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流坑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后标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江西腹地交通罕至的一片地方，有个保存完好的古村落被外界“发现”，因其悠久的历史与严谨的宗族传承、完整的建筑群落被冠以“千古第一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后标本”等美名。这个村庄地处抚州市乐安县牛田镇，名曰流坑。

　　至今那里的交通还是令游人头痛的，无论从南昌、吉安，还是鹰潭、抚州，都要乘两个小时以上的长途车才能到达乐安县城，从那里有乡间车到牛田镇，三十公里，近一小时车程。牛田到流坑还有八公里，只能靠摩托或机动三轮车了。乐安往来各地的车均要经过一个叫“潭港”的丁字路口，那里有流坑的大型广告牌，可在此拦车前往各地，当然如果能坐上每天一班从南昌直达流坑的旅游车则会轻松很多。

　　作为一个村庄，流坑已存在了一千多年，绝大多数村民姓董，尊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为始祖。流坑于五代南唐昇元年间由一世祖董合肇基，那一带当时“犹是鱼凫之境”、“榛篁森翳，人莫有居者”，但在中原板荡天下纷扰之际，青山绿水、别有天地的流坑，无疑是一方栖息耕居的理想之地。

　　随着人丁逐渐兴旺，地少人多的矛盾迫使董氏家族迁往不远处一片名为“中洲”的高地，即如今村址所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董家在当地已是大户人家，成为典型的庶族地主。第三代董文广是个颇有远见的人，他“悉出金帛，多营书史，大启黉舍，招延学徒”，从他儿子董淳第一个中进士开始，董家开始了在宋朝的辉煌时代。

　　这一时期，流坑董氏中进士多达廿六人，并且通过科举入仕，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甚高的大家族。特别是宋仁宗景佑元年，流坑董氏第四代董洙、董汀，第五代董仪、董师德、董师道五人同科进士，称“五桂齐芳”，被士林传为佳话，族人建“五桂坊”纪念此荣耀之事，后来文天祥《谢恩表》中有“花耀贴金，一门而五董”之句，即典出于此。

　　董氏步入耕读社会大家族发展的良性循环，即以田产助科举，再以仕宦扩田产、固宗族的生存模式，现仍矗立在村西口的为纪念南宋状元董德元而建的“状元楼”、村中的“五桂坊”遗址等说明宋代的流坑村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大村落。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尚书，下至主簿、教谕，超过百人，还有两名御医和诸多未入仕途的文人学士。

　　但是到了元朝，流坑却经历了近百年的动荡和劫难，主因是董氏汇入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大军，及兵败，“乡以勤王故，遭兵祸稍酷”。随后十余年间，又是“山寇劫掠，出没不时，流坑适当冲要，乡无宁居”，族人流徙他乡。及后，更惨遭“丙申之难”，董氏“少壮奔迸四出，老弱毙于兵刃者不胜计”。董氏族人散亡四方，流坑村几成一片丘墟，科举入仕根本就没可能了。

　　然而动乱中的董氏家族从未放弃宗族制度的建设，其间修族谱、建宗祠，到朱元璋建明之后，董姓族人陆续返回故园流坑，随着明初社会逐渐安定而休养生息，很快重新繁衍昌盛起来，并复开登科之例，仕者渐盛。虽入仕之人数与宋代相比相差甚远，但仍不失书香门第之风范。

　　自明朝中期开始，长江、运河的水运成为“黄金水道”，江右商帮异军突起，流坑董氏垄断了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竹木资源为董氏各房派之公产，并依靠宗族力量控了乌江的竹木运输，不仅使董氏摆脱了明代后期经济上的困境，而且在族内新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商人群体。

　　发家致富之后，他们纷纷通过捐纳的途径，挤入士绅官僚阶层，还以巨额财富积累去扩大族产、修建祠堂、编刻族谱、立学助教、修桥铺路等，使流坑又一次繁荣兴盛。流坑董氏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耕读文化一定受到严重挑战，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流坑的科举功名大为衰落，清朝两百年间居然只出了一个进士，最终从一个科举仕宦巨家蜕变为乡间平民宗族。千年流坑，前五百年仕宦，后五百年经商。

　　由于传统砖木结构的房子很难千年不倒，加上元代的劫难，流坑现存的建筑多为清代，少数为明朝中后期的。前五百年仕宦所遗留的痕迹荡然无存，仅能从后五百年经商积累所后建的房子里找到一些耕读文化的痕迹。

　　“理学名家”宅，为明代中宪大夫、刑部郎中董燧故居。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明代后期建筑，位于流坑中巷的中段，坐北面巷，紧靠其东侧，还建有一前置天井的小厅堂，门楣上署有“大夫第”三字；

　　前辟大门廊，为一进三开间，经后代改修，仅遗门廊部分为明代原物；其正门前两侧分立圆雕红石狮一对，虽显得斑驳古旧，但雄风犹存。

　　经商所迅速积累的财富让流坑在明朝中期进入再一次的辉煌时期，董燧对流坑村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建设。他在宋元村落建设基础上，拓展“龙湖”，并在村落主体部分按七横(东西)一纵(南北)辟出八巷，沿巷营建房宅，形成规整有序的村落布局，现在流坑的格局就是那时候定型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游历流坑时曾赞：“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

　　“旌表节孝坊”则是清代晚期建筑，为流坑“孀声懿范”张、陈两位贞节妇所建，是四柱三间三楼的砖石建筑；其顶部中间部分高出，两侧等高对称，上覆青灰瓦，檐角起翘；正面上方嵌红石“圣旨”竖匾，中坊横条红石上刻“旌表节孝国学董朝杰之妻张氏偕媳儒士金鳌之妻陈氏”，下方收有“节孝坊”三字；

　　此坊主要部位其檐宇部及各层坊装饰图案丰富，有花卉、灵兽、祥禽、人物等；手法多样，有石刻、堆塑、砖雕、彩绘、墨书等，整个牌坊显得华丽典雅，气派轩昂。

　　其他值得一看的明清建筑还有凤凰厅、麒麟厅、大宾第、怀德堂等，明代的质朴简洁、清代的奢华繁复，都有着很典型的表现。

　　细部的木雕、石刻、砖雕、彩绘、牌匾、对联等多有着意境深远的寓意，或表主人之身世，或显家族之荣耀，或体现儒家传统的道德思想，或反映福禄寿喜的美好愿望。

　　别称江都书院的“文馆”近期应该重修过，重教崇贤的流坑董氏已经不知道多少次重修这座始建于明末的学堂乐。文馆内有宽敞的讲堂、舒适的书房、典雅的“文昌阁”，尤其是供奉大儒董仲舒等先贤的“敕书楼”，更是重工装饰，彩绘梁栋。

　　据说如今看上去颜色鲜亮的藻井自学馆建成就没有再动过，不积灰尘、不留蛛网。

　　学馆旁边的空地上是董氏大宗祠遗址。之所以称为遗址，是因其在民国十六年被北洋军阀孙传芳之残部所焚毁。其主体建筑现仅留一片残垣断壁，“敦睦堂”上残留的五根直径七十厘米、高八米的石柱巍然肃立，让人有种苍凉、古老、深沉的感觉，故有人将大宗祠遗址称为流坑的“圆明园”。

　　村中有条窄巷，左右老宅的墙砖垒砌方式分别为明清两朝的，斑驳的墙面仿若“时光隧道”，把明清五百年时光浓缩在一条小巷之中。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沿海口岸的开放和浙商粤商的崛起，江右商帮逐渐衰落并退出舞台，流坑的境遇也每况愈下了。从民国到土改、从社会主义到文化革命，流坑的风貌和建筑都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砸了宗祠里的神像和牌位、用石灰封起匾额写上了革命标语。

　　快二十年前，流坑在旅游大潮中刚浮出水面的时候，发展旅游业被视为机遇，流坑人本以为祖上传下的旧宅子能成为生财之道，但很快却发现收益不及想象。古董、木雕之类被盗，新式楼房杂乱无章地建在明清古宅之间，原本浑然一体的古村几乎没有了质朴天然的古风。

　　在流坑游览的几个小时里，我没有碰到任何其他游人，虽然那天很热，但时节应该是暑期旺季，曾经很传奇地火爆过几年的流坑似乎已被旅游者所淡忘或抛弃了。或许要责怪那位给流坑冠名“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后标本”的著名摄影家，“标本”一词从来都不是指向活物的；或许要责怪那位给流坑冠名“千古第一村”的旅游局领导，“千古”这个字眼跟“永垂不朽”、“浩气长存”一起出现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