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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口 >社会人文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 看贴

辑录：知堂散文精华（周作人），下载请留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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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1 23:39  [第15版 09-03 20:42↓]第15版 09-03 20:42
第14版 09-03 20:42
第13版 09-03 20:39
第12版 08-31 18:54
第11版 08-31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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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 08-22 16:28
第2版 08-22 14:34
第1版 08-21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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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散文如铁观音，入口微苦，细品甘甜，余辑录若干，与网友共享，以为谈资。
1.谈日本文化书
2.苦口甘口
3.汉文学的传统
4.记蔡孑民先生的事
5.《书房一角》原序
6.读书的经验
7.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
8.《晨报副刊》与孙伏园
9.关于绍兴师爷
10.过去的工作
11.《男人和女人》
12.谈文章
13.关于近代散文
14.小说的回忆
15.大乘的启蒙书
16.国语文的三类
17.文学史的教训
18.杂文的路
19.梦
20.风土志
21.佛经
22.医学
23.博物
24.国史
25.外国语
26.国文
27.汉字
28.《十堂笔谈》小引
29.灯下读书论
30.希腊之馀光
31.结论
32.外国语
33.小说与读书
34.文艺复兴之梦
35.窃书的故事
36.鲁迅的国学与西学
37.鲁迅读古书
38.再是东京
39.中学读古诗的意见
40.广思堂
41.漫画与画谱
42.德文书
43.南江堂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另，我有电子版《知堂书话》，有需要网友请留email地址。


◎民 俗 风 物
故乡的野菜 济南道中（选录） 苍蝇 苦雨
谈“目连戏” 鸟声 乌篷船 金鱼
虱子 两株树 苋菜梗 水里的东西
关于蝙蝠 村里的戏班子 鬼的生长 日本的衣食住
谈油炸鬼 北平的春天 关于雷公 谈鬼论
结缘豆 赋得猫 谈混堂 谈关公
卖糖 禹迹寺 上坟船 缘日
撒豆 中秋的月亮 关于祭神迎会 桑下丛谈（八则）
雨的感想 蚯蚓 萤火 女人的禁忌
风的话 无生老母的信息 东昌坊故事 石板路
小孩的花草 甘蔗荸荠 赤脚 秋虫的鸣声
蓑衣虫 园里的植物 爆竹 泥孩儿
鬼与清规戒律 不倒翁 羊肝饼 窝窝头的历史
水乡怀旧 麟凤龟龙 鬼念佛 猫打架
鸟声
◎生 活 情 趣
北京的茶食 蔼理斯的话 生活之艺术 喝茶
谈酒 再论吃茶 骨董小记 关于苦茶
买墨小记 谈养鸟 谈娱乐 灯下读书论
爱竹 冷开水 南北的点心 吃茶
◎追 怀 故 人
西山小品 爱罗先珂君 初恋 娱园
有岛武郎 若子的病 唁辞 偶感（选录）
关于失恋 志摩纪念 半农纪念 与谢野先生纪念
关于鲁迅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关于范爱农 玄同纪念
怀废名 武者先生和我 岛崎藤村先生 记杜逢辰君的事
◎文 化 评 论
北大感旧录（选录） 思想革命 祖先崇拜 碰伤
山中杂信（选录） 天足 小孩的委屈 国粹与欧化
贵族的与平民的 夏夜梦（选录） 妇女运动与常识 教训之无用
狗抓地毯 我们的敌人 死之默想 上下身
抱犊谷通信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黑背心 吃烈士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死法 诅咒 哑巴礼赞
麻醉礼赞 北沟沿通信 论八股文 拥护《达生编》等
《论语》小记 关于活埋 谈策论 吃菜
读戒律 刘香女 家之上下四旁 汉文学的传统
中国的思想问题 梦想之一 道义之事功化 北大的支路
日本的人情美 谈日本文化书 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希腊之余光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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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1 23:40 [只看该作者] 第2楼
谈日本文化书
1936年7月5日刊《自由评论》第32期
署名知堂
收入《瓜豆集》
实秋先生：
前日在景山后面马路上遇见王君，转达尊意，叫我写点关于日本的文章。这个我很愿意尽力，这是说在原则上，若在事实上却是很不大容易。去年五月我给《国闻周报》写了一篇小文，题曰《日本管窥》，末节有说明云：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欢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
这个意思到现在还是一样，虽然并不为的是怕挨骂或吃官司。国事我是不谈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都不懂。譬如想说抗日，归根是要预备战才行，可是我没有一点战事的专门知识，不能赞一辞，若是“虽败犹荣”云云，乃是策论文章的滥调，可以摇笔即来，人人能做，也不必来多抄他一遍了。我所想谈的平常也还只是文化的一方面，而这就不容易谈得好。在十二三年前我曾这样说过：
中国在他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
这几句老话在当时未必有人相信，现在更是不合时宜，但是在我这意见还是没有变，岂非顽固之至乎。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才有他的文学与文字，可是在奈良时代(西历八世纪)用汉字所写的两部书就有他特殊的价值，《万叶集》或者可以比中国的《诗经》，《古事记》则是《史记》，而其上卷的优美的神话太史公便没有写，以浅陋的知识来妄说，这只有希腊的故事是同类吧。平安时代的小说又是一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卷成于十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近年英国瓦莱(A. Waley)的译本六册刊行，中国读者也有见到的了，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朝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种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抢了过去了。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四年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用，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或写澡堂理发铺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本是“气质物”的流派，亚理士多德门下的退阿佛拉斯多斯(Theophrastos)就曾经写有一册书，可算是最早，从结构上说不能变成近代的好小说，但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特别是三马的书差不多全是对话，更觉得有意思。中国滑稽小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自《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讲到描写气质或者还是《儒林外史》里有几处，如高翰林那种神气便很不坏，只可惜不多。总之在滑稽这点上日本小说自有造就，此外在诗文方面有“俳谐”与俳文的发展，也是同一趋势，可以值得注意的。关于美术我全是外行，不敢妄言，但是我看浮世绘(Ukiyoё，意思是说描写现世事物的画，西洋称作日本彩色木板画者是也，真的只在公家陈列处见过几张，自己所有都只是复刻影印)，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众画，不但近时的“大厨美女”，就是乾隆时的所谓“姑苏板”也难以相比，他总是那么现世的，专写市井风俗，男女姿态，不取吉祥颂祷的寓意。中国后来文人画占了势力，没法子写仕女了，近代任渭长的画算有点特色，实在也是承了陈老莲的大头短身子的怪相的遗传，只能讲气韵而没有艳美，普通绣像的画工之作又都是呆板的，比文人画只有差，因为他连气韵也没了。日本浮世绘师本来是画工，他们却至少能抓得住艳美，只须随便翻开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麻吕(末二字原系拼作一字写)或矶田湖龙斋的画来看，便可知道，至于刻工印工的精致那又是别一事情。古时或者难说，现今北平纸店的信笺无论怎样有人恭维，总不能说可以赶得上他们。我真觉得奇怪，线画与木刻本来都是中国的东西，何以自己弄不好，《十竹斋笺谱》里的蠡湖洙泗等画原也很好，但与一立斋广重的木板风景画相比较，便不免有后来居上之感。我是绘画的门外汉，所说不能有完全的自信，但是，日本画源出中国而自有成就，浮世绘更有独自的特色，如不是胜过也总是异于中国同类的作品，可以说是特殊的日本美术之一，这是我相信不妨确说的了。上边拉杂的说了一通，意思无非是说日本有他的文化值得研究，至于因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研究也很足为我国国学家之参考，这是又一问题，这里不想说及。这里想顺便一提的，便是谈这些文化有什么用处。老实说，这没有用处。好的方面未必能救国，坏的方面也不至卖国。近时有些时髦的呼声，如文化侵略或文化汉奸等，不过据我看来，文化在这种关系上也是有点无能为力的。去年年终写《日本管窥之三》时，在最末一节说：
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天下可贵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阴道士不能写《黄庭》，曲阜童生也不见得能讲《论语》，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着手，如或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于此种质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意，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
这里说得不很明白，大意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研究文化的人对于这种事情或者只能认为无可如何，总不会反觉得愉快，譬如能鉴赏《源氏物语》或浮世绘者见了柳条沟，满洲国，藏本失踪，华北自治与走私等等，一定只觉得丑恶愚劣，不，即日本有教养的艺术家也都当如此，盖此等事既非真善亦并无美也。古今专制政治利在愚民，或用锢闭，或用宣传，务期人民心眼俱昏才为有利，今若任人领略高等文化之美，即将使其对于丑恶愚劣的设施感到嫌恶，故如以真的文化传播作专制或侵略的先锋，恰是南辕而北其辙，对于外国之“文化事业”所以实是可为而不可为，此种事业往往有名无实亦正非无故耳。乱七八糟的写了好些，终于不得要领，只好打住了。我这里只说日本文化之可以谈，但是谈的本文何时起头则尚有年无月，因为这只是在原则上要谈，事实上还须再待理会也。妄谈，多费清时，请勿罪。匆匆，顺颂
撰安。
廿五年七月五日，知堂白。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1 23:40 [只看该作者] 第3楼
苦口甘口
1943年11月1日刊《艺文杂志》1卷5期
署名药堂
收入《苦口甘口》
平常接到未知的青年友人的来信，说自己爱好文学，想从这方面努力做下去，我看了当然也喜欢，但是要写回信却觉得颇难下笔，只好暂时放下，这一搁就会再也找不出来，终于失礼了。为什么呢？这正合于一句普通的成语，叫做“一言难尽”。对于青年之弄文学，假如我是反对的，或者完全赞成的，那么回信就不难写，只须简单的一两句话就够了。但是我自己是曾经弄过一时文学的，怎么能反对人家，若是赞成却又不尽然，至少也总是很有条件的，说来话长，不能反复的写了一一寄去。可是老不回复人家也不是办法，虽然因年岁经验的差异，所说的话在青年听了多是落伍的旧话，在我总是诚意的，说了也已尽了诚意，总胜于不说，听不听别无关系，那是另一问题。现今在这里总答几句，希望对于列位或能少供参考之用。
第一件想说的是，不可以文学作职业。本来在中国够得上说职业的，只是农工商这几行，士虽然位居四民之首，为学乃是他的事业，其职业却仍旧别有所在，达则为官，现在也还称公仆，穷则还是躬耕，或隐于市井，织屦卖艺，非工则商耳。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惟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呼来喝去，与奴仆相去无几，不惟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我还记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小学，章先生常教训学生们说，将来切不可以所学为谋生之具，学者必须别有职业，借以糊口，学问事业乃能独立，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以至堕落。章先生自己是懂得医道的，所以他的意思以为学者最好也是看点医书，将来便以中医为职业，不但与治学不相妨，而且读书人去学习也很便利容易。章先生的教训我觉得很对，虽然现今在大学教书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教学相长，也即是做着自己的事业，与民国以前的情形很有不同了，但是这在文学上却正可应用，所以引用在这里。中国出版不发达，没有作家能够靠稿费维持生活，文学职业就压根儿没有，此其一。即使可以有此职业了，而作家须听出版界的需要，出版界又要看社会的要求。新旧左右，如猫眼睛的转变，亦实将疲于奔命，此其二。因此之故，中国现在有志于文学的最好还是先取票友的态度，为了兴趣而下手，仍当十分的用心用力，但是决心不要下海，要知正式唱戏不是好玩的事也。
第二，弄文学也并不难，却也很不容易。古人说写文章的秘诀，是多读多作。现在即使说是新文学了，反正道理还是一样。要成为一个文学家，自然要先有文学而后乃成家，决不会有不写文学而可称文学家的，这是一定的事，所以要弄文学的人要紧的是学写文学作品，多读多作，此外并无别的方法。简单的一句话，文学家也是实力要紧，虚声是没有用的。我们举过去的例来说，民六以后新文学运动哄动了一时，胡陈鲁刘诸公那时都是无名之士，只是埋头工作，也不求名声，也不管利害，每月发表力作的文章，结果有了一点成绩，后来批评家称之为如何运动，这在他们当初是未曾预想到的。这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这种气风或者也已改变，但是总值得称述的，总可以当作文人作家炼成之一模范。这有如一队兵卒，在同一目的下人自为战，经了好些苦斗，达成目的之后，肩了步枪回来，衣履破碎，依然是个兵卒，并不是千把总，却是经过战斗，练成老兵了，随时能跳起来上前线去。这个比喻不算很好，但意思是正对的，总之文学家所要的是先造成个人，能写作有思想的文人，别的一切都在其次。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多读多作未必一定成功，这还得尝试了来看。学画可以有课程，学满三四年之后便毕业了，即使不能算名画家，也总是画家之一，学书便不能如此，学文学也正是一样，不能说何时可以学会，也许半年，也许三年，也许终于不成。这一点要请弄文学的人预先了解，反正是票友，试试来看，唱得好固可喜，不好也就罢了，对于自己看得清，放得下，乃是必要也。
第三，须略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无论现在文学新到那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中国人的人生观也还以儒家思想的为主流，立起一条为人生的文学的统系，其间随时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为补偏救弊之用，使得调和渐近自然。因此中国文学的道德气是正当不过的，问题只是在于这道德观念的变迁，由人为的阶级的而进于自然的相互的关系，儒道思想之切磋与近代学术之发达都是同样的有力。别国的未必不也是如此，现在只就中国文学来说，这里边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文学里的东西不外物理人情，假如不是在这里有点理解，下馀的只是辞句，虽是写的华美，有如一套绣花枕头，外面好看而已。在反对的一方面，还有外国的文艺思想，也要知道大概才好。外国的物事固然不是全好的，例如有人学颓废派，写几句象征派的情诗，自然也可笑，但是有些杰作本是世界的公物，各人有权利去共享，也有义务去共学的，这在文明国家便应当都有翻译介绍，与本国的古典著作一同供国民的利用。在中国却是还未办到，要学人自己费力去张罗，未免辛苦，不过这辛苦也是值得，虽然书中未必有颜如玉的美人，精神食粮总可得到不少，这于弄文学的人是比女人与酒更会有益的。前一代的老辈假如偷看了外国书来讲新文学，却不肯译出给大家看，固然是自私的很，但是现今青年讲更新的文学，却只拿几本汉文的书来看，则不是自私而是自误了。末了再附赘两句老婆心的废话，要读外国文学须看标准名作，不可好奇立异，自找新著，反而上当，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的好丑我们不能懂得，正如我们的文学也还是自己知道得清楚，外国文人如罗曼罗兰亦未必能下判断也。
以上所说的话未免太冷一点，对于热心的青年恐怕逆耳，不甚相宜亦未可知。但是这在我是没法子的事，因为我虽不能反对青年的弄文学，赞成也是附有条件的，上边说的便是条件之一部分。假如鸦片烟可以寓禁于征，那么我的意思或者可以说是寓反对于条件罢。因为青年热心于文学，而我想劝止至少也是限制他们，这些话当然是不大咽得下去的，题目称曰苦口，即是这个意义。至于甘口，那恐怕只是题目上的配搭，本文中还未曾说到。据桂氏《说文解字义证》卷三十，鼷字下所引云：
《玉篇》：鼷，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鸟兽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博物志》：鼷，鼠之最小者，或谓之甘鼠，谓其口甘，为其所食者不知觉也。
日本《和汉三才图会》卷三十九引《本草纲目》鼷鼠条，亦如此说，和名阿末久知祢须美，汉字为甘口鼠，与中国相同。所谓甘口的典故即出于此。这在字面上正好与苦口作一对，但在事实上我只说了苦口便罢，甘口还是“恕不”了吧。或者怕得青年们的不高兴，在要收场的时候再说几句，——话虽如此，世间有《文坛登龙术》一书，可以参考，便讲授几条江湖诀，这也不是难事，不过那就是咬人不痛的把戏，何苦来呢。题目写作苦口甘口，而本文中只有苦口，甘口则单是提示出来，叫列位自己注意谨防，此乃是新式作文法之一，为鄙人所发明，近几年中只曾经用过两次者也。
（民国癸未二月十日，写于阴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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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1 23:41 [只看该作者] 第4楼
汉文学的传统
1940年5月1日刊《中国文艺》2卷3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杂文》
这里所谓汉文学，平常说起来就是中国文学，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中国文学未免意思太广阔，所以改用这个名称。中国文学应当包含中国人所有各样文学活动，而汉文学则限于用汉文所写的，这是我所想定的区别，虽然外国人的著作不算在内。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要讨论这问题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这里不过就想到的一两点略为陈述，聊贡其一得之愚耳。
这里第一点是思想。平常听人议论东方文化如何，中国国民性如何，总觉得可笑，说得好不过我田引水，否则是皂隶传话，尤不堪闻。若是拿专司破坏的飞机潜艇与大乘佛教相比，当然显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学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腊，他自有其高深的文教，并不亚于中国，即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实在是东方的出品，所以东西的辩论只可作为政治宗教之争的资料，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无须去理会他。至于国民性本来似乎有这东西，可是也极不容易把握得住，说得细微一点，衣食住方法不同于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别，如吃饭与吃面包，即有用筷子与用刀叉之异，同时也可以说是用毛笔与铁笔不同的原因，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异的表现。但如说得远大一点，人性总是一样的，无论怎么特殊，难道真有好死恶生的民族么？抓住一种国民，说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或是坏，结果只是领了题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调罢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说汉文学的传统中的思想，恐怕会被误会也是那赋得式的理论，所以岔开去讲了些闲话，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后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成为儒家衰微的缘因。但是我想原来当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四“离娄下”有一节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末了的譬喻有点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颜回并列，却很可见儒家的本色。我想他们最高的理想该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这理想不知何时让给了墨者，另外排上了一个颜子，成为闭户亦可的态度，以平世乱世同室乡邻为解释，其实颜回虽居陋巷，也要问为邦等事，并不是怎样消极的。再说就是消极，只是觉得不能利人罢了，也不会如后世“酷儒莠书”那么至于损人吧。焦理堂著《易馀龠录》卷十二有一则云：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浅近，却亦以是就极深远，是我所谓常识，故亦即真理也。刘继庄著《广阳杂记》卷二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遏”原作“逼”。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案《淮南子》“泰族训”中云：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
古人亦已言之，刘君却是说得更有意思。由是可知先贤制礼定法全是为人，不但推己及人，还体贴人家的意思，故能通达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为一贯之道欤。章太炎先生著《菿汉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只忠恕耳。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则已尽矣。人食五谷，麋鹿食荐，即且甘带，鸱鸮嗜鼠，所好未必同也。虽同在人伦，所好高下亦有种种殊异，徒知絜矩，谓以人之所好与之，不知适以所恶与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职耶。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齐物即忠恕两举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厌弃己身，而以头目脑髓与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诚如是者，鲁养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无畏施人，忠之事也。
用现在的话来说，恕是用主观，忠是用客观的，忠恕两举则人己皆尽，诚可称之曰圣，为儒家之理想矣。此种精神正是世界共通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国人分得一点，不能就独占了，以为了不得，但总之是差强人意的事，应该知道珍重的罢。我常自称是儒家，为朋友们所笑，实在我是佩服这种思想，平常而实在，看来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处，正好比空气与水，我觉得这比较昔人所说布帛菽粟还要近似。中国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与世界共通文化血脉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坚强的根据，对于这事我倒是还有点乐观的。儒家思想既为我们所自有，有如树根深存于地下，即使暂时衰萎，也还可以生长起来，只要没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压，或是助长。你说起儒家，中国是不会有什么迫压出现的，但是助长则难免，而其害处尤为重大，不可不知。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国是不会得绝的，因为孔子生于中国，中国人都与他同系统，容易发生同样的倾向，程度自然有深浅之不同，总之无疑是一路的，所以有些老辈的忧虑实是杞忧。我只怕的是儒教徒的起哄，前面说过的师爷化的酷儒与禅和子化的玄儒都起来，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运动，就是助长之一，结果是无益有损，至少苗则槁矣了。对于别国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样，只要是自发的，无论怎么慢慢的，总是在前进，假如有了别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了一种流行，实际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复到原来状态，估计最少须得五十年工夫。
说到这里，我觉得上边好些不得要领的话现在可以结束起来了。汉文学里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种儒家的人文主义（Humanism），在民间也未必没有，不过现在只就汉文的直接范围内说而已。这自然是很好的东西，希望他在现代也仍强健，成为文艺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时却并无一毫提倡的意思，因为我深知凡有助长于一切事物都是有害的。为人生的文学如被误解了，便会变为流氓的口气或是慈善老太太的态度，二者同样不成东西，可以为鉴。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文题曰《女》，中引《庄子》天道篇数语，读了很觉得喜欢，因查原书具抄于此云：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此与禹稷的意思正是一样。文人虽然比不得古圣先王，空言也是无补，但能如此用心，庶几无愧多少年读书作文耳。
还有第二点应当说，这便是文章。但是上边讲了些废话，弄得头重脚轻，这里只好不管，简单地说几句了事。汉文学是用汉字所写的，那么我们对于汉字不可不予以注意。中国话虽然说是单音，假如一直从头用了别的字母写了，自然也不成问题，现在既是写了汉字，我想恐怕没法更换，还是要利用下去。《尚书》实在太是古奥了，不知怎的觉得与后世文体很有距离，暂且搁在一边不表，再看《诗》与《易》，《左传》与《孟子》，便可见有两路写法，就是现在所谓选学与桐城这两派的先祖，我们各人尽可以有赞成不赞成，总之这都不是偶然的，用时式话说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从前我在论八股文的一篇小文里曾说：“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他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这里除重对偶的骈体，讲腔调的古文外，还有许多雅俗不同的玩艺儿，例如对联、诗钟、灯谜，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话，以至拆字，要归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样的建立在汉字上，那是很明显的。我们自己可以不做或不会做诗钟之类，可是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和势力，这会向不同的方面出来，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几年来大家改了写白话文，仿佛是变换了一个局面，其实还是用的汉字，仍旧变不到哪里去，而且变的一点里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话文运动可以说是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起来的，讲到结果则妖孽是走掉了，而谬种却依然流传着，不必多所拉扯，只看洋八股这名称，即是确证。盖白话文是散文中之最散体的，难以容得骈偶的辞或句，但腔调还是用得着，因了题目与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观止》或《东莱博议》应用上去，结果并没有比从前能够改好得多少。据我看来，这因革实在有点儿弄颠倒了。我以为我们现在写文章重要的还要努力减少那腔调病，与制艺策论愈远愈好，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不过这里的难题是在于怎样应用，我自己还不能说出办法来，不知道敏感的新诗人关于此点有否注意过，可惜一时无从查问。但是我总自以为这意见是对的，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我又恐怕这种意思近于阿芙蓉，虽然有治病的效力，乱吸了便中毒上瘾，不是玩耍的事。上边所说思想一层也并不是没有同样的危险。我近来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实在的事往往近于新奇，同时也容易有危险气味，芥川氏有言，危险思想者，欲将常识施诸实行之思想是也，岂不信哉。
（廿九年三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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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蔡孑民先生的事
1940年4月1日刊《中国文艺》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蔡孑民先生原籍绍兴山阴，住府城内笔飞坊，吾家则属会稽之东陶坊，东西相距颇远，但两家向有世谊，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的朱卷，文甚难懂，详细已不能记得。光绪辛丑至丙午我在江南水师学堂，这其间大约是癸卯罢，蔡先生回绍兴去办劝学所，有同学前辈封君传命，叫我回乡帮忙，因为不想休学，正在踌蹰，这时候蔡先生也已辞职，盖其时劝学所（或者叫作学务公所亦未可知）的所长月薪三十元，在乡间是最肥缺，早已有人设法来抢了去了。以后十二年倏忽过去，民国五年冬天蔡先生由欧洲回国，到故乡来，大家欢迎他，在花巷布业会馆讲演，我也去听，那时我在第五中学教书兼管教育会事，蔡先生来会一次，我往笔飞坊拜访，都不曾会见。不久蔡先生往北京，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六年春天写信见招，我于四月抵京，蔡先生来绍兴会馆见访，这才是初次的见面。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
民国六年八月我改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仍暂兼了编纂员一年，自此以后至二十六年，我一直在北京大学任职。民六至民八，北京大学文理科都在景山东街，我们上课馀暇常顺便至校长室，与蔡先生谈天，民八以后文科移在汉花园，虽然相距亦只一箭之遥，非是特别有事情就不多去了。还有一层，五四运动前后文化教育界的空气很是不稳，校外有《公言报》一派日日攻击，校内也有响应，黄季刚谩骂章氏旧同门曲学阿世，后来友人都戏称蔡先生为“世”，往校长室为阿世去云。我那时在国文学系与《新青年》社都是票友资格，也就站开一点，不常去谈闲天，可是我觉得对于蔡先生的了解也还相当的可靠。民六的夏天，北京闹过公民团，接着是督军团，张勋作他们的首领，率领辫子兵入京，我去访蔡先生，这时已是六月末，我问他行止如何，蔡先生答说，只要不复辟，我是不走的。查旧日记，这是六月廿六日事，阅四日而复辟事起。这虽似一件小事，但是我很记得清楚，至今不忘，觉得他这种态度甚可佩服。蔡先生貌很谦和，办学主张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强毅，认定他所要做的事非至最后不肯放手，其不可及处即在于此。此外尽多有美德，但在我看来最可佩服的总要算是这锲而不舍的态度了。
蔡先生曾历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等事，其事业成就彰彰在人耳目间，毋庸细说，若撮举大纲，当可以中正一语该之，亦可称之曰唯理主义。其一，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者，若论其思想，倒是真正之儒家也。其二，主张学术平等，废止以外国语讲书，改用国语国文，同时又设立英法德俄日各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其三，主张男女平等，大学开放，使女生得入学。以上诸事，论者所见不同，本亦无妨，以我所见则悉合于事理，若在现今社会有所扞格，未克尽实行，此乃是别一问题，与是非盖无关者也。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我以为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所施为更重。蔡先生的思想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为近于折衷，实则无宁解释兼容并包，可知其并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故即可目为唯理主义也。《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二册，成于民国八九年顷，距今已有二十年，但仍为最好的结集，如诸公肯细心一读，当信吾言不谬。在这以前有《中国伦理学史》一卷，还是民国前用蔡振名义所著，近年商务印书馆又收入“中国文化丛书”中，虽是三十馀年前的小册子，至今却还没有比他更好的书，这最足以表现他的态度，我想正是他最重要的功绩。说到最近则是民国二十三年，在《安徽丛书》第三集《俞理初年谱》中有他的一篇跋文，也值得注意，其时蔡先生盖是六十八岁矣。起头便云：
余自十馀岁时，得俞先生之《癸卯类稿》及《存稿》而深好之，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
文中分认识人权与认识时代两项，列举俞氏思想公平通达处，而于主张男女平等尤为注重，此与《伦理学史》所说正是一致，可知非是偶然。我最爱重汉王仲任明李卓吾清俞理初这三位，尝称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曾以语亡友玄同，颇表赞可，蔡先生在其书中盖亦有同意也。王仲任提示宗旨曰疾虚妄，李卓吾与俞理初亦是一路，其特色是有常识，唯理而复有情，其实即是儒家的精髓，惜一般多已枯竭，遂以偶有为奇怪耳。王君自昔不为正人君子所齿，李君乃至以笔舌之祸杀身，俞君幸而隐没不彰，至今始为人表而出之，若蔡先生自己因人多知其名者，遂不免有时被骂，世俗声影之谈盖亦是当然，唯不佞对于知不知略有自信，亦自当称心而言，原不期待听者之必以我为是也。
我与蔡先生平常不大通问，故手头别无什么遗迹可以借用，只有民国廿三年春间承其寄示和我茶字韵打油诗三首，其二是和自寿诗，均从略，一首题云《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别有风趣，今录于下方：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蔡先生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处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报载蔡先生于三月五日以脑溢血卒于九龙，因写此小文以为纪念。
（廿九年三月六日）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1 23:42 [只看该作者] 第6楼
《书房一角》原序
1940年2月26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我自己很不凑巧，既无书斋，亦无客厅，平常只可在一间堆书的房子里，放了几把椅子，接见来客，有时自己觉得像是小市的旧书摊的掌柜，未免有点惶恐。本来客人不多，大抵只是极熟的几个朋友，但亦不无例外，有些熟人介绍同来的，自然不能不见。《儒林外史》里高翰林说马纯上杂览，我的杂览过于马君，不行自不待言。例如《性的心理》，恐怕至今还有许多正统派听了要摇头，于我却极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部道德的书，其力量过于多少册的《性理》，使我稍有觉悟，立定平常而真实的人生观。可是，偶然女客枉顾，特别是女作家，我看对她的玻璃书橱中立着奥国医师鲍耶尔的著书，名曰《女人你是什么》，便也觉得有点失敬了，生怕客人或者要不喜欢。这时候，我就深信前人的话不错，书房的确不该开放，虽然这里我所顾虑的是别人的不高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出丑之故，因为在这一点我是向来不大介意的。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古人云，祸从口出。我写文章向来有不利，但这第三期为尤甚，因为在这里差不多都讲自己所读的书，把书房的一角公开给人家看了。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又凡有主张议论，假如觉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预备讲给自己子女听的，也决不随便写出来公之于世，那么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老老实实的自白，虽然如章实斋所说，自具枷杖供状，被人看出破绽，也实在是没有法子。其实这些文章不写也可以，本来于自己大抵是无益有损的，现在却还是写下去，难道真是有瘾，像打马将似的么？这未必然。近几年来只以旧书当纸烟消遣，此外无他嗜好，随时写些小文，多少还是希望有用。去年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曾说过，深信此种东西于学子有益，故聊复饶舌，若是为个人计，最好还是装痴聋下去，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我说过文学无用，盖文学是说艺术的著作，用乃是政治的宣传或道德的教训，若是我们写文章，只是以笔代舌，一篇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而已，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虽未必能真有好处，亦总当如是想，否则浪费纸墨何为，诚不如去及时放风筝之为愈矣。
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这些杂览多不过是敲门之砖，但是对于各个的砖也常有些爱着，因此我所说的话就也多趋于杂，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见。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觉得青年们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点功夫便来拉扯的说一点，关于我所感觉兴趣的学问方面都稍说及。只有医学史这一项，虽然我很有偏好，英国胜家与日本富士川的书十年来总是放在座右，却不曾有机会让我作一两回文抄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可惜。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这是书房的另一角，恐怕比从前要显得更寒伧了罢。这当然是的，却是未必全是。以前所写较长一点，内容乃是点滴零碎的，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因为这里所说都是中国事情，自己觉得别无所知，对于本国的思想与文章总想知道，或者也还能知道少许，假如这少许又能多少借了杂览之力，有点他自己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书房本来没有几个角落，逐渐拿来披露，除了医学史部分外，似乎也太缺远虑，不过我想这样的暴露还是心口如一，比起前代老儒在《四书章句》底下放着一册《金瓶梅》，给学徒看破，总要好一点，盖《金瓶梅》与《四书章句》一样的都看过，但不曾把谁隐藏在谁的底下也。
（廿九年二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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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4:35 [只看该作者] 第7楼
读书的经验
新光抄（一)
1940年2月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买到一册新刻的《汴宋竹枝词》，李于潢著，卷头有蒋湘南的一篇李李村墓志铭，写得诙诡而又朴实，读了很是喜欢，查《七经楼文钞》里却是没有。我看着这篇文章，想起自己读书的经验，深感到这件事之不容易，摸着门固难，而指点向人亦几乎无用。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西游记》与《水浒传》，《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可以说是两大类。至于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知道一点别择，那还在其后，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够得门径，恐怕其实有些是偶然碰着的吧。即如蒋子潇，我在看见《游艺录》以前，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父师的教训向来只说周程张朱，便是我爱杂览，不但道咸后的文章，即使今人著作里，也不曾告诉我蒋子潇的名字，我之因《游艺录》而爱好他，再去找《七经楼文》与《春晖阁诗》来读，想起来真是偶然。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在中国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来，大抵是同样的机缘，虽然今人推重李卓老者不是没有，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坏而在其建设，其可贵处是合理有情，奇辟横肆都只是外貌而已。我从这些人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这一些些，正如有取于佛菩萨与禹稷之传说，以及保守此传说精神之释子与儒家。这话有点说得远了，总之这些都是点点滴滴地集合拢来，所谓粒粒皆辛苦的，在自己看来觉得很可珍惜，同时却又深知道对于别人无甚好处，而仍不免常要饶舌，岂真敝帚自珍，殆是旧性难改乎。
外国书读得很少，不敢随便说，但取舍也总有的。在这里我也未能领解正统的名著，只是任意挑了几个，别无名人指导，差不多也就是偶然碰着，与读中国书没有什么两样。我所找着的，在文学批评是丹麦勃阑兑思，乡土研究是日本柳田国男，文化人类学是英国弗来则，性的心理是蔼理斯。这都是世界的学术大家，对于那些专门学问我不敢伸一个指头下去，可是拿他们的著作来略为涉猎，未始没有益处，只要能吸收一点进来，使自己的见识增深或推广一分也好，回过去看人生能够多少明白一点，就很满足了。近年来时常听到一种时髦话，慨叹说中国太欧化了，我想这在服用娱乐方面或者还勉强说得，若是思想上哪里有欧化气味，所有的恐怕只是道士气秀才气以及官气而已。想要救治，却正用得着科学精神，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的产物，不过至近代而始光大，实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谓疾虚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觉得西哲如蔼理斯等的思想实在与李俞诸君还是一鼻孔出着气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靠直觉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则从学理通过了来，事实虽是差不多，但更是确实，盖智慧从知识上来者其根基自深固也。这些洋书并不怎么难于消化，只须有相当的常识与虚心，如中学办得适宜，这与外国文的学力都不难习得，此外如再有读书的兴趣，这件事便已至少有了八分光了。我自己读书一直是暗中摸索，虽然后来找到一点点东西，总是事倍功半，因此常想略有陈述，贡其一得，若野芹蜇口，恐亦未免，唯有惶恐耳。
近来因为渐已懂得文章的好坏，对于自己所写的决不敢自以为好，若是里边所说的话，那又是别一问题。我从民国六年以来写白话文，近五六年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不怪小朋友们的厌恶，我自己也戏称曰文抄公，不过说尽是那么说，写也总是写着，觉得这里边不无有些可取的东西。对于这种文章不以为非的，想起来有两个人，其一是一位外国的朋友，其二是亡友烨斋。烨斋不是他的真名字，乃是我所戏题，可是写信时也曾用过，可以算是受过默许的。他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说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所以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点下来，未免可惜。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稍缺少谦虚，却也是无法。我不喜欢假话，自己不知道的都已除掉，略有所知的就不能不承认，如再谦让也即是说诳了。至于此外许多事情，我实在不大清楚，所以我总是竭诚谦虚的。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4:36 [只看该作者] 第8楼
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
1949年7月4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先生：
我写这封信给先生，很经过些踌躇，因为依照旧的说法，这有好些不妥当，如用旧时新闻记者的常用笔调来说，这里便有些又是拍马屁，有些又是丑表功，说起来都是不很好听的。可是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写了。现在的时代既与从前不同，旧时的是非不能适用，我们只要诚实的说实话，对于人民政府，也即是自己的政府有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以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迥不相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信给先生，略为说明个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以及自己私人的一点事情。
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不能说懂得共产主义的科学的精义，虽然普通的文献看过一点，相信从来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代的道德法律是代表当时特权阶级的利益的。我没有专门学问，关于文学自己知道没有搞得通，早已不弄了，但是现在还有兴趣的是希腊神话，童话儿歌，以及民俗这一部分的东西，这里牵涉妇女儿童问题，我也比较的加以注意。有一个时间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归结到如英国人卡本德所说：妇女问题要与工人的一起解决，相信共产社会主义是其唯一的出路，这意思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更变。我由妇女问题一角入手，知道共产主义的正路，因此也相信它可以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我们在国民党政府之下知道的很少，只从毛主席的二三著作和美国人斯诺等人的书中略有所闻，但到了今年，天津北平先后解放，继之以南京上海，这才直接得到闻见，这才确实的有了了解。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对的，可是所更要知道的是事实如何。人民共见共闻的解放军的纪律，是极好的。老实的说，这诚然是好，可是也正是当然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作风如何，这是一般人所更为关心的事情。就华北华东的事实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这只是笼统的一句话，可是含义却是非常重大的。民国以来，揭橥过好些主义理论，一直都只是招牌与广告，不兑现的支票，到了现在居然有实行的，这在中国是破天荒的奇迹，在我向来相信道义之须事功化的人，自然更不能不表示佩服。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新的转变，自然难以一言包括尽了，现在只就普通一般所共见共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有批评制度，学习精神，有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态度（大都引用张治中氏的话)，都是中国从来所无的新的趋向，大抵是举世皆知的，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乃是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践合一，打破过去统治界的传统空气，建立农民的质朴的作风，来推行政治，它的意义与价值之大的确不容易估计，至少与打倒封建独裁的武力相比不在其下，而且更为难能，因为这是开创的。关于这方面，只在这里诚实的表示一点佩服的敬意，不再赘说，因为这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外边说过的人也已不少了。
我因为是不懂政治经济的，所说的话便只是这一点粗浅的，却是真实的话，要表明我的意思，所以不复踌躇的写了出来。但或者有人说，某人也来说这些话么，我想这种批评原是可能的，因此我觉得关于自己须说明几句，因为关于我的有些思想与行为，恐怕先生也不大明白。人家批评我，在抗战前说是有闲消极，在战后则是附逆与敌合作。关于自己的事情应当严格批评，坦白承认错误，但是我现在还须得先来叙述事实缘由，这里便多少有点像是辩解，可是诚实的说，决不是强词夺理的辩解，其间显示出来的错误，我都承认。我的思想因为涉猎妇女问题与性心理的关系，受倍倍耳、卡本德、蔼理思等人的影响，关于妇女之性的解放与经济的解放，归结到共产的社会，这个意见一直是如此。中国古人中给我影响的有三个人，一是东汉的王仲任，二是明代的李卓吾，三是清代的俞理初，他们都是“疾虚妄”，知悉人情物理，反对封建的礼教的人，尤其是李卓吾，对于我最有力量。五四前后有一个时期，大家对于李卓吾评论称扬的很多，他的意见都见于所作《焚书》《初潭集》及《藏书》中，这些书在明清两朝便被列为非圣无法的禁书。他以新的自由的见解，来批评旧历史，推翻三纲主义的道德，对于卓文君、武后、冯道诸人都有翻案的文章。他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是文章中多是“据经引传”，在《焚书》中有一篇信札，说明自己不相信古人，而偏多引他们的话，这便因为世人都相信典据，借了古人的话过来，好替自己作屏风罢了。我也并不相信孔孟会得有民主思想的，更不喜欢汉宋以来的儒教徒，可是写文章时也常引用孔孟的话，说孔孟以前的儒家原是有可取的，他们不奉文武周公而以禹稷为祖师，或者上去更是本于神农之言也说不定，他们的目的是要人民得生活，虽然不是民治也总讲得到民享，这里也是用的同一方法，即所谓托古改制，自己知道说的不是真实，但在那环境中也至少是不得已的。民国三十二年中所写《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这些篇，都是这一例。对于旧礼教的意见，我与李卓吾差不多是一致的，虽然他所用以打破儒教的独裁之器具是佛教的禅，我们在这时代自然是用别的器具，即是科学。礼教吃人都有历史的事实根据，一条条写在书上的，这二千年来中国的道德原是为代表家长的利益而建立的，它的主要的纲领便是男子中心的三纲主义。为家长的男子是他们宇宙的中心，妻子都是他的所有，子女应该竭尽其能力供给他，必要时可以变卖作奴婢、顶凶或娼妓，病时割肉煎汤，生气时杀死勿论。这是父为子纲，已经够受了，但是说到夫为妻纲更是要不得，儿女只是他的财产牲畜，妻妾则是财产牲畜又兼是器具，于同样随意处分之外，还加上一种出于珍惜妒忌之意的残虐行为，是这一纲上所特有的。主父死了，妻妾和车马衣服一起的埋入坟墓里，因为他死后还要用的，此其一。遇到战乱的时候，主父也即是后世的官绅士人，第一希望妻妾赶快上吊投河，因为这是他所使用的，不愿意再给别人拿去，他又不能保护，所以死了干净，而且又于他有光荣，等到太平时候他可以回来，一面仍旧迎取三妻四妾，一面又可钉匾造牌坊，旌表节烈，给他家门增加名誉，此其二。这种不平等不人道的道德在社会上继续占着势力，宋朝以后更加盛大，以至于今。我在这里对于夫纲特别多说了好些话，并不一定是着重妇女问题，事实乃是因为君为臣纲这一项正是由此而出，所以有先加说明之必要。专制君主制度在世界上到处有过，君尊臣卑一样是如此，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世间一般君臣关系即使至不平等，也只是主奴的关系，役使生死可以惟命，如是而已，中国的君臣关系则是以男女为规范，所谓臣妾，处士处女，都是对举，诗文中以男女比喻君臣者往往多有，其最明显最普通的联系则是所谓忠贞、气节，都是说明臣的地位身份与妾妇一致，这是现今看来顶不合理的事。在古时候，或者也不足为怪，但是在民国则应有别，国民对于国家民族自有其义分，惟以贞姬节妇相比之标准则已不应存在了。我相信民国的道德惟应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些旧标准的道德我都不相信，虽然也并不想故意的破坏它。
还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于董仲舒的话，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觉得古人只知道讲空话、唱高调，全不实行，这个毛病很大，所以主张道义之须事功化，这也受着颜习斋的影响，却也是由我的实感上发生的。我冗长的说这些话，是想说明一点我的反礼教的思想，后来行事有些与此有关，因此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并不以此为辩解，这只是事实的说明罢了。
再就事实来说一下。我于民国六年到北京大学，至二十六年已经满二十年了，北大定例凡继续服务满五年者可以休假一年，我未曾利用过，这时想告假休息，手续刚在办，卢沟桥事件就发生了。北大迁移长沙，教授集议过两次，商定去留随意，有些年老或有家累的多未南下。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一共有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北大将年老的教授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和我（其时年只五十四）共四人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照管北大校产，十一月中北大校长蒋梦麟又给我一个电报，加以嘱托。是年年底，北大第二院即理学院的保管职员走来找我，说日本宪兵队派人去看，叫两天内让出该院，其时孟森已病笃，马裕藻不愿管事，由我与冯祖荀出名具函去找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由其当夜去与日宪兵队长谈判，得以保全，及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至北平视察，发表谈话，称为中国最完整保存之理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义收回，保存人与物的原状，后来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如此办法。及汤尔和病死，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全在总署的手里，为抵制王揖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在职二年间，积极维持学校实在还在其次，消极的防护，对于敌兴亚院、伪新民会的压迫和干涉，明的暗的种种抗争，替学生与学校减少麻烦与痛苦，可以说是每日最伤脑筋的事。这有多少成效不敢确说，但那时相信那是值得做的事情，至少对学生青年有些关系或好处，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勘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我的意见有些不免是偏的，不过都是老实话，但是我所顾虑到的只是学校学生一方面，单为知识阶级的利益着想，未能念及更广大的人民大众，这当然是错误，我也是承认的。
与敌人合作，在中国人中间大概是很少的，虚与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争，自然更不是了。在沦陷的前后，我的思想文字的方面可以有两件事来证明，前后并没有什么转变。其一，在抗战前我曾写了几篇《日本管窥》，在《国闻周刊》上发表，未了的第四篇管窥登在二十六年七月初的那一期上，是该刊战前最后的一期了。这里边我说明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我们从文化上如文学美术等等去找钥匙，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种钥匙虽然可以应用在文化问题上，但是如用以解说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时便要碰了壁，无论如何是开不通的了。现在须得改从宗教入手，去观察日本民间的神道教，这与外来的儒佛两教不同，完全是一种神灵附身的狂信，出会的神舆，常常不照路线乱走乱撞，在中国民间是绝对见不到的。这种感情冲动往往超过了理性制裁，无可理喻的发动起来，可以看作对内对外的乱暴行动之说明。二十九年冬天，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要求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的建国二千六百年祭，没有法子拒绝，我写了一篇《日本之再认识》给它，这文有印本，读者可以知道里边还是那个结论，说要了解国民性，如从文化下手没有结果，必须从其固有的宗教入门，才有希望。这可以代表我对于日本所说的言论。其二，关于对于中国的言论，在沦陷中写了不少，可以其中一篇《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作为代表。这是在三十一年冬天所写的，其时兴亚院新民会等正热心于替中国人建立一个中心思想，不用说那是想用大东亚新秩序做中心的，我的文章便是对此而发。照例引用了些孔孟的话，高调禹稷的作风，我说明中国早已自有其中心思想，此思想并不单是出于文人学士的提倡，乃是上自圣贤，下至匹夫匹妇，无不心中共有，所以既然无法消除，也是无须注入的，这本于民族求生意志，个人要能生存，也要大家一起生存，圣人加上一个名称曰仁，老百姓不认识这字，意思却是先天的懂得的。中国民族平时很是和平，很肯吃苦，但是假如到了民族生存的紧要关头，那也就不能让步了。这里的理论有些自己知道是浅薄空泛，但其重要的不是学理而是作用。到了次年九月，日本军部统制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发起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开会，由会员片冈铁兵提出扫荡中国反动的老作家问题，其演说词中有云：
现在余在此指出之敌人，正是诸君所认为残馀敌人之一，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而此敌人虽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思想的热情的文学活动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建设大东亚之思想表示敌对。彼为诸君及吾辈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彼为大东亚地域中必须摧毁之邪教偶像云云。
原文见该会机关报《文学报国》第三号，三十三年五月上海出版之《杂志》中载有全译。他这里还没有说出姓名，经我直接去信质问，片冈来信承认所说残馀敌人即是指我（原信送在南京高等法院，现存有誊本)，其第三节中云：
读了《中国的思想问题》全文，假如不曾感觉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脚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鄙人感到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因此在去年九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议席上，作了那样的演说。为中国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鄙人念及为之栗然。先生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至少亦欲对于此战争出于旁观地位之一部分中国人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而使之正当化耳。
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在沦陷中的文字是哪一种色彩，敌人认为是他们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必须扫荡摧毁之对象，这总可以表明不是合作得来的人。至于此外文章也还写了些，但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以不再赘说了。
本来竭力想写的简单，实在已经太噜嗦了。虽然有些地方为的要说明，也有不得已的，要请原谅。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动上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但是我的真意真相也希望先生能够了解，所以写这一封信。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周作人。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4:36 [只看该作者] 第9楼
《晨报副刊》与孙伏园
1949年5月作
署名王寿遐
未收入自编文集
现在每一张报纸，都有一个副刊；副刊上虽无国家大事的记载，但也不能不随时代有所变迁。讲到变迁，我们不得不振作起本来不大有的历史癖来，先做一点考据的工作，也是四十年来北京文化运动史中的一个小插曲。副刊的开山祖师是孙伏园，无论从前报纸上有无这一类的东西，副刊这名称总之是由他开始，所以即使不说开山祖师，也总是起首老店了。他本名孙福源，于民六秋天进北大图书馆，在李守常部下当助理，每月拿不能兑现的中交票十六元，实际只能作八块钱用。他凭了这点收入做学费，一面在学校里读书，与成舍我的情形很是相像，或者还是同班也说不定。那时《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起来了，北大文科里有几个学生起来响应，办了一个《新潮》月刊，孙伏园因为很能办事，加入了新潮社，成了干部之一人。不久五四运动发生，要争取新闻的报道，一个新潮社员进了某报社，名字记不清楚，大概是《国民新报》之类，他便被拉去做个帮手，及至这报停办，随即转入了离某会馆不远的《晨报》社，这大抵是民八民九之交的事吧。他在《晨报》上担任第五版的编辑，地位是一版的大半，不立名目，原是杂俎的性质，有什么可用的材料便用，当初并没有什么一定的主张，只是拉来的稿多是北大等各校的人所写的，多少有一点新的气象。《晨报》本来是研究系所办的，大家对于研究系并无什么好感，不过那时梁启超健在，很是开通明敏，在他领导下的研究系遇着了新文化运动便准备接受，《时事新报》较为迟疑，《晨报》则立即决定了。而且那里还有一个人，这也是很有关系，他就是蒲伯英，在前清原是一位太史公，叫做蒲殿俊，清末是四川的代表，参加川省的铁路风潮，是大大的有名的人物，可是他却很有新思想，《晨报》的革新有大半是他的助力。他主张扩充第五版，印成独立的一张，报纸半幅对折，成为四版，每版四段，可以容纳万把字，特别定名为副刊(报头题字又写作“晨报副镌”，大概也是他的手笔)，因为觉得附录副张的名称都不好，似乎有轻重高下之分，所以用了这样的一个新名字。孙伏园自己当初也不曾料到，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即在那时开始了。
《晨报副刊》的发刊大约是民国十年的事。它的特色第一是花样新鲜。据说这也是蒲伯英的提议，每星期日的副刊一定要改换一点面目，弄得较为轻松点热闹点。这便使得鲁迅起手写《阿Q正传》，七天一次，以巴人的笔名发表在上边，当时谁也不晓得教育部的周科长会得写小说，所以有许多人都疑心是蒲伯英的手笔，因为他恰巧正是四川人。“晨副”的编者有一种选稿的本领，只要有号召兴奋的作用，他会不计利害的断然采用，这虽然有点近于所谓噱头，不过其效力的确是很可观的。有一回，北大的林教授（当然不是真姓林，这只是马玉山式的拼写法而已，下仿此）寄了好些情书给班里的一位华小姐，这小姐大怒之下写了一封长信，原原本本的揭穿了，送给副刊去。编者一看知道是上好资料，次日发表出来，结果除林教授即被学校革职不算外，还乱轰轰的闹了好几天，许多中年青年大为激昂，群起声讨，副刊上不愁缺稿，自然又增加了不少的读者。此外如爱情定则讨论，青年必读书等，都是很好的题目，有如演猴儿戏的只镗镗的敲几下小锣，任凭猴羊狗接续演出，一点不费气力，而铜钱哗啦哗啦的进来，这种本事实在是值得佩服的。
国民党的《民国日报》有副刊《觉语》，研究系的《时事新报》有副刊《学灯》，也都是很有名的。我这里不想来比较三者的优劣，这问题于我是毫无趣味，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想说的只是这一句，在纸面热闹这一点上面总是要算“晨副”最是出色的了。其次《晨报副刊》的特色是短小精悍。当然第五版的“杂俎”栏因为地面的关系，本来多是小篇，这也是一个原因，可是此外还有重要的来源，即是所谓“随感录”的统系。最初是《新青年》上开辟“随感录”一栏，专登简短的批评，那里边的论文固然很有力量，可是最有效力，也最为读者所欢迎的，却是这“随感录”及“通信”。民八的春天《每月评论》刊行，也有“随感录”，还是《新青年》的那一班人执笔，但更是短小了，也更是辛辣。这周刊只出了半年便被禁止，《新青年》又未能定期出版，就是准期也是月刊，写稿到刊出至少总要个把月，未免有点气闷，如能在日报上就登出来，岂不是最快意的事么。移了“随感录”来放在副刊上面，这是偶然的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文章的有点辛辣气是会得替定期刊物多找到些读者的。同时也有些人读过英法系的随笔，多少受到些影响，非意识地写出同倾向的文章，里边一样含有由中国的时代与环境出来的辛辣气，但外表总是稍有不同了。这两种成分都出现在副刊上，当时也未惹人注意，后来稍为分化，通称为杂文与小品文，成为分类学上的名词，其实原来是无甚区别的。孙伏园虽是“晨副”的开创功臣，可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他也终于有一天卷了铺盖走出了《晨报》社了。据孙伏园方面的传说是，副刊上曾登载了几则某地方的民间故事，报馆里很不以为然，以为于人心世道有关，此后不得登载。假如是蒲伯英主政，当然不会得如此，但是其时的干部是福建人，话就不大讲得通，孙伏园和他们经过一番争论，只好悄悄的跑了出来。《晨报副刊》自然还是存在，后来还请徐诗哲编辑过，大吹大擂的闹过一阵子，好坏如何可以不问，总之孙伏园已经走开，我们所说的事也就告一段落了。不过段落尽管是一段落，还有一点馀波须得一说，这就是“晨副”与《语丝》周刊的关系。《语丝》发刊于民十五的秋天，正是孙伏园离开“晨副”之后的若干日。《语丝》的发刊本来没有一定的目的，只是平常喜欢写点随感录式的文章，随时在副刊上发表的人们，现在没有了发表的地方，有如叫化子没蛇弄了，觉得有点无聊，所以发起自办一个刊物，以便自由登载，这样看来《语丝》的产生全是偶然的，假如“晨副”上可以继续揭载略于世道人心有妨的民间故事，则《语丝》也就不出了。《语丝》上的文章大抵还是“晨副”上写过文章的人所作，就是形式也有点相像，不同的只是报纸半幅四折，成为八版，每版上下两段而已。有人承认《语丝》的影响要比《每周评论》为大（其实我觉得还是《每周评论》更有力量，假如影响不大，那就因为它的生命太短了)，却不知道它本是“晨副”的代用品，有如买不到雅片烟膏而用吗啡，毒虽有大小，而在吸用之人则原是一种意思也。
我们讲副刊之今昔，只说到《晨报副刊》与孙伏园，这只是昔的一部分，若真是要切实的讲来，以后自民十五至解放前还有整整的廿三个年头，即使我见闻真广，记忆真好，也没有法子在二三百字中把它说得清楚的。何况我本来就很有点茫然，文章写到四分之三的时候便想只讲到那里为止，将今的部分按下不提，因为现今的事情是大家都看得很明白的，所以不说也可以吧。我这里只想说一句话，过去《晨报副刊》上“随感录”的那一股辛辣味，在独裁政权未崩溃前，所有报纸的副刊上已极少看见，足见反动政权的文网日益严密了。这或者可以说是最明了的一种今昔之感。一九四九年四月一号的《论语》的编辑随笔中云：“日子愈过愈难，文章亦愈写愈难。想说的话固多，能写的话太少。”末了希望同人惠稿，“下笔留神，免伤和气。”老牌幽默的刊物尚且发出悲鸣，彼日之时势可知，我们回望孙伏园的副刊时代，真可以说是羲皇以上了。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4:37 [只看该作者] 第10楼
关于绍兴师爷
1949年4月5日刊《自由论坛晚报》
署名长年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文人有所议论，不问对人对事，大抵喜欢断章取义，歪曲事理，普通多说是“绍兴师爷”的作风。这话不好算说错了，却也并不能算是对。我们首先得明了，绍兴师爷的作风原系实在，但这不是地域性，乃是属于职业性的。这事说来话长，现在只好说得简单点。一口说是绍兴师爷，其中也很有分别，例如刑名钱谷书启朱墨，性质等级大不相同，刑名钱谷今称司法与财政，书启乃是秘书，朱墨则是书记之流，只在告示什么上面点一点钩一钩，写一个草书遵字，已经够不上有什么作风的了。至于师爷的出身也有讲究，虽然一样是读书不成即是屡试不第的秀才或文童，其间还有个区分，刑名最是地位高，责任重，事情难，须要文理较通，较有能力的人才可担任，钱谷书启也有一点专长，却已在其次。普通所谓绍兴师爷，大抵以刑名师爷为代表，别的几种是不在其内的。刑名师爷既然是不第秀才（或文童，不过这里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秀才文童的本领并无多大不同，有的秀才还比文童更是不通的）改业的司法佐治员，这便规定了他的性格，有如儒医一般，可以说是申韩业的儒生。我们这里要强调他的儒生的身份，因为这一点与其特别的作风是大有关系的。现代语是知识阶级，俗语叫作读书人，古文则云士大夫，这里写作儒生，反正都是一件东西，主要的特质是受过国学的熏陶，会得做八股的，——这一项已足够造成一个道地的师爷，申韩的法家成分实在只是附加的一点，有如馄饨上面的一撮椒粉而已。我们不免又要词费，关于八股来说明几句。这所谓八股，当然不是正式的时文，乃是指自唐宋，以至清朝千馀年来养成的应制的本领，不论律诗经义以及策论，都能依照题目，说得圆到，那一套舞文弄墨的手段。有人做过一篇时文，以“何必读书”为题，便用了子路的口气，发挥反对读书的道理，把古圣先王的经训说得一钱不值。及至做“野哉由也”的题目，又将子路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仲由先生虽然性如烈火，因为这是在替老夫子说话（有如太监之传旨申饬），也奈何他不得。学生写《汉高祖论》，根据史书敷陈他的豁达大度，固然可以及格，假如做翻案文章，开首说，“史称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天资刻薄人也。”以后略叙杀功臣的事，简要的结束，更可以得到先生的浓圈密点。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这三派都只是一条路，古来的御史，翰林，师爷也本是一种人，其作风正是一样，虽然穷达略有不同。绍兴师爷现已不复开馆授徒，可是他的作风还是一时不会断绝，则是由于国粹之流泽孔长也。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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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4:37 [只看该作者] 第11楼
过去的工作
1945年9月3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过去的工作》
我写文章，算自前清光绪乙巳起手，于今已四十年，这里可以分作前后两节来看。前二十年喜欢讲文学，多翻译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的作品，以匈加利、波兰及俄国为主，但是后来渐渐觉得自己不大懂得文学，所以这方面的贩卖店也关了门了。这以后对于文化与思想问题稍为注意，虽然本来还是从文学转过来的，可是总有些不同，谈文学须是文人，现在只以一个凡人的立场也可以来谈，所以就比较自由得多了。我所注意，所想要明白的事情只是关于这几国的，即一是希腊，二是日本，其三最后却最重要的是本国中国。
在十五六年前，适值北京大学三十二周年纪念，发刊纪念册，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曰《北大的支路》，意思是说于普通的学问以外，有几方面的文化还当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以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可是这事知与行都不容易，我虽然觉得对于希腊仿佛也有甚么负债，但总还努力不够，不能做出一点功绩来。在过去时中以很大的苦辛克服了自己的懒与拙，才译出了一册海罗达思的《拟曲》，又译了亚坡罗陀洛思的《神话》，注释却是因事中止，至今未曾续写，毛估一下总还有十五万字，这也时时想起来，是一件未完的心愿，有如欠着一笔陈年债，根据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老话，终是非偿还不可的。除了为做注释的参考用以外无甚用处的书籍，如汤卜生的《希腊鸟类名汇》之类，站在书架上，差不多是一种无言的催促，我可是还未能决心来继续写下去。近两年内所写杂文中，只有一篇《希腊之馀光》，算是略为点缀，这种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总是诚实的表示，即对于希腊仍是不忘记也。
我谈日本的事情可以说是始于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胡适之刘半农二君担任小说组，五月间写《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讲演一过，这可以算是起头。以后写了不少文章，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给《国闻周报》写《日本管窥之四》，这才告一结束，尝戏称为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卸招牌，也正是实在的事。我们谈日本文化，多从文学艺术方面着眼，可以得到很好的结论，这固然也是对的，可是他的应用范围也有限制，不能不说是一缺点。文化研究的结论有如一把钥匙，比得不好一点，正如夜行人所用的万应钥，能够开一切的锁，这才有用，假如这结论应用在文学艺术上固然正好，但是拿去解释同一国民的别的行动便不适合，那么这里显然是有毛病，至少是偏而不全，即使这可以代表贤哲，而不曾包括英雄与无赖在里边，总之是不能解释全部国民性，亦即不得算是了解。我觉得自己二十年来的考察便是如此，文学艺术上得来的意见不能解释日本的别的事情，特别是历来对华的政治行动，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既有了这些深刻的反证，我自不能不完全抛弃以前关于日本文化的意见，声明无所知，此即是《管窥之四》的要点。一面我提出推测的意见，以为要了解日本国民性，或当从其特殊的宗教入手，但是我与宗教无缘，所以结果只好干脆断念，我的徒劳的日本文化研究因此告一段落。
对于本国的事自然更是关心，这与注意别国事情，当作学问去讲者有点不同，所以不会得捏捏放放，即使遇着不懂为难的地方也不至于中途放弃，虽然目的与倾向的变动或是有的。最初的主张未必真是简单的文学救国，总之相信文学之力，以为要革命或改造，可以文学运动为基本，从清末起以至在《民报》及《新青年》上写文章始终是这样，这或者不算怎么错，但是后来也有转变了。民国八年《每周评论》发刊后，我写了两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标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
严格的说，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倒坏了，这自然是对的，但这里普通所说的封建并不是指那个，实在只是中国上下存在的专制独裁体制，在理论上是三纲，事实上是君父夫的三重的神圣与专横。中国的思想本有为民为君两路，前者是老百姓的本心，为道家儒家所支持，发达得很早，但至秦汉之后君权偏重，后者渐占势力，儒家的不肖子孙热心仕进，竭力为之鼓吹，推波助澜，不但君为臣纲是天经地义，父与夫的权威也同样抬高，本来相对的关系变为绝对，伦理大见歪曲，于是在国与家里历来发生许多不幸的事。一面又因为考试取士，千馀年来文人养成了一套油腔滑调，能够胡说乱道，似是而非，却也说的圆到，仿佛很有道理，这便是八股策论的做法，拿来给强权帮忙，吠影吠声的闹上几百年，不但社会人生实受其害，就是书本上也充满了这种乌烟瘴气，至今人心还为所熏染，犹有馀毒，未能清除。近代始有李卓吾、黄梨州、俞理初等人出来，加以纠正，至民国初年《新青年》之后有新文化运动兴起，对于旧礼教稍有所检讨，而反动之力更为盛大，旋即为所压倒，民国成立已三十馀年，民主的思想——特别是中国的固有的民为贵，为人民子媳妻女说话的思想，绝未见发达，至可惋惜。我平常很觉得历史的力量之可怕，中国虽然也曾努力想学好，可是新的影响质与量都微少，混到旧东西里面便有如杯水车薪，看不出来了。假如冷静的考察一下，则三纲式的思想，八股式的论调，依然如故，只是外边涂了一层应时的新颜色罢了。就是明清以来的陈腐思想，如因道教迷信而来的果报，因考试热中而起的预兆占卜，根据多妻制的贞节观念，在现今新式士大夫中间还是弥漫着，成为他们的意见与趣味的基本，与金圣叹所诃斥的秀才并无两样。照这样情形，大家虽然力竭声嘶的呼号民主化，殊有从何处化起之感，结果还是由于思想革命尚未成功，凡是关心中国前途者宜无不知于惧思，而思有所努力者也。但是启蒙纠缪，文字之力亦终有所限，故知与行须当并重。中国现在要紧的有两件事，即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只可惜我们此刻也只能写文章，提倡事功亦是谈谈而已，于世间不能发生一点影响，所可能者但在自励，勿学士大夫之专工趋避，徒知说话耳。
因为是自己的本国，关心更切，所知也更深，对于将来种种问题，常是忧过于惧，虽炳烛著书，未能尽其什一之意，近年写《汉文学的传统》小文数篇，多似老生常谈，而都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尚不失为平实。我们虽生于东方，印度与亚剌伯的文字文化竟无力顾及，但能少少涉猎希腊日本的事情，亦只浅尝而止，昔日所言终未能实践其半，关于中国徒有隐忧，不特力不从心，亦且言不尽意，回顾过去的努力不过如此，其用处又复如何，此正是不可知的事，惟并不期望其有用而后始能安心的做下去，则其魄力度量须过于移山的愚公始可耳，我辈凡人能否学到几分，殆是大大的疑问也。
〔乙酉（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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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与女人》
1945年8月1日刊《风雨谈》第21期
署名知堂
收入《立春以前》
《男人与女人》是一部游记的名称。德国有名的性学者希耳失菲耳特博士于一九三一年旅行东方，作学术讲演，回国后把考察所得记录下来，结果就是这部游记。我所有的是格林的英译本，一九三五年出版，那时著者已经逃往美洲做难民去了，因为在两年前柏林的研究所被一班如醉如痴的青年所毁，书籍资料焚烧净尽。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京报》上载有“焚性书”的纪事，说德国的学生将所有图书尽搬到柏林大学，定于五月十日焚烧，并高歌欢呼，歌的起句是“日耳曼之妇女兮，今已予以保护兮”。青年一时的迷妄本是可以原恕的，如《路加福音》上所记的耶稣的话，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所可惜的是学术上的损失。我因此想到，希博士这次旅行的收获自然也在内，如游记中所说日本友人所赠的枕绘本，爪哇土王所赠的雕像，当亦已被焚毁了吧。——且说这部游记共分为四部分，即远东、南洋、印度、近东，是也。第一分中所记是关于日本与中国的事情，其中自第十二至二十九各节都说的是中国，今抄述几段出来，我觉得都很有意义，不愧为他山之石，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十七节记述在南京与当时的卫生部长刘博士的谈话，有一段云：
部长问，对于登记妓女，尊意如何，你或当知道，我们向无什么统制的办法。我答说，没有多大用处，卖淫制度非政府的统制所可打倒，我从经验上知道，你也只能制止它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记并不就能够防止花柳病。从别方面说，你标示出一群人来，最不公平的侮辱她们，因为卖淫的女人大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牺牲者，也是使用她们的男子，或是如中国人所常有的为了几块银圆卖了她们的父母之牺牲者也。部长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遏止卖淫呢?我答说，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学的与性学的方面之若干改革。
二十五节说到多妻制度，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云：
据计算说，现在中国人中，有百分之约三十只有一个妻子，百分之约五十，包括许多苦力在内，有两个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个以至六个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个以上，其中有的多至三十个妻子，或者更多。关于张宗昌将军，据说他有八十个妻妾，在他战败移居日本之前，他只留下一个，其馀的都给钱遣散了。我在香港，有人指一个乞丐告诉我，他在正妻之外还养着两房正妾云。
关于鸦片也时常说及，二十八节云：
鸦片在中国每年的使用量，以人口摊派，每人有三十一公厘(案约合一钱弱)之多，每人每日用量自半公厘以至三十公厘。德国每年使用量以人口计为每人十分之一公厘，美国所用鸦片颇多，其位置在中国之次，使用量亦只是二公厘又十分之三公厘。
第四分九十八节中叙述埃及人服用大麻烟的情形，说到第一次欧战后麻醉品服用的增加，有一节云：
凡鸦片，吗啡，科加因等麻醉药品，供全世界人口作医疗之用，每年总数只需六千公斤即已充足，但是现今中国一处使用四千五百万公斤，印度一千万公斤，合众国四百万公斤，埃及小亚细亚以及欧洲共五百万公斤，云云。
二十四节中说中国旅馆的吵闹，他的经验很有意思，里边又与赌博有关系，可以抄译在这里：
中国旅馆在整夜里像是一个蜜蜂排衙的蜂房。差不多从各个房间里发出打麻将的人们的高声的谈话，咳嗽，狂笑。一百三十几张的骨牌碰在一起，哗喇哗喇的响，反复不已。索要茶水，怪声报告房间号数。书寓的姑娘以及他种妓女，叫来，遣走，另换别人，一个客人时常叫上十几回，随后才留下一个住宿。女人们唱歌，弹琵琶。房门猛关，砰訇作响。按铃呼唤，茶房奔走，就是廊下的那些仆役也那么兴高采烈。不懂中国情形的人见了，一定会得猜疑有什么旅馆革命将要勃发了吧。我接二连三地派遣房间里的一个仆役出去，到邻近各房去求情，请略为安静一点，说有一位老绅士身体欠安，想要睡一会儿。那些中国人那时很客气的道歉，暂时不作声，随后低声说话，再过三分钟之后，谈笑得比以前更是响亮了。我拿棉花塞了耳朵，只好降服了，醒到天明，那时候这一切非人间的声响才暂时停止了。
著者对于中国是很有同情的，但是遇见这种情形也似乎看不下去，不免有许多不快之感。他结论说中国人的耳神经一定是与西洋人构造不同。老绅士的这种幽默的话，听了很是可悲。他在本书中屡次表明他的意见，关于性学考察的结果，个体的差异常比种族的差异更为有力，因此是不很愿意来着重于人种与色的分别的，这一回大约很为麻将客所苦，不得已乃去耳朵上设法，这实在是大可同情的事。不过我们希望这吵闹以及嫖赌烟种种恶行，只是从习惯上来，不是出于何种构造的不同，庶几我们还有将来可以救拔的希望耳。第十四节讲到中国与他国殊异之点，其一云：
其次不同是，在中国之以人力代马力。一头牛马或者一架机器都要比一个人更为贵重，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中国人在背着或拉着不可信的重荷。就是在上海那样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载重汽车还是少见的东西。我曾见一座极大的压马路的汽辗，由两打的中国男人和女人拉了走动着。由此可见人在中国是多么不值钱。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不知道有多少千数的人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都死于肺结核症。一直并没有什么医药的处理，有一天正在热闹地方劳作的中间，忽然吐起狂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就完结了。
著者决不是有心要毁谤中国，如上边说过他还是很同情于中国的，其原因一大半是由于同病相怜，因此见了这些不堪的情形，深有爱莫能助之感，发此愤慨，盖不足怪，这与幸灾乐祸的说法是不大相同的。还有一层，妇女问题复杂难解决，有些地方与社会问题有关连，在性学者看去这自然也很是关心的。但是这样一来，使我们读者更加惶悚，重大疑难的问题一个个来提出在面前，结果有点弄得无可如何，岂不是读书自找苦吃，真是何苦来呢。幸而此一十八节文章中并非全是说的丧气的话，有地方也颇有光明，如十四节中竭力非难外国的霸道，后边批评中国云：
在中国的现代青年拿去与别国的相比，有许多方面都比较的少受传统的障碍。第一，他们没有宗教上的成见。在欧洲方面似乎不大知道，中国的至少四百兆的人民向来没有宗教，也一点的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坚守着从前孔夫子以及别的先哲所定下来的习惯法，但并不对了他们(案即孔夫子及别的一班人)祷告，只是专心于保存面子。他们看重在此地与此时的实在，并不在于幻想的时与地之外。
著者原是外国人，对于中国只凭了十星期的观察，所下的判断自然未必能全正确，这里又是重译出来的，差误恐亦难免。但是总起来看，这所说的不能说是不对，也可以增加我们不少的勇气。诚然如著者所说，中国没有宗教上的种种成见，又没有像印度的那种阶级，的确有许多好处，有利于改革运动。可是具体的说，也还很不能乐观。别的不谈，只就上边所有几件事看去，便觉得如不肯说没法子，也总要说这怎么办，——但是，怎么办总已经比没法子进了一步了，我们姑且即以此为乐观之根据可乎。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在北京风雨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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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章
1945年7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知堂乙酉文编》
前几时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这样说：“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这句话看来难免有点夸大狂妄，实在也未必然，我所说的本是实话，只是少见婉曲，所以觉得似乎不大客气罢了。不佞束发受书于今已四十年，经过这么长的岁月，活狲种树似的搬弄这些鸟线装书，假如还不能辨别得一点好坏，岂不是太可怜了么?古董店里当徒弟，过了三四年也该懂得一个大概，不致于把花石雕成的光头人像看作玉佛了吧，可是我们的学习却要花上十倍的工夫，真是抱愧之至。我说知道文章的好坏，仔细想来实在还是感慨系之矣。
文章这件古董会得看了，可是对于自己的做文章别无好处，不，有时不但无益而且反会有害。看了好文章，觉得不容易做，这自然也是一个理由，不过并不重大，因为我们本来不大有这种野心，想拿了自己的东西去和前人比美的。理由倒是在看了坏文章，觉得很容易做成这个样子，想起来实在令人扫兴。虽然前车既覆来轸方遒，在世间原是常有的事，比美比不过，就同你比丑，此丑文之所以不绝迹于世也。但是这也是一种豪杰之士所为，若是平常人未必有如此热心，自然多废然而返了。譬如泰西豪杰以该撒威廉为理想，我也不必再加臧否，只看照相上鼓目裂嘴的样子便不大喜欢，假如做豪杰必须做出那副嘴脸，那么我就有点不愿意做，还是仍旧当个小百姓好，虽然明知生活要吃苦，说也不难看，盖有大志而显丑态或者尚可补偿，凡人则不值得如此也。
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采，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不能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是不懂戏文的，但听人家说好的戏子也并不是这样演法，他有自己的规矩，不肯轻易屈己从人。小时候听长辈谈故乡的一个戏子的轶事，他把徒弟教成功了，叫他上台去演戏的时候，吩咐道：你自己演唱要紧，戏台下鼻孔像烟通似的那班家伙你千万不要去理他。乡间戏子有这样见识，可见他对于自己的技术确有自信，贤于一般的政客文人矣。我读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绽，这便是说同演说家一样，仿佛听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了，在怒目厉齿了，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有如圆光似的，所不同者我并不要念咒画符，只须揭开书本子来就成了。文人在书房里写文章，心目却全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所本有耳。这里只抽象的说，我却见过好些实例，触目惊心，深觉得文章不好写，一不小心便会现出丑态来，即使别无卑鄙的用意，也是很不好看。我们自己可以试验了看，如有几个朋友谈天，谈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各人都容易乘兴而言，即不失言也常要口气加重致超过原意之上，此种经验人人可有，移在文章上便使作者本意迷胡，若再有趋避的意识那就成为丑态，虽然迹甚隐微，但在略识古董的伙计看去则固显然可知也。往往有举世推尊的文章我看了胸中作恶，如古代的韩退之即其一也。因有前车之鉴，使我更觉文章不容易写，但此事于我总是一个好教训，实际亦有不少好处耳。
(乙酉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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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散文
1945年7月27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知堂乙酉文编》
我与国文的因缘说起来很有点儿离奇。我曾经在大学里讲过几年国文，可是我自己知道不是弄国文的，不能担当这种工作。在书房里我只读完了《四书》，《五经》则才读了一半，这就是说《诗》与《易》，此外都只一小部分。进了水师学堂之后，每礼拜有一天的汉文功课，照例做一篇“管仲论”之类的文章，老师只给加些圈点，并未教示什么义法与规矩。民国前六年往日本，这以后就专心想介绍翻译外国文学，虽然成绩不能很好，除了长篇小说三部，中篇二部，即《炭画》与《黄蔷薇》之外，只有两册《域外小说集》刊行于世。民国元年在本省教育司做了半年卧病的视学，后来改而教书，自二年至六年这中间足足五十个月，当了省立第五中学的英文教员，至其年四月这才离开绍兴，来到北京。当时蔡孑民先生接办北京大学，由家兄写信来叫我，说是有希腊罗马文学史及古英文等几门功课，可以分给我担任，于是跑来一看，反正那时节火车二等单趟不过三四十元，出门不是什么难事。及至与蔡先生见面，说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这本来是事实，还是教点预科的作文吧。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虽然经钱玄同沈尹默诸位朋友竭力劝挽，我也总是不答应，从马神庙回寓的路上就想定再玩两三日，还是回绍兴去。可是第二天早半天蔡先生到会馆来，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刚在洪宪倒坏之后，中交票不兑现，只作五六折使用，却也不好推辞，便即留下，在北京过初次的夏天。这期间不幸发了一次很严重的疹子，接着又遇见那滑稽而丑恶的复辟，这增进了我好些见识，所以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幸。
秋间北大开学，我加聘为文科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两课各三小时，一面翻译些外国小说，送给《新青年》发表，又在《晨报》副刊上写点小文章，这样仿佛是我的工作上了轨道，至文学研究会成立，沈雁冰郑西谛接办《小说月报》，文学运动亦已开始了。恰巧友人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叔平隅卿等在办理孔德学校，拉我参加，尹默托我代改高小国文作文本，我也答应了，现今想起来是我与国文发生关系之始，其后又与尹默玄同分担任初中四年国文教课，则已在民国十二三年顷矣。
十一年夏天承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叫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所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我被这新字所误，贸贸然应允了，岂知这还是国文，根本原是与我在五年前所坚不肯担任的东西一样，真是大上其当。这不知怎样解说好，是缘分吧，还是运命，我总之是非教国文不可。那时教师只是我一个人，助教是许地山，到第二年才添了一位讲师，便是俞平伯。我的功课是两小时，地山帮教两小时，即是我的国语文学这一门的一部分。
我自己担任的国语文学大概也是两小时吧，我知道这应当怎样教法，要单讲现时白话文，随后拉过去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传》相连接，虽是容易，却没有多大意思，或者不如再追上去到古文里去看也好。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其时冰心女士还在这班里上课，废名则刚进北大预科，徐志摩更是尚未出现，这些人的文章后来也都曾选过，不过那是在民国十七八年的时候。这之后加进一点白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后来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辅仁大学讲演，便约略说一过，也别无什么新鲜意思，只是看出所谓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这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事。至于资料，又渐由积聚而归删汰，除重要的几个人以外，有些文章都不收入，又集中于明代，起于李卓吾，以李笠翁为殿，这一回再三斟酌，共留存了十人，文章长短七十馀篇，重复看了一遍，看出其中可以分作两路，一是叙景兼事的纪游文，一是说理的序文，大抵关于思想文学问题的，此本出于偶然，但是我想到最初所选用的胡俞二君的大文，也正是这两条路的代表作，我觉得这偶然便大有意味，说是非偶然亦可也。还有一层，明季的新文学发动于李卓吾，其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容肇祖君在《李卓吾评传》中也曾说及。民初的新文学运动正是一样，他与礼教问题是密切有关的，形式上是文字文体的改革，但假如将其中的思想部分搁下不提，那么这运动便成了出了气的烧酒，只剩下新文艺腔，以供各派新八股之采用而已。
明末这些散文，我们这里称之曰近代散文，虽然已是三百年前，其思想精神却是新的，这就是李卓吾的一点非圣无法气之留遗，说得简单一点，不承认权威，疾虚妄，重情理，这也就是现代精神，现代新文学如无此精神也是不能生长的。古今不同的地方有这一点，李卓吾打破固有的虚妄，却是走进佛教里去，被道学家称为异端，现今则以中国固有的疾虚妄的精神为主，站在儒家的立场来清算一切谬误，接受科学知识做帮助，这既非教旨，亦无国属，故能有利无弊。
我本来不是弄国文的人，现在却来谈论国文，又似乎很有意见，说的津津有味，岂不怪哉。我自己还是相信没有教国文的能力，但我是中国人，对于汉文自不能一点不懂不会，至少与别的事物相比总得要多知道一点，而且究竟讲过十年以上，虽然不知说的对与不对，总之于不知为不知之外问我所知，则国文终不得不拿来搪塞说是其一矣。近代散文的资料至今存在，闲中取阅，重为订定，人数篇数具如上述。国文教员乐得摆脱，破书断简落在打鼓担里有何可惜，但凡有所主张亦即有其责任，我今对于此事更有说明，非重视什么主张，实只是表明自己的责任而已。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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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回忆
1945年4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知堂乙酉文编》
小说我在小时候实在看了不少，虽则经书读得不多。本来看小说或者也不能算多，不过与经书比较起来，便显得要多出几倍，而且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什么帮助，所以我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十三经之中，自从叠起书包，作揖出了书房门之后，只有《诗经》《论语》《孟子》《礼记》《尔雅》（这还是因了郝懿行的义疏的关系），曾经翻阅过一两遍，别的便都久已束之高阁，至于内容也已全部还给了先生了。小说原是中外古今好坏都有，种类杂乱得很，现在想起来，无论是什么，总带有多少好感，因为这是当初自己要看而看的，有如小孩手头有了几文钱，跑去买了些粽糖炒豆，花生米之属，东西虽粗，却吃得滋滋有味，与大人们揪住耳朵硬灌下去的汤药不同，即使那些药不无一点效用，（这里姑且这么说），后来也总不会再想去吃的。关于这些小说，头绪太纷繁了，现在只就民国以前的记忆来说，一则事情较为简单，二则可以不包括新文学在内，省得说及时要得罪作者，——他们的著作，我读到的就难免要乱说，不曾读到又似乎有点渺视，都不是办法，现在有这时间的限制，这种困难当然可以免除了。
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看小说得来，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前清嘉庆的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有着相似的纪录，其一节云：
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仅解数语，阅三四本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解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
我十岁时候正在本家的一个文童那里读《大学》，开始看小说还一直在后，大抵在两三年之后吧，但记得清楚的是十五岁时在看《阅微草堂笔记》。我的经验大概可以这样综结的说，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读本。《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里说的很简单轻便，事实上自然也要自有主宰，能够“得鱼忘筌”，乃能通过小说的阵地，获得些语文以及人事上的知识，而不至长久迷困在里面。现在说是回忆，也并不是追述故事，单只就比较记得的几种小说略为谈谈，也只是一点儿意见和印象，读者若是要看客观的批评的话，那只可请去求之于文学史中了。
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三国演义》。这并不是我最先看的，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影响之大，而这影响又多是不良的。关于这书，我近时说过一节话，可以就抄在这里：
前几时借《三国演义》，重看一遍。从前还是在小时候看过的，现在觉得印象很不相同，真有点奇怪它的好处是在哪里，这些年中意见有些变动，第一对于关羽，不但是伏魔大帝妖异的话，就是汉寿亭侯的忠义，也都怀疑了，觉得他不过是帮会里的一个英雄，其影响及于后代的只是桃园结义这一件事罢了。刘玄德我并不以为他一定应该做皇帝，无论中山靖王谱系的真伪如何，中国古来的皇帝本来谁都可以做的，并非必须姓刘的才行，以人物论实在也还不及孙曹，只是比曹瞒少杀人，这是他唯一的长处。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演义里的那一套诡计，才比得《水浒》的吴学究，若说读书人所称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后出师表》是后人假造，我们要成人之美，或者承认他治蜀之遗爱可能多有，不过这些在演义里没有说及。掩卷以后仔细回想，这书里的人物有谁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说出来，末了终于只记起了一个孔融，他的故事在书里是没有什么，但这确是一个杰出的人，从前所见木版《三国演义》的绣像中，孔北海头上好像戴了一顶披肩帽，侧面画着，飘飘的长须吹在一边，这个样子也还不错。他是被曹瞒所杀的一人，我对于曹的这一点正是极不以为然的。
其次讲到《水浒》，这部书比《三国演义》要有意思得多了。民国以后，我还看过几遍，其一是日本铜版小本，其二是有胡适之考证的新标点本，其三是刘半农影印的贯华堂评本，看时仍觉有趣味。《水浒》的人物中间，我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有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而打死的。这在《水浒》作者意中，不管他是否施耐庵，大概也是理想的人物之一吧。李逵我却不喜欢，虽然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如江州救宋江时，不寻官兵厮杀，却只向人多处砍过去，可以说正是一只野猫，只有以兽道论是对的吧。——设计赚朱仝上山的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作两半，这件事我是始终觉得不能饶恕的。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煞辣，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已至可憎了。武松杀嫂以及飞云楼的一场，都是为报仇，石秀的逼杨雄杀潘巧云，为的要自己表白，完全是假公济私，这些情形向来都瞒不过看官们的眼，本来可以不必赘说。但是可以注意的是，前头武松杀了亲嫂，后面石秀又杀盟嫂，据金圣叹说来，固然可以说是由于作者故意要显他的手段，写出同而不同的两个场面来，可是事实上根本相同的则是两处都惨杀女人，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羊脚，即是他的女人憎恶的程度。《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在这里又显出淫虐狂的痕迹来了。十多年前，莫须有先生在报上写过小文章，对于水浒的憎女家态度很加非难，所以上边的意见也可以说是起源于他的。语云，饱暖思淫欲，似应读之曰，淫欲思暴虐。一夫多妻的东方古国，最容易有此变态，在文艺上都会得显示出来，上边所说只是最明显的一例罢了。
《封神传》《西游记》《镜花缘》，我把这三部书归在一起，或者有人以为不伦不类，不过我的这样排列法是有理由的。本来《封神传》是《东周列国》之流，大概从《武王伐纣书》转变出来的，原是历史演义，却着重在使役鬼神这一点上敷衍成那么一部怪书，见神见鬼的那么说怪话的书大约是无出其右的了。《西游记》因为是记唐僧取经的事，有人以为隐藏着什么教理，（却又说是道教的，“先生每”又何苦来要借和尚的光呢!）这里我不想讨论，虽然我自己原是不相信的，我只觉得他写孙行者和妖精的变化百出，很是好玩，与《封神》也是一类。《镜花缘》前后实在是两部分，那些考女状元等等的女权说或者也有意义，我所喜欢的乃是那前半，即唐敖多九公漂洋的故事。这三种小说的性质如何不同且不管他，我只合在一处，在古来缺少童话的中国当作这一类的作品看，亦是慰情胜无的事情。《封神传》乡下人称为“纣鹿台”，虽然差不多已成为荒唐无稽的代名词，但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的红纸到处点着，他手执杏黄旗骑着四不相的模样也是永久活在人的空想里，因为一切幻术都是童话世界的应有的陈设，缺少了便要感觉贫乏的。它的缺点只是没有个性，近似，单调，不过这也是童话或民话的特征，它每一则大抵都只是用了若干形式凑拼而成的，有如七巧图一般，摆得好的虽然也可以很好。孙猴子的描写要好得多了，虽则猪八戒或者也不在他之下，其他的精怪则和阐截两教之神道差不多，也正是童话剧中的木头人而已，不过作者有许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示得有意思。儿童与老百姓是颇有幽默感的，所以好的童话和民话都含有滑稽趣味。我的祖父常喜欢讲，孙行者有一回战败逃走无处躲藏，只得摇身一变，变成一座古庙，剩下一根尾巴，苦于无处安顿，只好权作旗杆，放在后面。妖怪赶来一看，庙倒是不错，但是一根旗竿竖在庙背后，这种庙宇世上少有，一定是孙猴变的，于是终被看破了。这件故事看似寻常，却实在是儿童的想头，小孩听了一定要高兴发笑的，这便是价值的所在。几年前写过一篇五言十二韵，上去声通押的“诗”，是说《西游记》的，现在附录于下，作为补充的资料。
儿时读西游，最喜孙行者。此猴有本领，
言动近儒雅。变化无穷尽，童心最歆讶。
亦有猪八戒，妙处在粗野。偷懒说谎话，
时被师兄骂。却复近自然，读过亦难舍。
虽是上西天，一路尽作耍。只苦老和尚，
落难无假借。却令小读者，展卷忘昼夜。
著书赠后人，于兹见真价。即使谈玄理，
亦应如此写。买椟而还珠，一样致感谢。
《镜花缘》的海外冒险部分，利用《山海经》《神异》《十洲》等的材料，在中国小说家可以说是唯一的尝试，虽然奇怪比不上水手辛八的《航海述奇》（《天方夜谈》中的一篇有名故事，民国前有单行译本，即用这个名字），但也是在无鸟树林里的蝙蝠，值得称赏，君子国白民国女人国的记事，富于诙谐与讽刺，即使比较英国的《格里佛游记》，不免如见大巫，却也总是个小巫，可以说是具体而微的一种杰作了。这三部书我觉得它都好，虽则已有多年不看，不过我至今还是如此想，这里可以有一个证明。还是在当学生的时代，得到了一本无编译者姓名的英文选本《天方夜谈》，如今事隔多年，又买得了英国理查白顿译文的选本，翻译的信实是天下有名的，从新翻阅一遍，渔人与瓶里的妖神，女人和她的两只黑母狗，阿拉丁的神灯，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和胡麻开门的故事都记了起来，这八百多页的书就耽读完了，把别的书物都暂时搁在一边。我相信假如现在再拿《西游》或《封神》来读，一定也会得将翻看着的唐诗搁下，专心去看那些妖怪神道的。——但是《天方夜谈》在中国，至今只有光绪年间金石的一种古文译本，好像是专供给我们老辈而不预备给小人们看似的，这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红楼梦》自然也不得不一谈，虽然关于这书谈的人太多了，多谈不但没用，而且也近于无聊，我只一说对于大观园里的女人意见如何。正册的二十四钗中，当然秋菊春兰各有其美，但我细细想过，觉得曹雪芹描写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凤，她的缺点和长处是不可分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好些固然像是实在有过的人一样，而凤姐则是最活现的一个，也自然最可喜。副册中我觉得晴雯很好，而袭人也不错，别人恐怕要说这是老子韩非同传，其实她有可取，不管好坏怎么地不一样。《红楼梦》的描写和语言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运用北京话都很纯熟，因为原来作者都是旗人，《红楼梦》虽是清朝的书，但大观园中犹如桃源似的，时代的空气很是稀薄，起居服色写得极为朦胧，始终似在锦绣的戏台布景中，《儿女英雄传》则相反地表现得很是明确。前清科举考试的情形，世家家庭间的礼节辞令，都有详细的描写，这是一种难得的特色。
从前我说过几句批评，现在意见还是如此，可以再应用在这里：
《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写得不错。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词，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但是我却有点意见。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了。《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又喜讲道学，而安老爷这个脚色在全书中差不多写得最好，我曾说过玩笑话，像安学海那样的道学家，我也不怕见见面，虽然我平常所顶不喜欢的东西道学家就是其一。此书作者自称恕道，觉得有几分对，大抵他通达人情物理，所以处处显得大方，就是其陈旧迂谬处也总不教人怎么生厌，这是许多作者都不易及的地方。写十三妹除了龙仁寺前后一段稍为奇怪外，大体写得很好，天下自有这一种矜才使气的女孩儿，大约列公也曾遇见一位过来，略具一鳞半爪，应知鄙言非妄，不过这里集合起来，畅快的写一番罢了。书中对于女人的态度我觉得颇好，恐怕这或者是旗下的关系，其中只是承认阳奇阴偶的谬论，我们却也难深怪，此外总以一个人相对待，绝无淫虐狂的变态形迹，够得上说是健全的态度。小时候读弹词《天雨花》，很佩服左维明，但是他在阶前剑斩犯淫的侍女，至今留下一极恶劣的印象，若《水浒》之特别憎恶女性，曾为废名所指摘，小说中如能无此渲染，不可谓非难得而可贵也。
我们顺便地就讲到《儒林外史》。他对于前清的读书社会整个的加以讽刺，不但是高翰林卫举人严贡生等人荒谬可笑，就是此外许多人，即使作者并无嘲弄的意思，而写了出来也是那个无聊社会的一分子，其无聊正是一样的。程鱼门在作者的传中说此书“穷极文士情态”，正是说得极对，而这又差不多以南方为对象的，与作者同时代的高南阜曾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也可以给《儒林外史》中人物作一个总评。这书的缺陷是专讲儒林，如今事隔百馀年，教育制度有些变化了，读者恐要觉得疏远，比较的减少兴味，亦未可知，但是科举虽废，士大夫的传统还是俨存，诚如识者所说，青年人原是老头儿的儿子，读书人现在改称知识阶级，仍旧一代如一代，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在这个时期还是长久有生命的。
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部书是唯一的好成绩，不过如喝一口酸辣的酒，里边多含一点苦味，这也实在是难怪的，水土本来有点儿苦，米与水自然也如此，虽有好酿手者奈之何。后来写这类谴责小说的也有人，但没有赶得上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笔记，虽有人恭维，我却未能佩服，吴研人的老新党的思想往往不及前朝的人（例如吴敬梓），他始终是个成功的上海的报人罢了。
《品花宝鉴》与《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同是前清嘉道时代的作品，虽然是以北京的相公生活为主题，实在也是一部好的社会小说。书中除所写主要的几个人物过于修饰之外，其馀次要的也就近于下流的各色人等，却都写得不错。有人曾说他写的脏，不知那里正是他的特色，那些人与事本来就是那么脏的，要写也就只有那么的不怕脏。这诚如理查白顿关于《香园》一书所说，这不是小孩子的书。中国有些书的确不是小孩子可以看的，但是有教育的成年人却应当一看，正如关于人生的黑暗面与比较的光明面他都该知道一样。有许多坏小说，在这里也不能说没有用处，不过第一要看的人有成人的心眼，也就是有主宰，知道怎么看。但是我老实说不一定有这里所需要的忍耐力，往往成见的好恶先出来了，明知《野叟曝言》里文素臣是内圣外王思想的代表，书中的思想极正统，极谬妄，极荒淫，很值得一读，可是我从前借得学堂同班的半部石印小字本，终于未曾看完而还了他了。这部江阴夏老先生的大作，我竭诚推荐给研究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分析的朋友，是上好的资料，虽则我自己还未通读一过。
以上所说以民国以前为标准，所以《醒世因缘传》与《歧路灯》都没有说及。前者据胡博士考证，定为《聊斋》作者蒲留仙之作，我于五四以后才在北京得到一部，后者为河南人的大部著作，民国十四五年顷始有铅字本，第一册只有原本的四分之一，其馀可惜未曾续出。《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系是短篇，与上边所谈的说部不同，虽然也还有什么可谈之处，却只可从略。《茶花女遗事》以下的翻译小说以及杂览的外国小说等，或因零星散佚，或在时期限制以外，也都不赘及。但是末了却还有一部书要提一下，虽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弹词。这即是《白蛇传》，通称《义妖传》，还有别的名称，我是看过那部弹词的，但是琐碎的描写都忘记了，所还记得的也只是那老太婆们所知道的水漫金山等等罢了。后来在北平友人家里，看见滦州影戏演这一出戏，又记忆了起来，曾写了一首诗，题曰《白蛇传》，现在转录于此，看似游戏，意思则照例原是很正经的。其诗云：
顷与友人语，谈及白蛇传。缅怀白娘娘，
同声发嗟叹。许仙凡庸姿，艳福却非浅。
蛇女虽异类，素衣何轻倩。相夫教儿子，
妇德亦无间。称之曰义妖，存诚亦善善。
何处来妖僧，打散双飞燕。禁闭雷峰塔，
千年不复旦。滦州有影戏，此卷特哀艳。
美眷终悲剧，儿女所怀念。想见合钵时，
泪眼不忍看。女为释所憎，复为儒所贱。
礼教与宗教，交织成偏见。弱者不敢言，
中心怀怨恨。幼时翻弹词，文句未能念。
绝恶法海像，指爪掐其面。前后掐者多，
面目不可辨。迩来廿年前，塔倒经自现。
白氏已得出，法海应照办。请师入钵中，
永埋西湖畔。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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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6:45 [只看该作者] 第16楼
大乘的启蒙书
1945年3月30日刊《求是月刊》1卷8期
署名知堂
收入《立春以前》
钱振锽著《名山小言》卷七中有一则云：
文章有为我兼爱之不同。为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虽无第二人解，亦何伤哉，老子古简，庄生诡诞，皆是也。兼爱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于天下，语不尽不止，孟子详明，墨子重复，是也。《论语》多弟子所记，故语意亦简，孔子诲人不倦，其语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陈寿以为亮所言尽众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于兼爱者也。诗亦有之，王孟闲适，意取含蓄，乐天讽谕，不妨尽言。
这一节话说得很好，也可以应用于学问方面，据我的意见还可以改称为小乘的与大乘的，意思比较更为显明。大家知道佛教里有这一种区分，小乘的人志在自度，证得阿罗汉果，就算完事，大乘的乃是觉有情的菩萨，众生无边誓愿度，必须度尽众生自己才入涅盘。
弄学问的人精进不懈，自修胜业，到得铁杵磨针，功行已满，豁然贯通，便是证了声闻缘觉地位，可以站得住了，假如就此躲在书斋里，那就是小乘的自了汉，有如富翁在家安坐纳福，即使未尝为富不仁，总之也是无益于世的东西。理想的学者乃是在他自己修成胜业之后，再来帮助别人，古人所云，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就是这个意思，以法施人，在布施度中正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近代中国学者之中也曾有过这样的人，他们不但竭尽心力著成专书，预备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还要分出好些工夫来，写启蒙用的入门书，例如《说文释例》等书的著者王筠著有《文字蒙求》《正字略》与《教童子法》，《说文通训定声》的著者朱骏声著有《六书假借经征》与《尚书古注便读》，此皆是大乘菩萨之用心，至可佩服者也。
前清以八股文取士，士子在家读经书习文字，只当作敲门之砖，考取后则专令做官，以多碰头少说话为原则，在此时代似乎学问是难望发达的了，可是事实上倒也还并不尽然。极少数的人高尚其志，不求闻达，以治学为事的也不是没有，此其一。秀才举人不能再上进，或以教职知县用，不很得意，拂袖归去，重理旧业，遂成专门之学，此其二。又或官高望重，无可再升，转而读书，炳烛之明，亦可得一二十年，宾客众多，资料易集，其成绩往往有可观者，此其三。在八股猖獗之世，整理国故的事业居然有相当成就，此在言近三百年来文化者无不予以承认，虽然别的方面成绩就都没有这样的好。民国成立以后，已经经过了三十多年，科举制度代以学校，学问艺文应该大有进步了吧，然而不然。不，也不能说不发达，大概是学风改变了，据我看来似乎并不一定向着好的方面转。从前是先弄几年的经书文字，拿来弋官，做了官自然就与学问远离了，但如上文所说，也有一部分人从八股与官那边退回来的，即使是从中年或老年再弄起头，他却是切实的做下去，至于年寿尽为止。后来则是把弄学问放在前头，先进十五六年的学校，再在研究院提出论文，随后放到社会里去，大半还是做官，与民国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可是这样一去之后大抵不再回来的了。以经书文字做敲门砖，本来很是可笑，现在也还是敲门砖，不过是用各科学问与博士论文，这其间大概也说不出有什么高下，所不同的是以前以时文作砖，后来还或有机会回来做学问，现今则以学问作砖，放下之后便难得再拾起来了吧。本来只要学问能够发达，就是暂作敲门砖也无甚妨碍，可是比较起来不大上算，因为昔人后半生弄学问时间颇长，今人移在青年时代这几年里，不大充分。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事，中年晚年所做的是自己的事业，少有名利的关系，完成胜业固是好事，能够于人有益也是很好的，若是青年写博士研究论文，自然不能这么超然，其态度便难免是小乘的，实在也是莫怪的事。
民国以来整理国故的成绩不能说不好，但其大部分恐怕多是博士论文的性质，要新奇可喜的主张或发现大抵不难，若是大部著作如《说文释例》的既不易得，至于《文字蒙求》似的启蒙小书，那是更难得有人肯做了。为什么呢，写这种小册可以说完全是利人的事，如写专门论著，只要所有知识的十分七八安排得好，便可成功，显得富丽堂皇，写启蒙书只有二分就够了，可是你还得准备十足的知识在那里，选择布置，更须多费气力，人家见了却并不看重。既是事倍功半，而且无名少利，不是对于后辈真心关切的人，谁肯来干这些呆事呢。据鄙人的私见说来，这些新的研究自然也都是很好的，但在现今国故整理尚未成功，古典不曾疏解明白，国学常识还未普及，只靠几位博士先生互相传观他们的新主张与发现，那还是不大够的，此外对于一般后辈的启蒙工作也实不可少，原典的校订注解，入门与工具书的编纂，都是极紧要的事，从前的事也就不算了吧，以后总不能再是这样懈怠下去了。但是，这事期待谁来做呢?我想这也并不太难。大乘的佛教岂不即是从小乘出来的么?这只在态度的一转变间罢了，正如主张为我的人，假如想到“己亦在人中”，或者感到“吾与尔犹彼也”，那么就会得把为我兼爱一以贯之，证了阿罗汉果，再去修菩萨行，不但不是难事，且亦恰是正道也。
说到这里，差不多我所想说的话已经完了，我的希望只是有人在学问方面做点兼爱的工作，于编排自己的大著作之外，再费点工夫替后辈写些适用的小书，虽未免稍为损己，却是大大的利人，功德无量也。这些是什么书呢，我也一时回答不来，还要请各部门的学者自己去斟酌，我所想到的觉得国学常识总是必要的一种吧。这个名称恐怕定得有点不大恰当，难免有人误会以为与国粹有关，其实并不如此。我的意思只是说本国文化学术的大要，青年学生所应当知道的，简要的说一遍，算作常识的一部分，将来必要时会得有用，即使不然，本国的事情多知道一点也总是好的。其次，国史常识我也觉得很重要，这有如自己以及家里的过去的事情，好歹都须得知道个概要。各种古典与各项学问能够多方面介绍给青年知道都是好的，要紧的事是设法引他入门，于他有益同时也要觉得有兴味。世间常有读经的呼声，鄙人未曾注意，亦思避免说话，现在谈到这些问题，似乎不无牵连，因此也不得不有所说明。鄙人的意思是大概以知为主，希望青年增进知识，修养情意，对于民族与人生多得理解，于持身涉世可以有用而已，若是宗教式的行事，则非少信的鄙人所知矣。窃观昔人论六经，最好者莫过于清初的刘继庄，在所著《广阳杂记》卷二中有一则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以图治，不亦难乎?
刘君此论极为明通，可谓能深知圣人之用心，此事原难能可贵，但说出却亦平常，无非是本于人情耳。如依据此意，欲使圣人六经之教宣明于世，办法亦殊简单，即照所说的那样，从唱歌看戏小说说书占卜祭祀各端下手，溯流寻源，切实的做去，即是民生问题得了端绪，更不必再抱住刍狗不放了。刘继庄又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他能这样的了解，无怪其深许可金圣叹。圣叹还只是文人，以经书当文学看，与《水浒》《西厢》相并，继庄则更是经世家，以戏文小说当经书看，此深与鄙见相合，觉得须有此见识乃能与之谈经也。若如世俗之说，唯读经乃可以正人心，鄙人既不好辩，且尤畏祸，不想多说，但拟一问题甲曰，中国的老百姓大都心是好的，又问题乙曰，中国的老百姓十九不大识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总是一个“是”字，可是这里有一个矛盾。如乙说，老百姓既不识字，即稍识字也总不曾读过经，那么他们的心照例应该不正的，至少要比读书识字的士大夫坏得多，然而又如甲说，老百姓的行为也总未必不及士大夫，或者有人说还要胜过士大夫亦未可知。那么可见必读经而后人心乃正之说不见得是正确，无宁说是中国的人心本来就正，这从老百姓上边可以证明，因其性天中本有经或与经相合的道理，故能与圣人心心相印，不待外力而自然发动，无不中节。如此说法虽似未免稍近理想，却能使我们对于自己民族增加自信，奋发前进，比自认是一群猪猡须俟呼喝鞭策始能挨挤前行者要好得多，且无人以呼喝鞭策者自居，此于世道人心乃更有裨益也。中国现今切要的事，还是如孔子遗训所说，乃是庶、富、教这三段，教与养算来是一与二之比，后之儒者舍养而言教，是犹褓母对于婴孩绝乳糜去襁褓，专以夏楚从事，如俞理初言，非酷则愚矣。鄙人亦知读经如念佛，简单易行，世所尊敬，为自身计，提倡此道，最为得策，但无论如何，即使并无欺世愚民种种心计，亦总之是小乘法，不足听从。我们所期望者乃是舍己为人的法施，此事固未可性急，急亦无用，但是语有之，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吾安知不旦暮遇之也。
(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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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文的三类
1945年1月25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立春以前》
书架上有一部《宗月锄遗著八种》，寒夜无事，拿下来翻看。末了一种是《历代名人选例汇钞》二卷，分录文诗选本例言，卷上有姚鼐《古文辞类纂类例》和曾国藩《求阙斋经史百家杂钞例》，卧读一过，觉得很有意思。《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的圣书，四十多年前在南京学堂里的时候，仪征刘老师为汉文总教习，叫学生制备这部书，用作圭臬，我们官费生买不起的也只好不买，从同学处却也借了来看过一下。不知怎的对于他的印象还不及《古文观止》的好，文章反正差不多，未必辨得出什么好坏，大抵这还是人的印象的反映，方望溪的刻薄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对我们讲义法的人总觉得是一派假道学，不能引起好感，假道学当然只是那时的猜疑，其实客气总是真的。宗君在类例后面加上小注，也说明云：
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云，《类纂》不录唐顺之《广右战功序》，而归震川寿序录至四首，未免可疑，《出师表》仍俗本加前字亦非。吴敏树与人论文书云，今之称桐城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自以古文法脉传之刘海峰，而海峰固受业方望溪者，故其撰《类纂》一书，遂以方刘续震川，而以震川续八家，明以古今文统系之己也，云云。是其用心所在，早有以窥之矣。
这种办法本来也并不是姚姬传发明的，推究上去当然是韩退之，而韩退之则又是学孟子的，读过《四书》的人大概都能记得。明赵梦白著《笑赞》中有一则云：
唐朝山人殷安尝谓人曰，自古圣人数不过五，伏羲神农周公孔子，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其人曰，老先生是一个。乃屈五指曰，不敢。赞曰，殷安自负是大圣人，而唐朝至今无知之者，想是不会装圣人，若会装时，即非圣人，亦成个名儒。
赵君是道地的贤人，而对于装圣人名儒者如此说法，岂不痛哉。姚君也并不是没有他自己的本领的人，而无端背上去抗了一个方望溪，又加上归震川与韩退之，倒反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动。比较起来，曾君的《经史百家杂钞》要高明得多了。第一，他不装圣人，要和别人争什么文统。第二，他不像别人那样不敢选经文，书名既列有经史，所钞每类以六经冠其端，尊经与否可不必论，总之他是懂得经史都是文章的。第三，分类也较合理。《类纂》分十三类，派里的人遵奉不敢违，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隔教固然莫名其妙，就是同行的文人也不一定赞同。曾君便把他增减为十一类，用在古文上觉得适当，因为分得颇有条理，如删去赠序类，归并颂赞箴铭于词赋之下，附碑志于传志内，都很不错，所增有叙记典志，意思在于看重史书，但又说明后世古文中不多见，此或出于经世家的意见，与一般论文者自稍有不同耳。
上边说了些闲话，仿佛是想来议论古文选本的好歹，其实并不是如此，我所觉得有意思的乃是因了古文的分类而想到我们的国语文的体制。我看《杂钞》的十一类中，只有其一论著，其三序跋，其六书牍，其十一杂记，这四类的文章现在我们能够写，其馀的便有点困难，实在也是不大有此需要。例如其二词赋，这就为才力所限，用国语文又难用韵，只好敬谢不敏，其四五诏令奏议，现已不用，其七八哀祭传志，虽尚有用处，也总不是人人来得，其九十叙记典志，属于史事典章，更是专门之事了。归结起来，我们用现代国语文写文章，所能做的便只有上面所说的这几类，比较都是不重要的，难怪看惯正宗的古文的先生们要看不起，说这不过是些小品罢了。这实在也是难怪的。即如论著一类，我虽说是现在可以写，其实还很有疑问，据《杂钞例》说明云：“经如《洪范》《大学》《中庸》《乐记》《孟子》皆是。后世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原，曰论，曰辨，曰议，曰说，曰解皆是。”
这样说来，现在应当称作学术论文，或建立理论，或考证发明，非思想家学者不能胜任，我们不是弄哲学政治的人，既然不愿学做《原道》这一路的东西，又写不出周秦诸子那种作品来，俗语云，比上不足，比下有馀，那么仔细考索之后大约也就只好断念，把这一类文章题目暂且搁起。这样一来，馀下的只有三类了，篇幅不长，内容也不甚严正，普通正统文人的集子里都是不大收的，无论怎么看法总不免似乎是小品，所以我说是难怪。不过难怪云者乃是宽恕之词，若是依照道理说来，其错误或不通之处还仍是显然存在也。
所谓小品不知是如何定义。最平常的说法是照佛经原义，详者为大品经，略者为小品。我们不去拉扯唐三藏所取来的《大般若经》，就只拿《维摩诘经》过来，与中国的经书相比，便觉得不但孔孟的文章都成了小小品，就是口若悬河的庄生也要愕然失色，决不敢自称为大品了。假如不是说量而是说质，以为凡文不载所谓道，不遵命作时文者，都不合式，那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对于正统正宗的文章乃是异端，不只在其品之大小而已。所以小品的名称实在很不妥当，以小品骂人者固非，以小品自称者也是不对，这里我不能不怪林语堂君在上海办半月刊时标榜小品文之稍欠斟酌也。我曾说我们写国语文，并无什么别的大理由，只因写文章必须求诚与达，所以用的必得是国语，而写的也只是上边的这几类，盖古文用起来不顺手，不容易达出真意思，若是去写新古各式的时文，又未免不能诚，这就根本上违反了写文章的本意了。大家岂不愿意做出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来，不独自己体面，也可使得人家爱看，可是作文小事，第一不可失信于自己，心口不一，即是妄语，所当切戒，故写国语文者少写大品的文章，有时固是实在不能，有时亦是不为也。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已经讲明白了。我们现在用了国语文做工具，想要写出自己的感想和意见来，其方法是直接对读者说话，或依据前言加以发挥，或记事物，结果不出上边说过的几类，但这样便是好的，是正当的方向，我们应当一直的走下去。有才力和兴趣的人不妨去试试小说戏曲，这是新兴的部门，大有发展的馀地，但是在只能写散文的人，则还只得走他的这一条道，路是寂寞，荒芜，而且长，不过这是散文的走路，走下去我相信可走得通。至少要比过去的路程还更有意思，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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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教训
1945年1月16日刊《艺文杂志》3卷1、2期合刊
署名十堂
收入《立春以前》
中国文学史不知道谁做的最好，朋友们所做的也有好几册，看过也都已忘记了，但是在电灯没有的时候，仰卧在床上，偶然想起这里边的几点，和别国的情形来比较看，觉得颇有意思。最显著的一件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发生大抵诗先于文，中国则似乎是例外。《诗经》是最古的诗歌总集，其中只有《商颂》五篇，即使不说是周时宋人所作，也总是武丁以后，距今才三千年，可是《尚书》中有《虞书》《夏书》，至今各存有两篇，《尧典》《皋陶谟》云是虞史伯夷所作，《禹贡》亦作于虞时，至于《甘誓》更有年代可稽，当在四千一百五十年前也。《皋陶谟》之末有舜与皋陶的歌三章，只是简单的话而长言之，是歌咏在史上的表现，但其成绩不好总是实在的。外国的事情假如以古希腊为例，史诗一类发达最早，即以现存资料而论，成绩也很好，诃美洛斯与赫西阿陀斯的四篇长诗，除印度以外可以称为世界无比的大作，虽然以时代而论不过只是在中国殷周之际。反复的想起来，中国的《尚书》仿佛即与史诗相当，不过因为没有神话，所以不写神与英雄的事迹，却都是关于政治的事，便只是史而非诗，其所以用散文写的理由或者亦即在此。《国风》《小雅》这一部分在希腊也是缺少，及抒情诗人兴起，则与中国汉魏以来的情形可以相比，没有多大的不同了。讲到散文发达之际，两国又有很相像之点，这件事觉得很有意义，值得加以注意。希腊散文有两个源流，即史与哲学，照中国的说法是史与子，再把六经分析来说，《书》与《春秋》是史，《易》《礼》也就是子了。赫洛陀多斯与都屈迭台斯正与马班相当，梭格拉底与柏拉图仿佛是孔孟的地位，此外诸子争鸣，这情形也有点相似，可是奇怪的是中国总显得老成，不要说太史公，便是《左传》《国语》也已写得那一手熟练的文章，对于人生又是那么精通世故，这是希腊的史家之父所未能及的。柏拉图的文笔固然极好，《孟子》《庄子》却也不错，只是小品居多，未免不及，若是下一辈的亚理士多德这类人，我们实在没有，东西学术之分歧恐怕即起于此，不得不承认而且感到惭愧。希腊爱智者中间后来又分出来一派所谓智者，以讲学授徒为业，这更促进散文的发达，因为那时雅典施行一种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参与，在市朝须能说话，关于政治之主张，法律之申辩，皆是必要，这种学塾的势力大见发展，直至后来罗马时代也还如此，虽然政治的意义渐减，其在文章与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极大的。我所喜爱的古代文人之一，以希腊文写作的叙利亚人路吉亚诺斯，便是这种的一位智者，他的好些名篇可以当作这派的代表作，虽然已是二千年前的东西，却还是像新印出来的，简直是现代通行的随笔，或者称他为杂文也好，因为文章不很简短，所以不大好谥之曰小品。中国散文大概因为它起头很早，在舜王爷的时候已经写了不少，经验多了的缘故吧，左丘明的文笔已是那么漂亮，《战国策》的那些简直是智者的诡辩的那一路，想见苏秦张仪之流也曾经很下过工夫，不过这里只留下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其教本与窗课等均已不得而知罢了。大约还是如上边所说，因为态度太老成，思想太一统，以后文章尽管发达，总是向宫廷一路走去，贾太傅上书著论，司马长卿作赋，目的在于想得官家的一顾，使我们并辈凡人看了觉得喜欢的实在不大有，恐怕直至现今这传统的作法也还未曾变更。汉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虽然也可以绮丽优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释老，虽然不必归心哪一宗，如陶渊明颜之推等都是好的。古希腊便还不差，除了药死梭格拉底之外，在思想文字方面总是健全的，这很给予读古典文学的人以愉快与慰安。但是到了东罗马时代，尤思帖亚奴思帝令封闭各学塾，于是希腊文化遂以断绝，时为中国梁武帝时，而中国则至唐朝韩退之出，也同样的发生一种变动，史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正统的思想与正宗的文章合而定于一尊，至少散文上受其束缚直至于今未能解脱，其为害于中国者实深且远矣。儒家是中国的国民思想，其道德政治的主张均以实践为主，不务空谈，其所谓道实只是人之道，人人得而有之，别无什么神秘的地方，乃韩退之特别作《原道》，郑而重之而说明之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意若曰，于今传之区区耳。案，此盖效孟子之颦，而不知孟子之本为东施之颦，并不美观也。孟子的文章我已经觉得有点儿太鲜甜，有如生荔枝，多吃要发头风，韩退之则尤其做作，摇头顿足的作态，如云，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这完全是滥八股腔调，读之欲呕，八代的骈文里何尝有这样的烂污泥。平心说来，其实韩退之的诗，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我也未尝不喜欢，其散文或有纰缪，何必吹求责备，但是不幸他成为偶像，将这样的思想文章作为后人模范，这以后的十代里盛行时文的古文，既无意思，亦缺情趣，只是琅琅的好念，如唱皮黄而已，追究起这个责任来，我们对于韩退之实在不能宽恕。罗马皇帝封闭希腊学堂，以基督教为正宗，希腊文学从此消沉了，中国散文则自韩退之被定为道与文之正统以后，也就渐以堕落，这两者情形很有点相像，所可幸的是中国文学尚有复兴之望，只要能够摆脱这个束缚，而希腊则长此中绝，即使近代有新文学兴起也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与以前迥不相同了。
我们说过中国没有史诗而散文的史发达独早，与别国的情形不同，这里似乎颇有意义。没有神话，或者也是理由之一，此外则我想或者汉文不很适合，亦未可知。《诗经》里虽然有赋比兴三体，而赋却只是直说，实在还是抒情，便是汉以后的赋也多说理叙景咏物，绝少有记事的。这些消极方面的怕不足做证据，我们可以从译经中来找材料。印度的史诗是世界著名的，佛经中自然也富有这种分子，最明显的如《佛所行赞经》五卷，《佛本行经》七卷，汉文译本用的都是偈体。本来经中短行译成偈体，原是译经成法，所以这里也就沿用，亦未可知，但是假如普通韵文可以适用，这班经师既富信心，复具文才，不会不想利用以增加效力的。再找下去，可以遇见弹词以及宝卷。弹词有撰人名氏，现存的大抵都是清朝人所作，宝卷则不署名，我想时代还当更早，其中或者有明朝的作品吧。我们现在且不管他的时代如何，所要说明的只是此乃是一种韵文的故事，虽然夹叙夹唱，有一小部分是说白。其韵文部分的形式有七字成一句，三五字成一句者，有三三四字以三节成一句者，俗名攒十字，均有韵，此与偈语殊异，而词句俚俗，又与高雅的汉文不同。尝读英国古时民间叙事小歌，名曰拔辣特，其句多落套趁韵，却又朴野有风趣，如叙闺中帐钩云，东边碰着丁冬响，西边碰着响冬丁，仿佛相似。我们提起弹词，第一联想到的大抵是《天雨花》，文人学士一半将嗤笑之，以为文词粗俗，一半又或加以许可，则因其或有裨于风化也。实在这两样看法都是不对的，我觉得《天雨花》写左维明的道学气最为可憎，而那种句调却也不无可取，有如老夫人移步出堂前，语固甜俗，但是如欲以韵语叙此一节，风骚诗词各式既无可用，又不拟作偈，自只有此一法可以对付，亦即谓之最好的写法可也。史诗或叙事诗的写法盖至此而始成功，唯用此形式乃可以汉文协韵作叙事长篇，此由经验而得，确实不虚，但或古人不及知，或雅人不愿闻，则亦无可奈何，又如或新人欲改作，此事不无可能，只是根本恐不能出此范围，不然亦将走入新韵语之一路去耳。不佞非是喜言运命论者，但是因史诗一问题，觉得在语言文字上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度，其次是国民兴趣的厚薄问题，这里不大好勉强，过度便难得成功。中国叙事诗五言有《孔雀东南飞》，那是不能有二之作，七言则《长恨歌》《连昌宫词》之类，只是拔辣特程度，这是读古诗的公认之事实，要写更长的长篇就只有弹词宝卷体而已。写新史诗的不知有无其人，是否将努力去找出新文体来，但过去的这些事情即使不说教训也总是很好的参考也。
小说发达的情状，中国希腊颇有点近似，但在戏曲方面则又截然不同，说来话长，今且不多谈，但以关于诗文者为限。现在再就散文说几句，以为结束。中国散文发达比希腊还早，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特殊的事，而且连绵四千年这传统一直接连着，至少春秋以来的文脉还活着在国文里，虞夏的文辞则还可以读懂。希腊文化为基督教所压倒了，可是他仍从罗马间接的渗进西欧去，至文艺复兴时又显露出来，法国的蒙田与英国的培根都是这样的把希腊的散文接种过去，至今成为这两国文艺的特色之一。西洋文学的新潮流后来重复向着古国流过去，希腊想必也在从新写独幕剧与写实小说，中国在这方面原来较差，自然更当努力，只有杂文在过去很有根柢，其发达特别容易点，虽然英法的随笔文学至今还未有充分的介绍，可以知道现今散文之兴盛其原因大半是内在的，有如草木的根在土里，外边只要有日光雨水的刺激，就自然生长起来了。这里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说散文发达由于本来有根柢，这只是说明事实，并非以此自豪，以为是什么国粹，实在倒是因此我们要十分警戒，不可使现代的新散文再陷入到旧的泥坑里去，因为他的根长在过去里边，极是容易有这危险。我在上边说过，左丘明那时候已经有那一手熟练的文章，这一面是很可佩服的事情，一面也就是毛病，我们即使不像韩退之那么专讲摇头摆尾的义法，也总容易犯文胜之弊，便是雅达有馀而诚不足，现今写国语文的略不小心就会这样的做出新的古文来，此乃是正宗文章的遗传病，我们所当谨慎者一。其次则是正统思想的遗传病，韩退之的直系可以不必说了，文学即宣传之主张在实际上并不比文以载道好，结果都是定于一尊，不过这一尊或有时地之殊异罢了。假如我们根据基督教的宗旨，写一篇大文攻击拜物教的迷信，无论在宗教的立场上怎么有理，我既然以文艺为目的，那么这篇文章也就只是“新原道”，没有着笔之价值。过于热心的朋友们容易如此空费气力，心里不赞成韩退之，却无意的做了他的伙计，此为所当谨慎者之二。中国散文的历史颇长，这是可喜的事，但因此也有些不利的地方，我们须得自己警惕，庶几可免，此文学史所给与的教训，最切要亦最可贵者也。
(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二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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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6:47 [只看该作者] 第19楼
杂文的路
1945年1月10日刊《读书》1卷1期
署名知堂
收入《立春以前》
我不是文学者，但是文章我却是时常写的，这二者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关系，写不写都是各人的自由，所以我在闲空时胡乱的写几篇，大约也无甚妨碍。我写文章为的是什么呢？以前我曾说过，看旧书以代替吸纸烟，历有年所，那时书价还平，尚可敷衍，现在便有点看不起了，于是以写文章代之，一篇小文大抵只费四五张稿纸，加上笔墨消耗，花钱不多，却可以作一二日的消遣，倒是颇合适的。所写的文章里边并无什么重要的意思，只是随时想到的话，写了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体制，依照《古文辞类纂》来分，应当归到那一类里才好，把剪好的几篇文章拿来审查，只觉得性质夹杂得很，所以姑且称之曰杂文。世间或者别有所谓杂文，定有一种特别的界说，我所说的乃是另外一类，盖实在是说文体思想很夹杂的，如字的一种杂文章而已。
杂文在中国起于何时？这是喜欢考究事物原始的人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却很难回答，虽然还没有像研究男女私通始于何时那么的难，至少在我也是说不上来，只能回答这总是古已有之的吧。自从读书人把架上的书分定为经史子集之后，文章显然有了等级，我们对于经部未敢仰攀，史部则门径自别，只好在丙丁两等去寻找，大概那杂家的一批人总该与杂文有点渊源，如杂说类中之《论衡》，杂学类中之《颜氏家训》，我便看了很喜欢，觉得不妨我田引水的把他拉了过来，给杂文做门面。古今文集浩如烟海，从何处找得杂文，真有望洋兴叹之感，依照桐城义法的分类，虽是井井有条，却也没有这样的项目，可知儒林文苑两传中人是不写这种文字的了。前几年翻阅《春在堂集》，不意发见了杂文前后共有七编，合计四十三卷，里边固然有不少的好文章，我读了至今佩服，但各样体制均有，大体与一般文集无异，而独自称曰《春在堂杂文》，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曲园先生本是经师，不屑以文人自命，而又自具文艺的趣味，不甘为义法理学所束缚，于是只有我自写我文，不与古文争地位，自序云，体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虽半是谦词，亦具有自信，盖知杂文自有其站得住的地方也。照这样说来，杂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于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统，总以合于情理为准，我在上文说过，文体思想很夹杂的是杂文，现在看来这解说大概也还是对的。
尤西堂《艮斋续说》卷八云：
西京一僧院后有竹园甚盛，士大夫多游集其间，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数月无耗，僧屡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逾半载，方送榜还，题曰竹轩。妙哉题名，只合如此，使他人为之，则绿筠潇碧为此君上尊号者多矣。
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上下古今的谈了一回之后，还是回过来说，杂文者，杂文也，虽然有点可笑，道理却是不错的。此刻大概不大有人想写收得到《古文释义》里去的文章，结果所能写的也无非是些杂文，各人写得固然自有巧妙不同，然而杂文的方向总是有的，或称之曰道亦无不可，这里所用的路字也就是这个意思。普通所谓道都是唯一的，但在这里却很有不同，重要的是方向，而路则如希腊哲人所说并无御道，只是殊途而同归，因为杂文的特性是杂，所以发挥这杂乃是他的正当的路。现在且分作两点来说，即是文章与思想。中国过去思想上的毛病是定于一尊，一尊以外的固是倒霉，而这定为正宗的思想也自就萎缩，失去其固有的生命，成为泥塑木雕的偶像。现在的挽救方法便在于对症下药，解除定于一尊的办法，让能够思索研究写作的人自己去思想，思想虽杂而不乱，结果反能互相调和，使得更为丰富而且稳定。我想思想怕乱不怕杂，因为中国国民思想自有其轨道，在这范围内的杂正是丰富，由杂多的分子组成起来，变化很不少，而其方向根本无二，比单调的统一更是有意思。唯有脱了轨的，譬如横的或斜的路道，那么这显得要发生冲突，就是所谓乱，当然是不应当奖励的。但是假如思想本是健全的话，遇见这种事情也并不怕，他会得调整成为杂的分子，适宜的予以容纳。只在思想定于一尊而早已萎缩了的国民中间，有如结核菌进了营养不良的身体里边，便将引起纷乱，以至有重大的结果来了。中国向来被称为异端，为正宗的人士所排斥者，有两类思想，一是杨墨，一是二氏。古时候有过孟韩二公竭力嚷嚷过，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事，其实异端之是否真是那么要不得，谁也说不清，至少有些学者便都不大相信。焦理堂在《论语通释》说得很好，如云：
《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也。各有所当，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
又云：
唐宋以后，斥二氏为异端，辟之不遗馀力，然于《论语》攻乎异端之文未之能解也。唯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又曰，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可。
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致远恐泥，即恐其执一害道也。惟其异，至于执一，执一由于不忠恕。杨子唯知为我而不知兼爱，墨子唯知兼爱而不知为我，使杨子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子思为我之说不可废，则恕矣，则不执矣。圣人之道，贯乎为我兼爱者也。善与人同，同则不异。执一则人之所知所行与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
焦君的意思以为异端只是一端之说，其毛病在于执一害道，圣人能够取其各有所当之各端而贯通之，便头头是道，犹如为我兼爱之合成为仁也。若是对于异端一一加以攻击，即是学了他们的执一害道，变为不恕不仁，反而有害。这个说法我想是很对的，我说思想宜杂，杂则不至于执一，有大同小异的，有相反相成的，只须有力量贯通，便是整个的了。杨墨之事固其一例，若二氏中之老子本是孔子之师，佛教来自外国，而大乘菩萨之誓愿与禹稷精神极相近，法相与禅又为宋儒用作兴奋剂，去构成性理的体系，其实也已消化了，所有攻击不但全是意气，而且显示出不老实。假如我们现今的思想里有一点杨墨分子，加上老庄申韩的分子，贯串起来就是儒家人生观的基本，再加些佛教的大乘精神，这也是很好的，此外又有现代科学的知识，因了新教育而注入，本是当然的事，而且借他来搅拌一下，使全盘滋味停匀，更有很好的影响。讲人文科学的人如有兴趣来收入些希腊、亚剌伯、日本的成分，尤其有意思，此外别的自然也都很多。我自己是喜杂学的，所以这样的想，思想杂可以对治执一的病，杂里边却自有其统一，与思想的乱全是两回事。归结起来说，写杂文的要点第一思想宜杂，即不可执一，所说或极细小，而所见须大，反过来说时，假如思想不够杂，则还不如写正宗文章，庶几事半而功倍也。
预备五张稿纸写文章，只写了第一点时纸已用去十分之九，于是这第二点只好简单的说几句而已。杂文的文章的要点，正如在思想方面一样，也宜于杂，这理由是很显明的，本来无须多说。现在写文章既不用八大家的古文，纯粹方言不但写不出，记录下来也只好通用于一地方，结果自然只好用白话文来写。所谓白话即是蓝青官话，原是南腔北调的，以听得懂写得出为标准，并无一定形式，结果变成一种夹杂的语文，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算是贬词固可，说是褒词亦无不可，他的真相本来就是如此。现今写文章的人好歹只能利用这种文体，至少不可嫌他杂，最好还希望能够发挥他的杂，其自然的限度是以能用汉字写成为度。同样的翻回去说一句，思想之杂亦自有其限度，此即是中国人的立场，过此则为乱。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6:47 [只看该作者] 第20楼
梦
十堂笔谈(十)
1945年1月22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我如要来谈梦，手边倒也有些好材料，如张伯起的《梦占类考》，晒书堂本《梦书》，蔼理斯的《梦之世界》，拉克列夫的《梦史》等，可以够用。但是现在来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呢。这里所谓梦实在只是说的希望，虽然推究下去希望也就是一种梦。案佛书上说，梦有四种，一四大不和梦，二先见梦，三天人梦，四想梦。西洋十六世纪时学者也分梦为三种，一自然的，即四大不和梦，二心意的，即先见梦，三神与鬼的，即天人及想梦。现代大抵只分两类，一再现的，或云心意的，二表现的，或云感觉的。其实表现的梦里即包括四大不和梦，如《善见律》云，眠时梦见山崩，或飞腾虚空，或见虎狼狮子贼逐，此是四大不和梦，虚而不实。先见梦据解说云，或昼日见，夜则梦见，此亦不实，则是再现的梦也。天人示现善恶的天人梦，示现福德罪障的想梦，现在已经不再计算，但是再现的梦里有一部分是象征的，心理分析学派特别看重，称曰满愿的梦，以为人有密愿野望，为世间礼法所制，不能实现，乃于梦中求得满足，如分析而求得其故，于精神治疗大有用处。此系专门之事，唯如所说其意亦颇可喜，我说希望也就是一种梦，就此我田引水，很是便利。不过希望的运命很不大好，世人对于梦倒颇信赖，古今来不断的加以占释，希望则大家多以为是很渺茫的。希腊传说里有班陀拉的故事，说天帝命锻冶神造一女人，众神各赠以美艳，工巧，媚惑与狡狯，名曰班陀拉，意云众赐，给厄比美透斯为妻，携有一匣，嘱勿启视。班陀拉好奇，窃发视之，一切罪恶疾病悉皆飞出，从此人间无复安宁，唯希望则尚闭存匣底云。希望既然不曾飞出来，那么在人间明明没有此物，传述这故事的人不但是所谓憎女家，亦由此可知是一个悲观论者，大概这二者是相连的也未可知。但是仔细想来，悲观也只是论而已，假如真是悲观，这论亦何必有，他更无须论矣。俗说云，有愚夫卖油炸鬼，妻教之曰，二文一条，如有人给三文两条者，可应之曰，如此不如自吃，切勿售与。愚夫如教，却随即自吃讫，终于一条未卖，空手而回。妻见惊诧，叱之曰，你心里想着什么?答曰，我现在想喝一碗茶。这只是一个笑话，可知希望总是永存的，因为愚夫的想头也就本来是希望也。
说到这里，我们希望把自己的想头来整理一下，庶几较为合理，弗为世人所笑。吃油炸鬼后喝茶，我们也是应当想的，不过这是小问题，只关系自身的，此外还该有大一点的希望值得考虑。清末学者焦理堂述其父训词云，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这话说得很好，自身的即是小我的生与生生固是重要，国家民族更是托命的本根，此大我的生与生生尤其应当看重，不必多说道理，只以生物的原则来说也是极明了的事。现代青年对于中国所抱的希望当然是很大而热烈，不过意气沮丧的也未必没有，所以赘说一句，我们无论如何对于国家民族必须抱有大的希望。在这乱世有什么事能做本来是问题，或者一无所成也说不定，但匣子里的希望不可抛弃，至少总要守住中国人的立场。昔人云，大梦谁先觉。如上边所说大的希望即是大梦，我愿谁都无有觉时，若是关于一己的小梦，则或善或恶无多关系，即付之不论可已。
(民国三十三年除夕)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6:48 [只看该作者] 第21楼
风土志
十堂笔谈(九)
1945年1月16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中国旧书史部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册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广。我想这于现代青年也不是没有益处的，颇想劝大家找一点当课外读物去看也好。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是读大部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大约在三四十年前，中国曾经提倡过乡土志，还编成几种教本，要在中小学校讲授，养成爱乡心以为爱国的基本，这个意思是很好的，只可惜同别的好些新意思一样，不久就渐渐消灭，没有留下一点儿成绩。新的乡土志将来让我们希望再有一天会得复兴起来，从新编纂出好书来，现在暂且利用一部分旧书，姑且称为风土志零本，小学无可如何，请中学以上的青年随意看看，也是好的。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他们，是的，我老实的说引诱，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不敢去劳驾，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这种研究须有切实的训练，还是日后的话，我们现在只是说起头的预备，有如起讲写下且夫二字，不过表示其有此意思而已。
再说古来地理杂记，我觉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约有这几类，都可以看得。其一是记一地方的风物的。单就古代来说，晋之《南方草木状》，唐之《北户录》与《岭表录异》，向来为世所珍重。中国博物之学不发达，农医二家门户各别，士大夫知道一点自然物差不多就只靠这些，此外还有《诗经》《楚辞》《尔雅》的名物笺注而已。其二是关于前代的。因为在变乱之后，举目有山河之异，著者大都是逸民遗老，追怀昔年风景，自不禁感慨系之，其文章中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过去的梦影，鄙事俚语悉不忍舍弃，又其人率有豪气，大胆的抒写，所以读者自然为之感动倾倒。宋之《梦华》《梦粱》二录，明之《如梦录》《陶庵梦忆》，都是好例。其三是专讲本地的。这本来可以同第一类并算，不过有这一点差别，前者所记多系异地，仿佛用了惊异的眼来看，有点异域趣味，后者则是对于故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重在怀旧而非知新。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记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有什么留存，所以我们的话也只好从明朝说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是好的。
民国以后出版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我也觉得很好，只可惜写得太少耳。近来有一部英文书，由式场博士译成日本文，题曰《北京的市民》，上下两册，承他送给我一部，虽是元来为西洋人而写，叙述北京岁时风俗婚丧礼节，很有趣味，自绘插图亦颇脱俗。我求得原本只有下册，原名曰《吴的阅历》，罗信耀著，可惜没有汉文本，不然倒也是好书，比古书还更有趣些。
我写笔谈总想不要太主观，不知道能否做到，这回却是自己明白，不免有多少私见。古人曾说，有乡下老吃芹菜觉得很美，想去献给贵人，贵人放到口里去只觉得辣辣的，我所做的有点相像也未可知。但是水芹菜现在吃的人很多，因此不妨引以自慰，我的芹菜将来也会有人要吃的吧。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6:48 [只看该作者] 第22楼
佛  经
十堂笔谈(八)
1945年1月13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在这个时候，假如劝青年来念佛经，不但人家要骂，就是说话的自己也觉得不大妥当。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是读佛经，并不是念佛诵经，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经固然是教中的圣典，同时也是一部书，我们把他当作书来看看，这也会于我们很有益的。旧约是犹太教基督教各派的圣书，我们无缘的人似乎可以不必看的了，可是也并不然。卷头《创世纪》里说上帝创造天地，有云：
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
这一节话如说他是事实，大概有科学常识的人未必承认，但是我们当作传说看时，这却很有意思，文章也写得不错。中国讲盘古的故事，仿佛是拿着斧凿在开矿，还有女娲炼石补天的事，无论怎么听总只像童话，但因此也就令人舍不得，所以虽然缙绅先生难言之，却总是留传着，有人爱听，也有人不厌重复的说。佛经里的故事也正是如此，他比旧约更少宗教气味，比中国的讲得更好，更多文学趣味，我劝人可以读点佛经，就是为这个缘故。中国文人著作，据私见说来，唐以前的其文章思想都有本色，其气象多可喜，自宋以后便觉得不佳，虽然别有其他好处亦不能抹煞。总之我对于两晋六朝人的作品很有点儿喜欢，只是这一段落三百年间著作不算多，那么把佛经的一部分归到里边去，可以热闹不少，也是合理的事。我曾赞扬这些译文，多有文情俱胜者，鸠摩罗什为最著，那种骈散合用的文体当然是因新的需要而兴起的，但是恰好的利用旧文字能力去表出新意思，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成就。至于经中所有的思想，当然是佛教精神，一眼看去这是外来的宗教，和我们没甚关系，但是离开凡人所不易领解的甚深义谛，只看取大乘菩萨救世济人的弘愿景行，觉得其伟大处与儒家所说的尧禹稷的精神根本相同，读了令人感激，其力量似乎比经书还要大些。《六度集经》中云：
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
此处说理而能与美和合在一起，说得那么好，真是难得。又有把意思寄托在故事里的，虽是容易堕入劝戒的窠臼，却也是写得质朴而美，只觉得可喜，即或重复类似，亦不生厌，有如读唐以前的志怪，唐代的传奇文只有少数可以相比。这一类书本来不少，不过长篇或是全体用偈时也不大相宜，大抵以《百喻经》一类的譬喻经，《杂宝藏经》《贤愚因缘经》《六度集经》等为最适于翻读，我也未能保证看了一定有什么益处，总之比读俞理初所谓愚儒的愚书要好得多。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四十年前读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至今还时时想起，不曾忘记。从前杂览的时候，曾读柏拉图记梭格拉底之死，忒洛亚的女人们的悲剧，以及近代人的有些著作，经过类似的感动有好些回，可是这一次总是特别的深而且久，却又是平静的，不是兴奋而是近于安慰的一种影响。这是宗教文学的力量吧，虽然我是不懂宗教的。我记起《投身饲饿虎经》来的时候，往往连带想到《中山狼传》。这传不著撰人名氏，我在《程氏墨苑》中见到，题宋谢枋得，又见《八公游戏丛谈》中题唐姚合，恐怕都是假托，只是文章却写得有意思。看了这篇文章不会得安慰，但也是很有用的，这与上边的经正是两面，我们连在一处想起来，有如服下一帖配搭好的药，虽苦而或利于病也。
(二十九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6:48 [只看该作者] 第23楼
医  学
十堂笔谈(七)
1945年1月10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我们希望大家活用关于动植物的知识，还有关于人身生理的一部分未曾说及，现在便想来利用这些知识了。希腊哲人教人要知道你自己，这从哪里知道起呢，自己的这个身子，总是第一应该知道的吧。古人虽有求知之心，而少此机缘，虽然古来胡乱杀人，却没有学术的解剖，前清道光时王清任想要明了内脏的位置，还只得到丛冢里去察看，真可以说是苦学了。自从西洋的医士合信氏给我们译出《全体新论》以来，这件事也就不很困难，及至学校开设，生理卫生列入中学课程里边，有先生按时讲给大家听，考问得不大记得还要扣分数，这样的一来，就是想忘记也很有点难了吧。可是虽不忘记，却是不能活用，也是徒然，我们所虑的便是这一点。在学校书本子上得来了好些的新知识，好像是药材店的许多小抽屉，都一隔隔的收起来，和历来在家庭社会上得来的更多的旧知识，并排的存着，永不发生关系，随时分别拿出来应用。所以学过生理学，知道骨胳脏腑构造的人，有时还仍旧相信旧书上所说的话，例如女人比男人要多或是少一根骨头，古时某人是锁子骨的，或静坐炼气，这气可以从丹田往上行，向顶上直钻出去。本来气这说法在古希腊也是有的，沿至欧洲中世还是如此，因为解剖尸体时发见动脉是空的，以为这是气的管子，自血液循环说成立，这气的通路只限定于呼吸系统之内了。中国种种旧说在以前都是想当然的，现今青年已经习得确实的新学说，总当来清算一下子，屏除虚妄，择定一种比较正确的道理，以便有所遵循，勿再模棱两可才是。
再进一步来说，大家既然有了这些知识，关于医学也该有一种了解，即使不想医病，总当具有关于病与药与霉菌的常识，对于医学的尊重之意。我曾这样说过，医疗或是生物的本能，如犬猫之自舐其创是也，但其发达为活人之术，无论是用法术或方剂，总之是人类文化之一特色，虽然与梃刃同是发明，而意义迥殊，中国称蚩尤作五兵，而神农尝药辨性为人皇，可以见矣。医学史上所记便多是这些仁人之用心，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看了常不禁感叹，觉得假如人类想要找一点足以自夸的文明证据，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吧。我最佩服巴斯德于德法战争中间从啤酒里研究出了霉菌的传染，这影响于人类福利者不知既极，外科伤科产科因了消毒的完成，内科因了预防抗毒的发达，一年中不知道要救助了多少人命，这个功德恐怕近世的帝王将相中没有人能及。有西洋医生说，人类的敌人只是霉菌，须得大家联合起来歼灭他才好。这话是很不错的，所以我拿了来转送给本国青年。在七百年前有张从正写了医书十五卷，名曰《儒门事亲》，意思是说事亲者当知医，此书应当一读。其实这岂只是事亲，对于自己及家属以至社会，医与药的常识也都是必要，学校里没有习得的机会，只好自己去找，本国和外国文的都可应用。中国古时医学也曾发达过，可以与希腊罗马相比，可是到了近代便已中绝，即使旧说流传，而无法与现今之生理病理以及霉菌学相连接，鄙人不懂玄学，听之茫然，故在医学一方面，对于国粹了无留恋，所希望大家获得者乃是现代医学的知识，若是医者意也一派的故事只是笔记的资料，我看了好些叶天士薛生白的传说，觉得倒很有趣，却是都不相信也。
(二十四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2 16:49 [只看该作者] 第24楼
博  物
十堂笔谈(六)
1945年1月7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我们说看国史有如查阅先人的行状和病时的脉案，那么动植物也够到上说是远年的老亲，总之不是全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有矿物恐怕有点拉不上罢了。普通性教育的书，要使儿童理解两性生殖的原理，大抵都是从动植讲起，渐渐的到了人类，不但可以讲得明净而有兴趣，实在也是自然的顺序。手头有两册西文的小书，其一名曰《性是什么》，他先从单细胞的动植物说起，随后一面讲到苔类以及显花植物之生殖，一面接着说过的阿米巴讲到水螅，以后是蚯蚓，蛙，鸡和狗，末了才是人类。其一名曰《小孩是怎么生的》，从风媒花虫媒花说到鱼，鸡和狗，以至于人类，文章更是浅明美丽，适于儿童的阅读，曾见中国译本，原本的醇雅不免稍有损失。这两种书都是以博物的资料为性教育之用，再放大了来说，生物学的知识也未始不可以为整个的人生问题研究之参考资料。在好许多年前我曾这样说过，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支（biology），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话似乎说的太简括一点，但是我至今还是这样想，觉得知道动植生活的概要，对于了解人生有些问题比较容易，即使只是初中程度的博物知识，如能活用得宜，也就可以应用。分类的一部分看去似不甚重要，但是如《论语》上所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读诗有关，青年多认识种种动植物，养成对于自然之爱好，也是好事，于生活很有益，不但可以为赏识艺文之助。生理生态我想更为重要，从这里看出来的生活现象与人类原是根本一致，要想考虑人生的事情便须得于此着手。我在《谈中国的思想问题》中曾说过：
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达到生存的目的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够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得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
中国国民的中心思想之最高点为仁，即是此原始的生存道德所发达而成，如不从生物学的立脚地来看，不能了解其意义之深厚。我屡次找机会劝诱青年朋友留意动物的生活，获得生物学上的常识，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其次是希望利用这些知识，去纠正从前流传下来的伦理化的自然观。我们只要一翻开书本，自周朝以至清末，前后二千年间，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的，记着好许多怪话，如雀入大水“水为蛤，腐草化为萤，蚯蚓与阜螽为偶等，又如羔羊跪乳，乌反哺，枭食母等，皆是。第一类只是奇怪罢了，第二类乃很荒谬，二者虚妄不实虽然相同，后者更要不得，歪曲事实，假借名教，尤为恶性的也。略知动物生态的人，自能明了小羊不跪不便吃奶，乌无家庭，无从找寻老乌，枭只吞食小动物，不能啄食母肉，可以不至于上他的当。人禽有别，人类自有伦理，不必通行及于禽兽，此类虚饰无实之词亟宜清除，以存真相。我们人类不必太为异物操心，只须自己多多反省，勿过徇私欲，违反自然，多做出禽兽所不为之事，如奴隶及卖淫制度等，斯已足矣。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3 [只看该作者] 第25楼
国  史
十堂笔谈(五)
1945年1月4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国民常识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国史的知识。据学校里的先生们说，现今学生的本国史的知识却是很缺乏，正是很不幸的事。本来在小学和初中高中，历史教过三转，总该记得一个大概了，但是结果似乎并不好，这是什么缘故呢。或者因为学校太重考试之故吧，听讲的只为应考起见，勉强记忆，等到考过得了分数，便又整个的还给先生了，这也说不定。从前我们在书房里只念四书五经，读得烂熟，却是不能理解，史鉴随意阅看，并不强迫，倒反多少记得，虽然那时所用的只有《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这一类的陋书，却也能够使我们知道国史的概要。《论语》是勉强读了的，所以到了中年以后，才来寻找《论语正义》《论语后案》诸书，从新想理会它的意义。由此看来，这原因是很简单的，当作功课做的时候难得发生兴趣，课外又没有资料与机会诱导人去接近史书，说是在学校读书若干年，而史的知识非常缺乏，那是不足怪的。
我们并不说史书是怎么了不得的宝贝，所以非读不可，实在只因国民对于本国的历史须得知道一个概要，深觉得现在这种情形虽然是无怪的，却也是可虑的事，极有救正之必要。有人编成一种适用的简要的通史，可以当参考书也可以做课外读物，自然是最好的办法，不过这件事急切难以希望实现，那么目下的还是在于青年自己努力，找旧材料来姑且应用。没有多大时间读书，或是专心理工方面的人，去找一部比较详明的，例如吕思勉先生编的《本国史》，用心看过一遍，大抵也就够了吧。若是文科系统的不必说了，就是别的人，只要有点时间或兴趣读书的，都应当在这方面多用力，获得国史的知识愈多愈好。这件事似乎也不很难，史学固然是个专门，但如为求常识而读史书，却是别一条路，从看小说也可以走得通的。我曾说过，由《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入文言的径路。《聊斋》之后，经过了《夜谈随录》一派，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经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小说本来说是稗史，假如看到《世说新语》《宋琐语》，那已是正史的碎片，读史的能力与兴味亦已养成矣。本来读古文也一样的可以养成读史的能力，不过我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一染了史论的习气，便入了邪道，对于古人往事随意乱道，不但不能从史书得到什么益处，反而心粗气浮，误事匪浅。假如先有了读野史的兴趣，再看正史，他还守着读书的正当态度，不想去妄加判断，只向书中去求得知识，其结果总是无弊的。
这种知识，除通史之外还应注意于近代的一部分。据我的意思，宋元到清最为重要，这一千年中不但内忧外患最多，深刻的显露出中国的虚弱情形，就是文化思想，不论是好是坏，也是从两宋起发生转变，造成现在这状态的。所以治史学的人或者觉得上古史有许多未开发的地方，值得研究，若在我们则情形不同，所应注重的倒反在于近代。古人以史为鉴，就是说当作镜子用，孔子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镜子同样的可以照美丑，但史鉴的意义渐偏重于鉴戒，这与巴枯宁的话相似，看历史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也是很好的意思，不过说到劝戒便须先定善恶是非，又要走到史论一路去，不很妥当。我们的须得是别一种态度，连鉴戒这一层也都搁起，就只简单的想要知道本国过去的这些事情。我们不先假定知道了有什么用处，其理由只是有知道之必要，正如一个人有知道他的父亲祖父的事情之必要一样。祖父的长寿未必足为荣，父亲的死于肺病也未必是辱，不过在为子孙者这不是没有关系的事，他知道了于生活方针上很有参考的价值，那么用处到底还是有的。我们看见国史上光荣的事固然很高兴，有些扫兴的大小事件，看了扫兴原是当然，但是也不可不注意，而且或者应该反而多加注意才是。这有如说到先人的病与死的地方，要知道其事虽在过去多年之前，同家族与同民族的都是一样，在精神与体质上都有一种微妙的联系，最值得我们的深思与反省。奉劝青年读国史，这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有末了这一节算是个人私见，聊表献芹之意，芹不足贵，但请承受这里的一点诚意耳。
(二十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3 [只看该作者] 第26楼
外国语
十堂笔谈(四)
1944年12月27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我觉得现代青年对于外国语的兴趣远不及老前辈的那么热烈深厚，这是很可惜的事。所谓老前辈，当然不是鄙人这一辈的人，说的是前清同治光绪时代的人物，以年纪论，到了现在总该有八十上下了吧。他们虽然有大半世生在前朝，但其学术上的功绩留在民国的却很不少，如今且举二人为例，有如蔡元培与罗振玉。他们的学业这里也不必细叙，大家大抵都已知道，我只想说说他们与外国语的关系。据罗君《集蓼编》所说，光绪戊戌在上海设东文学社，以东文授诸科学，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王国维氏即在其中，罗君时年已三十三矣。蔡君传略中云，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年亦三十三岁，及丁未赴柏林，始学习德语，则年四十二。这几位老先生有了相当的年纪，却是辛辛苦苦的要学外国语，是什么缘故呢。在那时候，知识阶级中间有一种忧虑，怕中国要被外人瓜分，会得亡国灭种，想要找出一条救国的路来，这就是所谓新学，而要理解新学又非懂得外国语不可。这亡国的忧虑与救国的方法在现今的人看来以为何如，那是别一问题，当时却是诚实的相信的，做新学八股的自然也并不是没有，但有些人总是切实的做去，在学习困难的时代努力去追求，这种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时光荏苒的过去，离开戊戌已有四十六年之久了，外国语的需要加添，学习的机会亦很多，如在中学须习外国语二种，大学又至少加一种，成为必修的功课，可是学习的兴致却反而减退了。这仿佛有如看报，在五十年前，关心国事的人都觉得非通时务不可，而其唯一方法在于看《申报》，在东南水乡的人定得《申报》展转送到，大概已在半个月二十天之后，亲友好事者又争相借看，往往一两月前的报纸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到了近时，对于报纸的信仰也渐减退，固然还是人手一张，可是看报的意思已经与以前不同了。这是时势变迁的关系，或者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总之是可惜的，至少是关于外国语的问题，希望青年再加考虑，多分出一点力气来从事学习。专靠从外国语去求得新学以救国，这个想法或者是太简单太旧一点了也未可知，但是为求知识起见必须多学外国语，这总是无疑的。大家即使未能十分积极的去做，在学校里必修的这一部分既然有学习的机会，总须得竭力的学，一面完了学校的功课，一面也于自己大有利益。
我曾经说过：
我的杂学原来不足为法，有老朋友曾批评说这是横通，但是我想劝现代的青年朋友，有机会多学点外国文，我相信这当是有益无损的。俗语云，开一头门，多一路风。这本来是劝人谨慎的话，如今借了来说，学一种外国语有如多开一面门窗，可以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别的不说，总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吧。
上边的意思是说借了外国语的帮助多读些书，知识见解益以增进，一般的利益很是不小，若是研究专门学问，外国语自然更是重要，这里无须多说了。
(十四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3 [只看该作者] 第27楼
国  文
十堂笔谈(三)
1944年12月24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现代的知识青年关于国文至少要养成这两种能力，一能读懂普通的古书，二能写得出普通的国语文。说到古书，中国的情形与西洋各国颇有不同。西洋的文字是拼音的，三四百年前的书便写得很不一样，而且历史都不远，除希腊拉丁文外，简单的说一句，到了十四五世纪有价值的书才出现，现在早已有了翻译注释本，所以一般读者已无读古书之必要，只有专门学者这才直接去从古文书中探取他的资源。中国则从周朝算起，亦已有三千年，虽然字体渐有改变，却是一直用汉字纪录，如今说起书来，差不多就都是古书，我们要想知道一点本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学，须得向这里边去寻求。这一大堆的资料，二三千年来多少人的心力所积聚，说杂乱得难利用，好坏都有，也是实在的事，但总之有这一大堆活的资料可用是极难得的，在世间未有其比，除了特殊的若干古典之外，只须少少查考，大抵现代人都能读懂，至少也可通其大意。假如将来文化发达，整理国故的事业努力下去，那些特殊的古典有如《尚书》内之《盘庚》等篇，都有精美的翻译对照本可看，其他古书都经过校订考证注释，一般入门及工具书也大略完备，读者随处得着帮助，利益自然更大，此刻现在可惜还未能如此，所以青年自己的努力最为重要。上边说普通的古书，其范围也就只是一部分史书，儒家道家的几种主要著作，文学书类择要阅读而已，只要对于汉字知道爱重，文字方面有一点基本知识，再加上有想知道本国事情及其传统的热心，用心读去，虽无明师亦易自通，并不是怎么困难的事。
至于写文章，目的在于传达自己的意思，自然不能使用古文，应当写国语文，那是不成问题的。这个理由并不在于二者之是非而在于能否。我曾说过，我们写文章是想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力量即加增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文字乃是一种工具，看那种适用便是好的，本来古文或语体都可以用，这里的问题是要看我们是否能用，那一种用的合适罢了。我们在书房里念过十年以上经书的人，勉强写古文也还来得，可是要想像上边所说那样写出传达意思的文章，觉得力有未逮。梁任公的论说与林琴南的小说翻译，总要算是最好的了，我们是写不成，但同时也不能感觉满意，至少在现今有别的写法可用的时候。那么用白话文么，这也未必尽然。说写白话文，便当以白话为标准，而现在白话的标准却不一定，可以解作国语，也可以解作方言，不如说是国语，比较的有个准则，大抵可解释为可用汉字表示的通用白话。他比起方言来或者有些弱点，但他有统一性，可以通行于全中国，正如汉字一样，我们并非看轻方言与拼音字，实在只是较看重国语与汉字，因为后者对于中国统一工作上更为有用。倘若中国政治统一，文化发达，人人能读能写用汉字的国语文，此外更能使用拼音字的方言，那也是很好的事情。鄙人虽老且懒，自己未能再去练习，想写什么越语文学，但对于此现象也很高兴，那是无可疑的。以上两节说的都有点旧式亦未可知，但是，所以说的旧的原因如蒙读者所谅解，则话虽不时新而意不无可取，至少也总是诚实耳。
(十三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4 [只看该作者] 第28楼
汉  字
十堂笔谈(二)
1944年12月21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这个题目本来应该写作国文国语，但是我的意思很偏重在表现这国文国语的汉字上面，所以这样的写了，因而里面所说的话也就多少有点变动，不能与泛论中国国文国语相同。中国自己原来只有这一种文字，上边不必再加汉这一字的形容，大概自从三百年前满洲文进来之后，这才二者对立起来，有如满汉饽饽或满汉寿材之类，汉文这名称乃一般通行，至于汉字则是新名词，却也很适用，所以现在就沿用这名称以表示中国特有的形声文字。这种文字在艺术文学上有什么美点，在教育上有什么缺点，这些问题暂且不谈，因为说来话长，而且容易我田引水，谈不出结论来。现今想说的只是为中国前途着想，这汉字倒很是有用，我们有应当加以重视之必要。这如说是政治的看法，也非始不可，但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先应用政治的方法去看他于中国本身于中国广义的政治上有何利益，决定其价值，从其他标准看出来的评价，即使更为客观更为科学的，也须得放在其次。即如汉字，在外国人特别是在文化系统不同的异民族，感觉极难学，又或在学习诵读写作上，也均比较的不容易，这些或者都是事实也罢，但我们只问这汉字假如对于中国本身是合用的，在政治意味上于中国极有利益，那么这就行了，上边所说的诸种缺点都可暂且搁下不论，而且也可以暂不作缺点论。
汉字在中国的益处是什么呢，我从前写过一篇文章论汉文学的前途，在附记里说过这一节话：
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洲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们翻史书，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记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言语礼俗，如此而已。汉字汉语，其来已远，近时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等待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等等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来看，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在比较在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
我在这里再补充几句，我们最大的希望与要求是中国的统一，这应从文化上建立基础，文字言语的统一又为其必要条件。中国虽有好些方言系统，而综合的有国语以总其成，以有极古的传统的汉字纪录之，上贯古今，旁及四方，思想礼俗无不通达，文化的统一赖以维持，此极是幸事也。假如没有这汉字，却用任何拼音文字去写，中国的普通国语文便无法可以读懂，势必须拼写纯粹方言，此在拼写方面或可满意，通行地域亦自有限定，其结果即是文字言语之分裂，一方言区域将成为一小国，中国亦即无形的分裂了。
现今的国语与国文诚然未为完善，汉字的使用亦有艰难之点，唯因其有维系文化的统一之功用，政治上有极大意义，凡现在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应注意予以重视。这个责任首先落在知识阶级尤其是青年的身上，大家应当意识的尊重汉字，重要之点约有三端：其一是学术的研究。在大学不必说了，就是在中学也当注意文字学，明了汉字形体的大概，不但可为将来专攻的基本，对于文字构造感到趣味，亦有利于学习文章。其二是适合的书写。古今雅俗，字体不一，各有所宜，用不得当，即可成为别字。须先学得一般通用写法，以应实用，其俗字简笔，约定俗成者，亦应知悉，再加以文字学上的若干古字，随宜用入，以有书卷气为度，便不致误。其三是正确的使用。一个个的汉字，都精细的考虑，照着要说的意思排列下去，有如工女穿珠，要粒粒都有着落，变成整串的东西。世俗敬惜字纸，希望文昌垂佑，盖出于科举时代之迷信，殊为可笑。今特对于祖国文字致其珍重之意，则固是合理的事也。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4 [只看该作者] 第29楼
《十堂笔谈》小引
十堂笔谈(一)
1944年12月18日刊《新民声》
署名东郭生
收入《立春以前》
陶渊明所作杂诗之六有句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种经验大抵各人都曾有过，只是没有人写出来，而且说的这么亲切。其实这也本来是当然的，年岁有距离，意见也自然不能没有若干的间隔。王筠《教童子法》中有一则云：
桐城人传其先辈语曰，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
这两句话我很喜欢，古人说，狂者进取，少年时代不可无此精神，若如世间所称的一味的少年老成，有似春行秋令，倒反不是正当的事。照同样的道理说来，壮年老年也各有他当然的责务，须得分头去做，不要说陶公诗中的五十，就是六七十也罢，反正都还有事该做，没有可以休息的日子，庄子曰，息我以死，所以唯年寿尽才有休息。但是，说老当益壮，已经到了相当的年纪，却从新纳妾成家，固然是不成话，就是跟着青年跑，说时髦话，也可以不必。譬如走路，青年正在出发，壮年爬山过水已走了若干程，老年走的更多了，这条路是无穷尽的，看看是终于不能走到，但还得走下去。他走了这一辈子，结果恐怕也还是一无所得，他所得的只有关于这路的知识，说没有用也就没有用，不过对于这条路上的行人未必全然无用，多少可以做参考，不要听也别无妨碍。老年人根据自己的经历，略略讲给别人听，固不能把前途说得怎么好，有什么黄金屋或颜如玉，也不至于像火焰山那么的多魔难，只是就可以供给旅行者的参考的地方，想得到时告知一点，这也可说是他们的义务。我们自己有过少年时代，记起来有不少可笑的事，在学堂的六年中总有过一两回几乎除了名，那时正是二十前后，照例不免有点狂，不过回想起当时犯过都为了公，不是私人的名利问题，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当时也听了不少的长者的教训，也照例如陶公所云掩耳不喜，这其实是无怪的，因为那些教训大抵就只是诲人谄耳，不听倒是对的，在此刻还历之年想起四十年前长老的话，觉得不大有什么值得记忆，更不必说共鸣了。这样看来，五十之年也是今昔很有不同，并不是一定到了什么年龄便总是那么的想的。一个人自以为是，本来是难免的，总之不能说是对，现在让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或者可以比上一代的老辈稍好一点，并不是特别有什么地方更是聪明了，只是有一种反省，自己从前也有过青年时期，未曾完全忘记，其次是现今因年岁阅历的关系，有些意见很有改变了，这颇有可供后人参考的地方，但并没有一种约束力，叫人非如此不可。因为根据这个态度说话，说的人虽然觉得他有说的义务，听的人单只有听的权利，不听也是随意，可以免去掩耳之烦，盖唯有长者而谈，强迫少年人坐而恭听，那时才有掩耳之必要也。昔冯定远著《家戒》二卷，卷首题词中有云：
少年性快，老年谆谆之言，非所乐闻，不至头触屏风而睡，亦已足矣，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
冯君写家戒，说的是这么明达，我们对青年朋友说话，自然还该客气，仔细想来，其实与平辈朋友说话也无什么不同，大抵只是话题有点选择而已，至于需要诚实坦白本是一样，说的繁简或须分别，但是那也只是论理当如是，却亦不能一定做到也。
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十堂自记。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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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5 [只看该作者] 第30楼
灯下读书论
1944年10月1日刊《风雨谈》第15期
署名十堂
收入《苦口甘口》
以前所做的打油诗里边，有这样的两首是说读书的，今并录于后。其辞曰：
饮酒损神茶损气，读书应是最相宜，圣贤已死言空在，
手把遗编未忍披。
未必花钱逾黑饭，依然有味是青灯，偶逢一册长恩阁，
把卷沉吟过二更。
这是打油诗，本来严格的计较不得。我曾说以看书代吸纸烟，那原是事实，至于茶与酒也还是使用，并未真正戒除。书价现在已经很贵，但比起土膏来当然还便宜得不少。这里稍有问题的，只是青灯之味到底是怎么样。古人诗云，青灯有味似儿时。出典是在这里了，但青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同类的字句有红灯，不过那是说红纱灯之流，是用红东西糊的灯，点起火来整个是红色的，青灯则并不如此，普通的说法总是指那灯火的光。苏东坡曾云，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这样情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大抵这灯当是读书灯，用清油注瓦盏中令满，灯芯作炷，点之光甚清寒，有青荧之意，宜于读书，消遣世虑。其次是说鬼，鬼来则灯光绿，亦甚相近也。若蜡烛的火便不相宜，又灯火亦不宜有蔽障，光须裸露，相传东坡夜读佛书，灯花落书上烧却一僧字，可知古来本亦如是也。至于用的是什么油，大概也很有关系，平常多用香油即菜子油，如用别的植物油则光色亦当有殊异，不过这些迂论现在也可以不必多谈了。总之这青灯的趣味在我们曾在菜油灯下看过书的人是颇能了解的，现今改用了电灯，自然便利得多了，可是这味道却全不相同，虽然也可以装上青蓝的磁罩，使灯光变成青色，结果总不是一样。所以青灯这字面在现代的词章里，无论是真诗或是谐诗，都要打个折扣，减去几分颜色，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好在我这里只是要说明灯右观书的趣味，那些小问题都没有什么关系，无妨暂且按下不表。
圣贤的遗编自然以孔孟的书为代表，在这上边或者可以加上老庄吧。长恩阁是大兴傅节子的书斋名，他的藏书散出，我也收得了几本，这原是很平常的事，不值得怎么吹嘘，不过这里有一点特别理由。我有的一种是两小册抄本，题曰“明季杂志”。傅氏很留心明末史事，看《华延年室题跋》两卷中所记，多是这一类书，可以知道，今此册只是随手抄录，并未成书，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看了颇有所感。明季的事去今已三百年，并鸦片洪杨义和团诸事变观之，我辈即使不是能惧思之人，亦自不免沉吟，初虽把卷终亦掩卷，所谓过二更者乃是诗文装点语耳。那两首诗说的都是关于读书的事，虽然不是鼓吹读书乐，也总觉得消遣世虑大概以读书为最适宜，可是结果还是不大好，大有越读越懊恼之慨。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昔者印度贤人不惜种种布施，求得半偈，今我因此而成二偈，则所得不已多乎。至于意思或近于负的方面，既是从真实出来，亦自有理存乎其中，或当再作计较罢。
圣贤教训之无用无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英国陀生在讲希腊的古代宗教与现代民俗的书中曾这样的说过：
希腊国民看到许多哲学者的升降，但总是只抓住他们世袭的宗教。柏拉图与亚利士多德，什诺与伊壁鸠鲁的学说，在希腊人民上面，正如没有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马与以前时代的多神教却是活着。
斯宾塞在寄给友人的信札里，也说到现代欧洲的情状：
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
上边所说是关于希腊哲学家与基督教的，都是人家的事，若是讲到孔孟与老庄，以至佛教，其实也正是一样。在二十年以前写过一篇小文，对于教训之无用深致感慨，末后这样的解说道：
这实在都是真的。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牟尼，中国有过孔子老子，他们都被尊崇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的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怎么的更为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传，足供有知识与趣味的人的欣赏，那也就尽够好了。
这里所说本是聊以解嘲的话，现今又已过了二十春秋，经历增加了不少，却是终未能就此满足，固然也未必真是床头摸索好梦似的，希望这些思想都能实现，总之在浊世中展对遗教，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得很寂寞似的，此或者亦未免是多事，在我自己却不无珍重之意。前致废名书中曾经说及，以有此种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
《闭户读书论》是民国十七年冬所写的文章，写的很有点别扭，不过自己觉得喜欢，因为里边主要的意思是真实的，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这篇论是劝人读史的。要旨云：
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
这不知道算是什么史观，叫我自己说明，此中实只有暗黑的新宿命观，想得透彻时亦可得悟，在我却还只是怅惘，即使不真至于懊恼。我们说明季的事，总令人最先想起魏忠贤客氏，想起张献忠李自成，不过那也罢了，反正那些是太监是流寇而已。使人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子监生而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史书有如医案，历历记着证候与结果，我们看了未必找得出方剂，可以去病除根，但至少总可以自肃自戒，不要犯这种的病，再好一点或者可以从这里看出些卫生保健的方法来也说不定。我自己还说不出读史有何所得，消极的警戒，人不可化为狼，当然是其一，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二，如政府不可使民不聊生，如士人不可结社，不可讲学，这后边都有过很大的不幸做实证，但是正面说来只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就容易归入圣贤的说话一类里去，永远是空言而已。说到这里，两头的话又碰在一起，所以就算是完了，读史与读经子那么便可以一以贯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方法罢。
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陶陶，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古希伯来的传道者说：
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
这所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苦与忧伤何尝不是教养之一种，就是捕风也并不是没有意思的事。我曾这样的说：
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
这样说来，我的读书论也还并不真是如诗的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消极。可是无论如何，寂寞总是难免的，唯有能耐寂寞者乃能率由此道耳。
(民国甲申八月二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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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5 [只看该作者] 第31楼
希腊之馀光
1944年8月1日刊《艺文杂志》7、8期合刊
署名知堂
收入《苦口甘口》
一个月以前，在日本书店里偶然得到一册长坂雄二郎译的《古代希腊文学》，引起我好些的感想。这是理查及勃教授的原著，本名《希腊文学初步》，是麦克米兰书店“文学初步丛书”之一。这丛书虽然只是薄薄的小册子，却是很有意思，我所有的四册都很不错，其中两种觉得特别有用，便是这《希腊文学》，以及勃路克牧师所著的《英国文学》。我买到《英国文学初步》还是在民国以前，大概是一九一年，距离当初出版的一八七六已是三十四年，算到现在，恰巧又是三十四年了。我很喜欢勃路克的这册小书，心想假如能够翻译出来，再于必要处适宜的加以小注，是极好的一本入门书，比自己胡乱编抄的更有头绪，得要领。对于希腊文学也是如此想，虽然摩利思博士的《英文法初步》我也喜欢，却觉得总还在其次了。光阴荏苒的过去了三十几年，既不能自己来动手，等别人自然是靠不住，偶尔拿出来翻阅一下，还只是那两册蓝布面的原书而已。但是勃路克的书在日本有了石川诚的译本，名曰《英国文学史》，一九二五年初版，我所有的乃是一九四一年的改订再版本，及勃的书则出版于去年冬天，原书著作为一八七七年，盖是著者三十七岁时，去今已有六十七年矣。
我的感想，其一是这《希腊文学初步》在日本也已有了译本了，中国恐怕一时不会有，这是很可惜的事。其二是原书在起头处说过，是写给那不懂希腊文，除译本外不会读希腊书的人看的，因此又觉得在中国此刻也还不什么等用，或者不及翻译与介绍要紧。其三想到自己这边，觉得实在也欠用力，虽然本来并没有多少力量。在十四五年前，适值北京大学三十二周年纪念，发刊纪念册，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曰“北大的支路”，意思是说于普通的学问以外，有几方面的文化还当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以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当时我说的有点诙谐，但意思却是诚实的，至今也并没有改变。所可惜的是，中国学问界的情形也是没有改变。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日本在明治末年也还是很少谈希腊事情的人，但克倍耳教授已在大学里鼓吹有年，近二十年中人材辈出，译书渐多，这是很可羡慕的事。中国从何说起，此刻现在，学艺之不振岂不亦是应该，当暗黑时正当暗黑可也。不过话又说回来，现今假如尚有馀裕容得人家来写文章，谈文学，则希腊的题目似尚有可取，虽然归根到底不免属于清谈之内，在鄙人视之乃觉得颇有意义，固不尽由于敝帚自珍耳。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希腊人的好学的文章，引用瑞德著《希腊晚世文学史》里的话，讲《几何原本》作者欧几里特的事。原文大意云：
欧几里特，希腊式的原名是欧克莱台斯，约当基督二百九十年前生活于亚力山大城，在那里设立一个学堂，下一代的有些名人多是他的弟子。关于他的生平与性格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有他的两件轶事流传下来，颇能表示出真的科学精神。其一是说普多勒迈一世问他，可否把他的那学问弄得更容易些，他回答道，大王，往几何学那里去是并没有御道的。又云，有一弟子习过设题后问他道，我学了这些有什么好处呢。他就叫一个家奴来说道，去拿两分钱来给这厮，因为他是一定要用了他所学的东西去赚钱的。后来他的名声愈大，人家提起来时不叫他的名字，只说原本氏就行了。
部丘教授在《希腊之好学》文中云：
自从有史以来，知这件事在希腊人看来似乎他本身就是一件好物事，不问他的所有的结果。他们有一种眼光锐利的，超越利益的好奇心，要知道大自然的事实，人的行为与工作，希腊人与外邦人的事情，别国的法律与制度。他们有那旅人的心，永远注意着观察记录一切人类的发明与发见。
这样为知识而求知识的态度甚可尊重，为纯粹的学问之根源，差不多为古希腊所特有，而在中国又正是缺少，我们读了更特别觉得是有意义的事。在《希腊的遗产》这册论文集中，列文斯顿论希腊文学的特色，第三是求真，这与上文有可以互相发明的地方。引了史诗与抒情诗的实例之后，讲到都屈迭台斯的史书，叙述希腊内争的一幕。这是基督四百二十四年前的事，即中国春秋时威烈王二年，斯巴达大将勃拉西达斯将攻略安非坡利斯，雅典大将都屈迭台斯在塔索斯，相距是一日半的水程，仓忙往救。勃拉西达斯急与市民议款，特予宽大，市遂降服。史书中云：
是日晚，都屈迭台斯与其舟师入蔼翁港，但已在勃拉西达斯占据安非坡利斯之后，若再迟一宿，则彼更将并取蔼翁而有之矣。
此文看似寻常，但我们须知道，雅典大将都屈迭台斯即是记此事实的史家都屈迭台斯，而因了这里那么用了超然中立的态度所记的一件事，乃使他不得不离开祖国，流放在外至二十年之久。列文斯顿评云：
都屈迭台斯客观地叙述简单的事实，好像是关系别个人似的，对于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没有一句注释，没有不服，辩解，说明，或恨憎之词。他用第三人身写他自己。现代大将写自己的失败不是用这种写法的，但这正是希腊的写法。都屈迭台斯忘记了他自己和他的感情，他只看见那不幸的一天，他同了他的舟师沿河上驶，却见安非坡利斯的城门已经对他紧闭了。他这样的不顾自己的事，并不曾说这是不幸，虽然这实是不幸，对于他和他的故国。假如我们不知道他是雅典人，那么我们单从他的史书上就很不容易分别，在这战事上他是偏袒雅典的呢，还是偏袒斯巴达，因为他是那么全然的把他和他的感情隐藏起来了。可是他乃是热烈的爱国者，而他正在记述这战事，在这一回里，他的故国便失掉了主权与霸图。
严正的客观到了这地步，有点超出普通的人力以上，但真足为后世学人的理想模范，正如太史公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谈到希腊事情，大家总不会忘记提及他们的爱美这一节的。列文斯顿也引了所谓荷马颂歌里的一篇《地母颂》，与丁尼孙的诗相比较，他说，丁尼孙虽是美，而希腊乃有更上的美，这并非文字或比喻或雕琢之美，却更为简单，更为天然，更是本能的，仿佛这不是人间却是自然如自己在说话似的。比诗歌尤为显明的例是希腊神话的故事，这正是如诗人济慈所说的希腊的美的神话，同样的出于民间的想像，逐渐造成，而自有其美，非北欧统系的神话所能及。列文斯顿说，就是在干燥无味的神话字典中，如亚塔阑达，那耳吉索斯，辟格玛利恩，阿耳孚斯与欧吕迭开，法伊东，默杜萨各故事，都各自有其魔力。这评语实在是不错的，不过传述既成的故事，也没有多大意思，还不如少为破点工夫，看其转变之迹，意义更为明显。希腊神话故事知道的人不少，一见也似平常，但是其形状并非从头就是如此，几经转变，由希腊天才加以陶融剪裁，乃始成就。希腊人以前的原住民没有神话，据古史家说，他们祀神呼而告之，但他们不给神以称号，亦无名字。罗马人在未曾从希腊借用神话以前情形也是如此，他们有渺茫的非人格的鬼物似的东西，他们并不称之曰诸神，只称之曰诸威力。威力是没有人的特性的，他没有性别，至少其性别是无定的，这只须参考古时的祈祷文便可明了，文中说祷告于精灵，无论是男是女。希腊民族乃是“造像者”，如哈理孙女士在《希腊神话论》引言中所说，他们与别的民族同样的用了宗教的原料起手，对于不可见的力之恐怖，护符的崇拜，未满足的欲望等，从那些渺茫粗糙的材料，他们却造出他们的神人来。
我们一面再看埃及印度，也曾造有他们的神人，可是这与希腊的又是多么不同，埃及的鸟头牛首，印度的三头千手，在希腊都是极少见的。其实希腊何尝没有兽形化的神人，以及其他的奇怪事，只是逐渐转变了，不像别国的永远不变，因为有祭司与圣经的制限。哈理孙女士说，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照诗人这字的原义，这确是所谓造作者，即艺术家的民族。他们不能容忍宗教中之恐怖与恶分子，把他渐益净化，造成特殊的美的神话，这是他们民族的一种成就，也是给予后世的一个恩惠。《希腊神话论》第三章是论山母的，里边详说戈耳共与蔼利女斯的转变，很是明白，也于我们最为有益。戈耳共本来是泰山石敢当似的一个鬼脸，是仪式上的一种面具，竭力做的丑恶，去恐吓人与妖魔的。既然有了头，那么一定有一个戈耳共在那里，或者更好是三数，于是有了三姊妹的传说，默杜萨即是最幼小的一个。戈耳共面普通都拖舌、瞪眼、露出獠牙，是恐怖之具体的形象。可是自从这成为默杜萨的头以后，希腊艺术家逐渐的把她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含愁的女人的面貌，虽然头发还是些活蛇，看见她面貌的人也要被变作石头。蔼利女斯如字义所示，是愤怒者，即是怒鬼，要求报复之被杀害的鬼魂。她们形状之可怕是可以想见的，大抵是戈耳共与哈耳普亚二者之合成，在报仇的悲剧中出现，是很惨怆的一种物事。在为报父仇而杀母的阿勒思特斯经雅典那女神祓除免罪，与蔼利女斯和解之后，她们转变为慈惠神女，或称庄严神女，完全变换了性格。亚耳戈思地方左近有三方献纳的浮雕，刻出庄严神女的像，她们不再是那悲剧里可厌恶可恐怖的怨鬼，乃是三个镇静的主母似的形像，左手执着花果，即繁殖的记号，右手执蛇，但现在已不是愁苦与报复之象征，乃只是表示地下，食物与财富之源的地下而已。哈理孙女士结语中云，在戈耳共与地母上，尤其是在蔼利女斯上，我们看出净化的进行，我们目睹希腊精神避开了恐怖与愤怒而转向和平与友爱，希腊的礼拜者废除了驱除的仪式而采取侍奉的自由。罗斯金又评论希腊人说，他们心里没有畏惧，只是忧郁，惊愕，时有极深的哀愁与寂寞，但是决无恐怖。这样看来，希腊人的爱美并不是简单的事，这与驱除恐怖相连结，影响于后世者极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这里语焉不详，深不自满，只是表示野人献芹之意，芹只一二根，又或苦口，更增惶恐矣。
此次因见日译《古代希腊文学史》出版，稍有感想，便拉杂写了下来。大意只是觉得古希腊的探讨对于中国学艺界甚有用处，希望其渐益发达，原典翻译固然很好，但评论参考用书之编译似尤为简捷切要，只须选择得宜，西欧不乏佳籍，可供学子之利用，亦是事半而功倍。大抵此种工作，语学固是必要，而对于希腊事情之爱好与理解亦是紧要的事，否则选择即不容易，又出力不讨好，难得耐寂寞写下去也。
(民国甲申，五月末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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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6 [只看该作者] 第32楼
结  论
我的杂学(二十)
1944年9月16日刊《古今》第55期
署名知堂
收入《苦口甘口》
我写这篇文章本来全是出于偶然。从《儒林外史》里看到杂览杂学的名称，觉得很好玩，起手写了那首小引，随后又加添三节，作为第一分，在杂志上发表了。可是自己没有什么兴趣，不想再写下去了，然而既已发表，被催着要续稿，又不好不写，勉强执笔，有如秀才应岁考似的，把肚里所有的几百字凑起来缴卷，也就可以应付过去了罢。这真是成了鸡肋，弃之并不可惜，食之无味那是毫无问题的。这些杂乱的事情，要怎样安排得有次序，叙述得详略适中，固然不大容易，而且写的时候没有兴趣，所以更写不好，更是枯燥，草率。我最怕这成为自画自赞。骂犹自可，赞不得当乃尤不好过，何况自赞乎。因为竭力想避免这个，所以有些地方觉得写的不免太简略，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或者比多话还好一点亦未可知。总结起来看过一遍，把我杂览的大概简略的说了，还没有什么自己夸赞的地方，要说句好话，只能批八个字云，国文初通，常识略具而已。
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曰儒家精神，虽然似乎有点笼统，与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但为得表示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利用这个名称殆无不可。我想神农大禹的传说就从这里发生，积极方面有墨子与商韩两路，消极方面有庄杨一路，孔孟站在中间，想要适宜的进行，这平凡而难实现的理想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屡次自号儒家者即由于此。佛教以异域宗教而能于中国思想上占很大的势力，固然自有其许多原因，如好谈玄的时代与道书同尊，讲理学的时候给儒生作参考，但是其大乘的思想之入世的精神与儒家相似，而且更为深彻，这原因恐怕要算是最大的吧。
这个主意既是确定的，外边加上去的东西自然就只在附属的地位，使他更强化与高深化，却未必能变化其方向。我自己觉得便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我的杂学的大部分实在都是我随身的附属品，有如手表眼镜及草帽，或是吃下去的滋养品如牛奶糖之类，有这些帮助使我更舒服与健全，却并不曾把我变成高鼻深目以至有牛的气味。我也知道偏爱儒家中庸是由于癖好，这里又缺少一点热与动，也承认是美中不足。儒家不曾说“怎么办”，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那样，便是证据。我看各民族古圣的画像也觉得很有意味，犹太的眼向着上是在祈祷，印度的伸手待接引众生，中国则常是叉手或拱着手。我说儒家总是从大禹讲起，即因为他实行道义之事功化，是实现儒家理想的人。近来我曾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此即是我杂学之归结点，以前种种说话，无论怎么的直说曲说，正说反说，归根结底的意见还只在此，就只是表现得不充足，恐怕读者一时抓不住要领，所以在这里赘说一句。
我平常不喜欢拉长了面孔说，这回无端写了两万多字，正经也就枯燥，仿佛招供似的文章，自己觉得不但不满而且也无谓。这样一个思想径路的简略地图，我想只足供给要攻击我的人，知悉我的据点所在，用作进攻的参考与准备，若是对于我的友人这大概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题作“愚人的自白”才好，只可惜前文已经发表，来不及再改正了。
(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五日)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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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6 [只看该作者] 第33楼
外国语
我的杂学(十八)
1944年9月16日刊《古今》第55期
署名知堂
收入《苦口甘口》
我的杂学如上边所记，有大部分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本文为媒介，这里分析起来，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对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我学英文当初为的是须得读学堂的教本，本来是敲门砖，后来离开了江南水师，便没有什么用了，姑且算作中学常识之一部分，有时利用了来看点书，得些现代的知识也好，也还是砖的作用，终于未曾走到英文学门里去，这个我不怎么懊悔，因为自己的力量只有这一点，要想入门是不够的。日本文比英文更不曾好好的学过，老实说除了丙午丁未之际，在骏河台的留学生会馆里，跟了菊池勉先生听过半年课之外，便是懒惰的时候居多，只因住在东京的关系，耳濡目染的慢慢的记得，其来源大抵是家庭的说话，看小说看报，听说书与笑话，没有讲堂的严格的训练，但是后面有社会的背景，所以还似乎比较容易学习。这样学了来的言语，有如一颗草花，即使是石竹花也罢，是有根的盆栽，与插瓶的大朵大理菊不同，其用处也就不大一样。我看日本人的书，并不专是为得通过了这文字去抓住其中的知识，乃是因为对于此事物感觉有点兴趣，连文字来赏味，有时这文字亦为其佳味之一分子，不很可以分离，虽然我们对于外国语想这样辨别，有点近于妄也不容易，但这总也是事实。我的关于日本的杂览既多以情趣为本，自然态度与求知识稍有殊异，文字或者仍是敲门的一块砖，不过对于砖也会得看看花纹式样，不见得用了立即扔在一旁。
我深感到日本文之不好译，这未必是客观的事实，只是由我个人的经验，或者因为比较英文多少知道一分的缘故，往往觉得字义与语气在微细之处很难两面合得恰好，大概可以当作一个证明。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曾读过些小说与随笔，至今还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欢，有时也拿出来看，如以杂志名代表派别，大抵有《保登登岐须》《昴》《三田文学》《新思潮》《白桦》诸种，其中作家多可佩服，今亦不复列举，因生存者尚多，暂且谨慎。
此外的外国语，还曾学过古希腊文与世界语。我最初学习希腊文，目的在于改译《新约》至少也是《四福音书》为古文，与佛经庶可相比，及至回国以后却又觉得那官话译本已经够好了，用不着重译，计划于是归于停顿。过了好些年之后，才把海罗达斯的《拟曲》译出，附加几篇牧歌，在上海出版，可惜版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极想翻译欧利比台斯的悲剧《忒洛亚的女人们》，踌躇未敢下手，于民国廿六七年间译亚坡罗陀洛斯的神话集，本文幸已完成，写注释才成两章，搁笔的次日即是廿八年的元日，工作一顿挫就延到现今，未能续写下去，但是这总是极有意义的事，还想设法把他做完。
世界语是我自修得来的，原是一册用英文讲解的书，我在暑假中卧读消遣，一连两年没有读完，均归无用，至第三年乃决心把这五十课一气学习完毕，以后借了字典的帮助渐渐的看起书来。那时世界语原书很不易得，只知道在巴黎有书店发行，恰巧蔡孑民先生行遁欧洲，便写信去托他代买，大概寄来了有七八种，其中有《世界语文选》与《波兰小说选集》至今还收藏着，民国十年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从这里边译出几篇波兰的短篇小说，可以作为那时困学的纪念。世界语的理想是很好的，至于能否实现则未可知，反正事情之成败与理想之好坏是不一定有什么关系的。我对于世界语的批评是这太以欧语为基本，不过这如替柴孟和
甫设想也是无可如何的，其缺点只是在没有学过一点欧语的中国人还是不大容易学会而已。
我的杂学原来不足为法，有老友曾批评说是横通，但是我想劝现代的青年朋友，有机会多学点外国文，我相信这当是有益无损的。俗语云，开一头门，多一些风。这本来是劝人谨慎的话，但是借了来说，学一种外国语有如多开一面门窗，可以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别的不说，总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吧。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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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6 [只看该作者] 第34楼
小说与读书
我的杂学(三)
1944年5月21日刊《华北新报》
署名知堂
收入《苦口甘口》
我学国文的经验，在十八九年前曾经写了一篇小文，约略说过。中有云，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的书于我无甚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
关于道德思想将来再说，现在只说读书，即是看了纸上的文字懂得所表现的意思，这种本领是怎么学来的呢。简单的说，这是从小说看来的。大概在十三至十五岁，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学会了看书。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经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
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嘉庆时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也有相似的记录，其一节云：
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解仅数语，阅三四本后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说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
不过我自己的经历不但使我了解文义，而且还指引我读书的方向，所以关系也就更大了。
《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他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小时候看见过的书，虽本是偶然的事，往往留下很深的印象，发生很大的影响。《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疏》《花镜》《笃素堂外集》《金石存》《剡录》，这些书大抵并非精本，有的还是石印，但是至今记得，后来都搜得收存，兴味也仍存在。说是幼年的书全有如此力量么，也并不见得，可知这里原是也有别择的。《聊斋》与《阅微草堂》是引导我读古文的书，可是后来对于前者我不喜欢他的词章，对于后者讨嫌他的义理，大有得鱼忘筌之意。《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本不在丛书中，但如说是已“已”原作“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
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这大要有八类：
一是关于《诗经》《论语》之类。
二是小学书，即《说文》《尔雅》《方言》之类。
三是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如《梦忆》《清嘉录》，又关于乱事如《思痛记》，关于倡优如《板桥杂记》等。四是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最著的例如《颜氏家训》《入蜀记》等。
五是博物书类，即《农书》《本草》，《诗疏》《尔雅》各本亦与此有关系。
六是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
七是佛经之一部，特别是旧译《譬喻》《因缘》《本生》各经，大小乘戒律，代表的语录。
八是乡贤著作。
我以前常说看闲书代纸烟，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我说闲书，是对于新旧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间尊重八股是正经文章，那么我这些当然是闲书罢了，我顺应世人这样客气的说，其实在我看来原都是很重要极严肃的东西。重复的说一句，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因此常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义处亦在于此。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7 [只看该作者] 第35楼
文艺复兴之梦
1944年5月15日刊《求是月刊》1卷3号
署名知堂
收入《苦口甘口》
文艺复兴是一件好事情。近来时常有人提起中国的文艺复兴，我们听了自然是无不喜欢的，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又一时说不清楚，大概各人心里只有一个漠然的希望，但愿中国的文艺能够复兴而已。不过文艺复兴是一句成语，我们说到他便自然有些联想，虽然不免近于迂阔，这里且来简单的考虑一下。
文艺复兴的出典，可以不必多说，这是出于欧洲的中古时代。笼统点说来，大抵可以算作十四世纪中至十六世纪末，在中国历史上或者可云始于马可波罗之西返，讫于利玛窦之东来罢。这时候欧洲各民族正在各自发展，实力逐渐充实，外面受了古典文化的影响，遂勃然兴起，在学术文艺各方面都有进展，此以欧洲的整个文化言故谓之“再生”，若在各民族实乃是一种新生也。中国沿用日本的新名词，称这时期为文艺复兴，其实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许多别的成就，所以这同时也是学问振兴，也是宗教改革的时代。内在的精力与外来的影响都是整个的，所以其结果也是平匀发展，不会枝枝节节偏于局部的。我们一时来不及严密的去查书本，只就平常显著在人耳目间的姓氏来说，如有美术方面的达文西、密凯兰及罗，文学方面的但丁、薄伽乔、拉勃来、西万提司、沙士比亚，思想方面的厄拉思穆斯、培根、蒙田，宗教方面的路德，各方面都有人，而且又是巨人，都有不朽的业绩。以后各时代的学问艺术也均自有其特色，但是在人与事业的重与大与深与厚上面，是再也没有可以和这相比的了。
这样的一种整个的复兴，的确值得景仰与羡慕，希望自己的国里也有这么一回幸运的事，即使显然有点近于梦想，我也总是举起两手赞成，而且衷心愿望的。
关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有可以注意的一点，便是他的内外两重的原因。内的是民族自有的力量，在封建制度与旧教的统治下自然养成一种文化上的传统，这里固然有好的一部分，后来就成为国民精神的基本，却也有坏的一部分，逐渐在酿成自然的反动。外不必说那是外来的影响，这引动内面的力量，使之发生动作，因其力之大小而得成就，如佛经所云，随其福行，各得道迹，我们读史于此可以获得很大的教训。西罗马亡后，欧洲各民族开始建国，自立基础，及东罗马亡，学者多亡命欧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亦随以流入，造成人文主义的思潮，在历史上的结果便是那伟大的文艺复兴。当时义大利因承受罗马的传统，其发动为最早，若是影响西欧全部，成为显明的文化运动，那已在君士但丁堡陷落之后，盖在十五世纪中叶矣。各民族的精力为所固有，唯思想上所有者，在封建制度则为君，在旧教则为神耳，得古希腊人之人间本位思想而发生变化，近代文明也可以说由此发轫。希腊罗马的文化已古老矣，唯其法力却仍复极大，当时古典之研究与传播虽或似有闲的工作，而其影响效力乃有如此者，此看似奇怪，实在则亦并不奇也。古典文书之流通最初只是传抄，及古登堡造活字板，传播更为容易，中国在这里也总算略有资助，虽然出于间接，总之是有了关系，及利马窦、南怀仁辈东来，也带来了好些还礼，凡中国最早所接受到的泰西文物，无论是形而上下，那时从义大利、日耳曼拿来的东西，殆无一不是文艺复兴之所赐也。
以上所说，并不曾考查文书，只凭记得的事情胡乱谈一气，谬误恐所不免，但大抵也就是那么情形罢。我们再回过来看本国的文艺复兴问题，是怎么样呢?古今中外的情形不同，我们固然也不好太拘执的来比较，不过大体上说总是可以的。譬如说，文艺复兴应是整个而不是局部的。照这样看去，日本的明治时代可以够得上这样说，虽然当时并未标榜文艺复兴的名称，只把他作为维新运动之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已。这个看法实在是很对的，因为明治文学的发达并不是单独的一件事，那时候在艺术、文史，理论的与应用的科学，以至法政军事方面，同样的有极大的进展，事实与理论正是相合。中国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有了做起讲之意，却是并不做得完篇，其原因便是这运动偏于局部，只有若干文人出来嚷嚷，别的各方面没有什么动静，完全是孤立偏枯的状态，即使不转入政治或社会运动方面去，也是难得希望充分发达成功的。后来的事情怎么样?这恐怕是一代不如一代，中日事变前十年间的成绩大家多还记得，可以不必赘说。中国现在正是受难时期，古人云多难兴邦，大家的确不可没有这样一个大誓愿，在自定的范围内尽年寿为国家尽力，但这只是尽其在我，要想大事成就还须得有各方面的合作。若是偏信自己的事业与力量最胜，可以集事，此种大志固亦可嘉，唯在事实上却总是徒然也。
根据欧洲中世纪的前例，在固有的政教的传统上，加上外来的文化的影响，发生变化，结果成为文艺复兴这段光荣的历史。中国如有文艺复兴发生，原因大概也应当如此。不过这里有一件很不相同的事，欧洲那时外来的影响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古时虽是某一民族的产物，其时却早已过去，现今成为国际公产，换句话说便是没有国旗在背后的。而在现代中国则此影响悉来自强邻列国，虽然文化侵略未必尽真，总之此种文化带有国旗的影子，乃是事实。接受这些影响，要能消化吸收，又不留有反应与副作用，这比接受古典文化其事更难，此其一。希腊思想以人间本位为主，虽学术艺术方面杂多，而根本则无殊异，以此与中古为君为神的思想相对，予以调剂，可以得到好结果，现代则在外国也是混乱时期，思想复杂，各走极端，欲加采择，苦于无所适从，此其二。民初新文化运动中间，曾揭出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但不久展转变化，即当初发言人亦改口矣，此可为一例。国民传统率以性情为本，力至强大，中国科举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同时开始，于今已有五百馀年，以八股式的文章为手段，以做官为目的，奕世相承，由来久矣。用了这种熟练的技巧，应付新来的事物，亦复绰有馀裕，于是所谓洋八股者立即发生，即有极好的新思想，也遂由甜俗而终于腐化，此又一厄也。拉杂说到这里，似乎都是些消极话，却并非作者本意，这原来有如治病，说体质何处亏损，病证如何情形，明白之后才能下药，现在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或病重药轻，能否立见功效，那自然又是别一回事，不能并作一谈者也。
我们希望中国文艺复兴是整个的，就是在学术文艺各方面都有发展，成为一个分工合作，殊途同归的大运动。弄文笔的自然只能在文艺方面尽力，但假如别的方面全然沉寂，则势孤力薄，也难以存立。文人固然不能去奔走呼号，求各方的兴起援助，亦不可以孤独自馁，但须得有此觉悟，我辈之力尽于此，成固可喜，败亦无悔，唯总不可以为文艺复兴只是几篇诗文的事，旦夕可成名耳。本国固有的传统固不易于变动，但显明的缺点亦不可不力求克服，如八股式文的作法与应举的心理，在文人胸中尤多存留的可能，此所应注意者一。对于外国文化的影响，应溯流寻源，不仅以现代为足，直寻求其古典的根源而接受之，又不仅以一国为足，多学习数种外国语，适宜的加以采择，务深务广，依存之弊自可去矣，此所应注意的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未尝无相当的诚意，然终于一现而罢，其失败之迹可为鉴戒，深望以后能更注意，即或未能大成，其希望自必更大矣。中国文艺复兴，此名称极佳，吾辈固无日不在梦想中，虽曰立春之后梦无凭据，唯愿得好梦，不肯放弃，固亦人情之常，不足怪者也。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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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书的故事
1957年9月3日刊《新民报晚刊》
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据读书人的代表孔乙己声明说，“窃书不是偷”，只能认作斯文人一种玩笑，而且书明明未曾偷去。所以说这是“偷书的故事”，也不很妥当。姑且定名为“窃书”，来一讲这个故事。这故事是鲁迅讲的，我只是转述一下子，也不记得他自己在什么文章里，讲过没有，因为这故事很好玩，所以来重复说一遍。
这是鲁迅在民国初年在北京教育部时候的事情。他在教育部的官是佥事科长，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管的是文化设施，即图书馆、博物馆的事。其时北京图书馆还未成立，只有一个京师图书馆，略备一点旧书，设在国子监，由教育部聘胡玉缙做馆长，至于部内负责的则为科长，即是鲁迅。其时有一位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听到馆中有一部宋版书，渴欲一见，无奈馆中定例善本不外借，所以不能做到。馆中为优待名流起见，特辟净室一间，请他住在里边，可以仔细校阅。那名流惠然肯来，科长亲自接待，捧出宋版来亲手交给他，然后告退。过了几日，名流送信来，说要回去几天再来看书，叫人前去接收。这天仍由科长出马，看见他已整装待发，只等科长一到，将书交还，便挑起网篮铺盖，出馆而去。科长双手接过内装宋版书的楠木合子，将转手交付工友，这时忽然“福至心灵”，当面打开合子来一看；不看时万事全休，只见楠木合子里“空空如也”，不见有一本书。第一个看出破绽的是那位名流，随即回过头去，骂站在后面的用人：“混帐东西，怎么书都没有放好！”佣人连忙从网篮里将宋版书取出，放入楠木合子里。科长这才接过去，安心收下。
后来鲁迅讲起这件故事，总说回想过去所遇的危险，以这一次最险，也最运气，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收下之后，这失书的责任再也摆脱不清了。因此之故，他也最恨那名流，不但认为藏书家即是偷书家，在这里得一实证，也因为个人几乎上他的大当的缘故。语曰，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藏书家眼见好书，用尽心思图谋，也是人情，但总不可以违反道德，做出见不得人的事。与那位名流相比，孔乙己穷饿之馀，混进书房，乘主人不在，挟几册破书出来换钱，的确还有几分情有可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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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7 [只看该作者] 第37楼
鲁迅的国学与西学
1956年10月1日刊《新港》第4期
署名周遐寿
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
这篇文章的题目本来想叫作“鲁迅的新学与旧学”，因为新旧的意义不明了，所以改称“国学与西学”，虽然似乎庸俗一点，但在鲁迅的青年时期原是通行的，不妨沿用它一下子。
鲁迅的家庭是所谓读书人家，祖父是翰林，做过知县和京官，父亲是个秀才，但是到了父亲的那一代，便已经衰落了。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多年，父亲早殁，祖传三二十亩田地逐渐地都卖掉了。在十八岁的年头上，鲁迅终于觉得不能坐食下去，决意往南京去考当时仅有的两个免费的学堂，毕业之后得到官费留学日本，这样使得他能够在家庭和书房所得来的旧知识之外，再加上了新学问，成为他后来做文艺活动的基础。现在我们便想关于这事，说几句话。
鲁迅的家庭虽系旧家，但藏书却并没有多少，因为读书人本来只是名称，一般士人“读书赶考”，目的只是想博得“功名”，好往上爬，所以读的只是四书五经，预备好做八股而已。鲁迅家里当然还要好些，但是据我的记忆说来，祖传的书有点价值的就只是一部木板《康熙字典》，一部石印《十三经注疏》，《文选评注》和《唐诗叩弹集》，两本石印《尔雅音图》，书房里读的经书都是现买的。鲁迅在书房里读了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大概在十六岁以前四书五经都已读完，因为那时所从的是一位名师，所以又教他读了《尔雅》，《周礼》或者还有《仪礼》，这些都是一般学生所不读，也是来不及读的。但是鲁迅的国学来源并不是在书房里，因为虽然他在九经之外多读了三经，虽然旧式学者们说得经书怎么了不起，究竟这增加不了多少知识，力量远不及别的子史。鲁迅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他不看孔孟而看佛老，可是并不去附和道家者流，而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也不相信禅宗，却岔开去涉猎《弘明集》，结果觉得有道理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这从王充脱出，自然也更说得好，差不多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已经找着了唯物论的祖宗了。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便是人人皆知的“二十四孝”，也给他新的刺激，《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文章便对于曹娥与郭巨的故事提出了纠弹的意见。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无道，正史上也不能讳言，但鲁迅更从《皇朝典故》的另本《立斋闲录》中看到别的记录，引起极大的义愤。这都见于他的杂文上面，不必细说了。
鲁迅小时候喜欢画画，在故家前院灰色矮墙上曾画着尖嘴鸡脚的一个雷公，又在小本子上画过漫画“射死八斤”，树下地上仰卧一人，胸前插着一枝箭，这八斤原是比鲁迅年长的一个孩子，是门内邻居李姓寄居的亲戚，因为在小孩中间作威福，所以恨他。鲁迅的画没有发达下去，但在《朝花夕拾》后记里，有他自画的一幅活无常，可以推知他的本领。在别方面他也爱好图画，买了好些木刻石印的画谱，买不到的便借了来，自己动手影画。最早的一本是《荡寇志》的绣像，共有百页左右吧，前图后赞，相当精工，他都影写了下来，那时他正是满十二岁。以后所写的有《诗中画》，那是更进一步了，原本系画古人诗意，是山水画而兼人物，比较复杂得多了。第三种又很特别，乃是王冶梅画谱之一，上卷题曰《三十六赏心乐事》，是一种简笔画，下卷没有总名，都是画幅，有些画的有点滑稽，可是鲁迅似乎也很喜欢，用了贡川纸把它影下来了。所买画谱名目可不必列举，其中比较特别的，有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另种画本。北斋是日本报画“浮世绘”大家，得世绘原本那时很是名贵，就是审美书院复刻的书也都非数十元不可，穷学生购买不起，幸而在嵩山堂有木版新印本，虽然不很清楚，价格不贵，平均半元一册，便买了几册来，但大部的《北斋漫画》因为有十五册一套，就未能买得。日本木刻画本来精工，因为这是画工、刻工和印工三方面合作成功的，北斋又参加了一点西洋画法，所以更是比例匀称，显得有现代的气息。这些修养，与他后来作木刻画运动总也是很有关联的吧。
对于中国旧文艺，鲁迅也自有其特殊的造诣。他在这方面功夫很深，不过有一个特点，便是他决不跟着正宗派去跑，他不佩服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尤其是反对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诗歌方面他所喜爱的，《楚辞》之外是陶诗，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李杜元白他也不非薄，只是并不是他所尊重的。文章则陶渊明之前有嵇康，有些地志如《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文章也写得极好，一般六朝文他也喜欢，这可以一册简要的选本《六朝文絜》作为代表。鲁迅在一个时期很看些佛经，这在了解思想之外，重要还是在看它文章，因为六朝译本的佛经实在即是六朝文，一样值得看。这读佛经的结果，如上文所说，取得了“神灭论”的思想，此外他又捐资翻刻了两卷的《百喻经》，因为这可以算得是六朝人所写的一部小说。末了还有一件要说的，是他的文字学的知识。过去一般中国人“读书”，却多是不识字，虽然汉末许叔重做了《说文解字》十五篇，一直被高搁起来，因为是与“科举”无关，不为人所注意。鲁迅在日本留学的后半期内，章太炎先生刚从上海西牢里释放出来，亡命东京，主编革命宣传机关杂志《民报》，又开办“国学讲习会”，借了大成中学的讲堂，给留学生讲学，正是从《说文》讲起。有朋友来约，拟特别请太炎先生开一班，每星期日上午在《民报》社讲《说文》，我们都参加了，听讲的共有八人。鲁迅借抄听讲者的笔记清本，有一卷至今还存留，可以知道对于他的影响。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是文章用字的古雅和认真，最明显的表现在《域外小说集》初版的两册上面，翻印本已多改得通俗些了，后来又改用白话，古雅已用不着，但认真还是仍旧，他写稿写信用俗字简字，却决不写别字，以及重复矛盾的字，例如桥梁（梁加木旁犯重）邱陵（清雍正避孔子讳始改丘为邱），又写鸟字也改下边四点为两点，这恐怕到他晚年还是如此吧？在他丰富深厚的国学知识的上头，最后加上这一层去，使他彻底了解整个的文学艺术遗产的伟大，他这二十几年的刻苦的学习可以说是“功不唐捐”了。
关于鲁迅的“西学”一方面，我们可以更简单的来说明一下。这里可分作两个段落，其一是关于一般的科学知识，其二是关于外国的文学知识。这第一段落是鲁迅在南京（1898—1901）及在东京前期（1902—1904），大概这五个年头。南京附设在陆师学堂内的矿路学堂本来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的，虽然主要功课属于矿路二事，但鲁迅后来既不开矿，也不造路，这些功课都已还了先生之后，他所实在得到的也只是那一点普通科学知识而已。鲁迅在《朝花夕拾》上特别提出地学（地质学）和金石学（矿物学），这些固然最是新鲜，但重要的其实还是一般科学，如数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都是现代常识的基础，但是平常各个分立，散漫无归宿，鲁迅在这里看到了《天演论》，这正像国学方面的《神灭论》，对于他是有着绝大的影响的。《天演论》原只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伦理与进化论》，（或者是“进化论与伦理”也未可知，）并不是专谈进化论的，所以说的并不清楚，鲁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东京，学了日本文之后，这才懂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鲁迅看到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于是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鲁迅在东京进了弘文学院，读了两年书，科学一方面只是重复那已经学过的东西，归根结蒂所学得的实在只是日本语文一项，但是这却引导他到了进化论里去，那末这用处也就不小了。
第二个段落是说鲁迅在仙台医学校的两年（1904—1906），和仙台退学后住在东京的三年（1906—1909）。在仙台所学的是医学专门学问，后来对于鲁迅有用的只是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艺工作的唯一的工具。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并不进，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常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他利用德文去翻译别国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走向自由与解放的道路。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虽然这也就是世界文学的趋向，但十九世纪下半欧洲盛行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与人民和国家反而脱了节，只有俄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为鲁迅所最佩服。他便竭力收罗俄国文学的德文译本，又进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的国家的作品，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波希米亚（捷克），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这些在那时都是弱小民族，大都还被帝国主义的大国所兼并，他们的著作英文很少翻译，只有德文译本还可得到，这时鲁迅的德文便大有用处了。鲁迅在东京各旧书店尽力寻找这类资料，发见旧德文杂志上说什么译本刊行，便托相识书商向“丸善书店”往欧洲定购。这样他买到了不少译本，1909年印行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他所译的原本，便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收集来的。他在旧书店上花了十元左右的大价，买到一大本德文《世界文学史》，后来又定购了一部三册的札倍尔著的同名字的书，给予他许多帮助。在许多年后《小说月报》出弱小民族特号的时候，找不到关于斯拉夫的几个民族的资料，有几篇谈保加利亚和芬兰文学的文章，便是鲁迅从这书上抄译下来的。鲁迅在东京的后期只是短短的三年，在终日闲走闲谈中间，实在却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如拿去和国学时期相比，真可以说是意外的神速。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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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读古书
1956年9月1日刊《读书月报》第9期
署名周遐寿
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
关于鲁迅与古书的问题，普通有两种绝不相同的说法。甲说是主张用古文的一派：你们佩服鲁迅，他的新文学固然好，但那正是从旧文学出来的，因为他读得古书多，文学有根柢。乙说根据鲁迅自己的说话，在《晨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时候，他竭力劝青年不要读中国古书，免得意气销沉下去。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说不对，可是也不全对，因为是片面的，不可能作为依据。我们现在客观的来评判一下，甲说的用意不好，利用鲁迅读古书的事实，来替古文张目，所以把事实歪曲了，是不足凭信的。乙说呢，事实是没有错，但我们知道那时正是北洋政府的反动时代，社会上复古空气很浓厚，提倡古典文学，就会被复古派所利用，有害无益，鲁迅反对读古书的主张是对于复古运动的反抗，并不足证明他的不读古书，而且他的反对青年读古书的缘故正由于他自己读透了古书，了解它的害处，所以才能那么坚决的主张。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客观的看来，鲁迅多读古书，得到好处，乃是事实，而这好处可以从消极和积极这两方面来说。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所谓消极的好处，便是他从古书里发见了旧中国的病根，养成他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发动伟大的思想的革命，这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过去有长远的历史，浸润在一切文物里边，凡是接触着的人，容易感染，不加救治就将成为痼疾。历代学者能够知道并且揭穿这个毛病的，屈指可数，汉末孔融与嵇康，明季李卓吾，清朝戴东原与俞理初这几个人而已。鲁迅同一般读书人一样，在古书堆里钻了多年，却能独自觉悟，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这是科学知识的力量吧，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因为有好些科学家对于礼教并不反对。古语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鲁迅便是因为身入虎穴，这才明白了老虎的真相的。话虽如此，钻到古书堆里这正与入虎穴相似，是颇为危险的事情，他有什么方法，才能安全无事的进去又出来的呢？这个理由有点不易说明，但事实总是这样，他在古书里摸索，黑暗中一手摸着了“礼教”（有如童话里的“老虎外婆”）的尖利的爪牙，使他蓦地觉悟，以后留心看去，到处看出猛兽的形迹，从这里发展下去，成为反封建礼教的打虎将，那是很自然的顺序了。
鲁迅摸着礼教的爪牙，这事出现在他很小的时候，具体的说是在初看《二十四孝》的时候。《二十四孝》据说是南宋大儒朱晦庵所编的，这事固然尚待查考，未可信凭，但在民间很有力量，是“三纲”中“父为子纲”的宣传书，那是人人皆知的。那里边所说的大抵离奇古怪，不近人情，其中老莱子彩衣娱亲，画作一个须发皓白的老人倒卧地上，手持有耳小摇鼓，鲁迅的故乡叫作“摇咕咚”的玩具，样子十分可笑，鲁迅文中已经大加嘲笑，尤其荒谬的要算那一幅郭巨埋儿的故事了。因为要孝养父母，嫌儿子养育花钱，决心去掘土坑，想把儿子活埋了事，画里郭巨正在挖坑，郭巨的妻手里抱着那小儿站着，小儿手里也正捏着一个摇咕咚。这使得鲁迅看了发生怎样的悲愤，在他后来所写的《二十四孝》那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的感到，我们这里可以不必重复多说。鲁迅在小时候就从孝道的教科书《二十四孝》上了解了古来礼教的残忍性，就立定了他的观点，随时随地都加警惕，从古书中更多的发见资料，书读得愈多，也就愈加证明他见解的正确。这个结论便是“礼教吃人”，直到五四前后在《新青年》上才有机会揭出这个事实，表现在文学上的即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在《二十四孝》上发见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又从种种子史古书上得到了大量的证明材料，这里可以稍加说明。他在书房里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有工夫来加读了几经，计有《周礼》，《仪礼》以及《尔雅》。可是这些经书固然没有给他什么好教训，却也还不曾给了他大的坏印象，因为较古的书也较说的纯朴，不及后代的说得更是严紧、凶狠。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朝学者提出了“三纲”，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人就更是干脆，说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所以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鲁迅在借了小说对于封建礼教开火之后，一直没有停过，在《祝福》里又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击，我们不能说鲁迅文章的好处是从古文中出来，但是说他攻击礼教这个意思乃是从古书中得来，即是出于古书的赐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边我们只说得消极的一方面，其实在积极的一方面他也从古书得到不小的好处。这用现代的一句话来说，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国的伟大的文化遗产，至于供给他后来在文艺研究的基础那还在其次。在鲁迅生存着的期间，国内有着什么保存国粹的口号，最明显的是刘师培、黄侃的《国故》和吴宓、胡先骕的《学衡》两次运动，但那是复古派所发动的，借了这个名称来维持旧礼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对它，觉得他们所谓国粹实在乃是些国滓国糟，因此连这个名字也有点厌恶，不愿意用了。可是试问，国粹这物事有没有呢，我想这是有的，不过不必说得那么玄妙，只如现今所说文化遗产，就十分确当。鲁迅读书从经书起头，于四书之外又读了八部经，可是如上文所说，这对于他大概没有什么影响。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备查考，也不曾好好读过。他小时候读过《古文析义》，当然也读《东莱博议》，但他与八大家无缘，“桐城派”自然更不必说了。《诗经》是硬读的，因此难以发生兴趣，韵文方面他所喜爱的有一部《楚辞》，此后是陶渊明，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却并不着重，只有一部《剑南诗稿》，那大抵还是因为同乡的关系也未可知。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所走的乃是“旁门”，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文章方面他喜欢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北京大学请他教书，只是一阵东风，催他成功就是了。
鲁迅读古书还有一方面是很特别的，即是他的看佛经。一般文人也有看佛经的，那大半是由老庄引伸，想看看佛教的思想，作个比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但鲁迅却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当作书读，这原因是古代佛经多有唐以前的译本，有的文笔很好，作为六朝著作去看，也很有兴味。他这方面所得的影响大概也颇不小，看他在一九一四年曾经捐资，托南京刻经处重刊一部《百喻经》，可以明了。梁任公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曾说道：
试细检藏中马鸣所著之《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馀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妙之数理，若华严、涅盘等，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绩，故想像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华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
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夸张，但大体说得还对，现在借用了来作为鲁迅读佛经的说明，倒是极为适合的。鲁迅有一个时期也很搞过“文字学”，特别是《说文解字》，如《域外小说集》中那些文言译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迹，特别在集里那短短的引言上。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到了用白话写作的时候，这就全然不见，所以这里也从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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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8 [只看该作者] 第39楼
再是东京
鲁迅的青年时代（十二）
1956年10月作
署名周遐寿
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
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在公寓里住了些时候，夏天回家去结了婚。那时适值我也得着了江南督练公所的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所以先回家一走，随即同了他经上海到东京去。自一九○六至一九○九年这四年间，因为我和鲁迅一直在一起，他的事情多少能够知道，不过说起来也实在不多，因为年代隔很久了，是其一，其次是他过的全是潜伏生活，没有什么活动可记；虽然这是在作后年文艺活动的准备，意义也很是重大的。
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吧。这回他的方法是利用文艺，主要是翻译介绍外国的现代作品，来唤醒中国人民，去争取独立与自由。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钉书的铁丝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一直很是宝贵。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后被西班牙军所杀害）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袁在东京和鲁迅谈得很好，约定自己往英国读书，一到就写文章寄来，鲁迅对他期望最大，可是实际上去后连信札也没有，不必说稿件了。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固然凑稿也还可以，重要的却是想不出印刷费用来，一般官费留学生只能领到一年四百元的钱，进公立专门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间筹款是不可能的事，何况朋友也就只有这三个呢？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的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不过在这中间，曾经奋发过两次，虽是时间不长，于他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其一是在一九○七年夏季，同了许寿裳、陶冶公等六个人去从玛利亚孔特（亡命的俄国妇女）学习俄文，可是不到半年就散了，因为每人六元的学费实在有点压手。用过的俄文读本至今保留着，鲁迅的一册放在“故居”，上边有他添注的汉字。其二是在一九○八年约同几个人，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先生讲文字学，其时章先生给留学生举办“国学讲习会”，借用大成中学的讲堂，开讲《说文》，这回是特别请他在星期日上午单给少数的人另开一班。《说文解字》已经讲完，民报社被封，章先生搬了家，这特别班也就无形解散了，时间大概也只是半年多吧，可是这对于鲁迅却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至于促进爱重祖国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别一种作用了。
在这两年中间无意的又发生了两件事，差不多使得他的《新生》运动变相的得到了实现的机会。一九○八年春间，许寿裳找了一所房子，预备租住，只是费用太大，非约几个人合租不可，于是来拉鲁迅，结果是五人共住，就称为“伍舍”。官费本来有限，这么一来自然更是拮据了，有一个时候鲁迅甚至给人校对印刷稿，增加一点收入。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飞诗论》外，大抵都已收录在文集《坟》的里边。许寿裳成绩顶差，我记得他只写了一篇，题目似是《兴国精神之史耀》，而且还不曾写完。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
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时间虽是迟了两年，发表的地方虽是不同，实在可以这样的说，鲁迅本来想要在《新生》上说的话，现在都已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
第二件事是编印《域外小说集》，这也是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两小册子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艺部分，只是时间迟了，可能选择得比较好些，至少文字的古雅总是比听过文字学以前要更进一步了！虽然这部小说集销路不好，但总之是起了一个头，刊行《新生》的志愿也部分的得以达到了，可以说鲁迅的文艺活动第一段已经完成，以后再经几年潜伏与准备，等候五四以后再开始来作第二段的活动了。正如《河南》上写文章是不意的由于孙竹丹的介绍一样，译印《域外小说集》也是不意的由于一个朋友的帮助。这人叫蒋抑卮，原是秀才，家里开着绸缎庄，又是银行家，可是人很开通，他来东京医病，寄住在我们和许寿裳的寓里，听了鲁迅介绍外国文艺的话，大为赞成，愿意借钱印行。结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册，二集五百册，但是因为收不回本钱来印第三集，于是只好中止。同时许寿裳回杭州去，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员，不久也介绍鲁迅前去，这大概是一九○九年秋天的事情吧。
我写这篇文章，唯一的目的是报告事实。如果事实有不符，那就是原则上有错误，根本的失了存在的价值了。只可惜事隔多年，记忆不能很确，而亲友中又已少有能够指出我的遗漏或讹误的人，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悲哀了。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8 [只看该作者] 第40楼
中学读古诗的意见
1952年1月15日刊《语文教学》第6期
署名长年
未收入自编文集
对于语文教学我全然是外行，因为我不曾担任过中学的本国语文功课，这里只是以学生父兄的资格来提出一点意见，说得不对的地方要请大家指正。
我的意见是关于中学里的文言问题的。中国的文章虽说是有古文与白话两种，可是实际上很难划分出两个时代来。西欧各国的文字语言大抵在文艺复兴时分界，成立了现代语，一直通到现时，这上边便是古代语，现代的人就可以不学，所有的古文书籍差不多也改译过来了。中国的白话文才成立于五四时代，难道我们也可以就此划分，把以前的都作为古代文么？这照道理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事实上很有困难，这上段的时间太长，著作太多，什么能够译成现代语呢？若是向前推上去，那么到哪一时代为止，据我个人看来，实在很难找出一个段落，宋文即使和两汉文有多大差别，但与白话文比较还不同是古文么？这是语文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想须得由学术教育专家来解决才行。在这解决之前，中学里便总留存着关于古文的一个问题，便是对于中学生要教他多少课古文，希望他懂得古文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我是常在想到，但也说不出别的什么意见，因为这也不是外行所能解决的。但是在这期间，中学里多多少少总要教些古文，但并不一定能够把他们教会看懂文言，这里我有一点意见，主张可以多讲点韵文，这是可能比较散文更有益处的。我的理由是：一、读两篇散文，不可能就懂得一点古文，读一首诗却得到一首诗的益处，因为：二、诗是中国的主要文学遗产，而且：三、比散文直截容易领会。
现在从第二点说起，这主张大概是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的。中国很早就有《国语》《战国策》那么漂亮的散文，叙述对话，都很细腻，可是转变不出小说来，太史公一直有名，但这也只是当古史读，即使全译了出来，要使得青年必读，那是很不可能的事。小说我们算它起于宋代，那已在希腊罗马的小说千年之后，它的来源也还是从民间发生的。诗从《诗经》起便一半出自庙堂，一半来自民间，中间由士大夫接了过来，却还与人民不全脱节，一直演变下来，经过词曲歌谣，与老百姓的口耳相接触着。五四以后，白话文取文言而代之，与以前的说部的文字接上了线，白话诗却彷徨了很久，它与山歌和快板走了岔道，那些倒与诗是一个系统，虽然样子有些变化了。我们假如以韩愈为例，他的散文无论哪一篇，现在拿出来恐怕都已没有一顾的价值（这也因为是本来没有价值），但是他的诗，譬如收在《唐诗三百首》里的《山石》，便觉得也还不差，那些景物的描写总是很有力的。
韩愈的那篇《原道》，即使不提他那封建思想，单看文章也就够恶劣的，如云：
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完全是滥八股调，读了要觉得恶心，但是诗里既然容不得封建思想，句子也文从字顺，并不
怎么难懂，这里便说到上边的第三点了。我们且抄引几句在这里：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
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
清月出岭光入扉。……
这诗并不一定怎么好，只是用韩愈作例，所以引了这一篇罢了。其实我想起这个意见，还是从别的诗来的，那是一部木版大本的书，上下两册，光绪年间江楚编译局所刻，书名是《小学堂诗歌》。据说那是缪荃孙所编，虽然并未署名，因为那时颁布学堂章程，小学堂有诗歌一门功课，所以官书局刻了这部书，采用唐宋古诗，后加浅近说明。我记得其中有一首云：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
浮萍一道开。
后边一大篇话，说得颇有意思，大抵是依据徐而庵《说诗》里的，至于作者是谁，却已忘记了。这固然是突出的例子，但就是别的五七言绝句也多是如此，即以《山石》为例亦是一样，只有些字面须要解释，或者加字，读下去大抵就可了解，它与散文不同的是没有虚字，却只是多用实字堆叠下去，除字义外极少特殊的语法需要说明的，我觉得诗的句法往往比散文要与白话相近。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也未可知，不知道有经验的老师们以为怎样。
中国的文学遗产里，小说自然居其一大部分，但那至早只是明清的产物，讲起数量分量也不算多，戏剧如元曲也是一部分，但领解不大容易，散文的地位更占得不多，顶重要的自然要算是诗了。现在要使得学生能懂得某时代（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古文的标准还未确定，读几篇文言散文未必有什么效用，似乎不如多教些诗歌，可以叫他们直接接受一点文学遗产，倒可能更有实惠吧。
西欧的那些新兴国家运气都很好，他们成立了现代语，随后文学发达起来，所以文学遗产差不多是用现代国语的，偶然有点古代著作，翻译不难，或者不甚重要，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像现代希腊，他就要很吃点亏，须得都译过来读，因为他们字母不变，文字却已变动了。中国的情形是很特别的，古文与白话文是很不同了，字却是又同又不同，写成文言体时几乎是“死文字”了，但拆开来的时候又可能是活的。因为有这特别的情形，《原道》虽是那么别扭，而《山石》却还可以读得懂，这不能不说我们的运气也还有一半的好了。
世界的文学遗产，我们要去接受，势必须出于翻译，若是本国的文学遗产也须经过翻译，那总是有点不幸的事。中国过去文人使用文言，是既成事实，也就无可如何，将来有些子史等书当然只好翻译，但古诗若是可能，最好还是直接去读，这可能我看还是有的。中国诗歌的传统是用韵，假如翻译古诗为白话，不用韵便不像诗，用韵又搞不好，至少这力总是白用了，读的人和原诗还是毫不接触着。现在利用现成白话里的汉字，去读唐宋人的古诗，只消略加补充引伸，原文就可以懂得，这比翻译岂不是事半而功倍么?自然这应用也有限制，如许多七言古诗就不能这么办，但总之比散文还要好弄点，因为那些最讨厌的虚字是没有的。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9 [只看该作者] 第41楼
广思堂
百草园(三九)
1951年8月9日刊《亦报》
署名十山
收入《鲁迅的故家》
三味书屋里虽然备有戒尺，有罚跪的规则，却都不常用。罚跪我就没有看见过，在我上着学的这两年里，戒方则有时还用，譬如有人在园里拿了腊梅梗去撩树上的知了壳（蝉蜕），给他看见了，带到书房里，叫学生伸出手来，他拿戒方轻轻的扑五下，再换一只手来扑五下了事。他似乎是用蒲鞭示辱的意思，目的不在打痛，不像别的私塾先生打手心要把手背顶着桌角，好似捕快在拷打小偷的样子。仁房的伯文在乡下坐馆，用竹枝打学生的脊背，再给洒上擦牙齿的盐，立房的子京，把学生的耳朵放在门缝里夹，仿佛是小孩的轧核桃，这固然是极端的例，但如统计起来，说不定还是这一类为多，因为这里就有两位仁兄，三味书屋却只是一例。在百草园往东隔着两三家有广思堂王宅，是一个破落的大台门，大厅烧了就只剩一片空地，偏西的厢房里设着私塾，先生当然姓王，逸其名字，大家只叫他的绰号“矮癞胡”，他打手心便是那么打的，又有什么撒尿签，大概他本是模仿古人出恭入敬牌的办法的吧，但学生听了这传说大为愤慨，因为三味书屋完全自由，大小便径自往园里去，不必要告诉先生的。有一天中午放学，鲁迅和章翔耀及二三见义勇为的同学约好，冲进“矮癞胡”的书房去，师生都已散了，大家便攫取笔筒里撒尿签撅折，将朱墨砚覆在地上，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矮癞胡”未必改变作风，后事如何，却已忘记了。
三味书屋对于学生最严重的处分是退学，学生中间称为推出去。曾经有过一个实例，这人即是中房的寿升，号日如，是鲁迅的堂兄弟。老寿太太作客回来，先生帮着去从船里拿东西，寿升说道，先生给师母拎香篮哩。恰巧为先生所听见，决定把他推出去，虽然经寿升的叔父来道歉说情，终于没有成功。先生对于自己儿子也用同一方法，有一次大概鹏更的岁考成绩不好吧，先生叫他不必再读书了，将他的书册笔砚收起，捧着往里走，鹏更跟在后面说，“爹爹，我用功者，我用功者！”这事后来大约和解了结，但印象留着很深，鹏更虽然也是名秀才，大家看见他狼狈讨饶的情形以后，对于这位师兄的敬意就不免大为减少了。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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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0:59  [第2版 08-23 11:01↓]第2版 08-23 11:01
第1版 08-23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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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与画谱
百草园(二四)
1951年7月25日刊《亦报》
署名十山
收入《鲁迅的故家》
上文已经将沈八斤的名字提出，现在要继续讲那关于小床的记忆了。八斤那时不知道是几岁，总之比鲁迅要大三四岁吧，衣服既不整齐，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进跳出的乱戳，口里不断的说，“戳伊杀，戳伊杀！”这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威吓，但是这种示威在小孩子是很忍受不住的，因为家教禁止与别家小孩打架，气无可出，便来画画，表示反抗之意。鲁迅从小就喜欢看花书，也爱画几笔，虽然没有后来画活无常的那么好，却也相当的可以画得了。那时东昌坊口通称“胡子”的杂货店中有一种荆川纸，比毛边薄而白，大约八寸宽四寸高，对折订成小册，正适于抄写或是绘画。在这样的册子上面，鲁迅便画了不少的漫画，在窗下四仙桌上画了，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因为小孩们并没有他专用的抽屉。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点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
还有一回是正月里，小孩们得到了一点压岁钱，想要买点什么玩意儿，其实每人所得至多不过二三百文大钱，也并没有东西可以买得。这一回除别的零碎东西外还品买了一册《海仙画谱》，后来知道是日本刻本，内容是海仙十八描法，画了些罗汉，衣纹各别，有什么枣核描、鼠尾描、钉头描等名称，倒也颇有意思。《朝华夕拾》中讲“二十四孝”的地方，说有一本是日本小田海仙所画，也就是这个人，他的画大概是稍为有点特别的。小孩买书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还是秘密的，这册十八描法藏在楼梯底下，因了偶然的机会为伯宜公所发见，我们怕他或者要骂，因为照老规矩“花书”也不是正经书，但是他翻看了一回，似乎也颇有兴趣，不则一声的还了我们了。他的了解的态度，于后来小孩们的买书看的事是大大的有关系的。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1:02 [只看该作者] 第43楼
德文书
鲁迅在东京(三二)
1951年6月9日刊《亦报》
署名十山
收入《鲁迅的故家》
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在东京虽然德文书不很多，但德国古典名著却容易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鲁迅只有一部海涅的诗集，那两首“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的译诗，大概还是仙台时期的手笔，可见他对于这犹太系诗人是很有点喜欢的。奇怪的是他没有一本哥德的诗文，虽然在读本上当然念过，但并不重视他，十九世纪的作品也并没有什么。这里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到了一九二年左右，他还把那第一篇译出，发表在《新潮》杂志上面。他常称述尼采的一句话道：“你看见车子要倒了，不要去扶它，还是去推它一把吧。”这话不知道是否在《察拉图斯忒拉》里，还是在别的书里，想起来确也有理，假如应用于旧社会、旧秩序上面。他利用德文，译了好些别国的有意义的文艺作品，有两部德文的《文学通史》也给了许多助力，这种书籍那时在英文中还是没有的。一部是三册本，凯尔沛来斯著，鲁迅所译《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即取材于此，一部是一厚册，大概著者是谢来耳吧，这些里边有些难得的相片，如波兰的密支克微支和匈牙利服装的裴彖飞都是在别处没有看到过的。
按：德国汉学家顾彬称，不懂外语，尤其不懂德语和日语，便不能完全读懂鲁迅，因为无法透过德国和日本的文化来阅读鲁迅的作品。鲁迅究竟受日本及德国文学的影响有多深，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周作人认为鲁迅对日本及德国的文学兴趣都不大，我相信这是可能的。鲁迅当时更感兴趣的，应该是弱小民族的文学。日语和德语更多只是起到翻译上中介的作用。鲁迅在日本的生活当然对他的文学思想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我却更倾向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鲁迅的根。鲁迅首先是懂得中国，然后打开一扇扇窗，放进光来，让别的人看到这房间里的一点真相。他希望大家，尤其是青年们都首先看到自窗外而来的光，而不要一开始就沉迷于房间黑暗的角落中。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3 11:02 [只看该作者] 第44楼
南江堂
鲁迅在东京(三一)
1951年6月8日刊《亦报》
署名十山
收入《鲁迅的故家》
鲁迅所学的欧语是德文，原因是矿路学堂附设在江南陆师学堂里，那里是教德文的，后来进医学校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成为他的第二外国语了。在东京买德文书的地方很不多，中西屋只有英文，丸善书店德法文有一点儿，专卖德文书的仅有一家南江堂，在本乡“切通”，即是把山坡切开造成的街路，是往上野去的要道。在那里书籍很多，价目也不贵，就只可惜都是医学书，它开在那里也是专为接待医科大学的师生们的。可是它有几种德文小丛书，大都价廉物美，一种名“葛兴”的是各种学艺的总结，每册日金四角，又一种名“勒克拉谟”，纸面，每册一角至五角，看号数多少，什么书都有，不知道有几千号了。穷学生本来没有什么钱买书，这丛书最为适宜，而且其中有很难得的东西，例如鲁迅所要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别国不但很少，有时还很珍贵，在这里却容易得到，因为多是小册子，至多三号就是三角钱罢了。鲁迅的这一类书，可以说是他苦心收罗的成绩，看去薄薄的一本桂黄色纸面的书，当时却是托了相模屋书店交给丸善，特地写信向出版所去要来的，发单上开列好些种，一总价格却不过两三元。其中也有在旧书摊上得来的，如匈牙利人裴彖飞的小说，原价一角，大概七八分钱买来的吧，订书的铁丝已烂，书页也散了，可是谁料得到这是他所顶珍重的一册书呢。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4 21:15  [第2版 08-24 21:17↓]第2版 08-24 21:17
第1版 08-24 21:15
[只看该作者] 第45楼
苍蝇
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它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标题云“苍蝇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戏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用快剪将头切下，它的身子便仍旧飞去。希腊路吉亚诺思(Luklanos)的《苍蝇颂》中说：“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
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知道苍蝇能够传染病菌，因此对于他们很有一种恶感。
三年前卧病在医院时曾作有一首诗，后半云：
大小一切的苍蝇们，
美和生命的破坏者，
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呵，
我诅咒你的全灭，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
但是实际上最可恶的还是他的别一种坏癖气，便是喜欢在人家的颜面手脚上乱爬乱舔，古人虽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极不愉快的事。希腊有一篇传说，说明这个缘起，颇有趣味。据说苍蝇本来是一个处女，名叫默亚(Muia)，很是美丽，不过太喜欢说话。她也爱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Endymion)，当他睡着的时候，她总还是和他讲话或唱歌，使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发怒，把她变成苍蝇。以后她还是纪念着恩迭米盎，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欢搅扰年轻的人。
苍蝇的固执与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赞叹。何美洛思（Homeros）在史诗中常比勇士于苍蝇，他说，虽然你赶他去，他总不肯离开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才罢休。又有诗人云，那小苍蝇极勇敢地跳在人的肢体上，渴欲饮血，战士却躲避敌人的刀锋，真可羞了。我们侥幸不大遇见渴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来涨我们的头的却常常遇到。法勃尔（Fabre）的《昆虫记》里说有一种蝇，乘土蜂负虫入穴之时，下卵子虫内，后来蝇卵先出，把死虫和蜂卵一并吃下去。他说这种蝇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红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袭击旅人，但是他的嫖悍敏捷的确也可佩服，倘使希腊人知道，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Odssyeus）一流的狡侩英雄罢。
中国古来对于苍蝇也似乎没有“什么反感。《诗经》里说：“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又云：“非鸡则鸣，苍蝇之声。”据陆农师说，青蝇善乱色，苍蝇善乱声，所以是这样说法。传说里的苍蝇，即使不是特殊良善，总之决不比别的昆虫更为卑恶。在日本的俳谐中则蝇成为普通的诗料，虽然略带湫秽的气色，但很能表出温暖热闹的境界。小林一茶更为奇特，他同圣芳济一样，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检阅他的俳句选集，咏蝇的诗有二十首之多，今举两首以见一斑。一云：
笠上的苍蝇，比我更早地飞进去了。
这诗有题日《归庵》。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读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所以也是无法。《埠雅》云：“蝇好交其前足，有绞蝇之象……亦好交其后足。”这个描写正可作前句的注解。又绍兴小儿谜语歌云：“像乌豇豆格乌，像乌豇豆格粗，堂前当中央，坐得拉胡须。”也是指这个现象。（格犹云“的”，坐得即“坐着”之意。）
据路吉亚诺思说，古代有一个女诗人，慧而美，名叫默亚，又有一个名妓也以此为名，所以滑稽诗人有句云：“默亚咬他直达他的心房。”中国人虽然永久与苍蝇同桌吃饭，却没有人拿苍蝇作为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为浑名而已。
十三年七月
（1924年7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8 11:17 [只看该作者] 第46楼
故乡的野菜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 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 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 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 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 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 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莱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 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 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齐菜花。谚云：三春戴养花，桃 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芥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 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 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 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 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 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 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 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 本称作“御形”，与齐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 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 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 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滴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 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 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 《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 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罢。”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 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 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 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十三年二月 　　　　　　　　（1924年2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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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8 11:17 [只看该作者] 第47楼
苦雨 伏园①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 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 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 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 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 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大。 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 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 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 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 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 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 样的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 后问你再说了。 　　①伏园，即孙伏园（1894一1966），名福源，又名伏园，字养泉，笔名柏生。 浙江绍兴人，周作人在浙江省立第1中学任教时的学生，也是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 督时的学生。后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于1921年毕业。参加新潮社、语丝社，担任《国 民公报》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与周作人、鲁迅来往均很密切。 《伏园游记》中收有《长安道上》，是长安道上读到周作人的《苦雨》后与周作人的通 信，详尽描述了途中见闻，可参看。孙伏园的著作还有《丽芒湖》、《鲁迅先生二三事》 等。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 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 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 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 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 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惜。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 乃是川岛①君“佢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佢们”的窗 下窃听的了。为消除“佢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大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 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①川岛，即章迁谦（1901一1981 ），字矛尘，“川岛”是他的笔名。浙江上虞 人。1919年由山西大学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开始与周作人、鲁迅交往。时借居 在八道湾周家住宅里。《语丝》周刊创办时，他是发起人和长期撰稿人之一。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 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 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 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 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 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 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 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 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 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 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 冷，但是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们见小孩玩的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 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①， 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从前同小孩住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 了好些蛤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 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 麻雀蛤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大有欲灭此而 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 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 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蟆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阶了里 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 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 实在喜欢极了。 　　①我的兄弟，即周建人《1889一1984），原名松寿，改名建人。字乔峰，生物 学家，著有《进化与退化》、《科学杂谈》、《鲁迅故家的败落》等书，晚年写有《鲁 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生料》　1983年第4期），回忆周氏三兄弟的关系，可参看。 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 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于人 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此外别无意思。今天太阳已经出来，傍 晚可以出外去游嘻，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 罢。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书。 　　　　　　　　（1924年7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8 11:18 [只看该作者] 第48楼
谈“目连戏” 吾乡有一种民众戏剧，名“目连戏”，或称曰《目连救母》。每到夏天，城坊乡村 醵资演戏，以敬鬼神，禳灾厉，并以自娱乐。所演之戏有徽班，乱弹高调等本地班；有 “大戏”，有目连戏，末后一种为纯民众的，所演只有一出戏，即《目连救母》，所用 言语系道地土话，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不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 皆非职业的优伶，大抵系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 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做自己的事去了。 十六弟子之一的大目犍连在民间通称云富萝卜，据《翻译名义集》目键连，“《净 名疏》云，《文殊问经》翻‘莱茯根’，父母好食，以标子名”。可见乡下人的话也有 典据，不可轻侮。富萝卜的母亲说是姓刘，所以称作“刘氏”。刘氏不信佛法，用狗肉 馒首斋僧，死时被五管镗叉擒去，落了地狱，后来经目连用尽法力，力把她救出来，这 本戏也就完结。计自傍晚做起，直到次日大明，虽然夏夜很短，也有八九小时，所做的 便是这一件事；除首尾以外，其中十分七八，却是演一场场的滑稽事情，算是目连一路 的所见，看众所最感兴味者恐怕也是这一部分。乡间的人常喜讲“舛辞”俗云（eengwc） 及“冷语”（sccnvc），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 这些场面中有名的，有“背疯妇”，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别着一老人头，饰为老 翁背其病媳而行。有“泥水作打墙”，瓦匠终于把自己封进墙里去。有“□□挑水”， 诉说道： “当初说好的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样一弄，变成了一文十六担。”所以挑了 一天只有三文钱的工资。有“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被打，对众说道： “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这正是 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又有人走进富室厅堂里，见所 挂堂幅高声念道： “太阳出起红绷绷， 新妇滹浴公来张。 公公唉，甮来张： 婆婆也有哼， （Tbaayang　tsebchir　wungbarugbang， Lsingvur　hunyoh　kong　letzan； “Kougkong yhe，forng letzang； Borbo　var　yur hang！”） 唔，‘唐伯虎题’！高雅，高雅！” 这些滑稽当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壮健的，与士流之扭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 民众的滑稽趣味的特色。我们如从头至尾的看目连戏一遍，可以了解不少的民间趣味和 思想，这虽然是原始的为多，但实在是国民性的一斑，在我们的趣味思想上并不是绝无 关系，所以我们知道一，点也很有益处。 还有一层，在我们所知道的范围以内，这是中国现存的唯一的宗教剧。因为同连戏 的使人喜看的地方虽是其中的许多滑稽的场面，全本的目的却显然是在表扬佛法，仔细 想起来说是水陆道场或道士的“炼度”的一种戏剧化也不为过。我们不知道在印度有无 这种戏剧的宗教仪式，或者是在中国发生的国货，也未可知，总之不愧为宗教剧之一样， 是很可注意的。滑稽分子的喧宾夺主，原是自然的趋势，正如外国间剧（lnterlude）狂 言（Kyogen）的发生一样，也如僧道作法事时之唱生旦小戏同一情形罢。 可惜我十四岁时离开故乡，最近看见目连戏也已在二十年前，而且又只看了一小部 分，所以记忆不清了。倘有笃志的学会，应该趁此刻旧风俗还未消灭的时期，资遣熟悉 情形的人去调查一回，把脚本纪录下来，于学术方面当不无稗益。英国弗来则（Frazer） 博士竭力提倡研究野蛮生活，以为南北极探险等还可以稍缓，因为那里的冰反正不见得 就会融化。中国的蒙藏回苗各族生活固然大值得研究，就是本族里也很多可以研究的东 西，或者可以说还没有东西曾经好好的整理研究过，现在只等研究的人了。 　　　　　　　　　　　　　 一九二五年二月。 　　　　　　　　　 （1925年2月作，选自《谈龙集》）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8 11:18 [只看该作者] 第49楼
鸟声 古人有言，“以鸟鸣春。”现在已过了春分，正是鸟声的时节了，但我觉得不大能 够听到，虽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经近于乡村。这所谓鸟当然是指那飞呜自在的东西，不必 说鸡鸣咿咿鸭鸣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鸽子之类也算不得数，因为他们都是忘记了 四时八节的了。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大早来的啄木的干 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 英国诗人那许（Nash）有一首诗，被录在所谓《名诗选》（Golden Treasury）的卷。 他说，春天来了，百花开放，姑娘们跳着舞，天气温和，好鸟都歌唱起来。他列举四样 鸟声： 　Cuckco，Jug－Jug，pee－wee，to－witta－woo！ 这九行的诗实在有趣，我却总不敢译，出为怕一则译不好，二则要译错。现在只抄 出一行来，看那四样是什么鸟。第一种勃姑，书名鸭鸠，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无疑了。 第二种是夜莺，就是那林间的“发痴的鸟”，古希腊女诗人称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 夜莺”，他的名贵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乡间的黄莺也会 “翻叫”，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与它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它要吃小鸟，而且 又不发痴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呕血。第四种虽似异怪乃是猫头鹰。第三种则不大明了，有 人说是蚊母鸟，或云是田凫，但据斯密士的《鸟的生活与故事》第一章所说系小猫头鹰。 倘若是真的，那么四种好鸟之中猫头鹰一家已占其二了。斯密士说这二者都是褐色猫头 鹰，与别的怪声怪相的不同，他的书中虽有图像，我也认不得这是鸱是鸮还是流离之子， 不过总是猫头鹰之类罢了。几时曾听见他们的呼声，有的声如货郎的摇鼓，有的恍若连 呼“掘洼”（dzhuehuoang），俗云不祥主有死丧。所以闻者多极懊恼，大约此风古已有 之。查检观頮道人的《小演雅》，所录古今禽言中不见有猫头鹰的话。然而仔细回想， 觉得那些叫声实在并不错，比任何风声萧声鸟声更为有趣，如诗人谢勒（Shelley）所说。 现在，就北京来说，这几样鸣声都没有，所有的还只是麻雀和啄木鸟。老鸹，乡间 称云乌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 知道他是哪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 含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欢喜的乌老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 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啾晰，啾晰！” 　　“嘎嘎！” 　　　　　　　　　　　　　　　　　　十四年四月 　　　　　　　　　　　 （1925年4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03942389
燕山居士 发表于：09-08-28 11:18 [只看该作者] 第50楼
乌篷船 子荣君：①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 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 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①于荣，是周作人的笔名，始用于1923年8月26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医院的 阶陛》一文。以后，1923年、1925年均用过此笔名，在本文之后，1927年9、10月所作 《诅咒》、《功臣》等文中，也用过“子荣”的笔名。一说“于荣”此笔名系从周作人 在日本时的恋人“乾荣子”的名字点化而来。本文收信人与写信人是同一人，可以看作 是作者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 会明白的，不必罗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 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 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 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就可以不说了。乌 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 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 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 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 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 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 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马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 会了罢？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 以搁在左右的骇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 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 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 船罢。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 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 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寥 和白殇，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 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筋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 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 薛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 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 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 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 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 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 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 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偁山下， 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 不尽。 　　　　　　　　　 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1926年11月作，选自《泽泻集》）

金陵读书——燕语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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