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凯塞克的坚守:回望百年共和路——答《南方周末》记者笑蜀(2)

回望百年共和路——答《南方周末》记者笑蜀(2)

2006-11-19 15:49: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笑蜀：但跟着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还要不要民族特点、民族文化了？

袁伟时：这个问题很简单。制度层面上尽可能与国际惯例接轨，并不等于不要民族特点，不要民族文化。民族特点、民族文化是私人的东西，只要在制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空间，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就一定能传承下去。现在个人空间还是有的，只要家庭成员同意，谁要在家里裸体也没人管啊。谁不愿意西化，不穿西服，穿江青提倡过的“国服”（现在叫“汉服”），穿长袍马褂，这些私人事情，没人会干预你。同样，我要是喜欢吃面包、牛奶，穿牛仔裤，过西方情人节，爱听贝多芬，这又有什么不好？有的人喜欢孔孟老庄，有的人喜欢苏格拉底、柏拉图，政府都不必也不能干预，不能像上个世纪的军阀那样，强迫人们读经。说穿什么衣服、读什么书是爱国不爱国的标志，那是和现代社会多元并立的状况背道而驰的，是对公民自由空间的侵犯。说这些话的人或是狭隘民族主义遮蔽了眼睛，或是商业抄作，只要不是政府行为，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不值得理会。
政府当然也有责任。例如，保护文化遗产，确保文化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此等等，要做的事情很多。
笑蜀：你的意思是说，个人偏好可以有东西方之分，但制度只是个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袁伟时：对啊。人类文明进展到今天，形成一个共同的制度结晶。制度就是规则，现代文明规则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对它需要敬畏，需要珍重。中国政府坚决参加WTO，在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是非常明智的制度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差之毫厘，不免谬之千里。


　　　　　　　　　　　　　对法治的虔诚信仰是民主的根基


笑蜀：制度结晶或者说文明规则就好像一条大路，无以计数的人走了几千年，碰了无数次的壁，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才踏出来。这是最成熟的，走这条大路最安全，最便捷，这已经是人类共识。不承认这个人类共识，放着现成的大路不走，非要在崇山峻岭中另辟一条羊肠小道，不仅不可能走通，而且在你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历史规律的铁掌最终还是要把你拽回来，逼着你从头踏上大路，你怎么都无法绕开的。
这里我想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是怎么思考的？

袁伟时：应该承认，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他才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非常可贵的精神。但孙中山讲民主，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一是空想。比如他在《〈民报〉发刊词》就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非常准确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宪法”，空想色彩同样突出，所以在民国初年无人理会，对民国初年的制度建设没有什么影响。
二是总想搞自己的特点。这是孙中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一方面要顺应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总想根据自己国家的所谓特殊情况，设计出一套不同于欧美并且远远驾乎欧美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他设想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不是社会客观现实的自然总结。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想象了，就只能是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了。后来国民政府按照他的设想，搞所谓五权宪法、五院制，国民大会，军政、训政；机构上叠床架屋，制度漏洞很多；不但给后来的运作带来很多麻烦，更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理论根据。
三是不理解民主共和的真谛是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他公开提倡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这也给国民党利用了，成为摧残公民权利，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笑蜀：革命党人在制度建设上的理论准备很不充分。武装起义多达十次，有的是人打天下，却没有专门的人为治理天下做制度准备。一旦胜利猝然来临，这样的缺陷就显得很要命：革命党人无法尽快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规则体系来规范整个社会，其管理社会的能力以及合法性受到强大质疑。

袁伟时：革命党人中，有过一些制度准备的是宋教仁。《临时约法》主要是宋教仁起草的。但宋教仁也仅仅是翻译过几部外国的宪法，包括德国的宪法，没有系统研究过现代政治学和法学。

笑蜀：法律是最讲实证的。这么重要的一部法律，差不多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就靠宋教仁等寥寥几人差不多一夜之间赶出来，此前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调研，更没有公开听证和博弈。

袁伟时：没有。他们没有实证经验，没有对宪政问题做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就是一心一意想搞共和。

笑蜀：这么说来，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还是其他革命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一种热情，而不是出于一种实证的、理性的研究，缺乏坚实的心理基础。
这也就不奇怪，他们对法律为什么会抱着一种轻忽的态度。孙中山当总统法律是一个样子，等到袁世凯要做总统了，马上把法律改成另外一个样子，典型的“因人立法”。他们并不知道法律自身的尊严比他们的权力更重要。这种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导致的法制危机，最终必然演变为政治危机。
革命党人对法律缺乏信仰的另一个证据，大概就是“二次革命”了。

袁伟时：“二次革命”更是大错。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凶手抓到了，作为铁证的来往电报拿到和公布了，而且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赵秉钧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

笑蜀：法律之途尚未穷尽，就选择了枪杆子，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孙中山不搞“二次革命”，而是继续在法律上博弈，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

袁伟时：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水落石出，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会非常孤立。

笑蜀：不能把真相完全追出来，不能达到完全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会削弱袁世凯的权威，会造成一个弱势总统？

袁伟时：不一定弱势，但肯定是一个受到牵制的总统。他最后采取什么办法呢？他毒死了国务总理赵秉钧，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赵秉钧，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在法律上博弈，虽然查不出元凶，但袁世凯会跟今天美国的杀人疑犯辛普森一个下场，纵然逃脱法律惩罚，但逃不掉道德和舆论的惩罚，要天天被人家唾骂，天天被舆论批评、督促，同时还有一个国会牵制他的行动，那么他后来要复辟帝制也就不可能了。

笑蜀：那么，多党政治、国会政治就可能持续下去，并有机会逐步成熟。中国也就不至于陷进军阀混战的泥沼？

袁伟时：这种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极为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革命党人一下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笑蜀：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摇法治，就是动摇民主共和事业的根基。信仰法治，尊重法治，纵然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对法治的坚守，这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应该具备的气质。当时的革命党人缺乏这种气质。

袁伟时：现在的国民党就不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骂马英九，但是你看马英九非常理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守法，不能用菲律宾驱赶马科斯的方式，群众一哄而上的办法，不能采取推翻原有政府的办法。台湾要是开了这个头那就后患无穷。

笑蜀：不能用非法对付非法。

袁伟时：对。龙应台、林达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都这么主张，要尊重法律，要依靠制度。这说明现在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了。

笑蜀：这就派生出另外一个观点，这跟国民党当时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国民党当时的内部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国民党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政治小团体，还没有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

袁伟时：应该说正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完成从一个秘密的会党、秘密的革命组织向一个现代政党的转化。所以才有后来的中华革命党，才有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的事件发生。而且这么做还理直气壮的。

笑蜀：实际上也不独孙中山他们如此。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气质的缺陷，我们还没有养成现代政治人格。

袁伟时：还有一个原因不可以忽视，就是制度积累不够。民国建立之后，粱启超做司法总长，他就推行现代司法制度，建立新型的法院，改变原来的行政跟司法统一的制度。结果呢，很多地方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没有那么多法官，或者法官的素质赶不上。因为严格上的法律人，清末新政的时候才开始培养。1905年以后，相继有青年学生跑到日本去，上所谓速成政法班，学一点皮毛就回来，就当政府官员或者是建新式法院，但他们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行，结果建了新式法院以后，一般人反而觉得没有原来县太爷打板子公正，因为县太爷打板子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他有一套办法了，你现在废除旧的，新的接不上。没办法，只好放慢进度，撤掉一些边远地区的法院，恢复行政与司法统一的制度。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制度积累问题，没有制度积累你是做不来的。

笑蜀：辛亥革命是突变，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就那么五六年，那你怎么能够培养出足够的人才来支撑一个新的庞大的制度？人才准备不够。知识、经验准备也不够。整个社会都没有为这个突变做好准备。民主制度突然一下冒出来，各方面都没法适应。这就不免冲突。冲突的过程就是排异的过程。

袁伟时：归结起来可以这么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到二、三十年代情况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他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特务政治，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更大规模的革命。回顾百年共和，创深痛巨，其中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

2006年11月12日星期日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星期四D29版，编者有删节，这是没有删节的原文
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页。
2 同上，第339页。
3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版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