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223动动广场舞视频.:二里头遗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5:11:17
概况
洛阳市约18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是夏代都城遗址。1959年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铜器如刀、爵、铃等，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两处大型宫殿夯土台基。其中西边一处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台基中北部有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宫殿基址，四周环以廊庑。在遗址东南部还发现大面积铸铜、制陶作坊遗址。该处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
考古学家在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的考古界出现了新的兴奋点。殷墟曾震惊世界，二里头也将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夏朝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权以后，为便利于政治统治，将天下分为九州，洛阳就是当时的豫州。禹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所以洛阳也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关于这一点史书里记载，“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据历史学家考证，就在今洛阳市偃师的二里头村附近。 夏朝在太康继位以后，由于太康贪图享乐，不务朝政，整日只知游猎玩耍，导致东夷部的后异乘机反叛，并攻占了夏的都城斟鄩，赶走了太康，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失国以后，与弟弟仲康一起逃往东方，不久很快死去。仲康的儿子相依靠其它东方诸侯残存发展，处境困难，最后在相的儿子少康时才又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又称“少康复国”。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以后，夏朝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区域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滩，所有夏、夷诸部的众多邦国均都臣服于夏的统治。 少康以后，夏朝几世均不在洛阳建都，至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才又定都于斟鄩。这一点(史记·吴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显然就是洛阳所处的位置。 总的来看，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亦即史书记载的斟鄩。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我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判断夏代的斟鄩就在我们洛阳。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旭率队来豫西作夏墟调查时，在洛阳市偃师县城区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沉睡几千年的夏都斟鄩，这一点才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洛阳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个帝王统治时期曾是都城，为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遗址组成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发现了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划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埋葬的奴隶，其形状各异，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缚，有的身首异处。他们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隶主的酷刑而丧生，或因当时奴隶制时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当时奴隶主统治的惨忍。夏代奴隶主暴虐无道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广大奴隶的拼命反抗，他们愤怒地诅咒夏朝的奴隶主统治，甘愿与其同归于尽。在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东部的商族兴起，在其首领商汤的领导下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统治，夏朝经历了四百七十余年历史以后终于灭亡。考古研究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进入学者的视线，中国考古学界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 此后，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４００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现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有３００余处。前不久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推动了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偃师商城的始建被确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发掘工作
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同时，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截至2004年春季，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网 宫殿区的四围均有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的大路，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经解剖发掘，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约360米~370米，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其中东墙方向174°，西墙方向174.5°，东北角呈直角，南墙与东墙延长线的夹角为87°。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保存最好的东墙残长330余米，其上已发现门道2处。墙体宽2米左右，残存高度在0.1米~0.75米之间。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2、3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早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发掘情况
目前，已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至少有2座（3号、5号基址）。二者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其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号基址系一座（或一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南北窄长，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已揭露的3重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已探明基址的长度达150余米，宽度则在50米左右。北院内发现有积水迹象的大型坑状遗迹，2号基址北部的主体殿堂及殿前广庭，都是在填平夯实它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3号基址中院主殿夯土台基宽6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中院和南院院内发现有成排的墓葬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5号基址仅经局部揭露，已在其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至二里头文化第3期，宫殿区东部兴建起2号（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和4号两座大型夯土基址。二者建于3号基址的废墟之上，相对独立又共有建筑中轴线，构成一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有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宫城城墙之上（7号、8号基址）。其中7号基址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构成宫城内的又一组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这些夯土基址的年代与宫城城墙大体同时，自二里头文化3期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研究说明
就现有的材料看，进入二里头文化3期后，二里头遗址持续着2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铸铜作坊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以及建筑方向基本上一仍其旧。但同时又出现了若干显著的变化，如在宫殿区周围新筑了宫城城墙，新建了一大批夯土建筑基址。而所有这些建筑基址与此前的建筑都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在宫殿区东部，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大变，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随着新的土木工程的兴建，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骤然减少。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宫殿区内的贵族墓及出土遗物贵族墓
在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成排的中型墓葬，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从层位关系和随葬遗物看，这些墓葬均为3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2期。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中，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绿松石龙形器
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
二里头文化第4期遗存的集中发现
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建筑基址（6号基址）。已发现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4期，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遗址属首次发现。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又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墙，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但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方向88°，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不久即遭废毁。 2004年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当年秋季，循此线索继续钻探试掘，确认这里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3期。 继始建于二里头文化4期的6号基址之后，此次又发现了建造与使用于此期的夯土墙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存。二里头文化4期尤其是其偏晚阶段，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尚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探索将会不断深化我们对这座初期王朝重要都邑的认识。 保护范围：二里头村南土冢向东850米，向西1600米，向北至洛河大堤，向南至排水渠，东南以自然台地为限。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周边向四周各扩100米。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 从１９９９年秋季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又一轮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累计达到５０００余平方米，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掘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使人们对华夏文明进程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发现我国最早的宫城
这座宫城是二里头工作队去年春季发现的。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发掘，考古工作者最终搞清了它的年代、结构和范围。
宫城位于二里头遗址中东部，平面略呈长方形，形制规整方正，保存完好的东北角呈直角。宫城东西宽近３００米，南北长约３６０米至３７０米。但宫殿区开始没有围墙，它的围墙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即早、晚期之交，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末期。城墙保存状况较差，其中东墙、北墙保存较好。四个拐角中仅残存东北角，其余均遭破坏或为民房所压。墙宽约２米，残存高度在０．１米至０．７５米。墙体用纯净夯土筑成，夯筑质量逊于宫殿区同时期的大型夯土基址。
宫殿区的四周有环城大路，宽达１０余米至２０米左右。４条大路纵横交错大体呈“井”字形，构成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发掘发现，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路土踩踏面坚实致密。新发现的宫城城墙就是沿着已探明的４条大路的内侧修筑的。
目前，已在宫城内发现了两组排列有序的宫殿建筑群，它们分别以著名的１号、２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每组都有明确的中轴线。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统一的方向，显现出极强的规划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说，这座宫城建于距今约３６００年前，其面积达１０．８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此前，我国可确认的最早的宫城遗迹，见于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遗址，面积约４万平方米。
许宏博士说，考古发掘显示，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规划缜密、布局严整，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后世中国古代都邑营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头，如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进院落的布局、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向以及许多土木建筑技术等。二里头宫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宫城的祖源，此后的中国古代宫城连续演进，在明清时期营建的北京紫禁城达到了顶点。
发现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
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７５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内发现的１号宫殿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显示，该基址总面积达１万平方米。正殿居基址北中部，四周回廊围列。正殿之南为一宽敞的庭院，过庭院为面阔８间的牌坊式大门。这是当时发现的国内最古老的宫殿建筑基址。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考古人员对２号宫殿基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基址面积约４０００平方米。
此次考古工作者又在宫殿区内发现６座大型夯土宫室建筑基址（即３、４、５、６、７、８号建筑基址）。３号和５号建筑基址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二者东西并列，其间的通道下发现了长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其中的３号建筑基址部分被２号基址所覆压，其年代比１号宫殿基址的年代还早百年左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该基址已探明的长度达１５０米，主体部分至少有三重庭院组成，院内还发现成排的贵族墓。从中出土数十件（组）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青瓷、绿松石工艺品、蚌制工艺品等随葬品。一些器物如斗笠状白陶器、大型绿松石器等饰品均属首次发现。
４号建筑基址台基长近４０米、宽１２米，位于２号宫殿基址的正前方。二者大体同时期，且有共同的建筑中轴线，应属同一建筑群。６号建筑基址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这是首次在二里头遗址内发现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大型建筑。由于６号建筑基址的建设年代正值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时期，它的发现将有助于这一历史疑案的最终破解。７号、８号基址的始建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考古发掘显示，由于宫城城墙及１、２、４、７、８号等夯土基址大体同时兴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使这时的宫殿区布局为之改观。仅就宫殿区东部的建筑基址群来说，始建于三期的２、４号基址与始建于四期的６号基址，都是在属二里头文化二期的３号基址被彻底废毁后又在其原址上兴建起来的。而且，早晚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多个单体建筑纵向排列。
但与此同时，早、晚期建筑又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说明宫殿区尽管在晚期筑以围墙，其内的建筑格局大变，但宫殿区的总体规划和范围却未发生大的变化。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考古工作者努力探究的问题。
发现我国最早的车辙
在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５米多，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两辙间的距离约为１米。这两条车辙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提早了约２００年，推至距今３７００年左右的夏代，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里头遗址夏代车辙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学术界高度关注。由此，一个话题再度被提及：中国古代马车起源何处？中国马车的起源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持“马车中国本土独立起源说”，有的则持“外来说”，认为中国马车是来源于中西亚或欧亚草原的，在商代晚期时辗转传入我国。
关于车子在我国的发明与使用，我国古代文献多有记载。根据文献记述，夏代已有了管理车政的官吏车正等。如这些记载属实，夏代的车子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但直至目前，尚未找到考古学证据。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曾发现铸造车用青铜配件的陶范，在与此同期的偃师商城遗址也曾发掘出车用青铜配件。这些都说明我国在商代晚期之前，不仅有车，而且车上已使用了青铜配件。偃师商城遗址车辙发现后，考古工作者就曾撰文认为，显然不宜将晚商马车的源头直接追寻到西亚去。
许宏博士说，尽管从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车辙，但仍然难以确认这就是马车的起源。因为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看，当时的车体较窄，只有１米左右，而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的轨距一般为２米多，二者之间有明显不同。因此，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上留下辙印的双轮车，与偃师商城遗址发现的一样，很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车子。当时是人力驾车还是使用牲畜驾车，使用什么牲畜驾车，都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去证实。
二里头都城废弃于何时？
考古学界按先后顺序，将二里头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以往的一般认识是，二里头文化四期（至少是其晚段）的二里头文化已出现衰落的迹象。几乎与此同时，偃师商城开始建设，偃师商城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可大体用“一兴一废”来表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学术界也把此期作为我国夏商文化的分界。
但最新的勘察发掘与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遗存在遗址中心区分布相当密集；周围地区虽较此前有所减少，但遗址规模并未缩小，已发掘的遗迹数量也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相近。同时，宫殿区仍延续使用，范围甚至有所扩大。１、２、４、７、８号等始建于三期的宫殿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重要遗存直至四期的偏晚阶段，均未见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宫殿区范围此期遗存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三期。在宫殿区东部还发现了筑于此期的６号大型基址和庭院围墙等。
另外，考古工作者此次还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距宫城南墙１８米至１９米处，又发现一道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的夯土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长度达２００余米，宽度也在２米左右，其夯筑质量甚至高于宫城城墙。由于该墙与宫城南墙以大道相隔，考古工作者推测该墙为宫城以南另一处设施北墙的可能性较大。该墙建成不久即遭毁。
同时，考古工作者此次还在宫城南墙外发现了当时制造贵族奢侈品——绿松石器的作坊和一处废料坑，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还见有因钻孔不正而报废的石珠。该作坊与该坑的时代亦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
二里头四期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三期。大型青铜兵器亦始见于四期。属于四期的形体较大、纹饰精美的陶器也屡有发现。个别中型墓葬和青铜容器的下限可能已至偃师商城一期。
种种迹象表明，在一般认为已实现了王朝更替的二里头文化四期（至少是其晚段）或稍晚，二里头宫殿区仍在使用中，它的繁荣程度并不逊色于三期，在若干方面甚至较三期有所发展。
许宏博士认为，这一阶段的二里头应该仍属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如作进一步推测的话，这一阶段最有可能是此前二里头都邑的持续发展期，即便在其间发生了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也并未导致这一都邑迅速而全面的衰败。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或稍晚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里头都邑真的衰败甚至废弃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吗？它最终是毁于敌手吗？作为都城的二里头的下限究竟在何时？二里头作为重要都邑，是否与初建期的偃师商城并存过一段时间？这些问题仍是待解之谜。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二里头文化
中国最早都城遗址首次发现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大型建筑基址该发现影响不下殷墟考古学家近日在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首次发现了一座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 (第四期)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出现了新的兴奋点。意味：人们可以从中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
这座建筑基址发现于著名的二里头遗址 2号宫殿的北墙外，现编号为6号。“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的始建年代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由于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目前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它留给人们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这意味着人们几乎可以从中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说'几乎'是因为二里头遗址本身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主持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
考古学家最近在我国已知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 2号宫殿下面，发掘出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的年代提早约百年左右。许宏介绍说，这座现编为 3号的建筑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它结构复杂，规模庞大，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大型夯土基址。发掘结果表明， 2号基址下面叠压着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建筑基址。
考古队在 3号基址中院和南院院内还分别发现了成排的中型墓葬，现已清理了5座。成组贵族墓发现于宫殿区，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尚属罕见，在二里头遗址则属首次发现，这对判明3号基址的性质及二里头文化葬俗有重要意义。经过新中国三代考古学者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最早可确认的都城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基本搞清。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 1959 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被纳入学者的视线。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 400 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我国最早的都城遗址。主持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说：“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有理由相信，二里头将像 20 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 21 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考古学家最近在我国已知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 2 号宫殿下面，发掘出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的年代提早约百年。许宏说，这座现编为 3 号的建筑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它结构复杂，规模庞大，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大型夯土基址。它南北窄长，已探明的长度达 150 余米，主体部分至少由三重庭院组成。许宏说，过去为材料所限，学术界对肇始期的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认识来源于过去发掘的二里头遗址 1 号、 2 号宫殿，认为其形制简单，独门独院，到了稍后的偃师商城时期，宫室建筑的结构才复杂起来， 3 号基址的发掘改变了这种看法。
考古队在 3 号基址中院和南院院内还分别发现了成排的中型墓葬，现已清理了 5 座。成组贵族墓发现于宫殿区，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尚属罕见，在二里头遗址则属首次发现，这对判明 3 号基址的性质及二里头文化葬俗有重要意义。
略论二里头时代
许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2005-03-12
一
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对中国上古史所作分期描述中，一直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以神话传说表述远古时期，在进入历史时期后，一般采用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史前时期，已被证明为信史者则与文献史学合流，亦冠之以朝代名或主要诸侯国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两大话语系统才归于一系。
其实，鉴于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的学术传统及对学科终极目的的定位，无论文献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都是把两大话语系统最大限度的趋同作为努力的方向的。也即将“信史时代”的上限尽可能前提，扩大两大话语系统的“共同语言”部分。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长足进展，文献史学界开始更为广泛地采用考古学的分期语汇。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近年出版的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邀约考古学者来撰写“远古时代”部分。史前考古“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1]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由是，仰韶时代、龙山时代[2]一类纯考古学语汇的命名已跳出考古学的圈子，而为史学界及其他相关学科乃至大众所接受。
但愈是时代久远，二者“拟合”的可能度就愈小。因而对于史前时期，学界也只能听任诸如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与三皇时代、五帝时代之类异质话语系统并存。强将二者比附者，一般也多被认为属推测性质，存此一说而已。
上个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至上个世纪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郑州商城和二里岗文化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岗期。
我们认为，这是目前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最上限。前此的时代，都属尚只能用考古学术语来表述和命名的时代。本文所要论及的“二里头时代”即是其中最后的一个。这一时代因约略与文献所载夏王朝的存在时段相合，而往往被径称为“夏代”，或“相当于夏代的时期”。这反映了学界力图上推“信史时代”之上限，统一两大话语系统的迫切愿望。然而目前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这就是我们提出“二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先决条件。
二
顾名思义，“二里头时代”的概念，源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3]。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所给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20年之间[4]。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上接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王湾三期文化，下接二里岗期商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即龙山时代[5]，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6]。在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新砦期遗存”，约持续100年左右的时间[7]。目前，尽管在对这类遗存的命名上尚有歧见，但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较之中原龙山文化更为密切这一事实，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为数不少的学者更认为其本身就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8]。鉴此，“二里头时代”的时间跨度，应约当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
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与文献记载中夏王朝的存在时间相吻合。然而，尽管从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上看，“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最重要的对象，或者说最有资格担当“夏文化”的称号，但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状况而言，我们仍无法将这一与夏纪年大体对应的历史时期径称为“夏代”。鉴于有关夏王朝的记载在时代较早、可信度较大的文献材料中时有所见，因此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实存在，我们只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未掌握可以确证夏文化的考古学证据而已。
“二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植根于对夏文化探索之课题定位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夏文化探索本身作一些分析。
以殷墟的发掘为中心，殷商文明的确立给三代文明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的基点；同时，它在方法论上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三代考古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对夏文化的探索，可以从殷商文明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中，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夏代考古之所以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根本问题就是没有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史料。……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条件，但却是必须通过的一关”[9]。这是颇为中肯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回顾以追寻夏王朝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探索之历程，可以看到，数十年来学界的主要注意力和论辩的焦点集中在了夏王朝的存灭时间、夏王朝统辖的中心区域、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这四项要素上。其中前两项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来推导的，它是夏文化探索的时空前提，而非考古学意义上的探索对象。至于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加之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可以认为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推论的性质。我们认为，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如当时的文字）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的问题的。其实，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和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在对夏文化的探索上，我们只能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最终解决相关问题，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逻辑上的欠严密，一直是夏文化探讨过程中最受诟病之处。如仅以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简单的时空对证即可框定夏文化的思维定式的存在。在这一思维模式中，参与讨论的学者基本上不用“可能”、“很可能”一类相对稳妥、留有余地的字眼，而更偏爱“当然只能”、“肯定”、“无疑”一类自信感较强的、排他性的措辞。从逻辑上看，我们并不能仅由时间与空间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导出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时期、分布于夏王朝中心区域的、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
又如对《史记·夏本纪》所载应为信史的推论，似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10]。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然而诚如前引文中字面上已言明的那样，这一思维定式也带有想当然的成份。笔者本人不是夏王朝的怀疑论者，只是对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的严密性和可靠性略有疑虑而已。
总之，无论以时空对证的方法推定夏文化，抑或判别《史记·夏本纪》之是否可信，问题的最终解明，恐怕都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的发现。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现状而言，还不能用“夏文化”这一复合性的概念来取代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概念。在大的时代名称上，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因其未确定性，似应暂时依照史前考古学的惯例，以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而暂且称之为“二里头时代”。同时，殷商文明研究的新进展，也使我们对夏文化的确立充满信心，我们期待早日在考古学上最终确认夏文化和夏代。
三
二里头时代最大的特征是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的首次出现。在二里头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中，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扩张和幅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
龙山时代历时约数百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兴盛于龙山时代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与此大体同时，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遗址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诸考古学文化类型与该区域各地理单元的分布基本相符，呈现出自然分布的状态；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则已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而在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11]，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东西达600公里，南北达500公里。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因素向四围幅射的范围更大于此。
伴随着地区性中心聚落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型聚落——二里头遗址。据最近的调查与钻探结果，二里头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经4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大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其中包含出土成组青铜礼器、玉器和漆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以及道路遗迹等。出土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12]。
上述重要发现充分显示了二里头遗址超乎当时一般聚落的规格和内涵。由聚落形态、埋葬制度、各种手工业作坊及其产品等方面，都可见其社会等级分化及产业分工程度之巨；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在广大的空间范围内有很强的一致性，其文化影响所及更非此前的任何考古学文化所能比拟。二里头遗址拥有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理由相信它已步入产生了国家的文明社会，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遗址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二里头时代的中原周边地区，还散布着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其中与二里头文化相毗邻且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存在状况与二里头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黄河下游，龙山文化演变为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的版筑城防技术、青铜冶铸业、农业等续有发展，其分布范围也并未比龙山文化缩小，保持着与二里头文化相抗衡的态势。但其聚落的分布密度和居址的面积都小于龙山文化，遗物中也未发现能超出龙山文化工艺水平的精品，陶器轮制技术大大退化，器类锐减，器物由精致转向粗糙，居住建筑技术也无明显的改善。因此有学者认为其“好像是当地新出现的一种比从前落后的新文化”[13]。即便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承认“岳石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从大的方面看，仍然是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形态的延续”。“这一时期社会内部的发展虽然没有停止，但亦未出现跳跃式的变化”[14]。鉴于海岱地区田野工作的广度与深度，我们似乎无法把目前对岳石文化的认识全部归因于发现的或然性。其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处于一种低落状态，是大致可以肯定的。
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一般认为属先商文化，是二里岗文化的前身[15]。然而二里岗文化真正承继自下七垣文化的因素，似乎仅限于以炊器为中心的日用陶器等与民间习俗相关的若干方面。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可与二里头文化相匹敌的、显现其社会发展高度的遗存，如都邑型聚落、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青铜礼器等。而二里岗文化中的这类高层次的遗存，基本上源于二里头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文化才应是早商文化最重要的源头，而下七垣文化仅是其来源之一。也有学者认为先商文化应是岳石文化的一支[16]。无论如何，商人入主中原都主要是其军事上的胜利，而并非文化上的优势使然。
除了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外，这一时期分布于中原周边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的考古学文化还有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江汉峡江地区同时期诸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晋中地区同时期诸文化、内蒙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和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17]。这些文化所在区域在仰韶和龙山时代大多孕育过高度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如红山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学术界一般认为属酋邦甚至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然而这些高度发展的文化与其后续文化之间却往往缺少密切的承继关系，后者与前者相比甚至显现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其文明或国家化进程可能亦相继中断，这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把这一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非直线演进的现象，称之为“连续”中的“断裂”[18]。这一断裂现象的深层次的自然与历史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如果将龙山时代及其以前华夏文明形成期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存在状况比喻为“满天星斗”[19]的话，那么随着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一多中心的状况即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成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于其他文化的核心文化。如果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早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之间即已萌芽，至公元前2500年以后渐趋明朗[20]，那么这一历史格局的正式形成，则是二里头时代的事了。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四
将二里头时代放在华夏文明早期发展史的框架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以礼乐文化的全面勃兴为显著标志，二里头时代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夏代”的范畴，而给予华夏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看，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仰韶时代后期与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的进程中，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阶段，或可称为“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
第二阶段 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771年）。是华夏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时期[21]。
在这一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条主线，即：以神祇信仰为内核的非礼乐系统文化[22]由盛而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祖先崇拜为内核的礼乐系统文化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二里头时代起勃兴扩展，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在第一阶段，与人类的宗教信仰相伴而生、以各种神祇信仰为内核的非礼乐系统文化在若干考古学文化中趋于兴盛。这类考古学文化，可举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例。其考古学表现可归纳为：存在大型祭祀建筑群、祭坛、积石冢、高台墓地、葬玉大墓等；法器以玉器为主；流行神像、人物、动物等雕塑品，重视觉冲击力和神秘性；大宗明器性祭品集中分布。大量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宗教遗存的存在，构成上述考古学文化极富特色的文化内涵，说明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机制，决定了这些文化在光灿一时的同时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社会易于畸型发展，决定了它们在严酷的社会竞争或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是历史的必然。
这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继由盛转衰，甚至消亡。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与二里头时代的到来，显然使这类非礼乐系统文化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大大加快。二里头时代及其后，随着以中原为中心的礼乐文明的扩展幅射，非礼乐系统文化全面衰退，同时大量吸收礼乐文明的因素，仅见于更远的周边地区，如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周代各诸侯国域内及周边的土著文化中。
就现有的考古材料看，礼乐文化可能的形成时间是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以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间；属于礼乐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最早出现于龙山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如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等。进入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文化的考古学表现可归纳为：存在作为宫殿宗庙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礼乐器随葬的棺椁大墓等；以酒器、食器等容器构成礼器群主体（漆木、陶、铜礼器）；有磬、鼓、钟等乐器群；玉质礼器逐渐饰品化；少见或罕见具象生物造型，图案抽象化。礼乐文化的制度化，及开始成为覆盖广大区域的主流文化体系，都是始于二里头时代的。
要之，在华夏文明早期发展的进程中，二里头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一个礼乐文化勃兴而非礼乐文化全面衰微的时代，一个华夏文明结束多元、进入一体化阶段的时代，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正式形成的时代。我们探究这一时代之历史真实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里头遗址历史文化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权以后,为便利于政治统治,将天下分为九州,洛阳就是当时的豫州。禹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所以洛阳也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关于这一点史书里记载,“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鄩,据历史学家考证,就在今洛阳市偃师的二里头村附近。
夏朝在太康继位以后,由于太康贪图享乐,不务朝政,整日只知游猎玩耍,导致东夷部的后异乘机反叛,并攻占了夏的都城斟鄩,赶走了太康,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失国以后,与弟弟仲康一起逃往东方,不久很快死去。仲康的儿子相依靠其它东方诸侯残存发展,处境困难,最后在相的儿子少康时才又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又称“少康复国”。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以后,夏朝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区域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滩,所有夏、夷诸部的众多邦国均都臣服于夏的统治。
少康以后,夏朝几世均不在洛阳建都,至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才又定都于斟鄩。这一点(史记·吴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显然就是洛阳所处的位置。
总的来看,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亦即史书记载的斟鄩。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斟鄩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我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判断夏代的斟鄩就在我们洛阳。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旭率队来豫西作夏墟调查时,在洛阳市偃师县城区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沉睡几千年的夏都斟鄩,这一点才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洛阳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个帝王统治时期曾是都城,为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发现了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划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埋葬的奴隶,其形状各异,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缚,有的身首异处。他们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隶主的酷刑而丧生,或因当时奴隶制时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当时奴隶主统治的惨忍。夏代奴隶主暴虐无道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广大奴隶的拼命反抗,他们愤怒地诅咒夏朝的奴隶主统治,甘愿与其同归于尽。在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东部的商族兴起,在其首领商汤的领导下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统治,夏朝经历了四百七十余年历史以后终于灭亡。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进入学者的视线,中国考古学界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
此后,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４００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现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有３００余处。前不久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推动了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偃师商城的始建被确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同时,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截至2004年春季,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网
宫殿区的四围均有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的大路,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经解剖发掘,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约360米~370米,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其中东墙方向174°,西墙方向174.5°,东北角呈直角,南墙与东墙延长线的夹角为87°。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保存最好的东墙残长330余米,其上已发现门道2处。墙体宽2米左右,残存高度在0.1米~0.75米之间。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2、3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早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目前,已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至少有2座(3号、5号基址)。二者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其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号基址系一座(或一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南北窄长,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已揭露的3重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已探明基址的长度达150余米,宽度则在50米左右。北院内发现有积水迹象的大型坑状遗迹,2号基址北部的主体殿堂及殿前广庭,都是在填平夯实它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3号基址中院主殿夯土台基宽6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中院和南院院内发现有成排的墓葬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5号基址仅经局部揭露,已在其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至二里头文化第3期,宫殿区东部兴建起2号(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和4号两座大型夯土基址。二者建于3号基址的废墟之上,相对独立又共有建筑中轴线,构成一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有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宫城城墙之上(7号、8号基址)。其中7号基址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构成宫城内的又一组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这些夯土基址的年代与宫城城墙大体同时,自二里头文化3期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就现有的材料看,进入二里头文化3期后,二里头遗址持续着2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铸铜作坊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以及建筑方向基本上一仍其旧。但同时又出现了若干显著的变化,如在宫殿区周围新筑了宫城城墙,新建了一大批夯土建筑基址。而所有这些建筑基址与此前的建筑都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在宫殿区东部,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大变,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随着新的土木工程的兴建,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骤然减少。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宫殿区内的贵族墓及出土遗物
在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成排的中型墓葬,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从层位关系和随葬遗物看,这些墓葬均为3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2期。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中,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
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
以往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四、二里头文化第4期遗存的集中发现
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建筑基址(6号基址)。已发现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4期,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遗址属首次发现。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又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墙,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但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方向88°,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不久即遭废毁。
2004年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当年秋季,循此线索继续钻探试掘,确认这里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3期。
继始建于二里头文化4期的6号基址之后,此次又发现了建造与使用于此期的夯土墙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存。二里头文化4期尤其是其偏晚阶段,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尚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探索将会不断深化我们对这座初期王朝重要都邑的认识。
保护范围：二里头村南土冢向东850米,向西1600米,向北至洛河大堤,向南至排水渠,东南以自然台地为限。
建设控制地带：自保护范围周边向四周各扩1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