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杨贵妃秘史演员表2010:冀朝鼎:给国民党出馊主意的"潜伏"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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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给国民党出馊主意的"潜伏"经济学家 16788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南京银行内兑换金圆券的人潮
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批示说：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做过什么？
经济学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掌管一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
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封信给他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训振告诉记者，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与民争利日渐疯狂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荣德生一语中的，“与民争利”，切中要害。
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
本刊记者通过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获知了他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被抓的国军高官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廖训振说。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89年，廖训振任贸促会驻英首席代表时，参加英国最早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48家企业聚会，看到晚宴大厅仍悬挂着冀朝鼎的巨幅照片。
1951年，冀朝鼎受邀访问剑桥大学并演讲，成为建国后代表新中国赴英讲学第一人。
据廖训振回忆，冀朝鼎思维敏捷，说话速度很快，与根据地的干部大不一样。
有一次，冀朝鼎客串周恩来的翻译，却一点儿也没有记录。周讲一段，他屈起左手一根手指；再讲一段，又屈起一根手指。等周讲完，他的左手恰好握成拳头。
然后冀朝鼎翻译一段，伸出一根手指；再翻译一段，又伸出一根手指；等全部翻译完，左手全部伸开。
4个月后，在伦敦举行了由100多位学界、经济界人士参加的悼念会。拉脱摩尔在长达2000言的悼词中，特别赞扬冀朝鼎在国民政府中“虽然获得了称心如意、纸醉金迷的官职，但他却没有腐化堕落，也从不对任何人阿谀奉承”。
1964年，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各大洲几百名代表，全体起立为冀朝鼎默哀。
廖训振说，冀朝鼎在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并成立了国际贸易仲裁处。在政治形势偏左的情况下，他仍希望借鉴西方工业发展历史，重视技术经验，依靠老工程师和老工人。
“他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廖训振认为。但随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冀朝鼎建设新国家的计划，直到他死后15年才开始实现。
1949：新中国统一财经始末
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B24机群，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飞抵上海上空，向江南造船厂投弹30多枚。
这6架国民党轰炸机随后例行公事般的扫射了黄浦江上的船只，以封锁这个全国最重要的港口。它们最后在城市上空示威般的巡航一圈，扬长而去。
据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当时上海第二高楼百老汇大厦的22层楼顶就架设着机关枪，激烈地开火，但仍无法阻止敌机的侵扰。
不过，空袭警报和爆炸，并没有打断百老汇大厦一些住客的工作：包括陈云在内的158名中共高级经济干部，仍在讨论如何解决比空袭更为严重的问题。
上海的经济形势正在恶化。被后人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刚刚结束---解放军进驻上海证券交易所，抓捕投机分子，赢得了“银元之战”。如人们所知，“棉纱之战”和“米粮之战”即将到来。
在这座大都会之外，是一路向南，将胜利战局不断推进的解放大军。过去由各解放区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这五六百万人的给养如何解决，问题实际而迫切。
为了解决上海问题和部队补给，此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召集各大解放区、野战军的财经部门领导人，在上海专门开会。他们希望完成一件自清政府覆灭以来中国一直无法实现的大事：统一全国经济。
“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
从1月起，物价连续上涨。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月，云集平津地区的部队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物价上涨。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战役的部队就地筹备物资，准备南下渡江，结果再次拉动了物价。
随着解放军跨过长江，情况愈演愈烈：与北方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共产党在南方先占领城市，再进入乡村，一时之间很难从当地农村获得补给。
此时，连同国民政府留下的军政人员，中央政府需要保证各地750多万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
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收入的大头是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但是野战军“吃皇粮”，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发行钞票主要是中央有亏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1949年，预计全年财政收入折合小米303亿斤，支出则达到567亿斤。
到7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额达到2800亿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分析说，中共过去依靠简单的供给模式，由分散的根据地直接用物资维持根据地内的军队，受货币规律影响小。现在使用无固定供给地的大兵团跨地域作战，其方式与组织形态已与国民政府相似，由军费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北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寄书中央政府：中共此时面临的危机与过去3年国民政府的情况相似，如不控制军费增长，新政权成立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再次崩溃之日。
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也有委员提出，人民币可能重演金圆券的悲剧。
1949年4月，中央两次致电东北局，要求陈云速到中央主持经济工作。
“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
7月，从华北财委调到中财委的李海，在全体干部成立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陈云。
陈云自我介绍说，我叫陈云，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陈云最早的经济工作经历，的确就是在上海“摆摊”：当年为掩护地下党身份，他曾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并颇有收获。
后来他曾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据周太和向《望东方周刊》回忆，陈云在东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全东北财经。在他的筹划下，百万东北野战军依靠着充足的给养，不仅打赢了辽沈战役，还入关完成了平津战役。
陈云的经济才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欣赏。1944年，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负责边区财经工作。1949年初，毛泽东专门要求陈云到西柏坡，彻夜长谈，汇报东北经济建设的经验。
毛泽东随后与周恩来商定，调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一统天下钱物。
中共早在1947年初就开始谋划统一财经。当时，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原来各地独立运行的经济系统第一次互相接触。
当时，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货币，互相征税，甚至存在贸易壁垒。为了降低贸易逆差，一些解放区负责人还提高本地特产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特产入境。
当时山东根据地出产最“强势”的海盐，山东解放区的货币北海币比价最高；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匮乏，进口量大，发行的西北农币比价最低。结果冀鲁豫曾经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还扣押过冀中订购的煤炭。
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于1947年底向中央报告时总结说，各个解放区“互相建筑的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为了解决内部经济问题，1947年3月、1948年4月，中共先后在邯郸和石家庄召开会议，统一东北地区以外的财经工作。
邯郸会议开了近3个月，最后形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一再修改后，仍向中央发出了5000多字的会议决议。
李海说，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各根据地货币之间的比价，后来根据这个比价，于1948年底发行了统一货币人民币。
“山东的货币和晋冀鲁豫定了1：1，大体相当；和晋察冀定了1：10，其实是山东‘吃亏’了。”当年代表山东根据地参加了两次会议的杨波（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说，这次是中央出面进行了平衡。
由于中央拥有货币发行权，各大解放区的财政发生赤字需要弥补时，就必须报中央审查批准。这样，中央就掌握了地方财政。
杨波说，在此之前中央根据地---陕甘宁在经济上还比较薄弱，也没有规定各解放区要向中央交钱。山东相对富裕一些，杨波等人去中央开会，就随身用装粮食的袋子带着黄金，交给中央。
到1949年时，公粮和税收等财政收支仍由地方控制。这也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一直存在的情况。
“毛主席说过，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杨波说。
物价风波中的上海，成为一个契机。
上海暂时是个包袱
1949年夏天，邓小平从上海回京。他向中央汇报说，上海“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人，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情况严重。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
陈云随后致电东北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运输粮食，还要准备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厂学校。不久，中央正式开始准备疏散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陈云到达上海进行实际调查。当时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台风，黄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陈云带着周太和，涉水到各类物品交易所了解情况。
就在陈云达到上海前一个月，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带动物价上行。上海市政府筹集了10万块银元抛出，竟然毫无起色。
最后，由曾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带一营解放军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场抓捕200多名投机骨干，银元之战才以中共胜利告终。
投机资本随后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导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并波及北平、天津，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陈云在开幕会上就提出，上海的骨干工厂不能外迁。
这样就只能由各大区承担粮棉调拨任务，共同帮助上海恢复生产---从老解放区调棉花，从北方调煤，从上海周边和四川调大米。
华东局向陈云汇报说，常州不让粮食运到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
其他解放区有自己正当的理由：经过多年战乱，粮棉自给都很不容易，调出去农民就会挨饿。再比如当时交通破坏严重，从四川运米到上海，运费与收购价相当。
杨波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曾与姚依林代表中财委去东北“要粮食”，一次运出数千万斤，“讨价还价的零头也得几百万斤”。
周太和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陈云提出，上海是个好地方，但暂时是个包袱，运进来的东西多，出去的东西少。当时运进的是“两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只是因为上海没有恢复生产，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
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说，上海财经会议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即从全局、全国看问题。
这次会议的最大共识是，仍然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
小困难服从大困难
由统一调拨粮棉解决上海问题，会议的中心转移到了全国形势上。
周太和说，会上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调拨。“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事还需要做许多协商说服和组织准备工作。”
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对于统一财经，认识并不相同。有的负责人认为统得太早，有的则认为根本不可能。
陈云解释说，当时实行财经工作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困难并不算大，“我们不应因为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
陈云还告诉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中央希望他们“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力，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度难局”，“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上海财经会议最后估算了195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着手统一全国财经。陈云在
他特别提到，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听取陈云汇报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后，表示同意会议的总方针，“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上海财经会议落幕后，物价一度平稳。陈云却向毛泽东汇报，预计物价有 “剧烈跳跃之可能”，并督促落实上海财经会议决定的各项措施。
10月，上海果然爆发“棉纱风波”：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导致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棉纱上涨带动了其他物资价格，并波及华中、西北。
中财委按照既有计划调拨物资，一战而胜。
1950年春节，上海的投机势力开始囤积粮食。但此时中共从四川征集的4亿斤大米已进入上海，华中、东北的粮食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再战再胜，这就是“米粮之战”。
高岗曾想保留东北币
“米粮之战让上海的投机势力亏了老本，资金流动性不足还波及私营实业。政府于是用物资进行接济，彻底控制了上海的工商业。”李海说。
集中调拨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加之1950年战争收尾，物资需求减缓，新中国的经济终于走上正轨。
1950年3月，当时的政务院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财政会议，进一步明确统一全国财经。
根据这个要求，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颁布各级军政机关编制和待遇标准，政府机关及军队不得自行添招人员。
但恢复后的上海却不愿意参与统一财经。由于1949年的全国支援，只有一小部分轻工企业外迁，保住了工业基础。如陈云预言，上海很快恢复了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的位置，成为东部地区的物资集散中心。
李海回忆说，当时上海的负责人还专门向中央发过电报，不愿意纳入统一财经体系。
陈云随后在公开讲话中批评了地方主义。最后在中央的坚持下，最有钱的上海和华东局，还是老老实实地纳入了全国一盘棋。
至此，新中国只剩下东北一个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财政独立。
李海说，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央认为东北地区解放早、基础好，如果与关内统一，很容易受到影响。于是一直保持其经济独立性，作为战略大后方。
1948年华北财经会议后，当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专门派人到东北，通报华北财经会议情况和关内各解放区财经情况，并确定东北币与人民币的比价。
据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杨培新向本刊记者回忆，1950年关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王企之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高岗只得作罢。
至此，自1911年来，广阔的中国大地，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清除。
杨培新：新货币、新央行
这一系列金融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今年春天，病榻上的杨培新又被授予了一个荣誉：“改革开放30年8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组委会评价说，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
与“杨承包”一同被授奖的，是被称为“吴市场”、“厉股份”的吴敬琏和厉以宁。
不过在这些人中，只有87岁的杨培新参与了1949年、1978年两次经济重建。1949年对于他的另一番意义是，他从一名新闻工作者，转变为一名经济工作者。
彼时，他由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成为开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与这个崭新的国家一样，经济建设从此成为他最为主要的工作。
办报纸搞统战，“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
杨培新1922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12岁时他由叔叔资助才得以上学。
少年杨培新曾受教于陶行知、邹韬奋，16岁在武昌的中华大学经济专业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他进入周恩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抗敌宣传队书记，从此开始新闻生涯。
后来的10年间，杨培新先后在重庆、恩施、上海和香港的媒体为党工作。
1949年下旬，华北大势已定，杨培新自香港抵京，打算转去上海。
他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当时南汉宸邀他见面，并要他到人民银行工作。“不容分辩，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不久，杨培新就正式成为南汉宸的秘书，参与制订金融政策。
杨培新曾在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下夺取了重庆《商务日报》的控制权。到抗战末期，这张报纸已经成为孤立四大家族、向工商界发展统一战线的阵地。
南汉宸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时，曾听周恩来提到《商务日报》，称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后来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财委主任，领导人民银行，董必武再次向南汉宸推荐了杨培新。
杨培新还在重庆结识了乔冠华。
乔冠华曾留学英国，做过军阀陈济棠的经济幕僚。他亲自把杨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给胡绳出版，这就是杨培新的第一本书《中国经济动向》。
后来，两人同到上海。乔冠华住在马斯南路170号，主编中共的第一份外文期刊《新华周刊》。杨培新住南市，筹备上海版《商务日报》。杨培新经常准备好酒肉，邀乔冠华来南市。两人一边吃喝、一边谈论经济。
这样，在乔冠华的指导下，杨培新写了《中国通货膨胀论》、《新货币学》等几本著作。其中《新货币学》在解放区大量印刷，成为银行干部的基本教材。
南汉宸曾告诉杨培新，除了董必武的推荐，他正是通过《新货币学》了解了他。
“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
南汉宸原名南汝，出身于山西洪洞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时，还在师范读书的南汉宸，回家乡招募2000人至娘子关对抗清军。
后来，他对实业救国产生了兴趣，并集资5000元在赵城办了一家煤炭公司，两年后因亏损停办。此后南汉宸参加了历次国内战争，1926年入党后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历尽凶险。杨培新说，南汉宸是他敬佩的革命家，能在他身边工作很高兴。
南汉宸曾向杨培新讲述他最惊险的一次经历：1934年11月，南汉宸与吉鸿昌、抗日同盟军将领任应岐，在天津法租界国民旅馆以打麻将为名开会，谋划在中原地区发动10万人暴动。在南汉宸出去查看可疑人物的时候，军统天津站特务向房间发动了袭击。
代替南汉宸打牌的胡汉民的联络人当场身亡，吉鸿昌负伤。吉鸿昌后来没有听从南汉宸的劝阻到医院治疗，结果被法租界逮捕并移交国民党，后来在北平遇难。
因为南汉宸的丰富经历和广泛交游，他到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毛泽东于是要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
南汉宸对毛泽东说：这是无米之炊。毛泽东回答：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汉宸欣然受命。
他上任后先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算起辈分，这些龙头大哥得称南汉宸为前辈。”杨培新说，于是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特产送到西安卖出，再买药品等物资运进边区。
这样，从没学过经济学知识的财政厅长，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南汉宸的妻子王友兰，同时也是南汉宸的交通员，她执行任务时，国民党的军长、
直到1949年，犹豫中的傅作义还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中共派南汉宸到北京谈判。
金融政策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
杨培新到人民银行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南汉宸建设银行制度，抑制通胀。具体而言，就是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混乱后，让人们接受一种新货币和一个新央行。
他向记者回忆说，由于货币不稳定，各单位尽量把钱都花光，购买粮食、棉布保值。“款子拨给部队就有去无回，银行没有存款，就是货币发行公司”。
杨培新与南汉宸商议后，向中央建议在各地建立发行库。各地财政收入，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由北京集中调拨出库。为此，县县都建银行。由于人才有限，当时的东北银行行长曹菊如把警卫员也派去当行长。
后来，杨培新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建设的银行系统。当时东北已建立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将银行看作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为了彻底了解苏联的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还专门派人到苏联学习。
杨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后作了总结汇报，不久，政务院根据东北和苏联的经验，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
同时，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场所收入的现金必须在当夜送交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行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当时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12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1949年9月，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开办折实储蓄：存入782元为一个单位，折合米1市斤、龙头细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时，银行再按照这些物资的即时市价兑付。
在南汉宸、杨培新的建议下，折实储蓄在全国迅速推行，人民币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那些在国民政府时期饱受金圆券勒索的私人银行家见状，也信心大增。
到1954年物价开始下降，老百姓对人民银行放心，人民银行也就真正站稳了脚跟。
要和卡斯特罗一起上山打游击
在杨培新的记忆中，南汉宸虽出身行伍，却为人豁达、善于用人。到北京后，他聘请章乃器、沈志远等民主人士为顾问，还任用原国民政府人员。
第一组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等汉字，就是南汉宸请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研究员马文蔚书写的。马文蔚曾供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国民党中央造币厂，这时到人民银行工作还不足一年。
1961年4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正赶上美国雇佣军在古巴的吉隆滩登陆。南汉宸对卡斯特罗说：“你去指挥战斗，大不了我们一起上山打游击！”这一轮风波后，卡斯特罗说：“中国才是古巴真正的朋友！”
南汉宸也有着威严的一面，“镇反时，他作报告，许多人立即交代历史，不需要审讯‘熬鹰’。”杨培新说。
南汉宸从事秘密工作时曾了解到陈伯达在天津被捕自首的情况，并坚持作了汇报。后来康生在边区搞“抢救失足者”，要抓捕边区财政厅里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干部，结果遭到南汉宸的拒绝。更为重要的是，南汉宸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杨培新认为，这些延安时期的旧事，导致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对南汉宸的攻击。
1966年起，72岁的南汉宸持续受到造反派围攻。次年1月27日夜晚，一生豪爽的南汉宸给党中央写信，讲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的说法，并请求党的谅解，然后服安眠药自尽。
傅作义后来告诉王友兰，周恩来在听到南汉宸死讯后，愤怒地说：“今后靠谁来工作！”
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杨培新创建了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他在四川考察时，对承包制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新思路，并最终为中央所认可。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突进，如今承包制已很少被人提起。不过杨培新一直坚持，无论使用什么办法，经济政策必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
薛暮桥：红色货币战争
独立货币制度不仅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也不用依附于东方阵营
1947年10月的冀中平原，寒风凛冽。十万解放军云集石家庄，将这座当时还称为“石门”的城市团团围住。总司令朱德将亲自指挥作战。驻扎在西柏坡的党中央希望，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改变整个华北的战局。
一辆摇摇晃晃的敞篷大卡车载来了十几名只带短枪的军人。紧张筹备战事的朱德闻讯，亲自接见了领队---当时已在红色根据地大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一队人继续西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距西柏坡三四里一个叫夹峪村的村子---刚刚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
被山东解放区“扣留”4年后，薛暮桥将代表华东局担任华北财经办副主任。中央在电报上还要求他从山东解放区带些经济干部一同前往。
被薛暮桥点将一同前往夹峪村的杨波，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薛暮桥9月初就从胶东出发，穿越敌军封锁线到达胶西，再到渤海区，于10月初离开山东。他们在石家庄与朱德见面，然后前往平山。最终到达夹峪村时，已经是10月底。
薛暮桥由此从一个地方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
法币贬值冲击根据地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无锡，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被捕入狱。在这段被他称为“狱中大学”的经历中，薛暮桥读遍了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读得最多的是政治经济”。
1930年被保释后，薛暮桥开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8年他参加新四军，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在红色地区广为流传，后者还被刘少奇指定为干部读物和根据地学校教科书。
1943年初，中央点名要薛暮桥带一些新四军的知识分子前往延安。他们从淮南出发，过淮北、苏北到山东，再经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到达目的地。这次行程包括了40年代初中共所有主要根据地，沿途将穿越数十道封锁线，计划半年时间完成。
薛暮桥一路艰辛，他们在淮安还一度被认为是乔装的伪军，被当地民兵阻拦。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希望他留下。但朱瑞也知道薛暮桥是延安点名调动的，不便强留，就“提出要我留在山东工作三个月，帮助他们解决货币斗争问题、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问题”。
结果这一留就是4年。
曾在胶东行署、山东财政厅工作的杨波，不久被分配到薛暮桥领导的政策研究室。此后到1961年，他一直在薛暮桥的直接或者间接领导下工作。
据杨波回忆，当时的薛暮桥并没有知识分子的样子，看起来更像农村出来的干部。“就一匹马、一个警卫员，马却要最老实的。”
40年代初，山东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山东根据地从 1938年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北海银行的“北海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北海币都作为法币的辅币，只发行1角、2角、5角的小面额货币。
当时法币由于有英美支持，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通过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然后拿到上海等口岸城市，换取美元英镑或者购买各种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利用法币换取外汇。他们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用来换取物资。
杨波告诉本刊记者，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有几亿元。这不仅使相应数量的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市场上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流通的需要。法币购买力迅速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
如果将1937年山东根据地的粮价定为100，1941年则是2141，1943年已达到52407。物价综合指数则从2317上涨到47656。
这是1941年之后，所有中共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的危机。
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山东根据地从1942年起开始限制法币流入，提高根据地货币的币值。
“当时我们是在法币仍在解放区市场上流通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货币斗争的。”杨波说，结果法币继续通过黑市流入，反而提高了对根据地货币的比值。加之法币本身继续贬值，根据地货币贬值更加厉害。
最后，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根据地货币用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薛暮桥到山东后即提出，要稳定物价只有驱逐法币，建立自主的货币市场。
杨波说，薛暮桥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套新理论：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只要根据地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并掌握充分物资，就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
当时，山东根据地最强势的物资就是海盐。开始时，海盐由盐商收购后转手倒卖。根据地政府于是专卖海盐，然后降低盐税，增加产量。等到海盐运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就以高于市价50%的高价出售。这样对敌占区贸易处于出超地位，法币、伪币供过于求，根据地政府在兑换比率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943年冬天，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已取得一定成果，根据地货币与法币的比值也迅速提高。从1943年7月到12月，根据地物价下降了一半。许多干部就提出，继续提高根据地货币比价。
然而，驱逐法币后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物价又开始下降。根据地的政府单位见状，就出售物资，防止物资贬值，这样物价跌落更快。许多经营单位因此亏本甚至倒闭。
货币发行量与市场流通量的关系，最终成为根据地货币斗争的基本规律。
1946年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到山东根据地访问，他问薛暮桥，根据地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做储备，为什么能稳定物价。
薛暮桥回答，根据地货币有物资做储备。而在根据地，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就出售物资回笼货币；反之则增加货币发行量，收购物资。
当时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发行纸币必须有40%以上的黄金储备，用于控制币值。但西方国家还不了解用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办法来保持物价稳定。
30年后，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
1945年底，薛暮桥在山东工商管理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对敌货币斗争的经验。这个报告后来在晋察冀等根据地大量翻印分发。
掌握货币兑换主动权
1946年6月，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货币斗争更为尖锐。不久，法币币值开始跌落。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压低法币与根据地货币比价的功劳。
薛暮桥却十分清醒。在他看来，在这两种货币类似外汇关系的斗争中，强势货币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制。
他说，法币的流通是全国性的，它的币值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致的。一个地方的单独压价并不起多大影响，也不可能长久支持。如果因为根据地压低法币比价，暂时收到一些效果，就会造成根据地入超，外汇供不应求，最后还是法币升值。“所以我们如不根据市场的自然规律，而主观主义来压低法币，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他进而希望努力扩大根据地货币的流动范围，压缩法币的阵地，并利用贸易掌握法币比价。这样，法币的流通范围越小，通货膨胀便越剧烈，跌落就越严重。
杨波说，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成为进行货币斗争的重要因素。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成立了管理贸易斗争的工商局，并由薛暮桥亲自担任局长。
贸易斗争的主要策略是：一，对外贸易，即对国统区贸易尽量严格，内地贸易尽量自由；二，掌握重要物资，这种物资既是根据地能够大量输出的，同时也是国统区必需的。
薛暮桥在解释第二条的时候说，掌握重要物资，也可以通过对外自由贸易的形式。比如利用根据地盛产的花生油来吸纳国统区的棉花，效果要比硬性管理强得多。
随着根据地控制对敌贸易并逐渐处于贸易出超地位，根据地在与国统区进行贸易时的议价能力越来越高。同时在稳定的物价支撑下，根据地货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
根据地货币就此对法币形成压制。在根据地边境的兑换所，根据地政府完全主导了兑换比率。根据地货币与法币之间的结算关系就像一道屏障，防止了国统区日益崩溃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根据地。
独立的人民币
不过，在刚开始领导中央财经工作时，薛暮桥对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在中共内部也受到质疑。
杨波说，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岂不是会更加贬值。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是由购买力决定，可以完全摆脱金银、外汇。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关联，根据地经济将受到敌人的影响。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中共在金银储备方面仍是劣势。如果与金银联系，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这在国民政府调整法币与白银关系时，已经发生过。
于是，中共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金银定价远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只对土改退押农民所得的金银定价收购。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国家金银管制政策的由来。
更为重要的是，不与金银、外汇挂钩，就使中国的货币与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割断了联系。
杨波说，人民币继承了根据地货币的独立特性，与通行的银本位、金汇兑本位划清了界限。这个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独立货币制度不仅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也不用依附于东方阵营。
苏联盛产黄金，约占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二。苏联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据此，使东欧各国在汇兑中吃了大亏。
人民币虽然没有规定含金量，但货币购买力较高，导致价值高于卢布。斯大林后来还专门就此向中国提出质问。
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各国提出卢布定值过高，要求计算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改订汇率，并退赔过去造成的损失。此举连续进行数年之久。
从40年代初期开始成形的新中国货币制度，最终延续到了今天。
对于目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呼声，杨波说，应该谨慎地、有范围地试行。因为在他看来---也许也是在薛暮桥看来，红色中国的货币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山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