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文化产权交易所:怎样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自1989年冷战结束以来，我国没有卷入任何战争，为四化建设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那么在21世纪的头10年，我国能否继续保持与90年代相似的国际安全环境呢？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安全问题，绝非我一介布衣所能回答的。加之安全环境的内容十分广泛，绝非一篇文章可以囊括的，因此本文仅就笔者认为对我四化建设具有宏观战略影响的主要战略安全问题进行分析，[1]以期引发智者们的高见。

90年代安全环境的变化

        要了解今后10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势，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变化。这些变化是今后十年我国安环境变化的客观基础，而观察分析这些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则是我们预测今后变化趋向的分析基础。

         1、我无世界大战及外部军事入侵之虞，但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则由小变大。美苏争霸曾是冷战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主要危险。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的危险骤然下降，因为这使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小，而只要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没有全面战争，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发生。90年代初期，大国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危险，因此，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上，中国领导人判断，“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2]历史证明，世界战争的危险在90年代里的确没有重大发生变化。90年代初，笔者曾认为，苏联的解体使我国不再面临外部军事的直接威胁，因此我国的安全环境好于冷战时期，因此也是新中国成立一来的最好时期。[3]90年代的历史表明，由于我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外部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我国总体安全环境仍好于冷战时期。

         虽然没有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但绝对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改善我安全环境。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已难称为是最好的时期了，因为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已大于9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我国不仅没有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而且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也很小。当时朝鲜半岛的政治不确定性是使我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危险。到了90年代下半期，在朝鲜岛的安全不确定性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台湾分离主义逐渐已成为比朝鲜半岛更可能使我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威胁。1996年我因台独问题与美国在台海地区形成军事对峙，1999年李登辉宣布“两国论”政策，公开走向独立，这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危险又增长了许多。

          2、国际力量结构未改变一超多强的特征，但中美战略矛盾加深使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国际格局包括了实力结构和战略关系两个层面。在实力结构的层面，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日本、俄国、德国（或欧盟）的综合实力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其它的地区大国和地区集团的实力就更不可能与美国同日而语了。在90年代里，各主要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得最快，俄国实力下降得最明显，日本和德国的实力地位没有重大变化，欧盟为作整体，其实力在近一两年刚显示出增长的苗头。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集团的实力地位的变化，都没有改变90年代初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结构。

与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相比，大国的战略关系在90年代发生的变化则是深刻的，尤其是中美战略矛盾深化了许多。90年代初期，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并不十分确定，美国也没有明确的主要战略对手。俄国继承了苏联的核武库和常规军事力量，因此美国对这个冷战时期的最主要对手仍十分担心。日本8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使美国不得不考虑冷战后与日本争霸的危险。1991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一书断言，“象多数大战一样，尽管各种好意即将到来的和二次美日战争还是要发生”。[4]该书当时曾引起美国政界的普遍观注。此时，美国还担心欧洲一体化可能使欧美为了经济利益而走向对抗。1992年美国舆论开始炒做中国危险论，[5]但美国官方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足以成为美国的现实战略对手。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还表示，一个安全、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是对美国有利的。[6]而到了1995年美国就开始有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当时所说的“如果你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就将变成敌人”的名言，反应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7]

到本世界末，美国与中国、日本、欧洲及俄国虽都有战略性矛盾，但它与中国的战略矛盾最为严重和全面。1996年大国战略关系基本定型，90年代初多极化造成的大国战略关系模糊性逐渐消失。[8]美国与日本、欧洲的战略矛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与俄国的主要矛盾是安全方面的，而与中国则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都有着严重的矛盾。台湾问题、人权分歧、市场准入、武器扩散都已成为中美之间长期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军控矛盾为例，90年代末中美在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防止导弹技术扩散问题，禁止核材料生产问题，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问题上的矛盾已难于调合。到90年代末，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来对待。美国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将中国视为两个潜在的地区或全球竞争者之一。[9]

 3、陆地边界安全有所改善，但军事实力差距并没解决，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却不断增加。90年代初，我面临的传统战略安全问题主要是领土安全与军事实力差距。1990年印双方达成边界减少兵力原则，1991年中俄确定了边界走向但剩下个别岛屿没有解决，1992年与老挝解决了边界分歧，同年与越南达成和平解决边分歧的共识。[10]90年代中期和后期，我国又相继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达成边界撤军协议，与印度达成实际控制线的安全合作，与越南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与90年代初期相比，90年代末我西南边界安全状况有了实质性的改善，而其它边界安全状况则改善得有限。

        我与美国在某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很大。与90年代初期比，我战略武器的质量在90年代末有所提高，现已掌握了机动性和穿透能力较强的战略导弹技术，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与美国还不是一个等级的。我短程导弹和低空反弹道导弹能力有了新的的发展，但美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比我更大。美不但海基与陆基的低空反弹道导弹系统开始做升级准备，而且高空反弹道导弹的试验也取得了成功。与90年代初期比，我空军装备有了较大的进步，拥有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新一代歼轰机“飞豹”和苏-27等，但是装备于部队的新型飞机数量有限，还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规模。海军装备技术比90年代初提高了许多，但尚无航母舰队，大规模远海作战能力不足。[11]总之，90年代我与美俄在一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总体作战能力上的差距在有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如军队数字化和反弹道导弹等方面。

        与90年代初比，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了。90年代初期，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经济情报战、走私、贩毒、跨国犯罪等问题，到了90年代末，此类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变得更加严重了。以贩毒和走私为例，1991年一年我国查获海洛因1959公斤，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8080人，[12]而1997年一年查获的海洛因为5砘多，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1.6万多人，登记吸毒人员已有53万多人。[13]1991年我国查获走私商品价值为2.04亿元，[14]199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7.35亿元。[15]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变化是，90年代初期并不突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和信息问题也变成非常现实的安全威胁，而此类问题有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民族分裂和社会性暴力冲突的危险。也就是说，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到了90年代末已具有一定的战略安全性质。

今后十年安全环境走向

总结90年代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的过程，有利于我们预测今后10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向，然而要准确预知未来10年的变化仍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这里只能对战略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加以评估。总体讲来，今后十年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台湾问题、中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全球化的负作用将是我战略安全威胁增长的主要原因。

 1、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将使我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不断增长，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极小。联合国的会员国从成立之初的51个已增加到1995年的185个，增长了3.63倍，[16]近年来这个数字还有增长。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势头在欧亚地区逞上升趋势，[17]欧洲的国家数量已从1997年的36个增加到1997年的45个。[18]今后十年这一趋势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而且西方国家公开集体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分离主义活动。这将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公开独立的步伐。台湾当局在90年代基本上执行的是变相独立的的政策，但1999年7月李登辉的“两国论”使台湾当局从采取变相独立政策转向公开独立政策。台湾《联合报》调查结果表明，在台湾当局变相独立政策支持下，被调查者中支持独立的人由1990年的6%增长到1997年的24%。[19]台湾当局执行公开独立的政策后，台独势力在今后十年的发展速度将可能超过90年代，这有可能使台独势力在2010年前成为台湾岛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台独势力发展速度加快，将从时间上给我和平统一政策造成战略上的困难。

李登辉为了使任何继任的台湾领导人都难以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在其退职前有可能进一步将“两国论”的台独政策用政府文件的方式法律化。李登辉如何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大选”的结果。越是与他在大陆政策上不一致的人赢得选战，李登辉这一步就会迈得越大。如果李登辉迈出这一步，则可能于近期使台海地区出现军事紧张局势。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逆转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李登辉之后的台湾领导人也不会放弃搞两个中国的“扩大外交空间”的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也必然助长台独势力的发展。台湾的“大选”和与美国大选恰巧都在2004和2008年。时间上的巧合将使得台湾和美国的政治气候在选举前向台独势力倾斜，因此2003年中期至2004年中期和2007年中期至2008年中期，将成为我国今后十年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危险期。

今后十年，中美虽有因台湾独立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避免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大规模军事入侵仍是可能的。冷战时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都将核大国卷入其中，但是核战争灾难的威慑力曾有效地抑制了这些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而且也防止了军事大国之间的相互大规模军事入侵。今后十年内，只要新军事技术不能使核武器失去这一威慑力，特别是反弹道导弹技术还不能有效地阻挡大规模的核打击，任何地区性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都很小。同样原因，台海军事冲突使我陷于大规模外部军事入侵的危险也很小。

2、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化将增强我战略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但中美仍有机会发展消极安全合作。1946-1969年和1970-1988年，我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分别经历了一次25年的对立为主和一次18年合作为主的历史时期。1989年起，中美战略关系又进入了对立为主的历史时期。由于今后十年内出现一个共同战略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中美战略关系对立为主的性质也难根本转变。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21世纪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而我国战略目标是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两个战略目标使中美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战略矛盾。如果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下个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六倍于美国的人口将使中国的GDP超过美国。[20]然而当中国的GDP等于或大于美国的时候，美国就无法继续其世界霸权了。今后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日本、欧洲和俄罗斯的可能性很大，这将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更为突显。因此，尽管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将使其与所有的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矛盾加深，但在众多双边矛盾之中，美将把美中矛盾视为最主要的矛盾。在90年代，中美政治制度的分歧以及人权斗争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对华主要是施加政治方面的压力。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突显，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的心理会增强，由此其对华施压的政策重点将不断向军事方面移动。

美国对华军事压制的政策，将使我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1998年全球军备开支为7450亿美元，[21]而美国一家为2750亿，占了36.9%。根据克林顿1999年国情咨文，美1999年的防务预算为2767亿美元, 2000-2005年将增加1120亿美元的军费，其军费总额将超过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六国的军费开支总和。[22]今后十年，美国年军费开支将约为3,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国家或地区，美国军事上的一超地位也将更加突出，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用武力解决战略利益冲突的倾向性将会更强。而与此同时中国将坚决反对武力干涉内政。这样，双方在具体的地区安全事务的上对立可能会不断发生。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突显，将伴随着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如果美按计划于2007年在东亚地区部署战区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导致中美军事对抗的危险。为了牵制中国，美国将继续执行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不断提高对台武器出口水平的政策，以及政治上支持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扩大国际空间”的政策。这两项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正式独立的步伐，由此将导致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上升。中美军事差距加大，美针对我军事部署增强，以及对台武器出口将必然增加我国防现代化的压力。

今后十年，正是因为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的危险可能会增长，因此两国将更加注重双边的安全合作。安全合作按性质化分可分为共同对付第三者威胁的积极合作与防止双边发生军事冲突的消极合作。[23]今后十年，亚太地区有潜在军事冲突危险的大国是中国与美国，其它大国间尚看不出有这种危险。因此防止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是防止亚太地区发生区域性大规模战争的根本。目前能防止中美军事冲突的主要机制是靠中美之间的消极安全合作。中美在防止地区性大规模战争上具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因此双方都有意愿发展双边安全合作，以防止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但是由于中美结构性的战略矛盾难以化解，因此双边安全合作的基本性质将是消极合作。

 3、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经济全球化始于工业资本大规模从欧洲流向世界其它地区，19世纪的殖民主义战争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历程。冷战后东西方两大市场分割状态结束，使冷战时期受阻的经济全球化重新恢复活力。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与冷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相比，其主要区别不是动力性质不同而是速度不同。[24]计算机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速度快得政府们不知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落后，因此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变显得更为严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按协议将在2005-2006年完成与世贸易组织规则接轨工作。[25]这意味着我将进入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全球化主流，从而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下个世界初也将变得严重起来。除我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外，今后十年还会有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今后最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是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因为这两方面的安全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信息安全事关各行各业的保密和正常运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需要开放信息边界和信息产业，这使信息安全越来越依赖技术保证而不是行政手段，特别是依赖于卫星技术的先进性。我国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使我面临窃听、干扰、监视、欺骗、黑客等多种信息威胁。我国计算机网络包括军用网络，所使用的网管设备和软件基本上是美国CISCO、3COM、BAY等公司产品，绝大部分采用TCP/IP协议，微机芯片都是INTEL的P系列，软件基本上是WINDOWS和NT。[26]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我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最近已发现在PIII芯片的计算机上运行WINDOWS98就出现自动定期收集信息的现象，因此有人认为我国的计算机网络是易窥视和易打击的“玻璃网”。[27]

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将可能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全球化将给所有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带来风险，给金融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带来的风险就更大。1997年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的战略打击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导致国家分裂、种族暴力冲突、经济实力萎缩、国际地位大幅下降。参加世贸之后，我金融体制需要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其传统的行政手段将难以抵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当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其对我经济产生的冲击将更为强烈和更为直接，将构成一种战略性的安全威胁。

今后十年，虽然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更加严重，但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仍将是次要的。卷入战争的危险越大，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就越下降，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传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基础。只有军事威胁下降，和平环境有了基本保证的情况下才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才会上升。[28]今后十年，虽然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更加严重的趋势，但由于我传统安全问题变得严重，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如果我被迫卷入地区冲突，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但仍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其重要性有下降的可能。

争取基本安全的思考

争取较好国际安全环境有两种基本策略，一种是预防性的策略，一种是对抗性的策略。预防性策略侧重于防止军事冲突或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发生，而对抗性策略则侧重于在冲突和危机中取胜。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综合国力在今后十年仍处于地区强国的水平止，因此预防性策略宜为我安全战略的主导方面。

         1、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重视威慑战略的研究，有效地抑制冲突的发生。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但是不同内容的国力在提高国家战略安全上的作用不同。防止卷入战争，为四化建设争取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主要还得靠军事力量来实现。鉴于今后十年的传统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因此有必要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减慢局部战争危险上升的速度。中美国防支出的巨大差别决定了我十年内有效缩小中美军事装备差距是不现实的，但通过新战略战术的研究与发明，则可以较大幅度地弥补实力上的差距，这也以弱胜强战例的基本原理。因此，我国防现代化应强调武器研制与战略战术研究并重，特别是应重视符合我国装备水平以弱打强的战略战术的研究。鉴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是加速局部战争危险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军备建设和战略战术研究应以争取在台海局部地区的军事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争取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军事优势。威慑的效力由实力与决心两者共同构成，但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后者的作用就更为重要。鉴于目前威慑台独势力的效力最主要取决于台独分子是否相信我将不惜以武力的方式阻止台湾独立，因此我需要加快威慑战略的现代化，使台独分子能亲身体会到我统一祖国的决心。为促使美国采取与我合作的政策避免在台海地区发生战事，我国防建设应以确保有效的最低战略威慑为标准。

         2、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争取较好战略安全环境不能只靠国防现代化，改善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至关重要。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可以有效地增强政治信任，避免两国兵戎相见。目前与我双边政治关系还不足以确保无战事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五个国家。除美国外，其它四国如无美国军事支持也轻易不会与我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我非常需要考虑如何发展与美国在地区安全合作的上关系，如何通过多种形式的安全合机减少美国对我施加军事压力的动机，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除积极参与现有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之外，我也可考虑开展东亚次区域的安全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东亚国家独立的区域安全意识，增强相互之间的安全信任。有关中美日俄四国安全论坛的问题也有值得考虑的一面。因为是四方论坛，与会各方都需要有相应的独立立场，日本也不会采取完全跟随美国的自我矮化的政策。如果四大国能在地区集体安全上有所合作，即使是消极合作，也将有助于减弱日美同盟对我构成的战略压力。

         3、加快战略经济部门的体制改革，增强我经济体系的竞争力与抗危机能力。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源于多种原因，但目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经济体系本身竞争力不强和抗危机能力不适于开放式的经济。要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我需要加快信息、金融等战略经济部门的改革。首先需要加大这些部门的国营企业间的竞争力度，如果国内没有竞争练习，则无法寄望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二是要扶植民营企业进入这些战略经济部门，从三方面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1）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后，可以成为国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之前的国内竞争练习对象，帮助国营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学会竞争。（2）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可以加快这些部门的社会化速度，扩大我国的战略经济部门的实力。军事研究人员认为，社会信息化是信息战的基础。[29]美国就是通过军转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因特网，而因特网又使美国主导了世界计算机网络。（3）民营企业进入战略经济部门，可与分散国营部门风险压力。在危机发生时，民营企业将与国家共危难，共同承担危机压力。

结    论

由于本文分析认为今后十年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因此笔者认为争取较好安全环境仍应是我国今后十年的重要战略任务。虽然台湾分离主义、中美结构性矛盾及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对我今后十年的安全环境都有重大影响，但三者所起的作用不同。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我安全环境恶化的根本，台湾分离主义只是增强了我安全问题的紧迫性，而经济全球化不过使我面临一些不熟悉的安全问题。客观的国际安全环境是不易改变的，特别是那些根本性的原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今后十年的安全战略目标不宜定得过高，以我安全环境不出现重大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而且这有利于我安全战略更符合我四化建设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