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电影大全国内:2009年5月刊：西藏支边青年：群体记忆与私人文本

2009年5月刊：西藏支边青年：群体记忆与私人文本

西藏支边青年：
群体记忆与私人文本
撰文：王炜   图片：戴彤、袁大受、白秀英、叶农

    我们的采访对象袁大受、叶农、白秀英等人为代表的人群，准确的名称是“西藏的北京支边青年”，简称为“北京支青”，并非我们事先习惯所认为的“下乡知识青年”。
人们印象中的“进藏”与“援藏”两个词语似乎没有区别。袁大受先生认为，他所属于的“进藏一代”，是以“老西藏精神”（即第一批进藏工作的生产与社会建设者）为精神基础的，人们秉承的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观念。用袁大受的话来说，当时的选择是“不需要国家许诺、没有个人前途的设计、也不是制度化规定”的，是一种从原有生活环境“连根拔起”的自动选择，其明显标志是迁移户口——在那个年代，迁移户口意味着一种无退路的决绝。而“援藏”的概念则产生自改革开放以后，标志是1984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所以在袁大受看来：“援藏”是另一个时期的概念与行为。他自豪的认为，如果要作出一种分代，“进藏一代”是与“十八军”处在同一个时段、是同一种观念和情感时期，虽然相对于后者，前者是晚辈；而“十八军”的坚忍精神与功勋至今为袁大受所敬重。
相比起来，西藏支边青年的故事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显得更遥远和陌生。记忆千头万绪，这篇幅有限的叙述极难承载其多层的内涵。我们只能通过勾勒其中几位，向那个时代的身影投去一瞥。他们的经历与记忆，是理解半个世纪以来西藏建设发展进程的一种路径。

                  1987年，袁大受在拉萨藏族同事家度藏历年。

袁大受篇
     我们最初知道袁大受先生，是从戴彤先生口中。后者向我们介绍他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西藏北京支边青年聚会“召集人”。对此，袁大受本人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他只是在1993年召集主持过一次大的聚会，起因是当年的老指导员来京看望众人。“大聚会组织起来比较麻烦，费用也是问题”，他说，此外，大聚会的环境嘈杂，人们很难做深入的交谈，“现在都上年纪了，这样的热闹有点吃不消。”
1965年9月15日下午，刚刚高中毕业的袁大受找到北京宣武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要求“去西藏支边”。当时他正情绪波动，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他不能上大学。
当年去西藏的动机，其一，固然被当时的主流宣传话语（“经风雨，见世面，做革命青年”）所激励。其二，对于没有考上大学，心理上觉得不能接受，“说白了，当时只是很冲动的想离开北京”，袁大受回忆说。他先是报名去北大荒没去成，又打听到支边新疆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同时，自己已经被分配到北京市统计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心里憋了一股劲”，他说。他记得，当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里，接待他的是“一位干部老太太”，对他的情况很重视，当即安排他去统计局取回档案，并陪着他等消息到晚上8点半。当得到批准进藏的答复，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到学校去告诉一位值班老师，想表明：“要看我革命不革命，反正我去西藏了”。直到晚上10点他才回到家中，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去西藏。
    当时全国的第一批西藏支边青年即是在北京招募，但当时只招到了初中生。然而，相当一部分高中生都主动去询问并积极参加，袁大受记得，当时社会宣传力度使大家“真的兴奋起来了”，年轻人们为能够去遥远的高原、去自己建设一种新的生活而激动不已。当时，包括袁大受在内的约30多名高中生，全部是自己主动要求去西藏，没有一人是“组织安排的”。队伍出发前不到48小时，袁大受才得到出发的通知。9月17日，这支青春洋溢的队伍便集结出发。袁大受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这第一支前往西藏的支边青年队伍共117人，分两批出发，第一批是 92名，初中生为多。第2批25人，主要是高中生。
    队伍从青藏线乘汽车进藏。在路上，袁大受向指导员询问西藏的生活情况时，指导员说“很苦”，并且问大家心目中的西藏是什么样的，袁大受满不在乎地说自己知道，是“冰天雪地、牦牛帐篷，反正去了就是离开现代社会繁华生活了”，指导员笑着说并不是如此。袁大受记得，在路上指导员基本上一直是沉默寡言。但是，当汽车明显在爬高时，指导员一改沉默，开始不断嘱咐人们说“别唱歌、注意休息”，同时开始讲说西藏的各种奇闻趣事。在越过崇山峻岭之后，袁大受觉得身体出奇的疲软，指导员也显得眼窝深陷、形容憔悴。指导员向大家宣布：刚才已经过了唐古拉山口。队伍到达拉萨是十月上旬，袁大受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猛烈的太阳光使藏式房屋的白墙极为刺眼。“说不出来是艰苦、还是环境简单，反正与北京截然不同，只有平房，我们总觉得这里够艰苦，却没想到，下到地方去了更艰苦”，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到达西藏后，人们立刻进入到一个庞大的编制体系中。袁大受很快即被分配到澎波农场。
在澎波农场，年轻人们被安排住在一座废弃的寺庙中，当时的主要生活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袁大受对这段生活的记忆，主要是人们被环境激发出来的学习适应能力，比如，战友容铁的藏语能力飞速进展到在集体读报时，能带领多人一起在藏、汉语之间转换翻译。与之旗鼓相当的是另一位战友王贻海，后者把两首毛主席诗词翻译成藏文，以后被人们一直沿用。
    袁大受在澎波农场的生活为期不长，很快，文革开始，袁大受被调往林芝以东一个地处波密地区的易贡农垦团一连，一待就是16年。虽然和家里没有完全失去联系，但支边青年们普遍的传统是报喜不报忧，“从不提不好的东西，只说好的东西，怕影响家人，自己只说怎么得到了锻炼”，但是，家中父母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女是处在西藏深处的、什么样的山山水水之中。“在这里，霍麻会长进被子”，袁大受回忆。在开荒初期，“没屋子住，人们睡在森林里，头上扯起雨衣或塑料布，地上是厚厚的腐殖层，雨下得越来越大，只好在在褥子周围挖排水沟”，后来用刀劈的木板（也称鱼鳞板或瓦板）搭起简易房子，鱼鳞板被雨水淋湿后，到冬天木板就变形，张开很大的裂口，于是人们只好用包括鞋子在内的不多物品塞上，以抵御寒风，“最困难的时候盐也没了”。但是袁大受认为“这是一段很好的时光”，他在那个时代感到的政治压力，在这里，被与当地人的淳朴相处的生活缓解了。
    1969年一个人生的转机来临，袁大受得到一个在连队小学做老师的机会，他带着学生制作简易的桌子板凳，用油毛毡做黑板。“这些都是逼出来的技能，是硬着头皮做，谁规定山沟里的学校什么不能做呢？”。他甚至在场部学校中成立了一个图书室，并开设阅读课，自己制作借书证，并为图书分类编号，这在当时全区农村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自此，从用油毛毡做黑板开始，到1985由自己组织全区农垦教育工作会议，袁大受经历了跨越16年的一个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生涯。
1995年袁大受故地重游，时值北京支边青年进藏30年、也是自治区成立30年，他受邀前往林芝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庆祝活动。他当年所在的农场已经很颓败了，学校在山水之间却显得尤其鲜亮。由他建立的图书室还依然在以他当年的方式在运行，他设计的书架还在使用，刚刚刷上了新漆。校长与场党办主任都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西藏基层的教育工作生涯，是袁大受觉得最感荣耀的，总算是“做了点事”，他说。“在西藏的二十多年，没有感受到在北京时的歧视”，他认为，自己“被认同、起作用、被重视的人生价值是在西藏建立的”。
     那次回去他还看到，当年他带着学生一起种的柳树，现在已经长成了一片树林，当地藏族人称为“袁薪”，汉语意为“袁老师林”。

                当时的西藏军区生产部首长与北京知青第2批25人合影。

袁大受札记一则：往日
   我们是乘坐的西藏军区特别调派来的四辆军用大客车踏上青藏公路的，心情复杂而又好奇，又有一丝说不清楚的惶惑。几天后终于有人头痛欲裂，多数人昏昏沉沉，15岁的容铁在说梦话“妈，我没事”，却没人笑。在西藏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一次次灵肉争斗、统一，人们以苦为荣耀，一次次地战胜自我，塑造着自我，直到现在。
   1969年我在连队里当老师，教着四、五年级12名学生的复式班。一天，连里鸡场的阿加卓玛哭着找连长，“鸡，拉肚子，死多多有”。连长焦急，几百支鸡闹鸡瘟，每天都死十几只，要不了几天就会全部死光。但是兽医已经调去了远离120公里的团部，也不知道哪天有车。也是病急乱投医，连长找到我说“你去兽医室找点药，反正是个死。”我翻着满架子的药盒，查看说明书，最后选中了土霉素。我不懂什么鸡瘟，只认准了治拉肚子，按照说明又找到土霉素的专用溶媒，向卫生员借了支注射器就干开了。第二天清早，我还没有起床，房门被敲得山响。本来提心吊胆的我翻身下床开门，只见阿加卓玛满脸喜悦，急不择言地喊着：“格啦（老师），没有死！今天接着打！” 这样，我当了一次兽医。
                  上世纪60年代，西藏本地知青下乡时，在布达拉宫前欢送的场景。 摄影/罗伟

    1978年12月30日，我们一行30人从拉萨返回易贡过年。途径海拔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顶时，车出故障瘫痪了，直到天黑也没修好，来往汽车也没有了。托人捎信也不能，只好当了山大王。天冷风大，皮大衣像纸糊一般不顶事。我们步行十几公里，退到一个公路道班。道班只有两三家七八个工人，修车不行，容我们30多个人避风更不可能。主人非常热情，把他们越冬的柴禾供我们取暖。可是高山反应，烧火缺氧，一个个心慌头痛。大家想，跺脚自暖吧，谁知运动量一大，两眼发黑脚发软，一个个便瘫坐在地上。道班工人急忙支起一口大锅，烧水为我们削面块，当一碗只放了油盐和菜叶的面疙瘩汤捧在手中，我好象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回北京后，几个同学聚餐翠华楼，在温暖的店堂酒过三巡之后，我讲起了这些事，禁不住感叹“什么是幸福，对比才知道”，大家一齐举杯说，“好，就为大家各自的‘对比’——干杯！”。

戴彤、胡希娜篇
    即使过了几十年，戴彤感到，人们互相的身份定位似乎从那时候就停顿了，即使他的生活已经与西藏支边青年相系为一体，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他说。人们始终把当时是军人的他视为支边青年的亲密朋友，而不是其中一员，这种关系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戴彤现在已经退休，和老伴居住在北京，健身、写作、旅游、摄影是他今后的“工作”。

   戴彤作为西藏支边青年生活的见证人身份，在如今的支青联络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正如袁大受作为聚会召集人一样。听着戴彤、胡希娜夫妇对话、争论、彼此对记忆中事件的核对，给人的感受是他们又回到了过去。
1965年，《西藏日报》报道首批支边青年进藏。戴彤戏称，当时他与支边青年交往的“动机不纯”，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支边青年们带来了知识气息，对此他不仅怀有认同感，并且由于打算“一生扎在西藏”，他还希望娶一位知识青年做自己的妻子。带着这一目的，他回忆，当时“就有意识去接触支边青年群体”，而对方也希望进行交流，而戴彤打过仗的经历使他得到了普遍的尊重。“走到哪，身边都有一帮知青”。
                    上世纪60年代的支青农田劳动现场。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伯斯在林周考察。（右方椅子上坐者）
                  排演宣传剧，右二拉大提琴者为戴彤。

    戴彤早年从乐山入伍前往西藏，并于1961年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6年到生产部工作，被单独选出留下来在汽车队工作，其他复员的老兵则全去了易贡。在汽车队从事调度工作的他，要负责安排车辆运送支边青年到西藏各地，于是因此认识了不少支边青年，并发展为在这一群体的人缘极广。除了在汽车队的工作，戴彤还活跃于当时的文艺宣传活动，这些文艺活动也是当时的支边青年们宣泄热情与展示艺术才能的普遍途径。
    戴彤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曾毕业是西南师大，对戴彤一生影响深远。爱好广泛的戴彤很早就开始摄影活动，曾经与后来被公认为摄影名家的陈宗烈一起，拍照记录那个时代的西藏社会生活画面。对于当时戴彤的摄影爱好，他的母亲曾经给他来信，建议他要有意识记录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今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位智慧的母亲的远见。如今，戴彤的无数黑白照片为人们保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珍贵场景。通过各种文艺活动，戴彤与年龄相近的支边青年保持着密切交往。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拉萨西郊，由于集中了农具厂、皮革厂、汽车大队队部及2队和3队、八一农场等单位，成为支边青年、老兵的主要聚居地，也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拉萨的第一批外来社会群体的聚居地。
    胡希娜同样是自己主动报名前往西藏，当时在她还是少女的心中，西藏有一种新奇感。本来她已经考上中专，但是也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而不能入学。带着类似当时的袁大受一样的心情，她选择去西藏。当时，胡希娜的父母都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父亲胡曙是一位记者。到达西藏后，胡希娜先是去澎波农场，与袁大受在同一个连队，然后又调入拉萨农具厂工作。
   1967年底，由于排演戴彤写的宣传剧《收租院》时，需要一名敲扬琴的女生，于是找到了当时在农具厂工作的胡希娜，两人通过工作逐渐熟悉，开始交往。与胡希娜的恋爱与结婚，更标志着他和知青已经成为一体。他们于1970年春节成婚，第二年12月份有了一个儿子。
    文革中，戴彤夫妇又被下调到林周工作，一去11年。11年后戴彤又得到机会调回拉萨农垦厅工作。当时林周农场宣布解散的时刻来临时，当时对于大部分已不年轻的支边青年来说，是一个机会，人们开始大批内调。但是戴彤夫妇没有进入到内调的行列，因为如果内调，女方要随男方，这样一来二人就要回到戴彤的籍贯地四川，而胡希娜不愿意去四川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继续留在了拉萨。戴彤认为，1952年2月1日成立的西藏农垦厅，于1985年的解散，标志着以农垦事业为载体的西藏支边青年时代的结束。
    戴彤认为，西藏农垦的历史，是现代西藏史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是胡希娜觉得，这一切好象已经被人淡忘了。“忽略农垦的历史，那一代人命运的前因后果就说不清楚”，戴彤说：“支边青年与农垦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
    至今，戴彤回忆起那个时代西藏农垦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场面，仍然感到震撼。那是他对时代的主要记忆，那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发动群众为主要方法的集体劳动形式，他认为在人类现代历史上都是独特的一幕。“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时全国都流行这样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形式”，抛开时代和政治色彩，这种集体劳动形式充分体现了人在严酷环境中的意志和创造能力，至今戴彤还为此感触，他认为，这在年轻一代是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而自己这一代人也像落叶般消逝之后，那样的场景和历史将只能通过一种文献的、间接的方式为人们所了解，这是令人遗憾的。

                  虎头山水库大坝施工现场。

                  劳动结束后返回途中的知青。

                  年轻时的戴彤（左）。

                  一位支边青年的工作岗位。

                  学习“毛选”的先进农民。

                       当时的女子先进生产工作队：“铁姑娘排”。
                  陈永贵（前排中戴白色头巾者）视察虎头山水库大坝施工现场。

戴彤自叙：西藏知青与农垦
    据我所知，从内地成批到西藏支援边疆建设的人员（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进藏支边的绝大多数是技术人员和大中专毕业分配到西藏工作的应届毕业生。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社会青年和中小学生进藏工作，他们大都是1958年前后西藏化工厂（注1）从四川、山东、河南等地招工到藏北的工人，如果这批人可以算进藏支边青年的话，那应该是最早的了。此后，随着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内地各省（市）陆续又有部分支边青年进藏支边，此外，还有西藏当地学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参加生产建设。
    名为西藏军区生产部的部队是1952年建立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康藏、青藏两条公路未修通之前，进藏军队的主副食供应问题。我到这支生产建设部队时，整个西藏境内已经先后建成了16个农场，整个系统职工总人数最多时曾达4.3万余人。其中，藏汉比例在1960年是66.03%（藏）比33.7%（汉）；到1984年，藏族占95.66%，增加了29.63%；汉族比例则下降至4.34%，藏族在西藏农垦系统中占绝大多数。
    1965年9月，首批117名北京支边青年来到西藏高原，其中，也包括后来成为我妻子的胡西娜。我与妻子胡西娜是在她进藏一年多后认识并相爱的。当时我在生产部直属汽车大队担任调度员，因为与农具厂联合排演话剧《收租院》认识并交往，四年后结为夫妻。
    1966年9月，来自河南新乡、郑州、洛阳、开封、许昌、漯河等地和来自山东青岛、崂山等地的1800多名城镇青年也来到西藏，投入开发边疆、建设西藏的行列之中。当时的西藏农垦队伍结构非常简单，除了老兵就是他们的家属和一部分藏族农民。而城镇知识青年具有一种崭新的风貌，他们的到来似乎将带来一种生机勃勃的变化。这些年轻人们，成为西藏农垦事业工作者的主要构成。
                上世纪60年代的林周田野。

    在无数支边青年中，1977年5月，一队15名北京学生组成知青小分队支边进藏。他们是：叶农、肖锋、杜德平、刘志斌、王政、陈佳伟、肖刚、白秀英、吴小梅、阳平燕、力虹、张卫、王晨（另有两名女生，一个报了名却未成行，一个走到格尔木因高原反应返回北京）等，来到西藏军区管辖下的生产建设师报道，他们表示不愿留在拉萨或师机关直属单位，不保留城市户口，坚决到条件最艰苦的农牧生产第一线锻炼成长，要当真正成为和藏族群众一样的新西藏新一代农牧民。这批青年，很快便被分配到隶属生产建设师的澎波农场和林周农场各生产队，同藏族工人在一起生活和劳动。
   三年后，大批汉族职工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内调。1977年进藏支边的这批北京支青，同属于内调的范围，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先后离开这片高原土地。唯有曾经担任北京支青小分队队长的叶农，因较早调离农垦系统到自治区歌舞团工作，故至今仍留在拉萨。
    西藏的冬小麦种植是从澎波农场开始的，六十年代初，农场首先从自治区农科所引进冬小麦“肥麦”，进行高原冬麦试种研究。在小面积试种和扩大种植并进行生产示范的过程中，总结了海拔三千八百米以上地区冬小麦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耕作技术，逐步掌握了高原冬小麦的丰产栽培措施。1972年开始，在系统内大面积推广并获好收成。1972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西藏生产建设部队认真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在高寒地区夺得小麦大面积丰收”的报道。
    农垦的绵羊改良居全区之首，酥油单产10至12公斤，高于全区6至7.5公斤的水平。”这就是说627万公斤奶，至少可以生产出7万公斤酥油，以当时的市场价计算，仅肉食和酥油两项就创造了五千多万元产值。
   “大寨精神”使得林周农场把场部建成了“延安窑洞”式的干打垒建筑群（四栋40孔）。1975年，场部机关从原来的铁皮房、土坯房中搬进了新窑洞。宣传队则从一座原属林周宗（宗，藏语县）的破旧寺庙，搬进了机关干部腾出的铁皮房中。我曾为演出前的宣传队员们拍过一张造型照片。我记得，当时孩子们穿着演出服围坐在窑洞前看《雷锋叔叔的故事》。手里拿书的姑娘叫小卓玛，当时15岁；她左边的小女孩儿叫小巴桑，当时9岁；右边的小男孩叫杰波，当时13岁；后边的男孩叫格桑朗杰，当时16岁。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要是他们见到这些照片该是何等感慨！
    西藏农垦从1952年组建军区生产部成立八一农场开始，这支队伍1970年以前被称为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1970年底改为军区生产建设师，实行地方、军队双重领导；1977年初，军区生产建设师移交地方，改名为自治区农垦局；1980年又改名为西藏自治区农垦厅。直到1985年自治区农垦厅解散止，先后经历了34年。

                1999年，白秀英返回林周，村民认出她后拉着她的手激动不已。
白秀英篇
    1999年，白秀英重回林周插队生活的故地，她只告知了有限的几个当地熟人，但令她意外的是，藏族老乡们却知道了她要回去，在她的必经之路上等了3天。
   “那段时间每天梦见林周，感觉像是一种召唤，就感到一定要回去一趟”，白秀英说。她到达林周后立即前往当年插队的阿妈家，十年没见，进门时阿妈正处在弥留的昏状态中，已经几天未醒。白秀英出声一叫，阿妈立刻就醒了，并且当即叫出了她的名字，就像在等她一样。70年代在阿妈家居住时，每晚临睡前阿妈都要来亲亲年轻的白秀英，就像亲自己的女儿一样。白秀英看到醒来的阿妈，心知阿妈将不久于人世，于是问阿妈有什么要求，但是后者只说：“亲亲我”。白秀英记得当时，从嘴唇的接触，她感到“阿妈衰老的脸已经残破了”。
在她结束此行、离开西藏回北京前，阿妈便去世了。
    1977年5月，包括白秀英、叶农在内的12名高中生，以非正式编制的方式来到西藏，直接到林周插队生活。同样，他们也作好了“不需要国家许诺、不保留城市户口，与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准备。毕业于北京156中学白秀英，是申请了两年才获批准，“一看地图哪里最艰苦，就是西藏，全国哪里都有知青了，就是西藏还没有”，她回忆当时自己的想法说。同时，在当时的她看来，“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也是被当地人接受的前提，也是产生自然情感的前提”。作为一名女性，她同她的女战友们一起还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一辈子不结婚、一辈子回不来”。白秀英认为当时的这种心理准备，更容易因为是女性而有一种绝对性。
   “刚到西藏，觉得比想象的好多了”，当时白秀英对西藏的了解，也同很多人一样来自文艺作品中农奴苦难生活的画面。“我们当时看的都是黑白的关于农奴苦难生活的宣传照片，但是一到西藏，蓝天、白云、大太阳，色彩的丰富，在视觉上是个冲击”。到西藏一年之后，全国开始恢复高考。“但是不能走，好不容易刚熟悉这里了”，白秀英等人的选择是继续留下。
   在白秀英的讲述中，她把自己生活过的村子称为“部落”。白秀英插队时所在的阿妈家，曾经是农奴主的房子，民主改革后分配到曾经是农奴的阿妈手中。在插队劳动的生活中，白秀英曾经因为肝炎昏迷3天，当时正好遇上湖北医疗队，否则“就死在西藏”了。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受到藏族百姓的照顾。
   “当时不是我们去感动他们，更多的是我们被他们感动”，白秀英说。她切身感到，西藏生活对于她，确实发生了一种“再教育”的作用，这在她的以后人生中是一个财富。“我们遇到苦难，第一个意识是要自己克服，一个重要原因是比较，和同年龄藏族女孩子的比较，她们比我们更艰苦”。尽管人们生活艰苦，当时，白秀英对藏族人民的主要印象是“他们很善于快乐，会不停的笑”。藏族人民善于把艰苦劳动游戏化的才能也令她印象深刻，人们“不会直接干完一件重活，而是游戏化”。贫穷艰辛就这样同游戏结合在一起，至今，白秀英仍然希望那个画面没有变化，但另一方面，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是真没变，你会更难过”。
  “那时候觉得所有的知识都能用上，语文、农业、医学。你觉得你很有用”，这种生活使白秀英回到内地社会后，有一段时间很感到失落，“北京这样的城市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你被淹没”，而在西藏，自己是明确地被人们需要。一个人可以明确地对他人有用，被认可和需要的感受，白秀英认为这是她在西藏获得的。西藏给了她一种“有所作为感，而这是最美好的人和一个环境的关系”。
   “他们给你的太多。有时，他给你的食物，你可能觉得很少，但是他自己还饿着”，她回忆，藏族人民的给予是在一无所有中的真诚给予。这一对藏族人民的记忆，使白秀英对西藏生活充满感恩之情。至今，她希望还能有一种与社会产生联系、有用和被认可的感觉，并带着这种精神需要从事“贝克兰托”自行车租赁行业已经3年。每年，她还会收到当年藏族学生的明信片。

                在同一地点，知青时代与1999年的白秀英。

白秀英1978年2月27日日记摘录
   今天是我二十周岁的生日，不想是在医院度过的。
   我长大了吗？是的。上小学时我就不把自己当孩子了，干什么都想争第一，总像大人一样学习、帮助同学、家访、开会……今天真正长大成人了，不知为什么又留恋起了孩子时代的纯真。
    自己进藏快一年了，在与藏族人民同生活同劳动中，我和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我爱我们的林周，爱藏族人民，更爱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不论他们需要什么，我都乐于去做。只要别再这么在医院躺着，什么都行。村政委来医院，我同他谈了我要回队里去的想法。他说，“你们几个都不能再回去继续劳动了，你们已经体会到了藏族人民的生活，现在该是把你们的知识奉献出来的时候了”。他想让我们去新建的学校担任老师，为在西藏传播知识，为培养新一代有文化的新藏族青年而工作。我掌握了一点藏语，也愿意为藏族人民的后代服务。没有文化，一个民族是不能前进的。这个任务我能胜任吗？在黑板上写字可不能用左手……
（注：白秀英一直是用左手写字）

                                当年的支青叶农，青春飒爽。
叶农篇
   同样，叶农也是自愿要求到西藏的。当时他并不了解西藏的具体情况，只知道“条件是最艰苦的，自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对西藏的了解也仅限于两个认识：一是电影《农奴》的画面，二是“昆仑山是不长草的地方”，尽管昆仑山并不在西藏，但正好说明在他当时年轻的知识中对边疆的概念。
    叶农1977年进藏，是西藏最后一批知青。那一年共有10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林周农场，另有10位上海知青和3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澎波农场。林周农场较之澎波农场海拔高，条件也略为艰苦。叶农有一本日记，其实是家信，由他的父亲保留下来，开始写信很频繁，后来忙起来就少了。叶农说，记日记在知青中并非普遍，虽然同为北京的高中生，但是文化水平差别很大。
    西藏带给叶农的丰富性中有令人唏嘘的记忆：他的第一任夫人田文，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在卫生部，后主动要求进藏工作，于1987年通麦大塌方遇难。叶农与他的第二任夫人在拉萨认识。因为可以享受知青政策，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而他与妻子的户口仍在拉萨。
    到西藏之前，叶农在北京学了一年藏文，老师是青海藏族，教给他的是安多藏语，于是他被分配到林周农场后基本用不上，要从头学习语言。再后来，他从农场到拉萨工作，学的藏语就差不多全丢了，因为又同拉萨话相去甚远。
    第二年（1978年），农场通知：可以参加高考。但是叶农觉得“既然来了，就好好干”，于是从没想过通过高考离开这里。但是劳动“太苦了，实在太苦了”，他说。西藏的收割时间很长，从8月延续到11月。那时，人们用脱粒机连夜干活，在夜色里，人的汗水蒸发出腾腾热气，人群的蒸气在逆光下的景象，让叶农永生难忘。“麦田里尘土飞扬，痰都吐不出来”，他回忆，“最盼望的就是启明星升起，天亮了可以收工睡一会”。当时人们的心态，是对这一切心甘情愿。
    纯粹干农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来，他同戴彤认识后，就跟着后者做文艺宣传，半天种地、半天排戏。如今，叶农在他一篇博克文章里，就回忆过当时同当地孩子们一起排练的事情。在他的记忆中，藏族人民的乐观精神也使远离城市的支边青年们没有失去过快乐，人们在劳动中似乎永远是乐观的，“一天到晚唱歌”。
    叶农是他那一批支边青年中惟一留在西藏生活的人，二十年后他在与当地百姓的接触中，感到人际关系变化了很多，变得不那么简单了，人们的辛苦劳动过去是为了集体，现在更多是为自己。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同袁大受、白秀英等人相近——也许经受的是同一种时代锤炼的缘故——叶农觉得知青经历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朴素的来说，是对待生活的平和乐观，追求诚实自然的态度。
                作为当年唯一留在拉萨生活的支青，叶农逐渐把用镜头记录西藏生活视为自己的责任与情怀。

    如今，52岁的叶农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副团长。当我们在话剧团院子里见到他时，由于供水管道发生故障爆裂，院里的树木挂满晶莹透亮的冰凌，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取景拍照，显然被这一意外的景观吸引。他一面继续拍照，并指挥我们，站到冰凌前映出身影，作为他照片里的背景。他说，“我这辈子是给西藏了。不要过分渲染知青对社会的贡献，应该强调西藏对我们的塑造。”有的情感可以不去表达，但是它已化作一种如同沉寂的土壤一样的存在，引领人们敬畏那些无名而又丰富的生命。

叶农1977年12月14日家书节选
   “……该写写现在了，你们知道我这信纸上为什么落上这么多土吗？告诉你们吧，我们现在正跟着脱粒机东进，打游击，住工棚，我们现在是一支青年突击队，五分队一共有二十来人，只有三个男的，这也算是西藏的一大怪，男的很少。这些青年人我们原来在分队里根本没见过面，他们战斗在场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只是在收割和脱粒时才回来，平时分队里一千多亩地只由十几个孩子妈妈管着，我们和他们一起总觉得有劲使不上。这回可能放啦，住在一个帐篷里，喝一个壶里的茶。这里是以分队为单位住宿，各分队之间倒要用粘布隔开。本分队男男女女住在一起，当然少不了开些玩笑，年轻人嘛！队长藏话很好，风趣地对他她们说：“啊麻巴逮啊”（给你们两个小丈夫）。她们总是笑个没完，看到我们睡觉穿着衣服也要起哄，她们是没有穿衣服睡觉得习惯的，尽管棚里很冷，我和汪文睡的地方简直是露天的，早晨起来被子上是一层冰霜，杯子里的盐茶冻成冰坨，一碗糌粑没抓完，第二天就抓不动了，只好冲图巴（即糌粑糊糊）喝了，钻出被窝必须咬紧牙关，以运动员的动作穿衣，不然就冻木了，怎么样，够艰苦的吧，可我们根本不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大家的心里是火热的，何况现在不用担心麦垛发热，脱粒已由突击阶段转入持久阶段，我们是两班倒，大家都有觉睡了，多幸福啊！苦从何来？如果不是二班倒，今年也就没有给你们写信的时间了。
                西藏第一支电声乐队，叶农是鼓手.

                1981年叶农和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田文（已故）在北京西山。

    这里好像谈不到什么男女界线，我一想到学生时代不尽要发笑了。我现在更加讨厌城市小市民那种造作。不过我的城市味也很浓，比如夜间脱粒机一坏，我们简直就要冻死了，只好大家一起挤在脱粒机旁互相取暖，人家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我却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还脸红，这难道说我是文明的吗？呸！这种文明我宁愿把它丢得远远的。不过这下子可难办了，已经不下十个人问过我“西藏阿加亚布都盖？（意为：西藏姑娘好吗？）”。是否要在这里找老婆？在北京有没有老婆？我的藏话水平没有高级到能圆满回答，只能说在北京没有，西藏也不找。这回可成了骄傲分子了，看不起西藏人，真没办法。谁让“我一辈子不结婚”这句话的藏语没学会呢！我始终把友谊看得比爱情更重要，没有后者仍可生活得很好，而且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如果失去前者，我就成了脱离集体，脱离大家的怪人了。
    这里的人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可怕，他（她）们的生活水准并不低，香皂和香脂非常普遍，而且每人都有两三件价值上百的呢袍。冷的时候就穿两件，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我们林周人的样子准确地展现在你们面前。算了，我不画了，简直是讽刺。据我观察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远超过内地农村，调整工资以后每人大约能拿到三十到三十五元月薪，我们这里最近来了好几批“阿布霍”（藏北牧民），他们的游牧生活非常规律，每年都要经过林周，耗牛把我们林周的山铺得黑压压的，他们从藏北盐湖带来大量的盐巴，然后从我们这里换青稞回去。顺便还私人卖一些酥油、曲拉（奶酪）、皮子、羊毛、肉类、不过价格高得能把人吓得一怔一怔的，酥油是五元一斤，简直比澳大利亚的黄油罐头还值钱，一张羊皮七元钱，我们根本没法和这些钱串子打交道，可本地百姓则不然，由于冬天奶牛吃不上草，没奶，他们就拼命买酥油，价格涨到六块、七块、十块都有人买，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完全可以使你们放心了吧？
    我这封信是否可以打开家里的沉闷空气？振作起来吧！把《快乐的人们》这张唱片多听几遍吧！
                                                                           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