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猎场全集ed2k:医改动向：中国二十余年风雨医改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5:30:49
医改动向：中国二十余年风雨医改路！
(本文转自《搜狐网》）
1985：中国医改元年
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模仿国企改革的，因此其核心内容当然也不外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而改革的基本做法，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当然会先显现出成效。这里说的成效，倒还不主要是指卫生部树立起并大加推崇的两个改革典型--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而是指当时医院的效率、卫生总量在持续增长。
根据统计，1985-1991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基本保持在87.9%左右。而医疗机构数量、先进医疗设备保有量等指标也大幅增长。随着卫生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医院装备质量明显改善，到80年代末，城乡居民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不过，在成效初显的同时，这个时期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当时最严重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导致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以江苏省为例，省财政补助占医院工资总额比例，1985年为60.39%，1988年降至31%。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二是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这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上世纪八十年代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以后，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被削弱。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政府对合作医疗又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失去了政策的支持，集体经济的衰落又瓦解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村合作医疗因而迅速崩溃。198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继续坚持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降至4.8%。三是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则实行“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随着政府补贴越来越少，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渐渐淡化。遵循“效率”原则，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结果，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乱象开始出现。
这当然又引起对医改的争议。不过，在这个时期的争论中，已经不大听到对医院要讲经济效益的批评和反对了。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向”医疗市场化”进军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
这样的医改，在给患者（当然是付得起费用的）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好治疗的同时，也让各种乱象随之纷至沓来：医德医风被金钱腐蚀，一些医生开大处方、多用高新仪器检查，医院乱收费，以及医院和药商间的药品回扣，医务人员和患者间的“红包”，虚假广告，胡乱诊断，医疗责任事故频发，医患关系紧张等等。
这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在卫生系统内部引发了大争论。双方围绕着“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医疗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这两大焦点，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争。1993年5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要求多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但他的这番言论，被反对方批评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殷及其支持者不服，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争论没有结果，但医改的方向似乎很快就明确了，这就是向主张者理解和认定的那种“市场化”进军。
1993年到2000年的医改，现在最无可争议的成果，要属医疗卫生事业在政府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1980年中国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但这一时期的医改，也出现了不少被人诟病之处。
首先是医疗费用飞涨，民众看病的负担日趋沉重，以至于不堪承受。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按当年价格计算，在1989-2001年间，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1980年，城乡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一是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狂跌不止（尽管政府对卫生投入的绝对数在增加），到2000年也没有止住。1995～1996年，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这说明政府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更远远不足以满足民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要求。二是不受约束和有效监管的公立医院搭医改便车，乘机乱涨价、滥收费。三是医药市场混乱，药品的虚高定价到了离谱的程度，在药品交易会上，大部分参与交易的药品都能以“20扣率”左右的价格进货；医药代表以高额回扣、送礼、请吃请玩，甚至出国、旅游或以学术会议的幌子等方式，一路买通医院院长、药房主管、科室主任，使高价药打进医院，黑幕就这么层层继续，以药养医几乎成了所有医院的生存之道。这最终都会转嫁到患者的医疗费支出中。
其次是按城乡、所有制、就业状态来分别组织实施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和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过小，难以体现一个社会应遵循的公正原则。根据王绍光的测算，2000年占全国2/3人口的农村居民只享有不到1/4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1/3的城镇居民享有3/4以上。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量化评估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结论--中国排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是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不公平，直接体现在医疗资源向大城市和高收入群体集中的势头越来越猛，而在绝大部分人财物都聚集到大城市和大医院的同时，曾经水平不高却也基本满足基础医疗服务的基层和农村医疗卫生网却在瓦解。
为了抵消一些上述这样医改的负作用，在此期间卫生部又推出了对医院实行分级管理的改革，即通过评审把医院分成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这项措施是不是能够抵消副作用不清楚，但方便了卫生部对医院的控制倒是真的。用时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话说：“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2000：卖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
2000年，在经济领域风头正健的产权改革，开始延伸到医疗卫生领域。这直接起因于一份文件和一个明白人都知道的事实。
文件的名称是国务院《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数易其稿终于在2000年2月公布的文件，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其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内容，被解读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
而事实则可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由于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大部分来自地方财政，许多地方政府仅仅出于为自身财政卸包袱的考虑，就有把其属下的公立医院卖掉的强烈意愿；另外一个层面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中有钱者的绝对数量不小）和长期对医疗领域的政府管制，已经让这个领域成为剩下不多的几个有希望获取厚利的领域。
但把公立医院卖掉的、完全“市场化”的事情，牵涉到许多利益纠葛，毕竟不那么简单容易。因此，争论一直是十分激烈的。
大城市大医院不方便动，小城市小医院就先动了。
卖公立医院最早开始于1999年。这一年，辽宁海城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但做得最彻底、引起最多关注和最大争议的，是江苏宿迁市。2000年，该市开始尝试以拍卖公立医院为主要内容的医院改制，后来这被称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在迄今为止的5年内，宿迁原来的135家公立医院（卫生院），除保留两家外，其余133家均被拍卖。用当地政府的话说“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相关报道《宿迁医改，五年激变》。
对卖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卫生部以及各级卫生局的态度，似乎一直不太积极。对此，有分析人士这样评价：“即使单纯从利益格局来分析，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投资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卫生部门利益无疑受损，很简单，医院都卖了，管辖范围无疑大为缩小。”其实，这一时期在卫生部门内部，对此事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且十分激烈，“政府主导”与“全面市场化”两派的意见相持不下。
但到2004年，局面似乎开始明朗，主张搞全面市场化的意见占了上风。对公立医院进行拍卖为主的产权改革，一时间呼之欲出。其中标志性的事件，一是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办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2004年7月公开披露：《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有望在几个月内出台，这个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
这在一直摩拳擦掌准备进入医疗领域的内外资本集团当中，引起了一阵“狂欢”，被他们解读为“吹响了医疗体制产权改革的号角”。据统计，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这会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啊！已经准备好了数百亿资金的各路投资商均跃跃欲试，准备在一场即将来临的盛宴上大展身手。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曾喜滋滋地介绍说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医院改制工作。而此前他们之所以没有大动作，一是因为政策尚未明晰，不确定因素不少；二是对宿迁这类中小城市拍卖的中小医院不大感兴趣，利润不够丰厚嘛。
2005：医改基本不成功
但准备进入医疗领域的内外资本集团的憧憬，很快就注定可能永远是无法成真的美梦了。因为2005年一开始，医改就风云突变。
实际上，风云突变的迹象在2004年底就已经有所表露。当时刚上任不久的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即放言：“市场化不是下一轮医改的重点。”
2005年5月初，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又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其标题特别醒目--《市场化非医改方向》。
但这一开始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在许多人看来，这不过又是卫生部以往有关医改方向争论的延续。
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两个新闻。一个是《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28日刊出报道，披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个由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领衔起草的研究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一个结论??“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而此后不久，新华社又公开发表了卫生部长高强7月1日在形势报告会上所做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专题报告的全文。这个报告也称此前的医改问题多多，不能算成功。
至此，医改风云突变已成定局。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和大讨论，一直在持续升温。不过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
医改风云突变看似突然，其实是必然的。2003年的SARS疫情的爆发，已经把中国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弊端显露无遗。而医改让多数人无法受益反而受损的现状，更当然会让提倡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层，把目光投注到医改问题上。这就让人们对下一步的医改能够纠偏，使多数人受益，充满了期待。
2006：新医改悬疑备选方案从6套增至10套
“相比较过去的决策环境和思路，我们应该对即将出台的新医改方案抱有很大的信心，因为这是一部真正凝聚了很多部门、很多人智慧和心血的方案，它抛弃了过去的部门之间简单的利益之争、平衡了各方的矛盾诉求，也代表着更多民意，这是过去的决策所不具备的。”
任何一个决策方案在没有现成完美模式的前提下，必定是一个集思广益、广泛问计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尤其是关乎民生的医改大问题。
而在上周卫生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医改方案出台时间表问题，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依然耐心地表示：“我国医改方案将在明年出台。卫生部作为医改方案制定的主要参与部门，在已经经过方方面面研讨的医改方案的框架内，还就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继续征求各方的意见。同时，对一些征求意见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修改的内容，卫生部也在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完善。”
十年医改广泛问计
哈佛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卫生问题的学者对卫生部的态度给予了如此评价：“中国卫生部此时的态度是严谨而富有耐性的，至少表明在医改这个重大民生问题上，坚持在方案出台的最后时刻还要兼听来自各方的建议，广泛问计。”
“这几年来，医改方案出台时间表多次延迟，中国卫生主管部门背负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努力获取各个方面的建言，期待能为中国老百姓拿出一套科学、可执行的完整方案出来，使医改成果能真正施惠于民。”
这位哈佛学者同时还表示，根据他的研究和观察，全世界很多国家也在医疗卫生问题上伤透脑筋，各种尝试和改革同时伴随着批评与质疑。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为一部医改方案如此长时间广泛地去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正。
“我在中国最基层的乡间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听到他们对医改问题侃侃而谈，而且有些观点非常中肯和专业，并不比专门做研究的专家提出来的逊色，而且据我了解，在中国政府公开向民间征求医改建议的时候，就有不少‘赤脚医生’专门执笔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由此产生的思考，热情地向政府建言献策，其参与态度的认真和积极让人惊讶。”这位专家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在2005年7月28日，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的“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研究结论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应和争论。
到2006年9月，在新医改的呼声中，由发改委、卫生部牵头的14个部委组织的“医改协调领导小组”成立，并在同年的10月份，正式在发改委的网站上公开向全社会征集医改的意见和建议。
“一时间，各种意见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来，也成为医改方案制定者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一做法让中国的社会民众也有机会成为医改政策的决策者，是一次重大变革。”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的一位人士也多次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惊讶。
而实际上，10年前的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三医联动”改革，伴随着后续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政策，被认为是“吹响了中国新医改进程的号角”，在这期间，中国的地方性医改实践不断在各地上演并引起广泛关注。
这期间出现了以宿迁医改、山东菏泽、河南新乡等为代表的公立医院体制改革；以齐鲁石化医院为代表的企业厂矿医院改革也如火如荼；而在上个世纪末，民营医疗市场也开始兴起并很快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
除了医改的实践之外，从1997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的学者也在进行着一场持久的“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的争论，同时新锐媒体也对这场争论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报道，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以一个非常高调的姿态将医改方向的争论由低调的学术论文之争变成了公开的辩论，当然其中也不乏“口水战”。
“计划外”方案频现
显然，在2005年之前，对中国医改问题的思考和争论还仅仅停留在学者的研究或主管部门内部的争论之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广泛问计的民意基础，医改领导协调小组成立之后，随即又将关乎医改方方面面的九大课题公开招标，并在2006年年底确定包括麦肯锡、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以及中国著名的学府在内的6家独立研究机构提供各自的备选方案，“计划内”方案说法浮出水面。
当时的计划是“要在2007年的4月份完成招标课题的研究论文，‘十七大’之前也即2007年的10月份将医改方案的汇总内容上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形成初步的改革方案”。
与此同时，作为计划外的方案提供者，北师大、人大和清华的学者们也在暗暗进行着自己的方案制定，并同样引起了大规模的讨论和争议。
首先是北师大的方案在6套计划内方案上交之前正式面世，当时主要制定者之一的顾昕教授也开始广泛接受媒体的采访，表达了他们实现“全民医保”的设想，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中国医改要学谁”的四国模式之争。
人大则专门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由长期从事医疗保险研究的王虎峰教授挂帅，从医疗保障制度的角度阐述医改建言，并最终获得医改协调小组的认可而成为“第八套”方案。
“第九套”方案主要制定者之一的清华大学刘远立教授也不止一次地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从医改课题招标开始，清华大学的学者就在利用和哈佛大学的合作资源，自己出资低调研制方案，拟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上交”。
而刘远立教授作为哈佛大学中国卫生项目的主管，是最早参与中国农村医疗卫生调查研究的学者之一，同时又有多年国际医疗卫生的研究经验，其方案一出就引起了医改领导小组的关注。“作为中国的著名学府之一，医改关乎民生，不可能没有清华的声音和共享。”刘远立教授向《第一财经日报》表明这份计划外方案产生的根本原因。
据透露，在“清华方案”将要上交之前，中国卫生部主管官员多次约请方案的主要制定者进行当面的交流和沟通，希望能从国际的经验中找到合适的借鉴。
每一个方案都代表着一批学者的理想和改革精神，在医改方案的产生过程中，从来都不乏学者的智慧，但是一直以来，在医改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医院和药企对正在制定的新医改方案几乎集体失声，而当前方案参与者也没有一个医院、药企的人。关键角色的失声被称为是“怪现象”，也为外界批评。
尽管此前有内部消息表明，世界卫生组织在被邀参与医改方案制定以后，也曾向中国的医院和医师协会组织的专家请教，并通过他们对中国的医疗卫生和医院发展等具体问题进行交流。但是这些组织本身并没有任何公开的反应。
一直到2007年的9月，北京医药行业协会才组织了在京的10家大型医药企业人士参与研讨，并就当前医药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问题公开向相关机构建言，希望能在新医改方案中照顾到，并出台政策改善当前经营困境的现状。
对这件利益攸关的大事，医院和医生并没有像经济学家、政府部门甚至普通民众那样，各自寻求表达的渠道与机会，反而沉默异常。直到11月底，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广东省医学会90周年庆典上感慨“目前这么多医疗改革方案中，没有一部是出自于卫生系统内部”。而此时，医改9套方案都已经经过多轮的讨论和修改之后，由医改协调领导小组上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
形式与路径之变
十年医改实践和学术争论，新方案是千呼万唤至今仍“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全新的医改方案出笼绝不再是遥远的梦了。
复旦大学一位卫生经济学家指出，“悉数中国近20年来尤其是1997年以来的医疗改革之路，不难发现，公众参与度的大幅增加，医改方案形成的形式和路径以及关注的热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有些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这位经济学家认为，就形式而言，这两年来，民众对医改的关注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仅仅是因为当前集中反映在医疗上的“看病贵看病难”的现状，而确实是民众对切身利益关心的理念在改变。
过去，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在内的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认为研究和制定一个政策只是政府部门充其量还加上研究机构学者的事情，学者的争论最多也是来自卫生部门内部，因此也忽略了更多来自底层的却又是最真实的声音。
经过多年的反思，如今这种情况发生巨大改变。随着政府放开相关的建议建言之路，直接反映民意之门大开。而医改作为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也就从过去的民意转变成政府的政治承诺，为了实现这个承诺，政府主管机构广开建言渠道，搜集来自各方声音，及时修正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具体表述，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党的每一次重大会议的报告之中。
而在所有的方案之中所要表达的医改路径之争尤其激烈。由于部门利益之间的博弈，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医改方向主要存在“政府主导”与“市场化”方向之争。当“市场化”占优势的时候一些带有明显市场化痕迹的改革措施被广泛关注和支持，当“政府主导”占优势时，表现最明显的则是市场化的现象被极度压缩。
而近三年来，在新医改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学者和官员则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国外，美国模式、德国模式、英国模式甚至新加坡医疗体制改革模式也开始被广泛关注和讨论。很显然无论是“三医联动”、“四梁八柱”还是“全民医保”、“补需方”等路径，“这些其实都将为中国医改方向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学习，并最终形成符合我们自己的特色路径。”卫生经济学家蔡仁华教授认为。
“相比较过去的决策环境和思路，我们应该对即将出台的新医改方案抱有很大的信心，因为这是一部真正凝聚了很多部门、很多人智慧和心血的方案，它抛弃了过去的部门之间简单的利益之争、平衡了各方的矛盾诉求，也代表着更多民意，这是过去的决策所不具备的。”世卫组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
2008新医改进入实践年：医改方案成型将试点
此次会议之后，新医改将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新医改方案基本框架和相关配套政策基本成型。
尤其重要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对医疗改革取向做出了明确的定位。吴仪表示，要立足中国国情，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卫生是公益性事业，也不能照搬经济领域的经验和做法。
卫生部部长陈竺对前期争论的一些话题也给出了指导性意见。陈竺在主题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医疗”的内容、要加大对公立医院即“供方”的补助等。
至此，从酝酿到方案初现雏形，中国医改走过了三年多艰辛历程。如果说2007年是各种医改方案争论年，2008年将是新医改方案走向试点的关键一年。
“基本医疗”界定
从新医改讨论以来，卫生部门医改方案的核心思路在于23:11 2008-1-7，政府向全体国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最基本医疗。但各方对“基本医疗”的界定一直存有争议。此次会议上，卫生部首次明确了“基本医疗”的范围和内容。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被卫生部看作是未来医改的战略目标。
陈竺表示，“人人享有”的本质含义是“公平享有”，即任何公民、无论年龄、性别、职业、地域、支付能力等，都享有同等权利。
陈竺指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公共卫生服务范围，包括疾病预防控制、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卫生应急、急救、采血服务以及食品安全、职业病防治和安全饮水等12个领域。
二是基本医疗，即采用基本药物、使用适宜技术，按照规范诊疗程序提供的急慢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等医疗服务。
既然“人人享有”，即意味着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首先要解决全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保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医改专家顾昕认为，“此方案思路借鉴了英国医疗卫生模式。”
实质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界定还关系到另一个话题??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条件下，究竟应当优先保小病还是保大病？对这一问题，之前各方医改专家之间也存在不同意见。
如北大、国研中心和卫生部等机构均支持“保小病”，即保“基本医疗”；清华、北师大等专家则纷纷主张“保大病”。
“保小病”论者的理由是，有些疾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能费用很低，不然小病逐渐成为大病，整体医疗费用会更高。更因为介入疾病早期诊断被纳入了公共卫生的范围，已是世界卫生界大趋势。
主张保大病者却认为，从医学科学来看病人是一个整体，什么疾病算是基本很难界定。同时还存在一个由谁来建立和管理基本医疗的问题。界定“基本医疗”难，操作也很难。而“保大病”才是公众急需的。
观察人士表示，此番卫生部门首次澄清了“基本卫生服务”范围和内容，实质上也明晰了将来政府财政重点“买单”卫生服务的范畴。
强调财政补助供方
除了明确基本医疗的内容，卫生部再次强调财政补助公立医疗机构的重要性。
补供方（医院）还是补需方（医保）是新医改讨论以来的核心争论点。目前，新方案中已经明确供需兼补。
从现行制度看，补需方已成政策现实。去年7月，国家启动79个城市居民医保试点。2007年12月底，财政部社保司官员表示，未来中央和地方财政要不断(扩大补助范围、提高补助标准??2008年，将从现行的40元提高到80元，)地投入到需方(患者参保)。
除补需方，有专家也强调补供方才能切断医院以药养医，真正控制医疗成本，减轻医疗费用增高。
此次会议上，陈竺强调补“供方”的重要性。他提出“落实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必须重点着眼于政府举办的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
这体现在，“要坚决执行和落实现有的政府补助政策”，同时，“要随着公共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加大投入”。
而补供方如何补？究竟补供方能补到多大范围？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是否投入到所有医院？日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陈竺对人大所作的“医改”报告中已有思路，即政府新增卫生投入重点用于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其中，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就是“补供”的范围。
在此次卫生工作会议上，陈竺再次强调政府要加大对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的财政投入。
对于之前各地出现的“惠民医院”争议，卫生部此次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业界对2006年起开办的惠民医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点：如何保证其持续运营？因为其不以盈利为目的，对特定人群（低保、低收入，“三无”贫困人口）减免医疗服务费用，保证他们都有病可医。
惠民医院存在的细节问题还包括，如果在政府政策鼓励下，惠民医院的数量有所增加，政府怎样才能保证始终有足够的资金拨给医院？政府补贴金额数目应怎样确定？政府的财力能够支撑多少家惠民医院等。
卫生部就以上问题明确表态，“济困医院为促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探索了经验，值得肯定。”
观察人士分析，卫生部门对“济困医院”的肯定，反映了其对公立医院改革的思路：社区卫生机构政府投入，采取收支两条线，以此切断医、药利益链条。
如果把2007年称作中国新医改理念公开交锋和决策年， 2008年将是新医改实践年。从此次会议可以了解到，新医改方案即将公布于世，并会马上部署地方试点，中国新医改将正式拉开帷幕。
2009：新医改方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