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魏洲柴鸡蛋音频 mp3:彼时的尼克松 此时的中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月13日文章，原题：彼时的尼克松，此时的中国

　　尼克松40年前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或许未曾料到其赌局将产生什么结果。诚然，它对重塑欧亚地缘政治均势和迫使苏联转入守势发挥了立竿见影的外交作用。但直到最近，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美复交的长期效果才显现出来。如今，当年那个曾贫困封闭的国度已一去不返。中国正成为经济强国。从非洲矿场到美国的苹果商店，都深切体会到中国的无处不在。

　　在我们回顾40年来的巨大成就之际，亦有必要思考继续困扰中国长期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由于被看成全球化的赢家，中国自然被认为已具备迎接挑战的各种条件。其实，中国尚未为进一步融入世界而做到未雨绸缪。
缺乏必要机制和规则即是相关迹象之一。例如，中国已成为援助大国，如今向非洲提供的贷款已超过世行。但中国尚未确立掌管国际援助的专门机构。因此其援助项目不仅缺乏协调还常常适得其反，没赢得善意，反而被视为邪恶新殖民主义阴谋的一部分。

　　另一例证是中国缺乏移民政策。即便中国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寻找劳动力，但仍未确立吸引精英人才或应对国际移民复杂问题的法律架构。

　　第三个例证是缺乏独立政策研究机构。由于政治管控和业务水平有限，中国的研究机构难以对全球事务进行良好决策所需的高质量客观分析。

　　最关键的或许是长达20年的GDP高速增长掩盖了其经济前沿的严重弱点。由于继续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中国仍缺乏与西方跨国巨头抗衡的强大民营企业。除华为、联想或许还有海尔（名义上是集体企业）外，中国没有其他能叫响全球的民营企业。

　　中国迄今尚未因此而付出沉重代价。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仍局限于从事低中端加工和装配。价值链中最重要、最先进和利润最丰厚的部分———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服务和配给，仍被美欧日韩公司把控。

　　中国当然拥有大公司，但大多是国有企业。它们或许具备在全球开展业务的规模，但缺乏与世界级西方企业竞争的动力，且引发了全球的怀疑和恐慌。

　　所有这些弱点并非不可逾越。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在现有体制下将其清除。亟须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验证了中国自尼克松访华以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但也表明中国尚未走完迈向全球一体的漫漫长路。
尼克松谈毛ze东：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在经历20多年的严重对峙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者毛ze东和尼克松权衡纷繁多变的国际局势，高瞻远瞩，毅然决定互通和谈信息，从而叩开中、美两国互为封闭的国门。中、美两国终于由冷战转为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毛ze东和尼克松是中、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开拓者和设计者。

　　尼克松：“无视中国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后，处于政治两极的中、美两国互为仇敌，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和苏联因党际关系而影响国家关系，昔日的兄弟友情，早已是离心离德，势若水火。美国因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在与苏联争霸的角逐中开始处于守势。在美、苏、中三国战略格局中，尼克松开始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诚如美国着名学者麦克法考尔所说：“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
此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财政开支累计可达2000亿美元，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已经出动全国近1/2的地面部队，1/5的空军力量，1/4的海军力量，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可是，越南战争并没能实现预期，相反，美国却付出死伤几十万官兵的惨重代价。于是，反战运动遍布美国的大小城市。美国朝野开始厌恶这场战争，正在寻求新的方法，争取尽快地和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几乎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工业正在迅猛地发展，其核力量已经追上美国，各类常规武器，得到大规模的扩充。尤为警觉的是，苏联海军力量的发展，早已超乎常态。它的远洋舰时常在地中海和各大洋游弋，公开地向美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挑战。

　　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面对苏联争霸世界的挑战，认为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充当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宪兵，而必须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他说：“越南战争是我接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而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破坏边界现状，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阻挠中国边防军的正常巡逻活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华政策。中苏边境上的苏联驻军，由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100万军人，大有剑拔弩张之势。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由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
除开苏联的军事威胁外，美国在中国的近邻越南的战争仍在升级，并且还不时地侵犯中国领空，中国正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经济建设也因此受到严重干扰，全国的所有工作都不得不进入“时刻准备打仗”的备战状态。军费预算逐年递增，军队总兵力扩充到660万。国家大型企业实行“靠山、分散、进洞”的备战方针，半数以上的资金都已投入“大三线”的战略后方，整个国家都处于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之中。

　　在此背景下，尼克松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得出这样的结论：20年来，美国鼓吹孤立、封锁中国，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对华利益上蒙受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今天，中苏冲突日益加剧，在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借重的力量。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届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尼克松还检讨说，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他说：“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1969年春，毛ze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4位元帅共召开了23次座谈会，向中共中央和毛ze东提出许多重要的报告。他们认为，苏联已经给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陈毅还向周en来汇报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此前，中国俘获两名美国旅游者，他们因在香港乘救生艇而误入中国领海。周en来亲自过问此事，指示立即释放这两名美国人。外国通讯社评述这一事件，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一次微妙的对话”。
毛ze东期待着与尼克松的直接对话

　　早在1967年1月，尼克松在为《外交季刊》所写的文章中，就提到要与中国建立关系。不久，他又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访问法国，在和戴高乐总统谈到中国时，他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不久，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高层传递信息。他对叶海亚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他告诉齐奥塞斯库，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真诚地向齐奥塞斯库表示：“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授意下，给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拍去电报，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中，努力去接触中国外交官。12月3日，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这天晚上，几乎所有驻波兰的东西方外交官都来观看展览。

　　在人头攒动的展览厅里，斯托塞尔终于发现两位中国人，他们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斯托塞尔径直朝他俩走去。当时，中国“文ge”正在高潮之中，在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指示之前，对于这位“美帝”大使，避之都唯恐不及，哪敢与他有丝毫的接触。所以，当他们看见斯托塞尔朝自己走来时，便匆匆走出大厅。可是，斯托塞尔还是穷追不舍，并且边追边用波兰话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毛ze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批准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美国国务卿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几个小时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自己的说法，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第一次使用这个正式名称，而且，麦克洛斯基在讲话中反复说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来到基辛格办公室，疑惑地问道：“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基辛格听后笑着回答：“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尼克松的试探性信息发出已经多时了，可是，大洋彼岸仍是那么的平静，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9月27日，尼克松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在谈到中国在世界的作用，以及他为此所作的努力时，他悲观地估计自己的试探性的信息，在5至10年内都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还对女儿特里西娅和未婚女婿考克斯说：“你们将来度蜜月，我希望你们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时隔不久，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国宴上，又以羡慕的口吻说，罗马尼亚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罕见的。美国现任总统在公开场合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尼克松也坦率地将之称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多勃雷宁又感到疑惑不安，回到使馆后，立即给基辛格打来电话，要求对此用语作出解释。基辛格在电话中俏皮地说，这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难道你们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尼克松所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1970年12月9日，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给他传递来信息：“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次年6月2日，巴基斯坦又传来令他振奋的信息：“在研究了尼克松的三次口信后，毛ze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en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的军用机场登机，秘密访问中国，尽管他乔装打扮，还是被英国《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贝格所认识，并侦知基辛格此行目的地是中国。他立即向报社发去一条急电，企图最先向世界报道这一惊人的消息，可是，电讯稿传到伦敦时，却被值班编辑插在废稿签上。

　　毛ze东：“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就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和孤立的政策，相继挑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主要矛头之一是直指中国，妄图对中国实行“遏制”。毛ze东应朝鲜和越南政府的要求，相继作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战略决策，挫败美国的军事“遏制”政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如何处理同美、苏两个大国关系的问题。1957年1月27日，毛ze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专门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好。这比较有利。……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7年后，毛ze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又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

　　美国的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也曾想为中美关系做些低姿态的工作，比如，交换新闻记者，放松医生、商人、运动员等到中国旅行的限制。然而，毛ze东认为，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是个大前提，这个问题没有取得共识，也就勿须急于去解决别的小问题。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这篇文章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尼克松开始思考中、美两国国家关系的问题。

　　毛ze东读过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要改变，为此，他让周en来等人阅读这篇文章。这期间，毛ze东非常关注美国的总统竟选，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美国共和党将在大选中获胜，尼克松肯定会当选美国总统。
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真的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谈到中国时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尼克松抵达北京，不足3个小时，便受到毛ze东接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政治信仰两极的领袖毛ze东和尼克松，终于在中南海毛ze东书房会面了。毛ze东风趣地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尼克松明白，毛ze东是在赏识新的对华政策。所以，尼克松回答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这样。”

　　考虑到毛ze东的身体状况，原定会见时间只有15分钟，没想到，他们之间轻松活跃的谈话，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尼克松后来说，这次会晤“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这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ze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

　　中美双方的最高级会谈，经过反复磋商和唇枪舌剑，终于达成最后文本--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回国后踌躇满志，正以积极的姿态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然而，“水门事件”的曝光，使尼克松很不光彩，并受到国会的弹劾，不得不辞职，中美关系也因此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976年元旦前夜，毛ze东会见两位美国前总统的后代--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与他们进行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他对朱莉说：“欢迎你父亲再到中国来，我会等着他的。”2月6日，新华社播发新闻公告，正式邀请尼克松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4周年之际再次访华。2月23日，毛ze东再次会见尼克松，尼克松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竟能以坚强的毅力，与他进行了长达100分钟的思维清晰而又睿智的谈话。

　　毛ze东邀请美国一位不光彩的前总统访华，并给予国家元首礼遇，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尼克松访华一事，“肯定超过了已被接受的国际惯例。在福特总统正式访问北京之后没有多久，中国人现在就给了这个失去总统职务、信誉扫地的人以这样的荣誉”，自然“引起了美国各种非常不同的政界人士的伤心的批评”。不过“中国人是可以无视这种批评的”，因为，他们“对过去两年中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缓慢进程感到失望”，“假如尼克松继续执政，本来是会一切顺遂的”。所以，尼克松访华一事，“显然是表明中国对华盛顿的现行政策感到不悦”。

　　尼克松访华后半年多，毛ze东与世长辞。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毛ze东一直将实现中、美国家关系正常化，作为自己的最后心愿，并试图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引导两国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976年11月，美国举行大选，在职总统福特本以为可以连选连任，可是，却败给了卡特，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毛ze东邀请下野总统尼克松访华，间接地批评福特的对华政策。卡特上台后立即修正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从1978年7月12日开始，与中国进行近半年的建交谈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通过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毛ze东的生前愿望终于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