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卓别林作品的是:张鸣:文坛看青人徐庆全(中国青年报 200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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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庆全是个山东汉子,个子高,嘴大,嗓门粗。他做过大学教师,每每提及,都很自豪——说自己是做古文字出身,研究吐鲁番文书的。

    徐庆全歌唱得好,我听过一回,感觉跟专业的有一拼,可以自由变调,要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他的车开得也跟唱歌似的,自由奔放,要到什么地方去,别人给他指道,让他往东,他肯定往西,习惯性地南辕北辙,无论人家怎么在电话里给他纠正,告诉他走错了,就是坚决不改,直到开出去很远,连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就大嗓门地埋怨人家:你们都给我支使糊涂了!不过还好,徐庆全每次只是南辕北辙而已,只要把车头掉过来,改正也容易。如果我正好在他身边的话,都会鼓励他说,没事,反正咱满满一箱油呢。

    徐庆全是个急性子,经常耐不了啰唆,参加会议,如果与会者废话多了,或者仪式性强一点,他肯定溜号。如果不让溜,那么主持者就有麻烦了,徐庆全会变着法抗议。一次,我跟他一起开一个会,开着开着,老兄不见了,一会儿,我接到他一个短信,说是赶紧出来,有要事相商,我没理他,结果短信一个接一个,不得已,出来一看,老兄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几袋花生米和几瓶啤酒,非要跟我喝酒,说是开会哪有喝酒好玩?没办法,只好陪他喝——其实我也挺高兴的。

    我跟徐庆全认识,是从喝酒开始。我不算是个能饮之徒,但喜欢喝,一喝就高,徐庆全却是个真正的酒徒,越是高度的白酒,就越喜欢,而且不在乎酒的好坏,很辣很冲的二锅头,他能对瓶吹,吹完了就扯开嗓子唱歌,声震屋瓦。那年我跟他都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访问,那里的空气既反烟,又反酒,很有清教徒的味道,我还能将就,他可受不了,想犯规,还非要拉我做垫背的。于是,同去同去,从深圳搞来白酒,夜里在宿舍开喝。徐庆全喝酒不用劝,憋了一段没喝的时候,更不用劝,自觉往嗓子眼儿里倒,倒到最后,他兴奋之极,强力表示要考我的博士生,怎么劝都劝不住。其实,我哪儿敢招他,招进来谁导谁呀?

    徐庆全是专门做1949年文坛研究的,对周扬、丁玲、胡风、聂绀弩他们那点事儿门儿清,厚得跟砖头似的专门著作已经出了好几本。他还收藏了好些个这些人的亲笔书信,最近还出了一本专门研究这些书信的大作,刚送给我。我看到书,就拼命劝他把这些书信拍卖了,并且诱惑他说,最近嘉德拍卖行拍卖陈独秀等人给胡适的信,拍了500多万元。可他却一点不动心,说他收藏这东西,就是为了好玩,卖了就不好玩了。

    周扬、茅盾、胡风那个时代,文坛是个大地方,全国人民瞩目。文坛的风云人物,就像今日的歌星影星一样受人关注。文坛的风暴,每每由最高领袖刮起,然后搅动整个中国,让生产队里的农民伯伯都知道,哦,又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家,然后这些作家没准儿就来和自己一起下地劳动了。徐庆全研究的,就是那些曾经特别“辉煌”也特别令作家们难受的往事,整人的,挨整的,互相整的,整人完了再被人整的,被整完了表示感激涕零的,不管什么事儿,徐庆全都知道,知道了之后还要说出来。当年灰头土脸、低声下气过的文人作家,许多今日都西装革履趾高气扬了,发现有人还在旧事重提,尽管是研究,还是未免会不高兴,有的甚至会动用强力,阻止徐庆全这样做。可是,越是这样,徐庆全就越是兴奋。有一次,他刚刚送我一本这样的书,转身碰到一位不高兴先生,他居然把已经送给我的书要回去,非常郑重地转送给不高兴先生,然后跟我这儿乐上半天。

    无论有人怎样不高兴,现在文坛的事,都只是茶杯里的风暴,没多少人理会了,因此,徐庆全的研究,不管做得怎样好,书都火不了。新作家不值钱了,连累当年特别火的老作家,也没人乐意知道了。好在,徐庆全做事,大半是为了好玩,只要他还认为作家过去的那点事好玩,他就会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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