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大渡河:恩格斯权威理论视角下的列宁灌输理论再认识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380 更新时间：2010/11/12 0:22:34    热     ★★★
恩格斯的权威理论与列宁的灌输理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体系。用恩格斯的权威理论的新的视角审视列宁的灌输理论，从中获得新的认识和启示，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恩格斯的权威理论
恩格斯在1872年10月-1873年3月撰写的《论权威》一文，发表在1873年12月出版的《1874年共和国年鉴》上。选择这一命题是因为当时巴枯宁的国家观在意大利，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极有市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工作因此受到极大的阻碍，“有些社会主义者”意图取消权威，使其“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所以，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便成为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面临的迫切任务。［1］恩格斯在该文中阐发的权威理论主要有如下内容：
第一，从内涵层面看，“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权威表现为权威客体对权威主体的服从关系，这种服从，最根本的是思想或意志的服从。“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2］
第二，从形式层面看，权威的形式多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权威是自进入人类社会历史以来便普遍存在并广泛发挥作用的一种社会现象。“即使原始社会，自然力权威便以其当时特有的非外在强制性的形式存在并发挥其作用”。［3］人类历史步入阶级社会以来，权威形式开始分化，比如经济权威、土地权威、司法权威、政党权威、军事权威、家长权威、教师权威、理论权威、道德权威、国家权威，等等。在各自的领域，很多情况下是用外在强制性的方式保障着本领域的正常运转，并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甚至发生竞争与冲突。到了后阶级社会，即使社会革命推翻了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4］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回答：权威不会消失，改变的只是形式与职能。
第三，从历史层面看，权威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客观的必然性。权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是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也“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在恩格斯看来权威的产生和发展体现着人类的进步，而取消权威则意味着历史的倒退。正如“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5］
第四，从功能层面看，权威是组织稳定与意志统一的保证。“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6］对此，恩格斯通过纺纱厂和铁路作例子，指出“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问题是要靠权威来解决的。”同时，着重强调“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7］
第五，革命是最高的权威。“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并且“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8］要想废除旧权威，首先自己要建立起新权威，革命就是新权威用革命推翻旧权威，并用革命的武装来维持巩固自己的权威。而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把废除自己的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行动。这是大错特错！
恩格斯通过短小的篇幅系统地阐述了权威理论，阻击了“某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的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给无政府主义当头一棒，及时且有力地维护了共产国际的权威地位，保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顺利开展。
二、列宁灌输理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9］“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0］理论掌握群众的前提是要说服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群众。说服和武装在当时很大意义上就是灌输。
列宁的灌输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权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权威以及权威载体的建立和捍卫，都是列宁对灌输理论的直接实践和灵活运用。灌输思想的萌芽始发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对于灌输理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承上启下作用，列宁的哲学老师普列汉诺夫对灌输理论也有贡献，但最大的贡献者当属列宁。在标志之作《怎么办？》中，列宁针对现实问题系统地阐发了灌输理论，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之所以必须进行理论灌输，是因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第二，用以灌输的理论并非完全来源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1］
第三，由于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不能创立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灌输无可避免，关键问题在于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就这点来说，“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2］
第四，灌输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没有理论的指导，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自觉的理论要与自发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否则盲目崇拜自发性，对于工人运动而言，只能是走向经济主义，产出工联主义的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则最终只能是走向恐怖主义的深渊。
第五，割掉“尾巴主义”，主动地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先锋队，需要建立革命家组织以及“集体的组织者”：全俄政治报。
在列宁看来，坚持自发，就是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反对自发，坚持灌输，就是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和巩固社会民主党权威地位。
三、权威理论下的灌输理论
“列宁曾总结道：在20世纪初期，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曾经发生过两次大的分裂：一次是1900-1903年‘经济派’和旧火星派之间的分裂，一次是1903-1906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列宁说，这两次分裂都是由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与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引起的。斗争的实质是关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的领导权问题。”［13］而在研读经典的基础上，通过恩格斯权威理论对列宁灌输理论进行审视，则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如果说，恩格斯的权威理论是回答权威是什么及其重要性的理论问题的话，那么列宁的灌输理论则更多地是回答如何树立和捍卫权威的实践问题。
第一，灌输理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权威。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整体性与科学性是不容任何人为割裂和篡改的。但正如列宁在文章开始指出的，在当时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国际性的怪现象，即“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4］这使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的一个本就困难的任务，即“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其中影响恶劣的伯恩施坦派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15］。就连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16］。在这种错误的修正思想的腐蚀下，“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就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17］法国民主党人说，这是“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为代价”［18］，立刻转变到“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同时，在俄国“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成了时髦的字眼。受此影响，“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主义’的现象。”［19］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权威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面对“各种名目翻新的老朽不堪的机会主义者的猖狂进攻”［20］，列宁深刻地指出批评派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而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还有恐怖派所说的“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的口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民粹主义，“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21］。
列宁针对这种思想病毒的流入与流行，在《怎么办？》中提出了俄国反对机会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的任务。“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22］不难看出，列宁与经济主义作斗争，“提倡自觉，反对自发性崇拜”是作为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现实任务之一提出来的。直接目的就是捍卫马克主义的思想权威。“决不容忍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23］
第二，灌输理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权威。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遭到伯恩施坦们围攻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作家在理论上的权威地位也受到了直接冲击。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与经典作家理论权威之间是共荣共损的关系体。列宁在巩固前者同时维护后者的反击中，主要是通过对经典作家某个理论或者观点本真意义的阐述来揭露进攻者的无知与愚蠢的。
经济主义及其领导的“工人事业”杂志所持的反动观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24］。被列宁指出被其称为“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的“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思想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25］但是马克思的这句话本身是出自他论述哥达纲领的那封信，在信中，马克思严厉斥责了人们对原则所抱的折衷态度。认为决不能拿原则做买卖，决不要做理论上的“让步”。列宁指出这些人实质上是“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26］
“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者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比拟，从马克思主义者笔下写出这样的话来，是很奇怪的。”［27］剑指普列汉诺夫，通过反对普列汉诺夫的两个派别的论断，否认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有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存在的事实，来为伯恩施坦主义者们辩护。
俄国经济主义派代表马尔丁诺夫认为，“自从对普列汉诺夫写了《俄国社会主义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以来，至今还没来得及给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如果愿意的话，显然就应当大大深化普列汉诺夫以前阐发过的那些策略原则……现在，我们确定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应当不同于普列汉诺夫。［28］但问题在于，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29］列宁讽刺其凭自己的头脑所发明的新名词为“巴尔哥尔恩式的修正”来维护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理论。
在与形形色色的“主义”及其变种的斗争中，列宁在维护理论权威时也直接引述恩格斯、考茨基的著名论断，进行联合反击，或者“反用进攻者阵营中的见证人来砸他自己的脚”充分揭露非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无耻与无知，捍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威地位。
第三，灌输理论强化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威。首先，全面的灌输运动不要尾巴，而要先锋队。‘思想家’所以被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30］但是经济主义者们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认为社会民主党充其量是工人运动的“听差”。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或者说，“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３1］。
对此，列宁着重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３2］。所以要坚决反对“尾巴主义”。而要做到对全部运动的领导，首先，“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３3］。这就要求突破以马尔丁诺夫为代表的一切经济主义者所崇拜的那种经济斗争作为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就要求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它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否则，培养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便只能是空谈。德国党地位的巩固和影响扩大，正是因为毫不松懈的政治揭露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３4］。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活动中绝对必要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从中不难看出，“先锋队”，必须要有灌输做保证。
其次，全面的灌输运动需要的是革命家的组织，不是手工业作坊。恩格斯论述权威必然性时指出，无论是何种关系都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同样如此。1894-1901年间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片断就是典型教材。作为小组主要成员的青年学生纷纷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理论看待，更是把它当作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作向敌人进攻的的号角。”但是，“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就立刻会遭到彻底的失败”［３5］。列宁揭露了原因所在：军事行动缺乏系统的、“预谋的”、长期的计划，只是自发行动；学生小组与老活动家（指导者）毫无联系，彼此之间也同样如此，本身便有不攻自破的脆弱性；军事组织方面的缺陷在严重的军事行动中暴露无遗，这种组织上的病症，让为政府效力的告密者、暗探和宪兵队轻而易举地布置到小组内部，随时可以一网打尽，造成工作上缺乏继承性、连贯性。革命活动家自由散漫，小组成员变幻无常，甚至会引起工人的不信任。列宁将这种手工业方式称为一种病态。
这种病态概念除了表示缺乏锻炼之外，还意味着在组织问题上崇拜自发性。屈服于其下的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主张无需革命家给工人群众强加政治，甚至完全不需要建立教育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组织。对此，列宁指出，“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３6］。这个任务也恰恰是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所预见不到的。所以，当革命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警察的残酷迫害时，他们不知道究竟要“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而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品质，需要有职业的革命家。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完全掌握这种斗争的“艺术”的人来进行。“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自发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３7］但经济主义者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而是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３8］他们完全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职业革命家。在历史关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３9］
第四，灌输理论提出了建立和维护组织权威的载体：全俄机关报，而不是地方机关报。列宁指出报纸中存在的不正常情况：“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为止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专为地方机构报积极工作。”［40］“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在原则上不坚定，在政治上无意义……是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地方机关报无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41］无法圆满完成全面宣传鼓动的政治任务。就连其看似具有容易办理和接近地方的优点，在革命工作经验看来都是虚幻的。
反对者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认为“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么即使有办得很好的全俄报纸，又有什么意义呢？”列宁对此进行了驳斥：“问题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42］。建立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和行动的出发点就是创办全俄政治报。在现代欧洲，没有政治机关报，就不可能有称得上政治运动的运动。无论从事什么方面的斗争，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是万万不行的。
同时，列宁在《怎么办？》中再次重申了在《从何入手》中关于报纸对于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意义的主张：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为此，列宁将机关报做了两个形象的比喻：建筑工地上的引线和脚手架。“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但是如果不是按照一条共同的引线来砌，而是乱砌，敌人一吹就倒，好象这不是什么石头而是沙子。”［43］而通过脚手架，组织成员之间有了相互联系的固定组织形式，报纸的传播将形成党的地方代办员网，遍及全国，极具广泛性与多样性，坚定性与灵活性，这样便使组织的一切工作都具有了继承性与稳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力。
列宁深刻地理解和准确地把握了思想权威、理论权威、组织权威以及报刊权威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将其用以树立和捍卫权威的灌输思想理论化、实践化，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树立和捍卫本党权威指出了一条科学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都指出，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权威，权威与灌输是一对互生组织。无论何时以何种理由放弃灌输，都意味着消解权威，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今天。通过此种重温经典的形式纪念列宁诞辰140周年的同时，也作为对以生活世界理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伽达默尔诠释学、甚至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或交往理论等支撑下的否定灌输论或者灌输过时论的一种回击。强调权威和灌输，并没有扼杀对话与人性。即使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需要权威。离开权威，谈和谐，是一种空谈。离开灌输，想权威，则是一种空想。权威不会消失，变化的只是形式，灌输同样如此，改变的只是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