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2012年02月02日 12:21
来源：财新网 作者：周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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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

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看似闲闲道来，其实字字着力，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邓小平南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吴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3.95 -1.00%]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革新求变派，“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对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将失去与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仅历经10年，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之时，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潮。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反腐败、要民主”的国内小气候形成，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随着“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而这场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却越刮越猛，先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原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被批判为“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聚的三种力量也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不少主流媒体被“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遭到“左”的报刊围攻批判近一年)；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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