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还有什么之父:余杰老文：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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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老文：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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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达到了最高潮。百年的庆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的举行，中国没有哪所大学获得这样的规格，即使放眼世界，如此规模的校庆活动也是罕见的。
北京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之中，那一天，校园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处处是鲜花，处处是笑语。欧美校友从海外包了专机回国，专机据说早在办年前就订好了。而南方的校友甚至在深圳包了一列火车专列返回母校，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专列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五月四日早上七点，数十辆豪华大巴排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向人民大会堂进发。为了让北大的车队顺利的通过沿途的街道，北京市的交通部门专门进行了交通管制。
一个有幸参加大会堂典礼的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座在豪华的大巴里，张望着长龙般的车队，自豪地说：“只有我们北大才资格这样！”而堵在马路两旁的大小车辆的司机们，却已经破口大骂了：“搞什么校庆，让我们在路上耗了一个多小时！”
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上可以看出，北大已经跟社会脱节了。北大已不再是具备“民间”的身份和立场。然而，北大人对于民间立场的丧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所谓“水往高处流”。对于一座大学来说，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北大百年校庆后，校方提出的两个方针是：使校庆成为政府行为、使校庆全面的商业化。在这两个方面，校庆算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人民大会堂的校庆庆典，甚至有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气派。从宣传的口径上看，几乎所有的传媒都在作正面的报道，都在声嘶力竭地唱北大的高调。校庆的宣传特别是北大走过的一百年的历史与中国一百年现代史尤其是政治史之间的紧密的联系，所谓“北大的百年，也就是中国百年历史、尤其是百年革命史的缩影”。北大丰富的传统，也只剩下“爱国主义”这点任何一所大学或多或少都具有的素质。与政党、与政权、与意识形态之间源源流长的关联，被当成了北大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大拼命的梳理与革命领袖之间的蛛丝马迹，以此来为自己“正名”。以至于在描述北大的历史的时候，作为北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重要。在一份校庆的宣传材料中，在描述“五四”时代北大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毛泽东还在偏远的家乡阅读《新青年》。然而，宣传画上却给人以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是毛泽东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的，蔡元培和鲁迅都成了毛泽东的“下属”。我不仅感叹：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上，北大生涯对毛泽东而言，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子，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这段话就是一个证明。
北大的历史成了“革命家史”，学术研究和教育功能遭到了十分的冷淡。北大完全北纳入到国家主流话语之中，成为一个辉煌的“小神话”，这个“小神话”镶嵌在一个更大的“大神话”之中。
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全面的介绍北大的历史与现在的画册。画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反映了北大一八-----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中编写反映了北大五十年代的历史，下编反映北大一九七八年至今的历史。中间有块巨大的真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而对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诸次学潮，画册中也毫无反映，似乎北大在八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次学潮。
一九年以后，北大对一九-----一九九二年入学的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文理科新生分别进入石家庄陆军学院和信阳陆军学院。对于军训的本身评价是一回事，但对于军训事实的呈现有是另一回事。这本画册打算对军训一个字也不说，最后在担任编委的陈平原教授的坚持下，才选进了一小幅军训的照片，是军训拉练途中一个学生微笑着回头的画面。配的文字是“走在军训的路上”，一般人看了，是不可能知道北大有过对新生进行一年军训的历史的。
历史被层层的包裹起来，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目前，对北大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以及八十年代的历次学潮进行全面的评价，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呈现，则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陈平原教授曾经谈到一九七七年东京大学百年出版的画册《东京大学百年》，这本画册“既没有一幅历任校长的照片，也不见政界要人视察的镜头：大概不是想把东大置于‘真空管理’中，而是对大学的使命有特殊的理解：相对于这么一座民族精神与科学文化的摇篮，任何显赫的个人都显得微不足道。”
《东京大学百年》与《北京大学》两本画册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竭力真实地呈现历史，后者则大刀阔斧地对历史进行阉割。《东京大学百年》中唯一一幅有个人彩色的照片，是一九四0年所谓纪元两千六百年奉祝式上的天皇“行幸”。其中“行幸”两字加引号，而且与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学徒出征”仪式放在一起，目的是检讨“战时状态下的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是一个善于掩饰自己罪恶的民族，但东京大学在自己的“写真集”中并没有遗漏这不光彩的一页。
另外，《东京大学》对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东京大学发生的学生运动，“写真集”中也用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是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地记载了他们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他们无法改变日本的现状，但他们至少勇敢地从自己说真话开始做起。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掩饰和回避显得心虚。这一行为本身就缺乏基本的历史理性精神，在这种状况下，还谈什么学术研究的真实与独立呢？
校庆的“全面的商业化”则以一种赤裸裸形式表现了出来。在校庆前后北大学校的校园里，各式各样的校庆纪念品纷纷出笼。从昂贵的百年校庆纪念手表、纪念币到最普通的印有鲜艳字样的汗衫，从琳琅满目的集邮用品到如潮水般涌入眼帘的书籍……北大的每个部门都在制作有关校庆的纪念品，希望在校友返校时大捞一笔。
就集邮和相关纪念邮品一项，就使的有关的部门大发一笔横财。某些部门甚至还垄断邮票的来源，将北大百年的纪念邮票以该价强行的分配下去，无论什么商业行为都能够跟北大校庆沾上边，一旦沾上校庆的神气，顿时高雅起来。有的创意成功了，靠吃校庆吃出一个大胖子来：有的却失败了，结果许多没有卖出去的纪念品积压下来，让有关的方面伤透了脑筋。校庆成了学校各部门商业意识和运作能力的一次较量。
北大出版社借校庆的东风，出版了几十种有关北大的书籍。从板着面孔的教科书式的回忆录到轻松自然的名人琐事，从最有价值的百年学术文库到最没价值的北大人自吹自擂的文字，应有尽有，使人眼花缭乱。
然而，读者仔细的分析，确实没有几本书能够称得上好书的。有的书虽然内容不错，但是出版社为了赶校庆的热潮，连起码的三校都没有完成就匆匆出版了。结果错别字一个接一个。这种做法大大伤害了北大出版社素来拥有的严谨的名声。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期形成、来之不易的声望，难道不是一种买椟还珠的举动吗？这是所谓的“献礼书籍”致命的弱点所在。
就内容方面看，北大出版社把眼光瞄准大大小小的与北大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名人们，却对北大普通学生的真实生活状况视而不见，在若干本书籍中居然没有一本反映北大学生现实和学习情况的书籍！
最有意思的是北大百年的藏书架的藏书票，先后出了三套，据说是严格的限定数量，印行之后立即毁版，于是乎，藏书票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收藏价值，价格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第一套藏书票以每套一百元的价格限量出售，两个月后就炒到了三千左右，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藏书票是北大校庆期间最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人们在面对藏书票时，既体验到了高雅，也遭遇到了亵渎。
《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说，第一套一百枚藏书票，除了每一枚都共有的中英文标志语，画面上所有的文字加起来，大约不到二三千字，怎么会接连的出现错误呢？例如，第十二枚“桃李芬芳”的“纷”字应该是“芬”，第四十四枚“读万卷书行万襄路”的“襄”字应该是“里”，第八十二枚“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苍”字应该是“沧”……这里没有冷僻词语，都是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古典诗词名句，却错得如此轻率和令人痛心。这样的藏书票是如何过关的呢？它有四名主编、两名主设计、两名主摄影、一名责任编辑、三名监制、两名出版人、三名电脑制作，出去重复、累计经手、多达十五人，是他们的知识水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还是不屑于此呢？使被北大校庆的喜悦冲昏了头脑，还是被赚的钱迷了心，抑或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呢？
大部分的师生沉浸在校庆的欢乐之中，而少部分师生则敏感地意识到校庆的官气和铜臭。哲学系举办的系庆大会上，坐在显赫位置的是颇有身份的官员们。他们中有的在政府中位居部长的级别，有的是各省市的封疆大吏，全都是有来头的人物。会议的主持者在进行介绍时，也自豪的介绍说，某长、某长是我们哲学系的系友。有系友当大官，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只把眼睛盯着官员们而把学者晾在一边，是否妥当呢？如果是中央党校的校庆这样的安排，自然未可厚非，但作为北大这样的安排，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老校长蔡元培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曾经要求师生抱定宗旨，因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果欲达其升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连北大也把学术看得轻如鸿毛，学问的前景真的就很让人担忧了。
五月四日大会堂庆典的贵宾席上，有一片地方是安排给前来庆贺北大百年华诞的世界各国著名大学校长坐的。然而，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却不满意。原来，他附近坐的是一个日本小企业的老板。因为这个老板向北大捐款数十万，所以他也就成为北大的贵宾之一。东京大学校长生气对记者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在日本的国内，国民对教育界人士十分的尊重，即使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也受到普遍的敬重。像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这样一流的大学的校长，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比内阁大臣还要高。在日本国内，一般的小老板想见大学校长一面比登天还要难，没想到在中国人民大会堂里，小老板却堂而皇之地坐在大学校长的附近。
一位香港房地产商捐献了一百万元的人民币供北大东语系修葺办公楼，于是东语系便选聘用其为“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校庆期间这一类的“赠予”比比皆是，而尤以东语系的表现最为露骨。尽管是“名誉”所长，也不能赠予给对这一领域一窍不通的商人呀！谁有钱就可以买学问吗？东语系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研究东方文化的泰斗，年近九旬的老学者季羡林先生早早地赶到会场，而三十多岁的年轻老板却比季老晚到了好久。这一前一后让人纳闷：学术与金钱的质地哪一个更硬呢？
有几位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从云南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参加母校的校庆。这几位校友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两鬓斑白、步履蹒跚。他们是在昆明完成学业的，从来没到过燕园，不知道燕园的道路怎么走。他们互相搀扶着气喘吁吁地在校园里走走停停，按理说校方应该骗子志愿者来为这些学长们领路，并给予适当的照顾。但是人手不够，虽然学校早就成立了“礼仪学校”，招收了大量的漂亮的在校女生为校庆期间的迎来送往服务，但是这些美丽的女孩早被安排去给有地位有身份的校友们去服务去了，哪里还顾的上这几为寒酸的老头呢？他们不过是几个退休的教师罢了，既没有权也没有势，既不能为母校增添光彩，也不可能给母校捐出一笔巨款，冷淡他们难道不应该吗？
一位西南联大的校友淡淡地说：“燕园离我们心目中的燕园太远了，我们还是怀念当年在昆明的校舍，尽管那时的学校堪称是世界上最破烂的学校。”人们似乎对北大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在一个势力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势力吗？在一个实用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实用吗？在一个浅薄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浅薄吗？
校庆期间，文艺晚会一台接一台。北大学生从来就很活跃，北大的文化氛围在全国的高校中上首屈一指的。但是，校庆中的文艺演出却叫人目不忍睹。有一台文艺演出的主角竟然是香港明星郭富城。他们的身后是大幅的百事可乐的广告。这个浅薄的明星在台上活蹦乱跳乱唱，北大的学子们竟然在台下如痴如醉地为他喝彩。
一位美国的留学生迷惑不解地说：“我以为北大的学生的品位很高，没有想到不过如此而已。如果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一定会有学生拿着西红柿扔到台上去的。”是啊，什么时候，北大的学生失去了扔西红柿的勇气？或者说他们已经聪明得不愿意扔西红柿了？
最大规模的晚会是五月四日晚上全国直播的那一场。北大为这场晚会耗资数百万，北大平时老是嚷穷，好像连换一扇教室窗户的玻璃和修一个学生宿舍的水龙头的钱都没有，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打肿脸装胖子，俨然是一副才大气粗的模样。为了准备这场晚会，校方甚至在北大静园的草坪上安置了供上千人坐的凳子，将好不容易培植的草坪严重地破坏了。
然而，晚会的导演是中央电视台一个很没有多少文化素质的导演，他把北大校庆的晚会办成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一锅大杂烩。倒有两个演员跟北大有关系，一个是牛群，一个是“大山”。在北大作家班镀过“金”的相声演员牛群，跟也是曾经在北大学习汉语的加拿大人“大山”所表演的相声，谈的是北大的事情，但内容油腔滑调，与北大校庆的庄严的气氛很不和谐，相声的思维当然是肉麻地赞扬北大。而台下的学生们缺乏起码的审美能力，跟着无聊的“搞笑”而大笑，一听到称赞北大的地方就拼命地鼓掌。
除了牛群和“大山”以外，一大群人流或不入流的歌星、影星们在台上自得其乐地表演，看不出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节目跟北大有什么关系。而北大的学生们有的老老实实的坐在台下，有的为歌星摇旗呐喊。为了搞到一场入场券，人们费尽心机。这时，学生会干部的能力就神奇地显示出来了。一般人视为珍宝的入场券他们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校庆中最活跃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学生干部们---这就是他们展示“才华”的好机会。
北大的百年校庆，在校方而言是一片的欢歌笑语、莺歌燕舞，道路是平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校方看重的是获得了多少钱的捐款、传媒作了多好高格调的报道，至于其他则还来不及考虑。在校方的一次会议上，当校领导都在表功---如何千辛万苦地拉到多少多少捐款的时候，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先生不客气地说：“校庆搞的这么热闹，校庆之后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究竟有多大的改变？”诸位领导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不管通过校庆北大收到了多少的捐款，但校庆之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依然如故。北大在软件上是全国一流的，北大有最优秀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但北大在硬件上却连一些中等的专科学校也比不上。
有一位北大的博士说，在北大呆了十年，自己的耻辱感越来越强烈。为何耻辱呢？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说：“当我坐在阴暗潮湿的学生宿舍里的时候，当我在天花板上掉石灰的教室里的时候，当我在电话亭里焦急等着打电话的时候，当我在食堂里排着长龙等着打饭菜的时候，当我光着身子在澡堂里等水龙头的时候，当我在商店里被售货员训斥的时候……我不再有任何‘人’的尊严可言了。”
校庆之后，这些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条件一点也没有改变，而“面子工程”一个接一个的上马。即使是条件比本国学生宿舍好得多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公寓，许多的房间也是年久失修，一个台湾学生反映说：“我们的房间的天花板老是掉石灰，可是打了很多次电话，仍然没有人来维修。校庆前后一个样。与其搞这么多的花架子，不如为学生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
学校的服务核心应当是学生，而校庆所忽略的恰恰是学生们。九十年代以来，学生们的声音是没有重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忽略学生的利益，对于教育者来说简直就是犯罪。难怪有正义感的甘子钊院士要忍不住说心里话了。
校庆之后，在北大人一片的自我吹嘘声中，也有冷言冷语传出来。著名学者、《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作者何清涟女士指出：“很多知识分子对北大需要官方来肯定自己的地位表示怀疑。北京大学现在老是去讲当年的荣光，强调自己的所谓的学术地位，起码说明她有了危机感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哲所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学术好比老虎狮子，都是在山林里搏杀出来的，并不是能豢养出来的。当学术主动向权利献媚的时候，学术自身的价值也就全部的丧失了。对于学术来说，最可怕的命运不是被压抑被扼杀，而是成为官学。
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也痛切地感到，现在北大早已不是鲁迅当年所欣赏的北大、与黑暗势力抗战到底的北大。北大的架子固然越来越“大”，但精神的格局却越来越小。
校庆，究竟是“庆”什么呢？
为了给校庆渲染一些欢快的色彩，北大校方在南门设置了一个倒计时的牌子，模仿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门口的香港和澳门回归的倒计时牌子。每天随着校庆日子的逼近，上面显示的日期依次减少。在五月三日深夜，校领导和一大群学生围在倒计时牌前等待那“惊心动魄”的一刻的到来。
有趣的是，倒计时牌的时间与手表的时间有了小误差，人们齐声叫：“五、四、三、二、一……”一连叫了好几次，倒计时牌还是没有“熄灭”。真的有点让所有的人尴尬。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倒计时牌象征殖民地历史的终结，那么北大的倒计时牌象征什么那？
不知道这个愚昧的设想是谁作出的，不过却歪打正着—倒计时牌仿佛是某种悲剧性的象征，象征着北大某些最宝贵精神的终结。从情感上来说，我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然而我又不得不理智地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包括所有北大人在内的每一个有历史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为此而哭泣。
正如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年纪大而感到光荣，除非他虽然年纪大却还能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北大拥有百年的历史这一事实本身也并不能成其为光荣，除非北大永远具有《新青年》时代的那一代“新青年”的生命的活力。仅仅咀嚼自身昔日的光荣是一种可耻的举动，只有反思历史并且前瞻未来，才是具有充分的自信心的表现。
校庆中的大小事件可圈点之处很多，有的让人愤怒，有的让人厌恶，有的让人觉的可笑，有的让人觉的不可思议。
那么，有让人欣喜的事情么？
有没有声音，像破冰船划开冰层的声音一样，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有没有清醒的头脑，他们的思想像猫头鹰的叫声一样回荡在夜晚里？
在北大像洪水一样泛滥的莫名其妙的傲慢之外，出现了两篇让人不那么舒服的文章，一篇是一九四七级的老校友陈以真先生在一九九八年第一期的《随笔》上发表的《校格》，另一篇是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在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思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陈以真先生在〈〈校格〉一文中指出：“校庆，校庆，题中之意本来少不了对传统精神的重新感受和怀念，继承和发扬，检讨和提高。然而，时下名目繁多 的各类周年庆典，形式可谓热烈非凡，比如：领导题字（或讲话）、各方捐赠（或赞助）、印纪念册、开庆祝会（会场可大可小，唯主席台不可小）、占版面、上电视、建馆、立碑……种种扬名加创收的招数都用上了，却往往未能或根本不想反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难怪有人不无偏激地喊出：“与其耗费钱财制造热烈、制造精美的印刷品垃圾，不如用心去消化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
陈以真先生还提出，北大的校格并非某些人所说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仅仅是任何一所大学、甚至中小学，企事单位的目标要求而已。他认为：“北大的确有一种独具魅力的精神，这就是科学、民主、自由，这就是求索、为新、向上，这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北大人的骄傲和梦想。”
从这样的思路延伸下去，陈先生继续写道：“如果非要把生日看成一个节目，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里程中的失误和不足，让灵魂接受一次洗礼；同时，它应该是‘感恩节’，感谢他人在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给自己的抚育和爱护。”这篇文章比较校庆期间所有的盛大活动的意义都要大得多。著名的诗人、文艺评论家岛子这样说：“有了这篇文章，北大才不至于一无所有，我才在乌烟瘴气中发现一块绿洲。”钱理群教授虽然年过六旬，但没有沾上丝毫的方巾气，而依然具有孩子的真诚。他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而过于夸张的北大的校庆则像是什么也没有穿却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穿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的皇帝。
让钱理群教授向往的、七十六年以前的纪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呢？
一九二二年底，北大庆祝建校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校庆是在一间简陋的席棚里举行的，因为北大还没有建成一座像样的大会堂。但“纪念”的质量却比今天的豪华纪念要高得多。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同学们！诸君对于北大的‘现状’不满意的地方有吗？对于北大的‘未来’有什么建设的计划吗？我们将发行刊物专载同学们对于学校方面改革的主张，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学校当局和同学们采纳及反省。这也是我们狂热地庆祝重大的典礼中间所应注意到的地方！”
面对如此尖锐的意见，学校领导和教授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热闹的节日里，说这样话，领导会高兴吗？这不是明摆着要搞破坏吗？这群不识时务的学生，学校是否干脆将他们开除了事呢？这是今天的我们、受尽折磨和惊吓的我们，看到同学们没有禁忌的话语时的第一反映。然而，校方的姿态却是“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不仅能容学生的尖锐的意见，而且校方自己也在对北大的现状进行深刻、真诚的反思。
十二月十七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的“纪念词”，第一篇是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蒋梦麟写到：“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是教务长胡适的文章，胡适写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物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卖’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存在裨卖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穷尽的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第三篇是李大钊大“感言”：“我们自问值得作为一个大学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是太贫乏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
这三位当时北大的重要的领导，一点领导的派头都没有，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学者，是具有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宣扬自己的政绩，也没有压制学生的异端思想，恰恰相反，他们率先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面对北大的学术状况，他们感到深深的惭愧。他们知道，北大的名望只有靠它的学术上的建树成就来支撑。李大钊先生所说的“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放在今天看来，一点也没有过时。
北大校庆期间，关于校庆的表达几乎只剩下一面之辞。如果没有钱理群先生的这几篇文章，我们所听到的就完全是千人一声了。放弃多元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大学品格的全面的、彻底的沦落。北大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北大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曾经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同一个校园里。
钱理群教授有一个理想的“梦”，他心目中北大的蓝图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蔡元培开创北大的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样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形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的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
、技术型，而且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者。……为此，应该特别呼唤思想的自由，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为更大胆，更解放，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梦”，今日的北大与钱理群心目中的北大却是背道而驰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有些教育学者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的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怪事偏偏就在北大发生了，而且正在变成正常的事情。今天的北大，把“听话”的孩子当作好学生的标准来约束每一个学生，有个性的个体存在在北大居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担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过：“‘相肚子里能撑船’，本校肚子里要驶飞艇才好。”蒋梦麟校长绝对想不到，当北大迎来她百年的华诞的时候，北大的肚量却变的像一间地下室一样小了。
钱理群教授的文字如当头棒喝，让不少的北大人以及北大以外关心北大的人清醒过来，尽管也会让不少当权者恨的牙根痒痒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巨大的反响，〈〈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八期刊登了几篇争鸣的文章。
北京的李健写道：“今日的纪念和庆典，大体上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将旧日的成绩显明，再加上一个热闹的场面，庆典的气氛自然也就体现出来了。”他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掌握所学的内容，而在于掌握或者说形成学习的方法，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改进社会的特性。如果眼前国家的教育仅在于对往日辉煌的沉湎，对创造性的禁锢，那么，很难说这个国家会有多大的出息。”
南京的邵建先生则指出：“钱先生的文字不是掌声文字，因为它表露出一种强烈的‘反省’精神。其实北大早在七十六年前就开始反省。而反省作为北大的一个传统，是绝不应丢弃的。想想北大的以往吧，北大成为北大，究竟依凭的是什么？”他就忧心忡忡地追问：北大还有多少具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他的关切是令人感动的：“作为北大的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作为关注北大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听到的不是那种廉价的掌声，而是蔡元培校长于北大二十五周年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一百年的历史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一百年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对一百年的回顾、梳理、总结和反思，理应是校庆中最重要的工作。然而，百年的校庆中人们什么热潮都赶了，忽视的恰恰是这项工作。
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北大的传统中有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两万五千名北大在校的师生和数十万的北大毕业生里，有谁在思考这个问题呢？不能面对自身的历史，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未来。
真实的北大的历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我们如何书写这部历史？潮涨潮落，云起云升，在又一个世纪的尽头，我们如何面对尚且年轻的北大传统？
其实，北大的传统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好的传统，另一种是坏的传统。好的传统即蔡元培所开创的传统，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是坚持学术和人格独立的传统；另一种是坏的传统，即“官学”传统，是以“学”作为“仕”的工具传统，是汲汲于“帝王师”的，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的传统。
在北大百年的历史里，这两种传统一直并存着，纠结在一起，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后者占上风。两种传统的对立，构成了北大百年的主干。因此，对这两种传统的回顾、认识和梳理，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必须。在热热闹闹的校庆中，这两种传统都被忽略了—既不谈好传统，也不谈坏传统。对坏传统的回避还可以说得过去—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弱点，但是对好的传统也只字不提，就有点让人纳闷了：难道好的传统使某些人感到害怕？坏的传统不谈，好的传统也不谈，那么喧嚣的校庆还能够剩下什么呢？
于是，校庆成了一个肥皂泡，五彩斑斓，美丽诱人，但依旧是肥皂泡---里面是完完全全的空洞
那么，让我们期盼北大真正的校庆的来临，让我们为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而祝福。我们都应当参与到每个细节部环节的改变之中---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天我们对北大的现状、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有许多的不满，但仅仅有不满是不够的---中国是一个“知易难行”的社会，正因为难，我们才更需要去做。
中国的现代大学是一批有识之士放开眼界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什么是“大学”，正如学者萧学慧论述的那样：“作为教师和学生联合体的大学制度在中世纪的创立，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躁动的标志。这种后来又经过文艺复兴大大彰显的伟大精神，是对知识的无私的追求，是承认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还是宗教的利益、习惯和标准的权威性，是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去重估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人生的理想，并继承和创新文化遗产，保持和更新传统的价值和理想。大学在近十个世纪中享有的荣誉就在于它的独立、开放和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完善地代表了这种伟大的精神。当社会停滞不前，人们的精神因受到严密监视而处于蛰伏状态时，大学是挑战精神封锁，激活人们的思想，刺激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是酝酿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理想的源泉；当社会处于激变之中，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风尚、时潮汹涌而至，人类精神和恒久价值有被淹没之虞时，大学是思想和精神在任何风浪中都可以依靠的停泊处，是人类宝贵的价值原则可以得到小心保存的诺亚方舟。”北京大学曾经担负了这样的使命，后来却被迫放弃了。
以北大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应当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可以参考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人们对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要求是，对全民进行无所不包的教育。既要继承过去，坚持社会的价值准则并使其代代相传；同时有要跟上急剧变化的时代步伐和培养推动社会及知识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只为眼前的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顾及明天，必须培养学生准备应付毕业后所面临的千变万化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对北大的期望。百年北大，我们只走出第一步。
（选自〈〈压伤的芦苇〉〉/余杰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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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达到了最高潮。百年的庆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的举行，中国没有哪所大学获得这样的规格，即使放眼世界，如此规模的校庆活动也是罕见的。
北京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之中，那一天，校园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处处是鲜花，处处是笑语。欧美校友从海外包了专机回国，专机据说早在办年前就订好了。而南方的校友甚至在深圳包了一列火车专列返回母校，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专列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五月四日早上七点，数十辆豪华大巴排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向人民大会堂进发。为了让北大的车队顺利的通过沿途的街道，北京市的交通部门专门进行了交通管制。
一个有幸参加大会堂典礼的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座在豪华的大巴里，张望着长龙般的车队，自豪地说：“只有我们北大才资格这样！”而堵在马路两旁的大小车辆的司机们，却已经破口大骂了：“搞什么校庆，让我们在路上耗了一个多小时！”
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上可以看出，北大已经跟社会脱节了。北大已不再是具备“民间”的身份和立场。然而，北大人对于民间立场的丧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所谓“水往高处流”。对于一座大学来说，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北大百年校庆后，校方提出的两个方针是：使校庆成为政府行为、使校庆全面的商业化。在这两个方面，校庆算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人民大会堂的校庆庆典，甚至有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气派。从宣传的口径上看，几乎所有的传媒都在作正面的报道，都在声嘶力竭地唱北大的高调。校庆的宣传特别是北大走过的一百年的历史与中国一百年现代史尤其是政治史之间的紧密的联系，所谓“北大的百年，也就是中国百年历史、尤其是百年革命史的缩影”。北大丰富的传统，也只剩下“爱国主义”这点任何一所大学或多或少都具有的素质。与政党、与政权、与意识形态之间源源流长的关联，被当成了北大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大拼命的梳理与革命领袖之间的蛛丝马迹，以此来为自己“正名”。以至于在描述北大的历史的时候，作为北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重要。在一份校庆的宣传材料中，在描述“五四”时代北大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毛泽东还在偏远的家乡阅读《新青年》。然而，宣传画上却给人以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是毛泽东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的，蔡元培和鲁迅都成了毛泽东的“下属”。我不仅感叹：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上，北大生涯对毛泽东而言，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子，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这段话就是一个证明。
北大的历史成了“革命家史”，学术研究和教育功能遭到了十分的冷淡。北大完全北纳入到国家主流话语之中，成为一个辉煌的“小神话”，这个“小神话”镶嵌在一个更大的“大神话”之中。
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全面的介绍北大的历史与现在的画册。画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反映了北大一八-----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中编写反映了北大五十年代的历史，下编反映北大一九七八年至今的历史。中间有块巨大的真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而对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诸次学潮，画册中也毫无反映，似乎北大在八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次学潮。
一九年以后，北大对一九-----一九九二年入学的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文理科新生分别进入石家庄陆军学院和信阳陆军学院。对于军训的本身评价是一回事，但对于军训事实的呈现有是另一回事。这本画册打算对军训一个字也不说，最后在担任编委的陈平原教授的坚持下，才选进了一小幅军训的照片，是军训拉练途中一个学生微笑着回头的画面。配的文字是“走在军训的路上”，一般人看了，是不可能知道北大有过对新生进行一年军训的历史的。
历史被层层的包裹起来，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目前，对北大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以及八十年代的历次学潮进行全面的评价，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呈现，则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陈平原教授曾经谈到一九七七年东京大学百年出版的画册《东京大学百年》，这本画册“既没有一幅历任校长的照片，也不见政界要人视察的镜头：大概不是想把东大置于‘真空管理’中，而是对大学的使命有特殊的理解：相对于这么一座民族精神与科学文化的摇篮，任何显赫的个人都显得微不足道。”
《东京大学百年》与《北京大学》两本画册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竭力真实地呈现历史，后者则大刀阔斧地对历史进行阉割。《东京大学百年》中唯一一幅有个人彩色的照片，是一九四0年所谓纪元两千六百年奉祝式上的天皇“行幸”。其中“行幸”两字加引号，而且与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学徒出征”仪式放在一起，目的是检讨“战时状态下的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是一个善于掩饰自己罪恶的民族，但东京大学在自己的“写真集”中并没有遗漏这不光彩的一页。
另外，《东京大学》对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东京大学发生的学生运动，“写真集”中也用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是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地记载了他们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他们无法改变日本的现状，但他们至少勇敢地从自己说真话开始做起。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掩饰和回避显得心虚。这一行为本身就缺乏基本的历史理性精神，在这种状况下，还谈什么学术研究的真实与独立呢？
校庆的“全面的商业化”则以一种赤裸裸形式表现了出来。在校庆前后北大学校的校园里，各式各样的校庆纪念品纷纷出笼。从昂贵的百年校庆纪念手表、纪念币到最普通的印有鲜艳字样的汗衫，从琳琅满目的集邮用品到如潮水般涌入眼帘的书籍……北大的每个部门都在制作有关校庆的纪念品，希望在校友返校时大捞一笔。
就集邮和相关纪念邮品一项，就使的有关的部门大发一笔横财。某些部门甚至还垄断邮票的来源，将北大百年的纪念邮票以该价强行的分配下去，无论什么商业行为都能够跟北大校庆沾上边，一旦沾上校庆的神气，顿时高雅起来。有的创意成功了，靠吃校庆吃出一个大胖子来：有的却失败了，结果许多没有卖出去的纪念品积压下来，让有关的方面伤透了脑筋。校庆成了学校各部门商业意识和运作能力的一次较量。
北大出版社借校庆的东风，出版了几十种有关北大的书籍。从板着面孔的教科书式的回忆录到轻松自然的名人琐事，从最有价值的百年学术文库到最没价值的北大人自吹自擂的文字，应有尽有，使人眼花缭乱。
然而，读者仔细的分析，确实没有几本书能够称得上好书的。有的书虽然内容不错，但是出版社为了赶校庆的热潮，连起码的三校都没有完成就匆匆出版了。结果错别字一个接一个。这种做法大大伤害了北大出版社素来拥有的严谨的名声。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期形成、来之不易的声望，难道不是一种买椟还珠的举动吗？这是所谓的“献礼书籍”致命的弱点所在。
就内容方面看，北大出版社把眼光瞄准大大小小的与北大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名人们，却对北大普通学生的真实生活状况视而不见，在若干本书籍中居然没有一本反映北大学生现实和学习情况的书籍！
最有意思的是北大百年的藏书架的藏书票，先后出了三套，据说是严格的限定数量，印行之后立即毁版，于是乎，藏书票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收藏价值，价格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第一套藏书票以每套一百元的价格限量出售，两个月后就炒到了三千左右，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藏书票是北大校庆期间最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人们在面对藏书票时，既体验到了高雅，也遭遇到了亵渎。
《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说，第一套一百枚藏书票，除了每一枚都共有的中英文标志语，画面上所有的文字加起来，大约不到二三千字，怎么会接连的出现错误呢？例如，第十二枚“桃李芬芳”的“纷”字应该是“芬”，第四十四枚“读万卷书行万襄路”的“襄”字应该是“里”，第八十二枚“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苍”字应该是“沧”……这里没有冷僻词语，都是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古典诗词名句，却错得如此轻率和令人痛心。这样的藏书票是如何过关的呢？它有四名主编、两名主设计、两名主摄影、一名责任编辑、三名监制、两名出版人、三名电脑制作，出去重复、累计经手、多达十五人，是他们的知识水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还是不屑于此呢？使被北大校庆的喜悦冲昏了头脑，还是被赚的钱迷了心，抑或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呢？
大部分的师生沉浸在校庆的欢乐之中，而少部分师生则敏感地意识到校庆的官气和铜臭。哲学系举办的系庆大会上，坐在显赫位置的是颇有身份的官员们。他们中有的在政府中位居部长的级别，有的是各省市的封疆大吏，全都是有来头的人物。会议的主持者在进行介绍时，也自豪的介绍说，某长、某长是我们哲学系的系友。有系友当大官，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只把眼睛盯着官员们而把学者晾在一边，是否妥当呢？如果是中央党校的校庆这样的安排，自然未可厚非，但作为北大这样的安排，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老校长蔡元培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曾经要求师生抱定宗旨，因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果欲达其升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连北大也把学术看得轻如鸿毛，学问的前景真的就很让人担忧了。
五月四日大会堂庆典的贵宾席上，有一片地方是安排给前来庆贺北大百年华诞的世界各国著名大学校长坐的。然而，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却不满意。原来，他附近坐的是一个日本小企业的老板。因为这个老板向北大捐款数十万，所以他也就成为北大的贵宾之一。东京大学校长生气对记者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在日本的国内，国民对教育界人士十分的尊重，即使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也受到普遍的敬重。像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这样一流的大学的校长，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比内阁大臣还要高。在日本国内，一般的小老板想见大学校长一面比登天还要难，没想到在中国人民大会堂里，小老板却堂而皇之地坐在大学校长的附近。
一位香港房地产商捐献了一百万元的人民币供北大东语系修葺办公楼，于是东语系便选聘用其为“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校庆期间这一类的“赠予”比比皆是，而尤以东语系的表现最为露骨。尽管是“名誉”所长，也不能赠予给对这一领域一窍不通的商人呀！谁有钱就可以买学问吗？东语系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研究东方文化的泰斗，年近九旬的老学者季羡林先生早早地赶到会场，而三十多岁的年轻老板却比季老晚到了好久。这一前一后让人纳闷：学术与金钱的质地哪一个更硬呢？
有几位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从云南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参加母校的校庆。这几位校友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两鬓斑白、步履蹒跚。他们是在昆明完成学业的，从来没到过燕园，不知道燕园的道路怎么走。他们互相搀扶着气喘吁吁地在校园里走走停停，按理说校方应该骗子志愿者来为这些学长们领路，并给予适当的照顾。但是人手不够，虽然学校早就成立了“礼仪学校”，招收了大量的漂亮的在校女生为校庆期间的迎来送往服务，但是这些美丽的女孩早被安排去给有地位有身份的校友们去服务去了，哪里还顾的上这几为寒酸的老头呢？他们不过是几个退休的教师罢了，既没有权也没有势，既不能为母校增添光彩，也不可能给母校捐出一笔巨款，冷淡他们难道不应该吗？
一位西南联大的校友淡淡地说：“燕园离我们心目中的燕园太远了，我们还是怀念当年在昆明的校舍，尽管那时的学校堪称是世界上最破烂的学校。”人们似乎对北大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在一个势力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势力吗？在一个实用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实用吗？在一个浅薄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浅薄吗？
校庆期间，文艺晚会一台接一台。北大学生从来就很活跃，北大的文化氛围在全国的高校中上首屈一指的。但是，校庆中的文艺演出却叫人目不忍睹。有一台文艺演出的主角竟然是香港明星郭富城。他们的身后是大幅的百事可乐的广告。这个浅薄的明星在台上活蹦乱跳乱唱，北大的学子们竟然在台下如痴如醉地为他喝彩。
一位美国的留学生迷惑不解地说：“我以为北大的学生的品位很高，没有想到不过如此而已。如果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一定会有学生拿着西红柿扔到台上去的。”是啊，什么时候，北大的学生失去了扔西红柿的勇气？或者说他们已经聪明得不愿意扔西红柿了？
最大规模的晚会是五月四日晚上全国直播的那一场。北大为这场晚会耗资数百万，北大平时老是嚷穷，好像连换一扇教室窗户的玻璃和修一个学生宿舍的水龙头的钱都没有，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打肿脸装胖子，俨然是一副才大气粗的模样。为了准备这场晚会，校方甚至在北大静园的草坪上安置了供上千人坐的凳子，将好不容易培植的草坪严重地破坏了。
然而，晚会的导演是中央电视台一个很没有多少文化素质的导演，他把北大校庆的晚会办成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一锅大杂烩。倒有两个演员跟北大有关系，一个是牛群，一个是“大山”。在北大作家班镀过“金”的相声演员牛群，跟也是曾经在北大学习汉语的加拿大人“大山”所表演的相声，谈的是北大的事情，但内容油腔滑调，与北大校庆的庄严的气氛很不和谐，相声的思维当然是肉麻地赞扬北大。而台下的学生们缺乏起码的审美能力，跟着无聊的“搞笑”而大笑，一听到称赞北大的地方就拼命地鼓掌。
除了牛群和“大山”以外，一大群人流或不入流的歌星、影星们在台上自得其乐地表演，看不出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节目跟北大有什么关系。而北大的学生们有的老老实实的坐在台下，有的为歌星摇旗呐喊。为了搞到一场入场券，人们费尽心机。这时，学生会干部的能力就神奇地显示出来了。一般人视为珍宝的入场券他们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校庆中最活跃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学生干部们---这就是他们展示“才华”的好机会。
北大的百年校庆，在校方而言是一片的欢歌笑语、莺歌燕舞，道路是平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校方看重的是获得了多少钱的捐款、传媒作了多好高格调的报道，至于其他则还来不及考虑。在校方的一次会议上，当校领导都在表功---如何千辛万苦地拉到多少多少捐款的时候，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先生不客气地说：“校庆搞的这么热闹，校庆之后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究竟有多大的改变？”诸位领导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不管通过校庆北大收到了多少的捐款，但校庆之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依然如故。北大在软件上是全国一流的，北大有最优秀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但北大在硬件上却连一些中等的专科学校也比不上。
有一位北大的博士说，在北大呆了十年，自己的耻辱感越来越强烈。为何耻辱呢？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说：“当我坐在阴暗潮湿的学生宿舍里的时候，当我在天花板上掉石灰的教室里的时候，当我在电话亭里焦急等着打电话的时候，当我在食堂里排着长龙等着打饭菜的时候，当我光着身子在澡堂里等水龙头的时候，当我在商店里被售货员训斥的时候……我不再有任何‘人’的尊严可言了。”
校庆之后，这些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条件一点也没有改变，而“面子工程”一个接一个的上马。即使是条件比本国学生宿舍好得多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公寓，许多的房间也是年久失修，一个台湾学生反映说：“我们的房间的天花板老是掉石灰，可是打了很多次电话，仍然没有人来维修。校庆前后一个样。与其搞这么多的花架子，不如为学生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
学校的服务核心应当是学生，而校庆所忽略的恰恰是学生们。九十年代以来，学生们的声音是没有重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忽略学生的利益，对于教育者来说简直就是犯罪。难怪有正义感的甘子钊院士要忍不住说心里话了。
校庆之后，在北大人一片的自我吹嘘声中，也有冷言冷语传出来。著名学者、《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作者何清涟女士指出：“很多知识分子对北大需要官方来肯定自己的地位表示怀疑。北京大学现在老是去讲当年的荣光，强调自己的所谓的学术地位，起码说明她有了危机感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哲所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学术好比老虎狮子，都是在山林里搏杀出来的，并不是能豢养出来的。当学术主动向权利献媚的时候，学术自身的价值也就全部的丧失了。对于学术来说，最可怕的命运不是被压抑被扼杀，而是成为官学。
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也痛切地感到，现在北大早已不是鲁迅当年所欣赏的北大、与黑暗势力抗战到底的北大。北大的架子固然越来越“大”，但精神的格局却越来越小。
校庆，究竟是“庆”什么呢？
为了给校庆渲染一些欢快的色彩，北大校方在南门设置了一个倒计时的牌子，模仿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门口的香港和澳门回归的倒计时牌子。每天随着校庆日子的逼近，上面显示的日期依次减少。在五月三日深夜，校领导和一大群学生围在倒计时牌前等待那“惊心动魄”的一刻的到来。
有趣的是，倒计时牌的时间与手表的时间有了小误差，人们齐声叫：“五、四、三、二、一……”一连叫了好几次，倒计时牌还是没有“熄灭”。真的有点让所有的人尴尬。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倒计时牌象征殖民地历史的终结，那么北大的倒计时牌象征什么那？
不知道这个愚昧的设想是谁作出的，不过却歪打正着—倒计时牌仿佛是某种悲剧性的象征，象征着北大某些最宝贵精神的终结。从情感上来说，我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然而我又不得不理智地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包括所有北大人在内的每一个有历史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为此而哭泣。
正如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年纪大而感到光荣，除非他虽然年纪大却还能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北大拥有百年的历史这一事实本身也并不能成其为光荣，除非北大永远具有《新青年》时代的那一代“新青年”的生命的活力。仅仅咀嚼自身昔日的光荣是一种可耻的举动，只有反思历史并且前瞻未来，才是具有充分的自信心的表现。
校庆中的大小事件可圈点之处很多，有的让人愤怒，有的让人厌恶，有的让人觉的可笑，有的让人觉的不可思议。
那么，有让人欣喜的事情么？
有没有声音，像破冰船划开冰层的声音一样，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有没有清醒的头脑，他们的思想像猫头鹰的叫声一样回荡在夜晚里？
在北大像洪水一样泛滥的莫名其妙的傲慢之外，出现了两篇让人不那么舒服的文章，一篇是一九四七级的老校友陈以真先生在一九九八年第一期的《随笔》上发表的《校格》，另一篇是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在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思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陈以真先生在〈〈校格〉一文中指出：“校庆，校庆，题中之意本来少不了对传统精神的重新感受和怀念，继承和发扬，检讨和提高。然而，时下名目繁多 的各类周年庆典，形式可谓热烈非凡，比如：领导题字（或讲话）、各方捐赠（或赞助）、印纪念册、开庆祝会（会场可大可小，唯主席台不可小）、占版面、上电视、建馆、立碑……种种扬名加创收的招数都用上了，却往往未能或根本不想反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难怪有人不无偏激地喊出：“与其耗费钱财制造热烈、制造精美的印刷品垃圾，不如用心去消化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
陈以真先生还提出，北大的校格并非某些人所说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仅仅是任何一所大学、甚至中小学，企事单位的目标要求而已。他认为：“北大的确有一种独具魅力的精神，这就是科学、民主、自由，这就是求索、为新、向上，这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北大人的骄傲和梦想。”
从这样的思路延伸下去，陈先生继续写道：“如果非要把生日看成一个节目，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里程中的失误和不足，让灵魂接受一次洗礼；同时，它应该是‘感恩节’，感谢他人在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给自己的抚育和爱护。”这篇文章比较校庆期间所有的盛大活动的意义都要大得多。著名的诗人、文艺评论家岛子这样说：“有了这篇文章，北大才不至于一无所有，我才在乌烟瘴气中发现一块绿洲。”钱理群教授虽然年过六旬，但没有沾上丝毫的方巾气，而依然具有孩子的真诚。他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而过于夸张的北大的校庆则像是什么也没有穿却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穿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的皇帝。
让钱理群教授向往的、七十六年以前的纪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呢？
一九二二年底，北大庆祝建校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校庆是在一间简陋的席棚里举行的，因为北大还没有建成一座像样的大会堂。但“纪念”的质量却比今天的豪华纪念要高得多。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同学们！诸君对于北大的‘现状’不满意的地方有吗？对于北大的‘未来’有什么建设的计划吗？我们将发行刊物专载同学们对于学校方面改革的主张，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学校当局和同学们采纳及反省。这也是我们狂热地庆祝重大的典礼中间所应注意到的地方！”
面对如此尖锐的意见，学校领导和教授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热闹的节日里，说这样话，领导会高兴吗？这不是明摆着要搞破坏吗？这群不识时务的学生，学校是否干脆将他们开除了事呢？这是今天的我们、受尽折磨和惊吓的我们，看到同学们没有禁忌的话语时的第一反映。然而，校方的姿态却是“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不仅能容学生的尖锐的意见，而且校方自己也在对北大的现状进行深刻、真诚的反思。
十二月十七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的“纪念词”，第一篇是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蒋梦麟写到：“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是教务长胡适的文章，胡适写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物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卖’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存在裨卖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穷尽的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第三篇是李大钊大“感言”：“我们自问值得作为一个大学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是太贫乏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
这三位当时北大的重要的领导，一点领导的派头都没有，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学者，是具有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宣扬自己的政绩，也没有压制学生的异端思想，恰恰相反，他们率先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面对北大的学术状况，他们感到深深的惭愧。他们知道，北大的名望只有靠它的学术上的建树成就来支撑。李大钊先生所说的“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放在今天看来，一点也没有过时。
北大校庆期间，关于校庆的表达几乎只剩下一面之辞。如果没有钱理群先生的这几篇文章，我们所听到的就完全是千人一声了。放弃多元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大学品格的全面的、彻底的沦落。北大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北大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曾经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同一个校园里。
钱理群教授有一个理想的“梦”，他心目中北大的蓝图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蔡元培开创北大的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样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形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的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
、技术型，而且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者。……为此，应该特别呼唤思想的自由，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为更大胆，更解放，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梦”，今日的北大与钱理群心目中的北大却是背道而驰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有些教育学者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的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怪事偏偏就在北大发生了，而且正在变成正常的事情。今天的北大，把“听话”的孩子当作好学生的标准来约束每一个学生，有个性的个体存在在北大居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担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过：“‘相肚子里能撑船’，本校肚子里要驶飞艇才好。”蒋梦麟校长绝对想不到，当北大迎来她百年的华诞的时候，北大的肚量却变的像一间地下室一样小了。
钱理群教授的文字如当头棒喝，让不少的北大人以及北大以外关心北大的人清醒过来，尽管也会让不少当权者恨的牙根痒痒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巨大的反响，〈〈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八期刊登了几篇争鸣的文章。
北京的李健写道：“今日的纪念和庆典，大体上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将旧日的成绩显明，再加上一个热闹的场面，庆典的气氛自然也就体现出来了。”他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掌握所学的内容，而在于掌握或者说形成学习的方法，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改进社会的特性。如果眼前国家的教育仅在于对往日辉煌的沉湎，对创造性的禁锢，那么，很难说这个国家会有多大的出息。”
南京的邵建先生则指出：“钱先生的文字不是掌声文字，因为它表露出一种强烈的‘反省’精神。其实北大早在七十六年前就开始反省。而反省作为北大的一个传统，是绝不应丢弃的。想想北大的以往吧，北大成为北大，究竟依凭的是什么？”他就忧心忡忡地追问：北大还有多少具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他的关切是令人感动的：“作为北大的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作为关注北大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听到的不是那种廉价的掌声，而是蔡元培校长于北大二十五周年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一百年的历史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一百年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对一百年的回顾、梳理、总结和反思，理应是校庆中最重要的工作。然而，百年的校庆中人们什么热潮都赶了，忽视的恰恰是这项工作。
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北大的传统中有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两万五千名北大在校的师生和数十万的北大毕业生里，有谁在思考这个问题呢？不能面对自身的历史，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未来。
真实的北大的历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我们如何书写这部历史？潮涨潮落，云起云升，在又一个世纪的尽头，我们如何面对尚且年轻的北大传统？
其实，北大的传统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好的传统，另一种是坏的传统。好的传统即蔡元培所开创的传统，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是坚持学术和人格独立的传统；另一种是坏的传统，即“官学”传统，是以“学”作为“仕”的工具传统，是汲汲于“帝王师”的，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的传统。
在北大百年的历史里，这两种传统一直并存着，纠结在一起，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后者占上风。两种传统的对立，构成了北大百年的主干。因此，对这两种传统的回顾、认识和梳理，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必须。在热热闹闹的校庆中，这两种传统都被忽略了—既不谈好传统，也不谈坏传统。对坏传统的回避还可以说得过去—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弱点，但是对好的传统也只字不提，就有点让人纳闷了：难道好的传统使某些人感到害怕？坏的传统不谈，好的传统也不谈，那么喧嚣的校庆还能够剩下什么呢？
于是，校庆成了一个肥皂泡，五彩斑斓，美丽诱人，但依旧是肥皂泡---里面是完完全全的空洞
那么，让我们期盼北大真正的校庆的来临，让我们为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而祝福。我们都应当参与到每个细节部环节的改变之中---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天我们对北大的现状、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有许多的不满，但仅仅有不满是不够的---中国是一个“知易难行”的社会，正因为难，我们才更需要去做。
中国的现代大学是一批有识之士放开眼界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什么是“大学”，正如学者萧学慧论述的那样：“作为教师和学生联合体的大学制度在中世纪的创立，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躁动的标志。这种后来又经过文艺复兴大大彰显的伟大精神，是对知识的无私的追求，是承认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还是宗教的利益、习惯和标准的权威性，是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去重估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人生的理想，并继承和创新文化遗产，保持和更新传统的价值和理想。大学在近十个世纪中享有的荣誉就在于它的独立、开放和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完善地代表了这种伟大的精神。当社会停滞不前，人们的精神因受到严密监视而处于蛰伏状态时，大学是挑战精神封锁，激活人们的思想，刺激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是酝酿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理想的源泉；当社会处于激变之中，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风尚、时潮汹涌而至，人类精神和恒久价值有被淹没之虞时，大学是思想和精神在任何风浪中都可以依靠的停泊处，是人类宝贵的价值原则可以得到小心保存的诺亚方舟。”北京大学曾经担负了这样的使命，后来却被迫放弃了。
以北大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应当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可以参考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人们对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要求是，对全民进行无所不包的教育。既要继承过去，坚持社会的价值准则并使其代代相传；同时有要跟上急剧变化的时代步伐和培养推动社会及知识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只为眼前的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顾及明天，必须培养学生准备应付毕业后所面临的千变万化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对北大的期望。百年北大，我们只走出第一步。
（选自〈〈压伤的芦苇〉〉/余杰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