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魂小说陈祉伊:君王论 马基雅维利

第一章　论王国的类型及产生方式

古往今来，统治过人类的那些国家和政权，若非王国就是共和国。相对来说，王国如果国王不是世袭相传，就多半是新生的。长期以来，所谓世袭王国，是指国家的统治者由某一实权家族世代沿袭相传的政治实体。不过，新生的王国或者一切都是全新的，如弗朗西斯科·西福尔扎的米兰王国那样，或者像西班牙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掠夺来的部分领土被归并到某个世袭君王的国家里。那些被世袭王国征服的土地上的人们不外乎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早已熟悉君王的统治，一是曾经生活在自由邦。世袭王国之所以能对外扩张，可能是凭借另一君王的武力，或者领先自己的军队；也可能是君王的才智超群，从而不费一兵一卒，获取这些土地一如探囊取物。

第二章       世袭王国

我在《论说集》中已就共和国的问题和诸位进行过详细地讨论，这里就不再多费笔墨了。按照上面所说的顺序，我将和大家着重探讨一下王国，并就如何治理国家并使其保持长久兴盛作一番分析。

我认为，维持一个世袭王国的统治，要比维持任何以其他形式奠基缔造的新国家容易得多。世袭王国本身具备一整套完善的体制，这种体制是世代相传的，各代君王只要不逾祖制，不大动刀斧，一切顺应民意，就能使统治延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君王若非荒淫无道，而稍加勤勉，那么，除非有非常强大的外力篡夺了他的权力，他就仍能维持他的统治。即使他被某种外力篡权成功，他依然能够在篡权者遭遇意外变故时，重新掌权。

世袭王国的君王，与新君王相比，更容易获得臣民的拥戴，只要他的所作所为不过于恶劣，也没有犯什么滔天大罪，那他自然会民心所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世袭王国的优势还在于国家长久的历史、制度以及绵延的统治，促使一切的因素都湮没在往昔的烟尘里。

第三章　混合式王国

前面，我们简要介绍了世袭王国的各种情况，但是，这当中的有些情况在新建王国里并不能找到。这种世袭王国并不是全新的国家，如果它隶属于一个混合式王国，很多机制很可能不由自主，因此导致混乱丛生。这是个固有的难题。

人们心存的最好的愿望是统治者能带领他们改善艰苦的处境，可当他们的愿望迟迟没能实现时，他们就将高举“反抗腐朽统治”的大旗，拿起武器，推翻现有政权，更换他们的统治者，此种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恶性循环表明，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其处境甚至比过去更糟。这种带有必然性的恶性循环是什么所导致的呢？追根究底有个内在的原因：当一个君王夺得一块新领土后，因其在这块新领土上的统治性质，其所带的军队往往会侵害他的新臣民，给他们带来精神及物质上的伤害。事实证明，这样只会使受到损害的臣民成为他的仇敌。而且，如果他不能按照真实热衷于帮你征服这块领土的臣民们的愿望行事，他们也很可能会成为他的仇敌。

君王在夺得一个新的领地后，要想在此地坐稳自己的统治，就需要取得该地居民的好感。否则，情况就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

当年，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占领米兰几乎是轻而易举，但失掉米兰也很快，米兰被洛多维克·西福尔扎率领的军队夺回，米兰易主。先前曾为路易十二打开过城门的人们倒戈成为路易十二的敌人，他们再也忍受不了路易十二的胡作非为，在路易十二的身上他们看不到愿望实现的影子，所有曾经设想的好处也全都成了泡影。

叛乱令新的统治者警醒，如果他重新征服叛乱地区，那么，他就再也不会轻易将他失去。这是因为他将吸取先前的教训，找到自己统治薄弱的地方，使自己减少猜疑，宽恕罪犯，并懂得用可用之人来巩固统治。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首次征服米兰后，被洛多维克公爵很快赶出了米兰。路易十二再次征服米兰，却又将它失去，这次则不是单个英雄令他失败的，而是全世界的人们都共同反对他。法兰西王国的军队被意大利人彻底打败，并驱除出境，路易十二对米兰的第二次统治依然没能长久。

先前，我们已经探讨过了路易十二第一次丢失米兰的原因，在此不再多言。现在，我们要共同探讨的是路易十二第二次将米兰丢失的原因。如果将你换成路易十二，通过你的努力，看看能否用另一种统治办法或者手段保住米兰，从而确保自己征服该地的利益。

首先，有一个问题大家必须注意：一些大小城市被某君王征服之后，有些地方的语言和民族与君王的旧邦臣民相同或相似，文化习俗也一脉同源，再加上如果这些地方的人们思想不开通，并不看重自由的权利，那么，统治他们就很容易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城邦都具备这些被轻易统治的条件。在第一种情况下，新君王只需将旧政权的王族血统彻底消灭，就能稳如泰山地统治下去，当然，也需要尊重这些地方的习俗和传统，这样，新臣民才能继续安定地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勃艮底、布尔戈尼、戈斯康和诺曼底如此长久地归属于法兰西的原因。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冲突，因为他们的语言、习俗、法律相近，沟通不存在障碍，这就使和平相处成为了可能。我们总结一下，征服者想要在新领地上实现自己长久的统治，需要就下面两者作出相应的努力：第一，不要急于在新领地上施行自己制定的法律及税制，要想刚开始时统治稳定，必须要维持原有的法律和税制基本不变，这样才能使民心安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它真正地融入自己的领土之中，使新旧领土统一。

遗憾的是具备被轻易征服条件的地方并不多，这就要谈到第三种情况。如果征服了一个语言、习俗、法律均与旧领土存在很大差异的地方，要在那里保有稳固的统治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仅靠运气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加入非常高超的统治手段才行。这里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君王亲临新领土，所到之处，要使臣民安居乐业。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出乱子的机会也很小。即使发生某些突发情况，因为君王亲临，也能及时将之平息。但是，如果新领土发生叛乱时，君王尚在自己豪华的宫殿里醉生梦死，那只有听天由命了。所以说，采用刚才所说的方法对稳固统治有莫大的好处。当年，土耳其人占领希腊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回头想一想，如果土耳其国王没有亲临希腊，而在宫殿里进行远距离人工遥控，那么，不论施行何种统治方法，都很难安稳地统治像希望这样的国家，更别说明察秋毫、防微杜渐了。

    身不在当地，任何风吹草动传到君王的耳朵里时，实际上早已经演变成大灾难了。另外，君王亲临还有一个益处――威吓心怀不轨的官吏们，使他们不敢肆意劫掠本地的财富，该地臣民会因为感受到受君王保护而心生满足，从而真诚拥戴你。那些本意就愿意效忠你的臣民则会更加爱戴你，心怀不轨的人战战兢兢，而对这里暗怀野心的人也会因君王在此驻扎而不敢稍动。总之，只要君王驻扎于某地，该地的统治必将会安稳如山，很难颠覆。

巩固统治还有一个经济而有效的办法：向被征服的领地殖民。如果殖民的话，就需要选择一些战略位置重要的关键地点，建立殖民据点。如此就省掉了派遣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的巨额花费，其代价几乎是无限降低。因为建立殖民地对君王而言，几乎无需耗费国家资源，甚至用不着支付任何费用，旧领地的居民便可去新领地屯驻，殖民的同时还可安定新领地。

    建立殖民据点必须战胜一定的地盘，这就会损害到新领地原住民的利益。为了将征用地盘时对原住民的伤害减小到最低，君王在实施殖民时应把握尺度。至于那些因被征用了土地而失去田舍的原住民，因为为数不多，虽有心怀仇恨者，但不足以危害到这里的统治。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因此当务之急是寻找生路，根本无法危害到君王。剩下的居民，一方面因未受损害而很易安抚；另一方面则会因害怕自己的私有财产同样被掠夺，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总而言之，建立这样的殖民地几乎无需耗费什么东西，比起派驻军队要更加忠诚，少生事端，而且对当地居民的损害也会降至最低程度。

话至此处，我们应该注意：人如果不接受安抚，小小的损伤也会誓言复仇，但若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则很可能不再复仇，因为毁灭性的打击已经吞噬了他所有的力量。所以，若欲加害于人，必须连消带打，使之再无复仇之日。

在被征服的地区建立武装部队也是一个确保统治的方法，不过弊端很多。我想就此阐述一下我的看法。舍殖民而驻屯军队，那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维持驻军，可能将这个地区的收入全都投入进去，还不一定足够。如此花费，相对于殖民来说简直得不偿失。其次，驻屯的军队往往很庞大，一些士兵很可能趁机掠夺钱财，这很容易激怒当地居民，进而痛恨起君王，因为军队是受君王雇佣和辖制的。综合利弊，这里可以下一个结论：派驻武装军队利少弊多，与殖民相比，实不足取，只有殖民才能利国利民。

从以上述理论推知，在语言、习俗和制度等方面和原领地不同的新领地，若想长久统治，君王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作努力：在警惕强大敌人侵犯的同时，尽量削弱较强的邻国，并根据实际情况，在各个领地驻扎防御性军队，帮助它们抵御可能进犯的强敌，从而在实质上成为弱小领地的领袖与保护人。另外，有一种普遍的情况不能不引起君王的重视：有时，一些弱小领地或者出于野心，或者出于恐惧而不满自己的君王，就会引入强大的外敌，借外敌之手推翻本地政权。如许多年以前，埃托利安人引强大的罗马人进入西班牙，就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君王们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历史随时可能重演。

一旦强大的外国军队征服了一个地方，在那里的所有弱小的王公和贵族势力，将会出于对原来君王的嫉妒，马上掉转头来依附这些外敌，成为他们的附庸。因此，当入侵者成为领地的新君王时，笼络这些弱小王公和贵族势力将很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他们已经很自觉地列位于新君王的麾下了。需要注意的是，新君王凭借他们的力量征服了领地后，可以向他们示好，但不能给予其很大的权力，因为任其坐大很可能会危害到自己的统治。新君王必须保证自己在任何一块领地上都拥有绝对而惟一的权威。在这个问题上，新君王不能施法不当，否则，会很快丧失到手的一切，就算他仍能维持统治，也会隐身于困难和危机的泥淖中。

当年罗马人之所以强大，占领任何地方，其统治都会很稳固，就是因为采用了殖民、安抚弱小势力并遏制其过分发展，同时镇压强硬势力等诸种手段。罗马人征服希腊诸省的过程就足以为例：罗马人与阿勘斯人和埃托利安人修好，从而一举将马其顿王国纳入版图，将叙利亚王安蒂奥科斯放逐。安蒂奥科斯虽然还有势力，但是却无半寸领地。在整个征服过程中，阿勘斯人和埃托利安人可说是居功甚伟，但罗马人并未让他们壮大起来；另外，罗马人还主动向马其顿王菲利浦示好，但仍然要求菲利浦消减原势力，通过这个要求，罗马人最终打败了菲利浦。

罗马人在这些方面展示了他们惊人的智慧和长远的目光，他们的君王拥有比其他任何君王更高一筹的智慧。他们对各种可能的情形都作了预测，并预告作好了准备。这就是防微杜渐，不然一旦小病养成大恙，就无药可救了，此之谓深谋远虑。这正如医生们对流行病患者的叮嘱。他们往往说，病早易治，病迟难医。管理国家也是如此。善政的君王能够潜在的祸患。并及时将之消除；如果君王疏于察看，以致祸患恶化到人皆受害的地步，再想补救，也已经晚了。所以，罗马人的先见之明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他们总能预告发现潜藏的祸患，并及时找到补救的方法，有时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阻止事态继续发展下去。他们懂得什么样的战争不可避免，拖延时日不如占据先机。他们抢先到希腊去攻打菲利浦和安蒂奥科斯正是因为这一点。虽然这两场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但罗马人还是做了，他们宁愿在自己的果敢和审慎的恩惠下安然度日，也不愿走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奉行的“享受拖延时日的恩惠”的老路。我们必须牢记：时间是一柄双刃剑，它的每一分前进，赐予了我们利益，同时也带来了祸患。

此时，我想起法兰西，让我们来看看法兰西的君王在这几个方面的表现如何。我不想谈查理八世，只谈路易十二，因为这位君王对大家来说更为熟悉。他在意大利统治的时间很长，这将有助于我们说明问题。从资料中可以看出，路易十二从来没在征服的土地上施行过合理的统治方法，其对征服的土地的统治与罗马人简直南辕北辙，简单一点说，与“英明”二字实在相去甚远。包藏野心的尤其人看准了这一点，将路易十二请进了意大利，威尼斯人想依靠他手中的强大军队控制半个伦巴第，因此并不是真心钦佩路易十二。在这里，我不想两难这位受人利用的法兰西王。他试图在意大利寻找一个立足点，但在那里谁也不欢迎法兰西人，因为查理国王曾经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意大利人寒了心，路易十二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得另觅它途，寻找可能成为他盟友的人，这个方法是完全行得通的，前提是不能施政不全。

路易十二征服了伦巴第，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查理国王在这里丧失的名誉：热那亚乞降了；佛罗伦萨人与他交好；孟托瓦侯爵、费拉那公爵、本蒂沃夫里公爵、富丝利夫人以及法恩匝、彼扎罗、利米尼、卡梅苗诺、皮奥比诺等地的王公贵族，还有卢加人、比萨人、锡亚纳人全都走赶来献殷勤。这时候，威尼斯人暗地里盘算：如果让这位法兰西王彻底征服了此地，那么意大利的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将落入他的囊中，自己得到的不过是残羹剩饭，最多不过伦巴第的几个城市而已。

可惜，上述的情况只是一种理想状况。如果路易十二能按照上述的规则行事，他在意大利的统治将会很稳固，他在这里的统治势力也会很强大。他可以给真诚拥护他的朋友们以安全和保护，并善待他们，这些人多半是一群为数众多、力量弱小的人。在他们之中，有的反对都会，有的憎恨威尼斯人，有的需要靠山，因此，他们的归附往往是出于自愿和真诚的。路易十二笼络了这些人，他就已经保有相当规模的统治势力。然而，路易十二一进入米兰就干了一件愚蠢的事，他帮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占据了罗曼那。路易十二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的决策已经削弱了他的力量，让他失去了许多盟友的支持。同时，此举极大地增加了教廷的巨人权威，使其势力大增。路易十二一步走错，就得被迫错下去，以致于不得不亲自驾临意大利去阻止亚历山大六世成为托斯卡尼的主人。他的愚蠢还继续泛滥下去，他垂涎那不勒斯已久，这时候还抑制不住诱惑，联合起西班牙国王侵占了那不勒斯王国，然后又与西班牙人坐地分赃。他原是意大利惟一的绝对的统治者，但是他却为自己推出另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教会，所有对他心怀不满的人和野心家们立刻找到了依靠的力量，纷纷依附教会。路易十二就这样一步又一步地将自己推到极端危险的境地，而那个强大到有能力将他驱除出意大利的敌手却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

诚然，争夺的欲望是人类一种潜在的本性，为了释放这种欲望，人们选择了战争。自古成王败寇，胜者为人称颂，败者遭人谴责。君王应明白这个道理。盲目地争斗只会显示出自己有欲望没能力，后果必以败北告终，还会遭受人民的谴责。路易十二正是犯了这个错误，凭借他手中的武力，暂时还不可能征服那不勒斯，因此应暂时按兵不动。但是他偏偏按捺不住，伙同他国去瓜分那不勒斯。如果说先前伙同威尼斯人瓜分伦巴第是为了在意大利立足，这可以谅解，那么，这一次瓜分那不勒斯就使他开始臭名昭著，而且找不到适当的理由去说服世人。

路易十二一共犯下了五个错误：一是消灭了原本可以笼络的弱小势力；二是任由意大利本土业已很强盛的君王势力坐大；三是引入外敌；四是没有亲临新领地；五是没有建立殖民地。这五个错误还不足以毁掉路易十二的声名，但是他却偏偏又犯下了第六个错误――企图侵占威尼斯人的领地，这件事情立刻使他名声扫地。如果之前他没有助长教廷的势力，不引西班牙人进入意大利，那么征服威尼斯是迟早要进行的事。但是他已经犯下了前两个错误，在这两个错误已经产生的前提下，根本不能轻谈消灭威尼斯。因为威尼斯人如果足够强大，就不会任由伦巴第落入他国之手。此路有三点原因：一是威尼斯人做不了伦巴第的主人，也不会让别人成为伦巴第的主人；二是任何一位君王，都不会从路易十二手里夺取了伦巴第，然后再转手送给威尼斯人；三是威尼斯人与路易十二联合，这股强大的力量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妄动。

也许有人会说，路易十二任由亚历山大六世征服罗曼那，又将意大利拱手相送，连那不勒斯王国也送给了西班牙，这些做法都是在回避战争。那么，据前所述，规避战争只会带来更深重的灾难，拖延只会陷自己于不利之境。也许有人善言巧辩，路易十二相助教皇扩张势力是为了让教皇授权他解除不美满的婚姻关系以及让卢昂做枢机主教。关于此点守信的问题，我在论及君王信义和君王守信时再作回答。实际上，路易十二之所以丧失了伦巴第，正是因为没有遵循保护新领地上的王公贵族的原则，因此，他的失败是顺理成章的，不足为怪。

当瓦伦蒂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被人称为恺撒·博尔贾）占领罗曼那的时候，我在南特斯曾经同卢阿诺枢机主教作过一次倾谈。卢阿诺说，意大利人还不明白战争的实质，我却回答他说，法国人也不明白政治的实质，否则，他们不会任由教廷的世俗势力坐大。事实已经阐明一切，路易十二一手促成了教廷势力的扩张，西班牙人在意大利横行无忌也是法兰西人造成的。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准确的定律：强彼者，必自灭。因为你使别人强大起来，别人将会认为你必有目的，他将对此一直惶恐不安，消除这种惶恐不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令其惶恐不安的人。

第四章　论亚历山大征服大流士王国历程

有鉴于统治一个新征服的领地困难重重，因而，不少人感到奇怪，亚历山大大帝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在亚洲建立起势力，此等辉煌的业绩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遗憾的是他刚刚攻占了这些土地就死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那些领地发生叛乱是在所难免的，然而事实上，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除了发生一些内讧之外，并未遇到别的困难，因而他们得以成功地保住了所有领地。这将作何解释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寻找到答案。有史以来的所有王国，其统治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君王对国家有绝对的权威，君权至上，奴役所有人，君臣则是以辅佐者的角色来参政，他们大多受君王的信任和恩宠。另一种为君王和贵州们共同对国家实行统治，在这种权力架构下，贵族的地位源于他们的世袭血统，非君王所赐。贵族们拥有私人的领地和臣民，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臣民对他们的地位抱有自然的崇拜，并把他们奉为主子。在一个君王和贵族们共同统治的国家里，君王依然享有较大的权威，但是除了君王之外，还存在其他受人服从的人，这与君权至上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君权至上的国家里，如果除了君王之外还有人受人服从的话，那些人不过是君王的代理人或手下官吏，人们不会对他们产生崇拜和景仰的情感。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选择最近的例子来阐述一下，将土耳其帝国和法兰西王国的统治方式作一番比较。在土耳其帝国和法兰西的统治方式作一番比较。在土耳其帝国，以皇帝为尊，只有他在国家内拥有绝对的权威，其他人都是他的臣仆。皇帝分国家为若干行省，并向各行省派出各种官员，让他们管理这些行省，他可以兴之所致就将他们更换或裁汰。相比之下，法兰西国王身边围绕着一大群世袭贵族，他们拥有自己的子民，他们的地位受子民们承认，并受人拥戴。贵族们拥有特权，如果他们的特权受到损害，也将危及君王。通过对两个国家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征服土耳其帝国将是先难后易，也就是征服它比较困难，但是，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将其征服，之后保有它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与此相反，征服法兰西王国则是先易后难，也就是说，征服法兰西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很容易，但如果想维持统治将会很困难。

将土耳其帝国征服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结构比较严谨，基本不存在潜在的可以与皇帝抗衡的贵族力量，从而可以被敌人利用，与之里应外合，使国家的防御体系腹背受敌。也不太可能策反皇帝身边的官吏，使之引入外敌。深究其原因，在这个国家里，君权至上，所有的官员和平民都是皇帝的奴仆，他们对皇帝的景仰和崇拜使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臣仆们一般不想也无力反叛，即使反叛，也不会有大的作为。因此，进攻土耳其帝国这样一个上下一心的国家，只能凭借直接的武力而无法有策反的诡谋。当然，一旦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击败土耳其皇帝，将他打得再无东山再起之日，这时候，他除了要小心君王的家族外，就没有可以畏惧的了。如果他将王室彻底覆灭了，此刻又没有别的王室得到臣民们的认同和景仰，那他就无须担心任何人了。在征服前不能对皇帝产生威胁的力量，被征服后，他们同样无法危害到他。

但在法兰西王国这样统治的国家里，情况恰恰相反。在这个国家里，你随时可以找到不满现实和企盼革命的人，这些人当中不乏掌握着一定势力的王公贵族。只要将他们争取过来，你想征服这个国家就变得比较容易了，胜利有时几乎是唾手可得。征服了这个国家，你想保有它吗？遗憾的是你会发现困难重重，困难恰恰来源于那些被你征服的人和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在这样的国家里，仅仅灭绝王室起不到太大的效果，因为人们可以推举某些仍然存在的贵族为领袖。有些贵族曾经帮助过你，你既不能公开消灭他们，又不能让他们就此坐大，当你陷身于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中时，他们会随时抓住机会，将你推翻。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大流士政府的政治体制，会发现它和土耳其王国非常相似。所以，亚历山大大帝要想夺得这片辽阔的土地，必须积聚足够的力量和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亚历山大征服了这个国家之后，大流士随之死去。亚历山大大帝进而牢固地控制了这个国家，在上文中，我已经说明了原因。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能齐心协力的话，稳固地统治这个国家将非常容易。假如他们内部不争权夺利，这个王国将不会爆发什么乱子。

但是，在类似法兰西这个的国家，如果被征服，就会暴乱四起。西班牙、希腊等国这所以时常发生针对罗马人的暴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是由若干小诸侯国组成的。只要他们还保有往昔的记忆，罗马人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侵略者。只有当帝国的统治在他们心中扎根后，罗马人才能安享太平。后来，罗马人发生内讧，内讧各方在自己的领地内已经树立起了威信，每人手中都所有一定的势力，而这个国家的王室家族早已覆灭，人们甚至已经将他们遗忘，因此就死心塌地地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

反复思考这些事情，你就会惊服于亚历山大大帝稳固地统治如此广大的疆土的魄力，也会谅解即使后继者像皮勒斯等人维持如此大的基业也十分艰难，这非是因为征服能力不同，而是被征服者的性质已经变了。

第五章　论统治“法律和自由”下被占领国

那些习惯在自己的法律和自由下生活的国家，如果被征服，统治它们一般有三种办法：一是让它们消失；二是君王亲自坐镇这样的国家；三是在尊重他们习惯的前提下让他们称臣进贡，同时，成立一个由少数对你忠心不贰的人管理的政府。这个由你一手扶植起来的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固你在这里的统治，让人民对你友善。你不必害怕这个政府会背叛你，因为它是你一手培植的，没有你的支持，它对这个国家的统治也就结束了，所以，它不得不更紧紧地依靠你，甘心为你卖命。

君王征服了一个习惯于自由制度的城市，想要长期地统治这里，没有什么方法比借助于该市市民更好的了。我们可以从斯巴达人与罗马人维持征服国的手段中看到这种方法的巨大作用。为了控制雅典和迪比斯，斯巴达人曾分别在两地各组建了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政府，但他们后来还是没能保住这两个城市。原因是罗马人为了保住卡波亚、迦泰基与诺曼底，就将它们彻底摧毁了，因此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拥有这两个城市。罗马人也曾打算学习斯巴达人统治希腊的方法，允许那里的人享有自由和保有自己的法律，但最后仍以失败告终。为了统治和延续，罗马人除了让这些城市彻底消失外，别无他法可施。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自由城市是异常排斥外来新生统治者的，因此新生统治者不将之摧毁，就会被这个城市所毁。因为古老的习俗和自由的名义会随时赋予市民反叛的名义和精神――这两者是不能被悠长的岁月和统治者的亲善政策消磨掉的。只要这些市民仍然聚居在一起，他们的记忆深处就铭记着那些东西，一有时机，火焰就会从心底喷发出来。他们会像比萨市那样虽臣服在佛罗伦萨人的脚下百余年，但仍然举旗造反一样，古老制度和自由精神成了他们有力的武器。如果想遏制这种暴乱，就得用非常手段，将该地的市民拆散，让他们分散到天南地北，否则，随时可能发生的暴乱和造反的噩梦就会像缠绕在身体周围的蛇一样永远追随你的左右，任你有多大的力量也无法摆脱。

当然，那些本来就在君王统治之下生活的领地，王室家族覆灭，世袭统治根基被彻底摧毁，而领地内的居民往往不能意见一致地推举出另一位大家都服膺的君王，他们也没有开通得意识到自由的可贵地步，结果由于意见的不统一，他们也不大可能会组织起来造反。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君王入主这里，将很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操其生死权柄。

需要注意的是共和体制的国家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源于他们对昔日自由的追忆，从而燃起的强烈的复仇欲念。往昔让他们不能平静，内心充满躁动。发泄躁动的手段就是暴乱，对象当然是新生的统治者。所以，维持统治的最佳方法莫过于亲临该地，或干脆毁掉它。

第六章       论新君王和新国家的诞生

我将引述一些事例，来探讨如何凭借自身的力量取得新领地，成为新领地的新君王。大家不必奇怪，因为人们喜欢走在前人的足迹上，效法前人的行为和事迹，认为这将最为安全可靠。一个明智的人的确可以沿着伟人的足迹前行，效法他们，就算力有不逮，但至少能学来几分样子。人应该学习那些聪明的射手，一旦他们发现目标距离超过了弓力能够达到的范围，他们将会抬升弓箭的角度去瞄准目标的上方。此举不是为了射中原先瞄准的靶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命中目标。

全新的王国里诞生的君王也是全新的，在我看来，统治的难易度取决于君王是否拥有足够的能力。那些出身布衣荣登王位的人，若非能力卓著就是上天眷顾，拥有了这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都能使未来的道路上的困难减轻。而那些不赖上天眷顾的君王，他们更容易做到统治稳固。如果君王除了新征服的领地之外没有固有的领土，那么他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待在自己征服的领地上，这将于他有利。

我觉得像摩西、西鲁士、罗慕洛、提休斯，还有那些能力与他们相当的人，大都是凭着自己的才能登上君王的宝座的，而不是凭借上天的眷顾。虽然摩西是被上帝赋予了权力来执行事务的，我们无法对他进行评论，但是单就他拥有与上帝进行谈话的资格――他潜在的优秀品质就应当备受尊崇。我们还是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吧，看看西鲁士或者其他创立了帝王霸业的人们，你会从他们身上看到闪光点的。研究他们的行为及品质，与研究摩西相比，并无不同。当然，摩西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一位伟大的导师。

通过研究他们的生活与品行，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他们抓住了机遇，而不是深受上苍眷顾，机遇只赋予了他们创造的机会，而没有施舍他们创造的内容。没有机遇，意志力也许会荒废，但若没有意志力，机遇再多也毫无用处。

所以，就摩西来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埃及人压迫，以致当埃及人的奴隶是上天的旨意，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奴隶的状态中挣扎出来，矢志追随他；但对罗慕洛来说，离开阿尔巴岛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他刚出生时就被丢弃在荒野，这种际遇使他最终成为罗马帝国国王和罗马人的奠基人，西鲁士则需要波斯人对于米堤亚人的统治表示不满，以及米堤亚人因长期和平而导致的衰弱与愚钝。至于提修斯，如果雅典人不是一盘散沙，他就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能力。可以说，机遇使有些人功成名就，但他们非凡的能力也在洞察机遇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他们铁腕统治下的国家将会变得兴旺发达。对于好不容易夺得王权的人来说，创业比较艰难，但巩固统治就容易多了。

夺取王权时面临的重重困难，一部分来自于为了维持统治而变革制度的混乱。我们应当知道，没有什么比采用新制度更对统治构成威胁了，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成败如何，因此变革的风险非常大。历代都存在大批抱残守缺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是拥护旧制度，抗拒新制度，君王推行新制度的进程受到这些人的反对，人们就会三心二意起来，拥护新制度的立场将不再坚定。之所以这样，一部分是因为对那些维护旧制度者心怀恐惧；一部分则因为人天生具有怀疑心理，因为普通人如果看不到确凿而可信的证据，是不可能真正拥护新事物的。当有些抱残守缺者抓住适当的机会时，他们就会向新制度发起猛烈攻击。与之相比，人们只是消极地进行抵抗。这种依靠三心二意的臣民来倡导革新的君王是非常危险的，臣民的半信半疑就是危险最大的存在。

仔细分析一下革新者靠的是自身的力量还是倚赖他人，就能更清楚地看清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为了让革新成功，他们需要作出抉择――是恳求别人，还是强制推行。如果到处去恳求人，可能会处处碰壁；若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制推行，风险就小多了。所以，革新者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最大可能地取得成功，赤手空拳地倡导革新，铁定会遭受守旧势力的摧残。民众的心理是反复无常的，你很容易将他们说服，但让他们坚定不移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革新者需要有所准备，一旦民众基础出现松动，就需要动用武力使其屈服。我想，如果摩西、西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也赤手空拳，民众是不可能长久地遵守他们所定的制度的。

看看如今这个时代，季罗拉谟·萨沃纳罗拉修道士就遭遇到赤手空拳所带来的痛苦，他既不能使信徒矢志不移，又无法广传教义，引进更多的信徒。所以，当信徒都不再相信他时，等待他和他的新教义的只有走向坟墓的命运。

上文谈及的伟大，他们成长之路遍布艰难困苦，而且这些困难都非同小可。但他们仍然能凭借自己和手中掌握的力量，――解决困难，消灭他们的敌人，从而使自己的地位越来越强大而稳固，在获得富贵荣华和幸福的同时也受到人们的拥戴和尊敬。

在这些伟大的例子之外，我还能补充一个与此类似但将要一些的例子。我想，也许它能代表所有的这一类事例，这就是由平民变为叙拉古君王的海罗，此人从来都是凭借自身的实力去建功立业，从未交上什么好运。当时，叙拉古人因为受到了压迫，大家推举他为部族酋长。由此开始，他凭借自己杰出的才干，开始了一系列的革新，最终登上了王位。据他的传记作者说，当他还是一个平民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作为君王的一切能力，只是缺少一个机缘而已。当上酋长之后，他解散了旧军队，组建了新军；舍去旧的朋友，而另交新的朋友。这样，他就稳稳地坐在了自己的王位上。尽管他在取得王位时磨难重重，但是维持统治就很轻松了。

第七章 论依靠运气或凭借他人之力登上王位的君王

那些由于幸运从平民登上王位的人，其登上王位的过程可能没有花费多少力气，但是想要维持统治则非常不容易。他们在上升的途中几乎毫无阻滞，因为他们飞翔在半空里，但当他们踏于实地时，困难就会纷至沓来，希腊的爱奥尼亚诸城邦、赫里斯庞的一些君王就是这样。他们有的是靠金钱，有的是依赖恩赐而登上了王位，都是被波斯王大流士推上王位的。这些君王出现的原因是波斯王希望他们把守住各大城市，所以他们只想为大流士王国的安全和荣耀而尽心尽责。还有一些君王也是如此，他们依靠拉拢军队，从而由平民登上王位。这些君王只能依赖好运或别人的意志来掌权，而这些全是不大可靠的东西。

无论是依靠运气或是凭借他人的能力取得国家的王位，都是不稳定的，因为这些君王根本不懂得如何维持也不可能维持住他们的统治。深究其原因，一个普通平民的见识无论如何广博，都不可能承担起统治一个国家的重任，因此不可能期望他懂得根据国情发布正确的政令。当然，他们维持不了自己的统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手中没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二、遽然兴起的国家好像在风雨中迅速滋生长大的植物一样，叶茂却无深根支撑，一场急风暴雨就可以轻易地将之摧毁。

前面已经论述过，假如那些迅速蹿升为君王的人，能够把握命运的恩赐――这些基础在一般君王来说早就事先完成了――他们还有可能保住王位。关于君王是依靠运气还是凭借他人之力登上王位，我想有两个例子值得提一提，那就是弗良西斯科。西福尔扎和恺撒·博尔贾的事例。

弗朗西斯科凭借自身卓越的才能，采取了适当的手段，由平民一跃而成为米兰公爵，但他创业的过程可谓历经磨难，但创业之后，守业就容易了。至于恺撒·博尔贾，常常被人们称为瓦伦蒂诺公爵，显然是仰仗其父的运气取得王位，尽管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且采取了各种堪称明智的措施和手段，但当上天不再眷顾他时，他还是将他的王国给丢了。前方已有论述，如果开始时不曾奠定基础，事后也可以运用必要的手段进行补救，但是这对一个建筑师来说已经很困难，对建筑物来说则更加危险。通过分析恺撒·博尔贾的举措，你将很清楚，他本人的确为将来的权力奠定了比较牢固的基石。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想对一位新君王提出忠告，用瓦伦蒂诺公爵的例子最为合适，因为他所有的措施并无失当之处，但仍然没能带给他成功，这只能说上帝将他抛弃了。

为了扩大儿子瓦伦蒂诺公爵的政权势力，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面临当时的和后来的重重阻挠。首先，他想不出有什么方法让瓦伦蒂诺公爵登上教廷辖地外任何一个国家的王位，他非常清楚，如果他让儿子去征服属于教会管辖的国家，米兰公爵和威尼斯人一定会联合起来反对，因为法恩匝和昨米尼都受到威尼斯的庇护。此外，他也意识到意大利的军队，特别是那些属于他可以调用的军队，已经全部掌握在那些恐惧教皇势力扩张的人手中，他们是奥尔西尼家族、科隆纳家族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因此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力量。所以，他觉得如果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使意大利陷入混乱，这样更利于他控制某些国家。他很快便发现达成这一目标简直太容易了，因为威尼斯人为其他利益驱动，很乐意引法兰西人进入意大利。于是，教皇为了促成这件事，主动去帮助法兰西王路易十二将不幸的婚姻关系解除，从而扫清了一切障碍。在威尼斯人的大力帮助和教皇的同意之下，法兰西王的军队在意大利境内如入无人之境。法兰西人刚刚抵达米兰，教皇便向他借兵去夺取罗曼那。法兰西王为了使自己的声威壮大，也很慷慨地出兵相助，而罗曼那因为慑于法兰西王的威名，不得不向教皇臣服。

    在占领罗曼那、夺取了科隆纳后，瓦伦蒂诺公爵要想统治这两个地区存在两个障碍：首先，军队的忠诚度不够；其次，法兰西人可能反对他。换个方式来讲，那支并不真正隶属于他的奥尔西尼军队随时可能临阵倒戈。假如情况糟到那个程度，手下的奥尔西尼军队不仅会阻止他去攻占更多的领土，而且可能抢夺他已经占领的土地，并且法兰西王也在打这样的算盘。公爵在攻下法恩匝后，又向波罗那推进，奥尔西尼军队已经开始消极怠工了。对于这种情况，他心里很明白，当他征服了乌尔比诺公国，法兰西王就会迫使他放弃征服托斯卡尼，这就让他对法兰西王的心思一清二楚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放弃依靠命运的眷顾，而要靠自己手中的力量。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削弱罗马境内的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个家族的力量。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尽力争取那些曾拥护这两个家族的贵族势力，使用各种利诱手段使他们拥护自己，并且给他们授爵，让他们掌握一些军队的指挥权。如此过了一段时间，那些贵族不再对罗马持有感情了，而完全成了公爵的手下。后来，他又设法摧毁了科隆纳家族，并且寻找机会消灭奥尔西尼家族。他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因为奥尔西尼最后终于意识到：公爵和教廷的势力扩张过快，迟早会给自己带来覆灭的命运，于是在佩鲁贾的马焦内村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直接导致了乌尔比诺的叛乱和罗曼那的骚动。

这两个事件令公爵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但事情最终还是在法兰西王的帮助下得到了平息。公爵再次显示了显赫的声威。不过，他已经不再对法兰西人和其他不是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势力抱以任何信任，但是，公爵很懂得隐藏自己，他不得不耍一些手段。通过保罗的周旋，同奥尔西尼家族达成和解，为了讨好保罗，公爵动用财帛、宝马，这事办得相当漂亮，最终，公爵将奥尔西尼家族在西尼加利亚连根拔起。处理了首脑后，他罗致了原本属于敌人的势力，使自己的统治基础更加稳固。此刻，他已将除乌尔比诺公国以外的罗曼那全部地区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他可以肯定罗曼那人拥护自己，因为人们已经能够安居乐业。

这里，有个问题我不得不提，这值得引起我们重视且可供借鉴。就是在当罗曼那被征服之后，公爵发现罗曼那以前的统治者都非常愚蠢，他们对此地的管理，与其说在管理，不如直接说在掠夺人民。他们还是各种事端的制造者，使用各种手段使人们不再团结，乃至分崩离析，于是，此地盗贼横行，各种纷争和暴行屡禁不止。他认为只有建立好的政府，才能让人民信赖和服从管治，同时，保持地方安宁。他仔细思考了一下，决定委托冷酷而机智的雷米洛德·奥尔科负责此事。他用对人了，雷米洛德·奥尔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恢复了地方上的安宁与祥和，一时声名雀起。但公爵害怕他手段过于激烈，容易激起民愤，最终没有赋予他过大的权力，因此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公民法庭，并选拔了一位很优秀的首席法官，从而使每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辩护人。公爵明白：由于以往比较严厉的措施已经让不少人心怀怨恨，如今之计只有以安抚为上策，将他们争取过来甚于让他们仇恨自己。于是，他决定向人们表明：在征服此地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过分残忍的行为，但那都是他手下一些生性刻薄的大臣发动的，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他抓住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判处雷米洛德·奥尔科死刑，并且在某天早晨，当众把他腰斩在切塞纳广场，尸体旁边放着一块木头，还有一把血淋淋的屠刀。这种残忍的场面虽然让人触目惊心，但同时让普通民众感觉大快人心。

此刻，公爵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了，他有信心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想法武装了自己的军队，并将可能构成威胁的邻近势力扫除殆尽。不过，他如果想将霸业继续发展下去，就得考虑一个真正的对手，那就是法兰西国王。法兰西国王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了让敌人强大的错误，他不会再支持公爵了。公爵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开始设法寻找新的盟友，当法兰西人进攻那不勒斯王国并围困了加塔的西班牙人时，公爵将早就想好的措施付诸实施了，他开始敷衍法兰西人，他的目的是先保住自己的安全。不过，要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还在位的话，这种方法的确有效。

但是，公爵一想到未来就心怀忐忑。首先，新教皇不一定对他友善，可能会夺回旧教皇赐予他的东西，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发生，他采用了四项自保措施：第一，将所有已被废黜的统治家族的后裔斩尽杀绝，从而新教皇无力令那些家族东山再起；第二，上面已经说过，尽力争取罗马所有贵族的支持，用以牵制新教皇；第三，与枢机主教团交好，使其倾向自己这边；第四，趁着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还在世，争取更大的统治权，以便将来用之抵御最初的进攻。公爵在教皇亚历山大去世时已经完成了其中三件事，第四件也完成得差不多了：那些被废黜的统治者的后裔，在他雷霆霹雳般的杀戮下，鲜有人幸存，罗马的贵族也已经站到了他这一边，而枢机主教团也倾向于支持他。

下一步，他想要征服托斯卡尼。他已经将佩鲁贾和比奥姆比诺占领了，并且已经使比萨成为了自己的附属城邦。而法兰西人已被西班牙人赶到了那不勒斯，他也无需顾忌法兰西人的威胁，因为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都争相向他讨好。于是，他马上夺取了比萨，那时，卢卡和西耶纳非常妒忌佛罗伦萨人，再加上恐惧，很快就会投降，对此，佛罗伦萨人也只能无可奈何。本来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之前，他就可以实现这些计划，这样，他就具备了完全能够依之自立的实力和声威，再也不需要依赖运气和别人的力量了。

但是，在公爵四处征战第五年，亚历山大六世撒手人寰，他留给公爵的是处在两个强大的敌军之间的一个非常稳固的城邦――罗曼那。但是，由于处在两个强大的敌军之间，情况依然不妙，最糟的是这时公爵自己也病入膏肓。但是，公爵勇猛卓越、才智卓越，又精通笼络人的各种手段以及争取不来则予以毁灭的道理，而且在的时间内就为自己奠定了牢固的统治基础，如果不是强敌压境，如果他身体依然健康，一切困难对他来说都算不了什么。我们从罗曼那人曾连续等了他一个多月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他的统治基础很稳固。在罗马，尽管他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他的地位依然是不可动摇的。虽然巴利奥尼人、维得利人和奥尔西尼人攻入了罗马，但在那里他们找不到公爵的反对者，因此只得放弃进一步对付公爵的想法。虽然公爵没能协助他所中意的人登上教皇之位，但是当选教皇的也不是他所反对的人。如果亚历山大六世去世的时候他依然健康强壮，一切就会变得容易多了。在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就任那天，他曾对我说，他对父亲死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早就已经有所预见，并且逐步实施他自己的解决方案，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惟一没有算到的是父亲去世时，他也病入膏肓。

我们回头重新来看，我认为不但没有非难之处，反而很是值得称颂，他可以作为那些依赖幸运或别人的力量登上皇位的榜样。他心怀远大志向，并且勇猛果敢，他只能走这样的路，舍此并无他途。只可惜由于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寿命不长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宏图大业半路夭折。

因此，无论对谁来说，为了确保自己在新近征服的领地内的绝对统治地位，使敌人企图进犯的阴谋无法得逞，就有必要缔结盟友，有必要巧施妙计或者凭借武装力量让军队服从自己又尊敬自己，有必要让人们对自己既爱又惧，有必要消灭潜在的敌人；改革旧制，要既威严又仁慈，既宽厚又慷慨，同时，要彻底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军，还有必要搞好国家的外交，让邻国要么归附自己，要么不敢得罪自己。我想，能将上述这些做得比较完美的人，除了公爵再没有别人，他可以堪称是在这些方面最优秀的君主。

我们惟一可以指责公爵的，就是他曾经支持尤利乌斯当选教皇，在这件事上，他的确做错了。他就算不能让自己中意的人登上教皇之位，他也有足够的能力去阻止一个他不中意的人获取那个职位，怎么也不应该让一个他自己曾经得罪过的、并对他怀有成见的枢机主教当选为教皇，人们会因为恐惧或者仇恨而加害他潜在的敌人。公爵得罪过的人有：圣·皮耶罗。阿德。文库拉、乔万尼。科隆纳、圣·乔治和阿斯坎尼奥等主教，这些人一当上教皇，肯定会害怕公爵，因此，除了卢阿诺和西班牙人之外，别的人只要一登上教皇之位，就一定会害怕公爵，从而将矛头指向公爵。这是因为西班牙人是他的盟友，而卢阿诺则由于与法兰西王国的关系而拥有权力。因此，公爵若不能举荐一位西班牙人来做教皇，也应当选择卢阿诺登上这个位子，而不应推举圣。皮耶罗。阿德。文库拉。如果一个人天真地以为，只要施以新的恩惠就能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昔日你对他的伤害，那无疑是在自欺欺人。这些错误，公爵给自己的人生结局画上了一个悲剧的叹号。

第八章 论以邪恶之道窃取君权者

平民崛起而成为君王还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与机运或者能力的关系不大，因此我们不能将之忽略不谈，更何况其中一种方式，在后面我论述共和国的时候还要详细地加以讨论。这两种方式就是：一个人利用某种邪恶卑鄙的手段窃取君权；或者是一个平民凭借同胞之助一跃而成为故土的国王。我想用两个事例来说明第一种方式，一个是古时候的，一个是现代的。我想对那些试图效仿的人，有这两个例子就足够了，没必要深究其中的是非曲直。

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原是西西里一个小小的平民，最终却登上了叙拉古国王的宝座。阿加托克雷是一个普通陶工的儿子，他的行为可以称得上邪恶，可是他的邪恶行径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却展示出不可思议的力量，他投向军界后就一路青去直上，最终成为叙拉古的执政官。获取这个职位之后，他产生了成为君王的野心，并谋划着依靠暴力来实现他的企图，而非依仗别人的恩惠。为此，他还设法使迦太基人汉米卡了解了这个计划，那时汉米卡正率领军队在西西里作战。一天早上，他以共商国事为名，召集叙拉古代表和元老来出席会议。然后，他发出了一个事先约定的暗号，士兵立刻闯进来将在场那些元老和富豪们全都杀了。如此一来，他轻轻松松就夺得了这里的统治权，成为叙拉古国王，在这个过程中，几乎不曾遇到公民们的丝毫反抗。后来，他虽然被迦太基人两次打败，整个锡拉库萨城都陷入了窘境，最后，被迫与他和谈，和谈的结果使迦太基人占据非洲，而西西里则归于阿加托克雷的统治下。

我们看看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生平，你会惊奇地发现他几乎不受上苍的眷顾。正如上面说的那样，他是从艰难险阻中一步步走出来，并逐渐爬上高位，几乎没有人对他施予过重大的援助，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了君权。为了统治能够延续下去，他采取了诸般凶险的决策，屠杀人民，出卖朋友，背信弃义，恶毒残忍，没有信仰，凭借邪恶之道窃得君权，无任何德行可言，更谈不上获得荣耀的光环。但是思前想后，阿加托克雷出生入死、尝尽艰辛，他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果断的气概并不逊色于任何卓越的将领。不过，他的野蛮残忍和惨无人道以及罄竹难书的卑劣行为，使他失去了跻身卓越人物的行列。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他取得成功是因为命运眷顾或是个人能力杰出，事实上，他这一切的取得与这两种因素的关系不大。

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当政期间，费尔摩市民奥利维罗托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后来由他的舅父乔万尼·弗吉尼亚尼抚养长大，年轻时他被舅父送到保罗。威泰利手下当兵，舅父希望他在那里能做出一番成就。保罗死后，他进入了保罗的兄弟威泰洛佐部队，由于机智勇敢，加之身强体壮，很快就成为军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从未甘心过屈居他人之下，任由别人调遣。因此，他在那些认为奴役胜过他们家乡的自由的市民和维泰洛佐的帮助下前去夺取费尔摩城。他在给舅父的信中谎称背井离乡多年，非常渴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同时，能查看一下自己的祖业。他还特别说明自己希望带着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的一百名骑兵荣归故里，让乡亲看到他在外边并未虚度光阴；叮嘱舅父安排好体面的欢迎场面，以使他和他的部从能得到费尔摩人民热烈的欢迎，并且声称这一切将不仅会成为他的荣誉，而且还将是乔万尼本人的荣誉，因为他是乔万尼抚育长大的。

乔万尼按照外甥的要求将事情办妥了，使他受到了费尔摩人民的热情且荣耀的接待。奥利维罗托就住在自己的家里。经过数日的精心密谋后，他召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宴会，同时邀请乔万尼。弗吉尼亚尼和所有政要人员出席。当宴会常有的娱乐节目进行过后，宾客们也满足饭饱了，奥利维罗托开始进行他罪恶的阴谋了――他先站起来，公然大肆颂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其子恺撒。博尔贾的丰功伟绩，称赞他们为伟大的人物。对于他这些言论，在场的乔万尼和其他人都作了附和式的回应。就在这时，奥利维罗托突然站起来说，讨论这些国家大事应该选择在一个比较秘密的地方，于是他先行退入一个房间，当乔万尼和其他人出于礼貌跟进来时，预告埋伏在里面的士兵们就冲了出来，将他们全部杀死了。杀戮之戏闭幕，奥利维罗托立刻率人包围了王宫，这让当时费尔摩洛哥的君王十分恐惧，不得已之下只得对奥利维罗托惟命是从，最终承认了一个由奥利维罗托掌权的政府。

消灭了所有对他存在敌意和可能威胁到他统治的人之后，奥利维罗托在军政和民政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巩固他的统治，虽然他当权仅仅一年，但是，这一年他在费尔摩的统治是非常稳固的，并且威慑邻国。其实，当恺撒·博尔贾征服了奥尔西尼和威泰利后，如果奥利维罗托没有中他的计，那么，他地位之稳固将会像阿加托克雷一样，遗憾的是他的君王之命已经走到尽头了，在他蓄意灭亲后一年，他和他崇拜的人维泰洛佐一同被送上了绞刑架。

也许人们会感到奇怪，如阿加托克雷之类的奸狡之徒，怎么能稳固地统治一个国家这么多年，即能抗拒外敌的入侵，也没有人民起来反对他。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君王因为拒绝残暴，即使没有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而是在安享和平的时候，也无法确保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固。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对暴力的理解，妥善地使用暴力有时是必需的。如果可以将坏事称为好事的话，也就是说，善用暴力是指征服者偶尔使用残暴的手段，而这多半出于为自身安全或为臣民谋划而不得已为之，而且除非为了同样的理由，决不反复使用。而滥用则是指暴力手段越用越多，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采用前一种方式的统治者，由于得神、人之助，君王之路将如阿加托克雷一样，地位稳固；至于采用后一种方式的君王，他的统治将可能摇摇欲坠。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君王在征服一个国家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曾经使用了哪些暴力手段，从而尽可能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消除人民心中的仇恨，并且警惕日后不再重复那些暴力手段。因为，如果不再发生侵害行为，就可以让人们重新有安全感，这样，就可以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尽力将他们争取过来。假如反其道而行之，否认是因为怯懦还是受人唆使，他挥舞的总是刀剑，臣民将永远不会将信赖奉献于他，如此每况愈下，人民心中的安全感将会荡然无存。暴力手段应该一次性使用，这样对人民的伤害才会减小到最低程度，仇恨也会相应地减少；而如果按部就班地施以恩惠，人们就会逐渐地将仇恨淡忘。

总之，君若舟，民若水，舟行于水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君王应该亲近臣民，与他们和睦相处。无论有什么意外发生，无论其是好是坏，都不要轻易地改变个基本的准则。因为，变革一旦发生在不利的时候，就是采取残暴的雷霆手段也为时已晚。此时，你即使施行安抚政策也无济于事，臣民会认为这是你一时的权宜之计，他们不会对你心存感激的。

第九章       论市民王国

下面，我们要研究是另一种情形。如果一个普通的市民不是凭借凶恶的手段或者阴险的行为，而是得到当地市民的真诚拥戴而成为一国君王，我将这样的王国称为“市民王国”。

我想，一个普通人要想取得这种处身云端的高位，不能单靠能力，也不能凭借幸运，所要的是一种幸运的机智。通过这种途径取得君权的情况，一般有两种原因：若非民众支持，就是贵族拥护，通常在一个城市里都存在两个对立的派别。市民王国就是建立的势力在城市里便产生了以下三种后果：要么成立一个强权政府；要么公表自由，得到自主权；要么就是法纪无存，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强权政府的核心可能是市民，也可能是贵族。

君王不是出自于人民就是来自于贵族，这就要看是哪一方能够占有上风。当贵族发现自己没有力量与人民对抗时，他们就会支持自己当中的某个人获得君权，以便得到权力的保护。在有钱人的支持下获取的权力，要比在人民支持下获取的权力更难以保持，因为君王的周围会有许多人自心为与他平起平坐，因此他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他们进行统治。

但是，一个在人民的支持下登上王位的君王，君王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他的四周或许只有权少数人会违抗他的命令。此外，统治者如果公正无私、不损害他人，贵族虽然会对他不满，但人民一定会支持他，因为人民的目的远比贵族的目的高尚而公正。前者只是希望能不再受压迫，而后者则想要进行压迫。另外，毕竟人民为数众多，如果人民满怀敌意，君王永远是无法安稳的。同贵族作对则不会对君王构成危害，因为贵族为数少。当然，作为一个君王，他能够预料对他有敌意的人民的所作所为，不外乎将他抛弃，而那些敌对的贵族，他们会起来反对君王。因为贵族要比人民更加敏感而富有洞察力，他们总能设法让自己获救，并能从他们所预料的将会获取胜利的人那里取得支持。但是，姓还是应当与人民站在一直，因为即使没有贵族，他一样可以行使权力，并且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能随心所欲地给予毁誉。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以下两个方对贵族进行讨论：先要看他们的行动是不是完全凭借幸运。若是，而且这些贵族又懂得约束自己且不贪得无厌，那就应当对他们加以尊重和爱护；如果情形并非如此，那么就要给他们一些考验，看他们是否天生懦弱或者缺乏胆略。如果是，那么你将能够轻易地利用他们，尤其是那些机智之士，因为他们能够为你提供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当你地位稳固、国家昌盛时，他们会为你高兴；当你陷身困境时，也没必要害怕他们。但是假如他们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疏远你，你就必须予以警惕，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之作为敌人。否则，一旦你遭遇大难，他们常常会首先站起来反叛你，加速你的灭亡。

因此，一个被民众拥戴为王的人，取得并维持民众对你的好感是很有必要的。而这对一个君王来说简直轻而易举。因为民众所要求的很少，仅仅是希望摆脱受压迫而已。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受贵族拥护而成为君王的人，那么，你成为君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设法争取普通市民支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很难，只需要尽量保护他们就可以了。如果普通的市民们从一个他们原本害怕的君王那里得到了恩惠，必定会感恩戴德。他们会因此亲近你。你若给了人民期望不到的好处，人民对你的支持将会用过拥护你成为君王的贵族对你的支持。所以，明君要赢得民心有许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将依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无法制定出一条万能的准则，所以恕不赘述。但我将断言：君王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极其重要，不然一旦灾难临头，你将无法自救。

斯巴达君王纳比得，抵御了一支罗马常用军和强大的希腊人的围攻，保住了他的城市，也保住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当危险降临的时候，他只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控制少数潜在的敌人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此刻人民与之为敌的话，那么，这样的方法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对于我的这种见解，谁也不要拿陈词滥调来反对我，那句谚语是这样说的：“以人民为基础，犹如在沙土筑房屋。”但是这句话只适用于平民，如果一位平民立足于人民，并且理所当然地设想当他被敌人或官吏们压迫自己的时候，这些人会来支援自己，那无疑是自欺欺人。就像罗马的格拉奇兄弟和佛罗伦萨的乔吉奥。斯卡利的遭遇一样，总是发现自己落入了人民的“骗局”之中。但是，一位君王以民为基石，且他善于指挥，那么，他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而且若还能做到处逆境而不丧志，且不忽视其他的防御措施，那么，他将以自己的果敢与谋略吸引大众，并且不会被人民所负。因为事实上，他已经为自己的统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种市民王国从平民政治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危险常常伴随在它的左右。因为君王的权力并非是绝对的人，君王只会更加软弱无力，往往受制于拥有实权的官吏，面临危险的时候，这些官吏若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公然反对手中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在和平时期，臣民已经习惯了听众官吏们的命令当国家遭遇大难时，他们很难遵从君王的命令。况且在战乱之中，君王在身边很可能找不到可依赖的人。因此，这样的君王不能被太平盛世的表象所迷惑：太平之时，公民对君王权威有所希求，可以信誓旦旦，誓言为君王而死，因为此时他们还听不到死神的鼻息。但当灾难临头、君王需要有人为他效死命的时候，此时是君王有求于人，却发现甘愿效死的人往往屈指可数。而眼前的情况又是极其危险的，辎重玫国家很可能因此而亡。所以，英明的君王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臣民对他有所希求，从而使他们一直对自己忠诚。

第十章　论如何评估王国的军力

在研究不同王国的性质的时候，必须关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君王在遇上困难的时候能否自救，还是得需要他人的援助。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我认为只要他能利用已拥有的人力、财力组建与敌人同样强大的军队，那么，他可以面对任何敌人的入侵。那些无力抗敌、只能依赖他人的君王，只能被迫躲在城墙里面固守城池。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前一情形，以后还将论及。如果是第二种情形，我奉劝君王不要顾及城外的领地，而只管备足粮草，固守城防、不要力图面面俱到。任何一个君王，如果在城外有坚固的堡垒，而且他和臣民之间也一直和睦相处，那么，外敌将很少会来进犯他。因为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去进攻一个壁垒森严、统治者与臣民上下一心的国家，征服这样的地方，成功的机会太小了。

日耳曼的城市中农田很少，人们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认为情况合适才会服从君王，同时，一点也不惧怕本地君王和邻近的其他君王。他们的防御体系非常完善，谁都知道想要攻陷这种城市将异常艰难，甚至旷日持久。所有城市的四周壕沟与城垣遍布，并装备了足够的大炮，城市的官仓中还储备足够一年之用的食物和燃料。同时，为了对人民供给的稳定而同时国家也没有损耗，他们一年到头总有办法让民众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人民衣食的行业中勤劳地工作。他们也狠抓军事训练，在相关方面制度和颁布了很多的规章制度。

    因此，君王若拥有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市，而人民又不对他心存怨恨的话，将很少会受到攻击。假如有鲁莽来犯之敌，最后也必将仓皇败退。因为世事变化无常，一支军队不大可能整整一年都围困一个城市，这样，对他自己也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有人反驳说：那些在城垣之外置有产业的人，不会坐视他们的私有财产被别人抢夺，他们会出于保卫私产的利己之心，而忘记君王恩惠，从而为守城之战加入不可知的变数。我认为不然。凡是明智勇敢而无愧于人民的君王，他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凝聚臣民们的必胜之心，克服困难；他会用希望来鼓舞臣民，让他们知道的苦难终将完结，当然，有时他也会让臣民们对敌人的残暴感到恐惧，然后，他会巧妙地处置那些企图乘乱谋反的臣民，使自己远离危险。

我们说得更深入一点，如果敌人不能攻克城市，定会在城市四周烧杀劫掠，这时，要是士气旺盛，人民决定誓死抵抗，那么，君王绝不能对某些图谋不轨的人犹豫不决，否则一旦拖延时日，将会士气消沉，那时，就将灾难临头了，再怎么挽救也无济于事了。当然，人民在抗敌时，私有财产包括房屋财物等等，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损毁，此时，君王应表明会对人民责任，那么，人民将会更加义无反顾地与你站在同一战线上。实际情况是无论施恩也好，受恩也罢，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们产生责任感，有了这种感觉，人民将会紧密团结、誓死效忠。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只要君王足够贤明谨慎，只要他备好充足的粮草，防御体系完备，就完全可以将他的臣民组织起来，共同抗击敌人的侵略。

第十一章　论教会王国

本章将对教会管辖下的王国进行一系列的探讨。如果想建立教会王国，主要困难将来自于国家建立之前，也就是如何征服一个国家的问题，这个过程要么依靠强大的武力，要么就得祈祷上天的眷顾，给你足够的运气。但是要在这样的国家里保有统治，凭借的就不是上面所说的两点了，而是古老的制度和世代沿袭的宗教规则。而规则和制度在这些国家里根深蒂固的，而且它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无需过问教会王国的君王如何行事和生活。因此，君王拥有了城市却无需防守，拥有了臣民却无需治理。尽管在表面上，教会王国像一座空前巨大的不设防的国家，但是，他却不担心他国来夺取其统治权，臣民没有被约束和管辖也不要紧，因为他们从不背离自己的君王，这是他们能力之外的事，也是他们从不敢想的事。所以说，这种形式上的国家无疑是非常安稳的。探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主体精神不是君王的智力或者国家的武力，而是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力量，那就是上帝把守的同时赋予世俗教会的神圣力量。在此我不多作谈论，因为轻率地评论这种权威和力量，将是一种冒失和愚蠢的行为。

既然这样，我想也许有人会问我，教廷怎么会取得如此强大的世俗权威呢？我们拉开历史的卷轴，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直追溯至意大利最初的掌权者们，将包括君王、低级贵族和领主们等等都漠视教会世俗权威的人。然而，在当今时代，强大的法兰西国王面对教会的世俗权威也不禁颤抖，因为教会用事实证明了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威尼斯人，将法国人扫除出意大利。事情说来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唤醒一下我们那段沉睡的记忆。

在意大利受到法兰西查理国王入侵之前，这个地方已经存在数股势力，基中包括教皇、威尼斯人、那不勒斯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这些势力最关心也最头疼的有两件事：第一，阻止其他势力进入意大利，瓜分这块蛋糕；第二，是互相制衡，不允许任何人再扩张领土，在这中间，最需要提防的是教皇和威尼斯人。

抑制威尼斯人跟保卫费拉那道理相同，众多小国必须联合起来，结成同盟。而为了遏制教皇，从头罗马贵族中制造事端，使其分裂为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个派别，并让他们相互冲突。他们手执武器在教皇面前互相攻击时，连教皇也毫无办法。虽然上天也许会降下一两个像西克斯托斯那样英勇果敢的教皇，但是无论命运如何眷顾，或是试用怎样的诡谋，都不能让他们的烦恼完全消除。这是因为教皇当权时间仅仅只有十年，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足以使两个派别之间的纷争平息，当然，也谈不上镇压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即使某一个教皇几乎要将科隆纳家族完全覆灭了，可是等到新的教皇上任，他很可能会对付奥尔尼家庭，这就给了科隆纳家族生存的空间，使其有了再度崛起的机会，而为了扶持科隆纳一派，新教皇往往又拿不出足够的时间去对付奥尔西尼一派，更别说将之毁灭了。这就是为什么教皇的世俗权力始终被意大利各方势力漠视的原因。然而，这种情况却在亚历山大六世崛起后有所改变了。亚历山大六世继位之后，功绩卓著，超越所有的教皇。因为只有他显示出了一个教皇能够利用金钱和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把瓦伦蒂诺公爵当做工具，并且抓住了法国入侵意大利的大好机会，建立了教会强大的世俗权威。尽管亚历山大六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公爵扩张势力，而并非出于树立教廷的世俗权威，但他努力的结果却使教会在世俗树立强大的权威成为了事实。当他和他的儿子相继去世之后，教会漠视他的功绩，他努力的成果也随之烟消云散。

    接着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上任。他察觉到教会强大的力量，因为它已成了罗曼那实际的统治者，的贵族们也都被镇压得差不多了，贵族们之间的派别之争也在亚历山大雷霆手段下被彻底扫除了。尤利乌斯二世还发现了亚历山大六世之前不曾有过的敛财的方法。尤利乌斯不仅完全继承了这一切，而且决定继续将其进行下去，并且使其丰富和完善。他决定占领波罗那，同时征服威尼斯人，并让意大利的国土上再也见不到法兰西人。这些设想，他都一一实现了，这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和荣耀，而且更值得赞美的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教会世俗权威，而不是为了私利。他还设法让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派活动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尽管在他们当中有一些能够左右局势的头面人物，但有两件事对头面人物形成了威慑：其一，是教会世俗力量的强大，让他们心有所惧；其二，是他们两派中人被禁止担任枢机主教，因为一旦他们得到枢机主教的职位，将会成为更大风暴的源头。那时候党派之争就会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因为这些主教一定会在罗马内外扶植他们的同党，那里的贵族也将会为他们提供保护，最终导致那里的贵族之间发生分裂和冲突，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稳定。

我们期望，教会能得到世人更多的爱戴和崇敬，如果说前任的几位教皇已经使都会拥有了强大的世俗力量，那么，如今的教皇应以无尽的美德与博爱，为教会增添无上的荣光。

第十二章　论类型各异的军队以及雇佣军

在本书开头，我曾提及要讨论的各种王国的特性，如今已经论述清楚了。同时，对王国兴衰的根本原因以及缔造王国的方法和维持王国的各种措施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现在，有必要就这些王国可能采取的攻防措施作一番深入的探讨。

前文已有详细说明，君王统治国家必须有牢固的基础，不然灭亡之日必不远矣。而所有的国家，不管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是半新半旧的混合国，其立国的根本在于健全的法律和优良的军队，因为若没有优良的军队，法律就无法健全。所以，拥有良好的军队则必然有健全的法律。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法律，只想谈谈军队。我认为保卫王国的军队有如下几种：一是君王自己拥有的军队；二是雇佣军或外国援军；第三，就是以不同方式混编而成的外国援军和雇佣军有害无益，君王若将统治建立在这样的军队上面，那么，他将永无安宁之日，更别说保障自身安全了，因为这种军队并不团结。他们的内部通常勾心斗角，各怀鬼胎，不但纪律松散、有时还可能背信弃义。他们习惯遇上朋友耀武扬威，遇到敌人仓皇出逃。他们心无上帝，不以诚待人。假如你的国家使用了这样的军队，却还能长时间不败，那也不过因为敌人延迟了对你的进攻而已。因此，使用了这样的军队，在和平时期你要忍受雇佣军对你的掠夺，而在战争时期你又要面对敌人对你的掠夺。你时刻都蒙受损失，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其根源是因为雇佣军除了平时得到一些微薄的佣金，他们心中根本不存在爱心和忠义，因此没有任何驱动力让他们效死命于杀场。所以，只要没有战争，他们就愿意做你手下的士兵，如果战争一起，他们就会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想证明这一点是很轻而易举的。意大利国土的分崩离析，就是长期依赖雇佣军而导致的恶果。

虽然雇佣军并非绝对一无是处，有些人也曾因为得到他们的帮助而获得高位。雇佣军在彼此的决斗中也表现得非常勇猛，但是，当强大的敌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以至于查理八世手挥一枝粉笔就轻而易举地攻入了意大利。有人说，落得这样的下场是意大利人的过错。或许他说得没错，但绝不会是他归结这些错误的原因不对，因为这是那些君王们的过错，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可以用进一步的实例来说明雇佣军的不可靠性。雇佣军的首领们也许是能干之士，或者也可能是无能之辈。如果他们能干而且胜任他们的位置，他们也会因此无法取得君王的信任，因为善思者为己谋，不是让君王感觉饱受威胁，就是滥用职权，未受王命却敢于欺压他人。另一方面，如果雇佣军的首领很无能，那么作为君王的你很可能就毁在他的手上。

也许有人会进一步辩驳：只要人们手中掌握了武器，无论他们是不是雇佣军，都会对你造成威胁。我认为不然，当一个国家不论是王国还是共和国非出兵不可时，那么，君王应当亲临前线，鼓舞士气。共和国则应当派遣一个合适的人选前往前线，如果这个人不能胜任督战的工作，应当立刻撤换；如果这个人有能力胜任，那么，应当约之以法，规范他的行动，使之不行越轨之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自己带兵行动的君王和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才能稳固地统治一个国家，雇佣军则是没有任何理由值得信赖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让一个用凭借自身力量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服从某个公民的意志是非常困难的，而让一个依靠外国力量武装起来的国家服从某个公民的意志则相对容易得多。

许多世纪以来，罗马与斯巴达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军队，因此能长久地享有自由。至于瑞士人，他们是武装得最彻底的，因而完全层次上的独立与自由一直伴随着他们。至于没有自己的武装军队而依赖雇佣军导致灾难的迦太基人，他们的例子会让我们察觉到雇佣军的危险，虽然迦太基人委派了自己的公民去雇佣军做首领，但与罗马人初次开战之后，他们就差一点为雇佣军篡权。埃帕米侬达去世之后，迪比斯人请马其顿的菲利浦来统领军队，指挥作战，但不想取得胜利之后他们却得接受菲利浦的统治。菲利浦公爵死后，米兰人便雇佣弗朗西斯科·西福尔扎去进攻威尼斯人，等到卡拉瓦焦之战打败敌人之后，弗朗西斯科·西福尔扎却联合威尼斯人，倒戈相向，进攻他的雇主米兰人。那不勒斯女王乔万娜曾让西福尔扎之父担任军队的统帅，可是他突然弃女王而去，导致了军队如一盘散沙。在这个时候，女士乔万娜为了拯救她的国家，被迫投进了阿拉贡国王的怀抱。

当然，也有与上述情况不同的例子，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就曾尝到过雇佣军的甜头，并用他们为自己开拓疆土、扩张势力，而那些雇佣军的首领不但没有窃夺王权的野心，而且还竭力保护他们。但是，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佛罗伦萨人算是备受上帝的宠爱，虽然他们一直对那些能干的雇佣军统帅不完全信任，生怕他们会篡夺王权，然而事实上，这些能干的人都因一些原因而没有释放出自己的野心，一些人因为没有打胜仗，一些人遇上了强敌，另一些人则将勃勃的野心用到了别的地方。约翰·奥库特就属于没能取得胜利的那一类人，正是因为他没有打败敌人，他是否忠义就无法评论了。然而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如果他打了胜仗，佛罗伦萨人就将臣服在他的脚下。

弗朗西斯科面对的是布拉奇奥家族这样强大的对头，因此他只能将他的野心用在了伦巴第，而布拉奇奥家族则认为自己的主要对手是教廷和那不勒斯王国，因此将矛头指向他们。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吧！佛罗伦萨人请保罗·威泰利统领最亲近的军队，此人一向老奸巨猾，出身平民，却能坐上高位而且名声显赫，假如他征服了比萨，佛罗伦萨人的自由也将结束了――因为，既然将他雇佣了，那就只好服从于他，不然若被敌方所雇佣，那么佛罗伦萨人将一败涂地。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威尼斯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进攻大陆前，一直都是自己人在作战，无论是武装的平民还是贵族都表现得英勇善战，取得了辉煌的进展。可是当他们转向大陆作战之时，他们抛弃了这种英勇气概，开始学习了意大利的战法。威尼斯人在大陆扩张的初期，一来由于地盘还不够大，加上那时名声赫赫，所以他们一点不害怕雇佣军将领。可是后来，随着卡尔米纽奥拉的指挥，他们攻占的地盘逐渐扩大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尝到了这个错误的苦头。由于卡尔米纽奥拉指挥他们战胜了米兰公爵，他们发现卡尔米纽奥拉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但与此同时，卡尔米纽奥拉则表现得越来越无心征战，于是，他们认为，不可能指望在他的指挥下继续记得胜利量是他们又不愿也不能将他解雇，否则，他们将推动已经占领的一切。因此他们为了名句受其害又确保自己的安全，只好将卡尔米纽奥拉杀了。他们又先后雇佣巴尔托洛梅奥。达·贝尔加莫、鲁伯托。达·圣·塞维诺言、皮蒂里亚诺公爵等为将领，这样，他们就处在一种对失败的忧虑之中，最终却一无所获。终于，恶果出现在维拉，八百年来他们辛辛苦苦获取的一切，就在一场战役中化为烟尘。由此可以看出，依靠雇佣兵，就算是能有所获取，也是微不足道并且还来得又慢又迟，可是由它来断送征战成果，却快得使人难以置信。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以意大利为例来探讨雇佣军的利弊，我想如果要对雇佣军了解得更多，就有必要知道雇佣军的起源和发展，才能有效地利用他们。

你肯定知道，早年随着在意大利的罗马势力衰败，教皇的世俗权力大增，那时，意大利诸侯分裂、小国林立，贵族在一些大城市遭到了人们的联合抑制――这些贵族过去之所以能统治这些城市，是因为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支持。随着神圣罗马帝国在此地的势力的衰败，教会开始援助这些城市，支持各个城市的反抗，其目的是使其世俗极力得到扩张。

某些市民在反抗中得到了城市的政治权，成为城市的实际统治者。没过多长时间，教廷和各种各样的共和国的旗帜就插上了意大利各大城市的墙头。虽然教士与市民成了意大利的真正统治者，但是，他们不会打仗，不懂军事，这就给外国雇佣军进入意大利创造了条件。

首次使此种军队声名大躁的是罗曼那的阿尔贝里格。达。科尼奥。他的手下能人辈出，如先后成为意大利的编者是的布拉奇奥和西福尔扎。在他们之后，别的将领又接过指挥的旗帜，统帅雇佣军直至今日。但是，雇佣军给意大利带来了法兰西王查理八世、路易十二的蹂躏和劫掠，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的暴政，还有瑞士人的践踏。

雇佣军惯用的伎俩如下：刚开始时，他们通过步兵势力和声誉来抬高自己的威望，增强自身的势力。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地，只能依靠雇主给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然而，如果步兵人数若太少，他们使用这种伎俩也无法赢利很大的声誉，而步兵人数太多了又无力供养。这样一来，他们只好又选择骑兵，而且保持一个相当的规模，这样他们就名利双收。于是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现象：一支两万人规模的军队，步兵不过区区两千人。

除了上述的伎俩，他们还有诸般措施可以使用，竭力使自己的士兵减少劳苦和伤亡，他们在战斗中从不进行屠杀，却喜欢捕捉俘虏，战斗一过，也不要敌方赎金就将俘虏释放。他们向来不夜袭城市，而城中的防军也不夜袭敌人的营地。在他们的军营周围见不到壕沟和栅栏，一到冬季，他们就放下武器，不再战斗。这些已经是他们不成文的军事惯例，为了避免疲劳和危险，他们想出了各种绝招，其结果是导致了意大利备受敌人的奴役和蹂躏。

第十三章　论三型军队――外国援军、混合军和本国军

外国援军通常是起不到了什么作用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当面临险境时，君王请求其他强国派来进行援助的军队，可以称之为外国援军。这几年，因为雇佣军的战斗力非常差，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就经常这样做。他开始求助外国援兵，他同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达成协议，费尔迪南多同意给他提供军事援助。这种通过协议借来的援军或许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可是对于你来说，却十分危险，因为如果他们失败了，你依然孤军作战；如果他们胜利了，你将很可能为他们所制。

此种例子，自古至今不胜枚举。我可以举出一大堆来，但我认为引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例子比较恰当，人们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应该记得还很清楚。他的一部分行为实在是愚蠢到极点。为了征服费拉那，他竟然愚蠢到将自己的命运交到外国军队手中，不过，上天显然对他颇为眷顾，由于发生了一个意外，更大的不幸才没有降临到他身上。意外事件是这样上演的：西班牙援军在杜文纳大败于法兰西军队，就在这时，战场上突然出现了瑞士军队，赶走了法兰西人。这样的结局谁也没有料到。一方面他的敌人仓皇逃出了战场，教皇因此没有为敌人所俘；另一方面帮助教皇获胜的不是他心目中的西班牙援军，而且瑞士人，这也使他避免了沦为外国援军的俘虏。

佛罗伦萨人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却借来了上万名的法兰西士兵攻击比萨，这种做法是极端冒险的。君王坦丁堡的帝王同土耳其苏丹结盟，借来一万名土耳其士兵进犯希腊，企图征服他的邻国，但斗争结束了，土耳其却不愿离去，希腊由此开始遭受异教徒的奴役。

因此，我想说，如果你不想取得胜利，那就请利用危险要比雇佣军大得多的外国援军吧！因为外国援军其实也是一个导致毁灭的因素，因为外国援军内部团结一致，而且完全服从另一个君王的指挥，这和雇佣军性质不同。如果雇佣军打了胜仗从而企图篡夺王权，他们需要精心准备和找寻良机，这些都需要很长的时间。雇佣军是接受你的雇佣而来到你身边的，由你向他们发军饷，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因此并非一个整体，他们的首领想加害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建立足够的权威，但这通常是不可能的，所以，就雇佣军而言，懒散和怯懦是他们最危险的表现；而对外国援军而言，英勇强悍反而是最可怕的。

所以，作为一个英明的君王，应该拒绝借用外国援军，而应该完全使用自己的力量。哪怕自己的军队吃了败仗，也用过靠别人的军队打了胜仗又反为别人所制的情况。

证明我的观点一点也不难，切萨雷。博尔贾的事迹就是一个例子。这位公爵依靠外国援军控制了伊罗拉和弗里，但是他很快便发觉手下的军队并不可靠，于是他转而依赖雇佣军了。这是因为他感觉到相对于外国援军的不可靠而言，雇佣军对他潜在的威胁要小得多，于是他选择雇佣了奥尔西尼和威泰利的军队。但是，在雇佣期间，他又发现雇佣军也很可疑，他们为非作歹，显示出极高的危险性，于是毅然消灭了他们，转而完全依靠他自己手中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当公爵依靠法国援军和依靠奥尔西尼以及威泰利雇佣军，还有后来他依靠自己的军队的时候，他的名誉截然不同。我们从中很容易看来这些军队是多么大的相径庭。我们发现，最后，众人终于知道他是自己军队的惟一主人时，他便名声大躁，人们纷纷向他表示自己自己的拥护和尊重，这在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曾发生过。

我不愿意空发议论，撇下意大利去谈一切无济于事。但我也不愿闭口不谈叙拉古的锡耶罗。上面已经说过，当叙拉古人将他推举为军队的统帅后，他很快就发现像今天意大利人那样四处请人拼凑成雇佣军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些人既不好管束又无法解雇，于是他狠下心来，消灭了他们。此后，在他统帅下作战的就是自己的军队而不是外国援军了。

我想起《旧约》里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比喻：大卫勇敢地请求所罗门王同意自己同菲利士人的挑战者歌利亚决斗。所罗门王为了给他鼓励，让大卫佩戴上自己的铠甲，但是，大卫试穿了一下就立刻谢绝了。他说，您的盔甲让我无法发挥自己全部的力量，所以他宁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刀子去同敌人战斗。总而言之，别人的铠甲很可能不符合你对铠甲的要求，要么过大，要么压得你不堪重负；要么过紧，以至于让你束手束脚，无法发挥正常的实力。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的父亲查理七世，依靠自己的幸运和能力，从英格兰人手里解放了法兰西。他认识到组建自己的武装的重要性，于是，在他的王国里颁布了一整套有关骑兵和步兵的法令。

但是，他的儿子路易十一却废除了自己国家的步兵，开始招募瑞士军队。历史的教训表明：这个错误以及各种错误，助长了瑞士军队的威风，终成国家的祸患，而自己的士兵则垂头丧气。因为他完全废除了自己的步兵，并且让自己的骑兵依赖于外国援军，因为法国的骑兵和瑞士兵协同作战久了则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他们认为，若是离开瑞士兵就无法取胜。结果是法国失去了和瑞士作对的能力，而没有瑞士军队他们也没有能力与别的国家作对。这样法国的军队就成为一支混合型军队，其中有雇佣军，也有他自己的军队。这种军队从总体上来说要大大优于单纯的外国援军或单纯的雇佣军，但比全部都是本国的军队毕竟差得远了。上述情况证实了这一点，如果一直贯彻查理国王的主张，那么，法兰西王国的铁骑将横扫整个欧洲。

人们常常很草率和片面地考虑其中的隐患，就像我们先前提起的消耗热病一样。所以，一个不能在祸患初生之时便立即认识到它的君王，不能算是明智，具有这种天赋的君王却是凤毛麟角。分析一下罗马帝国覆灭的根本原因你将会发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从招募哥特人进入军队。此后，帝国的力量日衰，而作为罗马帝国的尚武精神及力量源泉被哥特人吸纳走了。

所以，我认为任何王国不拥有自己的军队，等于将统治的权力拱手送给别人，也就是说，若是他没有一支在生死关头甘愿效死、忠诚不渝的军队，命运会让他悔恨不已的。明智之君应当牢记这句古话：

不堪一击者，莫过于不凭借自己的力量而获得的权势和荣誉。

所谓自己的军队，是指依靠自己领地的臣民建立起来的军队，除了自己的军队，其他所有的军队不是雇佣军，就是外援军。因此，如果你熟知上述四人的谋略，或者你若是留神看看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菲利浦以及其他一些君王对共和国是怎样来建立自己的军队的，我可以肯定！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很好的方法来组建自己的军队。

第十四章　论君王治军

拥有君王的身份，就意味着你应该舍弃其他的志趣，时刻操心战争及军队的组织与纪律，这是作为一个国家统帅必须掌握的艺术。世袭君王想保住统治地位，就必须掌握这门艺术。因为这门艺术同样能让那些生而为平民的人跃居云端的高位。反之，如果君王醉心于贪图享乐而疏于国事，他即使不亡国也距离亡国不远了。亡国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忽视军事艺术，此乃夺取王权第一艺术。弗朗西斯科·西福尔扎以平民身份达到米兰公爵这样的高位，就因为他醉心研究军事之道；但他的后人却又沦为了平民，就是因为疏于军事之道。

为君者不整军经武，其应有的军事力量就会削弱，人们就开始轻视你，明智的君王应当时刻警惕这一点，避免遭受此种耻辱，这一点我在后面将会论及。一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在一个武装起来的人面前几乎是不堪一击的。因此，如果你期望一个武装起来的人老实地服从一个尚未武装起来的人的调遣，或者不曾武装的君王苟延残喘于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那是不现实的。因为臣仆们将会蔑视这样的君王，而君王则会疑神疑鬼，君臣很难上下一心。因此，那些不懂调兵遣将的君王除了会品尝自己制造出来的苦果之外，还不能在自己的士兵面前树立威信，同样，他自己也无法依赖手下的士兵。

因此可以想像，君王关心军事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必需的，明智的君主往往会做到平时比战时更加注意自律，他会时刻从行动以及思考这两个方面去努力学习这门艺术。在行动方面，确保士兵勤于操练，军纪严明是第一要务。此外，君王应时常去野外狩猎，以强健身体来应付将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狩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熟知各种战场的地形地貌，了解山峰谷地的起伏，平原的开阔，以及河流沼泽的分布。对于所有这一切了如指掌，将可以给他带来两种好处！首先，君王可以熟知自己领地的地形，考虑军事策略就可以加入这一因素。其次，依据狩猎而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对于日后行军打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例如，托斯卡尼的丘陵、山谷、平原、沼泽以及河流，与其他地区的地形总有相似之处。因此，把握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就很容易推知另一地区在这方面的情况。一个缺乏这方面知道的君王，也等于缺乏了一个统帅所应必备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熟悉了这些知道，他就会懂得怎样去发现敌军，如何选择安营扎寨的地点，如何修筑防御工事，以及如何利用各种有利的地形条件攻击敌人，等等。

历史学家最乐于谈论的是阿卡亚人的君王菲洛比蒙的一个主要事迹。那就是即使在和平时期，菲洛比蒙也从未对研究作战之法懈怠，他的精神大部分都灌注在军事上面。每当和朋友们经过乡村的时候，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和他们讨论：“如果前面山丘后面突然出现敌人，而我们的军队却在这里，那么是哪一方占有利？我们摆开什么样的阵形，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如果我们想撤退，该怎样作出布置？如果敌人退却，我们应当如何组织追击？”他和朋友们一边散步，一边谈论着各种可能遇上的问题，仔细聆听他们的设想和建议，同时，加入自己的见解，最后，还加以论证。这样不断进行讨论，当他率军驰骋于战场时，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将在他的掌握之中。

此外，一个明君如想训练自己的思维，研讨无疑是首选。了解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生平业绩，对于他们怎样用兵很有利。成功事例可以效仿，失败的整合则值得警惕，心避免步其后尘。君王应当以某个备受赞美和尊崇的先贤为榜样，时常揣摩他的所作所为，并铭记于心，就好像亚历山大大帝总是效法阿基里斯，恺撒总是效法亚历山大，西比奥效法西鲁士一样。如果你读了色诺芬所描述的西鲁士传记，你就会明白，西比奥效法西鲁士，给自己的一生都带来了荣耀，而且，西比按摩在洁身、传递、宽宏大量方面，同色诺芬所描述的西鲁士的品质特性简直是一模一样。

贤明的君王必须不懈地去实践这些方法，和平时期也应积聚财力、研究军事，为将来的战争作准备，而不要无所事事。若能这样，遇上危难他就能争取主动，就会自如了。

第十五章　论世人受褒贬的缘由

根据上文所述，我想有必要探讨一下君王对待臣子和朋友所就好采取的原则、方法和措施。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人著书立说，如今我也想就此谈一下自己的一点看法。但我所持的观点可能有点标新立异，因此，我希望不要被人误认为是目中无人才好。我写书的目的是让人了解一些有用的东西，所以我必须注重事实，而不能随便臆想。许多都幻想那些不曾见过、不能肯定是否其实存在过的共和国或王国，但是，人们想要怎样生活，同实际上怎样生活差距很大。所以，如果一个人置现实于不顾，做事只凭想象，那么只会误人识己，走上灭亡之路。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一个人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固执地抱着行善的准则，那么，他置身于众多心怀不轨的人当中，宣传遭受灭顶之灾。所以，要想更好地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君王应当知道用权，在把握仁与不仁的分寸上，不能顽固不化。

所以，抛开那些想象中的为君之道吧！更多地注重实际。我认为，那些被人议论不休的人――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君王－他们的某些品质这所以会被人视为典型，是因为以下的原因：有的被赞为慷慨，有的则被贬为吝啬；有的被视为乐善好施，有的被看做贪得无厌；有的仁义慈悲，有的冷酷无情无情；有的一言九鼎，有的言而无信；有的勇敢强悍，有的怯懦软弱；有的平易近人，有的桀骜不驯；有的纨绔轻浮，有的荒淫无道；有的诚信可靠，有的奸邪阴险；有的宽宏大量，有的顽固不化；有的老成持重，有的轻率冒进……

一个君王如果能表现出上述种种好的一面，他必会为人拥戴。但是，一个君王不可能将那些好的品质全部拥有，或者将好事做得面面俱到，因为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他最需要小心的是避免做出亡国之举，另外，如果应当利用那些不会招致亡国的恶行，那就不必感觉不安。假如我们仔细思考这些事情，就会发觉，表面美好的事情暗地里却不一定对你有好处；表面上看似邪恶的事情，有时却能给你带来安全和利益。

第十六章　论两种品质――慷慨与吝啬

前文我们已经涉及到这两种品质，本章将对其进行详细探讨。拥有第一种品质的人被人们誉为慷慨或许很好。但我认为，一旦你因为慷慨而获得荣誉和名词你很可能将反受其害。但如果你机智地运用这种品质慷慨行事而不为人所知，你将无法赢得人们的认可，甚至会遭到诬蔑。所以，一个人如想在人们面前享有慷慨之名，就得生活节俭，以至于常常会耗尽家财。到最后，为了维持慷慨，你将会征收各种额外的苛捐杂税，肆意不择手段地攫取钱财，加重人民的负担。这会促使臣民仇恨你，当耗尽资财的时候，没有人会尊重你。这种慷慨的结果是的人多，而受益的人少，因此，一旦有灾祸降临，你就可能先受其害。而当你认识到这些，打算改变做事的原则时，各种吝啬的骂名就会在前面等着你了。

君王如想利用慷慨来蒙骗世人，到最后一定会害人害己，所以，如果君王足够明智，就应当在这方面谨慎从事，不必介意吝啬的名声。如果通过节俭使国库充裕，从而有充足的财力来维持自己的军队，抗击外敌侵略，并在建功立业的同时，一点也不加重臣民的负担，那么，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认识到君王的慷慨了。最后，他能使大多数人领受慷慨的好处而又无所失，只对很少的人表现出吝啬，人们只会拥戴他，而不会给予他骂名。在我们的时代，吝啬者往往能创立盖世功业，而没有此种骂名的人却全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虽曾借助慷慨的名声登上教皇之位，但后来为了扩张，他就丢弃了这个虚幻的名声。当今的法兰西国王虽然征战多年，但从不加重人民的负担，这完全依靠他长年的吝啬节约，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因奢华场面而需要花费的金钱。今天的西班牙国王若是以慷慨而闻名，就不能创下伟大的功业。

英主成功之道就在于能在不对老百姓掠夺的前提下保护自己。为了避免穷困而受人民辱骂，为了避免被迫对臣民巧取豪夺，君王应慷慨地接纳吝啬之名，因为这是治理好国家必须背负的恶名之一。也许有人说：“恺撒因慷慨而得王权，而且同样的例子发生过许多。”那么，我会这样回答他：“你这样说，只是因为你正在争夺王权，或者已经身为君王了。”如果你正在夺取王权，那么被人誉为慷慨是十分有利的。恺撒是那些力求获取罗马君权的人物中的一个，但是，当他夺得罗马统治权后，如果不去开源节流，帝国的根基就会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也会不保。假如有人反诘：世界上曾有很多这样的君王，他们四处征战建立伟大的事业，同时还享有了极高的慷慨之名。对此我的回答是：君王创业所费的财物，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老百姓的，还有就是别人的。若是第二种情形，他必须精打细算；若是第一种情形，他不会乐意时常表现自己的慷慨的。

一位君王亲征，如果是通过掳掠、缴获与勒索别人的财物来维持军资，那么，他的慷慨之名是靠夺取别人的财物得来的，此时，他也必须慷慨大方，因为士兵是需要激励的。对于那些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人民的财富，你尽可以像西鲁士、恺撒和亚历山大那样，尽量地慷慨，因为你慷他人之慨，只会为你增添名声，而不会对你的名声有损毁。只有当你耗尽自己的财产时，灾难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总而言之，君王必须谨记：慷慨之消耗为世上所有事情之最。当你得意于你的慷慨的时候，你正在失去慷慨的能力，下一刻，穷困和受人轻视就会等着你，或者又因为想要避免陷于贫困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而吝啬招人非议，但却不招人憎恨；如果宁愿耗尽资财去追求慷慨的虚名，那么，你的臣民就会跟着你受苦，这样一来，你就会失去他们的拥戴了，他们只会憎恨你。

第十七章　论残酷与传递仁慈

本章我要谈谈以前提到过的另一种品质。我觉得，无论哪一位君王都想获得仁慈之名，而不愿背负残酷的骂名。但是，君王享有仁慈之名时，也要注意不能滥用仁慈。切萨雷·博尔贾有“残酷之王”之称，但是，他却用他的残酷统一了罗曼那，并给那里带来了和平和安宁。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我们以为地惊奇地发现博尔贾的仁慈尤胜佛罗伦萨的人们，后者曾为了避免残酷之名而坐视皮斯托亚毁于一旦。所以，君王应不太介意残酷这个恶名，如果这个恶名能使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少量的残酷行为比起过分的仁慈导致盗匪纵横、生灵涂炭要仁慈有用得多，因为后者将损害带给了整个社会，而君王的残酷往往只是针对个人罢了。

新君王与其他君王有所不同，因为尚未稳固的统治常常犯险，为了抵制这些危险，残酷之名将会不离他的左右。正如大诗人维吉尔通过狄多之口为其统治时期的残暴行为做出的辩解一样：

我的命运之基未固，踏足的王位有些飘忽。

脚下的领地，让我违反初衷——另选他途，

以我手中的权杖，为了捍卫我的疆土，

将用我的残暴，面对所有的征服。

即使这样，君王应当细心谨慎，不轻信他人。当然，也没必要凡事疑神疑鬼、寝食难安。他应当慎思明辨，以王道为怀，仁慈而有节制，不至于因为过于轻信他人而让自己流于鲁莽；也不要因为猜疑而显得自己心胸狭窄不能容人。

在这一点上历来都有争论：身为一个君王，受人爱戴比受畏惧孰好？我认为：最好是二者兼顾，但是，两者都做到似乎有些困难。对此，君王必须有所取舍，那么，受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因为人们的心性通常不定，很容易反复无常，背信弃义，他们装模作样，趋利避害惟恐不及。

要是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那是在你需要他们还很遥远的时候，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背弃你而去。因此，君王如果完全信赖人们所说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的精神取得的友情，是买来的，根本就不牢靠。

当你对他们恩惠有加时，他们对你也似乎是一心一意，在你远不需要他们时，他们情愿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乃至子女。可是，当你有所需要时，他们就会弃你而去，你要是缺乏其他准备而完全相信他们的表白，则必将自取灭亡。这是因为不是靠伟大的崇高的精神而只是靠金钱得到的友谊，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很难保持，而且在关键时刻是不能够依靠的。另外，人们冒犯所爱戴的人的顾虑要比自己所畏惧的人少得多，因为爱戴乃是靠恩义来维系的，由于人性的恶劣，人们常会为了一己之私而忘恩负义。可是畏惧之心，则因为担心受到惩罚而会常久地存留着。

明君应当这样来使人畏惧——要是无法赢得爱戴，那么也要尽力避免被人憎恨。因为即使人畏惧以被憎恨是能够同时做到的，这并不困难，只要不打臣民们的财产及妻女的主意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制裁任何人的时候，应当有真正合理的理由以及明确的证据。最重要的是，千万别妄动他人的财产，人们忘记失去父亲的遗产要比忘记失去父亲更为艰难。另外，谋财不愁没有借口，聪敏的人总会想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与此不一样的是，害人性命却不容易找到理由，即使找到理由，这个理由也会随时消失。

君王亲临军中指挥军队时，就无需顾忌残酷之名，因为如果存在这个顾忌，其结果只会让军队难以团结一致，从而放开手脚地战斗。我们可以举汉尼拔惊人的举措为例，他统领了一支由许多民族混合组成的大军，征战于国外，无论遇上幸运还是遭遇霉运，士兵与将领官兵都从未有过内讧，简直不可思议。仔细探究其中的原因，我们发现这得归功于汉尼拔的残酷颇多毁誉，这是他们没有深入了解到残酷对于战场的重要性罢了。

然而，汉尼拔仅仅依靠其他能力很难成就大业，这可以从西比奥那里得到证明。西比奥不只在当时，即使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罕有的。与他并不同心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了他，就因为他的仁慈让士兵享有了过多的自由，为此，他在元老院受到法比尤斯·马克西姆的抨击，并被称为罗马军队的败坏者。洛克伦斯居民曾受到西奇比奥的一名使节的压迫，可是西奇比奥却不曾为他们报仇雪耻，也不曾惩罚过这个目空一切的使节，一切都是因为他很仁慈。

在元老院，有人为他辩护，说某些人懂得怎样使自己不犯错误，用过懂得怎样矫正别人的错误。西比奥身居最高统帅，是由于他的荣誉和名声，但他的宽厚仁慈尽早会使一切全都丧失的。于是，他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不仅将抑制自己的仁慈，还因此赢得了更大的荣誉，而君王的意志正是使人产生畏惧心理的重要因素。一位君王如果足够明智，他就应该知道，如何将自己的地位和意志凌驾于别人的地位和意志之上，并受自己控制。如上文所述，仇恨才是他应该避免的。

第十八章　论如何做一个守信的君王

大家都知道，君王应当言出必践、诚挚守信、正大光明、不用权谋。但是，历史和这个时代的艰难与教训都告诉我们，创下盖世功业的君王一般都不重视守节，而是乐于使用权谋，让人无所适从，并最终利用不光明的手段征服那些诚信的人们。

根据上面所说的，你必须清楚古往今来存在两种斗争方法：其一，诉诸法律；其二，武力征伐。第一种方法为发自人类内心，而后一种方法则是类似野兽的野蛮行径。但是，前者常常使人有力难使，所以诉诸后者的越来越多。因此，君王就必须熟知兽性和人性的应用之道。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将这点诡秘传之于世，君王很容易就知晓了这一点。比如，阿基琉斯或是其他许多有名的君王，自幼由半人半马的怪物喀戎所抚养，在它的训教下成人。我提及这个故事的用意，只是想说，既然君王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那他应当明白：如何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要深知：人性和兽性必须兼备，缺哪一种都不经用。

君王如果掌握了运用野兽的方法，那么，狐狸与狮子将是他乐意效法的对象。因为狮子无法躲避陷阱，而狐狸无力抵抗豺狼。所以君王首先要做一只狐狸，辨识陷阱，同时，又须是一头狮子，镇慑豺狼。然而那些只知道强用暴力的君王却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当遵守信义对自己有害时，或者当初使自己许下诺言的现在不复存在，那么，作为一位明君就不应该死守信义而作废无效，而最大的成功往往出现在那些懂得如何做狐狸的人身上。但是，兽性必须是隐秘的，不应轻易暴露，君王应当努力做好伪装和表面上的好人。人们总是会轻易相信一个人，并且会因为眼前的需要而受制于人，因此，骗子总能找到上当受骗的人。

近来发生的一件事无法让我沉默，我愿意就此发表我的一点浅见：亚历山大六世精于骗术，除了欺骗从不做别的事情，也许他从没有打算做一些诚实的事情，可是各种上当受骗的货色总会在他的骗局中出入。这是因为他的发誓赌咒总是令人无法抗拒和难以忘记，比之任何一个人还要信誓旦旦，让人无法不相信。他肯定地说出某一件事情，转眼之间就可能用一种理由推翻它。然而，即使这样，他的骗局总能圆满地结束并达到效果，这是因为他深深地了解着人民在这方面的心理。

我认为，作为一个君王，不需要具备上述所有的品质，但是，有必要让人民以为他全部具备。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君王具备所有的好品质，且一直本着这些品质做事，他将不会得到好下场；但如果他只是表面看上去具备所有的品质，那就会受益无穷了。你可以显得信守承诺、慈悲为怀、仁义盖世、廉洁奉公、敬仰上帝——并且时刻照着这些品质去做，但你时刻做好心理准备，当需要显露本性时，你能够立刻反其道而行之。你必须明白：对一位君王尤其是新君王来说，不可能好事做尽，为了君权稳固，常常会抛弃诚信、仁慈、情理、信仰等各种美好的品质。因此，君王必须要认识到，命运的风向一转，世事变幻就需要你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变。当然，在正常的情况下，他要尽可能地恪守正道，但是，一旦情况有变，他就必须懂得如何去应付突发状况。

因此，圣明之君要时刻注意，不能轻视以上各种美德——你的只言片语都必须洋溢着这些美德的吐沫，而且要说得毫不犹豫，让人们亲眼、亲耳地触及你“充满美德”的心胸，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人传诵你笃守信义、慈悲仁爱、讲究人道、景仰神灵的优良品质。相对来说，君王最应具备的就是“景仰神灵”的品质。因为普通人都习惯于用自己的眼睛来判断，很少用手去判断一个人，人人都看得见你。但鲜少有人能够摸透你。少数人无法对抗大多数人，因为后者受国家最高权威支持。

人们对于无法向法院提出控诉的行为，特别是君王的行为，往往会用事情的结果来判断其好坏。君王如能顺利征服一个国家并维持住他的统治，那么，人们将投之以荣誉的光环，甚至极高的声誉，因为常人常常迷惑于事情的表象或结局，而这个世界正是充斥着这样的常人。当多数人联合在一起发挥群体力量的时候，少数人再如何强硬也无法扭转大局。我不指姓名地提出当代一位君王，他除了空谈和平与信义之外从不说别的事情，但其所作所为却尽可以背道而驰。假如他都尽力按照和平或者信义的信条去治理国家的话，那么，他也许不可能拥有这么高的名望以及如此大的权力。

第十九章　论君王如何避免臣民的蔑视与憎恨

关于本书在前面提到的君王的品质，我已经讨论了其中一些重要的品质，现在，我想根据下面的提纲，与大家讨论一下君王如何避免臣民的蔑视和憎恨。在前面第十五、十六、十七章中，我已经稍微提到了这一点，现在，将进行详细的讨论。一个君王，如能避免臣民的憎恨与蔑视，那么，他所做的也就足够了，就算还存在某些丑行，也不会引起公愤。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人最憎恨者，莫过于贪得无厌以及霸占臣民的财产和妻女，对此两种丑恶，君王一定要时刻警戒不能卷入其中。就绝大多数人而言，财产未失，荣誉未损，他们就能安居乐业，拥戴君王。君王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集中精力同极少数心怀野心的人进行斗争，那么制服他们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君王如果被臣民们认为：喜怒无常、轻率懦弱以及优柔寡断，那么，他一定会被臣民们轻视。而对此种危机，君王必须得像提防暗礁一样时刻提防着这一切。他应努力在行为举止中向人们展示其伟大、勇敢、威严庄重以及坚忍不拔。当他决策的问题关系到臣民的私事时，就应当公正决断。他还应在人们面前树立这样一种形象——没人能够愚弄他。

如果君王能在人们的面前树立这样的形象，一定会备受人们的爱戴和敬重，而任何试图推翻一个深受崇敬、卓越非凡的君王的阴谋都很难得逞。所以，一个君王应提防两个方面的危险：其一，来自内部，即自己的臣民；其二，来自外部，即外国势力。如果是后一种危险，只要手中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强大的力量，各种盟友都会向你献殷勤。这样，如果内外稳定，君王的统治就会很稳固。即使突发外患，只要君王照我说的沉着应对和机智安排，他就能像斯巴达的纳比德那样打退所有敌人的进攻。

当外无敌人进攻时，他必须慎防臣民的阴谋叛乱。针对这一点，君王只要不为民众所憎恨和蔑视，能令百姓安居乐业，那么，他就能安抚臣民，保住统治地位。这件事情君王必须切记，因为心怀不轨的阴谋者总是希望自己推翻之举能够取悦于民。但是，如果他们意识此举非但不会记得人民的感激，反而会再来人民的憎恨，那么，他们就要对自己的行动考虑再三了，以免得不偿失。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阴谋政变时有发生，但最终得逞者屈指可数，因为阴谋家不可能单独成事，他们一定会联合或寻找怀有同样动机的人来一起发动阴谋。但是，除了那些他认为对君王同样心怀怨恨的人之外，他很难再找到同谋。当你向一个野心家吐露自己的心声时，等于给了他一个达成心愿的良机，因为他的各种欲望可以得到满足了。如果他清楚地知道抓住这个良机就能受益无穷，反之，就是毫无胜算、危险重重，如果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还能为你守密，那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盟友，甚至还是对君王充满怨恨的人。总而言之，对于阴谋者而言，危机不外以下几种：恐惧、顾虑、烦躁、猜疑，等等。相反，君王身后有整个国家和威严法律的支持，又得众多朋友相助，以及还有人民的全心拥护，因此，面对这种情况，阴谋者不敢贸然发动叛乱。按照常理来说，阴谋者在进行阴谋的过程中，总是战战兢兢、心怀忐忑，而犯罪之后又担心与全民为敌，使得他更加提心吊胆，以致于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虽然我能举出无数的事例来论述我的观点，但是，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因为这已经足够了。这件事还清晰地留在我们父辈的脑海里。波罗那君王麦瑟·安尼巴勒·本蒂沃里，也就是当代麦瑟·安尼巴勒的祖父，他被人阴谋杀害之后，人民立即团结起来将阴谋者坎尼斯基家族一个不留。这是因为本蒂沃里家族已经到了全心全意的地步。本蒂沃里家族坎尼斯基家族的屠杀下，除了当时年幼的麦瑟·本蒂沃里之外，家族中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虽然臣民已经为其雪仇，但是本蒂沃里能够掌握这个国家权力的人已经全都罹难了，人们非常失望。不过，幸好在不久后，他们听说在佛罗伦萨还有本蒂沃里的一个嫡系后裔，只是先前被认做是铁匠之子。他们立刻将他从佛罗伦萨接来，让他统治整个国家，臣民们全力辅佐这位好不容易得来的君王，一直到麦瑟·乔万尼亲政。

综上所述，君王只要为民心所爱戴，就不必担心阴谋者的叛乱；但如果当民人对你充满了敌意和憎恨时，你前进的道路上将会步步荆棘。

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如果还能拥有一位明智的君王，那么，以下两点必须注意：不要任何压迫富人，也要让普通臣民满足。我认为在当今时代，法兰西王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完美，共结构也最完善。走进这个国家，无数优越的制度摆在我们面前，它们维持了国王的自由与安全，使其高枕无忧。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国家的“议会”，当年组建法兰西王国的人十分了解贵族傲慢的心理以及其对权力的野心，因此认为为了约束他们，有必要给他们的嘴巴套上马嚼子。另一方面，君王也知道人民惧怕贵族，甚至憎恨他们，便尽力给他们以安全感，然而，他不可能对这种事亲历亲为。于是，议会就在国王的提议下产生了，该机关作为第三者，既可避免君王由于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又可避免君王由于袒护贵族而受到人民的憎恨，如此一举数得，国王也不必亲自来弹劾贵族，维护平民的利益，因为那已经是议会的职责了。因此，对君王与国家来说，世上再没有什么制度比这个制度还要健全、审慎和安全了。如此一来，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明君应当委托他人去做那些必须承担严重后果和责任的事情，但施恩的事情却必须亲自料理。由此推出下一个结论——君王要在呵护贵族与保护人民的天平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要轻易打破这个平衡。

有些人熟知罗马皇帝们的事迹，也许通过研究他们，有些人的观点会与我们的观点相左，这是因为他们往往注意有的皇帝在其生命的某段旅程里展现了某种伟大垢精神品质，显示出卓尔不群的能力，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最后很可能也丢了王位或者被阴谋者杀害。我想，人们将会不难从他们灭亡的原因中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与他们抱着不同的观点的原因。其实，其中的原因我在前面基本上都提到过，并且即将详细说明的时候，我将加入一些在那个时代必须注意的事项。我觉得，不妨将从哲学家玛尔库斯开始，一直到马克西米诺斯时期的罗马皇帝们先列出来，这其中包括：玛尔库斯，其子科谟多，培尔西纳科斯、朱利安，塞韦罗斯和儿子安东尼努斯·卡雷卡拉，马科辛诺斯，赫里奥加洛，亚历山大·马斯米诺斯。

首先，我要说明，在其他国家，君王只要提防贵族的野心和人民的诡谋就可以了，但罗马皇帝们除了要面对这两个危机，还要承受第三个危机——这个危机导致诸多皇帝走上了毁灭之路，那就是必须容忍士兵们的残暴与贪婪。这是个解不开的死结，因为君王很难同时满足军队和人民的需要。因为人民向往和平，所以希望君王仁慈而宽厚；而军队崇拜威风凛凛、纵横无忌的铁血君王，因此希望君王像管理军队一样管理人民，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任意地将令人发泄在人民的身上，还能获得双倍的军饷。因此，罗马的皇帝们有的由于因未能从祖辈那里继承崇高的声誉，有的则因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赢得崇高的声誉，从而不能驾御军队和人民，最终不得不走向毁灭。在这些君王之中，尤其刚登上王位不久的君王，在权衡人民与军队的轻重方面，总是理所当然地选择军队这一方，而不在乎将人民作为军队的牺牲品。这样做的确是形势所迫，因为在明里暗里都有众多的人在觊觎王权的宝座，为了能保护自己，君王必须笼络军队。但是，他在笼络军队时，应该先设法避免遭到人民的仇视，如果实在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只有尽力避免受到人民中最有势力的群体的憎恨。当然，这样做是否有利于君王，还在于君王能否树立威信，从而驾御军队。

玛尔库斯、培尔丁纳科斯和亚历山大，他们全都是正义的拥护者，人道的倡导者，他们温和可亲，反对残暴。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后两者都没有落得好下场。只有玛尔库斯生前享有盛誉，死时得了善终，这是因为他有世袭的权利在背后支持，没必要屈从于人民和军队的要求。另外，他的许多美德也使他备受世人的敬重，所以军队和人民在他的统治下都很安分，他也从来没有遭到他们的蔑视与憎恨。但是，培尔丁纳科斯却一反军队的意愿，登基为帝之后，他还想让原本横行无忌的军队规规矩矩，老实下来，这令那些习惯了科谟多时期四处肆虐日子的军队无法忍受，怨恨由此而生，于是连同憎恨和轻蔑，在培尔丁纳科斯垂老之年，军队终于谋反了，培尔丁纳科斯因此没得善终。

我提醒大家注意：并不是只有恶行才被人厌恶，善行也可能招人憎恨。因此，正如我在前面论及的，君王如想保住身下的宝座，往往不得不行恶。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没有什么事比保有统治更为重要了。那些能够给你支持的人，不管是普通大众、军队还是贵族，无论他们是否已经腐化堕落到怎样的地步，当你需要他们支持的时候，你就必须满足他们的欲望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如果此时你按照所谓的善良和正义去行事，那么，灭亡之期肯定离你不远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亚历山大的结局吧，他的仁慈善良人所共知，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在位十四年时间，竟无一人是未经审判就被处死的，这使他声名远播。然而，亚历山大却被认为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因为他总是听任母亲的支配而自己毫无主见，于是人们很轻视他，最终发动兵变，将他杀了。

与亚历山大不同，科谟多、塞韦罗斯、安东尼努斯·卡雷卡拉和马科西米诺斯，全是贪婪成性、残忍暴虐的君王。他们为了讨好军队而任由士兵们残害人民，因此到最后，除了塞韦罗斯，其他的人都遭到了可悲的下场。塞韦罗斯能力卓越，因此能驾御军队，虽然他也压迫人民，但是能安稳地坐在宝座上。无论是在士兵眼中，还是在人民的心中，他都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人民总是对他心怀畏惧，军队则对他充满崇敬，任其调遣。就一个新君王来说，他的确称得上杰出非凡，在这里，我想简单地说一说他如何成功地扮演狐狸和狮子这两种角色的，就像前文说的那样，君王必须把握狐狸和狮子的心性。塞韦罗斯心里很清楚，朱里安皇帝昏庸无道，已是不值得侍奉的君王，于是，他设法说服了自己统率的驻扎在斯洛文尼亚的军队，并让他们知晓培尔丁纳科斯被禁卫军杀害的消息，因此顺理成章地举起为培尔丁纳科斯报仇的旗帜。他蒙骗了所有的人，并且从未在人前暴露自己篡位夺权的野心。当人们还在他找出的幌子下有所期待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意大利，之后顺利进入罗马，元老院见一切已经发展到不可阻止的地步，只能弃卒保帅，将朱里安杀了，推选他当皇帝。

之后，塞韦罗斯还想将整个帝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但是存在两个障碍：其一，亚洲驻军的统帅佩森尼奥·尼格努斯已在那里自行称帝；其二，西方执政官阿尔比诺也暗怀野心，觊觎帝国的统治权。塞韦罗斯心中很清楚，两边作战异常危险，最后，他决定进攻尼格努斯，于是，他给阿尔比诺写了一封信，假意非常诚恳地说，元老院已决定选自己当皇帝，但自己愿意和阿尔比诺共享这一尊荣，元老院也已批准，不日即将进行加冕。阿尔比诺对此信以为真。塞韦罗斯很快就消灭了尼格努斯，平定了东方形势，回罗马后，他向元老院对阿尔比诺提出指控，说阿尔比诺正在使用阴谋诡计，因此，必须对他的忘恩负义加以惩罚。然后，塞韦罗斯对驻在法国的阿尔比诺发动进攻，将阿尔比诺的政权和生命一同剥夺了。细细分析塞韦罗斯的行为，你将会发现他不仅是一头无比凶猛的狮子，而且还是一只非常狡猾的狐狸，他取得了人民大众的敬畏，却又能赢得军队的支持。所以，对于像他这样一个突起的新君王，居然能够统治这样巨大的帝国，我们无需惊奇，因为他的崇高声誉，足以使大部分人忘记了对他的仇恨。

塞韦罗斯的儿子安乐尼努斯的能力也非常卓著，他很受人民的敬爱，同时，他又受到军队的欢迎。他非常好武，为人骁勇剽悍，吃苦耐劳，他从炒喜欢奢华浪费，这让他在军队中赢利了崇高的声誉。不过，他太过暴虐残忍，一生嗜杀，曾屠杀了罗马的大部分居民以及亚历山大城的所有居民，其暴行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因此深为世人所痛恨，连终日伴随他左右的人也都惶恐不安。最后，他被自己军队中的一个“百人队”队长杀死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只要有足够的胆量蓄意加害君王，并敢于勇敢地面对死亡，那么，君王就有可能被你杀死。因为即使狡猾如狐狸、凶猛如狮子的安东尼努斯在这样的刺杀面前也未能幸免。然而，君王不必忧心忡忡，这种事是极为罕见的，只要君王留神不严重伤害随身侍从以及伴随左右为国效力的人就可以了。安东尼努斯就是因为没做好这一点，才被杀的。他残暴地杀死那个“百人队”队长的弟弟，还不断恐吓、威胁那个队长，但却仍然让他担任禁卫队长，这种愚鲁、冒失，无疑是自取灭亡。

现在，我们来谈谈玛尔库斯之子科谟多。他因世袭权利而登上帝位，因此，他只要继承其父的意志，继续保护军队和人民相安无事，他就能安稳地坐在他的王座上。可是，他秉性残忍，野蛮的习性使之到处鱼肉百姓，他还十分恩宠军队，放任他们四处肆虐。同时，他还不顾皇帝的尊严，经常去角斗场同角斗士竞技，而且时有卑劣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那些事情根本不是皇帝应该做的。因此，他在士兵们的心中威望尽失。最终，他被憎恨他的人们合谋杀死了。

至于马里诺，他是一个好战成性的君王。上面已经提及，亚历山大皇帝的优柔怯懦令军队十分不满，于是亚历山大被杀，军队推举马里诺为帝。但是，马里诺身上也存在两件使他被人憎恨和轻蔑的事情，所以他的统治也注定不能长久。其一，他出身卑贱。人们都知道，他曾经是特拉瑟的牧羊人，这对一个皇帝来说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其二，他被推举为帝之后，没有立即赶往罗马登基，反而放任手下的行政官肆虐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使他名声尽丧。这两件事加起来导致了下面的结果：他的卑贱出身遭到全世界人的轻视，人们畏惧他的残暴，对他心怀怨恨。于是，非洲首先反叛，其后，罗马的元老院和全体罗马人民，乃至整个意大利都共同反对他，最后，连他的军队也加入了谋反——他的军队围攻阿奎列亚，久攻不下，但是，仍然要忍受他的虐待，因此十分恼恨。此时，有些士兵已经意识到他树敌太多，因此对他的恐惧之心大减，于是联合起来将他杀死了。至于赫里奥加洛、马里诺斯及朱利安，他们遭到人们普遍的蔑视，因此很快就被消灭了。在此，我不再评述。

我想，说到这里，我可以归纳一下本章的内容了：当今时代，君王如果想遏制军队过多的欲望，将比过去容易很多，尽管他们同样担心军队的反叛而要对其进行安抚，但大多能够迅速将这些问题解决。因为，当代君王都不曾拥有一支像罗马皇帝那样与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拥有密切联系的军队。假如说，在罗马帝国时代，君王觉得军队比人民对他更重要，那么，当代的君王（除了土耳其和苏丹之外），在军队和人民之中，将会首先选择人民，因为后者的力量是无穷的。土耳其之所以不在此列，是因为土耳其的皇帝手中始终握着一支军队——大约有1.2 万名步兵和1.5 万名骑兵，皇帝就依靠这支军队来维持他的统治，没有了这支军队的支持，皇帝也就不称其为皇帝了。所以，土耳其的皇帝将会优先考虑军队，而后才能谈到其他的问题。与土耳其的情形类似，苏丹国王为了获得军队的一贯支持，尽力去讨好军队，而对人民他往往漠不关心。值得关注的是：苏丹的统治同其他任何王国都不尽相同，它与教会王国有些类似，其性质既非世袭王国，也非新生的王国。在这个国家，上一代君王的子孙不一定能继任君王，王位的继承人的决定权握在那些享有特权的人的手里。有一个古老的惯例已经在这个国家延习很久了：君王虽然是新近选举出来的，但是，古老的秩序不会改变，因此，新君王简直就与世袭君王没什么两样。

我们再回到问题的中心吧！我想，只要稍稍思考一下上面讨论的内容，任何人都会明白，罗马皇帝们的灭亡就是因为憎恨或者轻蔑，这是一个定律。在那些君王中，有的行为是照此进行的，有的行为则正好与此相反。对于同是新君王的培尔丁纳科斯和亚历山大来说，想要继承并仿效世袭王位的玛尔库斯，非但徒劳无益，而且将深受其害。同样，卡雷卡拉、科谟多、马科辛诺斯，想要学步塞韦罗斯更是危机重重，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塞韦罗斯那样的才能。他们只是去照搬玛尔库斯行事的手段和方式。作为一个新君王，你没有必要去追逐塞韦罗斯或者玛尔库斯的影子。不过，如能机智地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建国、安国的方法，也能使你的统治更加稳固。

第二十章 论筑城之利弊以及君王统治

有些君王为了将自己的国家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就采用解除臣民武装的办法；有些君王则采用对王国内的各个城市分而治之的办法；有些君王则树敌处处，导致那些人一起来反对自己；还有一些君王则力求在登上王位前获得最多的臣民的支持；有些君王则喜欢筑城建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有些君王却弃城垒于不顾。不同的君王会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所以，王国的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否则，很难掌握真实的情况，但我想在这个问题允许的范围内探讨一下筑城之利弊以及君王统治。

新生的君王根本没有解除臣民武装的打算，情况恰恰与世袭的君王相反，他们总是力图将羸弱的臣民们武装起来，使之成为自己的武装。有了强大的力量，会使以前不服从自己的人臣服在自己的脚下，先前就很忠诚的人将会更加忠诚，这样就会使自己的臣民忠心不二地拥戴自己。当然，你无法将所有的臣民都武装起来，但只要你的政策使武装起来的臣民感到蒙受莫大恩惠，对付剩下的人就容易多了。最先跟随你的人会因受到比较好的待遇而心生感激；剩下的人也不会嫉妒，因为他们心中很清楚，那些最先冒着生命危险跟随你的人，获得更多的酬劳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当你解除他们武装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招来他们的憎恨，因为你的行为充分表明你的胆怯或者不守信义。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将招致一种后果——他们开始憎恨你。不过，实际情况是你永远不能放弃武装，因为那样你将只能依赖雇佣军，而雇佣军的情况如前所述。雇佣军即使再可靠，也不足以击败那些一心想打败你的敌人以及憎恨你的臣民们。

因此，历代新君王总是竭力来整治自己的军队，此种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但是，当一位君王打败一个新的国家并获得他的统治权的时候，就如同旧体接上新肢，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用你自己的士兵掌握这个国家的所有武器，当然，这些士兵必须是誓死拥戴你的。而对征服之前就已经归附你的人，也要伺机压制他们。

那些被我们称之为先贤的人常说：保卫皮斯托亚市必须依靠党争，而保卫比萨却需凭借堡垒。他们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在其所属的一些城市中连连制造纷争，并将这些纷争掌控在自己手中。在意大利相对稳定时，这种办法勉强算得上是一个良策，然而，我不相信这种办法可以没用至今，因为我不相信如今的分裂可以带来何种好处，恰恰相反，一旦敌国大军压境，那种内部分裂的城市马上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分裂双方中的弱势一方会很快向敌国军队投怀送抱，于是，剩下来的人将无力抗敌。

我想，威尼斯人就是基于上述的考虑，在其附属城市培植了格勒夫和吉贝林两派敌对势力。尽管威尼斯人并不允许冲突发展到流血对抗的地步，但是，他们制造的争端使两派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以至于相互间无休止的争来吵去，最终无法联合起来反抗威尼斯人的统治。不过，我们最终却发现，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给威尼斯人带来什么好处，威尼斯人在维拉的战败，给了这些城市中的有些臣民以揭竿而起的机会，他们乘机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整个国家。

这足以表明这样的方法为英明君王所不取，在一个强大的王国里，如此地分裂是决不被允许的，分裂会削弱君王的力量。在和平时期，合理使用分裂的方法，可以有利于君王驾驭臣民，巩固统治，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使用这种方法就显得有些荒谬了。

可以想见，当幸运之神要使一位新君王成为伟大人物时，这位新君王将会比任何世袭君王更加需要获得威名。这个时候，上天就会安排一些敌人来反对他，并借此给新君王提供战胜敌人的机会，是他踩着敌人的失败而平步青云。因此，许多人认为，英明的君王要不失时机地巧妙树敌，然后将其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

君王们，特别是新君王们，最终将会发现，在他们的新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一开始被看成危险的人物，反而比那些被认为值得信赖的人对自己更加忠诚、更加有用。西阿娜君王潘多尔夫·佩特鲁奇的统治，就得到了原本被认为心怀敌意的人的大力协助，而曾经让他非常信赖的人却只给了他很少的帮助。当然，具体情况一定要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我要阐述的道理是，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表现出敌意的人，如果他们因为某种际遇为了自保很想得到君王的支持，那么，新的统治者可以轻易地将他们争取过来。之后，这些被争取过来的人又势必急于改善自己在君王心中的形象，因而任何实际行动都会竭表忠诚。于是，君王从他们那里得到越来越多的利益，甚至多过君王从亲信那里得到的利益，因为后一种人会因过分相信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并得到了君王的宠爱，往往不再用心侍奉君王了。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醒那些因为得到本地人拥戴而掌控政权的君王，应当仔细分析一下本地人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来拥戴他的？如果仅仅因为旧君王达不到臣民们的要求，而不是因为对旧君王的自然情愿，那么，新君王想同他们维持长久的和睦将会非常困难，因为你无法在短时间之内达成臣民们所有的愿望。纵观古今，仔细分析，君王将不难看出，相比于与对旧政权不满而同他结盟并帮助他推翻旧政权的人的关系，他与对崇拜旧政权而和他为敌的人的关系更能保持友好。

君王们建城筑堡，是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将它作为抵御和对付企图推翻其统治的势力的可靠保障，同时，也作为受到突袭时避难之用。此法自古即有，没用至今。我十分赞赏。不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梅塞儿·尼柯罗·维得尼为了执掌卡斯特罗市，将这个城市外围的两个堡垒全都破坏了。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返回领地后（他曾被尤利乌斯二世恺撒·博尔贾逐出这个领地），立刻夷平了领地境内的所有城堡，他认为，没有了这些堡垒，他不会再度轻易地被别人夺得他的领地。本迪沃里收复波波罗亚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由此推知，城堡并不适用于任何时候，时势是确定它们存在恰当与否的重要因素，情况不同，对你的统治产生的作用也不同。

总结这个问题，我们将得出一个结论：君王畏民甚于外敌，他应该建城筑堡；如果畏敌更甚于畏民，那就应该摒弃堡垒。弗朗西斯科·西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城堡，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危害福尔扎家族，其害处甚于该国的其他任何暴乱。归根结底，对君王而言，天下最牢固的城堡是臣民。使你的臣民亲近你，等于就拥有了最坚固的城堡，如果他们憎恨你，再坚固的城堡也无法保护你，因为内乱一起，外敌即入，双管齐下，君王只会惨淡收场。当前时代，城堡不再利于统治者，惟独弗尔里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若拉莫伯爵遇刺之后的情形较特别，城堡使她在民众的攻击中幸免于难，最终等来了米兰的援助而重掌王权。推敲原因，是当时情况特殊，内乱虽起，却无外敌相助。

不过，等到恺撒·博尔贾向她发动进攻时，内乱民众联合了外敌，弗尔里伯爵夫人的堡垒再也称不上坚固了。这个结果提示我们：与其固城，不如取信于民；以民为城，甚过千百城堡。

从上到下，论述种种，于是，我歌建城堡之君王，赞舍堡就民之明君，毁抱城而死、漠视民众之庸主。

第二十一章 论君王如何记得民众之尊敬

世上能使君王获得世人莫大之尊敬的，不过两件事：一是建立丰功伟业；二是展示自己在内政上的卓越才能。今阿拉贡国王——也就是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二世，堪称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一个原本毫无声名的君王凭借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显赫的声望和荣耀，一举成为基督教世界中赫赫有名的国王，堪称一代新君。详察其举措，我们将会为他的惊世才能、卓越的治国方略而拍案叫绝。继位之初，攻格拉纳达，他一举功成，遂定国家之基石。初涉国家政事，他放开手脚，一往无前。他使桀骜不驯的卡斯蒂勒的贵族们将精力全都放在了攻打格拉纳达的兴奋之中，将革新之事抛诸脑后。在不知不觉中，他已赢得盛名和支配贵族的能力。他建立军队凭借的是教会和人民的支持，拥有了一支精锐的军队为以后长期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另外，为了实现更加宏伟的目标，他常常给自己的行动涂上宗教的色彩，将宗教上的残酷归结为神灵的旨意，凭借这个名义他将马尔拉尼劫掠一空并将他们驱逐出西班牙王国。世上还有什么事比遭受这种际遇还要悲惨的呢？费尔迪南多加快了侵略步伐，他进攻非洲，征战意大利，然后入侵法国。一场又一场战争都在他的精心策划下上演了，但也因此让他的臣民时刻处于警惕和戒备的状态之中，他们更加关注每一场战争，虽然一场战争与另一场战争之间几乎没有间隔，但是，结果总是让臣民们无比惊叹。正是由于这种紧凑的节奏，使人们根本没有机会有效地组织反对他的活动。

君王在将自己卓越的才能用在内政上也能赢得人民很大的尊敬。就如同传说中米兰公爵麦瑟·贝尔纳波一样，一旦有人在领地中做出越轨的举动，否认其性质是好是坏，君王就应不失时机地作出奖赏或惩罚的举动，显示自己在内政管理上的卓越才能，如此一来，君王将更受人们关注，他的举动会引得人们大发议论。君王应在实际行动中努力博得“才智杰出的强者”之名，这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君王，他可以选择与民为友，也可以选择与民为敌，也就是说，当他爱憎分明时，他将会得到人民的尊重，这往往比保持中立来得有效。尤其是在两个强大的邻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战争的结果通常只有一方战胜。无论结果怎样，只要你勇敢地参战，支持一方，最终情况都会对你有利。因为如果保持中立，无论结果怎样，通常你都会因为态度暧昧而成为胜利者祭旗的牺牲品。而这时，战败者不会给你丝毫的帮助，反而高兴，因为你已经不具备受他庇护的条件。胜利者不需要你，失败者鄙弃你，这会是你态度不明确的最终下场。

叙利亚国王安蒂奥科斯受埃托利安人鼓动，准备进攻希腊，以驱逐罗马人，他派人劝说罗马人的盟友阿勘斯人保持中立，与此同时，罗马人力劝阿勘斯人与他们并肩作战。这件事被提到了阿勘斯的会议上决策。在会议上，安蒂奥科斯的使者呼吁阿勘斯人保持中立，而罗马使者对此却嗤之以鼻道：“他们花言巧语，让你们不要介入战争，这根本不会让你们得到任何利益；如果抛弃了这些表面上的虚假的友谊与尊严，你们只会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

现实常常如此：要求你保持中立的，往往不是你的朋友；如果是真正的朋友，他会要求你公开表态。但是，优柔寡断的君王，常常为了享一时安乐，而保持中立，到最后只会自取灭亡。如果君王明确态度，坚决表示支持某一方，那么如果己方同盟胜利了，虽然你仍然要听从强大的胜利者支配，但他会对你非常感激，友好的关系会使他对你产生一种义务。他绝不会像无耻之徒那样忘恩负义摧残自己忠实的追随者。再者，胜利者不可能完全抛开正义和良心。即使我加盟的那一方失败了，他依然对你充满感激，如果他还有能力，一定会帮助你，他日若能东山再起，你将是他绝对信赖的盟友。

如果遇到第二种情况，即交战双方的势力不足以威胁到你的时候，无论哪一方胜利都对你有利。此时，你应该慎重考虑究竟该支持哪一方，因为你实际是在驱狼吞虎，如果一方明智，他很可能会去保护另一方，因为他知道即使能够获胜，他也将受你支配；因此他会选择在你的帮助下，取得完全的胜利。

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明智的君王应该懂得，除非迫不得已，不要为了进攻他国而与一个强大于自己的国家结盟。因为即使取得了胜利，你的下场也会将与俘虏没什么区别。一个明智的君王应避免堕入受人摆布的境地。当年为了对付米兰公爵，威尼斯人与法兰西王国结盟，最终是自取灭亡。如果遇到无法推托的结盟，也应该学习佛罗伦萨人对付教皇和西班牙企图侵占伦巴第那样，与一方联盟，攻击另一方。

一个君王，切忌自以为是，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就会在一切事情中稳操胜券，事实往往背道而驰，未来的路祸福难料，这一点君王应该有所预见。世事总是如此，谁也无法预料困厄之后就是胜利，也许困厄之后是更大的困难也说不定，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正是这个道理。英明的君王应趋利避害，当面临痛苦抉择时，应两相权衡取其轻。

一个明君，应该懂得如何招纳贤能，提拔技艺超群之士。还应当鼓励农商，使百姓安居乐业，不要让他们因害怕被没收而不愿增值财富，也不能让他们因苛捐杂税过重而不愿开拓生产。君王应当奖励那些试图发展这个城市和国家的人。此外，应在每年适当的时间举行庆典或节日，并召集民众，与他们一起观赏演出。君王还应重视各种行会或集团，因为几乎在每个城市中都存在，君王对其施以接见和宽厚的待遇，以显示君王的平易近人和雍容大度。但是，这一切都要以保持王者威严为前提，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这一点。

第二十二章 论如何处理君王与大臣的关系

选择大臣对于君王来说至关重要，选出的大臣的优劣，能显示出一个君王的睿智与否。君王给民众直接的印象来自于他手下的大臣。如果大臣们的能力卓著且忠心耿耿，那么，君王就被认为是英明的，因为这就说明他懂得如何去举荐贤能并且使他们忠心不贰。如果大臣们既无能又不忠心，君王的声誉就会受损，人们往往认为他比较昏庸，因为选错大臣，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第一个错误。

大凡熟知西阿娜君王潘多尔夫·佩特鲁奇的大臣安东尼奥·达·韦纳弗罗的人，全都认定潘多尔夫是位英明的君主，因为他能重用安东尼奥。通常人的头脑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自己就能理解，第二类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无疑是最优秀的；第二种也算优秀；第三种则是无能。因此，即使潘多尔夫不属于第一类，他也能列入第二类，堪称优秀。因为一个人即使如何缺乏远见，只要他能够识别他人言行的优劣，就能鉴别其臣下行为的好坏，从而进行奖惩。如此一来，大臣们就不敢存有欺瞒君王的想法，自然就能收敛心性，忠心不贰地为君主做事。

但是，君王如何去鉴别大臣的奸佞呢？有一个方法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如果你察觉一个大臣为己谋甚于为君谋，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为他人考虑，那么，他一定不是良臣。君王就不应该信赖他，因为作为一个大臣，应该全心全意效忠君王，为君谋应甚于为己谋，不应该心有旁骛。

另外，为了确保大臣们的忠心，君王应时常为大臣着想，尊重他们，不时施以恩惠，且与他们分享荣誉，使他们心生感恩之意。当然，也与他们共同承担职责，使其深知能获此殊荣，全赖君王的恩典。随着荣誉的增多，大臣的欲求将会减少；随着财富的积聚，他们的敛财之心也会削弱，而他们承担的重责更会让他战战兢兢，不容有失。以上的关系一旦固定，大臣自然会对君王忠心耿耿。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国家就会遭殃。

第二十三章 怎样疏远谄媚者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必须提及，君王如果在这方面不非常慎重或准确地判断，就难免酿成大祸。这个危机就是谄媚者的存在，可以说，在任何朝廷里都不乏其人。人会对自己的作为经常会产生某种满足感，有时还乐于欺骗自己，如此一来，各种阿谀之举就会趁虚而入，即使君王早存戒备，也难免要冒着遭人轻视的危险。因为如果你要防止阿谀奉迎，还是肺腑之言。然而，一旦臣下都对你坦白诚实时，你所受到的尊敬就可能日渐减少了。

既然这样，应该怎样疏远谄媚者而又不会伤害到自己呢？

有识的君王往往会采用第三种办法：选择一些贤能，特许他有讲真话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限于君王所询问的事情上。不过，最好一切事情都向他们咨询，并采纳他们的意见，再根据其建议作出自己的决策。君王应该让所有敢于直谏的人都意识到：越是敢于直谏，越能受到他的重用。除此之外，其他人的话，你必须一律不听，下定决心推行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不能轻易改变。如果不照此行事，那么，君王不是毁于佞臣的谗言，也会因为拿不定主意导致政策时常变动，丧失君王的威信。

我可以就一个当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当今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宠臣卢卡神父曾这样说皇帝，皇帝从来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却从未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由此可见，这位皇帝的行为与上述的做法正好相反。因为这位皇帝向来喜欢掩藏自己，不告诉臣下自己的计划和意愿，也不听别人的任何参考意见，直至将计划付诸实施时，人们才对此有所察知，并随之反对，最终导致朝令夕改，反反复复。谁也不知道这位皇帝在想什么或将要做什么，他的政令的可信度就让人怀疑了。

因此，君王应该不忘勤于询问别人的意见，当然，是在自己乐意的情况下，而不是在别人乐意的情况下。另外，如果有些事情根本不必征询他人意见，就应该当机立断，让臣下没有提出意见的机会，以树立威信。当然，君王更应当勤学好问，耐心地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一旦发现有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误报瞒报，就应该龙颜大怒。

很多人都认为，有英明之誉的君王，不是因为他自身的贤明，一般是因为有良臣辅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而可笑的。世间恒久的法则告诉我们：一个自己不明智的君王，他就不可能采纳良言。除非好运降临到他身上，使之将一切托付给一位明智的人身上并完全受其支配。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有可能获得良言。但是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实权掌握在别人手里，自己的权力就可能被架空，到最后，很可能落得被篡位下台的境地。

另外，当听取不止一人的谏议时，如果君王不够明智，他就不可能听到一致的建议，也没能力统一建议。再说，出谋者往往各思其利，如果君王缺乏洞察其本质的眼光，就根本不可能知道哪种意见能够采纳。情况往往如此，如有利益驱动，人们纷纷来对你表示忠诚，如果没有利益驱动，他们就可能舍你而去。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良好的忠言，无论来源何处，最终还需要有君王的贤明，才能产生作用。

第二十四章 论意大利的君王们丧国之根本原因

一位新君王，如果能遵循我上述的一些意见行事，那么，他在国内的地位将很快稳固，甚至比世袭的王权还要安全和可靠。比之世袭的君王，人们往往更普遍关注新君王的行为。如果新君王表现出足够的贤明和优异，那么，他将比世袭君王更能赢得人民的拥护，人民将会紧密地团结在他周围。这是因为社会在进步，人类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因此人们更乐于关注和拥护新的事物。当人们认识到眼前的一切都非常美好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满足。只要新君王不言行失当，人们就会真诚地拥护他。如此一来，作为开国君主，又能以良法、精兵以及可靠的盟友和伟大的事业让国家强大，他的荣誉将倍增。这一个世袭君王因昏庸而丧国将会蒙受加倍的耻辱一样。

细究当代那些丧国的意大利君王们，如那不勒斯国王、米兰公爵，等等，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根据上面已经探讨过的各种原因，首先，一个共同的错误在他们身上被发现了，那就是军队问题；其次，民怨民愤也是丧国原因之一，有些君王虽有人民的支持，但没有笼络好贵族们。假如这些问题不存在，那么，只要有足够的能力支撑一支强大的军队，君王丧国通常是不可能的。

马其顿的菲利浦五世——不是亚历山大之父，而是败于提迪托·昆提尤斯的那个人，他的力量与强大的罗马和希腊聪明显然是没法比的，然而，他很好斗，并且深知如何与人民保持和睦，也知道笼络贵族之道，因此在罗马和希腊联盟的攻击下，尽管丢了几个城市，却依然能够抗战多年，最终不至丧国。

所以，意大利君王们之所以丧国，只能责己无能，而不应当去怨天尤人。他们在和平年代从不去预见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就像人们通常不会在风和日丽时想到明天可能有暴风骤雨一样。一旦隐身困境，在不懂自卫的情况下只能仓皇逃跑，但却仍然没放弃重拾旧梦的幻想，仍在希望有一天人们会怀抱欢迎他回去统治。如果实在无法就会眼前的情况，这也不失一个安慰自己的好办法，但令人丧气的是他们放弃了所有的努力，而只想坐享其成。任何君王都不能因为将来的某种可能而放弃眼前的努力，因为将来的情况既然是一种可能。也许就不会不出现，就算出现了也不一定于你有益，因为你不自救，何来他人救你。所以，最可靠、正确而有效的防卫办法，就是树立自信而能自立。

第二十五章 论命运的作用及如何主宰命运

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世人相信命运，相信很多事情存在命运和上帝支配的因素，而人的力量不足以胜天，事情的结果不为人所操控，甚至连最后的补救之道也没有。保有这种思想的人断定人不能逆天而行，一切都应听天命而顺其自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观点尤为很多人所采信。因为过去、未来时刻都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像。一旦想起这些，连我都不由自主地对这种观念产生了敬意。然而，人类意志的自由不是天能主宰的，我认为：我们的行动中一部分很可能由命运所主宰，但是，剩下的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来支配。

命运就好泛滥的江河，洪水一旦爆发，将会树倒屋塌，人畜全毁，田地被淹没，土壤全流失，一切都将臣服于这种自然的伟力之下，人们只能四散奔逃，无丝毫还手之力。尽管洪水爆发时如此的可怕，我们仍然能够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开渠筑堤，加以防备。命运与此相同，不尽人事，永远只能任由命运肆虐，直至泛滥成灾。

我们以意大利为例，那里既无水渠又少堤坝，因此成了种种沧桑巨变的演出场，同时，又推动这那些巨变风暴的发展。如果它像日耳曼、西班牙和法兰西那样拥有足够防御力量，那么，就不会任由洪水肆虐，导致满目疮痍。我想用意大利的情况来阐明命运这一问题，显然已经足够了。

我想应该指出，我们看到一些君王今日耽于安乐，明天却丧位垮台，而他们的秉性和习惯却依然没有变化。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是由于我在前面讨论过的原因，也就是说，君王信赖命运，听任命运的安排，一旦命里的好运舍弃了他，他就得卷铺盖回家了。我坚信，一位君王的行为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他就会统治得得心应手，但如果他的行为与时代脱节，就将如出水之鱼，只会落得垮台的下场。因为人们追求荣誉和财富的路各不相同，他们使用各自的方式。有人小心谨慎，有人急躁鲁莽；有人滥施暴力，有人工于技巧；有人竭力忍耐，有人却恰恰相反。我们不难发现，同样小心谨慎的两个人，一个可能实现其目标，另一个则理想落空；而习性迥异的两个人，一个小心谨慎，另一个急躁鲁莽，却都能获得成功，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想法是否符合时代的发展和潮流。我们可以作出总结：两个行事方式不同的人最终却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而采取同样行动的两个人却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决定成败的关键是：一个人如果采取谨慎、小心的方式行动，而时代的潮流正好与他的做法不谋合，那么，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时时小心翼翼的人受他的习性所限是很难抓住机遇的，因此功成名就的机会往往会与他擦肩而过。这就可以解释处事谨慎的人一旦遇上有些事需要当机立断时，他就不知如何处置了，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一个人能够跟得上时势和环境的变化，那么，命运就会眷顾他。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做事总是雷厉风行，他处事的行为方式总是与所察觉的时势正好合拍，因此他总能取得成功。当时，乔万尼·本蒂沃利还在世，尤利乌斯二世亲自发动了对波罗亚的第一次征服战。但是，威尼斯人和西班牙国王都不赞成，尤利乌斯就同法兰西王商议此项计划，出于刚强和迅猛的禀性，最后，尤利乌斯决定亲征。西班牙和威尼斯人顿时不知所措。但法兰西王却认识到教皇既然已经开始了行动，为了使威尼斯人不横加阻挠，最好与教皇做朋友。于是，与教皇交好，法兰西王不能公然拒绝向他提供军事援助。于是，教皇就在这种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征服那不勒斯王国的大业。这是当时任何其他的教皇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果尤利乌斯像其他教皇那样谨慎从事，待在罗马等待万事俱备，那么，即使他有世上最高深的谋略，也无法成功。因为法兰西王会列出一千条推托的理由，威尼斯人也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奋起抗争。我想，他的所有业绩都是以这种方式取得的，这里不再赘述。尤利乌斯的生命旅程很短暂，这使他没有机会经历失败，如果时光倒流让他可以重新经历一次这段人生，而他又必须谨慎行事的话，他的大业一定以毁灭告终，因为他绝对不会突然违反其天性来行事的。

于是，又一个结论呼之欲出了：命数难测，本性依然。所以人行事的步骤能与命运紧密合拍，成功就会降临；但如二者相违，失败也就不远了。这是我的观点，当机立断胜于谨小慎微。因为命运正如一女子，愿交青年人为友，因为青年人不像老人一般，处处行事，处处小心，往往血气方刚，天马行空。这种人不会屈服于命运，他们往往能创造命运。

第二十六章 解救意大利于蛮族之手

讨论了所有的事情之后，有个疑问闯入我的脑海：现在的意大利会不会出现一位备受拥戴的新君王？以现存的条件，能否给一位贤德的君王以创建伟业的机会，使他重建国家的新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我想，时机已经成熟了，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显示，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适宜让一位圣德之主横穿出世了。

在前面第六章中我已论述过，为了展现摩西的力量，应该上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奴役之苦；为了认识西鲁士的伟大精神，波斯人就得受梅迪亚人的欺辱；为了意大利的圣德之主出世，就必须让意大利面临更大更惨的绝境，那将比希伯来人遭受更惨重的奴役，比波斯人更受压迫之苦，比雅典人还要颠沛流离，使之既无首领，无秩序，还要遭受打击、抢掠，既被分裂，又被压迫。概括来说，这个国家将会满目疮痍，无一寸安宁的乐土，人们饱尝国破家亡的痛苦。我们已经在一些意大利人身上看到了奉上帝之命来拯救意大利的希望，但不久之后，我们却发现正当他们的事业达到顶峰时，命运却遗弃了他们。因此，直到今天，意大利看上去仍然如一潭死水，等待圣人来疗治她的创伤，终止伦巴第被蹂躏劫掠的惨剧，使那不勒斯和托斯卡尼脱离战争的苦难，从而排除已经溃烂的毒瘤。她正在祈求上帝降圣德之主，使其挣脱蛮族人的魔爪。只要有人揭竿而起，意大利人就会勇敢地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如今，没有任何人比您那显赫的家族更受上天眷顾了，您的家族依靠为上天和教会所宠幸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拥有非凡的能力，如今又身为教廷的领袖，自然人才济济，因此您完全有资格成为拯救意大利的圣德之主。您只要牢记我写于书中那些人物的生平，那么意大利的获救将指日可待。这些人物虽堪称稀有奇才，但仍是凡人，他们当年拥有的机会也不比现在多；他们所成就的事业也不比拯救意大利更有正义性或是更为容易；上天给予他们的小小恩赐，必能降临于您的身上。

正义与伟大的精神必生于我们之手，因为战争赋予反抗之民自卫的勇气，而这永远是正义的。当不反抗就会灭种的时候，战争就将镀上神圣的光辉。现在，巨大的机会降临了，您的家族只要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如我在书中所说的那些人所采取的一些手段，那么，困难就不再是困难。我们将会亲眼目睹上帝赐予您的空前的奇迹。大海为之分合，云彩为您做引，泉水涌于石，粮食从天而降，奋不顾身都因您的伟大而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上帝不包揽一切，命运也非无时无刻都在左右，除了这些，还需要您的努力。这样，我们自由的意志和伟大的荣耀就追随我们的左右。

可惜上述提及的那些意大利人，没人可以完成您的显赫家族也许可成就的伟大事业，这也不值得奇怪。意大利的天空下，动荡频繁，战乱迭起，军事力量几乎消耗殆尽，这主要是旧制度造成的，而又没有一位圣德之人去开创新的制度。一个崛起的新君王如果想得到伟大的荣耀，再没有比推出新制度更能展示其能力了。如果这些新制度找到了良好的基础与伟大的实质，创建者必将为人民所拥戴。

现在，意大利最不缺的就是让人实行各种改革的机会。只要头脑明智，四肢就能强健有力。事实上，不管是决斗，还是少数人参加的战斗，意大利人在其中表现的力量、技巧和智慧之佳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只要将目光一转移到军队问题上，这些优良的品质就全都看不见了，这完全得归咎于统帅者的软弱。每个人都自视英明、目空一切，但是，没有人能在能力和幸运方面出类拔萃，以至于能上升到崇高地位而使别人折服。漫长的20年过去了，战争一场接一场地爆发，其中只有一支是完全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他们遭遇了惨败。主要的例证是泰罗之战，还有亚历山大、卡波亚、热纳亚、维拉、波罗那与梅斯特里等诸地的一系列战争。

当您显赫的家族决意效法我先前谈到的那些曾经拯救了他们祖国的伟大人物的话，那么，头等大事就是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军队，这将是迈向伟大事业的第一步，因为没有任何士兵比自己亲自挑选的还要忠实、真诚和优秀了。另外，虽然他们很优秀，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君王亲自指挥他们，并将亲自赋予他们荣誉给养时，他们的优秀将会更加璀璨夺目，他们也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此，组建这样一支军队迫在眉睫，因为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抵御外辱。

虽然瑞士和西班牙步兵被传说得很是可怕，但他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第三种类型的军队完全有能力与之交手，并最终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的步兵往往闻骑兵变色，瑞士人面对与他们同样顽强的步兵时，也会备感吃力。有迹象显示，法国骑兵正好克制西班牙人，瑞士人则将败于西班牙步兵之手，虽然后一种说法还没有明确实例证实，但是，拉文那之战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当时，西班牙步兵面对的是德国的军队，后者擅长瑞士兵的战术。西班牙人身材矫捷，经常藏于圆盾之下钻到德国兵的长矛阵中，安全地向德国人进攻，使德国人毫无招架之力。如果这场战争中没有骑兵的加入，西班牙将会把德国人完全消灭。所以，看准这两类步兵的缺点，以君王纵横沙场的骑兵，使之既能战胜敌人强大的步兵，又能击退骑兵。当然，这一切得取决于武器的使用和战术的调整。而这一切将能像新制度一样带给新君王无限的威望与崇高的荣耀。

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眼前的机会万万不能错过，意大利已经能够看见眼前的救星了。我不能用言语表述那些惨遭外国蹂躏的地方，人们将怀着怎样的热情、怎样的得分渴望与信念，含着滚滚热泪来他！谁会将他拒之门外呢？又有什么人会不乐意服从他呢？嫉妒怎会施加于他身上呢？人们效忠的对象怎么可能不是他呢？蛮族的暴政已经使意大利遭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人们对他们恨之入骨。所以，我恳请您显赫的家族，以不败之精神和崇高之勇气承担起这一伟大的重任，使我们的祖国在您的旗帜下日月重光，欣欣向荣，到了那时，我们将歌颂特拉克的诗句是如此的美好：

正义而勇敢的人们，拿起刀枪，

不畏蛮族的暴虐，

战斗不会很长，

因为那—古罗马之勇气与荣光，

依旧在意大利人的血脉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