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斗机的国产电影:论马仲英事变对西北民族关系的影响

 
论马仲英事变对西北民族关系的影响  发生于民国17年（1928年）的河州事变，是西北回族现代史上的一起重大事变，而事变的主角是位年仅17岁的回族青年马仲英，各族群众称他为“尕司令”，在西北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尕司令的传说。他于1928年5月联络几位部众，在极短时间内，号召数万之众，三围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两攻宁夏，并占据过银川和甘肃、青海、新疆等省若干县城，以致冯玉祥动用国民军六个师的兵力对付他。他曾与国民军著名将领佟麟阁、吉鸿昌、孙连仲、刘郁芬、赵席聘作过殊死搏斗。蒋介石为拉拢马仲英，牵制冯玉祥，曾封他为36师师长。1931年后曾两次进兵新疆和金树仁、盛世才争夺地盘，同时支援了哈密维吾尔族人民反对金树仁的起义斗争，曾联络南疆各族人民击溃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东突分裂势力，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1934年兵败南疆后去苏联学习。这次事变对20世纪30年代西北民族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学术界对马仲英的评价也毁誉参半，功过是非，人们或贬或褒，至今评说不一。过去史学家对马仲英的研究较少，仅有的两三篇文章局限于对马仲英在河州地区军事活动的评述。本文试图就这次事变对西北民族关系影响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马仲英起事的历史背景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与曾称霸青海的马步青、马步芳为堂兄弟，后因与堂兄马步芳有隙，改名为马仲英。马仲英祖父马海渊，人称“七老太爷”，与同治年间随马占鳌反清之后投降的马海晏是同胞兄弟。马海晏儿子马麒任宁海军镇守使后，马海渊任宁海巡防军统领。马海渊独子马宝曾任七营营长，后来马宝因在家长期养病，营长之职由儿子马仲英代理。
　　清末民初，青海、宁夏隶甘肃省管辖，甘肃驻军号称“陇上八镇”，军阀称雄，其中西宁镇地处边防，辖地辽阔，经马麒十多年的经营开拓，在青海建立了稳固的封建家族政权。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刘郁芬部入甘，激化了当时潜伏的各种矛盾，既有国民军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有国民军与马廷勷、马麒等回族军人之间矛盾。刘郁芬解除李长清、张兆甲、孔繁锦等甘肃汉族武装，将矛头直接对准几位回族镇守使。面对国民军的步步紧逼，对致力于独霸青海的马麒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老谋深算的马麒对国民军采取阳奉阴违的政策，他绞尽脑汁，一方面积极讨好国民军，以免被其吃掉，一方面寻机破坏和削弱国民军。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马麒曾说：“我们已经老了，要是年轻，一定要和国民军干一下哩，现在没有这样的儿子娃。”他说这话的目的是想激起一些青年军官，通过兵变的方式反对国民军。当时马仲英也在座，听到伯父的话后很激动。马仲英从小听惯了祖父辈同治年间反清的故事，也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同时马仲英作为宁海军的下级军官子弟，不被马麒重视，更不为马麒的直系子弟马步芳等所容忍，他想通过兵变方式摆脱青海马的控制。当时甘肃全省，连年旱灾严重，农业歉收，加以国民军征敛过重，各地人民怨声载道。当时河州镇守使赵席聘为国民军筹集物资，在当地强取豪夺，拔兵要饷，摊派各种杂税，激起河州人民愤怒，当地民众推选马仲英父亲马宝等向赵席聘请愿，要求减轻各种杂税，而赵扣留了请愿代表，并扬言“河州回回造反了”，要出兵镇压，马仲英不愿看到家乡人民被国民军任意欺凌，也是他举事的原因之一。
　　1928年5月马仲英终于揭开了反对国民军的旗帜。马仲英的起事，使马麒所料未及，原来他希望别人去出面反冯，然后自己出面收拾残局，这样就可以讨得国民军刘郁芬对他的信任，消除国民军对他的敌视态度。现在自己部下，又是侄子起兵反冯，这事件一旦闹大，自己也难脱干系。又于是派人劝阻马仲英，极力想把事情压下去。可马仲英年少气盛，对马麒的劝阻不予理睬。  二、起事初期的民族政策  　　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历来较为复杂，自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后，统治者加强对回族的防范，通过扶植一些回族上层军人，采取以回制回之法外，又加强对回族上层统治者的控制，民国以来西北曾产生过“西北五马”，“西北四马”或“小五马”等回族统治阶层，他们是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者，实际上他们同样受国民党新旧军阀的压迫。马仲英起事初期将矛头直接对准冯玉祥所率的国民军，他公开向群众宣传说：“我们这次起事就是要把国民军赶出甘肃，给大家解除痛苦。”马仲英初到河州，提出：“不杀回、不杀汉，专杀国民军办事员”，“回汉一条心，赶走国民军”等口号，并到处张贴宣传单，这些口号及宣传单对广大回汉人民极具吸引力，各地汉民也争相转告：“这次不是回回造反，是尕司令反抗国民军哩。”回汉人民纷纷投奔马仲英，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起义军制造军旗，成立执法队，并宣布纪律“粮秣向大户借食，骡马向本主借，不准乱拉乱动，严禁奸淫掳掠！”为更广泛地联合回汉人民一起反抗国民军，马仲英接受双城马良建议，改名为“西北边防联盟军”，并广贴布告，宣传起义宗旨。布告指出：“照得国民军入甘以来，征兵派款，……人人切齿，个个心寒，是以我等兴戎，与国民军决一死战，与汉回种族之间，毫无关系，……仰我汉回人民，各安生业。”另一布告指出：“吾军号为联盟，纪律务要严明，回汉一体保护，禁止任意欺凌。本部派有密查，随时到处逡巡，倘敢故违禁令，罚办决不从轻，仰尔各营部队，必须切实凛遵。”可见马仲英起事初期，毫无民族偏见，目的是完全反对国民军。他还通知各部：杀一汉民百姓者二人偿命，杀一回民百姓者一人偿命。吸引了大量汉族人民参加到起义队伍。马仲英对一些起义立场坚定，具有才干的汉民委以重任，担任团长、营长等职，但由于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挑拔民族关系而遗留下的民族隔阂，绝大多数汉族顾虑重重，持观望态度。  三、赵席聘火烧八坊，使矛盾激化  　　河州事变初期，并没有引起西宁马麒及国民军重视，当有人向马麒报告马仲英逃往河州之事，他只说：“几个尕娃，闹不成大事，不要管。”河州镇守使赵席聘也认为一个17岁青年，带领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患，只要派一小股军队即可剿灭。但十多天后，眼看马仲英的反冯势力发展到万余人，急忙向兰州刘郁芬报告。当时冯玉祥国民军主力部队正逐鹿中原，无暇顾及甘肃事情。如何对待河州事变问题，甘肃国民军首脑内部分为两派，以刘郁芬为首的温和派主张剿抚兼施，恩威并用，尽量缩小打击范围，企图早日结束战事。以河州镇守使赵席聘为首的强硬派认为回军反复无常，“知法而不知恩，畏威而不怀德”，非彻底痛剿，绝不能求得长治久安。冯玉祥担心后方战火扩大，同意刘郁芬请求，推行所谓“剿抚兼施”方针，任命国民军二十五师师长戴靖宇为剿匪司令，分南北两路向河州进攻，同时任命甘肃回绅喇世俊、马国礼等为战地政治委员会，采用拉拢利诱手段，分化参与事变的回族主要人物，并派大批政工宣传人员涌入河州，企图瓦解马仲英部。
　　从1928年5月10日至8月29日之间，马仲英曾三围河州，使起义达到高潮。在此期间，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的胞弟马廷贤也举兵起事，率数千之众与马仲英联合行动，马麒也暗中支持，派往追击马仲英的两营马队哗变，投奔马仲英，使马仲英力量大增。第一次围攻河州，赵席聘固守待援，戴靖宇援兵赶到，城围随解，双方伤亡不大。1928年农历五月初十日（6月27日）马仲英与马廷贤发动了二次围城攻势，此时赵席聘已调往凉州，河州镇守使由陈毓耀继任。城内兵力不足，刘郁芬急调国民军十七师赵席聘部，十一师佟麒阁部，二十五师李松昆部分东南两路向河州进攻，城围逐解。农历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马仲英发动三围河州战役，增援的国民军二十五师及十一师遭马仲英部伏击，损失较重，刘郁芬急调刘兆祥部和吉鸿昌部从北路进军，与马仲英部发生激烈战斗，双方伤亡较大，马仲英部失去防守能力，解了河州第三次之围。
　　马仲英第二次围攻河州期间，赵席聘指使汉族民团，火烧八坊，激化了回汉之间矛盾，使回汉仇杀的惨剧开始发生。“马仲英围攻河州，前因后果，虽极为复杂，但赵席聘身为镇守使，既不能防患未然，又不能消弭战火，只是蛮横报复，残酷镇压，终至演成回汉仇杀局面，大大的害了甘肃人民。”1928年7月底，河州二次城围已解，赵席聘炮轰河州著名清真寺建筑大拱北，指使民团火烧八坊。八坊位于河州南关，纵横七八里，是一著名回族市镇，也是河州回族经济、宗教活动中心，有六千户人家，四万多人口，曾有“小北京”之称。自清末至民国初年，西北诸马势力延续了几十年，由诸马提拔起来的亲属、朋友和乡亲，可以说无以计数，他们不少人回到故里，在八坊广置田产，兴建家园，这里有马廷贤祖宗三代经营的大公馆，也有其他回族要人的“将军府”，装修得富丽堂皇，并陈列有不少古物、古字画，有12座清真寺。1929年7月15日，在赵席聘的纵容指使下，八坊变成了火海，一些民团更是肆无忌惮，到处放火抢劫，大火一直烧了七天七夜，毁灭了一座繁华的市镇。赵席聘火烧八坊的后果使四万人无家可归，只有投靠马仲英，从此激化了矛盾。马廷贤对赵席聘纵火烧他们祖宗三代经营的大公馆仇恨不已，在与马仲英合作中，为泄私愤，纵容部下烧杀汉民之事常有发生。  四、西北回族军人对事变的态度  　　国民军入甘初期，回族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当时任绥远都统的马福祥自知不是冯的对手，很不情愿地让出绥远地盘，冯玉祥任命自己亲信李钟鸣为绥远都统。在马福祥的筹划下，马鸿宾、马鸿逵先后归附了国民军，使国民军经宁夏顺利进入甘肃，并赢得冯玉祥的信任。甘州的马璘（字玉清）也亲自到兰州面见刘郁芬，对国民军入甘表示欢迎。而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和西宁镇守使马麒始终态度不明，并暗中接受张作霖军火支持和委任状，准备联合反冯。此事被刘郁芬侦知，引起刘的警惕，他们将凉州马廷勷和西宁马麒列为消灭对象。1928年9月底国民军高树勋部攻破凉州，马廷勷率残部仓惶逃窜。西宁马麒暗中支持马仲英的行动，早已引起国民军不满，但马麒终为政治老手，极善应付，当国民军大举向河州进剿时，马麒向国民军纳款纳粮，积极支持国民军围剿马仲英，而且还派其弟马麟（字勋臣）赴河州帮助国民军收集回民枪支，因此国民军没有与马麒公开决裂，而加以利用。1928年秋，冯玉祥为了巩固后方，特派马鸿宾回甘调和河州事件，马鸿宾指出河凉事变不追究马麒，任国民军向马仲英、马廷贤讨伐。马麒总算化险为夷，保住了自己在青海的统治地位。从此马麒死心塌地，为国民军效力。马麒致函马鸿宾说：“事变初起，本由少数无知之徒，聚众抗官。河事未平，凉祸继作，敝部士兵多以桑梓关系，大受影响。处此危境，左右为难。幸赖总座（指冯玉祥）原谅苦衷，鉴明心迹。”马福祥身居西北回族元老，当时正在蒋、冯、阎之间奔走，化解矛盾，听到“河州事变”之消息后，马福祥以回族长者身份通电，力劝马仲英等悔过息兵，遭到马仲英拒绝。马福祥对外宣称：“回汉民族同是一个中华民族，哪里能分彼此。现在这些野心家们破坏民族友好关系，互相残杀，是很不幸的。我们拥护中央，家乡的这些叛乱，应迅速予以勘平，才可以解除西北人民的痛苦。必要时，我们可以到西北去，对冯玉祥将军做一臂助。”马仲英看到马福祥为国民军张目，且子侄都在冯部效力，一怒之下，纵火烧毁了马福祥韩集老家住宅。10月13日，马鸿宾赴西宁与马麒等晤面。25日马鸿宾、马麟赴河州，准备约会马仲英、马廷贤谈判。马仲英对和谈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刘郁芬的招抚条件是靠不住的，如果接受招抚，轻则被调虎离山，分而受治，重则被囚囹圄，或身首异处，因此他积极备战，由马廷贤出面与国民军谈判。11月22日进行过一次谈判，没能成功，27日刘郁芬、赵席聘、戴靖宇一起赴河州，同时省府机关报《新陇日报》接连发布新闻，说冯玉祥准备派飞机大队，坦克车队向甘肃进发，对和谈施加压力。马廷贤向马鸿宾提出如保护在事头目生命财产，保护各处回教商民；由政府协款重修战时被毁的寺院、学校、拱北、房屋等，方可接受招抚。刘郁芬认为此一条件无法接受。此时青海马麒电请刘郁芬出兵痛剿，刘郁芬也以为抚局势难搭成，1928年11月29日，刘郁芬下总攻击令，马仲英率部从槐树关退入洮岷地区。刘郁芬发出通缉令，“兹特悬赏通缉，无论军队民人等若能将马廷贤、马仲英缉获，即予重赏，以酬勋劳。”  五、如何看待马仲英“屠杀无辜”问题  　　河州事变整个过程，马仲英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军，而国民军为分化、瓦解起义军，以防止更大范围的回汉联合，故意挑拔民族关系，夸大回汉矛盾。当时甘肃省政府的机关报《新陇日报》接连报道马仲英“惨无人性”，“滥杀无辜”的新闻，使许多人被蒙蔽，没有看清这次事变的性质，一些目睹事变者在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将马仲英描写成“所到之处杀人放火”，“马仲英最初纠合之部众，为清一色回教徒，多半系绿林好汉，杀人越货，当做家常便饭”。
　　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据接触过马仲英的人回忆“马仲英生活朴素，无不良嗜好，爱射击，好学习，从不摆‘官架子’，不尚酒色，不蓄私财，喜欢和青年学生、小学教师接触，因此，一般青年对他抱有很大期望。”“马仲英以甫届弱冠之青年，能不贪货财，不好女色，不分族类，登高一呼，四方风从；能对附从之人，一视同仁，与士兵共甘苦，同休戚。”“笔者一见到这位轰动西北，年仅十八岁的尕司令，内心的恐惧，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中等身材，穿着一套蓝布中山服，眉清目秀，温文尔雅。如果没人介绍，很难想像他率领八万回民（当时号称，实际不足两万）几乎打遍了甘肃省。”跟随马仲英多年，曾任马仲英部第一纵队司令兼运输司令的马培清回忆说：“马仲英平日比较端正，但和我们聊起来却很随便。他最爱追慕幼年的生活，他说：‘我自小就爱造反，跟上爷爷玩，爷爷常和人说起造反的事，我是多么爱听，多么高兴呵！我盼望早一点长大，能骑马，能打枪，也反一反。’说起围攻河州，他更是精神奕奕，眉飞色舞，他说‘我打到河州城下时，守城的一个国民军指挥官出城迎战，我和他同时端枪上肩，但我的枪先发了，他倒下去了。这一天我们打了胜仗，在前河沿挂了几十个敌人的人头。’在谈话中，我提到民勤的事，他满不在乎地说：‘不是我们爱杀人，是他们先打死了我们的人，如果他们不先打，我们不会杀人太多的。’”
　　河州事变后期，的确出现回汉仇杀问题，否认这一点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与事变初期马仲英提出回汉一体保护，联合汉族共同反对国民军的政策有所偏离。但仔细分析，其中原因较为复杂。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起义队伍自三围河州后人员构成较为复杂，马廷贤虽然也参加了河州地区的反抗国民军的行动，但他和马仲英在本质上截然不同。马仲英代表了河湟地区广大回汉人民反抗国民军残酷压榨、搜刮的正义要求，而马廷贤则是以旧军阀失落的心态反击新军阀的统治，其目的是谋求自己的权势或荣华富贵。马廷贤所部与马仲英的合作，使起义军成份越加复杂，带进许多旧军队的恶习，其中挟嫌报复，谋求私利者大有人在，使起义初期回汉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仇杀事件不断发生。一些不明真相者将马廷贤部下犯下的过错算在马仲英头上，有失公平，影响了对马仲英的公正评价。
　　第二，马仲英三围河州失利后，转战于甘、宁、青等地，从一些材料看，所谓“屠城掠地”确有几处。一是卓尼藏区，二是民勤，三是永昌、湟源。发生这些不幸事件，除了藏区是严重误会造成的外，其余都是有原因的。从1928年10月至1929年4月，马仲英败退河州后，先后攻克临潭、同仁、贵德、湟源、永昌、民勤等县城。1928年10月24日，马仲英攻陷临潭，受到当地回、藏人民的欢迎，进至卓尼时，卓尼土司杨积庆接到刘郁芬电报，要他带领藏兵就地堵截，以便“斩草除根，永奠边陲”。杨积庆的藏兵拦截了马廷贤及其随行人员，杀死了他的侄子，掳去了他的妻子和侄媳，马廷贤和少数随从，以掷硬币的办法得以逃脱。见到马仲英后，要求为他报仇雪恨。马仲英派韩进禄为前锋，率兵前往卓尼。韩赶到卓尼时，正值禅定寺庙会，300多名喇嘛被韩屠杀，烧了寺院和经卷，捣毁了杨土司的衙门，以示报复，从此种下了回、藏仇杀的种子，严重影响了回、藏民族关系。12月马仲英进入保安镇，并无洗劫行动，只是征集了一些粮草军需，秩序良好，而《马仲英部洗劫保安镇目睹记》一文显然有夸大事实，丑化马仲英倾向。距保安镇不远的五屯上下庄汉民闻马部将至，修筑防御工事，进行抵抗，结果被马仲英攻破。而距保安三十里的隆务寺听说马仲英进入保安镇，他们推选代表前来献良马四匹，马掌两千多副，马仲英当场表示对他们决不侵犯。两个村庄对马仲英的不同态度，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结局，这与统治者挑拨民族关系，散布马仲英“屠城”论，令当地民众惶恐不安，组织抵抗，结果充当了统治者的牺牲品。
　　1929年元月，马仲英向青海转移，途经贵德县时，县长黄文濬没有听从国民军率民团抵抗的命令，而是率绅民出城夹道欢迎，并馈送了许多牛羊和财物，马仲英当即下令：“到贵德后不得杀人抢劫，扰乱居民，违者枪毙，决不宽恕。”马仲英在贵德停留了一天，次日渡河北行。至湟源县时，遭民团的阻击。守城的马麒侄子马步元开城门投靠马仲英，马步元纵容部下抢劫，在混战中殃及许多无辜群众。3月25日，路经永昌，永昌城驻有甘州镇守使裴建淮的一个营，营长徐勉曾随裴建淮驻防河州多年，与河州人有些乡谊之情。他在城上，与城下的马仲英交谈，答应供给马仲英粮草，马仲英则答应不再进城，得到粮草后即东去宁夏，正在商谈之际，城上的民团突然开枪打死了正在城下约束部队的马仲英部副旅长马彦海，马仲英大怒，立即率部攻城，城破后有两千余民团被杀。1929年4月初，马仲英率部至民勤，马仲英派马维俊为代表，率两骑至城南门外，向城上喊话说：“我们是路过民勤去宁夏的，你们把城开了，让我们的队伍进城休息一下。”县长雷尚志叫人传话：“百姓害怕，你们驻在城外，我们给你们供应粮草。”正在互相喊话之际，冷不防一警察开枪打死了马维俊的随员，随后马仲英率队从四面攻城，城破后有四千余警察、民团被杀。永昌惨案又在民勤重演。马仲英进城后，见尸体横陈，很不满意，向部队讲话说：“我们部队的粮食全靠老百姓供给，这样杀人，我们靠谁吃饭？以后进攻宁夏，再不能这样了。”6月马仲英攻入宁夏城（今银川），进驻马福祥“将军第”公馆，担心部队纪律不严、滥杀无辜，立即命手下找来几板白布，做成一尺见方的小白旗，中间写“保护”两个大字，并盖上大印，书写马仲英军衔。军队秩序良好，百姓主动上门献羊、献粮，出现和睦、热闹场面。由于马仲英“事前曾严令所部在攻克宁朔、宁夏后，不许焚掠屠杀，以安民心。从这一点看，地方没有受到多大糜烂。”马仲英还张贴安民布告，宣明他的政治主张，内容有保护商民，反对国民军等。
　　由此可见，马仲英并非像国民军宣传的那样到处屠杀。一般情况下，马仲英所至，只要当地守兵能开门相迎，居民能提供粮草，双方就相安无事。一些惨案是由双方误会造成的。一些是国民军挑拔民族关系而造成的。另外，事变发生后，国民军为了减少损失，大量征集汉民青壮年组成民团，每次开仗强迫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许多无辜汉民成了国民军的牺牲品。马仲英经过的许多县城，往往驻军很少，在国民军的欺骗宣传下，要求地方组成民团、商团，进行自保，结果绝大多数汉民上当受骗。临时组织的民团毫无战斗力，在马仲英部的强大攻势下，顷刻瓦解，结果大部分被马仲英部所杀。因这些民团着装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所以一般人将死难的民团当成普通百姓，着意渲染、夸大。
　　在这场事变中，回、汉、藏民族都受到巨大损失，国民军在各地遇回庄必烧杀抢掠，对许多没有参加起义的回民也进行屠杀。马仲英离开甘肃、青海后，国民军在“清乡”中大开杀戒，进行大肆搜刮，许多回族村镇人财两空。  六、支持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反抗金树仁的暴动  　　1929年6月，吉鸿昌将马仲英赶出宁夏后，马仲英带少数随从流落北平，部队大部分被吉鸿昌收编，驻扎宁夏各地。蒋介石为牵制冯玉祥国民军，任命马廷勷为15路军总指挥，马廷贤为下属第一纵队司令，马仲英为下属第二纵队司令。马仲英对此项任命并不满意，不久投靠驻防山西马鸿逵，被任命为11军军部总参议，实际是有职无权闲职。1930年6月，马仲英在马福祥引荐下见到蒋介石，不久返回宁夏，受到宁夏省主席马鸿宾欢迎，并被委任为教导大队队长。9月马仲英联络旧部，又东山再起，至甘州后收编马谦部，成立甘宁青联军，自任总司令。马麒派马仲英祖父马海渊到甘肃说情，劝马仲英不要再闹事，被马仲英坚决抵制，并表示与当局决不合作。马仲英的态度激怒了兰州和西宁当局，1931年4月，马步芳率领一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及炮兵营、特务营出青海至河西袭击马仲英，马仲英大败。正当马仲英走投无路之际，哈密的和加尼牙孜派尧乐博斯前来求援。
　　1928年新疆发生“七七政变”，结束了杨增新在新疆的十七年统治，金树仁在“平乱有功”的旗号下，登台执政。金树仁（1879－1941）是甘肃河州人，金上台后把培植亲信，树立私党作为控制政权的一种手段，在省府和军事要地安排同乡和亲属，排除异己，大力扩充军队，购置新式武器，加重赋税，侵害民族利益，伤害民族感情，1931年3月，哈密地区爆发了以和加尼牙孜率领的维吾尔族人民起义。
　　就在金树仁省军与和加尼牙孜起义军在哈密对峙的时候，作为哈密到南京请愿的代表尧乐博斯一行路过甘州，并与驻扎在这里的马仲英进行了谈判。马仲英应邀，决定兴师入新，支持哈密维吾尔族人民反抗金树仁统治的起义，共同推翻金树仁政权。尧乐博斯也接受马仲英劝告，改变了到南京请愿的计划，决定和马仲英一起入新。
　　马仲英以“解救伊斯兰兄弟”的名义于1931年5月率领一支500人的军队，日夜兼程，经半个月抵达哈密，突袭黄龙岗，旗开得胜，接着顺利攻下哈密旧城和新城。在瞭墩战役中，马仲英以少胜多，全歼省军一个旅，旅长杜国治自杀身亡，马仲英却在这次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得不暂退河西。
　　马仲英初入新疆，在不熟悉地理环境、语言不通，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连连取胜，究其原因，与取得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持与信任不无关系。同时马仲英打出以“解救伊斯兰兄弟”的名义旗帜，自然极受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回等民族的欢迎。
　　马仲英因腿部受伤，返回敦煌，以马世明部留新，继续支持维吾尔族人民的反抗斗争。1932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马仲英为新编36师师长，以安西、敦煌、玉门、酒泉、高台、临泽、鼎新各县为其驻防地。马仲英开始在酒泉练兵，整治部队，招贤纳士。经过一年多的整顿，战斗力增加，并补充了一些新兵。1933年1月马仲英率部二次入新。
　　第一次入新，在攻下哈密城后，马仲英曾严明纪律，“不得妄杀无辜，严禁民族仇杀”。第二次入新，马仲英历数金树仁罪状，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抵抗省军。由于金树仁的军队多分布在南疆和省城，马仲英二次入新势如破竹，由星星峡到哈密，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马仲英坐镇哈密，兵分两路直趋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正当马仲英攻打奇台时，1933年4月12日，金树仁在“四一二政变”中倒台，盛世才攫取了新疆督办的宝座。  七、击溃“东突”分裂势力  　　盛世才闻知奇台失守消息后，一面派人与马仲英和谈，一面调兵遣将向阜康进发，而马仲英识破了盛世才以和备战的伎俩，于是将计就计，一面派其政训处主任杨波青与盛方代表周旋，一面调动主力7000余人到紫泥泉布防，6月12日双方在紫泥泉展开激战。马部攻势很猛，盛军只能招架。无奈是夜风雨交加，气温骤降，马仲英部衣着单薄，难御严寒，攻势锐减。而盛军备有皮衣，奋力坚持。次日盛军反攻，马仲英溃败，马部退至鄯善、吐鲁番一带。8月17日，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赴新疆视察，并作为中央代表参加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马仲英宣誓就职典礼。9月7日，刘文龙就任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任边防督办。之后罗文干抵达吐鲁番与马仲英和谈，调解盛、马之间矛盾，罗向马仲英提出退守哈密，就任东疆警备司令，并受盛之委托邀马仲英赴迪化与盛当面消除误会。马仲英同意就任东疆警备司令，但请省府拨专款作为调防费用为条件，至于赴迪化与盛会晤一事坚辞不从。盛认为马仲英无诚意，决定用武力解决。
　　10月11日，盛马双方在达坂城交火，盛军大败，死伤惨重。此时伊犁张培元也挥兵东进，准备与马仲英东西夹击，打垮盛世才。盛世才感到形势对自己十分不利，急请苏联出兵支援，苏联红军于1933年12月和次年1月分别从霍尔果斯进入伊犁，从苇塘子进入塔城，拔除了张培元的大本营，张培元自杀。马仲英率军攻迪化，省城危机。2月在盛军与苏军夹击下，马仲英大败，向南疆喀什方向撤退。
　　正当马仲英与盛世才在北疆拼杀之时，1933年11月12日，以沙比提大毛拉一手组织的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会”在喀什疏勒县城召开，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组织纲领”、“各部厅实施法案”、“施政纲领”和“宪法”。会上选举了政府成员，制定了“国旗”、“国徽”。这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和精心策划下，极少数泛伊斯兰主义分子和泛突厥主义分子，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以建立“伊斯兰教独立王国”的名义，欺骗各族人民和穆斯林群众，在喀什拼凑的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政权。11月13日上午，他们在喀什市升起了所谓“国旗”，又召开了所谓“民众大会”和悬旗典礼。再以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政府成员”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后，大会主持者宣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正式成立。拼凑了组织机构，总统为和加尼牙孜阿吉，国务总理为沙比提大毛拉，还设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军政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农商部长、卫生部长等。这是一个封建神权与君权相结合，由一批地主、资本家、反动的宗教上层主政的分裂主义政府。这个分裂政府成立后，沙比提大毛拉派出大批代表，周游列国，四方乞讨，妄图得到外国承认和国际舆论支持。这些代表分别到过印度、阿富汗、伊朗、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苏联等国，要求那些国家对他们的“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给予承认和支持，尤其给予军事援助。这些分裂分子实行极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制造“东突厥斯坦”是操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地的谬论，妄图把汉族和回族人民逐出新疆。由于马仲英势力对了们造成极大的威胁，他们特别仇恨回族，众多汉、回百姓死于非命。
　　马占仓是焉耆回族，是马仲英在喀什的代表，他与喀什原行政长官马绍武合作，得到了兵源和武器补充，他们与分裂分子势不两立，曾与分裂武装几次交战，被分裂武装围困在疏勒城长达11个月。
　　1934年1月，马仲英与盛世才交战失利败退南疆后，为了扫清障碍，也为了打击“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给被分裂势力围困在疏勒的马绍武、马占仓回族部队解围，派部将马世明、马福元、鲜福海从阿克苏向喀什分裂政府进攻，他们在巴楚、伽师相继击败了分裂势力军队。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又击溃了围攻疏勒的沙比提大毛拉及穆罕默德·伊敏的军队，为困守11个月的马占仓、马绍武解了围。3月28日，马福元、马绍武、马占仓率部联合向盘据疏勒附近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部队发起总攻。沙比提大毛拉的士兵多为强征来的四乡农牧民，未经严格训练，在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马仲英部队的攻击下被打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当即土崩瓦解，其政府首脑或被捕，或者率残兵败将落荒而逃。这时候“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已名存实亡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自成立到灭亡，不足半年。这个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权一出笼，立刻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在关键时刻，马仲英率部击溃了这个政权，粉碎了帝国主义、极少数泛突厥主义的分裂阴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马仲英占领喀什后，穆罕默德·伊敏退回和阗，又建立所谓“和阗伊斯兰王国”。7月中旬，马仲英带少数随从去苏联学习，部队交给马虎山开往和阗，“和阗伊斯兰五国”也随之被消灭。穆罕默德·伊敏逃亡印度，至此，南疆出现的分裂政府彻底灭亡。
　　马仲英到喀什之前，驻喀什的外国使节争相前往迎接，英国领事尤为热情，想拉拢马仲英倒向英国，马仲英却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苏联领事的邀请。马仲英后来对部下讲：“我们这次出关，为的是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这里的情况与内地不同，新疆有几千里边境与苏联相接，各方面都要跟苏联打交道。盛世才依靠苏联打败我们，沙比提依靠英国被我们消灭，这说明苏联是真心帮助人的，英国是欺骗人的。我们要是不依靠苏联，也要上英国的当，这个现成的事例，难道大家还没看清楚吗？”此时的马仲英虽是败兵之将，但仍然是无所畏惧，对前途充满信心，经常和士兵一起操练、跑步。然而盛、马征战有年，积怨极深，盛世才不容马仲英染指新疆，派大部队追来。后来苏联领事出面调停，开始同盛方谈判，经多次接触，双方缔结协约，马仲英答应交出军权，只带少数幕僚去苏联学习，而留在喀什的36师由其姐夫马虎山统领。从此结束了马仲英在国内的军事生涯。  八、结语  　　马仲英从1928年5月起事至1934年7月出走苏联，其军事活动前后6年时间，转战甘、宁、青、新等地，为各地军阀所不容，最后交出兵权，去苏联学习。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马仲英是一位功大于过，应予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马仲英事件对西北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这次事件并非“回汉仇杀”，事变一开始，马仲英就将矛头直接指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具有反抗民族压迫和军阀统治的双重性质。马仲英部队最初称“黑虎吸冯军”，后改为西北边防联盟军，转战河西后又改称甘宁青联军，最后接受蒋介石新编36师番号，整个过程都是为了反抗新旧军阀的反动统治。
　　⒉起事初期马仲英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即“回汉一条心，赶走国民军”，并提出回汉一体保护，严禁民族仇杀。并申明这次事变与回汉种族之间，毫无关系，要与国民军决一死战，并吸纳一批汉族参加到起义队伍。可见马仲英起事初期毫无民族偏见，目的是完全反对国民军。
　　⒊国民军大兵压境，马仲英退出河州，在向宁夏转移途经甘肃、青海一些地方时，对一些当地警察与抵抗民团兵戎相见，特别是永昌、民勤杀人较多。出现这些惨剧尽管有这样或那样原因，死难者多为国民军组织的民团，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为马仲英开脱罪责。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因对部下约束不力，再加后来起义军内部成份复杂，一些地方出现屠杀惨剧，给当地民族关系蒙上阴影。马仲英部撤离后，国民军及汉族民团对当地回民实施报复，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几十年后还不能消除。
　　⒋马仲英第一次出兵新疆，支援哈密维吾尔族人民反抗金树仁的暴动，应该给予肯定。及第二次入新兵败南疆后，出兵击溃了以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武装势力，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过去对马仲英的论述，很少提及或淡化这一重要史实，影响了对马仲英的全面、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