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钢锯山百度云中英:整人的恶招

朱元璋做了明朝开国皇帝后，朝中有些人曾在元朝做过官。历代新王朝对亡国之臣一般都采取“优礼”的态度，以显示本朝的宽大和“忠恕之道”。朱元璋没有这个雅量，他让礼部作出一项规定：凡归顺明朝的元朝官员，都没有资格参加明军的庆典活动。这是一件极其伤害降臣面子和心理的事情。有危素其人，是个大知识分子，在元朝编修过宋、辽、金三朝国史和注释过《尔雅》，从经筵检讨、国子助教、翰林编修一直升到大司农丞、礼部尚书。朱元璋也曾一度礼待过他，赐宴劝酒，询问元朝兴亡缘由，并让他当翰林侍讲兼弘文馆学士。一天，朱元璋到了弘文馆东阁，听见门外有步履声，问：“来人是谁？”对方答：“老臣危素”，朱元璋不知怎地突然阴阳怪气地说：“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搞得危素十分狼狈。朱元璋进一步得意洋洋地挖苦：“你是元朝的老臣，干吗不到和州看守余阙（元臣，为元朝战死）庙去呢？”不久危素就给发配到和州并很快郁郁死去。
    危素当然比不上文天祥，但危素还不是一个苟且偷生之人。元朝覆亡后，危素曾准备跳井自杀，被报恩寺的主持大梓劝止，“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危素长叹流泪，只好作罢，一部《元实录》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朱元璋虽然觉得危素忠义并给他官做，但心眼里对他们这些降臣相当蔑视，时常有事没事拿他们撮弄一番。 别看朱皇帝草莽出身，却深谙心理的巨大作用：要使这些人彻底驯服，俯首贴耳为大明朝尽忠，就必先摧毁他们的人性尊严，瓦解他们的精神意志，使他们终身蒙受羞辱，抬不起头做人。
朱元璋整人的手法十分奇特，其思路的歪怪出人意表。他可能不当场降你的官、罢你的职，或者判你死罪，立即付之诛戮，而是慢慢地折磨，而折磨人的最佳手段就是剥夺其羞耻之心，有人称之为“精神凌迟”，再恰当不过。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事，稿子只是写得长了些，朱元璋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叫人将茹太素传来当庭痛打了一顿。一次，朱元璋与茹太素喝酒，突然杀气腾腾地冒出一句：“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惊得茹老先生慌忙爬在地上磕头，口里续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茹老先生为人刚直，不阿权贵，曾被朱元璋表为“忠臣”。后来老先生被人构陷，朱元璋命他带着脚镣处理事务，使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尽侮辱，虽活着却跟死尸没什么两样。而对朱元璋来说，这并不新奇，在茹太素之前，就有带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戴死罪”的御史，也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门复职的官吏。朱元璋的这些恶招，被他的嫡传子孙完整地继承了下来，朱棣的某些脚气手法跟他老子就十分相像，并且有所“创新”。刑科给事中陈谔性直敢谏，说话嗓门大，声如洪钟。一次惹翻了朱棣，朱棣命人在奉天门外挖一个大坑，把陈谔埋在坑里，只露出头部，过了七天才给挖了出来，仍官复原职。陈谔的这条命捡得真是不易！
朱元璋特别阴鸷，他对刘基等人的手法可谓整人的绝版，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毒辣的一面。刘基是朱元璋的智囊人物，对明朝的建立有“定策之功”，“帝每恭已以听，常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把刘基看作是汉代的张良，可是刘基的命运比张良差多了。才洪武元年，朱元璋先是找茬逼得刘基“致仕”。不久，又写信将他召回，“去久未归，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尔当疾至，同盟勋册，庶不负昔者之多难。但着鞭一来，朕心悦矣”（朱元璋《御宝诏书》），言辞切切，似乎要报答刘基。可真正到了封公、封侯的时候，却没有刘基的份。后来勉强地封他为伯，但俸禄却比其他封伯的人的底。刘基明白这是皇帝在逼他走人，只好再次“致仕”。第二年，又有人打小报告，说刘基会看风水，把祖坟安置在有王气的地方，“帝不听，惟夺基禄而已”。从此，堂堂开国元勋不但丢掉了俸禄，连家乡也不敢再呆下去，只好诚惶诚恐地搬到京城来住，以免引起皇帝的猜疑。不想恶运再次找上他门来。一次搞祭祀活动，朱元璋突然变脸变色地问刘基：“你没有参加祭祀，凭什么分胙肉啊！”刘基被羞辱得当场下不了台。此后，刘基的身体每况愈下，朱元璋见他已是油枯灯尽之像，于是干脆打发他回老家去了。临行前，特意送给刘基一份“礼物”——一封《绝交书》，信中写道：“商不亡于道，官终老于家，世人之万幸也”，“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朱元璋《赐归老青田诏书》。听听这话，你还会相信朱元璋真把刘基当作刘邦的张良了吗？经受如此三番五次地打击，刘基终于沉疴不起，回家不到两月就病逝了。朱元璋不露声色地除掉刘基，接着把手又伸向徐达。徐是朱的同乡，与刘基等人同为朱皇帝拉杆子时亲如手足的患难之交，朱元璋甚至冲动得几次想把自己的住宅让给徐达。后来这种朋友关系不复存在，相反，徐达成为朱元璋整的第一批人物。据说，徐达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派人送去一碗鹅肉，并命令送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接到鹅肉，自知死期已知，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病逝。朱元璋在位三十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净。
朱元璋的特务政治也搞得相当出色，他安插在京城各个角落的检校、佥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大臣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他探知，甚至市井打斗，邻里长短，也“无不奏闻”。钱宰被指派编写《孟子节文》，晚上回家无意中吟了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早上，朱元璋对他说：“你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听了吓得冷汗直冒，忙叩头认罪。《明史》也有类似的记载，大学者宋濂在家请客，隔日，朱元璋问他昨天喝酒没有，请了那些客，上了什么菜，可见宋濂身边也有密探。后来，朱元璋干脆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把特务政治扩大到全国。一时，“缇骑”四出，山摇地动，天下人为之变色。凡是被锦衣卫侦探、缉捕下进“诏狱”的人，休想活着出去，不是被挑筋、剁指，就是被剥皮楦草。当时全国各府、州、县的土地庙，就是专门用作剥皮行刑的场所，又称“皮场庙”。到洪武末年，大臣上朝就跟赴刑场一样，出门前先与家人诀别，安排后事，等到天暮归来，则举家庆贺，算是又多活了一天。
当然，朱元璋最大的发明还数“廷杖”，“廷杖”就是打屁股，柏杨先生在其《中国人史纲》对这种打屁股艺术作过精彩描述。
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对高级官员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绣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布皇帝的诏书后，‘犯罪’大臣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到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
有人说，明朝当官的未挨过廷杖同唐朝当官的不会写诗一样稀罕。朱元璋以打屁股来达到整人的目的，可谓独出心裁。他要通过最低级、最下作的手法摧毁一个人最高贵的人格尊严。试想，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的隐私都暴露给外人，还有什么尊严体面可言？朱皇帝正是深谙打屁股的巨大的心理作用，所以在编纂《奸党录》、《逆臣录》、设立锦衣卫同时，特别喜欢打人的屁股，无论是“衣冠”，还是平民，只要当众扒去衣裤，捆伏在地，即使棍子不落下，那个人差不多丢了大半条命。自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将工部尚书薛祥毙于杖下，以后他的孝子贤孙们将这一恶招个个学得精通，动辄对数十、上百人施以廷杖，光嘉靖皇帝一次就杖死五品以下官员16人，“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场面甚为壮观。
刘基在世的时候，曾委婉地告诫朱元璋：“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经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言下之意，对大臣要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而不应当恶意侮辱。朱元璋“深然之”。但从工部尚书薛祥等人“坐累杖死”看，朱元璋实际并没有听进去。嘉靖年间，又有人上书为士大夫遭受廷杖之辱喊冤，其中说：“昔汉光武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而今，士大夫动不动就受廷杖之辱，被廷杖后仍“冠带立朝班”，以至于“武夫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执之’，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杖节之士也”。嘉靖照样把这些逆耳之言当了耳旁风。但是明朝士大夫骨气节操的丧失确是与这种摧折人性的做法有关。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记载一则故事：新淦人邓伯言，因为诗名被推荐。一天，朱元璋读邓伯言的诗，当读到“鰲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一句时，不由得拍案高声朗读。邓伯言原本是惊弓之鸟，曾有“一日被蛇 咬”的间接经验，听到皇帝的声音，以为是皇帝发怒，吓得跌坐在地上，当场昏死过去。周围的人将他扶出门，才慢慢苏醒过来。邓伯言的故事读来可笑也可悲，所谓文士，在皇帝那里，连一条虫都不是。
清代替了明，似乎并没有从朱明那里汲取什么教训，相反，把整人的恶招扩张到极致。康熙、雍正、乾隆三位都是整人高手，前后持续一百余年的文字狱，便是这爷仨整人的杰作，而数乾隆的乃父雍正整人整得最富有匠心。钱名士因为写诗栽在雍正手里，被扣上“曲尽谄媚，颂扬奸恶”的罪名，但雍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革职，并御笔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额挂到钱名世家的大门上，又下令在京大小官员每人写一首批判诗为钱“饯行”。当时，在京官员385人奉诏作诗。雍正亲自担任评委主任，奖优罚劣。然后，将他钦定的批判诗交给钱名世，由他本人出资刊印，颁发全国学校作为大批判教材。这位英主认定死罪不如活罪，使他活着受尽比死还要难受的折磨。有清一代，文人最容易罹祸，所谓“康乾盛世”，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却是一片阴森，文人连写诗的想象力都被酱死在恐怖当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远离现实，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去为“稻梁谋”了。他们“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他们不想作相与作师，不在现实活人身上打主意，不关切人群大共体，他们只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他们遂真成为一些书生与学者。他们不注意人人可为圣人的活教材，他们只想教人能读圣人书。而其读圣人书，亦不重在通大义、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声音训诂、事物考证”（钱穆《国史新论》。
司马迁在读到“刑不上大夫”时，曾说：“士节不可辱”，意思是，既然是朝廷的命官，就应该保持起码的自尊，有尊严才能有士节，有士节才能有所不为，这是士大夫能够与朝廷保持一心和坚持操守的保障。大大小小的皇帝们反其道而行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人变成奴才，变成维护他们统治利益的有效工具。而把人变成奴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毁掉其人性，驯化其奴性，这比消灭他们的肉体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从明朝士大夫“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到“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孟森《明史讲义》），再到清代大批知识分子“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钱穆《国史新论》看，统治者是达到了目的。可惜，大大小小的皇帝们并不懂得，毁掉人的尊严，则是使整个民族麻木、驯服以致死亡的要诀和必由之路。清朝取代明朝，不过才维护了二百多年就宣告寿终正寝，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