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版阿凡达百度云:电视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解说词 总撰稿：陈晋

第九集：青山作证

毛泽东喜欢游历祖国的河山。即使到晚年，在平常的谈话中他也毫不掩饰这个兴趣。 1959年4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立下了一个志愿。他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带上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一直往昆仑山那里走，然后就可以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
他为什么如此深情地注视着江河源头的茫茫荒野？是因为那里盛开过唐蕃古道的驿路梨花？还是因为孕育大河长江的源头潜伏着民族文化的古老秘密，奔腾着五千年历史的雪浪狂澜？
毛泽东是一个说了就要做的人。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中央警卫局还组建了一支护卫毛泽东游历黄河的骑兵大队。1964年夏天，还专门把为毛泽东训练的坐骑调到北戴河。那是一匹小白马，毛泽东骑着它还照了一张照片。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终究没有成行。
1972年他大病一场，刚有好转，还开玩笑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那里去了一趟。他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产量和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想游黄河，你先回去吧”。
喜欢游历的毛泽东，承受着高天厚爱，汲取了大地深情。
喜欢游历的毛泽东，获得了无限的诗情和灵感，并使革命家的人格和诗人的气质得以高度的融合。
喜欢游历的毛泽东，也是在不断地观察世界、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
1935年9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翻越岷山的时候，毛泽东在山顶上极目四望，第一次看见了雪峰如海的世界，感受着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
这就是昆仑山。一个毛泽东到晚年都想骑马去看一看的大山。
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昆仑向来是仙人聚居的神仙。
伫立岷山峰顶，感受横空出世、似见非见的昆仑，毛泽东体会到人类的过去，畅想着世界的未来，构思出一首《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毛泽东笔下，超出人世的蛮荒昆仑，俨然成为了看尽人类沧桑的历史老人。披盖在它身上的冰雪，好像无数条白龙腾空飞舞，把整个世界搅得寒冷透了；又是它身上的这些冰雪，在溶化之后，倾泻直下长江黄河，使整个世界顿时生动起来。这一冷一热的更替，凝聚了人类文明的万世沧桑。坦荡而真朴的昆仑山，你涵盖着广袤的天地，你容纳着漫长的时间，你沐浴过无数的阴晴雨雪，你经历过遥远的沧海桑田。粗旷而细腻的昆仑山，你造化出冬秋春夏，你飘忽着美妙疑团，你孕育了多少彩色生命，你又荡涤了多少动物生灵。千秋功罪，该怎样来评说你呢？与其评说历史，不如改造历史。毛泽东最奇特的想象出现了。他想象着倚天抽出一种比昆仑山还高还长的宝剑，按人类的意志和历史的需要，把它剪裁开来，分给世界各国，使人类寒暑相同，共冷共热，实现民族平等。
当然，对仍然在长****中的红军来说，眼前最迫切要应付的是死心塌地要“剿灭”他们的国内反动派。在毛泽东的诗词里，这个敌人犹如硕大凶恶的“苍龙”。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跨越甘肃和宁夏交界的六盘山。这是红军在长****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为什么要回头去望断南飞雁？也许，他在怀念那些倒在途中的烈士；也许，他还牵挂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和战友；也许，他期待着依然在长****中奋力前行的另外两支红军主力；也许，他是在回顾这一年中跋涉过的山山水水；也许，他还在掰着指头计算着行军的历程。不管是哪种假设，“望断”二字都透露着多么厚重的情感！
走下六盘山，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下面就要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了。
到家了，长征就要结束了。
事实上，在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5年的9月20日，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意外地读到一张报纸，证实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毛泽东当即决定，到陕北去，实现北上抗日、创建根据地的目标。
长征的落脚点最终定了下来。这对一年多来饱尝艰辛的红军来说，有什么能比这个消息和决定更让人高兴呢？
身后的脚印，已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应该给世人留下点什么。
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写诗。
写什么呢？还是回顾一下这一年多来的历程吧！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七律-长征》，不用雕琢，只是拿红军跋涉的脚印，把万水千山串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首诗。虽只有五十六个字，虽只有一年的跨度，纪录的时空内涵，却有着世界历史上最罕见的沉重和遥远。
是呵，惊天地、泣鬼神的漫漫长路，文字亦无法记载它的艰辛和悲壮，无法尽数它的残酷和凄凉。那里有爬不完的大山、渡不完的大河，还有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草地、永远看不到顶的雪山。红军官兵靠野菜、皮带充饥，多少战士被敌人的机枪打下了万丈深渊，打进了湍流翻滚的河谷。草泽吞没了他们的躯体，风雪把他们凝成了永恒。
长征是什么？
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笔下，长征是“前所未闻的故事”；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在毛泽东的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就是长征，两万五千里路的长征。这需要何等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呀。他们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跨越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演出了一幕幕悲壮传奇的故事。
三军会师的时候，全部红军加起来才剩下两万多人，还不到红军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将近七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远征者的足迹早已被岁月的流水磨平，除了传说和偶尔可见的一些没有姓名的墓碑，那些在漫漫****上艰难前行的红军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倘若你细细倾听，倘若你深深凝视，这山水之间却依然掩映着那些远征者的身影与感情，凝固着穿越时空的理想诗篇。
在茫茫的草地上面，一支红军队伍被后面的敌人追赶着。偏偏一位怀孕的女同志要临产。这时，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对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说，一定要顶住敌人，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小生命终于来到了人间，但有人为牺牲了几个阻击敌人的战士而叹息。董振堂听后板起脸说，我们干革命打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为了孩子，这是所有烈士的心愿；为了孩子，这是人世间最朴实也最美丽的诗；为了孩子，这是革命者信奉的最深刻的哲理。
长征，就这样成为了人世间最长的一首生命的诗。
《七律-长征》写了许多山，也写了两条“水”--金沙江和大渡河。
说起大渡河，人们自然要想起石达开。就在红军抢占大渡河的七十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人马，在这里全军覆灭。于是，蒋介石的飞机也向红军撒下了“毛泽东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传单。
让毛泽东和红军自豪的是，大渡河的历史并没有重演。
穿过风雪，就有了风雪的坚韧；走过草地，就有了草地的深邃；翻过大山，就有了大山的抱负；涉过大河，就有了大河的豪迈。于是，在《七律 -长征》诗中，山，不再那么凶险了。巨龙一样的五条大岭不过是微波细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不过像滚动泥丸。金沙江两岸高耸入云的山崖给人的也只是一种“暖”热，被敌人抽去桥板的大渡河上高悬的铁索，也只是有点“寒”意。连眼前岷山的千里风雪，也已变成让人更加欢喜的美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这是多么奇特的人生经历！
这是多么惊人的英雄主义气概！
让青山作证吧！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毛泽东最长的一首诗。
让青山作证吧！长征是一曲人类在极限中求生存、在绝境中显奋斗的凯歌。

第十集：天骄情怀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陈列着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证》，编号为“甲字第一号”。实际上，有关部门并没有给毛泽东配枪。持枪证上的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都是空白。这是一张有名无实的《持枪证》。
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原本就没有想到去摸枪杆子。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三十岁的毛泽东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三十五岁的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校长。
仿佛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让两个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去抓笔杆子，一个去抓枪杆子。但抓枪杆子的蒋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
残酷而沉痛的现实，使毛泽东也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并成为了举世公认的红军统帅和军事家。然而，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却不单是靠枪杆子来打碎一个旧世界的，他的双手甚至是天生的不喜欢摸枪而喜欢握笔。
在长****中，贺子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可以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毛泽东也是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1935年底，刚刚在陕北落下脚跟的中国红军，依然身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仅陕西一带就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西面是“马家军”，往东是阎锡山的晋军。这几十万人马，都奉蒋介石之命要“围剿”不足一万的中央红军。
事实上，早在长****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明确宣布要结束内战，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也相继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入华北，汉*殷汝耕组织所谓冀东自治政府。
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即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这月下旬，中共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为了民族大义，也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初到陕北的毛泽东于四面包围之中不断地操起毛笔，给一些受命“围剿”红军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写去一封封声情并茂的信件。1935年12月5日，他给杨虎城将军写信说，“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
不分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魂灵和真挚情感，跌宕其间。典雅高古的骈体文句式，至今读来，还觉一股回肠荡气。可以想象得出，当杨虎城这些戎马半生的军人展读这文采斐然的词句时，他们肯定在心里构想着毛泽东的形象：他是个拿枪杆子的军人还是握笔杆子的文人？是文人，怎么能把几万濒临绝境、靠吃草根维持生命的红军带出死亡的峡谷？是横刀跃马之辈，为何又有如此陈义高古而又华丽动人的神来之笔？或许，他们觉得，毛泽东多多少少是一个站在传统的根基上胸怀大志、谈论理想的人，一个站在民族立场上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人，一个在沉落起伏中傲视独立、纵横捭阖的人，一个上马击狂寇、下马草军书、文武兼备的人，一个不大容易说清楚却充满诱惑和魅力的人。不是偶然的巧合，当民族危亡压倒一切的时候，当最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激发起深远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力量的时候，毛泽东，站在了西北高原茫茫的黄土地上、奔腾的黄河岸边。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的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目的是到山西西部开辟局面，然后转往绥远直接对日作战。
这次渡河东征，虽没有达到原定的战略目的，却扩大了红军，在山西十几个县开展了工作，为稍后在河东一带建立根据地埋下了伏笔。
对毛泽东来说，收获却不只这些。
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筹划渡河时，虽是初春二月，黄土高原不仅冰冻未化，反而飘起鹅毛大雪，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们壮壮行色。
头顶浑莽的天，身披浑莽的雪，俯视浑莽的河，历史的流云不经意间悲壮地飘过眼前。站在秦晋高原，诗人的双脚似乎踩着一个民族浑莽而又浩瀚深长的历史河道，昨天的赫赫辉煌，今天的屈辱困顿；一队队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红五角星军帽的官兵骑着马、扛着枪从身边走过，被风雪笼罩着渐渐远去，融入浑莽无色的天地之间。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正在重写历史。
看着这一切，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起来，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就这样诞生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诗人柳宗元也曾描写过浑莽雪飞的大世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是一个孤寂死灭、了无生气的世界。在毛泽东的笔下，被冰雪覆盖的世界不仅没有沉寂，相反，诗人之心激活了历史的灵魂，让世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如此多娇的江山，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呵。诗人的视线，穿过偶尔挣出覆雪的高原黄土，融入深藏地下那鲜活生动的历史长河，感受着地火的薰烤。在白雪的衬托下，那点点黄土又好像是祖先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这位二十世纪中国的骄子。
诗人的视野变得模糊起来。他向历史走去，向这个充满生机的历史大舞台走去。于是，曾风云一世的英雄们，一个个出现了。扫六合、并诸侯，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了；北控朔漠、西征匈奴、命张骞出使西域、令名将飞渡关山的汉武帝来了；南征北战，使江山复归统一并创造了巍巍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来了；在多国并存之中再度统一华夏、成功后以杯酒释兵权被记入历史的宋太祖来了；还有那个长于盘马弯弓、纵横驰骋的成吉思汗，也来了。一个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骄子，仿佛都从古老的黄土地里破土而出，穿透厚厚的冰雪，带着自己的业绩和个性，来了，近了。正是他们，面对分外妖娆的华夏江山，竞相折腰，进而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演绎得烟波浩渺。在爱国主义的河床上，回荡着不甘沉沦的呐喊，奔涌着重铸辉煌的浪涛。毛泽东请出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为了回到历史，而是在历史的比较中，更加坚信正在开拓的民族振兴之路。而走在这条路上的先锋人群，是那些只有武治功业却缺少文采风骚的历史人物不能相比的。于是，《沁园春-雪》的点睛之笔出现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红军，今朝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将超越历史。一年的长征，已经证明了一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道理：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国共产党人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
就在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五个月后，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做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中国的历史果然很快出现了转机，中国人携起手来，抗日救亡，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机来到了。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抗日，成为中国形势转变的枢纽。
在斯诺的心目中，毛泽东成了神奇的预言家。
在离西安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黄帝陵。远古时期，传说有一位姓姬的部落首领，号轩辕氏。他逐鹿中原，统一了天下。后人把他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称他为轩辕黄帝。为了纪念他，后人在陕西桥山建造了一座黄帝陵，陵前有祭祀亭，历朝历代，清明时节，中央政府都要来这里举行大型祭奠仪式。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对黄帝陵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大地上两个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代表来到这里，祭奠共同的祖先。
在黄帝陵前，毛泽东的代表林伯渠念了一篇毛泽东写的四言古体祭文，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世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接近历史，诗人捧着一颗真心，披带一路风尘。
向未来走去，革命家的风采，焕发着独有的刚健和执著.他的意志如伟岸的高山，心胸如坦荡的莽野。这，难道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风流人物？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骄情怀？

第十一集：边关流韵

让许多人纳闷的是，从1937年到1947年初，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时间里，在毛泽东留下的几百万字的文稿中，却只有一首诗作，一首追悼战死沙场的抗日将领戴安澜的五律。
在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毛泽东似乎整天面对的是书桌、会议、电信、文件，或者是讲话和接见。一束束阳光射进窑洞，不时还传来战士们和文化人欢乐的歌声。不见了险关、急流，不见了马蹄、追兵，耳边没有了枪声，身旁没有了鲜血，似乎也就缺少了酝酿诗情的动力和冲破空间的想象。
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回来，说很想读到爸爸新写的诗。毛泽东回信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
作为“马背诗人”的岁月似乎过去了。
毛泽东是怎样结束他的马背诗情的呢？依然是以诗人的方式向马背岁月作了告别。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手下将领的诗。
1936年12月，在中央就要迁居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中国作家的诗。
1935年10月21日，彭德怀率部在吴起镇附近的二道川击溃追兵这一仗，也是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寄情于拿枪的将军和握笔的作家，期待着文治与武功的辉煌，多么地耐人寻味。这或许就是天骄的视野，统帅的胸襟。
1935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两千多骑兵尾追红军到了陕北。19日那天，毛泽东在吴起镇部署了一场“割尾巴”的战斗。战斗打响前，他在一份电报中指出，战场的地理特征是山高路远沟深。21日，彭德怀率部在吴起镇附近的二道川击溃追兵，打胜了初到陕北的第一仗。这一仗，也是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捷报传来，欣喜的毛泽东循着电报中对地势的描述，给彭德怀写了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身临其境近在眼前的战争诗。一位横刀立马的伟岸将领，越山驰骋，夺关斩将，赫然眼前。时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战斗结束后，我回到毛主席的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这首诗。我当时拿起笔来，把最后一句“惟我彭大将军”改成“惟我英勇红军”，又放回了原处。
这首诗后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从井冈山开始，便统领一支人马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且不说他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的征程中赫赫功劳，就说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他率领的红三军团和林彪的红一军团，始终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沿途夺关斩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正是靠这样的英雄之师和忠勇之将，中国革命才可能走出困境、赢得未来。毛泽东赋诗激赏爱将，自在情理之中；勇往直前的彭大将军，理应堪当盛誉。
堪当盛誉的当然还有红军队伍里的执笔之士。
1936年11月初，作家丁玲来到了陕北保安。
她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苏区的名作家。
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十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件盛事。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当时在保安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一个大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愿意做什么工作。坐惯亭子间的这位“文小姐”回答，当红军。毛泽东十分高兴，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随后，丁玲随红一军团到陇东前线去了。她留给毛泽东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庆阳前线，丁玲收到一首词，那是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后来发表时题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用电报传诗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恐怕也算一桩奇闻。毛泽东当时对投奔苏区的文化人寄望厚爱之深，由此可见。
不久，丁玲从前线回来，毛泽东又亲笔抄录了全词给她。让毛泽东振奋的是，落照下的边关孤城不再寂寞，因为有了新人的到来；让毛泽东高兴的是，舞文弄墨的书生也不再柔弱，因为她加入到了阵图滚滚的洪流；让毛泽东称道的是，“文小姐”可以变为“武将军”，一只能写雄文的“纤笔”可以抵得上三千“精兵”。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前线，毛泽东笔下的两个文武将军会面了。丁玲采访了彭德怀，专门写了一篇题为《速写彭德怀》的报道，发表在1937年2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面。文章旁边还配了一幅丁玲手绘的彭大将军的肖像画。
如此操执“纤笔”的文化人自然是多多益善。
在此前后，毛泽东就在考虑用什么办法吸引更多的文化人来苏区，并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就在“洞中开宴会”，欢迎丁玲到来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文艺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
1936年11月22日召开成立大会那天，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德，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1937年1月，毛泽东离开住了一年多的保安县城，来到东南面一个叫延安的地方，住进城内凤凰山的一座窑洞。
延安，这座古老的西北边镇，曾演绎过多少风烟故事，留下多少文风武韵。出生在延安万花山的花木兰替父从军，成为千古流传的巾帼英雄；流浪中的杜甫，在延安一带留下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千古名句；文武双全的范仲淹在这里写下了“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传世名篇。依然吹来历史古道的风、千载黄土的浪，但历史的过客，都走远了。
虽然是边关故地，陕北延安却到处充满了新的生活。全民族抗战正式爆发后，这里成了国民政府辖下的“特区政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正是在延安，通过非凡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在古老的黄土地上诞生了。
在延安的毛泽东虽然不再写诗，但诗词依然是他不可或缺的语言故乡和充满诱惑力的精神家园。工作之余，他经常和人们谈论唐诗宋词，有时候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喜欢的古人作品，或者是他自己的诗词送给别人。他的《七律-长征》就是这样流传出来的。
毛泽东依旧不忘那金戈铁马的生涯。
1947年3月，毛泽东果然跨上战马，又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岁月。
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毛泽东离开他住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古城。为了在陕北拖住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他率领着小小的司令部转战陕北。五十四岁的毛泽东，骑着一匹大青马，或拄着一根竹竿，行进在延川、清涧、子长、子洲、佳县、靖边的陇埂沟头，指挥全国范围内的人民解放战争。
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站在高处举目四望，凹凸不平、寸草不生的黄土山峁在阳光的抚摸下，犹如布满老人额头或深或浅的皱纹。在看不到边的皱纹里，藏伏着历史的智慧，密锁着神秘的风采，孕育着生命的力量，记载着民族的兴衰。它们相互激荡化合，似乎酝酿出千滋万味的浓酒，被毛泽东一古脑儿地喝了下去。在枕戈待旦的日子里，毛泽东骑在马上重又找回了在长****中一再迸发的诗情和想象。
停歇十年的诗笔，终于在1947年挥洒启动：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这首《五律-张冠道中》，写的是穿雾迎风，披霜带露的行军感受。显然是有意识地吸取了唐人边塞诗中常见的秋漠朔气、秦月汉关、刀雪落照的意象。
唐人边塞诗开头，往往是一身建功立业的豪气，而结尾时又难藏思乡的“边愁”。毛泽东这首诗则以恍若塞上行一句顿住，不再承接古人“将军百战征夫泪”的余情。
边关的战争渐渐奏起胜利的凯歌。随着沙家店、蟠龙镇几次大捷，到1947年9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已经扭转了陕北战局。9月29日这天，适逢中秋佳节，略有闲暇的毛泽东写了一首《五律?喜闻捷报》。
秋风渡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名月傍云胜。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笔调有些像杜甫在“烽火连三月”时写的离乱之作。“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也像是杜甫诗句的化用。但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则别样珍贵。于战乱中直白道出“家书抵万金”般想妻年儿之心，在他的作品中是绝少见的。
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欣喜之状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甚至畅快设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毛泽东在捷报传来时的感受，却是“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儿女之情陡然转向风云之气，回到了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本色。
春秋代序，万象更新。
在陕北转战一年后，1948年3月，毛泽东戴着一顶半旧的棉帽，坐在一条小船上渡过了黄河，进入晋察冀解放区。
渡河的时候，毛泽东骑的那匹大青马竟跳入黄河，游回陕北。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为历史留下了一桩轶闻。
渡过黄河的毛泽东，导演了一场席卷千里的人民解放战争。

第十二集：人间正道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在中国大地上，一部曲折起伏、大气磅礴的史诗，顺理成章地走向了它的动人高潮。这年3月25日，导演这部史诗的毛泽东住进了北平西郊的香山，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因为院内有两股清泉从石缝里日夜流淌出来，人们把这里叫做“双清别墅”。
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曾对人说：我们到北平是赶考来的，考不上退回来就不好了。千万不要学李自成。
历史的教训如在眼前，毛泽东号召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双清别墅，他指挥了直捣黄龙的渡江战役。
国民党政府的“黄龙”就是南京。
相传，三国时诸葛亮到了南京，曾感慨地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三国时的东吴，随后的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一共有六个朝代，都把都城建在了这里。它曾几度繁华又几度衰凉。在这以后，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都把自己的政权中心建在了南京。南京，你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衰，凝聚着多少历史的真谛。
1949年4月的南京，又要见证一场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多华里的战线上，千帆竞发，万炮齐鸣，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蒋介石惨淡经营的“长江天险”和“千里江防”，于23日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
虽然不是“一片降幡出石头”，但当总统府屋顶上那杆青天白日旗在解放军官兵的欢呼声中被扯落下来的时候，倒也是“千寻铁锁沉江底，金陵王气黯然收”。
4月24日这天，毛泽东拍下了这幅很有名的照片。他坐在双清别墅园内廊下的木椅上，双腿并直，左手拿着一份印有特大字号“南京解放”的号外，低头注目凝看。他这个时候想些什么呢？他难道还需要发思古之幽情吗？当然不需要。他要抒发的是一曲改天换地的颂歌。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纪实言理，酣畅淋漓，犹如渡江战役本身，给人以势如破竹的感觉。毛泽东的感情、才气和思想，也一气呵成、一泻千里。
诗人一反前人的怀古之思，高唱着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来抒发自己对未来南京的美好憧憬和信心。因为南京获得了新生，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历史的胜利。
诗人那视通千古的目光，决不会局限在一次战役的视野之中。在大胜大喜的日子里，他的思绪似乎越加冷峻。楚汉相争时西楚霸王息兵罢战的教训如在眼前，因此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面前，他的思绪也飞得更为深远。苍天如果有情的话，看尽人世的生生灭灭、盛盛衰衰，那么他早就衰老了。诗人要告诉人们的是，天地沧桑，世事更变，绝非冥冥天意所支配和主宰，靠的只是人间正道。
什么是人间正道？人类社会在变革中实现进步的规律，这就是人间正道；新生的战胜腐朽的，先进的取代落后的，这就是人间正道；蒋家王朝的覆灭、南京的解放，就是天地沧桑、历史巨变中的人间正道。
光昌流丽的诗句，好像壮丽的长河涌流，把一个旧时代卷走了，又把一个新时代推来了。
[毛泽东画外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会记的这个声音。那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新生的国家，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领导人民群众共同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
为了这部作品的诞生，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追寻了一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毛泽东倾注了半生心血。
新中国开国前夕，毛泽东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到了城里的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丰泽园后靠中海，面对碧波涟漪、岸柳依依的南海，西邻假山叠翠、溪流潺潺的静谷。一进丰泽园大门，是它的主体建筑，叫“颐年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常在这里开会。顺颐年堂往里走，东边的一个四合院，叫菊香书屋，庭院里有老槐苍柏，常有鸟雀盘绕其间，发出啾啾语鸣。这里早先是清朝皇宫藏书的地方。对毛泽东来说，住在这里再适合不过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十七年。
毛泽东的马背生涯彻底结束了，但历史变迁的人间正道仍然在拓展和延伸。
1950年10月3日晚上，到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典礼的一百五十多名少数民族代表，汇集到了中南海里的怀仁堂。他们向毛泽东献上了哈达、伞、帽子等各种各样的礼物，献上了少数民族的无限深情。从毛泽东那明朗的笑容里不难看出，他对新中国这样良好的开局感到是多么地舒心。
献礼大会结束后，各地少数民族文工团联合演出了歌舞晚会，毛泽东也兴致勃勃观看演出。柳亚子正好坐在前排，毛泽东高兴地对他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我来和。”让人作词，主动要唱和，这在毛泽东的诗人生涯中，是惟一的一次。面对此情此景，柳先生即席赋了一首《浣溪沙》。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
哪容百族共翩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
第二天，毛泽东便派人给柳先生送来了一首《浣溪沙》的和词。如果说，柳先生之词着眼于眼前的翩跹舞蹈和月圆歌声，那么，毛泽东的思绪却穿越历史时空，又一次去探寻了那天地沧桑的人间正道。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上下两阕，分述古今。国家巨变，从分裂到统一，从隔膜到和睦，从动乱到太平，恰如黑白之分，天地悬隔。这就是毛泽东要表达的诗情，这就是遵循人间正道的中国所发生的变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她犹如一棵盘根错节、虬枝茂叶的参天大树。国家的统一、五十六个民族的团结，是她得以永葆繁茂的生命源泉。
万方乐奏有于阗。有意思的是，远在新疆边远地区的于阗县，还真的出现了一桩让诗人高兴的奇事。有一个叫库尔班的老头四处打听，毛主席是一个地方，还是一尊神，还是一个人。人们告诉他，毛主席是中国的领袖。他就问，我从巴依（地主）那里分到了十四亩土地，这件事毛主席知不知道？此后，他几次三番要带着土特产，骑着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库尔班老人真的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50年，人间正道的叙事诗又有了一个新的主题。这年，西班牙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创作的“和平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会的召开，迅速飞遍全球。与此同时，中国的和平鸽也翱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上面。就在少数民族献礼大会的第二、第三天晚上，柳亚子又两次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欧阳予倩编导、戴爱莲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现代舞剧《和平鸽》。这是一出鲜明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剧目。联想到当时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国组织多国部队出兵干预，甚至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柳亚子禁不住再赋一首《浣溪沙》。
白鸽连翩奋舞前，
工农大众力无边，
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犯集团仇美帝，
和平堡垒拥苏联，
天安门上万红妍。
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做出一项对中国、对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的抉择。
是出兵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还是被动地祈求和平？从不信邪的毛泽东选择了前者。10月8日，他发布了让整个世界震惊的命令：出兵援朝。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仗，应该在哪里打，应该怎样打？毛泽东选择在了朝鲜西北部的妙香山。11月6日，前线便飞来捷报，我军在妙香山歼敌一万五千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到了柳亚子先生的《浣溪沙》。承续前一首《浣溪沙》和词的兴致，毛泽东又和了一首：
颜斶齐王各命前，
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新纪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
妙香山上战旗妍。
战国时齐宣王召见处士颜斶，齐宣王让他到自己跟前来，而颜斶却让齐宣王到自己跟前来，由此发生争执。
历史故事给毛泽东的启示是，在旧中国，执政的国民党政权要其他政党都依顺他，听命于他，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却反对独裁。矛盾斗争多年未息。只有在新中国，那种颜斶和齐王之间的对立状态才一扫而光了。更让毛泽东欣喜的是，他在柳亚子的《浣溪沙》里，看到了诗人对美帝的声讨、对中国人民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热情赞颂。大敌当前，中国人民的团结经受住了考验，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和衷共济的关系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诗友的高唱，前线的佳音，仿佛在毛泽东胸中联成一曲欢愉的二重奏。
从中国天安门的红旗到异域妙香山的战旗，仿佛在一次诉说着一个人间正道的真理。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历史，在中国永远地结束了

第十三集：历史与海

在毛泽东晚年，他常常把中南海游泳池住地的书房作为会见客人的场所。看到他身后那满满的一面书墙，人们常有这样的感慨：毛泽东如果没有成为政治领袖，除了写诗，他必定还是位卓有创建的文人学者，是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章家，他依然会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独特的地位。
诗人政治家的另一面，本来就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
在南来北往的考察途中，毛泽东总是携带着这个硕大而沉重的木头书箱。于是，在西子湖畔、东湖之滨，在广州小岛、长沙蓉园，流传着许许多多毛泽东凝神读书的故事。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这张特制的木头大床似乎也诉说着读书人毛泽东别具一格的生活状态。它的一半摆的是各种各样的书，它的另一半才是睡觉的地方。于是，我们想象着，毛泽东仿佛斜靠在床上，一旁的灯光勾勒出他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化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传达着心湖深处泛起的波澜。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鸣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忽然，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尾之间写了起来。这位读书人写的是什么呢？
比如，1958年1月12日那天深夜，他在南宁写的是，“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比如，1969年6月3日那天深夜，他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写的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五千年中国文明史演出的雄壮话剧，确实动人心魄、令人神往。
星河耿耿，银汉迢迢。在历史的海洋里，奔涌的是我们民族的兴衰和悲欢，还有那经验和智慧泛起的不尽浪花。千回百转，千淘万漉。毛泽东是这一片历史海洋执著的观赏者、勇敢的批判者和深刻的辨析者。
一千七百多年以前，一位在历史的海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曾遭遇了大海，还写下了一首千古名篇。他就是曹操。
公元207年，曹操率领他的军队，远征幽燕辽海的塞外之地乌桓。这是能否统一北方的关键一役。曹操跃马挥鞭，劳师北伐，又是大获全胜。这年秋天，他在班师凯旋途中，路过北戴河一带。
夕阳西下，秋风阵阵。他登上渤海岸边的碣石山，近观沧海，巨浪与礁石相撞，发出振聋发聩的狂吼。或许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戎马一生的曹操受到了空前的震撼。不知不觉，已是星汉灿烂。极目远眺，那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的星星究竟是在海里，还是在天空，已经分不清楚了。辽阔的沧海壮景似乎衬托着作者的胸怀，传达着曹操叱咤风云的气概和艰苦征战取得胜利后的喜悦。
于是，一首《观沧海》诞生了。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曹操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大概是最多的了。
毛泽东肯定曹操的政治功业。他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
毛泽东称赞曹操的军事才能。在汉末群雄竞起之时，曹操四处征战，纵横天下，在打败袁绍的官渡之战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史奇迹。毛泽东曾经把官渡之战写进了自己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
毛泽东还欣赏曹操的文采风骚。他对人评价说：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闲暇时刻，毛泽东圈阅曹操的诗，书写曹操的诗。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了北戴河的大海岸边。这正是曹操一千七百多年以前到过的地方。7月23日那天，毛泽东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这里说的碣石诗，就是前面说的《观沧海》。
这也许是喜欢大海的毛泽东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大海。三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大学当助理图书管理员时，为了看大海，曾专门坐火车到天津的塘沽。因为是冬天，他看到的只是一片冰封雪冻的死寂滩涂。也许，他后来在广州、在上海看到过海，但那是都市环抱的海，是江河的入海口，只能说是看到了海水。如今，他看到了一个袒露胸襟、毫无保留的大海。
当年在碣石山下，大海岸边，五十二岁的曹操只是观沧海，而毛泽东不仅是观沧海。年过六十的他，还要到大海里去搏击风浪。
一次，台风驱散了暑气，也卷来了狂风暴雨，堆起了癫狂的海潮。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照例下海游泳。在浪涌万叠之中，毛泽东几次被打倒，几次被冲上沙滩，但他仍然在浪蜂下面钻来钻去，游了一个多小时。面对威猛耸立的浪潮，卫士们照例奋力地前挺后挡，但也照例地被浪涛打下抛起，甩回了沙滩，就是在毛泽东身边也不想站起来了。毛泽东却说，怎么站不起来了呢？这点水浪难道比刘戡的七个旅还凶吗？
刘戡的七个旅，那是转战陕北时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
这就是喜欢大海的毛泽东。他在与风浪搏击中显示出独特的胸襟与气魄。
他后来曾向人们宣传说：“我到过北戴河，七级台风，在大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一点风浪，游起来倒很吃力，那要一步一步地爬。”
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当他作出挑战和接受挑战时，当他选择目标和实现战略时，他不谈怀疑，只谈坚信。他的挑战方式和他的目标一样豪迈壮丽，他的顽强和他的旷达一样执著惊人。这种挑战和应战的特殊风格，使毛泽东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气馁并能去争取胜利。
于是，他太喜欢击水游泳了。他一生最喜欢的锻炼方式大概就是游泳。
在青年时代，他不仅游泳，甚至要游风，并发明了一种风浴。什么是风浴，如今已无从知晓了。或许，从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可以知道个大概——“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这种看起来是突发奇想的风浴，毛泽东便在学校里组织起一个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披着太阳余晖或迎着寒风，散入江中舒臂击水。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他当时写了一首游泳的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上面这两句。
击水游泳之中，张扬的是一种自信的人生。毛泽东从韶山老屋前面那一方池塘游起，一直游到了大海。毛泽东从乡间走出，一直走向了天安门城楼。他的一生，不正是挑战风浪、击水游泳的一生吗？
因为他是罕见的风浪挑战者，于是他成为了最合适的时代弄潮儿，领导人民超越旧的历史，创造新的篇章。弄潮儿和大海不再对立，甚至同大海的广阔和风浪有了一种共鸣、一种亲近、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
1954年夏天，毛泽东把自己的这种感觉，浓缩在了《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词作之一。
上阕写景，景中有情，视通万里、舒卷风云之色，在海天一体中关切地询问汪洋之中的一只小船。下阕写史，史中有意，思接千载、土纳珠玉之声，在瑟瑟秋风之中怀想那历史的沧桑。这是风物依旧、人事全非的沧桑。毛泽东不仅仅是在自然的大海里游泳，他也是在历史海洋的浪潮中搏击。
来北戴河之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就要来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据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两眼闪闪发光，带着心潮澎湃而又扑朔迷离的神情，充满信心地构想着未来。
进入五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最为舒心。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面，诸项事业进行得都非常顺利。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盛的新中国，将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国泰民安，政府廉洁，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这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门迈进。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在1953年提了出来，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这个路线的基本内容。
来北戴河前，他刚刚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要产生了，外国人说这是中国迈入近代国家的标志，而毛泽东则称它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他号召人民经过五十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各种措施进行的社会变革，不是自以为幸甚至哉的曹操所能比拟的。在曹操来过的地方，在大海里游泳，这一望无涯的空间物象，这沉甸甸的历史风色，怎能不装进毛泽东那用追古思进的诗句编织的胸怀。万里波涛，千岁沧桑，百年辛酸，几十载奋斗。同样是风物依旧，萧瑟秋风今又是，毕竟却人事全非，换了人间。

第十四集：击水新唱

毛泽东爬过中华大地数不尽的山峰，也游过中华大地无数的江河。
在湖南，他游过湘江；在广州，他游过珠江；在广西南宁，他游过邕江；在浙江杭州，他游过钱塘江；在江西南昌，他游过赣江；在湖北武汉，他游过长江。在没有大江大河可游的时候，他就游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江西的庐山水库，湖南的韶山水库，还有武汉的东湖。
曾经有一个说法，说毛泽东敢于向任何江河挑战，就是不愿游黄河。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让我们听听1959年9月，他在济南浩阔的黄河岸边与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一段对话吧！
毛泽东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就是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天来济南横渡黄河。”
舒同说：“黄河泥沙太多，不便游泳。”
毛泽东说：“有泥沙怕什么，上来一冲就没有了。”
舒同说：“黄河漩涡太大，太多。”
毛泽东仍不甘心：“漩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总之，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游。”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年夏天毛泽东没有来。
他终究没有畅游黄河，这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让毛泽东遗憾的是，他畅想到国外去游大江大河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他曾渴望到孕育东方古老文明的其他河流去体会一番。1960年，他对来访的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提出了到尼泊尔游泳的设想，不过，那要经过印度。毛泽东说，“我也想到桓河去游一游，只要让我游，我一定去。”
他也曾渴望到西方的河流中去体会一番。六十年代，当他的老朋友斯诺来访时，又进行了一次关于游泳的对话。斯诺说，“1936年在保安，你曾说过想到美国一游，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兴趣。”毛泽东说，“我希望在不太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去畅游一番。但这是一厢情愿，华盛顿政府会反对。”斯诺说，“如果他们同意呢？”毛泽东说，“如果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之内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不谈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一下。”
这就是诗人政治家和政治家诗人的毛泽东。他不肯压抑自己的个性，也不会事事循规蹈矩，胸中常怀美妙的想法和追求。
在现实中，以领袖之尊，以事务之繁，以政治之复杂，毛泽东当然不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去畅游一番。但在关于游泳的畅想中，在同变幻莫测的江河大水的对话中，他常常富有个性地表达自己的兴趣，传达他的思想。
游泳里面有哲学。毛泽东说，“水有力量把人浮起来。这叫抵抗力。但人在通过它时，能够把它压下去。所以是水怕人，不是人怕水。”
游泳里面有人生。毛泽东号召青年人敢于到大江大河的风浪里去锻炼成长。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号召。
游泳里面还有政治。毛泽东说，“长江是一个不花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干部就像是游泳的人。你不要离开水，要顺着水游，不要逆着水游。”
如果说，翻越无数山峰的毛泽东，曾经踩出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那么，渴望搏击江河风浪的毛泽东，则亲身体验到胜利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是那么的让他欣喜异常。于是，他禁不住唱出新的赞歌：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曾对人解释说，这首写于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毛泽东喜欢游泳，而这是惟一一首以游泳为题的诗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好写颂歌，而这是惟一一首吟咏工业建设题材的诗作。
1954年夏天写《浪淘沙?北戴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刚刚开始；1956年夏天写这首《水调歌头-游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到来了。
1956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刚刚做完《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新的探索，新的思路，新的目标，是如此诱人，如此若明若暗地在前面召唤着中国人，激发着毛泽东以创新精神去实践它、接近它。
这次南下，毛泽东先是到了广州，随后从广州北返。5月30日那天，他在长沙畅游了湘江，旋即到了武汉。还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要在武汉游长江的计划，还派人先期去武汉测试水情。
长江，似乎还承载着一个民族太多的沧桑，太多的梦想，太多的期望。毛泽东情系长江，已经好多年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那天，他在中南海听取邓子恢、薄一波关于长江中游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时，要求争取荆江分洪工程胜利。这个决策，拉开了治理长江的序幕。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坐长江号军舰，从南京到武汉，一路考察长江水情，萌生出把三峡“壶口”扎起来，修建既防洪又发电的引水工程的设想。1954年夏天，长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毛泽东把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到长江上来。与此同时，在武汉，一座横跨长江南北的大桥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建设了。毛泽东1956年5月31日这次来武汉，目的之一就是向有关专家了解工程的设计和经费预算。
为长江而来，自然要到中流击水。
6月1日，他下水了。
6月3日，他下水了。
6月4日，他又下水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回在长江里畅游。
曾几何时，苏东坡坐船游长江，禁不住低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孔夫子面对滔滔东去的河水，禁不住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大水啊，你为什么不分白天黑夜奔流得如此匆忙。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似乎注定要见证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
三十年前，毛泽东曾伫立长江边上的黄鹤楼，所见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满目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沉郁，因为他那时的心情是苍凉的。
如今，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的桥墩，犹如宏图一般耸立在水面，在江中挥臂击水。
于风吹浪打之中，毛泽东悠然地从桥墩旁边划过。他一面游进，一面仰望。还是楚地的天空，还是江城的风物，却这般辽阔，任人舒展。虽风浪叠起，他依然从容，掩抑不住一贯的自信和潇洒。在自信和潇洒中，毛泽东的目光飞越眼前。沿江而上，由东往西，到达巫山云雨的三峡一带。那是几代人都梦想过的要修建大坝的地方。
192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溘然长逝。宋庆龄要求在孙先生的汉白玉卧像前刻上这部他泼墨写就的《建国方略》。在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中，有孙中山在地图上勾勒的青藏铁路设计图，有他设想的三峡水电工程。但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的一腔热情只能化为缥缈的云，失落的梦。宏图在胸的毛泽东和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充满信心地要驾驭那缥缈的云，去实现那丢失的梦。让高耸的巨型水坝、西江石壁去截断巫山的云、巴山的雨。
毛泽东的目光进而穿越现实，投向了神话世界。那个无所不能、从天荒地老起就在巫峡峰顶矗立的“神女”，大概还在那里吧。面对即将出现的三峡新貌，她是不是惊讶万分，感叹世界变了模样呢？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她一定会的，因为中国大地的建设热潮本来就是一首“惊神曲”。
毛泽东到中流击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写完《水调歌头-游泳》一年后，毛泽东从重庆乘船东下，经过他魂牵梦绕的三峡。他要亲自看看这里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他要亲自看看这里的江流是否适合击水畅游。
1957年7月7日那天，他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
经过派人调查和试水，中央政治局理所当然地没有同意他这个要求。
毛泽东和长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没有游成三峡，毛泽东却没有忘记三峡工程。
他的诗，促进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和调研。他的诗，也曾作为一种动力，促进了三峡大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的建设。
1970年12月26日，当葛洲坝工程方案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又提笔批示，“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不只是浪漫的诗人，更是一个以务实精神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政治家。
是呵，写诗和建设毕竟是两回事情。
但神往未来，在实践中追求理想的精神，却是永恒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三峡工程上马了。千百年沉寂的土地焕发了生机。
如今，围堰合龙了。大江截流了。大坝耸立起来了。高峡平湖也蓄水了，发电了。
少了奇险幽深之美的三峡，新添了浩渺阔远之美。
渐露真容的“西江石壁”，你知道吗？半个世纪前，有一位诗人，为你的诞生曾经热情讴歌，曾经魂牵梦绕，曾经中流击水。
渐露真容的“西江石壁”，你知道吗？这个叫毛泽东的诗人，因为生前没有看到你的真容，曾遗憾地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以后，不要忘了在庆典时告诉我呀！”

第十五集：吴越闲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断地外出。在许多年份里，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远离京城的地方。他常说，“在北京呆久了，脑子里就是空的。一出北京去，里面就有东西了。”新中国一些重大决策，他都是在外面酝酿和做出的。
离开北京，毛泽东最喜欢去的是南方。在南方，他又最喜欢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杭州。在这里，他住过四十多次，加起来有八百多个日日夜夜。
1955年4月初，他第二次来杭州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群莺乱飞、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季节。三吴都会、东南形胜，钱塘自古繁华。湖光潋滟、山色空濛的杭州，更具独特的风姿。
这次来杭州，他兴致很浓地游览了杭州的风景名胜。
他看了西子湖畔的岳飞庙。毛泽东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一进庙门，他只向跪在那里的秦桧斜看了一眼，而在岳飞像前，却看了很久。看着看着，便用很低的声音，吟诵起岳飞的《满江红》。
他来到了雷锋塔。传说中那位一心向往美好生活的白素珍就在西湖长堤的断桥上和许仙结下了不解姻缘。后来，她被法海和尚无端压在了雷锋塔下。或许是令人感慨的故事和传说打开了毛泽东那想象的闸门。他同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起来，认为白娘子是反封建、争取婚姻自主的，压在塔下的不应该是白娘子，而应该是那个不尊重女性的法海才对。毛泽东还谈起鲁迅写的著名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称赞鲁迅说的，雷锋塔的倒塌，象征着中国妇女的解放。
一国领袖，却是难得有闲暇的时候。闲暇之中的毛泽东，依然是一派诗人本色。
当时在杭州，毛泽东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登山。他登山的习惯是不走回头路。上山走一条路，下山走另外一条路。没路的时候，就硬是走出一条路来。
杭州城北灵隐寺背后，有一处北高峰。登临此处，举目四望，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犹如立在眼前的一幅幅山水墨画。
毛泽东曾三次登临北高峰，写下一首《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摇下，欢迎有晚鹰。
身处名胜佳景、逢迎昌明时代，毛泽东充分展露他轻松的性情和闲适的诗兴，还有智慧的愉悦。
顺着北高峰往南走，有一座五云山，传说常常有五色彩云盘绕其间。五云山在人民心目中便成了吉祥之山。山顶上曾有一座小庙，毛泽东游览这里的时候庙里还有和尚，在那里让人们求签问卦。据说，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前，曾来杭州一住，在这座庙里抽了一签，签上是怎么说的则不得而知。反正是天地悬隔、物是人非，颇让毛泽东高兴。于是，便有了一首《七绝-五云山》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此处听得野莺啼。
毛泽东不光在杭州游览，还远足到了莫干山。莫干山是天目山的一个分支，在浙江德清县城西北，离杭州有一百多里路程。传说春秋末年吴王阖曾派民间有名的铸剑师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到这座山铸一对雌雄宝剑。起初，铁石在旺火炉中不见熔化。莫邪听说必须要有女子以身殉献炉神才能铸出好剑，便跳进火炉中去了。宝剑造出来了。为了纪念这对夫妇，人们把雌剑成为“莫邪”，把雄剑叫做“干将”。这座山，也有了一个新名字，叫莫干山。
游览莫干山的时候，毛泽东曾在传说为莫邪、干将用过的磨剑石旁停下脚步。磨剑石四周的石崖有多处石刻，毛泽东喃喃自语：“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仿佛是在吟那上面的题刻。
在山行道上，毛泽东还情不自禁，边走边吟起古人描绘莫干山的诗句：“参差楼阁起高岗，半为烟遮半树藏。百道泉源飞瀑布，四周山色蘸幽篁”。
下山途中，毛泽东游兴未尽。他又到观瀑亭观瀑，顺芦花荡西行至塔山远眺，东看太湖，南望钱塘江。
好一派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好一方碧波荡漾的心湖，映出舒坦清丽的河山。
该回去了。毛泽东似乎还沉浸在“此间乐”之中。尽管不想刻意作诗，还是随口吟咏出一首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首七绝，名为“莫干山”，但并没有写莫干山，更没有写发生在莫干山的悲壮故事。
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想写沉甸甸的诗。我们的诗人陶醉在大自然里面，诗中透露出大自然给予他的赏心悦目的心境。
诗人从登车启程返回写起，心情轻松自如，节奏明快活泼。全诗一气呵成，句句写过程，句句写心境，句句写归途，句句写遄飞的逸兴。
在这些闲适诗中，政治背景、历史内涵，都淡然远去了，剩下的是一种舒坦、开阔、明朗的心境，仿佛一道透明素丽的光，在空中划过时甩下一弯疾速的弧线，留下闲适中的畅快和愉悦。
在杭州的六和塔脚下，著名的钱塘江十分从容地向东边的大海流去。慢慢地，它受到杭州湾海浪的阻挡，在外宽内窄的海宁盐官镇出海口一带，汇聚成前推后拥的钱塘江潮。
早在南宋时期，这里的百姓就把农历八月十八这一天定为潮神生日，出现大规模的观潮活动。由潮而生出“神”来。看来，这江潮中多少寄托了人们的某些情思。气势磅礴的天下奇观，也不知倾倒多少文人墨客。
毛泽东自幼爱读的汉代枚乘写的洋洋大赋《七发》，（用淋漓尽致的比喻来描述观潮的感觉，是典型的赋体文风。毛泽东很称道枚乘的文笔，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文章，说其“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
不光要从前人的描述中领略观潮胜境，毛泽东还要亲眼去看一看。
1957年9月9日，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杭州。11日，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那一天，毛泽东从杭州住地乘车到海宁七里庙，观看了钱塘秋涛。
那天，观潮的人很多，连上海也有人专程来观看。当时海潮涌出三米多高的浪峰，毛泽东的情绪同样很高。他先是坐着观看，不一会儿又站起来指指点点。
伫立江边的毛泽东被这迎面扑来的汹涛巨浪感动了，观潮回来，他写了一首题为《观潮》的七绝：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如今，在海宁盐官镇观潮处，人们把毛泽东的这首诗刻立成了一座诗碑。
人，有时需要从自然对象中发现自己、提升自己。闲适的心境，并不是说没有个性的张扬，对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首七绝，简明的四句结构，呈一实一虚之状。起句于平实中露出陡峭。千里波涛滚滚来，在极目夸张之中一下子把人们带入特定的观潮氛围；雪花飞向钓鱼台，则是夸张想象了那波潮卷起的雪白浪花，竟从海宁入海口逆钱塘江向西南凌空飞越到一百多里以外的浙江桐庐县境内富春江畔，那里是东汉大隐士严光垂钓之处；入山纷赞阵容阔，又回到实景的描述，恰如摄像机镜头的一个反打，从对面的潮反过来对准了观潮的人群，记录下他们的反应；铁马从容杀敌回，把镜头又一下子荡开，从群体回到作者个人的想象世界，扑面而来的滚滚浪潮，仿佛是从杭州湾乃至千里之外的太平洋的鼓角战场厮杀回来的雄狮劲旅。
正是这最后一句，毛泽东带出了他的个性，他的感情。仿佛钱塘江入海口外，那无边无际的海面才是永恒的战场。站在岸边观潮的作者，同对象之间不是对立的，他和凯旋而归的千军万马融在了一起，欢迎着、欣赏着自己的勇士。人与自然的差距和冲突，便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人化自然或自然人化的统一、和谐，便出现了美。把这种张力和美写成诗，在对象那里观照，以至实现自我的精神，便是崇高。诗人融进了这壮阔奇景，也就体会并走进了崇高。
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慧的人物通达事物规律，而行事畅通无阻，像水一样灵动，似乎更喜欢水。仁义的人遵守行为规范，朴厚稳重而不改变主张，像山一样庄重，似乎更喜欢山。然而，自然界却总是山水相连、山水相通的。没有江水流淌，高山也会沉默；因为高山滋养，江水才会歌唱。既爱山又喜水的毛泽东，哪怕是在闲暇之中，也依然透露着他那灵动如水、庄重如山的情怀。仅仅在岸边观潮不是他的性格。看见风浪就抑制不住激动的毛泽东，渴望把自己像山一样的性格，融合到灵动的水流之中。
就在海宁观潮的第二天，毛泽东又来到潮起潮落的钱塘江，投入到钱塘江水中去了。前面似乎是永恒的战场，那是他渴望的地方。在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的气势里，一个人搏击其中，难道不也是一种可“观”之景吗？
毛泽东，终究不是闲适散淡的人……

第十六集：故园寄思

关于故乡，古往今来的游子们有太多的感受，太多的比喻。在遥远的记忆里，故乡是母亲劬劳不息的身影，是亲友悲欢离合的生活，是先生殷切期待的目光，当然还有傍晚时分依稀的炊烟，或树影丛中课堂的灯光。
人生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没有故乡，就没有你的存在；而离开了故乡，便有了你的新的存在。
但是，一个人无论走到了哪里，无论干出了什么事情，都终生萦绕着挥之不去的乡情。
大体人人如此，何况是诗人呢。
毛泽东对故乡的怀念，充满了诗意。
1961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信说：“‘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光有前代诗人对湖南的描述还不够。毛泽东用自己的诗笔，又描绘出了一个新的湖南。
1955年6月，毛泽东到南方考察农村合作社情况，来到了长沙。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他的故交旧友，其中就有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同学周世钊。
６月２０日那天，他们一道去寻觅旧踪。一路上，毛泽东的兴致很高，和周世钊谈笑风生，忆及故人旧事。
回忆故人旧事，不免生出天地悬隔的感慨。周世钊禁不住赋诗一首：“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周世钊把这首七律和其它词作一起寄给了毛泽东。当年10月，他收到了毛泽东的应答之作《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这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前面四句讲6月20日那天的所游所见，后面四句说的是这次游览的所思所感。大概在同周世钊谈故人旧事的时候，他们提到了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萧子升。当年的萧子升也是一位风华翩翩的有志青年，他同毛泽东一起到湖南乡下当游学先生，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可后来却选择了另外的人生道路。在国民政府作过农矿部次长，还管理过故宫，大陆解放后，流落到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处境很为狼狈。从人事变迁来讲，确也为“可哀”之事了。
故乡的风物，记载了多少人世间的分分合合。有的是同路前行，有的是殊途同归，有的是分道扬镳；有的不在了，有的又聚首了，有的却天涯各处。这不正是同乘故乡之船外出的游子们演绎的世界、演绎的人生吗？
虽然是三十年过去了，但毛泽东不认为青春已老，不认为韶华易逝，因为他的经历太充实了。不是吗？如今又来到了当年激扬文字的地方——赫曦台，那是相传宋代大儒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地方。
无论是求学奋进的长沙，还是生长启蒙的韶山，对毛泽东来说，都有太多的悲欢，太多的回忆，也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诗情。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了趟故乡韶山。
从1927年初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已经整整三十二年了。
毛泽东深爱自己的母亲。毛泽东的母亲，为人宽厚仁和，慷慨大方。正是母亲的慈爱，给了他一副眷爱天下穷苦人的心肠。
这就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毛泽东曾把她接到长沙治病，还搀扶着她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位农村妇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了平生惟一的一张照片。
1919年10月母亲病故，毛泽东赶回韶山时，二弟毛泽民对他说：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听后心如刀绞。面对孤灯，他彻夜守灵，含泪写下一篇四言古体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噙大海。”
毛泽东的一位族兄读了《祭母文》，感慨万千，当即抄录了一份，还在文末批注说，“皆是至性流露，故为之留存，以为吾宗后辈法。”
韶山，在毛泽东心目中永远是神圣的。在故乡面前，他永远是一位农民的儿子，永远怀着敬畏之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不能回故乡，便让长子毛岸英代他探望父老乡亲，并特意让他突击学了一些韶山话。儿子临走时，又交待说，“你必须在二十里外的银田寺下马，然后步行回到韶山。”
1950年，毛岸英按照父亲要求，回了一趟韶山。可半年后，他就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朝鲜，并永远地埋在了那里。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有六位亲人献出了生命。
如今，阔别三十二年的毛泽东回来了。
回乡的第二天早晨，韶山还没有醒来，他就踏着小路，来到了父母的坟前，献上一束苍翠的松枝，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前人辛苦，后人享福。
毛泽东来到自己题写校名的韶山学校，少先队员簇拥着他，给他戴上了红领巾，留下了这张至今让我们能听到笑声的照片。
在故乡，毛泽东更加忘不了的是乡亲们。晚上，他专门请了几桌客。参加的有韶山老地下党员，有1925年他在韶山一带发动农民运动时的积极分子，有牺牲了的革命烈士的遗属，有他小时候的老师，还有一些亲朋好友。毛泽东举起酒杯，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敬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毛泽东的名言。韶山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国一样，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人民的追求和奋斗，才使山河旧貌换了新颜。
客人们走了。深夜时分的毛泽东依然沉浸在陶醉之中。三十二年的烽烟岁月，三十二年的故园情思，三十二年的乡亲面容，三十二年的家乡巨变，怎能不让他思绪联翩呢？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首《七律-到韶山》，毛泽东最早起的题目叫《归故里》。
当年，怀着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一伟大理想离开故乡的毛泽东，有着鲜明的爱憎。“黑手”代表的恶势力压迫和“红旗”昭示的反压迫斗争，前赴后继的人民牺牲精神和今天的光明新天，构成了诗人的大悲大喜。
这是对韶山和韶山人民的咏赞，何尝不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咏赞？故乡变化如此，中国变化何尝不是如此。
写完《七律-到韶山》之后，毛泽东的诗情又投向了整个中国。他于6月27日离开韶山，6月29日从九江下船上了庐山。登上庐山，正是红日方升之时，兴奋中的毛泽东，站在高处，极目望去，很是开阔，仿佛能够收尽注入鄱阳湖的九条水流，能够纵览横浮在长江流域的彩云，能够穿透三吴之地的浩渺烟波。
生机勃勃的大好河山，装点了毛泽东的诗情，于是他又作了《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六天之内，连作两诗，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不曾有过的，由此可见他当时的诗兴之高昂，可见他由故乡而全国的开阔胸怀。
犹如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样，诗人的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表达的依然是爱憎分明的褒贬，依然是泾渭分明的对比。
东晋的陶渊明也曾到过庐山，并在庐山脚下当过一段时间的县令。在庐山上诗兴大发的毛泽东，想起了这位老去千年的诗人。陶县令看不惯世势，辞官隐居，梦想着桃花源那种和平自由的理想世界，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如今呢？乱世已成遥远的记忆，中国已经实现了陶渊明梦想的那种境界。闭塞的桃花源也该是山口打开，让人到里面耕田同乐了吧。这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问得多么富有诗意和机趣。接下来的答案，不正是《七律-到韶山》里说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吗？
故乡情思，便这样和中国情思融合到了一起。本来，中国是放大的故乡，故乡是缩小的中国。
1975年，毛泽东阅读了汉末辞赋家王粲的《登楼赋》。或许是被赋中“情眷眷而怀归兮”的故土之思感动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和怀念。王粲写《登楼赋》的时候才三十多岁，远远谈不上老年。毛泽东不正是在借王粲之赋，抒发胸中的感念吗？
思念故乡，自然会想起亲友。怀想亲友，自然会越加地钟情于故乡。
1959年回韶山的时候，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看见对面一个风景秀丽的山谷，便对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
于是，便有了这幢为来韶山的中央领导提供开会和休息场所的灰砖平房。早年这里因为有一个常年水滴不断的小山洞，人们便把它称为滴水洞。
1966年6月，毛泽东曾回韶山滴水洞小住。要走的时候，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以后很难再回来了，竟久久不愿离去。当工作人员催他上车时，他说：你们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1976年，毛泽东病重时，用韶山话多次说：我要回滴水洞。
然而，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第十七集：游仙华章

毛泽东喜欢把生活哲学化。1957年，在飞往苏联的飞机上，他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毛泽东问，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应该怎样解释呢？尤金回答说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自己没有研究过。毛泽东的解释是，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哲学和生活，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常常是统一的。毛泽东也喜欢把生活浪漫化。
1960年，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他问，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
工作人员感到纳闷，这还用说吗？我们当然是住在地上的凡人。
毛泽东却说，如果其它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那我们就是住在天上，我们就是神仙。神话和现实，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常常交织融汇在一起。
独具个性的胸怀和想象，给毛泽东的思绪和诗情添上了翅膀，使他能够在平凡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凡的意味，使他习惯于从各种神话传说中汲取超迈的灵感，在上天入地的想象中，抒展自己高古飘逸、卓尔不群的思维，融铸文采绮丽、浪漫奇特的华章。
在中国，曾经有一种流传久远的灾难，但绝不是虚无的传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中，科学家便发现了血吸虫卵，说明血吸虫病的肆虐，至少有两千多年了。它遍布南方十二个省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一千万人染上这种病。
得这种病的人肚大如鼓，骨瘦如柴，身无半分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变成侏儒，少数严重病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
1955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做斗争了！”
只过了三年，便传来捷报。在中国南方，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余江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看了这天的报纸，睡不着觉了。彻夜无眠的毛泽东兴奋的浮想联翩，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之际，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两首《七律-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浮想联翩的毛泽东，目光没有停留在江西的余江县，也没有只停留在中国的版图上面。他似乎已经把整个地球当作一只宇宙飞船，在浩茫的天宇中巡游。
在浩瀚无垠的天宇之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诗人没有感到渺小，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他仿佛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宇宙主人，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是何等崇高的驾驭意识，何等潇洒的超越情怀。一派掌上乾坤、俯视人间天国、打破仙凡界隔的巨人气象。
诗人为什么有如此自信而超拔的想象？曾几何时，神医华佗也奈何不得那遗患人间的小虫；曾几何时，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哪怕他在关心民间疾苦，所看到的，依然是东逝水波承载着人民的悲哀年复一年地流淌，所听到的，依然是万户萧疏鬼唱歌。而在新中国，只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开始消灭这为害人民几千年的瘟神了。如今，他已无处藏身，只能在人们点起蜡烛、烧着纸船的庆祝声中被送离人间。
改造旧世界的成功实践，必然升华为对新世界的执著热情。于是，在千村薜荔人遗矢消失之后，便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绿水青山不再枉自存在了，它们变得有了灵性，和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行为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的美妙变化。他期望着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孟子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
单纯的诗句，已不足以表达毛泽东的兴奋。写完《七律-送瘟神》，他又续写了一个后记，说：“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
为诗写后记，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他还预感到，对他诗中的一些想象，可能有些人看不懂。果然，这两首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有人提出，毛泽东的诗句是不是有误？因为我们坐在地球上一动不动，怎么能一天跑八万里呢？谁能知道有一千条银河呢？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封给胡乔木的信中专门作了解释。他说，地球的周长约八万华里，这是地球一天自转的里程，于是人们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付任何代价，就坐地日行八万里了。说有一千条银河，只是言其多而已。
朴实的道理，似乎一点就通。深刻的哲学，本来蕴含诗意。在诗人看来，人们不理解他诗中的这种浪漫思维，是因为囿于习俗，迷信未除。
毛泽东善于砸碎旧世界，但他对构想新的世界却更为钟情。对新社会的梦想与追求，是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一面旗帜，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探索者。
汉代的杨雄写过《逐贫赋》，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毛泽东的这两首诗词，无疑是逐灾灭疫、追寻康乐之境的“送神歌”。
不拘陈规的浪漫想象，对目标的执著追求，使毛泽东时刻以诗人的想象关注人生和时事的变化，关注着自然和宇宙的真理，关注着使命和目标的实现过程。
在毛泽东的奋斗生涯中，他经常倡导破除迷信的思想作风，希望人们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激情地工作，理智地决断，热情地想象，冷静地实施，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
在诗歌的土壤上，浪漫主义是一朵开不败的奇葩。诗人毛泽东独特的游仙之路，铺就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美辞华章。
在毛泽东眼里，他的故乡湖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南岳七十二峰挺拔在这片土地上面，仿佛耸立起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环绕其间的三湘四水，又装点出格外的风姿妖娆，仿佛给了这片土地充溢的生命活力。还有浩瀚的洞庭湖，让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长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正是这片土地，给了毛泽东山的坚韧，水的灵动，土的质朴，火的热烈。毛泽东实在太钟爱故乡的山水了。
有一次，毛泽东和他的湖南老乡聊天时，说他很喜欢九嶷山的斑竹，自己是湖南人，却没有到过九嶷山。不久，他就收到了这位老乡和其他早年好友一道送来的九嶷山的斑竹，还有一根斑竹毛笔。
这些带着独特斑点的竹子，称为斑竹。它凝聚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远古时虞舜到南方巡游，死于苍梧之野，就是今天的九嶷山一带，随即葬于该地。他的两个妻子，也就是尧帝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连忙追寻到九嶷山。她们悲恸万分，伤心的眼泪洒落在沅湖一带的竹林上，竹子便通挂起她们斑斑点点的泪痕。从此，这里便有了斑竹，人们也把它称为湘妃竹，因为娥皇和女英这两位帝子是投湘水而死的，她们成了湘水的灵魂。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屈原。他在《九歌》里专门写下了《湘君》和《湘夫人》。屈原想象着：“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李白。他在《远别离》一诗中想象着：“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一美丽的传说，也感动了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中最为浪漫瑰丽的一首。
如果说《送瘟神》是悲欢离合的“送神曲”和“巡天歌”，那么，这首《答友人》，则是美幻飘逸的“怀乡曲”和天上与人间的二重奏。
如果说《送瘟神》是想象着人间的我到天上巡游，那么，《答友人》则是想象着天上的神到人间巡游。
无缘游九嶷山，毛泽东在梦中神游了一番。在诗人的想象中，娥皇、女英两个帝子以云为衣，乘风而下，何等的飘逸。她们的到来，淡化了屈原、李白想象中的愁苦不堪。斑竹一支千滴泪之后的红霞万朵百重衣，使抑郁悲哀的凄绝化作了光昌流丽的美艳。从远古走来、从天上走来的虚无飘渺的仙人，便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诗人借助她们的眼光，看到了人间发生的奇迹和感人的壮景。
“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和盘托出诗人对故乡湖南，以致对整个中国的期望，又仿佛是在向未来倾诉，期望着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

第十八集：新人气象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对中国青年留学生们说的这句话，对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拥有感同身受的共鸣，产生过巨大深远的鞭策。
毛泽东从来不轻视小人物，毛泽东特别喜欢青年人。他相信群众的力量，所以他重视小人物。他钟情于未来，所以他寄希望于青年人。对于青年的人生，他特别偏好和推崇一个“气”字。志气、热气、生气、朝气、豪气，这些词汇注释着他对青年人深情期待和热情称赞。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二十九个古今中外青年才俊的事迹。这当中，有二十九岁就创利佛教的释迦牟尼，有十四岁就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白袍小将罗成，又在赤壁之战中率兵抗击曹操几十万人马而大获全胜的周瑜和诸葛亮，还有三十岁出头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有在十六岁就发明棉纺细纱挡车工先进工作法的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
青年人中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些英俊天才？毛泽东说，因为他们贫*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是要提倡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和创造精神。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畅想着社会主义新人身上散发出大胆进取、昂扬奋斗的人格气象。
1961年夏天在庐山上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中，毛泽东为自己，也为青年，勾画了这样的人格气象：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庐山，你这壮丽奇绝的峰峦，奇伟幽险的瀑布，变化多端的云海，数不清的名胜古迹，给了诗人太多的素材和灵感。身在庐山，人们总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总有一种开阔的诗情，总有一种置身事外的飘洒和俯瞰河山的豪气。
在诸多吟咏庐山的古代诗词中，毛泽东似乎特别偏好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1959年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把这几句诗写下来寄给已经牺牲了的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还特意交待说：“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1961年夏天第二次在庐山开会，毛泽东又把这几句诗抄写下来，还在末尾注明：“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诸同志。”
或许是有感于当时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紧张形势的压力，毛泽东的题照诗也写得有些沉重，但基调仍是明朗的进取和对胜景的赞美。
有人说，诗中赞美了遒劲的松树品格，它昂然挺拔于天地之间。尽管乱云翻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它仍然是那样地泰然自若。有人说，诗中赞美的是飞渡的乱云，它在暮色压迫之中依然我行我素，勇往直前而又从容自如。
诗无达诂。不管哪种解释，似乎都传达着毛泽东乐观自信的精神，这也是当今社会的新人们应该拥有的人格志向。
也是在1961年，毛泽东在《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一诗中，更是鲜明地歌颂了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
当时，由于国际形势很紧张，中央号召大办民兵师。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中南海里的民兵组织。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泽东看到了他身边工作人员背枪练习的一张照片，禁不住称赞说：“好英雄的模样”，即兴写了下面四句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完这首题照诗，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
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在战争年代是“万历赴戎机”，是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和平年代，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总之，是时刻准备着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去拼搏、去奋斗。
这首七绝，因为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在六十年代曾谱成歌曲，唱遍神州，妇孺皆知。
如果说，中华儿女的“奇志”，在《为女民兵题照》一诗中还只是点到为止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他的杂言诗《八连颂》里，似乎已经抛开诗的含蓄，直接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了。
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随着《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的播放，同样传遍了神州。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有人断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意思是共产党抵挡不了糖衣炮弹的攻击。到1963年，十四年过去了。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花花绿绿的上海，驻守在南京路的八连没有被染黑。他们继续保持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本色，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1963年，国防部授予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称号。这是让毛泽东欣喜的消息。好八连的作风，正是他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新人气象的一个缩影。
196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两天后，也就是8月1日建军节那天，他写了他一生中惟一一首民歌体的杂言诗。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歌颂八连官兵，不如说他是在全面构想和描述他心目中的新人气象。除了去腐蚀，永不沾，新人们还要不怕刀戟、鬼魅和帝贼的压迫，还要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纪律各个方面达到新的境界。这样才能成为如松柏的奇儿女。
喜欢传统格律的人，或许不会特别欣赏这首毫不含蓄的杂言诗，但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有这种当时部队战士喜闻乐见的快板诗、民歌调，才足以充分表达他的欣喜之情，才足以传达他对新人气象的构想和描述。
当然，毛泽东也会以传统的诗体来传达他的这种期望。那是1965年在南昌的时候。
南昌旧时别称“洪都”。
作为诗文大家，毛泽东或许最为瞩目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在这里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专门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来考证被他称为英俊天才的王勃在南昌写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确定他当时也不过只有二十四岁左右，并称道他不仅高才博学，而且为文光昌流丽。
作为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或许更为感慨1927年在南昌爆发的八一起义。正是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抓起了枪杆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军队，走出了六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南昌，也就成了一个令人怀想的红色起点。
然而，历史似乎已随岁月之河漂流远去。毛泽东或许会在滕王阁下徘徊观赏，也会到江西大旅社南昌起义旧址凭吊感念，但眼前的赣江之水却无疑承载着他的现实思绪从历史流向未来。于是，他1965年在南昌写下的《七律-洪都》，却并非吟咏洪都之事。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诗人1964年曾来过一次南昌，所以说此番之行是又一年。这时候，他已经七十二岁，生出了鬓雪飞来的感慨，并有成废料的自嘲。这自嘲当然不是古稀年华的自怜，相反，倒是充满信心的豁达和诙谐。他坚信自己的身后和历史的前面，有长在的彩云和新天，更有后浪推前浪一般层出不穷的后继青年。
在谙熟历史演变的毛泽东眼里，这些后继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气质呢。毛泽东想到了东晋初年名垂青史的志士祖逖和刘琨。祖逖和刘琨生长在动乱年代，他们在年轻时便怀抱宏大的报国之志，为此闻鸡起舞练剑，磨砺意志本领。后来，祖逖带领一百多部曲誓志北伐。船到江心，他敲打着船浆发誓，我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的敌人，绝不再渡此江。祖逖北伐果然成功。刘琨听到这个消息，感慨地说，我经常枕戈待旦，立志报国，不想祖逖真的比我先在北方挥鞭立马了。
历史上多难兴邦的奇志儿女，就这样传递着毛泽东的深沉情怀，昭示着他渴望的新人气象。
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上，毛泽东种下诗句，期望它长出全新的文明，全新的人。
就在写《七律-洪都》的那一年，在北京的中南海里，毛泽东又一次和他的老朋友斯诺见面了。斯诺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年轻的一代将会做些什么。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闭着眼睛，感慨地回答说，“我也不可能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人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料的历史条件去决定。今天和未来的青年人会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在将来起作用。”
这是诗人的回答，更是智者的回答。

第十九集：冰雪傲梅

走进毛泽东的个性世界，你会发现，那是一道丰富多样的亮丽风景。他像学者那样通晓古今，又像农民那样平易朴实。他十分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罕见地严肃认真，猛烈逼人。他细致谨慎，明察秋毫，又粗犷洒脱，坦率外露。他有成就大业者的坚韧和耐心，而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不坐失分秒。何等真实而又洒脱。这是一位卓越领袖的性格世界。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人神话世界里，那个敢于反抗旧秩序的孙悟空。
孙悟空，一位神话英雄，一位永远的战斗者。他不愿受无谓的拘束，敢于袒露自己的个性追求，甚至上天入地，向天界的主宰玉皇大帝，向芸芸天神们服从的权威和遵循的规范挑战。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捉鬼降妖，从不退缩动摇，更有一副识别善恶的火眼金睛。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永远的革命者、进取者不正需要这样的信念和毅力、这样的作风和胆识、这样的情怀和智慧吗？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这个英雄。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赞赏。
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便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剧团。
在诗中，郭沫若对人妖不分、善恶不辨的唐僧很是生气。因为正是他的愚钝，才搞得内部不和，让妖怪屡屡得手。于是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之辞。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他的想法和郭沫若不同。于是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善恶不辨的唐僧，似乎主要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终究还是可以教育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鬼妖，才是必须去勇敢斗争进而彻底清扫的危险敌人。
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一览无余。
毛泽东十分赞赏孙悟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打鬼”精神，在舞台上如此，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因为现实中的“妖雾”又重新弥漫起来了。
的确，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和世界，在毛泽东的感受中是多事之秋。东西方冷战格局冲突加剧，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危机，一些国家加入了****大合唱，国内的经济建设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去克服。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毛泽东常常谈论不怕鬼的话题。
他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为了在社会上倡导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让人汇集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他还在序言里加下了这样的文字：“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吗？”
两年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又有了一次诗人之间的对话。
1963年元旦到来时，有感于国际时事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以抒怀。
他在词中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这首词的主题很明确，这就是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要团结战斗，不怕攻击。
毛泽东从元旦那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或许是被诗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情所激荡，随即作了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词的上阕，嘲笑反动势力对中国的攻击是苍蝇碰壁和蚍蜉撼树。这种自信，似乎比战争年代写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还要超迈。词的下阕，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发展为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表达的依然是诗人一贯提倡的“打鬼”精神。不过，诗人的这个愿望似乎更为急迫了。一万年的拖沓，从来急的道理，光阴迫的现实，促使他发出只争朝夕的号召。
毛泽东坚信，在人与鬼的关系上，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促进这个转化，需要特殊的人格精神。因为，在春暖花开到来之前，总是冰雪覆盖的严酷寒冬。
肃杀的严寒，引发出毛泽东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
对使命有浓烈的热情，在冬天便有浓烈的诗意。对使命有执著的坚持，在冬天便有执著得豪气。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
下雪时候，他总是觉得很开心。
在杭州，这样的雪景并不常见。巧的是，毛泽东1953年底第一次到杭州时，这里竟飘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
他早上起来，一望西湖内外好似冰雕玉琢，非常兴奋，立即出外踏雪。工作人员乘机给毛泽东拍了这张照片。后来，许多人看了，还以为是在中南海拍的呢。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诗人毛泽东又想起了雪，也想起了雪中的梅花。
11月6日一大早，他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了三个便条，找来明代诗人高启的一首咏梅花的诗来读。随后，又用草书写下全诗，还注明，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可以想见，他当时读这首诗的兴奋心情。
三番五次找古人写梅花的作品来读，显然是在构思自己心中的梅花形象。最后，毛泽东想到了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在陆游笔下，梅花是寂寞的，于生不逢时的处境中，它只好孤芳自赏。“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俯视世界风云的变幻，于日理万机之时托物言志的毛泽东，注视起寒冬腊梅。
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一缕梅魂，千古心香，几乎成了寄托如此情怀的共同典型。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雪中的梅花，成为了一首美丽的诗。
这首《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
雪，本是严寒的象征。但在诗人看来，朵朵雪花仿佛是春天送来的名片。尽管冰凌悬挂于危崖，朔风呼啸于旷野，可是，梅花却偏偏要在这时候怒放。她置寒风于不顾，视冰雪如温床，由此越发显得俏色夺目。没有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参不透这样的梅魂；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挑战，画不出这样的梅骨。犹有花枝俏。一个“俏”字，多么传神，多么美丽。美得劲拔，美得潇洒，美得机智，美得妙趣横生。更为传神的是“俏也不争春”。梅花超越时令的开放，无非是为了证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山花烂漫、遍野飘香之际，她也不会故作清高，像梅花仙子那样飘遁远去，而是躲在万花丛中，露出会心的微笑。没有猎猎的真情大志，悟不到这样的梅趣；没有浩浩的理想胸怀，写不出这样的梅神。
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不正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应有的风采吗？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心海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
梅花与冰雪 ，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一根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
这首《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于雪；一个是在茫茫飞雪中迎迓浓浓春意，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
正是鲜明的品格和高扬的使命感，才使毛泽东唱出了红梅赞和豪杰颂。因为人生不仅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使命。真正的人生，既要顽强地学会生存，也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使命。生命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升华，历史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前进

第二十集：精神长河

1972年9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随后，他又指着一套六卷本的《楚辞集注》表示，“这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这次见面，给田中角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圣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导师”。
没有肥沃的诗歌土壤，产生不了伟大的诗人和史诗般的华章。
卓越诗人的横空出世，脚下必定有奔流不息的文化滋养。
毛泽东一生都在梳理中国古代诗词这条精神长河，在那里披沙捡金。
他仿佛是在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折一缕渭城朝雨的柳丝，唱一曲大江东去的浩歌，点一盏醉里看剑的灯火，沿着悠长的文化故道溯流而上。
于是，煌煌楚骚汉赋，嶙嶙魏晋风骨，巍巍盛唐气象，咚咚大宋声韵，猎猎金元缕曲，一一奔来眼底。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现代诗人徐迟向他请教应该怎样作诗。毛泽东写下了三个字—“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词长河的主航道。没有忧虑，没有悲愤，没有抗争，没有进取，便没有真情大志的佳作。于是，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他特别瞩目，密加圈点和批注的，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不得志的诗人诗作，是那些大悲大患的诗人诗作，是那些意气真诚的诗人诗作。
迎面走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天子呼来不上船”、啸傲红尘的李白，还有眼望国破山河在、老泪纵横的杜甫。
这一边有听一曲琵琶、泪洒青山的白居易，那一边有登楼远望、心忧天下的范仲淹；大江上有苏东坡月下把酒、声声向苍天发问；灯光下有辛弃疾挑灯看剑、夜夜梦里沙场秋点兵；更有那柳永为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吟咏歌唱，李清照为梧桐更兼细雨黯然神伤。
这些诗人诗作，刻写历史，刀刀见血；鞭笞黑暗，字字带泪；思索人生，笔笔入理；憧憬光明，声声不倦。
展读这些老去千年的诗人诗作，现代革命家毛泽东是在倾听、是在感叹、是在对话，还是在倾听那不平之鸣、怨悱之声？
在古代诗词长河中，爱国主义是诗人们最普遍、也最深沉的情感。这一情感，在面临河山分裂的南宋词人陆游、辛弃疾、张元干、岳飞、张孝祥、陈亮、文天祥的笔下，汇聚成慷慨激越的豪放声浪。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常常被这些慷慨悲歌的声浪感动甚至震撼。越到晚年，越能激发起他深沉的共鸣。
由昆曲艺术家蔡瑶仙吟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或许会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心声。他曾曾整整一天放着这盘录音。是什么打动了他？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或许，岳飞的《满江红》也会告诉你毛泽东的心声。在1975年7月23日接受眼睛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他特意让工作人员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词曲声中，他被送上手术台，被送下手术台。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写的《示儿》诗，曾感动多少仁人志士。
毛泽东改写了这首诗。他说：“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又别有一番风景。
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流到近代，产生了一位和毛泽东的心息息相通的卓越人物，他就是鲁迅。
毛泽东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
鲁迅的故乡在浙江绍兴。1954年，毛泽东到绍兴参观了鲁迅的故居，在鲁迅笔下经常提到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徘徊寻望。他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他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1961年，在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读其诗，品其人，专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就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1931年2月，鲁迅为纪念在上海龙华被害的包括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在内的革命青年，在一首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怒吼：“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一怒吼，在毛泽东心里唤起深深地回响，于是，便有了“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由鲁迅，毛泽东想到了浙江绍兴历史上的雄杰名士。这里，有留下《剑南诗稿》的南宋大诗人陆游；这里，有辛亥革命志士、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她牺牲前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慷慨诗句。剑南歌接秋风吟。
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和他们一样，都是“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志士，他们的爱国诗作充溢着烟云升腾般的炽热情怀和崇高气节。
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构想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时候，便以政治家的胸怀昭示人们，“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一生钟情古典诗词，孜孜不倦地实践着他的这个主张。中国古代灿烂的诗流，是通向毛泽东心田的精神长河。
正是这精神长河，流经新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大变革的土壤上，孕育出诗人毛泽东，浇灌出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诗奇葩。
在毛泽东生前，比较集中地公开发表他的诗词，是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当时，山东大学教授高亨读了这本诗集后，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其中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刘可非补记”
由于这首词比较恰当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创作，很快就流传开来，甚至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于是，有人便当面问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听后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谁写的。查实为高亨所著后，为正视听，《人民日报》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词。
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红旗，是毛泽东特别酷爱的意象。从“旗号镰刀斧头”到“山下旌旗在望”，从“红旗越过汀江”到“风展红旗如画”，从“风卷红旗过大关”到“不周山下红旗乱”，从“红旗漫卷西风”到“壁上红旗飘落照”，从“红旗卷起农奴戟”到“妙香山上战旗妍”，旗帜飘过巍巍井冈、莽莽乌蒙、绵绵六盘、浩浩中国。一曲曲艰难困苦与诗意盎然的红旗颂，注入了诗人缔造红旗、护卫红旗的生死之情。
文采风骚，从来靠的是大手笔；金戈铁马，总会唱响起大风歌。
毛泽东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这些奇峰异景，也极大地感染了外国人。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总有人主动谈起他的诗词。
1960年，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这是个很好的教育方式。”
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说，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毛泽东感慨地回答说，对我的有些诗，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有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的诗词。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创新。”
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还有他的诗词，已经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和文化的象征。
岁月推移，不会磨灭永恒的诗篇；时光流逝，没有沉埋诗人的形象。
诗篇注入了心血，自然会生命绵长；形象经历了沧桑，更显得新鲜明亮。
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上演的悲欢离合。
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