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涉的利比亚模式可否复制

第一，“政治反对派发起内战+西方军事干预”是否会成为西方对“失败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新模式？

利比亚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有着重要的区别，其鲜明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不同于北约和美国直接发动地面战争铲除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而是先通过外交 支持扶植利比亚国内反对派挑起内战，再主导联合国安理会并广泛争取阿盟、非盟等区域组织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通过建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然后实施空 中打击配合“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地面军事行动，最终颠覆卡扎菲政权。

利比亚战争是希拉里所谓“新介入方式”的成功运用，其基本做法是充分整合西方联盟，广泛争取国际合法性以及地区组织和国家的支持，充分利用和强化当事国政治反对派的力量， 以内外联合的方式颠覆当事国的政权。这是在霸权相对衰落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进行深刻调整的体现，这也恰如奥巴马所言：“我们在伊拉克的经验让我们认识到， 无论多么用心良苦，试图用武力来实现政权更迭，其代价是多么高昂，而且是何等的困难。”“不改变我们的方法有可能使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分歧循环深 化。”

奥巴马的利比亚政策虽在表面上看有损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在本质上符合美国的战略 利益。美著名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评价指出：奥巴马“将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推迟到阿拉伯联盟、联合国安理会、法国和英国完全加入后，而且即使在开始行动时也对军事行动和目标 加以限制，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他不希望美国独自承担利比亚问题，因为利比亚的混乱有可能持续数年”。“奥巴马总统并非软弱，相反他十分狡猾。”

时至今日，不仅美国在利比亚问题上保持了避免陷入战争泥潭的主动性，一直未介入地面行动的北约也为自身留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在西方整体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利比亚战争很可能成为西方对存有内患的敌对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新模式。

第二，利比亚国家重建选择何种政治体制，是否存在陷入严重动荡乃至国家分裂的危险？

以下几个因素是决定利比亚是否会陷入严重动荡乃至国家分裂状态的关键。

首先，“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合法性及其政治领导和社会整合能力如何。“全国过渡委员会”作为以推翻卡扎菲政权为目标组建的临时政治组织，其成员包括前政权官 员、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这样一个缺乏凝聚力的组织能否完成整合部族割裂的利比亚社会，并完成政治民主化的使命，显然是一个 巨大的未知数。

其次，利比亚的政治体制重建能否使地方割据和部族对立得到弥合。在历史 上，东部的昔兰加尼、西部的的黎波里和南部的费赞三大部落地区长期对立，直到1929年意大利殖民统治时期才正式统一称“利比亚”，1951年联合国大会 才予以承认。在1969年军官革命后，卡扎菲依靠铁腕手段才维系了利比亚的统一。因此，在利比亚国家重建的过程中，为满足三大区域的政治要求，选择联邦制 的可能较大，而这必将埋下利比亚地方割据乃至国家分裂的危险。

此外，石油资源的分配、国家经济重建、伊斯兰主义组织和“基地”组织渗透、原卡扎菲政权的机构和人员的安排等具体问题，也都是影响利比亚能否顺利完成政治转型和国家重建的重要问题。

第三，卡扎菲政权倒台是否能推动“阿拉伯之春”进入“第二春”，哪些中东国家会成为下一个利比亚？

在突尼斯和埃及政权更迭后，利比亚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东变局的风向标。当卡扎菲对反对派进行严厉镇压之际，其他阿拉伯国家政权曾一度效仿，并一度使“阿拉 伯之春”陷入胶着状态；当西方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后，也门和叙利亚等国家的反对派明显加大了抗议浪潮的力度。因此，卡扎菲政权的覆灭自然会引发人们对中 东变局发展趋势的猜测。由于不同中东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以及西方的政策不同，卡扎菲政权覆灭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也将不同。

海湾国家的局势将继续维持相对平衡的态势。在海湾国家中，巴林什叶派的反政府活动构成了该地区抗议活动的典型代表。在本质上，它反映了沙特主导的逊尼派与伊 朗主导的什叶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因此，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对于平抑巴林的抗议浪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美国和西方基于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 合作、军事基地安全等现实利益考虑，默许了海湾国家对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这都将使海湾地区的局势继续维持相对平衡，发生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不大。

叙 利亚和伊朗面临的压力将有所增强，尤其是叙利亚的局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就在卡扎菲政权垮台之际，奥巴马等美欧领导人均发出了要求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下台 的强硬信号，意在以此推动叙利亚的反对派对巴沙尔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由于叙利亚特殊的地缘地位及其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西方是否有信心和能力对叙 利亚进行军事干预，无疑仍是西方面临的巨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