洋，因为处理大陆事务有功。这里面包含不包含杨虎城的这个事件，那咱们心里其实都很明白。“杨瀚说，”对于蒋介石杀我祖父杨虎城这件事，不能单单理解为是家仇，这是一个政治、封建思想集中的代表，一方面是为了泄私恨，一方面是为了立威，来遏制当时部下对他的背叛潮。“

　　两函连战、马英九为祖父平反2005年5月，杨瀚致信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要求国民党为祖父杨虎城“平反”。他在信中说：“一个忠党爱国的老党员，国家的二级上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这样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岂有天理？岂能为党纪国法所容？”在信的最后，他要求：“您应为杨虎城同志平反昭雪。”

　　杨瀚说，“信函发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

　　同年11月，杨瀚接到时任台湾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的回函。张荣恭没有回应“平反”一说。而是在信中透露一个消息来安一上去用手堵住萝卜头的嘴，然后用手按住他的脖子，按在地上还没有落气，在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脊骨处刺去，萝卜头才死了。过了两天，杨进兴就给我们每人发了奖金5至8元钱。

　　问：还有哪些罪行？

　　答：1949年11月27日中午2点多钟，杨进兴对我说，他打黄显声，叫我打李英毅（张学良的副官），并给我一支左轮。我说我不行，杨进兴说：“那好，你带着他，我打。”后我同杨进兴带着黄显声、李英毅走，到了步云桥，杨进兴就对黄李各打了一枪，然后杨进兴又对黄李各补了一枪，我们走了，杨进兴拿走了黄显声的手表。

　　（刽子手档案：杨钦典，河南偃城人，1940年4月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1127”大屠杀后，主动放出罗广斌等10余进步人士。文革中，杨钦典因历史问题被判刑20年。1982年，撤销判决，杨回河南老家务农至今。1998年，杨钦典回到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缅怀先烈。）慰杨虎城家属。他在落款为“张荣恭敬启，九十四年十一月三日”的信中说：“杨虎城将军的签名与照片在本党中央公开展示，乃六十年来之首次，应系今年（2005年）国共正式和解后的新发展。”

　　2005年7月，马英九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同年8月正式就任。“2005年12月29日，我从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处得知，连战先生卸任国民党主席时没有将信函转给马英九继续处理，但马英九从相关渠道得知我写信一事，提出了两点疑问。”

　　马英九向邵铭煌提出：一，杨虎城到欧洲访问，却为什么突然回国？馆藏档案中有没有明确记载？二，1949年，蒋介石是否曾下令杀害杨虎城？并让邵铭煌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阅相关档案。

　　但是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并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

　　2006年1月19日，杨瀚致信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信中要求：“希望中国国民党将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的事情做好、做彻底（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做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遭到残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做出交代与道歉）。”

　　这封信发出至今，马英九及中国国民党一直没有回复。“台湾方面还没有反馈。但是，关于这两条他要的文字方面的结论，我正在逐渐在找，并不断有发现。”

　　但是，在杨瀚看来，马英九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首先，杨虎城的被害，无疑是蒋介石下令的。因为杨虎城关押期间，蒋介石非常关心他的关押。开始是军统局，后来是保密局。在军统局的时候，戴笠都给蒋介石都有单独的电报，来报告杨虎城关押的情况，电报我都找得到。戴笠死后，军统局就改组叫保密局了，保密局期间，保密局仍然对杨虎城的关押情况给蒋介石都有专报。1947年，杨虎城得胆结石做手术，在住院期间，保密局给蒋介石有三份电报，连体温、手术情况、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给蒋介石有专报。现在从台湾公布的和我发现的情况看，足以说明蒋介石对杨虎城的关心”。

　　那么，这与蒋介石下令有关系吗？杨瀚说：“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对这么一个人，他最后的处理，保密局不可能是不给蒋介石通报的。就是杨虎城发烧多少度、体温多少都要报告给蒋介石。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曾专门召开一个会议，不允许执行李宗仁的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命令。”

　　杨瀚说，“蒋介石他到台湾以后的宣传里，开始讲杨虎城是在重庆撤退时被土匪杀了。不过，现在不说了，说是被下面的人擅自杀掉的。把责任推卸到下面，下面的人和杨虎城无怨无仇，而9月6日重庆是很稳定的，因为解放军还没有入川呢，所以根本不存在混乱局面，大撤退，所以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的。”

　　（本文参考：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杨瀚口述：祖父杨虎城的入党之谜我祖父在家里生活是很简单的，初次见面会觉得很深沉、寡言少语、不善言辞，但和家人在一起是很风趣的，也很细心，他在吃饺子喝饺子汤时，总说“饺子汤比肉香”。

　　我祖父做事考虑很细致，他果断、敢于下决定，不爱财。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他自己把自己牺牲了，推动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他当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知道日本第一个侵略对象就是中国。所以在“九一八”事变第五天，他就公开强烈的第一个发表了自己的抗日想法；在“一二八”抗战期间，因为当时不允许资助十九路军，他参加不了就把武器悄悄捐了。

　　他的价值观和共产党的价值观一致。守西安，共产党参加他的部队，他和共产党是没有仇恨的，是作为朋友来相处的。

　　祖父只有一次提出入中共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正式实现。这次会议，祖父派代表参加，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热情接待。

　　此次，孙中山为祖父正式办理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手续。杨虎城成为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和捍卫者。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破坏。祖父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祖父是农民出身，所以他知道农民的所求，当时蒋介石采取大屠杀的办法，他非常不赞同。那时候，他认为共产党还是比较革命的，所以才那时候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1928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一份发自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告1.河南省委认为，“杨之倾向我们，投机的成分很多，在其中做工作的同志，多没有按着党的政策去做，如没有发展下层组织和当地工农运动等等，特约在该军中做工作的负责同志详加讨论，结果定出比前更加详细的工作方针决议，督促去执行。”

　　那时候讲阶级成分，军阀不能入党，所以就这一条理由没有入成党。当时中共河南省委有人不相信杨虎城的革命性，认为祖父投机的成分很多，所以拒绝了杨虎城的入党要求。一方面不信任杨虎城，而另一方面却要求杨虎城的部队起义，由此，杨虎城与中共皖北特委（当时属河南省委领导）意见发生了分歧。

　　1928年，祖父到达日本。当年10月9日，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杨虎城的具体情况及其真诚态度，特函复中共东京市委，同意接收杨虎城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当信送到日本的时候，祖父已回到上海。东京支部派人追到上海通知杨虎城时，祖父因有了自己的思想，明确表示他不入党。应该说他接受共产党的价值观，但不接受共产党的组织观。

　　1　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告认为：“（1）现有人数不到七千，枪支仅三千余，野炮、机枪、迫击共计十余架，但子弹非常缺乏；其编制共计两师及直隶于军部之七个小部队。（2）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于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人员，都欢迎。（3）杨军内部非常复杂，各自成一系，每一小部分中，地域观念很盛，此派和彼派亦常有冲突，不过都服从杨”

　　中共中央函件内容：“杨虎臣（原文如此），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的手续如下：需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指明两点：（一）目前大的任务主要的是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暴动，而不是马上就要实施总暴动。总暴动是我党的前途，目前尚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尤不是每个同志一加入就要派回暴动。（二）每个党员加入后如在工作上有需要时，党仍须调其往他处工作”

　　西安事变的幕后人不是中共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发动，幕后主要的推手是中共中央？其实不是。中共中央当时根本不知道。

　　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是不是受中共中央的影响比较大？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本来就是要和平解决，只是和平解决的内容不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中共最早的想法和我祖父的想法是一致的，从来就没有想杀掉蒋介石。

　　西北军政委员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张学良。张学良是在西安之前见了周恩来，后来又见了两次，5月份和中共的关系达到最高点，那时候中共提出了一个计划，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形成一个西北割据，然后依靠苏联。答应的都很好，但计划报到苏联后，苏联对张学良根本就不信任，而且强调中国还是要靠蒋介石来领导。紧接着中共和蒋介石就开始秘密谈判，到9月底，谈判破裂了，蒋介石准备第六次“大剿共”。

　　台湾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虽然避免了内战，但是让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提前了”，台湾的这个说法是蒋介石不是不准备抗战，蒋介石要训练一百个师来抗战。但是，日本人从东北打到华北，并不是在那等着你训练一百个师再来打你。它是紧锣密鼓的在打。所以蒋介石说的“不抵抗政策”是有理论的，不是我不想抗日，“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他的理论体系。杨虎城是想废蒋介石，不是杀他。而且苏联不知道西安事变，主要是杨虎城提出来的整个方式方法。

　　杀蒋介石，毛泽东他们是同意的，杨虎城始终坚持政治上废蒋介石，在政治上和蒋介石决裂。

　　祖父和蒋介石的关系是有转变，对蒋介石的认识却没转变。祖父本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帮助蒋介石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给他权力和地盘，然后在陕西发展了三年。那时蒋对共产党是格杀勿论的，但祖父一进陕西就放共产党；还大量选用共产党和陕北红军，这些红军的发展，和杨虎城的保护作用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放蒋的问题上有过很激烈的争吵。他俩计划10月25号放，24号晚上吵了一架。杨虎城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杨虎城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张学良认为要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也没想到蒋介石的态度那么硬，其实挺怕死的，但他知道张学良的弱点，没政治斗争的经验。中共也是说要有条件释放，而共产国际提出无条件释放。

　　谢葆真不是共产党员祖父在个人生活上是很严肃的，但他一生结过三次婚，有过三位夫人。每位夫人对都他和他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第一位夫人叫罗佩兰，是四川人，也是我的亲祖母，是我祖父自己看上的，就决定娶了，她是一直跟着祖父在部队转战各地。

　　陕西人还有个习惯，就是媳妇不外娶；曾祖母不满意，就给祖父娶了第二个夫人张惠兰，她就在家照顾老人，到我父亲5岁的时候，祖母去世了，就交给二祖母照顾，也是一直和祖母一起生活的；后来他认识了谢葆真，就结婚了。虽然是娶了三位夫人，但一家人一直相处和睦。

　　谢葆真不是外界传言说的是共产党员，她只是14岁曾经入过共青团。15岁就与我祖父结婚了。后来去看望祖父而被扣押，被捕后不久就神经失常了。1947年2月8日，在狱中去世了。

　　杨虎城之女杨成美口述：蒋介石是纯粹个人报复…

　　我父亲是一个爱国者，他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很深的感情。

　　在“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是最早提出抗日的，也是最早开始组织抗日的。

　　在共产党《八一宣言》后，他是很拥护这个政策的，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我父亲、张学良跟蒋介石谈过好多次，希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不但不同意，还多次训他们。可以说，父亲是在面临生死存亡、迫不得已的情况才发动的西安事变。我父亲在发动事变前，就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自己的，但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是牺牲自己和自己的部队也是值得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让我父亲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把他弄走，不要留在身边。在出国前，我父亲就交代部下说：“现在内战是停止了，抗日战争不久就要打响了，但我可能参加不了，你们都要去前线，去参加抗日战争。”

　　我父亲出生在1893年，清末民初的时候，他从小就受苦，身边的人也都在受苦受压迫，先是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后来又受国民政府的压迫，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为民的思想，想改变现状，他也是在摸索中和斗争中不断进步，在寻求在不断发展，并且始终坚持民主进步。

　　蒋介石杀害的不仅是我父亲，还有我母亲、我哥哥和我妹妹，一家四口人呀。这个纯粹就是个人报复行为。你拘禁我蒋介石，我也拘禁你杨虎城连带你的家人。蒋介石拘禁了我父亲12年，当时的生活很艰苦，而且蒋介石知道我父亲想要参加抗战，拘禁不仅没有自由，还不能参加抗日战争，这都是精神上的折磨。

　　张学良和宋美龄是一层关系，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一样，所以关押的时候，对我父亲和张学良的态度、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至于台湾方面的态度，只能说台湾和大陆的立场不同。蒋介石不下令，谁敢杀啊。

　　杨虎城简介杨虎城（1893～1949），号虎臣，陆军上将，抗日爱国将领。陕西蒲城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参加陕西护国军。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0月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1925年7月任国民党第3师师长。1927年任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第十军军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1师师长。

　　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1930年后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奉命阻击红军北上，损失惨重。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曾与中共代表协商抗日事宜。1936年12月12日与张学良进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及其随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七七"事变后，要求回国抗日，遭蒋拒绝。1937年11月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后被骗至南昌遭囚禁达12年之久。1949年9月被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蒋光鼐：“违令”抗日一代名将——蒋建国讲述父亲蒋光鼐平生蒋光鼐简介如果你走在78年前的上海街头，你一定会去买蒋光鼐牌香烟，因为那是抗日爱国的象征。你还可以看到四处悬挂的蒋光鼐肖像，这是画家蒋兆于1932年在“淞沪抗战”前线为他绘制的油画。当年，那幅油画被印刷成数万张，沿街张贴。

　　在这张画像的背面印着蒋光鼐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大战开始，他与第19军军长蔡廷锴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力保疆土，誓死为国，鏖战月余，杀敌无算，造成“甲午”以来抗暴却敌之第一页光荣历史，举世无不知其人焉。

　　蒋建国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从这幅画像上得来的，挂在父亲书房的墙上。他身着戎装，领章上有三蒋建国给父亲创作的《蒋光鼐颗星，面容清瘦，表情严肃，嘴唇上将军像》边的短髭更增加了几分威严。每当我从这幅画像前面走过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两只眼睛都在盯着我，画活了。”

　　蒋建国，蒋光鼐次子、北京市蒋建国政协原副秘书长，2010年6月8日，曹海鹏摄蒋光鼐：“违令”抗日一代名将131蒋光鼐去世43周年忌日，他早早等候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会客室里。一头白发的蒋建国先生，指着黑色衬衫说，“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所以我穿着黑色衣服来了。”

　　蒋光鼐，第19路军总指挥、“一○二八”淞沪抗战总指挥打响中国正规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

　　1932年1月28日夜里，突然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城市的宁静，火光照耀了夜晚的天空。子夜时分，日军兵分5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19路军阵地发动袭击。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60、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78师2个旅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战争爆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当时任驻守淞沪的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洞察到了日军的侵略动向，于是提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和动员。

　　1月23日，蒋光鼐召开19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讨论了一切必要的应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部署兵力、发动动员，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下达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和充分的准备，为后来在战役中有效打击日寇奠定了基础。

　　虽然19路军根据这一密令采取的行动，被军政部指责为违命抵抗，不从军令，却是顺应民心，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强烈支持。从第一道抗日命令起至3月2日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所有公开文件都是由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签署的。

　　据曾与蒋光鼐在“民革”共事多年的张克明介绍，日军入侵上海时，蒋光鼐正在医院养病，当下属问他打不打时，他想都没想就说打，因为“一二八”时期蒋光鼐（右二）与蔡廷锴（右三）这是早在会议上决定了的。蒋建国说：“1931年，19路军奉命参加”围剿“，父亲屡征不出，赴上海养病。而1932年1月28日夜，一接到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电话，他立即挺身而出，驱车至龙华警备司令部与戴戟司令、19军军长蔡廷锴共商抗敌大计。当晚，三人步行至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临时指挥部，就近指挥战斗。”

　　1932年，淞沪抗日期间蒋光鼐（中）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右）、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戴戟合影133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守仁创作的铸铜《蒋光鼐像》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电文义正辞严地称：“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119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武器装备落后。士兵多数是广东人，身材矮小，军服上装是对胸棉衣，下着中国式的裤子，头顶不圆正的军帽，脚蹬粤军的草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日军指挥官少将盐泽扬言要在4个小时之内占领上海。

　　开战之后，日军飞机低飞到1000米以下低空狂轰滥炸，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突破闸北防线，但在中国士兵英勇抗击之下，连连受挫。未得逞的日军一边提出停火要求，一边增派援军，于31日晚再次发起进攻。

　　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1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全文：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

　　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19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

　　淞沪抗战我军炮兵还击的情景次击退日军。2月4日，日军又发动进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增兵已达1万多人，但我军防线仍巍然不动。盐泽因此被免职回国。这一胜利使全国上下为之欢呼振奋，一扫“甲午”以来的抑郁之气，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路军和蒋光鼐的名字在大江南北被人们传颂，他的画像被庆祝胜利的群众高高举起。蒋建国不无自豪地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过，延安的窑洞红军角里有父亲这张画像。”

　　2月6日，日军新任指挥官野村接替盐泽，兵力增到万多人。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守住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犄角之势，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如、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出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以图歼灭之。当天即把兵力部署下达部队。

　　闸北一带，日军以装甲车群分路来攻，我军死守阵地，以肉搏相持，虽伤亡过千，但日军的进攻也毫无进展。日军久攻闸北不下，又将进攻重点转向吴淞，连日以飞机、大炮进行轰炸，所过之处，房屋、炮台损毁殆尽。

　　不出蒋光鼐所料，日军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想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迫使日军向纪家桥方向溃退。蒋光鼐下令，当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然而，“国民党政府一道道停战的命令飞来，如一块块巨石压在父亲的心头”。

　　军令如山，蒋光鼐长叹一声，收回出击命令。前方将士都为错失这个战争良机捶胸顿足、声泪俱下。

　　在家族记忆中，蒋光鼐当天深夜着便装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黄晚霞说：“现在形势严峻，日军还要增兵，战火还要扩大。有些眷属已经疏散了，但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宋庆龄、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问19路军官兵1.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衣夹衣各一套。她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5天内制成了3万多套全新棉衣，运送给官兵穿用。

　　“我母亲深明事理，与宋庆龄一起，给伤兵喂粥。参加到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伤病员的工作，每天熬一大锅鸡粥送到医院，一口一口地喂伤病员。”蒋建国说。

　　1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战事刚刚开始就呼吁各界人民支援19路军抗战，宋庆龄在炮声隆隆中对19路军官兵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

　　在国民党内，以刚刚下台的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李宗仁、程潜、张发奎、陈友仁等11人，在战事爆发的第二天就联合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日人横暴至此，军民愤激、誓死抵抗。昨夜至今午，战事剧烈。我军士气百倍，连获胜利。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同人在沪见闻至切，公决应请中央即令近畿各军，抽调劲旅来沪应援，并极力设法接济19路军军实饷糈。”

　　留粤中央委员唐绍仪、邓泽如、肖佛成、陈济棠、伍朝枢、邹鲁、白崇禧等26人致电19路军将士：“贵部痛暴日之无理压迫，奋力抗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人格，迭听捷音，致深钦佩。务望激励将士，坚持到底，同人等誓当竭诚接济，为公等后盾，并请转达各袍泽，共鉴微忱。”

　　面对日军最后通牒，父亲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日军又一次易帅。

　　2月14日，日军陆军中将植田抵沪，兵力增至3万余人。

　　2月16日，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蒋介石命军政部派张治中率嫡系第5军抵沪，并命令：“着第5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蒋光鼐决定实行区分作战，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第19军军长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占领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5军军长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各部务于17日拂晓布防完毕。

　　2月18日，日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父亲愤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断然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父亲一面指挥部队，一面以19路军名义通电全国：“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份内事，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授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得逞……”这种拼死抵抗的决心，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吧！”

　　蒋光鼐当即顶撞说：“卫国保土乃是军人天职。强敌压境，怎能不奋起自卫？这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

　　在19路军的抗击下，江湾、庙行两处争夺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22日，日军倾巢出动，向我军庙行、江湾阵地猛攻，企图从中方守军的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向两侧扩展，将19军和第5军各个击破。守军沉着应战，指挥部调度有方，接连挫败日军的进攻。

　　双方激战数日，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植田“中央突破”的计划终告破产。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

　　下午8时，我军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当晚11时，蒋光鼐被迫含泪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全军上下“擐甲哀鸣，泪尽以血”。

　　19路军的英勇抗战虽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但得到了民间的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欠下19路军数月军饷，全依靠国内外的捐款才得以弥补；没有武器补给，竟然用上海总工会自制的土炸弹来抵抗日军的铁甲装备；上海一天之内开辟出几十个伤兵医院。“父亲他们也一次次向全国通电，表达了誓死保卫国土、抗战到底的决心。”蒋建国说，“19路军与第5军乘夜各自按照指定路线撤退，秩序井然，天亮时，主力部队及辎重已离开战场40里，而日军并未觉察。到2日午后，日军才发现中方主力已经转移，开始追击，而中方掩护部队按计划逐次抵抗，使19路军与第5军顺利后撤到第二防线。”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以后，大规模战事基本停止。

　　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19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1939年蒋光鼐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合影一个师调往安徽。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

　　5月8日，蒋光鼐在杭州写信1给蒋介石，请求辞去19路军总指挥职务。

　　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各界人士4万多人参加了大会，蒋光鼐念及数月来所思所感，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华侨送19路军“化险石”戒指“在我们家，有一枚保存了70年的戒指。从外表看，这枚戒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纯金的戒面上镶嵌着一块椭圆形的石头。”蒋建国回忆说，这石头不是钻石，不是玉石，也不是大家熟悉的其他宝石。它看上去晶莹剔透，凝脂般的石体中融进几丝浅棕色的斑纹，淡雅中显出几分质朴。

　　1　全文如下：委员长钧鉴：职素多病，不胜繁剧。自赣归来，卧病数月，即已屡乞退休，正请命间，适“一○二八”事起，国难当前，军人天职，义当奔赴。祗惟力疾效命，不敢诿卸。今停战协定既已签约，战事即可暂告结束。职劳瘁之余，旧疾益增。极应解除19路总指挥职务。俾得稍舒喘息，安心调养。一俟平复，则有生之年皆报国之日。尚乞钧座鉴其愚忱，即予允准早卸仔肩，以轻罪戾，不胜感戴之至。

　　专此。敬请钧安！

　　蒋光鼐呈廿一，五，八日于杭州蒋光鼐一家为何珍藏这枚普普通通的戒指近70年？这是一枚“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一位爱国华侨送来的戒指。一天，一位华侨来到19路军后方办事处，他恭恭敬敬地从怀里取出两枚戒指，一定要请工作人员替他转交给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在蒋建国和原的家族记忆中，“办事处工作人员一再婉言谢绝，这位华侨急得满脸通红，激动地向工作人员说出了这两枚戒指的来历。”戒指上镶嵌的石头叫“化险石”，它原是非洲土著人身上佩带的饰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非洲的英军听当地土著人说，佩带这种“化险石”可以刀枪不入。他们认为是无稽之谈，便找来一些“化险石”摆在地上，然后由一群英军向这些石头射击。结果，没有一颗子弹能打中这些石头。英国军人相信了这石头神奇的威力，从此，“化险石”便成了人们争购的宝物。

　　这位华侨听说这件事后，托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非洲购回两粒“化险石”，并把它制成两枚戒指，准备做防身之用。现在，他执意要把戒指送给两位将军，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带领部队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

　　华侨的一番话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无法拒绝。他在登记单上写下“崔某”两个字，没留名就走出了办事处。

　　从此，这枚戒指被父亲蒋光鼐带在身边。蒋建国说：“父亲一生历经坎坷，许多贵重的东西都丢掉了，但这枚戒指却始终带在他身边。”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以后的8年抗战里，他一直历尽多次险境，但都化险为夷。

　　“记得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件小事。一天清晨，他刚起床就到屋外的松树下去观察敌情。忽然，日军飞机扔下的一枚炸弹在他住的小屋前爆炸了。一块弹片穿过窗户，深深地嵌进了父亲的枕头。”蒋建国说：“几分钟前，父亲还睡在这里，太危险了。”

　　抗战胜利后，蒋光鼐把这枚戒指送给了即将上大学的女儿蒋定苏，他说：“一定要好好保存。”“定苏姐一直珍藏着这一珍贵的礼物，'文革’时为了免于丢失，用塑料布包裹后藏在花盆的泥土中，才躲过了造反派抄家的劫难。”蒋建国说。

　　直到1988年，“民革”中央召开“纪念蒋光鼐同志诞生100周年座谈会”时，定苏姐从山东把戒指带到北京来，表示要把戒指捐献给有关部门，但是不知交到哪里去好，就暂时放在我家，一放又是14年。在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70周年座谈会上，戒指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反蒋抗日，给儿子取名“建国”

　　1932年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第19路军调离抗日前线，由海道输送至福建进剿红军。

　　蒋光鼐接到军委会密令后十分难过。“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携家眷悄然离沪，也没跟蔡廷锴打招呼，经香港回到家乡广东东莞虎门。'一○二八’他打的太窝气了。”

　　1由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颇为不满，蒋光鼐回家乡后，开鱼塘、种果树、兴办吉云小学，并筹建虎门医院，闲时则读书写字，对新任命的职务并不过问。

　　7月26日，蒋光鼐辞去第19路军总指挥职务，只就任驻闽绥靖主任；第19路军交由蔡廷锴指挥。

　　1　“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蒋介石对此解释为：“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7省，总计面积至20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困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2年冬，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被调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兼任驻闽绥靖主任。是年底，第19路军被派去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而此时日本军队已占领了山海关，中华民族沦亡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中央红军发动第5次大规模“围剿”，命第19路军向闽赣边界推进。蒋光鼐、北伐时期的蒋蔡廷锴等对此强烈不满，于是光鼐酝酿调转枪口反逆。

　　时过不久，各地反蒋抗日的爱国者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纷纷到达福州，革命形势已达到高潮。蒋、蔡率领全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福建事变”，通电全国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对国民党领导，推举李济深为国府主席，同时将第19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扩编为5个军，10个师，由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邓世增，政治部主任徐名鸿。

　　蒋介石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出十余个师的嫡系部队，由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别指挥，并调集海、空军执行封锁、轰炸和侦察等任务，以蒋鼎文为总指挥。蒋介石还亲临前线，将行营设在闽北建瓯。

　　与中央军的行动迅速相比，福建方面则表现得举棋不定。起事之初，蔡廷锴主张先消灭亲蒋的刘和鼎部，再集中兵力与入闽中央军决战；蒋光鼐主张将主力调回闽南，背靠广东，联络红军，与中央军打持久战，或由闽东进兵浙江，威慑蒋介石的腹心地带，打乱其战略部署；陈铭枢、李济深等则主张集中军力守卫福州。结果是陈铭枢的意见得到多数的同意，主力被调到福州，放弃了闽北诸多要地的防守。

　　第19路军在重兵压境和飞机滥炸下节节败退，由于兵力悬殊，寡不敌众，最后落败。

　　1月13日，位于福州的革命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宣称迁都漳平，实际存在时间不足2个月。“第19路军中将士本来对于这次反对蒋介石的认识就不足，不少将领暗中都与中央军有联系。”21日，各军军长联名发出拥护中央，静待和平处理的通电。蒋介石先将团级以上职务全部改由黄埔系亲信军官充任，随即撤销19路军番号，被改编为国民党第7路军，后来又开往河南、皖南整训。至此，第19路军被彻底消灭。

　　先期转移到达龙岩的蒋光鼐得知19路军主力接受改编，大局已不可挽回，遂与粤军联系，希望陈济棠允许滞留福建的有关人员过境。陈济棠仅允许他与李济深入境，他与李济深乘飞机到达汕头，1月26日抵达香港。“陈济棠和我父亲私交不错，我父亲要过界他就同意了。父亲、李济深伯伯他们坐飞机到香港，林植炎开的飞机，他是飞行中队的一个头儿。蔡廷锴伯伯当时已被迫离开部队。”

　　后来，蔡廷锴说，“福建事变”没有蒋光鼐，是做不成的。

　　蒋建国说：“父亲其实知道'福建事变’这个事必然失败。部队底下的人不愿意反，认为反蒋是上头的事情，父亲知道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不能把事情搞好的，早就把家属疏散到香港。我是1935年正月在香港出生的，我的名字'建国’就是纪念那失败了的，在福建成立联共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这个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建设祖国，我不说别人不知道其中缘由。”

　　避难香港遭遇日机轰炸蒋建国出生之时，正值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之后，蒋光鼐和他的许多朋友都从福建逃出，云集香港。

　　蒋建国的出生不仅让47岁的蒋光鼐老来得子1，也给这群忧伤的革命者带来了欢喜。“父亲趁着给我做满月的机会，在香港大同酒家把二楼包下来大摆宴席，通过这个活动联络旧部，给大家鼓劲。”

　　席间，蒋光鼐把儿子从襁褓中抱了出来，赤条条地让众人过目，引起欢呼和热烈的掌声。蒋建国说：“父亲重重地在我的屁股上亲了一口，对我寄托了无限的希望。这件事是母亲告诉我的。”

　　蒋建国至今仍能想起小时候在香港的些许记忆。“我模糊地记得常躺在床上，房间黑漆漆的，门窗紧闭，连木百叶窗都关得严严的，怕我伤风感冒，还老要我喝很苦很苦的中药，结果我还是经常伤风感冒，还落下个遇上阴天下雨两腿就酸痛的毛病！”

　　在童年的记忆里，蒋建国很少看见父亲回家，“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蒋光鼐再次北上抗日。

　　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攻势下，香港也不再是避风港。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檀香山、南洋群岛一带进攻。“在此之前我们家曾经作过两次疏散，一次去澳门，一次去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都有惊无险又回到香港了。”

　　蒋光鼐一家住在九龙金巴伦道，“我还未满7岁。香港倒是经常搞防空演习，晚上在阳台上看那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组织成各种图案，还觉得蛮好看的。”

　　接下来，让小建国看到的却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一个白天，日本大批轰炸机在香港上空排列着整齐的队形，三架一组、九架一队，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一群孩子们听到马达的轰鸣以为是防空演习，都跑到花园的草坪上去看飞机。飞机上丢下的炸弹让这群好奇的孩子如梦方醒、慌忙躲避。

　　此时，蒋光鼐在广东曲江（今韶关市）担任第7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我的母亲刚带着3岁的弟弟庆渝去曲江照顾父亲的生活”。“留在香港家里的全是妇女和儿童。年龄最大的是大嫂陈艳珍，我1　蒋建国说：大哥的精神病一直未能治好。

　　发炮弹命中了车房，我是被大人们用棉被盖住才幸免于难的，万幸的是全家没有人遇难。

　　然而，建国12岁的定苏姐脊背上被炮弹的碎片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我们转移到餐厅，让定苏姐趴伏在餐桌上，再盖上两条棉被，我们则藏在餐桌下面。”

　　藏在餐桌下的蒋建国周围一片漆黑，只听到炮弹的爆炸声、落地玻璃门窗的碎裂声、受伤者的呻吟声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求救声。

　　从餐桌下逃出的建国看到上四楼的楼梯已经被炸断了，楼房正在着火，到处烟雾弥漫，使人透不过气来。楼顶上响起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哭泣声和喊救命声。

　　“在经过一道楼梯的时候，大人拉着我的手往上走，躺在楼梯台阶边上的重伤员抓着我的脚往下拉，呼喊着别丢下他不管。”这让当时还未满7岁的建国茫然无措，终于还是被大人拉着逃出了那座正在燃烧的楼房。

　　由于战时香港夜间灯光管制，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瞳孔已经放大，“我跑出来看到天上的星星时，觉得有碗口那么大，特别明亮。”蒋建国一边回忆，一边用双手拼起来一个碗口圆。“我们刚刚跑过一座房子，整面墙就在身后坍塌下来。大家集中到一个被认为是较安全的地方。天还未亮，几个男人就冒险回到那座楼房的瓦砾堆中寻找食物，居然还找到不少罐头食品，惊魂未定的人们匆匆忙忙填满了肚子。定蜀妹没有牛奶喝，用开水泡饼干喂她。”

　　“当时我们这些亲属都很小，我们这一家子人没有一个掌事的男人，所以逃难路上很艰难。”天刚蒙蒙亮，一群人匆忙往山下跑，他们要在战斗开始前找到安全的落脚处。“一个佣人背着受伤的定苏姐，我拉着大人的衣角，顺着蜿蜒的马路往山下小跑起来。”

　　这次艰难的逃难之旅让年幼的建国终身难忘：一路上的情景惨不忍睹。有躺在血泊之中不忍一看的尸体；有蠕动着的缺胳膊断腿的受伤者；如果不小心就会踢着一条伸出来的腿。有的人把手中的包袱往山坡下一抛，干脆自己顺着山坡往下滑。“我只知道紧紧拉着那大人的衣角，低着头往前跑，从来没跑过那么多路，也不知道疲倦。”

　　当蒋建国回头看家人的时候，发现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不知是我们掉队了还是跑得太快，结果与家人跑散了，幸亏大人有主意，我们跑到凤凰台一个熟人家去，主人劝我们先住下，再慢慢找其他人。”蒋建国回忆说。

　　战争让香港的物资供应变得紧张起来，“每次吃饭，因为人多饭少，我年纪小吃得慢，等我吃完一碗，锅早已空了，所以盛饭的时候我总小声提出要求：再装满一点。”

　　蒋建国还记得，九龙仓库起火后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烧得白天都像晚上那般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到了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香港，天黑就戒严。据说在戒严期间日军见了行人举枪就打。”

　　随父抗战的颠簸童年经过多方努力，失散两周的小建国与家人联系上了。“不仅是我们一家，还有蔡廷锴伯伯和李济深伯伯的家属都联系上了”。

　　蒋建国说，从19路军时期起就给父亲开车的司机黄巩，是负责和东江游击队联系的，不知是游击队找到他，还是他找到了游击队。“我们从香港一直跑到惠州，就感觉到家了，惠州是东江游击队的据点。”

　　回忆起从香港到惠州，蒋建国想起与日本军官相遇的惊险一幕。在香港市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队日本骑兵正好通过，一行人赶快在人行道上停下来让行。

　　没想到的是，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也停了下来，招手示意叫小建国过去。“我不动，他大喊着不知说了什么，手还作抽刀状。身后不知是谁推了我一把，让我快过去，我向前走了几步。军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糖和饼干递给我，我正犹疑间，身后又有人提醒我伸手去接，我接过东西后赶快转身跑回家人身边。”

　　一阵马蹄声过去后，大家松了一口气，都很庆幸没有旁生枝节。“大人们告诉我糖和饼干是绝对不能吃的，万一有毒怎么办？我从小就听大人讲述19路军1932年在上海抗日的故事，知道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

　　蒋建国回忆说，我们和大批难民一起沿着公路往内地走，途中有时可看到日本兵在砍伐树木或在修建什么，也没有过多干涉逃难的人群。日本人也不愿太多的难民滞留香港，物资供已经应难以为继了。“我实在走不动了，一位不知姓名的大哥哥把我扛在肩上继续往前走（广东话叫”骑膊马“）。到惠州有人接待我们，家里人的脸上才有了笑容，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定苏姐脊背的伤口已长上，只留下一块疤。其他人也都算平安，这就很不容易。”

　　蔡廷锴在自传中记述了在桂林见到和蒋光鼐一家一同逃出的家人的情形时说：“此时正在严寒期间，各人逃出，均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状极可怜。”

　　在蒋建国看来，衣衫褴褛也是客观需要，因为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必须和难民们一个模样，隐姓埋名，不暴露身份才不会出事。当时我们确实已是蓬头垢面、满身虱子、精疲力竭了。

　　历时一个半月，蒋建国虎口脱险回到父亲身边，但是生活的安定并没有因为父亲在身边就伴随着这个小男孩。

　　抗战时期的曲江是广东的临时省会，经常能听到“呜——呜——”的警报声。蒋建国说，警报就是命令，听到后，人们就赶快躲进在房前屋后挖掘的防空壕、防空洞，马路两侧也挖有掩体坑。

　　在蒋光鼐家的后山坡，工兵修了一个很“讲究”的防空洞，足能容纳数十人，里面坑道是用圆木支撑的，迂回曲折，脚下还铺有木栅防潮。有两个洞口，其中一个洞口还顺着山坡修了伪装棚，从上面根本看不出有洞口。即使炸中其中一个洞口也无大碍。

　　但是，蒋光鼐从来不进防空洞1.敌机空袭时他总是利用松树作掩护，1　蒋建国对家中一位不进防空洞的女佣人记忆犹新。她说：“有钱人才怕死，我们平民老百姓无所谓。”一次，她到曲江十里亭买东西，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空袭，张发奎创办的志锐中学是轰炸的重点。志锐中学里教室、宿舍、礼堂一应俱全，一座座灰色建筑排列有序的布局很像兵营。敌机大概把学校当成军事机构，不断轮番俯冲轰炸、扫射。当炸弹炸到身边了，女佣也只好躲进路边的一个掩体坑，惊魂未定之时，一个被炸得浑身是血的男人也滚进了她藏身的小坑里，这一来可把她吓坏了，空袭过后，逢人便哭诉自己的遭遇，再也不说“无所谓”的话了。

　　常常口中念念有词，有时还吟诵起来，好像唱歌一样，很悦耳，但多少带有一点淡淡的哀愁。仔细听，原来是用东莞家乡话读唐诗或宋词，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学会像他那样吟诵。“

　　在曲江，蒋建国最愉快的事是跟随父亲上山打猎。蒋建国扛着比个子还高的双筒猎枪，父亲带着名叫“胜利”、“和平”的两只猎犬。“在鹧鸪、斑鸠等鸟儿飞起来时，看到父亲敏捷、准确地击落空中飞鸟的动作后，我才意识到他曾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是科班出身的老指挥官。他教我怎样在草丛中前进，教我黑夜行军的口诀……”

　　敌人的进攻仍在继续。为了打通粤汉铁路，日本不断增加兵力，发动攻势，曲江数度告急。蒋光鼐一家也就几次疏散，往东去兴宁，往西去罗定（蔡廷锴的家乡）和广西的梧州（李济深的故乡），还经过湖南的衡阳、广西的柳州、江西的龙南……最后一次疏散到平远。此时第七战区司令部要搬到江西寻邬，“我们被安置在广东省东北角平远县的乡下居住。两地都是在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交界之处，相距不远却分属两省，是偏僻宁静的山区，但十分贫穷，日本人始终未能打进去”。

　　在衡阳，蒋建国亲眼看见过一场激烈的空战：虽然不断有“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很危险，但是所有人都探头观看这一场面，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和有红膏药标志的日本飞机上下翻飞，在空中互相追逐。当看到敌人飞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黑烟尾巴坠下时，所有人都鼓掌欢呼起来1. 1　蒋建国还讲述了“一个花瓶的故事”：逃难途中，很多时候都是搭乘卡车在粤北的大山中穿行，道路崎岖不平，迂回曲折，我们翻过一次车，幸亏车内主要是行李，人不多。我们的族亲沛基哥抱着一个明代青花瓷瓶坐在这辆车的车头司机旁边，据他事后回亿：当车滑向山谷时，车门不知怎的自己打开了，他被甩了出去，飘飘然的被一堆灌木丛挡住了，没有掉下谷底，这时他发现自己仍死死抱住那花瓶，人和花瓶都安然无恙，人们都说那是一只宝瓶。

　　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在逢源北街87号二楼的客厅茶几上陈列着那只翻车都没碎的宝贝花瓶，还用一个红木镶边的玻璃罩罩住。一天早晨突然发现它自己粉碎了。人们议论纷纷，为之惋惜。父亲知道后，淡淡地说了一句：“经过8年抗战，人能活下来就不容易，身外之物碎了就碎了。”

　　秘密策反余汉谋抗战胜利之后，蒋光鼐一家人终于在广州团聚，原本渴望已久的安静的生活被一个秘密任务打破了平静。

　　解放战争后期的蒋光鼐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秘密策反余汉谋。父亲出入麻将桌上，经常早出晚归，行踪不定，还瞒着母亲去了一次台湾。黄晚霞心生疑虑，她以为丈夫有了外遇，便让丈夫的警卫员李苏秘密跟踪。蒋光鼐觉察后，坦然地对妻子说：“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放心吧。”

　　蒋建国知道这件事是在“文革”期间，这要从父亲一次怒撕与老友的合影说起。

　　“文革”中，蒋光鼐不能忍受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都是“坏人”，许多他熟知的朋友也纷纷被打倒了。“他卧病在床时，让我把他和别人合影的旧照片递给他，结果他撕了一大堆，以此来发泄他心中的不平。但是，他留下了几张，其中之一就是在台湾郑成功祠堂一明延平郡王祠门口的一张与余汉谋等的合影。”

　　抗战期间余汉谋是第7战区司令长官，蒋光鼐是副司令长官，余汉谋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时，蒋光鼐是副主任。“对日作战，余对父亲是言听计从，他们私交甚笃。1949年余汉谋担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时，做余策反工作的人选，父亲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蒋建国说。

　　1939年，经叶挺和廖承志介绍，蒋光鼐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曾有一次长谈。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曾致信蒋光鼐谈道：“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实为当前之急务。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目。”

　　在解放战争由防御转人进攻阶段，周恩来交给蒋光鼐一个重托，希望他争取余汉谋起义。“那张在台湾的合影，就是他做工作的记录。但余汉谋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余对父亲说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共军’进攻广州，我将命令部队不战而撤。”

　　正如余汉谋所言，他没有起义，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时，没有死守广州，使广州人民免受战争之苦难，他把部1906年同蒋光鼐一起离开家乡东莞考取广东陆军小学的老朋友袁煦圻受蒋光鼐之托，来到香港将蒋建国、蒋之翘、蒋庆渝和蒋思云4个年龄大些的男孩带到北京。这是1950年夏天，蒋建国正好初中毕业。

　　1951年，黄晚霞专程去香港，把5个最小的孩子也全接到北京来了。“此行是父亲向毛泽东写信请假去广州接孩子，李维汉出主意请他去南方视察，顺便接孩子，主席就圈阅了。”蒋建国回忆说。

　　蒋光鼐，从“辛亥革命”走来1949年10月，蒋光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28名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之一。这时他已经是61岁高龄的人了。

　　蒋光鼐：“违令”抗日一代名将1949年蒋光鼐在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言1551954年在沟沿头17号蒋光鼐（右一）与李章达合影蒋光鼐出生在1888年12月17日，字憬然，广东省东莞县人。祖父蒋理祥是咸丰年间的进士，同治三年授翰林院编修。他的父亲蒋子敏，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历陈改革，官景山官学教习，后在北京病逝。出生书香门第，蒋光鼐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蒋光鼐的母亲临终之时见“世局日非，文字不足以救中国”，曾嘱托他只有弃文从武，才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蒋光鼐读了几年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后读南京陆军中学，就在蒋光鼐在南京第四陆军中学上学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而早在1906年，同盟会成立第二年，蒋光鼐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个革命组织。

　　回国后，他一直追随孙中山，1917年9月，在大元帅府警卫营任职，1921年他又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在警卫团任职。

　　“父亲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因为他个子比较小，也不爱张扬，原来他一直做参谋，做团副，提拔得不快。一直到了1924年的时候才当上一个团长。”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粤军，他调任粤军第1师第1旅第2团团长，曾经出走的蔡廷锴被任命为第2团第1营营长，从此开始了“蒋蔡”之间的人生际会。

　　后来，周恩来说，蒋蔡、蒋蔡，分不开。“父亲和蔡伯伯平常在家里经常讨论问题，解放初期我们两家在一个院住。”

　　而蒋光鼐的另外一个好友则是叶挺。

　　蒋光鼐比叶挺年长8岁。1918年，他们都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他们都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的军官，“照相都挨着坐在一起”。1922年陈炯明叛变，他们都为保卫总统府而战斗。后来，叶挺到苏联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北伐开始，“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副师长，叶挺任第4军独立团团长”。

　　“在多次战役中，他们紧密配合、协同作战、所向披靡。第10师和独立团率先攻入武昌城，他们都成了铁军的名将。”蒋建国说：“经过血与火的洗礼，8年共同战斗的经历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蒋光鼐和他的三个夫人（1）

　　蒋光鼐一生中有3位夫人，育有12个子女。“大哥蒋庆瀛早逝；1947年出生的最小的妹妹蒋定桂曾是一名纺织工人，以前五毛钱纸币上印着的纺织女工推纱锭的图像就以她为原型。”1长子蒋庆瀛和长女蒋定闽2是指腹为婚的第一任妻子谭妙南所生。谭夫人因积劳成疾去世，嘱蒋光鼐将庆瀛抚养成人。然而，蒋庆瀛被人玩催眠术导致精神失常成为父亲一生的遗憾。“我的大哥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被同学家的人玩催眠术，没醒过来，弄得神经错乱，还专门送到日本去治疗也没治好。他上学时，年年考第一，本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身体强壮、活泼可爱。说来也怪，他得病后有时发脾气打人，但从来对我们弟弟妹妹都很好，乐呵呵的。”

　　1　关于“五角钱纸币上纺织女工原型”，蒋建国回忆说：当时记者去纺织厂采集素材的时候，正好看见她。她当时是挡车工。我父亲是纺织部长，让她去了纺织厂当工人。现在她说话，都嗓门特大，因为习惯了工厂那种闹哄哄的环境。

　　2　蒋定闽的童年是在乡间度过的，当时父亲跟随孙中山在外搞革命，对家庭无暇顾及。因此，她童年的生活是艰苦的。她曾就读于徐悲鸿担任系主任的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系，后又师从过鲍少游、黄君璧、李凤公等名家，有很扎实的功底。同期同学梅健鹰和宗其香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著名教授和画家，因为抗战的缘故，她只好中断学业。抗战胜利后，才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

　　在抗战期间，她曾从曲江（广东临时省会）化妆通过敌人设置的关卡，到达已被日军占领的香港，从银行的保险箱中将家里的财物取出，运回内地。她最担心的是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著名画家蒋兆和在战场上为父亲画的那幅让上海乃至全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油画，她不愿这件珍贵的作品毁于日寇手中。她潜入家中，将藏在屋顶隐蔽处的油画取了回来。她的勇敢和机警让许多人吃惊和赞叹。

　　由于她是家中长女，要照顾弟弟妹妹们，无暇顾及个人的事情，所以很晚才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她留在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移居美国洛杉矶，2002年病逝于美国西雅图。

　　这是1947年蒋光鼐将军为嘉惠学子把二套《万有文库》赠给虎门中学蒋建国说，大哥的病是父亲心中的隐痛，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时的人很看重这一点，李济深伯伯就有诗云：“有子万事足，无职一身轻。”

　　蒋光鼐1948年因支持创办莞旅中学，将自己居住的广州西关逢源北街87号大楼用作校舍，由于新居面积狭小而让庆瀛和大嫂等亲人回家乡虎门居住。庆瀛回乡后遭受不公平对待，于1952年早逝，死时父子未能见上一面。

　　谭妙南去世后，在远离家乡虎门的北海，蒋光鼐意外地收获了爱情。在休整期间，他结识了刘慕雨。此时，蒋光鼐的人生命运和军旅仕途已经有了转机。由于作战勇敢，在东征陈炯明等多次战役中立功，蒋光鼐升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副师长兼28团团长；南征邓本殷时，又率28团1000余人与敌人激战3天，大破敌军主力万余人于广东开平单水口；然后又在金鸡圩大胜敌军，攻克阳江，占领合浦。

　　然而，刘慕雨不能生育。婚后，刘慕雨从北海抱养来一个女孩，她为这个原名包建民的女孩改名为蒋定苏。蒋光鼐和刘慕雨将蒋定苏视为己出，让她接受了最好的教育1.蒋光鼐和他的三个夫人（2）

　　不能生育是刘慕雨心中最隐秘的痛，在刘慕雨看来，似乎只有蒋光鼐再娶妻生子延续香火才能让她安心。在刘慕雨的劝说下，黄晚霞走进了蒋光鼐的生活。

　　“母亲黄晚霞的童年是十分不幸的，小时候生活在一个黎族聚居的海南偏僻山村，她刚刚能记事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场劫难。”蒋建国说，蒋光鼐和他的第有一天，她跟着爷爷到三任夫人黄晚霞离村不远的山坡上采摘指甲花，挤出花朵中的汁液，把它涂在指甲上。小姑娘正玩得高兴，突然村里传来了火光和哭喊声。原来是土匪进村烧杀掳掠，战乱中，她与爷爷跑散了落到了土匪们的手中，土匪把她卖到北海市一户姓黄的人家做养女。这家人对她不错，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住在广州梅花村37号时，有一位黄家的姐姐还常到家里看她，我们叫她姨妈。母亲被劫走时年纪小，早已不记得自己的家乡模样，从此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无法联系上了。”

　　1　小学时，蒋定苏在香港就读于英国人开办的拔萃女子英文书院；抗战胜利后，进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1952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被分配至山东省农林厅人事教育处工作。1965年，蒋定苏调任山东师范大学外文系副主任，1987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晋升教授。2003年因病逝世。

　　蒋定苏1965年调山东师范大学外文系工作，从农林厅转到大学外文系了，蒋光鼐知道这个消息后，刚好纺织部内部处理一些外事活动中交换来的礼品，他专门买了两个多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大的送给定苏学英语用，小的自己用。

　　1931年，“父亲称病离开部队到了上海，实际上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医院而是赋闲在家。

　　在刘慕雨的安排下，从北海市将母亲黄晚霞接至香港，置装后到上海与父亲完婚。“

　　在蒋建国看来，这门婚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两年前，母亲黄晚蒋光鼐和女儿蒋抗日霞就曾被告知有人要来相亲，让她在北海市黄家花园的竹林中散步，她和父亲在竹林里“无意中”相会了。当时，父亲没有马上同意，理由仅仅是说她脖子较短。但是，两年后，经刘慕雨的一再动员，父亲终于同意了。

　　1932年11月，黄晚霞在香港生下了个女儿，“父亲给她取了个有意义的名字叫抗日1，以此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

　　1940年，蒋光鼐在曲江抗日前线接到香港传来的刘慕雨病危的消息。蒋建国说：“我特别感激母亲刘慕雨，如果没有她的贤慧，也就不会有我。可惜，好人总是命不长似的，她和母亲谭妙南一样，都只活了39岁。”

　　蒋建国印象中父亲唯一的一次落泪是在刘慕雨去世时，“我看见父亲在遗体旁深情地凝视良久，然后迅速走到窗前，望着远方，从西服上1　蒋定日原名”蒋抗日“，按照蒋家祖上的规矩，他们这一辈的男孩儿应该取”庆字辈“，女孩儿则取”定字辈“，但由于蒋定日出生于1932年底，父亲为了纪念”一○二八“抗日事件，便为其取名”蒋抗日“。

　　蒋抗日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高中读书时，就因为田径方面的天赋出了名，特别是短跑方方面，在校运动会，省运动会都经常跑第一。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蒋抗日瞒着父亲投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其司令员以我们与蒋介石同姓，而蒋介石并不抗日为由说：蒋介石不抗日，你怎能叫抗日呢？无奈之下只要按家中孩子的排行改为定日。”

　　162衣口袋中抽出一方白手绢擦眼泪。“

　　而对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妻子黄晚霞，蒋光鼐深知这位妻子的艰辛。

　　父亲对建国经常说：“你母亲每天晚上都要把每个孩子的情况像过电影似的想一遍，自己才睡下。”

　　1967年6月12日中午，蒋光鼐的追悼会刚结束，“母亲就约见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王华生提出”部长已经去世，我们家属不应该再住在国家安排给部长住的宿舍了“1，主动要求搬出部长宿舍，调低住房标准。

　　1980年11月24日，黄晚霞逝世。儿女们在她身上洒满了鲜花。

　　儿女们知道，母亲一生爱花，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劫难，就是为了采摘山野中盛开的指甲花而被土匪掠走，孩子们希望这些美丽的鲜花伴她同行。

　　“如今，父亲的直系孙辈有大约20人，现在分散在北京、重庆、香港等地，有的定居国外。”蒋建国说：“父亲总是一个很慈祥的长者，他到晚年那么大岁数的时候还跟外孙在地毯上翻跟头。他让外孙骑马。”

　　“阿国，我看你不坏，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右’…

　　“文化大革命”中，蒋光鼐和几个子女都受到了冲击。

　　蒋建国在汇文中学读完高中后，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在快毕业时，蒋建国遇上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错误地戴上了”右派分子“

　　的帽子。

　　“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是很大的，他知道他不能说什么，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在行动上采取了措施。”蒋建国说：“父亲决定把孩子送到部队。”

　　在一次开会时，蒋光鼐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说“我有个儿子1　蒋光鼐在解放后曾任第一届政协常委，并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从1952年至1967年病逝，任职长达15年之久。

　　惊奇，我们家只有两万多元存款，那是父亲考虑到母亲没有工作，劝她一点点积存下来，准备留给她养老用的。母亲一辈子带大9个孩子，还要照顾父亲，可是孩子们一个个都受到了冲击，无一幸免。10年内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孩子们的不幸遭遇都会给母亲增加痛苦，集中在她一人身上就要承受9个人痛苦的总和。

　　让蒋建国忘不了的是还有与重病的父亲的一次对话。

　　当时，蒋建国在病床边，父亲用那只没有打点滴可以自由活动的手握着儿子的手，端详着说：“阿国，我看你不坏，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右派’呢？”

　　蒋建国面对父亲的疑惑，至今很遗憾，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告诉他答案。

　　蒋光鼐晚年的时候，经常为发配在遥远的甘肃劳动的儿子建国担忧，蒋光鼐担心儿子的生命安全。在蒋建国去甘肃前夕，蒋光鼐特意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餐厅为儿子践行，并破例为他要了一杯泸州老窖特曲酒。父亲举起酒杯神情凝重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一下也有好处！”他没有想到儿子这一去就是20年……1966年蒋光鼐手术后在大甜水井胡同24号葡萄架下留影1970年3月，蒋建国又被造反派强加了“反革命罪行”关进看守所。当母亲寄给建国的包裹先后两次被看守所以查无此人退回后，母亲担心儿子已遭不测，便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周恩来派员查明真相后，让已被关押了三年多的蒋建国获释1. 1　1979年，蒋建国从甘肃调回北京，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工作。1987年服从组织需要，调民革北京市委工作，任副秘书长。1988年任“民革”北京市委第九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委、政协北京市第七届委员会副秘书长。这时，他刚刚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了一年，学习一种新引进的丝网版画技法。他的丝网版画作品《苍凉》刚刚在首都版画双年展获得了优秀作品奖。1990调政协北京市第七届委员会任专职副秘书长，任市政协七、八、九届常委，专职副秘书长。从“画家”到“从政”这种角色的转变让蒋建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说，“我是中央美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但是”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

　　2002年蒋建国被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蒋光鼐简介蒋光鼐（1888-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虎门人。著名的抗战将领。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蒋光鼐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武昌保卫战、倒袁护法、北伐战争。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率部进行抵抗。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1933年11月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经济委员，失败后去香港。抗战期间，他历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光鼐获得胜利勋章。10月，第七战区改组为衢州绥靖公署，蒋光鼐为副主任。周恩来曾致函给他，尊敬地称道：“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

　　1946年4月，蒋光鼐与蔡廷锴、李章达等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蒋光鼐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蒋光鼐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9月，李济深、蔡廷锴等离港北上，经东北到达北平。蒋光鼐仍留在香港，秘密进行策反工作。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67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

　　张自忠：并非以死明志的上将军——张廉云讲述父亲张自忠张自忠简介2010年5月16日，张自忠殉国70周年。

　　70年前的这一天（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39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33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是天津市长兼当地中国军第38师师长，性格温厚，威望极高。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我皇军第39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悲壮一刻定格在1940年5月16日16时。

　　“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

　　2010年6月11日，上将之女、87岁的张廉云1老人在张自忠将军长眠地，举行了隆重的活动纪念张自忠殉国70周年。在张老的桌子上还摆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赠送的孙中山和宋张廉云曹海鹏摄庆龄雕像。

　　从留守北平到抗日殉国，崇尚忠义的张自忠经历了哪般的人生沉浮？张廉云用清晰的思路、平和的语气呈现了当年那气壮山河的悲情往事。

　　“我们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如何？请速回电告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获此消息，极为震惊，连夜致电第5战区查询。第五战区复电说：“自删日（15日）以后即失去联络，情况不明，现正积极查询。”

　　1940年5月18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证实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确于16日战死在宜城南瓜店沟沿一带。

　　同样以为这是一条谣传消息的还有远在上海的张廉云。“我是在《申报》上看到父亲牺牲的消息的，认为又是日本人在造谣……”父亲殉国时，张廉云才17岁。而3年前，14岁的廉云与父亲一别1　张廉云，1923年生，1950年—1951年任北京小学校长。后到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积水潭医院任职。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就未能再见面。满心欢悦的张廉云在将要启程与父亲见面时，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家人对张自忠的记忆只能停留在1937年9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趁着暮色匆匆一别，再也未能与他们相见。“那天，父亲突然回到家中。没过多久，他就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离开了。他走的时候不让人送，我趴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料到那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1939年春，张自忠的家人由天津迁往上海租界居住。同年5月，“随枣战役”期间，张自忠的结盟兄弟沈克由上海赴重庆途经湖北时，来到襄东前线看望他。兄弟两人相见甚欢，临别时，他对沈克说：“你回去后到我家，让你义女廉云到前方来。”

　　1940年4月15日，张自明通过33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与哥哥张自忠取得联系，准备带廉云和廉瑜前往。“在前线的父亲发来电报说，同意我们前往。”

　　张廉云至今记得接到电报一刻，她和姐姐的心情：我俩高兴得不得了。

　　“到前方咱们不会骑马怎么办啊？”

　　“前方什么样？”

　　……亟待动身之际，忽接张自忠复电：“删电悉。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准备要打大仗的张自忠，推迟了女儿的行期，也失去了与家人最后的见面机会。两个兴奋的小姐妹再也没有等到父亲的最新电报，直到“谣言”一语成谶。

　　在廉瑜记忆中，1940年初，张自忠写的最后一封亲笔信被视为宝贵的遗训，信中说：“大时代的女孩子，应求知识，求经济独立，不要做家里蹲、做衣裳架子。”

　　而1940年4月1日，在写给张自明的亲笔信中，也能看张自忠最后的牵挂。他说：“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却十二分快慰，身体也好，一切一切均好。唯近来思家之心极切，尤其是万分想念吾母。每想及此，不觉就非常难过。”

　　不幸的是，此时，廉云母亲李敏慧的子宫癌已到晚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不敢告诉她实情，就只在家戴孝，痛哭流涕，去医院时再换上平常的衣服，克制悲伤的情绪。”张廉云说，“在天津时母亲就已经患子宫癌，当时父亲来电报说要母亲带我们去云南，但母亲那时经不起折腾，我们这才去了上海。”

　　可是，母亲的病情持续恶化。弥留之际，瑜、云、叔叔到病床前，叔叔说：“五哥已经牺牲了……”

　　陷入昏迷的李敏慧无法听到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但是冥冥之中念叨着，“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

　　张廉云说：“有人说母亲闻耗悲痛绝食7日而死，并不是这样。父亲去世3个月后，母亲也病逝了。”

　　父母双亡以后，1940年11月，廉云第一次来到重庆梅花山。

　　“我到梅花山的时候，一下就看见了父亲的坟墓，当时就放声大哭。

　　我们有意回避谈父亲怎么受伤、如何作战。我们不愿意谈这些问题，因为太伤心了。但是父亲的牺牲，鼓励着我和姐姐努力向上，这个力量强大极了。“张廉云回忆说。

　　“和谈风波”引发亲日误解从1937年到1940年，在与女儿分别的这3年里，张自忠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若干年后，张廉云才知道，在这个父亲人生最为巅峰的阶段，是如此的跌宕起伏。

　　这一切都与图谋中国的日本人有关。

　　1937年发生了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这两件事当时曾经引起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为此，张廉云老人首次对媒体详述其中的来龙去脉。

　　1937年春，张自忠与侄女张廉瑜、女儿张廉云在北京八大处“1937年，我才14岁，还不大懂事，但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绝不能做亡国奴。知道父亲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父亲当时是29军38师师长，并兼任天津市市长。上世纪80年，海峡两岸陆续公布了大量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了我父亲当年在平津的作为，完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完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张自忠与日本人的首次交手是在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29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张自忠任38师师长和37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张自忠对全师营以上干部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

　　1935年，29军入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就一直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29军，妄图在华北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我父亲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29军37师旅长）、黄维纲（29军38师旅长）、徐廷玑（29军132师参谋长）、田温其（29军143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我和哥哥、堂哥、堂妹也随团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我们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后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

　　据张自忠部属张宗衡回忆，张自忠赴日考察期间，原计划30日后返回。还未满30日，日本在津驻屯军田代司令请宋哲元赴宴，把事先准备好的中日经济提携条约请宋签字，因之闹成僵局，乃电张自忠迅速回国。张接电后，便终止参观，马上踏上归途。宋先生便归去山东原籍修墓，以避免再与日方交涉，田代司令因事事不得要领，便一气而病，一病而死。当时这一段真实情形，外界不明真相，便任意造谣，说张将军同日方订有什1936年，张自忠在天津市市长任上的戎装照。

　　日军占领卢沟桥么密约，日方送他多少钱，还送他一个日本美人。迨他归来，闻知此情，义愤填膺。在一次宴会席上，他借酒吐情说：“把我张自忠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1937年，国人皆知的“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29军军长。宋哲元自当年5月回山东乐陵老家扫墓未归。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7月11日宋军长到了天津，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宋军长，然后奉命在天津继续与日军交涉。19日宋军长返回北平。”此时，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战略部署已经势在必行，而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1. 1　日军从东北调进大批军队，在平津集中后，7月21日即撕毁和谈协议，炮“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25日父亲奉宋军长召，于下午5时乘平榆（北平－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四次列车离开天津，当晚七时半抵北平，秦德纯（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现政协礼堂南面）的宋宅见宋军长，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27日，宋军长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但此时的舆论对张自忠越来越不利，他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主张使民众对他的误解日渐加深，以至于29军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1的传言，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2.留守北平，对日交涉被误解为“汉奸”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短短20天时间里，北平的局势陷入危急之中，负责华北防务的宋哲元接到蒋介石命令，让他转移到保定指挥。为了拖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7月25日，日寇又借口修理电话线路为名，向我廊坊38师113旅和驻大沽的38师112旅225团挑衅。26日，日军企图经广安门冲进北平城，由于我军奋勇抵抗，未能得逞。南苑7月28日失守，29军副军长、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将军》，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二册第九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1　1931年1月16日，西北军残部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37师师长，张自忠为38师师长。同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3军改番号为第29军。

　　2　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浑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告诉张克侠（29军副参谋长）下午29军首脑会议所做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38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1937年7月28日晚，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37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张廉云说，“当时宋哲元先生说让父亲留下，父亲不肯留，宋先生就说你们平常都说服从我的命令，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你们不留下呢？父亲就留下了。后来刘汝明师长回忆说，张某人这是跳火坑啊。刘汝明、冯治安和我父亲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没想到的是，这段历史后来变得很纠结。张廉云说，这段历史牵扯到了宋先生走，我父亲留。有人说我父亲擅离天津，并逼走了宋军长，这不是事实，其实是蒋介石的电令让宋走的。

　　“29日下午，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与此同时，父亲组织人力安排滞留城内的29军官兵和军官家属设法撤离北平。另外，宋军长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

　　7月29日，北平沦陷，留守北平的张自忠也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上称他“张逆自忠”，“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甚至称他是“华北特号汉奸”。

　　在南京街头上，还贴出了攻击、侮辱张自忠的标语。而在北平，张自忠亲笔写下的布告“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也成为泄愤的对象。熟知这段历史的张廉云说：“老百姓一看出布告有张自忠的名字就撕。”

　　在留守北平期间，张自忠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然而，让张自忠觉得局面突变的是阮玄武的独立第39旅被日军缴械。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39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旅长石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内。”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察觉，父亲离开了医院，设法躲入东城礼士胡同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中。福开森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很了解，过去和我父亲就认识。后来在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悄悄离开北平到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在天津，张自忠见到弟弟张自明。张自明看到的哥哥由于“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已经是疲惫不堪。”

　　“为了躲避战乱，大约在7月中旬，我们一家和叔叔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号路（现营口西道庆余里），那是一栋小楼，连同地下室一共4层。父亲的音信全无，我们全家都十分惦念他。”张廉云至今对获知父亲消息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记得9月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诉我们说，父亲要回来。天黑的时候，父亲果然回来了。”

　　而张廉云对此时父亲的印象也是黑瘦的脸庞和沉默不语的表情：“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全家人进屋向他问安，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大家都退出了，房间里只有父亲、母亲、叔叔、堂姐廉瑜和我；父亲先让廉瑜拿来了纸笔，给一位美国教授写了信，感谢他在北平的帮助。然后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告诉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把家事全部委托给了叔叔。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费，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坐了一会儿，等到天全黑了的时候，张自忠悄悄动身南下，“他穿上长袍。戴上帽子，走了，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着4户人家，我们都不敢送他……我并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

　　在济南，张自忠与冯玉祥相见。“自从1933年冯先生由察哈尔赴泰山隐居后，父亲已有4年未与他谋面。冯先生对父亲有知遇之恩，这次也不例外。”

　　见面后，冯玉祥致信蒋介石，建议应叫张自忠回去带队伍。

　　10月7日，张自忠动身南下。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张自忠的处罚并没有因为冯玉祥的信件而赦免，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战功之下民众的误解得以消除1937年12月，由于战事趋紧及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的力荐，张自忠在河南任59军代理军长1.后该军调赴徐州，编入第五战区序列。

　　59军归第五战区后，奉命调豫东商丘待命。1938年2月又调津浦南段，援助何柱国部作战。张自忠曾亲笔写信给独立第26旅旅长张宗衡说：“要忍最后之一分钟，要撑最后之一秒钟，定能得到良心上之安慰。”

　　其后，他率59军将士在临沂战役中作战勇敢，卒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粉碎了敌第5、第10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造成矾谷廉介第10师团孤军深入，从而为台儿庄大捷立下头功。

　　随后，军令部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张军坚忍抗战，毙敌累累，希传谕慰勉。”同日，国民政府颁令撤销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张自忠升为第27军团司令官兼59军军长2.在接下来的武汉会战3中，张自忠在装备精良的强敌面前，殊死奋战、1　29军南撤后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任副总司令。其中冯治安的37师与赵登禹132师余部合编为77军，冯治安任军长；143师扩编为68军，刘汝明任军长；张自忠之38师则扩编为59军，宋哲元兼军长，李文田任副军长。59军下辖两师五旅一团：第38师，师长黄维纲；第112旅，旅长李金镇；第113旅，旅长朱春芳；第114旅，旅长董升堂；第180师，师长刘振三；独立第26旅，旅长张宗衡；独立第39旅，旅长祁光远；军直辖特务团，团长安克敏。全军总兵力约3万人。

　　2　关于“临沂之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叙：“张部以急行军出发赶到临沂郊外当敌军攻城正急之时，59军先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乃约定时间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留沂守军见援军已到，士气大振，开城出击，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敌，仓皇撤退。

　　“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59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

　　3　“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历时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超过100万名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及北岸，横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1938年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很快占领安庆，“武汉会战”正式开始。9月6谷廉介因战败已被撤职，由筱家义男继任。此次，第10师团血仇而来、气势汹汹，9月6日，第10师团攻陷固始，然后沿固潢公路直扑潢川。

　　张自忠接到防守潢川的命令后，即率部以强行军开向潢川，当时豫南一带气候阴霾潮湿，59军官兵多为北方人，不少人水土不服，士兵患上了恶性疟疾。由于药品匮乏，每天都有数十名官兵死亡。张自忠也染上了疟疾，但他发给全军的手谕要求：“各部队长必须亲自督促所部抢筑工事，不惜一切牺牲，与阵地共存亡！”随即又亲赴潢川城内，给守城的39旅安克敏旅长下达了死命令：“你要死守潢川，潢川就是你们的棺材！”

　　张自忠一直打到9月19日，完成了白崇禧的作战部署，最后在日寇面前安全撤退。日军占领潢川后，直捣罗山、信阳，胡宗南第1军和46军已严阵以待，其中第1军拥有当时国军唯一的坦克部队和彭孟缉的炮兵旅。然而，胡宗南坐拥国军最好的装备，用3个军7个师与日军已经血战数次的两个师团激战20多天，10月12日信阳失守。

　　李宗仁致电蒋介石，为张自忠请功：“张军团长奉令防守潢川。与敌激战5昼夜，其在城内部队，被优势之敌包围，与毒气之攻击，犹能艰苦奋战，不求增援，巧日始因伤亡过重，退出该城。该军团长遵守命令，恪尽厥职，殊堪佩慰，拟请钧座特予嘉奖。该军所缺兵额武器，并请准其提前补充，以资鼓励。”

　　10月12日，李宗仁电告张自忠，他已升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1.11月13日，张自忠又被任命为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下辖第33集团军、王瓒绪之第29集团军、刘汝明之第28军团、郭仟之江防军及萧之楚第26军等部，总兵力达15万余人。张自忠由此从一位将领升任为一方统帅。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短短4个月里，日军曾在汉水东岸三阳店、洋梓、钟祥等地区发动过几次局部战斗，张自忠指挥所部接1　第33集团军下辖：第55军，军长曹福林；第29师，师长许文耀；第74师，师长李汉章；第59军，军长张自忠{兼}第38师，师长黄维纲；第18师，师长刘振三；骑兵第9师，师长张德顺；骑兵第13旅，旅长姚景川；第77军，军长冯治安（兼）；第37师，师长吉星文；第132师，师长王长海；第179师，师长何基沣；总部特务营营长杜兰喆。

　　连歼敌4000余人。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

　　上将军张自忠从追随冯玉祥练兵到抗日杀敌，终于成就了军人的无上荣耀。

　　两封绝命书，“除我等为其死，决不至于亡于区…

　　1939年12月，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1.12月12日，随着张自忠一声令下，右翼兵团数万大军一齐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势，声震山河。经过8昼夜血战，38师终于攻克罗家陡坡北面的曾家大包。随后，又在王家台子一带杀伤日军1500多人。

　　在指挥部队展开正面进攻的同时，张自忠还策划了一次奇袭行动，命132师395团并配属394团一个营，对日军第13师团第103旅团部实施夜袭。

　　395团团长任廷材曾回忆说：张将军从电话中指示我们两条：第一，敌人在十几天的激烈战斗中损失很大，士气不振，已呈动摇之势；而敌人总指挥部距敌前线又远，敌后空虚，若出其不意夜袭敌后方定能取得胜利。因之，决定派你团完成这一任务。第二，你们都读过书，读书贵实践。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者轻如鸿毛。要我把这两条转达官兵2.此战，我军以伤亡280人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敌粮秣、弹药、医药用两个运输营搬运了两天才运完。

　　据统计，冬季攻势中第5战区歼敌30804人，是战绩最大的战区；1　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冬季攻势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一次全国性战略进攻战役。

　　2　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将军》，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二册第九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5月7日凌晨，张自忠不顾部下劝阻，亲自率军渡河作战。在去前的5月6日晚，张自忠致函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挺进与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3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5月6日于快活铺“父亲每次出去打战都会留遗书。”张廉云说，“父亲有一个副官叫朱增源，我父亲牺牲以后，这个朱副官就在北碚守墓守了10年。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他（张自忠）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

　　张自忠将军临阵遗书张自忠渡河后，迅速和河东部队取得联络，经过3天战斗，日军后路几乎被切断。日军发现，对方有个电台不停地在向四处发报，他们断定有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到了前线，于是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电台的位置，迅速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从三个方面进行包围。

　　5月16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

　　激战至午，张自忠退守南瓜店山坡。他看见前方伤亡惨重，把保护他的卫队都派去增援，送苏联顾问撤离战场，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副官马孝堂目睹了张自忠将军遇难的最后一刻。

　　“此时，张总司令已两处负伤，刚包扎好头部，正在包扎第二处伤时，敌弹又洞穿了他的前胸。”

　　张自忠对部属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

　　马孝堂仍坚持给他包扎。

　　这时，有数名日本兵搜索而来……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1.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张廉云说：“父亲每当战况紧急，他便抱着必死的决心，身先士卒，沉着勇敢地指挥部队，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他敢于率部与敌死拼。”

　　有人曾经揣测说，张自忠殉国是因为过去被误解，以死来表清白。

　　在张廉云眼里，父亲的牺牲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使然。“对于父亲的牺牲，当时的记者说是我父亲要洗刷自己，一定要牺牲在战场。这个说法不对。首先，父亲完全是清白的，无需洗刷；再者，我们老家是孔孟之乡，我们家里面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影响很深，所以父亲受这个影响，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武将誓死报国身先士卒。”

　　然而，现在的一些著作，对上将之死越来越演义化，这让张廉云老人无可奈何。

　　1　蒋介石急电前线，告谕官兵：顷悉荩忱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壮烈阵亡，噩耗传来，痛悼万分！顾荩忱忠贞英勇，牺牲成仁，本其素志，光荣一死，炳耀千秋！惟在此抗战中途，将星忽殒，使国家遽失长城，损失过大，其何以堪？此中追念素所信赖爱护之袍泽，不禁悲痛无已者也！至荩忱尽瘁抗日，功在国家，所有表扬抚恤诸事，自当从详拟订，呈请国府明令施行。其所部，请代中善为抚慰，务继荩忱总司令之遗志，益加儆奋，俾得复仇雪耻，完成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慰其在天之灵，是所切望！闻耗仓猝，未能尽意。现荩忱遗体，已否寻得运回？其阵亡详情，均盼详报。

　　“有个人写了个故事叫'二斩孙二勇’，其实，孙二勇这个人物完全是杜撰的，59军中就没有这样一个人。”

　　张廉云说，父亲说得最多的是“良心”。父亲常说：“要凭良心，凭我的良心，求得良心的安慰。”张廉云说，在山东老家，“对得起良心”

　　是表明心迹、分量很重的常用语。她相信，抗战的胜利，足令父亲在九泉之下真正得到安慰了。

　　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看来，张自忠是“一个有良心的将军”。

　　“梅花上将”绵延至今的纪念在张廉云的家中至今悬挂着一幅字：“忠义之志、壮烈之气、抗战军人之魂，生死不苟，民族气节精神。周恩来追念张自忠。”

　　自此，国人对张自忠的哀惋之声不绝于耳。蒋介石题“勋烈常昭”、冯玉祥题“荩忱不死”、周恩来作《追念张荩忱上将》并作长篇悼文。

　　史沫特莱称，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作哀辞：“其立志也坚，其制行也烈，初啮齿于危疆，终受命于前敌，身死功成，永为民族之光荣，是军人之圭臬。”

　　张廉云说：“毛主席题写挽词：精忠报国。冯玉祥先生则亲自为父亲墓碑题字：张上将自忠将军之墓。”

　　日军也对张自忠将军的牺牲肃然起敬，其遗体被日军发现后运往襄阳陈家集，那里有他们的驻军，郑重装殓后浅葬在陈家祠堂后面山坡上，并立一木牌：“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急令第5战区不惜代价夺回张自忠将军遗骸。38师师长黄维纲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在混战之中将张总司令遗体抢回。当日军39师团接到司令部“将张自忠遗体用飞机送往汉口”的命令，为时已晚。

　　黄维纲部将棺抬至湖北荆门县襄河西岸快活铺，以上将礼服重殓后将灵柩运抵宜昌转重庆安葬。灵柩所经沿途各县，均有军政人员和各界1939年秋在荆门，系张自忠将军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群众都列队迎送，路祭悼念。在宜昌停灵3日，后转由民风号轮船送往重庆。

　　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肃立码头迎灵，蒋介石带领军政官员祭悼1，随后将灵柩送至北碚双柏树权厝在雨台山。冯玉祥除亲自为张自忠题写墓碑外，还在墓四周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地扬州梅花岭，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从1940年至1946年，每年5月16日，冯玉祥都会到梅花山纪念爱将。

　　“我父亲是中将领上将衔，殉国之后追晋为上将，他的史料入国史馆。”张廉云说。

　　1　当日，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张总司令荩忱殉国之噩耗传来，举国震悼。今其灵柩于本日运抵重庆，中正于全军举哀悲恸之余，谨述其英武事迹，为我全体将士告。追维荩忱生平与敌作战，始于22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7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今兹“随枣之役”，敌悉其全力，三路来攻。荩忱在枣阳之方家集，独当正面，断其归路，毙敌无算，我军大捷。假荩忱不死，则此役收效当不止此。今强敌未夷，大将先陨，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唯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300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唯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赤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于荩忱信之尤笃，而知之特深，荩忱亦坚贞自矢，不负平生付托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志，此中正所谓于荩忱之死，重为国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虽然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即中华民国之所由建立于不敝者也。今荩忱虽殉国，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而发挥之；中华民国历史之荣光，实由荩忱而光大之。其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士，皆当志其所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以完成荩忱未竟之志，是荩忱虽死犹不死也。愿我全体将士其共勉之。

　　王陆一的《宜昌哀挽行》则记载了当时“十万人缀队以行，庄严沉毅，整肃无比，视敌机盘旋蔑如也。”

　　由于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战死沙场军衔最高的指挥官，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此消息公诸报端。随后，全国各地都先后举行了规模大小不同的追悼和公祭仪式。

　　1946年，获颁荣字第一号荣哀状。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徐州、济南等城市均有街道被命名为“张自忠路”。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各地的怀念，让张廉云至今感动。她说：“除了街道命名，在中国其他城市，如重庆市北碚梅花山，有张自忠烈士陵园；在故乡山东临清，建有故里碑亭。70年来，各地对于父亲的纪念，令我和家人的心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

　　1944年春，她第一次来到宜城父亲殉国处，“当时宜城山上就有了一个碑：张上将殉国处”。“父亲是名字留传于世的，还有很多烈士没有留下名字，也许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不知他们的死亡，还在盼着他们回来。”张廉云说，“我第一次去同难官兵公墓，当地老乡给我讲，一打仗老乡都跑到山里头去了，等着仗打完了，日本人走了，他们帮着军队来收理战士的遗体，后边自然就堆了这么一个坟，后来就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

　　这个坟里，葬着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这是无名英雄，身葬异地，永远没有姓名。每次到这个同难官兵公墓，我都会到那去行礼、致敬。”“后来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临时迁至重庆，学校离父亲的墓很近，我能常去看他。”张廉云说。

　　1945年8月，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终于迎来了胜利。对于22岁的张廉云来说，这一刻实在等待了太久了，已经是一名进步学生的她，一直清楚地记得日本宣告投降那一天的情景。

　　“当时我在重庆，要到成都去一趟，去看看我的哥哥、嫂子和侄子，走到半路了，我就看到当地的老百姓热闹极了，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当时，车停了下来，司机就下去问，回来司机就告诉我：日本投降了。听到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就想起了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说日本投降了，我也得告诉我父亲。张廉云在车上就默默地说：“爸爸，日本投降了，咱们胜利了。”她一边说就一边流泪。

　　如今，70年过去了，张廉云一家最惦记的地方依然是距离北京遥远的重庆北碚，“那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崇尚忠孝的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园的一个达官人家，他在八个子女中排行老五，唐园人习惯称他为“五叔”。

　　“祖父在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因为脑溢血在任时去世了，祖母就此挑起了全家的重担。父亲对祖母非常孝顺。”1904年，张自忠跟随父母在江苏省赣榆县读私塾。父亲张树桂任赣榆县巡检。1905年，张树桂任江苏赣榆知县，“父亲十二三岁的时候有点调皮，祖父怕他在那里惹事情，就让他回家念书。”1906年，他随四兄自严回到家乡。

　　1907年，由母亲冯氏做主，张自忠与县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

　　张廉云出生在1923年，当时张自忠已有两个儿子，廉云是他唯一的女儿。“祖母当时听说有了一个孙女，就想到北京看看，叔叔送祖母到京。”

　　“父亲知道祖母来了非常高兴，我父亲一进院子首先就喊娘。”但是此时在北京的张自忠异常繁忙，“冯玉祥先生的军纪极严，无法长时间陪伴。有时他一边和祖母说话，一边看看表，到时间就得走”。这个小小的举动被祖母看在眼里，“我祖母就觉得挺委屈，就说我在这住得又不长，你看他这么紧张，就要走”。

　　有时候，张自忠回家后发现母亲说话不多，“他就立刻去问我母亲，你是不是惹母亲生气了？”张廉云说：“有一次，母亲当着我祖母和我父亲两个人的面说：”你一话少，他就说我惹你生气了。母亲觉得很委屈。'“

　　“由于祖母之前没在外长住过，住了一段时间就觉得不习惯，要回山东老家。临别时，火车缓缓开动，父亲躲在站台的柱子后边偷偷流泪。”在唐园人的记忆里，张自忠一向很尊重几位兄长。每次回家都亲自登门看望已经“分家”出去的大哥、三哥和四哥。“几位伯母都说：五叔好，他同在家时一样，一点没变。”

　　在张廉云的记忆里，父亲对待乡亲们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年，我堂哥结婚，我们全家一起回临清老家。村里有个70多岁的老乡王长法，有一天，父亲从家中出来，看见他正背着粪筐从粪坑里往上爬，因年龄大、粪筐满，爬着十分吃力。父亲见状，急忙把他挟了上来。

　　我们有一个本族的八姑，家境很艰难。我堂哥结婚时，八姑也来了，大家都不把她当回事，父亲却热情地把她让到上座，和他话聊常。不管亲疏、远近、贫富，父亲都亲切地打招呼。家里有困难的，都会送点钱接济。

　　童年的张廉云意识里，父亲有点重女轻男。“我有两个哥哥，他对哥哥们说话都很严肃，常常教训他们不要做'家里蹲’、'衣架子’。他对男孩子很严厉，遇到有空的时候，把子侄们一块叫过来训一顿，说你们不要依靠老人、不要依靠着我，你们要自立，应该努力。”

　　“但父亲对女孩子都比较喜欢，我姐姐廉瑜是我叔叔的女儿。10岁就跟着我父母出来了，一直到她结婚。堂姐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她在我父母面前有点撒娇。父亲很喜欢她，在家里就叫她'二妮’。有时堂姐顽皮，父亲就点着她的头说'你个傻二妮’。”

　　廉瑜比廉云大5岁，1996年在北京过世。“有一次喜峰口打仗后，我父亲从前方回来，我们也从天津回来了。一敲门，我姐姐开门。我父亲看着她就说，'你怎么来了？’我姐姐就说：”你怎么来了？'她可以很随便。“

　　“我父亲没了以后，我姐姐非常难过。我们老家的习惯是丧父母后，子、媳、女要戴孝三年。我姐姐为伯父母也戴了三年孝。后来，她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1947年底，来北京参加了创办北京自忠小学。”

　　廉云的大哥叫廉珍，二哥叫廉静。“父亲非常喜欢二哥廉静。”

　　父亲回到家里，有时候会喊：“张廉静”。

　　小廉静就高声回应：“有”。

　　“唱段戏！”

　　廉静就盘着腿，就唱起来，“恨杨广，斩忠良……”

　　可惜的是，二哥廉静不到17岁就因伤寒在山东老家早逝。“父亲喜欢廉静，所以对父母的打击挺大的。但是父亲和母亲的性格，都是感情极不外露的。他们俩见面以后知道廉静没有了，都比较沉默。母亲就坐在屋子里流泪，父亲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心情很沉重。”

　　张廉云说：“大哥廉珍比我大12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得病去世的，大哥生有7个男孩，现分别在美国、上海、天津、成都等地工作。”

　　以前，曾有人自称是张自忠的“遗孤”。张廉云强调说，她只有两个哥哥，现均已去世，有7个侄子庆宜、庆安、庆隆、纪祖、庆范、庆成和庆新，并没有其他“孩子”了。

　　父亲牺牲后，廉云在叔叔的照顾下，继续在上海求学，后来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解放后，先后在学校和医院工作。

　　“我是交叉党员。我先入的中国共产党，后加入的'民革’。”在“民革”工作了18年的张廉云，一直做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全国政协委员。

　　张廉云老人说：“'文革’差点过不来，家庭包袱背了很久。我的家庭出身是军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民政部追认我父亲为革命烈士，这个包袱才去掉了。”

　　如今，张廉云的两个儿子车晴和车临分别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电视台工作。

　　74岁退休后，张廉云闲暇时与老朋友通通电话，她说：“前几天，我和素我大姐通电话，大姐说前几天她刚接受采访”。退休后，她还上老年大学，学了十多年的书法。她说：“今年5月，在重庆市举行的纪念活动上，我站一个小时都不觉得累，我就想这和我十多年站着写字有关。”

　　从年少时随父奔波到青春年华时父亲殉国，张廉云在此后70年的漫长人生里，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心中。

　　治军有方的“张扒皮”

　　1908年，张自忠考入临清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又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就读。

　　1914年，张自忠约上5个同乡，投奔到北洋政府陆军第20师39旅任团长的车震。

　　车震与张自忠的三兄自清相识，也是山东临清人。那时当兵非常艰苦，抬煤、割麦、抬米无所不干。同去的6个人中5个人吃不下这么大的苦头，告假返乡一去不返，而同样出身富裕家庭的张自忠却选择了留下。

　　“父亲也曾在家书中感叹军营的苦：”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

　　但是，张自忠凭借过人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这也成为他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制胜逆转的重要原因。

　　车震对张自忠非常赏识，不久便提拔他当司务长。

　　1915年，张自忠随车部步行数百里，开赴绥远丰镇。1916年又随军移驻湖南岳州。这时车震已经升任暂编第一师师长兼1931年，任二十九岳州镇守使，张自忠军三十八师师长被其任命为师部参谋。后因车部被击溃，张自忠被迫返乡。

　　1917年，车震去天津办事，他亲自带着张自忠去廊坊，向冯玉祥引荐。冯玉祥留他在所率16混成旅当差遣，此时，张自忠已经25岁，而冯部的刘汝明、冯治安、吉鸿昌等人均比其年轻，并已当上连长。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此时的编外见习官张自忠在正确的地方遇到了正确的人。

　　张自忠与冯玉祥的相遇，让张自忠的人生由此发生了转折。终其一生，“父亲视冯先生为知遇之恩”，而冯玉祥正是通过其知才善用而造就了张自忠。从此，张自忠在冯玉祥麾下晋升迅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官学校校长、总部副官长等职。

　　资历并不深厚的张自忠，迅速的升迁也招致了不少的困扰。张自忠在家中有时候不免发发牢骚说要“隐居山林”。“我父亲当时职务升级比较顺，顺得话有些人有点妒忌，我父亲在家就说：哎呀，我啊，不干这些事情了，我上山当和尚隐居去了。他就在家里这么说，我们听了之后就觉得父亲上山了，我们就跟你去，上山好好伺候你。”

　　追随冯玉祥多年的张自忠也以善于练兵著称，用“夏练三伏，冬练1三九”之法来锤炼士兵的意志。在寒冬沙尘暴天气，学员只能外穿棉衣、内穿短袖衫及裤头，不准另外穿衣服，要往返100多里练急行军，夜间要练习破除冰冻挖沟，每连一夜要完成一排人的掘圹散兵壕。在夏天大雨天气，要演战斗教练，官兵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回营后每人给一碗1　夏日三伏天，早晚两次下操共计4个小时，要衣帽整齐，外穿军衣，内穿白裤褂，扎皮带。连、排长带有防暑药，备中暑者服用。为的是锻炼部队在高温情况下也能打仗。他除注重射击、刺杀、投弹等基本军事科目的训练外，还很注意军事体育项目的训练及部队体质的锻炼。要求人人都会单杠的三大套（即曲身上、摇动回转、拿大顶），跑阻拦、越障碍、跳木马及在一丈多高的天桥上跑来跑去，再从天桥上拿个大顶山高空飞跃而下，以锻炼身体和技能。

　　张将军常说：战争之事，或跋涉于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骋于酷暑恶瘴之乡，或露营于雨雪，或昼夜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在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这种精神和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兵之宗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属，应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精娴其技术，临阵才能有恃无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他曾对我说：“南京蒋介石办的军官学校，学员的生活待遇太优厚，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经不起大的战争考验的。”

　　姜糖水喝，以防受寒。

　　“父亲虽然家境富裕，又是学生出身，却一点没有那种浮华奢侈的习气，对于部下，虽然纪律严明，却也爱兵如子。”

　　张自忠即便是当25师师长时，也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同样的大锅饭。“部队每班有一套理发工具，士兵自己给自己理发。他也自备一套理发工具，常自己给自己推光头。他不刮胡须，长了就用医生用的弯剪子剪。他常夜间亲自查岗查营。天冷了，如官兵没穿上棉衣，他也决不穿。他关心部队生活，爱护病号。官兵有困难，他总设法帮助解决。他还和官兵一起抬土、修路，参加劳动。”张宗衡回忆说。

　　由于长期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在军中的威望日益高涨，学生遍及西北军各部队中。

　　“父亲比较沉稳，话比较少。但他长得非常精神，不是外面有人说的清秀。父亲是个很精神、很硬朗的人。”张廉云起身拿出装有父亲全部照片的相册，张自忠将军的英武外貌和犀利目光，让人有不怒自威之感。“父亲带军挺严，他军队里的人都挺怕他。他眼窝浅，容不下一粒沙子，因此就有了个外号：”张扒皮'。他有个口头语：“我砸折了你的腿扒皮！’这是训练军队很生气的时候说的口头禅，后来就这么传了起来。”

　　在严格的训练之下，他的部队所向披靡，而他本人也因为英勇善战、镇定指挥而在抗战前就已经成为赫赫有名的西北军名将。

　　张自忠生平张自忠（1891—1940）抗日民族英雄。山东临清人，字荩忱。1911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转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官学校校长、总部副官长等职。1931年任国民党第29军第38师师长。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获“喜峰口大捷”。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

　　“七七事变”后，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1937年底回归旧部，代理59军军长。次年，参加“台儿庄会战”、“徐州突围”、“武汉保卫战”，以战功升任第27集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1939年加上将衔，参加“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歼敌甚众。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遭日军重兵合围，力战不退，壮烈殉国。

　　张廉云，1923年生，1950年—1951年任北京小学校长。后到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积水潭医院任职。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张自忠简介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唐园村人。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1908年入临清中学堂读书。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目睹列强欺凌中国，军阀混战，痛感国家不幸，民族多难，立志报国，于是弃学从戎。1914年秋，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下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1917年，到十六军混成旅冯玉祥军中。起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1919年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即升任模范二连连长。以后继任学兵团营长。1924年，升任兵团团长。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长。1927年4月，被委任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1928年，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1929年，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冬，原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任师长，后参加中原大战。

　　“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任该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1933年初，二十九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率所部与三十七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名声大震。同年夏，参加察北抗战。1935年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他率部从右翼打击向枣阳地区进犯的日军主力。5月7日，率总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从宜城东渡襄河，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5月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从早晨到中午，他奋勇督战，不肯退避。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18日，日军冲上杏儿山，他身中七弹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