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企优贷款骗局:“干得多，挣得少”的数据分析

            年终将至，《人民日报》记者在探访了不同人群生活状态后指出：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是另一方面，你可能发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二（日本第一）。

    我们被告知，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数据显示，1999-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即使国际金融危机，今年的GDP仍然能够保持8%的增长，即将超过日本，已列全球第二。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收入每年更是两位数的增长。中国税收从1999年的1.1万亿元上升为2007年的4.6万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率为16.2%，远高于GDP年均9.8%的上升幅度。如此漂亮的经济数据，照理说，劳动者的收入也应该快速增长。

    统计数据似乎支持上述说法。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08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较2007年的年平均工资24932元增长17.23%。

    但是，许多网友质疑，称自己工资“被增长”，拖了平均工资的后腿。因此有必要分析另一组同样呈趋势性的数据。

    今年10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办的长安讲坛演讲中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简称劳动收入占比）从1995年以后就在逐渐下降。1995年，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是51.44%，到了2007年就下降到39.74%。短短12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12.4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通常为55-60%。白重恩专家认为，人类历史上可能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上述的数据对照似乎有矛盾，但是如果以更宏观的数据来对照，你就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比例中，财政收入占35%，资本所得40%，而劳动收入仅为25%（有文章将三者之比分为28：50：22）。简单地说，三者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不同群体人员的收入差距。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财政税收，因此与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直接相关，因此随着GDP、特别是税收年均16.2%的高速增长，他们的收入也大幅增加。这也就是近几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工资大幅增长的原因。他们分享了经济以及税收高速增长的成果。当然，由于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地位或者说身份不同，我们看到，二者收入的增长不在一个档次。

    垄断型国有企业。经历了“抓大放小”以后，相当一批大型国企通过下岗分流，剥离了企业办社会的功能，继而主业、辅业分离，员工大幅减少，企业负担大大减轻。在此基础上，由于政策扶持，资本和资源向大型国企逐步集中，经营方面的垄断日益加强，逐渐成为规模快速扩张，业绩高速增长的垄断型国企。与此相应，垄断国企的员工收入也就相应增长。总体而言，垄断国企员工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收入水平，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相适应的。当然，由于分配机制问题，其内部决策层、执行层和操作层的收入增长大不一样，少数高管人员的天价薪酬，导致外界的普遍质疑；其内部的临时工，能否分享业绩增长的成果也是可疑的。

    再看体制外。外资、民企等竞争性企业员工（包括农民工）属于体制外人员。照理说，国家财政、税收的高速增长，其前提是国民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当然应包括体制外的外资、民企等大量竞争性企业的效益增长。当然，这类企业之间的效益增长差异较大，但是总体呈增长或高速增长之势，也基本属实。不过笔者注意到，体制外企业的效益增长，主要体现为资本收益的高速增长，分享其收益的主要是老板，而员工很少能够分享企业增长的收益；如果说能够分享，那也主要是员工加班加点的收入。上述现象，在劳动密集性企业更加明显。

    更糟糕的是，如今不少民营企业效益下滑，体制外老板的资本收益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关门倒闭；与此相关，员工收入也跟着打折，以致下岗失业。可见，体制外的普通工薪阶层，很少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倒是经济下滑，收入直接受损的是他们。可谓一荣俱不荣，而一损俱损。

    综上所述，在体制内，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垄断国企的在编员工，其收入与GDP以及财政税收呈同步增长之势。而且，相当一些单位，可以通过对权力、资源和资本的垄断，取得额外收入。顺便说一句，垄断形成的额外收入，又是财富二次分配的特殊形式。

    而在体制外，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与GDP的增长基本没有关系（应该承认，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水平未必提高，但是就业人数相应增加），与财政税收收入、资本收入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很能说明问题。另一方面，在当今劳动力价格市场化的情况下，可能与就业市场的供大于求的现状有相当的关系，否则没法解释，经济增长，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不涨反跌的现状和趋势。

    上述财政收入、资本所得和劳动收入中，未能区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收入比例。但是体制内、外的不同劳动收入已有数据；2008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同年的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7071元，相当于前者的58.4%；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财政税收、资本所得与劳动收入的分配关系基本为负相关关系。基于上述认识，再谈如何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增加内需的问题。有专家不加分析体制的制约因素，笼统建议大幅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在目前的二元体制下，因政府占有大量社会资产，提高的只是体制内在编人员的收入，从而加剧了分配不公。就像当下我们经历的一样，一方面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二。

    真正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体制外劳动者的收入，恐怕需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动作，也是一场激烈的博弈。否则不会拖到今天还在坐而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