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配置中文输入法:镇江市大悲庵街（大伦街）是我的衣胞之地

我出生于1947年，属猪。那时生养都是接生婆来家里接生，接生婆按照老的习惯把我的衣胞放在一个瓦罐里，上面撒上生石灰加封，再将它放到床肚下面，这一摆就是四十多年。人们常说“衣胞之地”，镇江市大伦街新五弄32号这间老屋就是我的衣胞之地，也是我的父辈和我们这一辈两代人的衣胞之地。

听父辈们讲，这里早年原是大纶丝厂的工房，我祖母那时在厂里做那摩温。抗战时期工厂倒闭工房作价卖给了内部职工。我祖父是京沪铁路镇江站第一代铁路工人，我母亲的家住在义渡码头，外公在蒜山脚下开设万昌翻砂厂。我父亲13岁开始在宝昌机器厂（该厂1913年开办于义渡码头）学的徒。

大伦街，又称大纶丝厂街，西起新河东岸，东接大悲庵街，长约200多米。何以得名？过去的云台山西麓沿小铁路至车站路-和平路-铁路巷区域近代是一片沼泽地，布满了大小河塘和浅湖泊，这些湖塘通过两处入新河与长江连通，每天都随江水潮起潮落。所以，1895年张劝史投资150000元，利用这一带沼泽地，从现在的六中（六中过去也是一个半岛）向南开设了“大纶丝厂”（据说有大湖丝栈和小湖丝栈两爿厂，竖有高高的大烟囱），所以形成了大伦街、永利巷（因1895年李维元投资150000元创办了永利丝厂而得名）、黄泥滩、周家墩、哑巴桥、西荷花塘等老地名。（抗战期间大纶丝厂遭日机轰炸变成一片废墟，小湖丝栈被开发成“四益农场”，1956年新辟为第六中学。老百姓在大湖丝栈原址上陆续搭起了民房。）1952年兴建和平路时将大伦街截成两段。西段并入民主街，东段并入大悲庵街；新一弄、新二弄全部拆除。新三弄至五弄保留，32号改为大悲庵街77号，“文革”初期改为反修路22巷68号，再后来才改为勤俭街88号。

记得1950年秋，全国范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一天早上爸爸抱着我，沿着山阳街0101部队招待所院墙边的小路去看枪毙人。镇江市公安局在老西站花房前广场召开公审大会，枪决铁路霸头田福祥。只见原先的空地上搭起了一座大台，台上挂满横幅标语，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不时爆出阵阵口号声震耳欲聋……。台上的一切我都没有看到，毕竟那时候我还小。

这以后，镇江城到处流传着枪毙“大头菜”（家住镇江伯先路的国民党军界商界两栖人物），三枪才被打死的消息。

那时候的镇江还没有修和平路，旅客们下了火车仅有一条往东的车站路通向大西路和轮渡码头。从我家住的地方到镇江西站只有一条南北向的羊肠土道，一头通向小码头，另一头通往繁华的站前市场。每次妈妈搀着我去行李房递饭给爸爸，总是往返这条道。沿着大湖丝栈的崎岖小路，两旁是零零散散的茅舍和一块块菜田。再穿过了山阳街不多远，就是一家连着一家的饭馆、店铺、客栈，进入了闹市区。一挂挂黄包车和大大小小的摊点布满两旁，店门口天天还有卖唱的、玩滑稽的、跳杂耍的。真可谓灯火辉煌，门庭若市，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解放初期的1950年，国民党的飞机时常袭击我东南沿海城市。那时我的个头刚有大桌子那么高，清早吃的是玉米面糊，爸爸哄我是“京果粉”，我也信以为真，连称好吃。有一天，突然空袭警报响了，爸妈连忙带我一齐躲进桌肚底下，用棉被蒙在大桌子上。后来才听说敌机丢下了几枚炸弹比“洋瓶”（美国火油瓶）还要大，炸毁了哑巴桥附近的几间民房，还炸死炸伤了老百姓。那时不但没有和平路，就连新河路也没有拆宽。原来的小码头街一直延伸到现在和平路口，与现存的小码头街同宽同款，西端还有一座砖砌券门。从我们家去观音洞必然要路过哑巴桥、潮安池巷穿行经过超岸寺门口，进入小码头街。穿过那条小铁路，然后漫步在一块接一块的条石路上。一路上，我妈妈的宁波亲戚朋友可多啦！

当时我的大姑妈早已出嫁到山阳街冯家；二叔父也在新四弄结了婚；小姑妈出嫁丹阳后常住上海。家里连同祖父、父亲、母亲、大妹（后来陆续又有了下面的妹妹弟弟）和我，一共5、6口人挤住在一间14平米的平房里，正房中间是一道芦柴隔间，里外搁着两张床，拥挤得很。大门对过是一间灶房，之间隔着一条小弄堂，小弄堂里一共住着5户人家。第一家单玉宝，在日新街三义（客）栈做店员；我们是第二家；第三家蔡金元，簰筏业工作；第四家闻殿富，黄包车夫；第五家徐长发，轮船公司工作。我住的弄堂前后都是河塘（过去大纶丝厂用水的大塘），是我们钓鱼、游泳、洗涤的好地方。在那里，我有许许多多的美好回忆……。

三弄、四弄里还住着两家铁路职工，他们是三弄的许怀德（绰号大铁匠），四弄的景逢庚（人称景大），都是我爷爷辈的长辈。我父亲与他们两家相处甚好。景逢庚与我祖父等五人是拜把兄弟。我奶奶去世早，丢下年迈的太祖母和四个儿女，那年我父亲才11岁，景大膝下无子认我父亲为干儿子，我们自小喊景逢庚“干爹爹”，干爹爹特别喜欢我的小妹妹，每天下班回来都逗她玩。

我出生之后，年迈多病的祖父就因患中风、半身不遂，加上害肚痈卧床在家，父亲顶职上了铁路。1950年冬月，祖父终于与世长辞了。那时我大妹妹出生刚8个月，我也有三足岁了，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整个治葬的过程——

这年冬月十九日中午11时30分，我亲爱的祖父在忙碌劳累了一生之后寿终正寝。只见他安卧在堂前，脚对着房门，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道士冠帽。前来吊唁的家边邻居和同事们络绎不绝，他（她）们纷纷虔诚地向祖父磕头，焚化纸钱。然后席地而坐，有的吃着糖果和云片糕，有的互相在脖子上系上红头绳子（裹在糕上的棉线绳子，死者60岁以上裹的是红头绳，不到60岁的裹的是黄头绳。小孩子一般都作兴将它系在颈项上“讨寿” ）。那时候的民风淳朴，四邻皆和。

祖父入殓时睡了一口黑漆的薄皮棺材。是爸爸领我这个“长头孙子”手握哭丧棒长跪在祖父的灵前，一次又一次地向祖父的遗体磕头。出殡的前一晚，按照习俗，大家全部睡在寿材下面“陪夜”。第二天一清早，吹鼓手哇啦哇啦的声音惊醒了我，只见妈妈在大门口的歪嘴炉子上烧了一锅枯锅巴干饭，还有青菜豆腐。——参加送葬的每个人多少都吃了一口。

再看弄堂外面的空地上站满了送葬的人群，只见大姑妈和小姑妈披着重孝坐在黄包车上大哭大嚎，还有的是抬杠棒的挑夫。送葬开始了，八人大杠起灵。铁路员工陈俊的弟弟“小三子”肩扛着我——作为长头孙子给爷爷扛幡，走在最前面，手上不停地抛洒“买路钱”。再后面是拎灯笼的，两只白色灯笼的一侧写着黑色的繁体 “許”字，另一侧写着黑色的“丁卯堂”（此是我长大以后才听父亲说的许氏堂名）。按照镇江的习俗，吹鼓手们走在队列前面，其后是穿戴重孝、手持哭丧棒的孝子微步走在灵柩前，媳妇、女儿、女婿依次排列于灵后，（女士们坐着黄包车）前后拥着爷爷的灵柩缓行，一路上吹吹打打，哭哭啼啼，半途还有人“拦祭”。参加送葬的还有景逢庚（我的干爹爹）等祖父生前的把弟兄，还有祖父的街上亲眷和铁路“红帽子”的工友们。

那时候根本没有和平路，送葬的队伍从大伦街向西，经过民主街左拐上新河东岸，路过荧昌火柴厂大门口。再从金山桥（那时称洋火桥）堍折转向东往金山路，途经镇江西火车站。由车站路东行转向南，跨过牌湾铁道口进入二道巷左拐上山，插过宁波会馆直奔坟地草场湾。杠夫们一直将祖父的灵柩抬入墓地下葬，我也看不清到底有什么入土程序，反正除了磕头就是烧纸。只见黑色棺木的旁边紧挨着一口红色棺木——那是我祖母奶奶的灵柩，祖父祖母合葬在一起。可以告慰先祖的是，祖父他已届满花甲子，并且见到了自己的孙子和孙女。

到我5岁时，经常由父母带到行李房去玩。我爸爸的那些工友们（大都是前辈或平辈）都十分喜欢逗我玩。有一次，零担房铁皮库里放映电影《白毛女》，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里活动画面，感到很好奇。在父母的辅导下，我早就开始认字了。外婆和母亲还经常带我去义渡码头和面粉厂的舅母家去玩。此外，还几次乘火车去过久居上海的外婆（住姨娘家）和大姨奶奶家。有一次下了火车正好下着大雨，父亲搀着我跑，在琴园路口跌得满身泥泞，还挨了打。

再后来就到了51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53年上私塾、修和平路；54年发大水、上洋学堂…… 我就记得更清楚了。

后来家里又陆续添人进口，仍是一家七口人在祖屋里居住着。我们家三代人在这间房子住了近六十年， 1967年我们全家住进了铁路公房，此房变卖给了外姓。时光又过了三十多年， 2003年老屋随西荷花塘片区开发整体拆迁了。

我们没有老家，外地亲戚也不多。除丹阳之外，亲戚全部集中在上海。因为享受铁路免票，父母几乎每年携我们去上海玩。我们长大了，特别是读书上学之后，就去的不多了。姨娘家住在上海龙华天钥桥路，这里是龙华兵工厂家属宿舍，两层木结构楼房住着48户，俗称“四十八间”。每户一室一厨无卫，楼下自来水公用。解放后这里属上海县管辖，四周围荒凉得很。姨父先是去朝鲜战场修理枪械，回国后长年在南昌洪都飞机制造厂工作。早年丧夫的外婆平时跟姨妈过，她老人家小时候裹过小脚，走路不方便。姨妈有四个儿子，一家人挤住在一起，地方实在是小，但在五十年代之上海已经是不错了。来了亲戚都是睡地铺，或是借住到邻居家里去。

大姨奶奶是我奶奶的姐姐，住在上海市自忠路福源里5号。大儿子在二楼阁子上开的皮鞋小作坊，大姨奶奶与孙子住的是一楼半的亭子间，我们蹲在亭子间里面连腰都伸不直。二儿子住在杨树浦鸿德坊，旁边是“城中村”。三儿子比我父亲小，长期未婚，一直单身。还有个女儿小名“牙锁子”，住在上海安远路锦绣里。我们去时自然很热情，又是吃饭又是玩大世界、城隍庙。可就是没处住。有时候住临时旅馆。

我还有个嫡堂的舅舅在小菜场卖肉为生。他家住在上海大木桥路的海燕电影制片厂后面，单宅小院，条件简陋，也是个城中贫民区。舅舅舅妈人很忠厚热情，听说在宁波乡下有个女儿。我们去时他们非常喜欢，吃住全在那里。后来舅舅年迈时因大量便血而去世，舅母后来下了乡，并再无联系。

大姑母住在山阳街时，我经常去玩。后来大姑父去朝鲜战场修铁路，出国前送我一只小讲义夹，封面上印的地球与和平鸽。回国后他们全家去了南京工务段，不久又奉调去了福建集美郭坑工务段，就很少联系了。小姑妈住在丹阳宗巷38号，小时候我时常去玩，因为毕竟靠着不远。我非常熟悉丹阳老火车站，熟悉丹阳纱厂至贤桥的那段小路，熟悉沈家桥下的小河和宗巷里的土造纸作坊，还看过工人师傅的土法造纸。

小时候，家父对我这个长子管教特别严，动辄打骂，挥之拳棒。他老人家有句话：棒打出孝子，惯养忤逆儿，不打不上路。因此我小时候挨打挨罚的机率特多，几乎是家常便饭，不一详表。

父亲是个铁路上的“红帽子”，帽檐上写着工号27。——这顶帽子代表“铁饭碗”，是我爷爷传给父亲的——一开始在行李房装卸行李，尔后到零担房装卸散货，又到过“大班”上装卸粮食，水泥，煤炭等。终日“三班倒”，没有休息天。每逢夜班后睡觉时间，任何人不得吵闹，我听惯了父亲的鼾声和挫牙声。当他醒来以后，又接着准备上班。我们几个便争着帮他整理“行头”、卷好绑腿带以供他绑扎，母亲帮父亲备上夜餐。只见他出门时是全副武装，披着垫肩布，扛着大锹，腿上绑着绑腿，脚上罩（蒙）着“盖脚”，俨然一副新四军奔赴战场的模样。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铁路要搞装卸机械化，组织上调他去铁路小工厂，发挥他少年时曾经学过的车工特长，一干就将近二十年。到了七十年代，父亲又回到行李房上班。

在我读小学之前，那时家里就是我一个男孩子。父亲一旦休息就会带我出去玩。有一回领着我去顺兴园参加工友们的会餐，父亲他酒量并不大，但仍然与同事们一道喝酒，居然喝醉了还带着我一直回到家，差滴个弄丢了。

还有一年的正月二十日，父亲搀着我从大伦街一直跑到七里甸狗王庙，那里是一年一度的庙会。那狗王庙建在御桥港旁边的小山上，共有三间两进“四合院”的房子，座西朝东，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天井。最里面的大殿里供奉着菩萨，香火很旺。天井的偏房里并排有三只木制狗偶，肚皮中间是掏空的。大人们有的将娇儿的帽子放在狗的头上套一下，说是孩子戴上能“狗头狗脑”，长命百岁。有的还将携带来的京江食齐（qi）儿从狗嘴里放进去，再从屁股后面拿出来，说是吃了能消灾去疾。庙宇外面全是卖农具、扁担、草鞋之类的，还有卖唱的、吹糖人、卖泥叫几或是冰糖球的，热闹得很。父亲说这狗王庙还有一段来历呢！传说过去镇江有个叫朱来臣的猪贩子，有一次他带了一大笔钱起大早赶到远处去贩猪，家里的一条狗也随主人而行。半路上在七里甸附近，猪贩子不慎将褡裢丢失了，自己却全然不知，仍然一直向前。那狗真称得上是个“忠臣”，竟然伏在钱袋之上呵护着这笔巨款，等待主人回头来找。等到猪贩子办完事原路返回时，发现正在看护钱袋的那只狗因几天未进食已饿得奄奄一息，不久后便死去了。猪贩子悔之晚矣，十分内疚和惋惜。为了彰显这条狗对主人的忠诚，便出钱修了这座狗王庙，以寄托对这只忠犬的哀思。每年的正月二十是“狗王”的忌日，也是约定俗成的庙会，附近四乡八镇的乡亲们都会来此祭拜“狗王”，交换农副产品和生产资料。我就去了这么一回狗王庙，上学之后每逢正月二十我都想再去一次，但在学之中是不可能的。“文革”时狗王庙被毁了，现在是华东列车电站基地的宿舍区，但老庙址还在。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去南京萨家湾铁路医院看病。有一年冬天，那一次去南京特别早。看完病之后，父亲领我去玄武湖参观动物园，那辰光镇江还没有动物园呢。我记得是从三牌楼穿过一条小路一路问去，不一会儿到达玄武门。那时还没有宽阔的中央路，玄武门外也是一片荒凉。动物园相当大，动物也很多，一路走去非常高兴，也给我幼稚的心灵里平添了几分童趣。因为天气冷，那次就是没有看到大蟒蛇。

最有意思的是每个礼拜的上街洗澡了。我们定点的澡堂子是小街上的万安池浴室普通间，从家里到那儿要跑15分钟。我爸爸肩膀上扛着小妹妹，手里还搀着大妹妹，我呢，提着一卷换身衣服跟在后面跑。偶尔父亲也会跟叔父带上我去享受一次“雅座”、“共和厅”之类的高档次房间，那里的座位可以躺。主要是经济条件差的缘故，父亲一直连一个肥皂盒都舍不得买，也从来不擦背，洗完澡总是用香烟纸将潮肥皂包好带回家。以至于我到现在为止一般也不花钱去搓背。

上了小学以后，我经常目睹父亲帮助左右隔壁邻居单陈氏、蔡赵氏、李陈氏等老太太们写信。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写字很认真。我看到父亲他先是写好信封，然后开始写信囊，读完之后再补充。久而久之，我也学着写便条、申请书。第一次替我的小姑妈写信寄给丹阳“省丹中”的小姑父。她用丹阳话说地名，我听不懂，竟把“省丹中”讹写成了“孙大中”，当地邮递员居然也给送到了。到了三、四年级时，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写信了，替隔壁蔡奶奶、李三奶奶写信的活儿自然也就由我独立承包了。基本上每星期轮到一次，不是寄南京热河路旧菜场，就是新疆克拉玛依石油指挥部、库车油田。我写信的特点是：先写常规的寒暄之类的客套话，在听懂老人们要表达的意思之后一气呵成，基本上不用修改，而且层次分明。最后再读给老人听，征求补充意见。她们一般没有什么好补充的。这给我今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我自小就有爱收藏、不乱花钱的好习惯，这可能是母亲的遗传。尽管家境贫寒，我仍省吃俭用，零化钱聚整钱、长大后自存银行。当父母生活遇到困难时，我能“坦白”捐出补贴家用。我收藏的小学簿本、成绩报告书、奖状、奖品、信件等珍贵资料到如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