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什么央视一套:尚未终结的革命——中东欧转型20年

　　从世界范围看，我们尚处在大转型的时代。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是人类社会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其中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

　　1989年到1990年是中东欧转型的发轫期，1989年发生了波兰圆桌会议召开、匈牙利开放匈奥边界、德国柏林墙倒塌、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以及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这些轰轰烈烈的事件，而在1990年，中东欧国家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多数国家政治上普遍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经济上不同程度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过渡：匈牙利于1月和3月举行两轮大选，民主论坛等政党获胜;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在5月大选中获胜，于6月派出军警驱散从4月22日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扎寨示威的学生;捷克斯洛伐克6月举行全国自由大选，组成以“公民论坛”和“公众反对暴力”组织为主的联邦政府;保加利亚于6月举行多党自由大选，社会党获胜，但新政府迟迟不能组建;阿尔巴尼亚政局自7月开始动荡，12月底宣布实行多党制;波兰11月提前举行总统选举，12月瓦文萨赢得第二轮选举;南斯拉夫11~12月各共和国分别举行大选，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4个共和国共盟失去执政地位，塞尔维亚、黑山两个共和国原共盟继续执政，斯、克公开要求独立。

　　伴随着两极格局的寿终正寝和苏联1991年的解体，中东欧国家进入波澜壮阔的大转型时期。中东欧的大转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诸方面，其变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在人类社会经济史上实属罕见。20年后，这场转型的使命尚未终结。

　　度过“转型性衰退”

　　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和平性、全面性与激进性、欧洲取向性同时存在。经过20年的转型，中东欧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转型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政治方面，确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除南斯拉夫2000年总统选举出现危机外，多数中东欧国家的选举是和平有序进行的，政权的更迭在法制的框架内进行。2010年4月波兰总统因坠机罹难，之后由众议院议长代行总统职权，并宣布提前举行总统大选。波兰并没有出现权力真空，也没有发生政治危机。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巨变后进行了重组，改造成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政党，适应了政治体制的变化，如波兰社会民主党(后来的民主左翼联盟)在1993年和2001年赢得议会选举，重掌权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组而成的匈牙利社会党相继赢得1994年、2002年和2006年议会选举的胜利，成为执政党;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1994~1997年为“共同选择”联盟成员，2002年选举未进入议会，2004年与社会民主-方向党合并。在捷克，未改革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捷摩共)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支持率，但从未进入政府，该党在捷克政治舞台上日益边缘化。

　　法制方面，形成了现代的法治国家。这在加入欧盟的5个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在中东欧国家，新的法律体系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必须受法律的约束。而在入盟谈判进程中，中东欧国家根据欧盟的共同法法律体系，对本国法律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大大加速了法律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根据新的法律，言论、出版、结社、旅行、批评政府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获得恢复，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进入市场的自由，以及私人产权的安全也获得了保障。已退休的波兰《选举日报》原副主编海莱纳?卢奇沃表示：“现在的生活更好。有更多的自由、民主和经济增长。生活也有更多的色彩。国家是独立的，连续几届政府在选举失败后和平移交权力。司法是独立的，市场在运作，媒体是自由的，公民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尊重。”

　　经济方面，建立或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将制度改革分为代价低廉的和代价高昂的，中东欧的改革属于后者。中东欧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已被摧毁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转轨的，属于难以实施、牺牲较多、抵制较强的改革。相对于德国二战后所面临的市场经济制度被“冻结”，中东欧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相当不利，在实施过程中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例如GDP持续下降2~6年，失业剧增、贫困面扩大等，这在1990年代表现得非常明显。休克疗法在1990年代初曾在多国占上风，最为典型的是萨克斯教授建议的由波兰财长巴尔采罗维奇推行的“巴尔采罗维奇计划”。波兰是这些国家中转轨相对顺利的一个，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波兰很好地利用了巨变带来的“机会之窗”进行痛苦但必要的改革。匈牙利在转型初期主张渐进改革，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也不得不实行激进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

　　转轨之初，由于普遍经历了科尔内所称的“转型性衰退”，中东欧新上台的执政力量担心经济转轨会逆转，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不可逆转。2000年之后，中东欧国家走上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加入欧盟后，经济增速加快，大大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从实际GDP看，到2007年中东欧国家已经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如1989年实际GDP为100，到2007年波兰的GDP为167，斯洛伐克为151，斯洛文尼亚为146，捷克为135，匈牙利为132。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中东欧2008年也高于1991年和2000年的水平。其中，2008年捷克人均GDP达到欧盟27国平均水平的80%，斯洛文尼亚达到欧盟27国平均水平的92%，匈牙利为62%，波兰为55%。如今在中东欧，主要的经济决策是由成千上万的企业自主做出的，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已经复苏。200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私营部门占GDP的比重为80%，波兰、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私营部门占GDP的比重为75%，其它国家私营部门的比重在60%~70%之间。遗憾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东欧国家与西欧的贸易和金融上的密切联系加快了金融危机在中东欧的传播速度，中东欧国家受到了危机的严重冲击。

　　社会方面，由于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有部门的产权改革，形成了创新、适应和被边缘化的三大阶层。大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银行高管、政府官员、律师、财务顾问和专家居上层，中小企业主、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居中层，非熟练工人、个体农民和失业者则处下层。中东欧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俄罗斯那样的寡头阶层，相反，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直接成果。虽然转轨伴随着腐败、寻租和收入差距扩大，但是这些问题处在可控范围，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东欧国家保持了社会的和平。

　　地缘政治方面，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解散之后，加入北约和欧盟成为对外战略的优先重点。中欧五国与波罗的海三国一道于2004年加入欧盟，而巴尔干八国中，仅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于2007年加入了欧盟，可见中欧国家在转型上要领先于巴尔干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欧盟成员国都先后加入了北约，另外还有毗邻意大利的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也在2009年加入了北约，这样巴尔干八国中已有一半被北约纳入保护范围。

　　政府的新挑战

　　虽然中东欧改革已步入收获期，但是世界在变化，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

　　其一，进一步巩固民主制度。中东欧民众对于民主价值的认同度很高，但对本国的实际民主制度却有诸多不满。皮尤全球态度项目的调查表明，81%的保加利亚人认为自由的司法是重要的，66%的捷克人认为自由媒体是重要的，65%的匈牙利人认为言论自由非常重要;然而，只有8%的保加利亚人认为本国有公正的司法体系，17%的捷克人认为本国有完善的自由媒体，13%的匈牙利人认为言论自由在本国已占主导。“欧洲晴雨表”的调查表明，公众对议会的信任率在捷克为20%，波兰为18%，匈牙利为15%;对政党的信任率则更低，捷克为15%，波兰和罗马尼亚为12%，匈牙利为10%。这表明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制度尚不能满足民众的期待，中东欧国家需要进一步发展公民社会，巩固和完善民主制度。

　　其二，加强法治。建立法治是经济转轨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经济权利及公民自由。在建立法治方面，中欧国家的进展同样快于东南欧国家，但与西欧相比又有很大差距。除匈牙利外，中东欧的另6个欧盟新成员国对法律体系的信任度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中东欧国家在人力资源和资金上的制约，影响到司法体系的效率，法院积案过多成为严重问题。已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上尚不能让欧盟满意，其它东南欧国家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其三，重新界定政府作用。转轨后国家对经济的全能干预已不复存在，但是国家并没有完全退出，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潜在影响是增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对政府如何干预最少最有效及适时结束临时性的干预措施是个考验。作为经济转轨领先者的波兰，也面临着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及政府从非竞争性领域退出等挑战。

　　其四，深化金融改革。对于目前中东欧危机的成因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类似于1997~1998年的东亚危机，是由于在固定汇率诱惑下短期银行信贷的过度流动导致了私人外债的剧增。但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这次也遭到了严重冲击。中东欧的问题并不在于金融业的过度开放，而在于金融业开放后外币贷款的非理性扩展，忽视了汇率变动的风险。中东欧国家应当在金融业开放过程中加强监管，防范系统风险，也需要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特别是引进创新型金融产品，使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资产组合多元化。

　　最后，社会领域的改革。中东欧国家在转轨后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到2000年初，中东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7~0.37之间，高出转轨之前的0.19~0.24。2007年，接受补助脱困后又返贫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在保加利亚为14%，在捷克为10%，匈牙利为16%，波兰为19%，罗马尼亚为19%，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均为12%。因此，中东欧国家需要高度重视社会领域的改革，关注经济转轨对人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政府对医疗和教育投入不足等条件下，妥善开展针对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的改革。

　　路径反思

　　自2004年以来，先后有7个中东欧国家成为了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还加入了欧洲货币联盟。但是转轨、赶超和趋同的话题并没有失去其意义。转型之初一位中东欧事务观察家指出，宪政改革至少需要6个月，经济改革的成果只有在6年后才可以显现，而要奠定宪政改革和经济转轨的社会基础，60年的时间几乎是不够的。

　　眼下的欧洲债务危机，事实上对中东欧国家的“改革疲乏症”敲响了警钟，迫使中东欧国家“对改革进行改革”。波兰前议长博罗夫斯基强调“必须回到在经济繁荣时期被忘却的结构和制度改革”，匈牙利经济学家拉什罗?乔鲍则在转轨20年之际抛出下列问题：如何实现体制变革?如何衡量转型的成功?如何使转轨持续?如何使转轨欧洲化?如何在转轨中利用全球化?转轨是否已结束?

　　有经济学家认为，危机表明目前基于外资银行作为中介引进储蓄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已丧失信用，中东欧国家需要新的发展模式，以减少对金融深化的依赖，而重视诸如生产率的增长、采纳欧元、向移民开放边界和进一步的欧盟一体化等因素。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行长耶拉希奇强调，中东欧危机的症结在于科尔内所称的“超前的福利国家”，许多国家扩大支出特别是社会领域的支出，导致入不敷出。中东欧国家需要对过去20年的转轨进行反思，需要进行持续的制度改革，以便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赶超西欧发达国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