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的阶梯普通话版:风水师谈曹操高陵与丧葬文化

风水师谈曹操高陵与丧葬文化的

「不树不封」「薄葬」    ～台湾六愚

中国最近考古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曹操高陵的发现。

根据大陆新闻界的新闻稿，以及中国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团队所发表的文章等，皆证实了曹操高陵的实际位置是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

此一重大发现，对于三国时期曹魏的历史考据，以及文献与曹操有关的记载，应该也有其积极正面的考据价值。

因此，六愚姑且趁此股潮流，就有关曹操高陵之所知，以及从风水丧葬文化发展的角度，发表个人之浅见。

一、高陵发现的实际位置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比较：

曹操是在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注：公元220年3月15日）病逝于洛阳，享年66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
曹操逝世后，其灵柩是从洛阳运回邺城；《三国志．魏书．贾逵》：「太祖崩洛阳，逵点丧式。．．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乃奉梓宫还邺。」以及《晋书．宣帝纪》：「及武帝薨于洛阳，．．帝（注：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等，皆有提到曹操是病逝于洛阳，将灵柩于当年二月运回邺城的记载。

然而，邺城在何处？

邺城是我国古代之地名，位置大约在今河北邯郸临漳县与磁县交界处；是春秋时期五霸之首齐桓公所建，也是我国华北平原上的重要城市；到了战国时期，则是属于魏国领地；而有关治邺的故事中，则是以西门豹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到了三国时期，邺城是属于魏都；故此，若依时代背景的角度来探讨曹操的思维时，六愚怀疑曹操应该是抱持着称霸诸侯，并以齐桓公相同思维的「尊王攘夷」政治目标，并无称帝之野心。

事实上，汉末时期的邺城也是袁绍的根据地，并也历经了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以及北朝东魏、北齐等政权在此建都。遗憾的是，此城在公元580年因隋文帝杨坚与尉迟迥之战而几乎被焚毁灭城。清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邺城》有详细的记载：「旧在县西二十里。春秋时，齐桓公所置。管子曰：『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侯是也。』后属晋。战国属魏，文侯二十五年，任西门豹为县令。．．初平二年，袁绍自为冀州牧，镇邺。建安九年，操攻邺，．．十五年，建邺都，作三台。曹丕篡位，号为五都之一。晋仍为魏郡治。．．咸康初，石虎徙都焉。升平初，慕容隽亦都之。苻秦灭燕，仍为冀州治。．．天平初，欢迁魏主都此。二年，作新宫于邺，筑邺南城，周二十五里。元象二年，复城邺。．．其后高洋篡位，亦居南城。后周建德六年，灭齐，置六府于邺城。宣政初，移六府于洛阳，以相州为总管府。大象二年，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坚使韦孝宽击平之。乃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仍名邺，而改旧邺县为灵芝县。隋开皇十年，复邺县为安阳，而灵芝仍为邺县，县治即故邺都之大慈寺。唐贞观七年，筑邺县治所小城，仍属相州。．．」

接着再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二月丁卯，葬高陵。」以及曹操逝世前二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注：公元218年）六月，所颁布的《终令》中提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并在逝世之当年又颁布了《遗令》交代说：「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由此可见，曹操确实是葬在邺城附近，而高陵的位置应该是与西门豹祠息息相关。

问题是，西门豹祠又是在那里？

事实上，西门豹祠早在公元558年4月已经被北齐文宣帝高洋所毁。根据《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晋阳。于邺城西马射，大集众庶而观之。．．．九年春．．三月丁酉，帝至自晋阳。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以及《邯郸历史大事编年》则是记载：「北齐大旱，文宣帝高洋以祁雨不灵，毁西门豹祠，掘其墓葬。今邺城西漳河南岸西门豹碑石为宋代所立。」等，皆有提及。

然而，魏文帝曹丕《述征赋》中则有提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而郦道元《水经注》也有：「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晋书．符坚》则说：「苻坚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晋朝陆机《吊魏武帝文》中也提到：「葬于部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等，一些文献上的记载中，皆有提到邺城、漳水与西门豹祠的相关位置。亦即古西门豹祠的位置大约在古邺城之西方，漳河的南岸附近。

再而根据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注：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上，所记载：「墓在高决桥（注：高决桥应该为高穴桥，古代决与穴字通。）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记载所提到：「魏武帝西陵（注：高陵亦称西陵，后世因其地处于邺城西方而称之。），在县西三十里。」以及元朝史学家胡三省《通鉴》也说：「高陵在邺城西，操令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陵是也。」的具体方位等，与上述种种文献数据的位置比较后，当今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的古陵墓，应该就是曹操高陵无疑。
由此可以推断，曹操生前应该没有特别安排所谓「七十二疑冢」之布局事件。

曹操高陵相关位置图（图片来源～《故宫文物月刊》306期）

曹操高陵实际位置图

西门豹祠（图片来源～《故宫文物月刊》306期）

鲁潜墓志（图片来源～《故宫文物月刊》306期）

二、曹操高陵「七十二疑冢」说法之探讨

有关曹操所谓「七十二疑冢」之说，自古以来在民间社会中，早已闹得沸沸扬扬，煞有其事。

然而，此事当真？

事实上，要说明曹操是否有「七十二疑冢」之说，就必须先探讨曹操是否为「密葬」方式下葬说起。

根据曹丕《为武帝哀策》：「痛神曜之幽潜，哀鼎俎之虚置，舒皇德而咏思，遂腷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豭豭在疚，呜呼皇考，产我曷晚，弃我曷早，群臣子辅，夺我哀原，猥抑奔墓，俯就权变，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曹植的《诔文》：「于惟我王，承运之衰，神武震发，群雄殄夷，拯民于下，．．．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咷，．．．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叶，曷时复形。」以及《晋书．宣帝纪》上也清楚地记载：「及武帝薨于洛阳，朝野危惧。」等的描述，便可知当时曹操并非是密葬。
严格说来，以曹操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魏王之权势与当朝丞相的身分地位而言，若要以密葬的方式下葬的话，要如何向天下、各路诸侯及通使的外邦交代？
由此可知，曹操的葬礼绝非密葬；因此，曹操逝世之后，应该也没有安排所谓「七十二疑冢」。

然而，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说，又从何而来？

根据晋朝陆机《吊魏武帝文》中提到：「挥清弦而独奏，荐脯糒而谁尝？悼繐帐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台而群悲，伫美目其何望。」南朝陈张正见：「可惜年将泪，俱尽望陵中。」以及鲍照《西门豹庙》：「漳流名磴石，铜雀影秋林。」谢脁《同谢咨议铜雀台诗》之：「穗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全唐文》、《太平御览》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十九年（注：公元645年），征高丽途中，曾经前往高陵吊谒，并写下一篇祭文（注：据北宋《太平御览》之《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夫大德曰生，资二仪以成化；大宝曰位，应五运而递昌。贵*废兴，莫非天命。故龙颜日角，显帝王之符；电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昔汉室三分，群雄并立。夫民离政乱，安之者哲人；德丧时危，定之者贤辅。伊尹之匡殷室，王道昏而复明；霍光之佐汉朝，皇纲否而还泰。立忠履节，爰在于斯。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狥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既而三分，肇庆黄星之应，久彰五十启期，真人之运斯属，其天意也，岂人事乎？」）以及唐朝时期与西陵有关的大量诗句，诸如王勃《铜雀台》：「金凤邻铜雀，漳河望邺城。君王无处所，台榭若平生。舞筵纷可就，歌梁俨未顷。西陵松槚冷，谁见绮罗情。」刘长卿之：「娇爱更何日，高台空数层。含啼映双袖，不忍看西陵。漳河东流无复来，百花辇路为苍苔；青楼月夜长寂寞，碧云日暮空徘徊；君不见邺中万事非昔时，古人何在今人悲；春风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旧宫路；宫中歌舞已浮云，空指行人往来处。」张氏琰：「君王冥寞不可见，铜雀歌舞空徘徊；西陵啧啧悲宿鸟，空殿沉沉闭青苔。青苔无人迹，红粉空相哀。」沈佺期：「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台；一旦雄图尽，千秋遗令开；绮罗君不见，歌舞妾空来；思共漳河水，东流无重回。」其他尚有刘商、李邕、乔知之、欧阳詹、．．．等诗句，便可知曹操高陵的位置，在唐朝以前是相当明确的。

只不过从这些唐朝的诗句中，亦可得知当时的高陵，已经是一片寂寥矣。

根据历史文献的资料而言，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说，应该是从宋朝之后才开始在民间社会中传开。

南宋范成大在《七十二冢》中提到：「疑冢在讲武城外，森然弥望，北人比常赠封之：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也有：「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而俞应符《七十二座疑冢》诗中有：「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京镗《曹操疑冢》诗则有：「疑冢多留七十余，谋身自谓永无虞；不知五马同槽梦，曾为儿孙远虑无？」等；而在北方金朝的杨奂在《山陵杂记》也提到：「曹操没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便可知在两宋期间，就已经有了「七十二疑冢」之说。

事实上，「七十二疑冢」之说与丑化曹操*诈欺世的传言，有着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其原因是南宋的偏安政权，认为北方金朝政权夺取其江山与曹操篡汉的作为无异，故而从此也开始丑化曹操；而北方则是以曹操为英雄豪杰，并将错就错以七十二疑冢祭祀，并年年封土；久而久之，曹操疑冢之传言因此而不胫而走；《鹤林玉露》：「北人岁增封之。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元代以后，「七十二疑冢」之说已经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元葛逻禄乃贤《河朔访古记》卷中有清楚的描述：「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歩，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予登铜爵台，西望荒邱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高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高邱七十二所，参错布置，岿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操之葬，以惑后人，不致发掘故也。冢间有曹公庙，殿屋甚华丽。庙北一高邱，之前巨碑一通，螭首龟趺，齐思王之碑，姜一芝所撰云。西望西陵不十余里，烟树历历可见。十二月，予按辔其间，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冢中，不知所乡。噫！何其用心之诈也，使操能见武侯八阵图，则有愧多矣。」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有：「不知老腾（注：曹操）之骨，必不在七十二家之内耶。」

明英宗天顺年间，《大明一统志》：「曹操疑冢：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髙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正统年间曹安之《谰言长语》也有：「又如曹操作七十二疑冢，使人不可寻。」而万历年间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豫志》中也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明末潘光祖《汇集舆图备考》：「考曹操疑冢在磁州，凡七十二处。按疑冢在彰德府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高者如小丘，布列至磁州而止。」

清朝时期徐干学在《读礼通考》中说：「曹操篡汉有天下，殁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读史方舆纪要．讲武城》：「讲武城在故邺城北漳水上。磁州南二十里亦有讲武城；皆曹操所筑也。又操有疑冢，凡七十二处，在漳水上，自讲武城外，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而黄协润有《七十二疑都诗》曰：「人言疑家我不疑，我有一言告君知；七十二外埋一家，更于何处求君尸。」蒲松龄《聊斋志异》批评道：「后贤诗云：『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哉瞒也！然千余年而朽骨不保，变诈亦复何益？呜呼，瞒之智正瞒之愚也！」等。

事实上，南宋以后由于曹操负面的评价，以及七十二疑冢之说的流传，加上有些地方志提供了高陵似是而非的说法，以至于另后代之考古学家难以窥及高陵之正确位置，也令历代的盗墓者有无从下手之感；倒霉的是葬在传说中高陵位置附近一些不同朝代的贵族冢墓，竟然也成为盗墓者觊觎高陵财物下的直接受害者。

曹操高陵入口处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

三、从高陵的出土，探讨我国「不树不封」与「薄葬」文化的转变

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地理结构复杂，生活方式多元化，加上其他民族未有的风水文化，故而丧葬方式也较之其他民族更为多采多姿。

然而，任何的丧葬文化，大体还是离不开礼制、风俗以及宗教祭祀方面的思维。

事实上，在我国的春秋时代以前的丧葬作为，就是「不树不封」；也就是《吕氏春秋．节丧》所说：「葬也者，藏也。」《礼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易．系辞传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以及《方言》所谓：「凡葬而无坟谓之墓」的埋葬思维。清初柴绍炳《原葬论》解释的很清楚：「葬者，藏也。藏之为言，使人勿克见也。孝子慈孙于亲，死而葬之，不忍其有暴骨焉。于是始死有敛，敛而殡，殡已而葬。葬者，掩藏之，风雨霜露之勿侵，狐狸蝇蚋之无啮也。故蔂木里而掩，上世为已愈于壑矣。」

因此，春秋时代以前的帝王们皆未有被发现其陵寝可为证据；例如，《尚书．太甲》：「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注：伊尹为商汤时期之名相，桐则是商汤之墓地。）《吕氏春秋．安死篇》：「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变人徒。」《汉书．楚元王》也提到：「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垄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皆无丘陇之处。」《三国志．魏书》也有：「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封树之制，非上古也」以及「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东汉崔寔《政论》书中也说：「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等。

由此可见，在春秋时代以前，无论是王侯将相或是平民百姓的埋葬方式，都是「与平地齐」的「不封不树」。

真正开启墓上起坟之风气者，却是与孔圣人脱不了干系；《礼记．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注：指漂泊不定，居无定所者。），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从《礼记》这段纪录中，几乎可以确定孔夫子就是「墓上起坟」、「祭祖」与「扫墓」三种传统丧葬习俗的「始作俑者」。

因此，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朝野社会纷纷效仿之。例如，以春秋到战国这段期间的秦国来说，春秋五霸的秦穆公是以「不封不树」的方式下葬；《汉书．楚元王》：「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而众所周知的秦始皇陵却是大相径庭。由此可知，墓上起坟风气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形成。

遗憾地是，自出现「墓上起坟」的习俗后，却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后世丧葬制度的改变；因此也影响了后代的风水文化。

根据《周礼．春官．冢人》有所谓：「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的制度；即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依受封爵位的高低，各有其应有大小高低的丘封礼制。然而，在周天子形同虚设的时代中，各据一方的诸侯们未能有效地遵循周朝体制；故而也有逾矩的现象发生。例如，楚召王之「昭丘」，吴王阖闾之「虎丘」等，都是以天子规格之丘封。

事实上，秦汉以前墓上起坟后的土堆，无论身分之高低，一律称之为「丘」；其差异仅在形状、方位，与土堆的高低大小而已。至于，坟墓名称会出现诸如墓、坟、封、冢、丘、陵、茔、埔、岗．．等不同的称谓（注：《方言》书另提到有培、愉、采、垠、垄、塿、抚等。），则是在汉代之后的事了。

无论如何，由于我国的习俗与礼制的规范，不同的身分，还是有不同称谓；例如，圣人之墓称「林」，如孔林；帝王之墓称「陵」，汉高祖刘邦之「长陵」，汉武帝刘彻之「茂陵」．．等（注：秦始皇陵在历史上并无正式之陵号。）；贵族之墓称「冢」；官员或是富贵者之墓，称「墓」；而平民百姓或是无主之墓则为称「坟」。

另外，秦汉以后墓上土堆的形状也有规定，其中尤以方锥形最贵，仅帝王方可用之；故而又称之为「方上」。

再如，《白虎通．崩薨》有谓：「春秋之义，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等，皆是墓上起坟的丧葬习俗出现后，依照身分地位所订定的丧葬礼制。

因此，可以确定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就已经没有「不封不树」的丧葬观念了。

此外，与风水文化有关的丧葬事项；诸如起坟、修墓、植树、棺椁．．等风气，也都是在春秋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要命地是，在圣人不良示范下的丧葬风俗，却直接影响了受到儒家思想教化下的后代子孙；人们为了表示孝道，为了尽伦理道德上的心意，更而绞尽脑汁，用尽各种不同的手段，来表达墓主生前的身分及地位；故而「厚葬」的礼制观念也同时被人们所接受。

事实上，若将厚葬文化的萌芽，全然归罪在儒家思想上时，就有些冤枉了。在公元1987年，距今大约为六千八百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丧葬遗址的出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殷商时期「生人祭祀」「活人陪葬」的风气，更是离不开厚葬的思维。

然而，自周公「制礼作乐」，并把丧葬方式礼制化后，丧礼也成为「五礼」之一（注：五礼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故而影响了儒家的丧葬思想；《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严格说来，孔子所主张的丧葬思想，应该是在礼制原则下量力而为；《礼记．檀弓上》就提到：「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而这种丧葬思想，似乎被孟子与荀子这两位先生扭曲而解读成厚葬观念。《孟子．公孙丑下》：「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荀子则解释的更详细，《荀子．礼论》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

由此可见，同为儒家思想的孟子与荀子，在「性善」与「性恶」的观点不同外，对于「厚葬就是礼」的想法，倒是「有志一同」。

而这种儒家伦理道德上的丧葬思想，不但决定了我国千百年来丧葬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风水阴阳宅的择址、择墓，以及与丧葬方面有关的思维与活动等。
战国时期及秦汉以后，除了汉初施行黄老学说主张薄葬外，朝野之间几乎都是充满了厚葬思想；其中汉文帝更在遗诏中特别交代丧葬必须从简。

以秦始皇陵的规模为例，根据《史记》的记载：「始皇初继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从当今已经出土的部份秦始皇陵的陪葬群相互比较之后，《史记》的描述似乎并不夸张。

而开创汉朝厚葬之风的汉武帝，根据《后汉书》引《汉旧仪．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所描述的记载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以及《晋书．索綝传》所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便可知其规模之庞大。

因此，两汉期间的「黄肠题凑」、「金缕玉柙」．．等，种种的奢华丧葬作风充斥在朝野社会之间；难怪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不客气的批评：「文帝葬于芷阳，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宝，不造庙，不起山陵。陵墓虽卑而圣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景帝时，武原侯卫不害坐葬过律夺国。明帝时，桑民摐阳侯坐冢过制髡削。今天下浮侈离本，僭奢过上，亦已甚矣！」写道此，六愚不禁莞尔；难怪曹操在缺乏军饷之下，会动起盗墓的念头。

然而，曹操这种被天下人骂了一千八百多年的盗墓行为，若是从更宽容的角度来看时；此举至少是动在帝王以外，以及一些生前不知民间疾苦的死人身上，若是将此观念强压在帝王陵寝或是活人身上时，恐怕将使当时够乱的天下局势更加纷乱。

不过话说回来，曹操高陵的不封不树，应该就是《礼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的思维；因此，曹操高陵的葬式，也是属于一种古葬礼，并没有违反丧葬礼制。当然，也不是基于担心高陵被后人盗墓所安排的葬法。

曹操画像(图片来源～六愚)

曹操惟一手迹～滚雪(图片来源～六愚)

四、曹操高陵薄葬观念对于后世的影响

不可否认地，魏晋南北朝以后，薄葬风气也成为当时丧葬文化的主流思想；其原因当然包括战乱下的经济凋敝、塞外民族简单的丧葬文化、玄学与释道两教的思想等时代因素的影响；然而，身为统治者的倡导，以及以身作则的薄葬作为，却是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而曹操确实是做到身体力行，《终令》特别交代身后之事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魏书．武帝纪》也有：「其规西门豹涧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死后，如有不讳，随时以殓，殓后即葬；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等。因此，曹操高陵也是依照古三王时期的「不树不封」，也没有留下可以为记的墓碑或是标志；此种作为在图谶迷信充斥，以及社会结构两极化的汉代社会中，确实属于异数。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曹植《诔文》中的描述：「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叶，曷时复形。」也就是说当曹操埋葬时，其寿衣依然是穿着平常补丁的衣服，玉玺也没有随葬，仅是象征性地将平时捆绑印玺的丝带放进去而以；当然，除了一些陶器外，也没有任何金银珠宝陪葬。同时，曹丕也有提到：「先帝躬履节约，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徳之志。」事实上，从当今高陵的出土后，可以发觉曹丕的说法，以及曹植《诔文》的描述，一点都不夸张。
而曹丕死后，也是遵照曹操的丧葬方式，不树不封，俭约薄葬。更而特别以重话交代臣民不可违诏；《魏书．文帝纪》：「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曹植为其兄所写的《诔文》中亦有描述：「基于首阳，拟迹谷林，追尧纂唐，合山同阪，不树不疆，涂车萏灵，珠玉靡藏，百神警侍，宾于幽堂，于是侯大隧之致功，陈元辰之叔祯，潜华体于梓宫，凭正殿以居灵，悼晏驾之既俟，感容车之速征，浮飞魂于轻霄，就黄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晢，归窀穸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痛閟闼之长扃。」由此可见，曹丕的葬礼依然是遵照曹操的遗言。从另外角度观察时，却是凸显出曹氏父子试图改变东汉以来流传在朝野之间的奢华风气，以及提倡以薄葬替代秦汉以来厚葬的决心。

事实上，曹氏父子力行薄葬的行为，确实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的丧葬风气；其中当然也包括结束三国纷乱的西晋，以及北朝五胡十六国、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

遗憾地是，在我国风水发展的过程上，魏晋南北朝这段期间的神鬼思维，已经与秦汉时代以前的观念大为不同；而佛教「六道轮回」的说法；以及道教长生不老的神仙术等思想，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

因此，也造成在丧葬文化思想里，除了礼制、风俗的思维之外，也多了宗教法术与六壬术的择日下葬的趋吉避凶丧葬观念。

五、后记

两宋以后，曹操在后人的评价两极化；然而，在仔细的观察后，可以发觉历史学家与民间社会的观点迥然不同。

历代历史学家对于曹操的正面评价相当高，唐太宗将曹操比作殷商的伊尹及西汉的霍光；《三国志》更是以「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称颂之；连毛泽东也公开赞扬曹操的历史地位。

曹操的负面评价，应该是自东晋《世说新语》的假谲篇与忿狷篇开始；一直到元末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一书中之影响下，「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雄」的评语深入民心，也令曹操被后代民间社会骂得狗血淋头；尤其是子虚乌有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一句话更是「千古名言」，因而也令曹操臭名满天下，六愚不禁感叹，冤矣。～2010年元月13日六愚为陈姓好友丧父之痛而写。

图片来源与参考数据：

１、《风水论》～六愚

２、《故宫文物月刊》306期～曹操高陵金何在？

３、河南文物网

作者:六愚(台湾)  来源:中国风水师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