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派音乐代表人物: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

作者：王毅

在中国社会文化构成中，流氓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它的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不仅对于对古代社会史的面目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更对近代乃至当代的社会文化的进程产生着相当的影响。比如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在论述建立现代法治制度迫切性的时候，恰恰就是以中国国民的流氓性作为最典型的反面例证，孟德斯鸠说：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

　　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他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同时“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并非特意的刻薄，而是指出了一种具有深刻文化背景的现象，后来中国近代思想家痛陈中国衰败的原因时，亦曾说过意思相类且语气更激烈的话。而这样两种表面上参商相悖的特性是怎样牢牢地在我们的国民性格中组合在一起的，离开了对流氓文化发展原因的认识显然无法说清。而本文对中国流氓政治的分析主要以明代为切入点，这不仅是因为流氓文化在明代得到空前的发展，而且更是因为：流氓文化与整个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明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地展露了出来。所以我们从明代腐熟的君权制度对流氓文化膨胀的极大促进、以及这种膨胀对整个国民心理的影响出发，具体展开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与一些史学著作指出明代中后期社会失范和社会伦理蜕变不同的是，从本文的立场来看，仅仅用“失范”“蜕变”等一般性辞语已经完全无法描述和把握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实际，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日益沉溺于一种高度恶性化的伦理环境之中，而看到当时社会的这一基本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君权制度后期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针对这种高度恶性化的时代特征，本文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像--社会欺诈和犯罪的蔓延及其对社会伦理影响的日甚一日--入手，具体分析明代社会的颓势及其原因。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伦理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第一，以伦理制度及其具体的形式规范（“礼”）为工具而结构庞大统一、高度层序化的宗法制度和宗法国家、并且维系这一制度的平衡和规范其运行；第二，以每一宗法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对宗法共同体的眷恋皈依之情（亲亲），做为不断地维持共同体内在亲和力的动力源泉、作为宗法社会由其低级形态向更大的规模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承认上述原则在几千年中始终是传统社会正面价值准则的话，那么很显然，本文要讨论的明代中后期横行无忌的社会欺诈和流氓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反文化”。不言而喻，这种反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破坏、腐蚀和消解一切正面的社会价值准则。但是，正如现代政治社会学家指出的，“反文化”并非只有与主流文化相互矛盾的一面，相反，它往往是与社会体系的正面价值相反相成、彼此支撑的：

　　（“反文化”是）一种文化体系内部的某个集团抛弃了本体系的根本价值观，用别的价值观来与之对抗。但是这两种概念并不象表面看来差别那么大。……因此，某种反文化实质上是某种亚文化，它激烈地摒弃包括它在内的文化价值，激烈地嘲弄或反对这些文化价值，但与此同时，又部分地依靠它们。

　　这一判断对于理解明代中后期的流氓文化很有帮助，因为我们看到，明代中后期流氓文化的急遽膨胀，恰恰是从明代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基本走向中发源的；这种“反文化”对皇权及其控制下的整个宗法体制的瓦解，其实也早已孕育在明代皇权对专制集权体制高度强化的趋向本身之中。

　　　　 一、　明代流氓阶层与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及其动因

　　在有关明代社会、特别是中下层社会面貌的文献中，有大量对于流氓人物和流氓文化的描述，比如世人熟知的“三言二拍”中许多关于社会欺诈和犯罪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流氓人物或因事发端、兴风作浪，或奸诈百出、欺上瞒下，或钻缝觅隙、借机牟利，或勾结权要、横行一方。他们的存在、以及在社会生活众多领域中极大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能量，鲜明地体现出“反文化”的伦理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使得宗法伦理秩序和宗法社会状态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因此，流氓和流氓文化成为明代社会文化中重要的文化景观之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代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的问题都相当复杂，而这种复杂性首先要求我们具体地说明：究竟是由于什么根本的原因，使得明代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具有如此规模和强大的发展动力？为了更有条理起见，我们将这个问题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即：第一，明代以前中国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产生和发育的原因；第二，前代造就的流氓文化基因在明代恶性膨胀的原因--来具体讨论。下面先看问题的前半部分。

　　中国传统社会中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的成因和文化功能

　　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理想形态，是一种宗法网络关系和伦理等级秩序井然有序的社会；而传统君权政治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以这种井然的宗法和伦理秩序为基础的。所以荀子早就反复强调：

　　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强调的制度（“王者之制”、“礼”等等）包括几项相互密切关联的内容：第一，大一统君权体系中从巨到细的一切，都必须严格恪守制度为其规定的位置；第二，这套制度既包括对各宗法等级成员身份地位的规定，同时也相应包括对他们生活方式的规定；第三，宗法网络中的君臣父子制度，是与社会网络中的士农工商制度相互呼应、相互支撑的。因此，按照这样的设计，“王者之制”不仅是无所不包的，而且更具有清晰严整的内在层序。也正因为如此，秦汉时期确立的“王者之制”的基本框架，一直作为传统社会中基本的“正文化”而容纳着社会进程的长期发展和支撑着众多门类社会文化的演进。

　　但是在庞大的中国文化体系中，毕竟还存在着上述“正文化”框架无法完全包容的诸多文化因素，而其中影响巨大又贯穿秦汉以后历代历史过程的一项内容，就是主要发源于游民阶层的流氓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很早的宗法伦理制度设计中，“游民”就是作为宗法秩序的直接对立面而出现的，比如《礼记•王制》最后说：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郑玄《注》：“得，犹足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勤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十三经注疏本１３３８-１３３９页）

　　联系《王制》全篇极其详细申明天子对各级宗法网络及其相应文化制度的规范、申明这一整套网络制度的建立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和谐理想局面，我们不难知道：“无旷土，无游民”等等对一切游离于宗法网络之外文化因子的限制，不仅是宗法政治制度、而且也是文化制度和常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基本保证。

　　不过，《礼记》中所说的“无游民”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形态，而实际的情况当然复杂得多：中国历代不断出现的土地兼并、流民迁徙、政治动荡等等原因，由于这类原因出现的宗法网络裂痕和破碎，总会经常使一些游离于这个网络之外的人成为“游民”和“游士”（即游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和王朝末期，由于宗法结构约束力的削弱，游民的数量和能量也就会大大增加，而一般来说，流氓就是游民阶层中对制度最具破坏或腐蚀性最大的一部分人群。

　　游民、游士和流氓对中国社会的发生重大影响，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许多朝秦暮楚的纵横家和奔走于权贵门下鼠窃狗偷的食客，他们信奉的人生哲学是纵横捭阖和“日暮而途远，故倒行逆施”的一套，这当然与孟子理想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以及上引《礼记》中说的“民咸安其居，乐事勤功”的宗法性经济制度以及其臣民们遵循的“孝悌忠信”等等常规伦理完全不同。又由于中国中世纪的文化制度并不具有西方中世纪那样的身份等级限制，所以游民和流氓阶层的代表人物又往往能够风云际会地从社会的底层跃升入国家政治的中心，很早的例子如世人熟知的汉高祖刘邦具有的鲜明流氓性；再比如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也是出身流氓：“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剌，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落魄不修廉隅。”又比如五代时的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鏐“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等等。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流氓阶层的存在当然消解着君权绝对统治下的宗法体系，上文提到的刘裕、王建等人发迹以前以赌博、贩私盐等为生就是最直接的例子。但是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来看，每当需要一种强大的破坏性力量，将危机和僵化日益严重的社会肌体暂时解构以便进一步重组时，流氓阶层以及他们的与国家权力体系的结合，也就总是能够发挥其它阶层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上面提到的出身底层流氓的刘裕，他的崛起就是发生在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对国家权力和社会财富的垄断日趋极端、上层社会自身又无法遏制这种自我膨胀导致自我毁灭趋向的时代。而刘宋政权通过对豪门大族的抑制、庶族统治者对世族高层文化的学习等途径，使得社会文化到达一个新的相对平衡；又比如唐末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以后，就是由一批具有强烈流氓性的军阀攀上权力的顶端，也就是欧阳修总结的“黥髡盗贩，倔起王侯”，最后由其中的有力者完成统一并开始宗法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总之，流氓当然是一个对常规宗法秩序起着消解作用的阶层，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它却又传承久远、历代不绝于世；而它与权力体系之间经常性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更使得流氓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具有了可观的地位。

　　中国传统的流氓文化在明代恶性膨胀的原因

　　上文指出流氓及流氓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产生原因，而在这个基础上更需要注意的，则是宋明以后流氓文化的发展趋向。从其存在的一般环境来说，宋代以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内空间格局由里坊制向街巷化的变化，也使得城市对游民的吸纳能力大大增加，于是，游民就成为宋代以后城市生活中的重要阶层，这当然为流氓和流氓文化的容身乃至发展准备了基本的条件。而从更深一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宋明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进入自身发展的后期，这使得社会结构中可供调节和重组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君权统治的专制本质则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种根本性的特点对于流氓文化意义在于：它的发展也必须与这个总体趋向相互适应，从而更多地转入在较少触动这个“刚性结构”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明代流氓的膨胀也正是这一趋向的具体反映。

　　具体地说，宋代以后流氓阶层比以往更突出地表现出他们在既定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其支配下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之中，通过依附利用权势、欺诈钻营等等手段而谋生和满足贪欲的特点。比如南宋时期京城中大量存在的“闲人”之生活方式：

　　姑以今时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更有一等不著业艺，食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又有猥下之徒，与妓馆家书写柬帖取送之类。……又有一等手作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帮涉妄作，……

　　这里不仅记载了当时的游士和“猥下之徒”的规模地位、以及他们极为突出的寄生性，而且指出了他们日益彻底地附赘于权门和越来越“百艺不通”的演化趋向。而更为突出的，是南宋都城中流氓欺诈行为的花样繁多：

　　浩穰之区，人物盛夥，游手奸黠，实凡有徒。有所谓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钱财），不一而足。又有买卖货物，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若阛闠之地，则有剪脱衣囊环佩者，谓之“觅贴儿”。其他穿窬胠箧，各有称首。以至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

　　从这段史料中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的内容：第一，流氓阶层及其文化的繁荣完全是寄生在当时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体制之上的，因此从发展趋向上来说，它对于专制权力体系和权力社会体系的依附性已经越来越强烈；第二，流氓文化以及流氓诈骗，已经充分覆盖了从下层市井到权门富豪子弟的消费生活、再到上层政治领域的夤缘钻营等等几乎整个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第三，上述趋向的充分发育，已经不仅使流氓文化和流氓诈骗的内部分工及其细致（从拦路抢劫、偷摸拐骗、贩卖假货，到结党在上层社会中设局的高级诈骗等等无所不有），而且其水准之高令人咋舌。而对于明代社会来说，前代的流氓文化已经具备的如此基础当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史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流氓史的发展在明代进入“泛化期”：

　　所谓泛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流氓群体的各种类型都表现出空前的涨溢，汇聚成从消极意义上对纲常名教与社会秩序作破坏作冲击的恶性势力；二是流氓意识和流氓行为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群体扩散滋长成了招致同时代多少正直士人愤怒谴责的民风世态江河日下的重要缘由。

　　看到明代流氓文化的这一特点是重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推动流氓文化在明代这种空前规模滋长的基本动因是什么？而我们说，这种根本的动因是：在明代，皇权的专制性发展至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权力体系的依附之空前强化。更具体地说，明代流氓文化异乎寻常地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专制权力从上而下对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的瓦解下，统治中坚阶层的彻底蜕变；二是皇权以及官僚阶层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社会财富，不仅大规模网罗和利用流氓，而且国家权力体系本身更日益流氓化；三是社会伦理环境的急遽“黑洞化”反过来对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在全社会中的恶性膨胀的强力推动。

　　先看第一项原因。概括地说，明代中后期社会伦理环境的特点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是由于专制权力诱导下的社会伦理体系整体性坍塌所致，有关史料中记述这一颓势的文字极多，例如嘉靖时的情况是：

　　天下刻薄相尚，变诈相高，谄媚相师，阿比相依。仕者日坏于上，学者日坏于下，彼唱此和，靡然成风。

　　这种在上层社会以“变诈相高”的典型例子，比如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长生、黄白等术为名，骗取皇帝的长期宠信和无数金银，而其同道和师徒之间也因为分赃的原因而相互揭发、甚至杀死对方的家人。而比这种局部事例更可怕的是，用尽各种心机欺诈行骗、营私舞弊，已经成了整部国家机器体内高度一致和最为热衷的兴奋点，嘉靖末年入阁的严讷曾列举当时各级官吏之间通行的五花八门的欺诈蒙骗手段：

　　或赃罚抵赎之隐匿，或折干常例之滥收，或羡余火耗之侵渔，或里甲夫马之索取，或科派劝借之横加，或寿仪节礼之慨受，或广市土产以结欢于权要，或极腆供意以善事乎上官。淫刑以逞，饰诈以欺，潜贿以杜法，假公以济私。

　　可见，欺诈之风通过专制权力体系的权威渠道从上到下地扩展蔓延，已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趋势。

　　再来看见第二重原因。孟德斯鸠在总结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时，指出统治者对财富的聚敛后来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君主们所搜刮的这些财富最后的结果几乎永远是十分悲惨的。”然而与明代专制权力的贪欲相比，罗马帝国的悲剧只能算是姗姗来迟，因为明代专制权力对财富的聚敛不仅最后的结果是悲剧性的（比如世人熟知的张献忠、刘宗敏等人造反得势后以最酷虐的手段逼迫明代官员缴纳巨额买命钱），而且其聚敛手段和方式本身，都因其前所未有的疯狂而早已就是悲剧性的--在明代前期，专制权力的疯狂主要表现为清除异己时极端的嗜血性，而在明代中期以后，则更主要地表现为急遽膨胀的对国民财富的掠夺欲，他们利用和扩张专制权力以直接攫取社会财富，其规模之巨大是以往的任何朝代远远无法比拟的。而一旦专制权力对社会财富的贪欲大大超过了传统的行政制度所规定的“形式程序”以后，他们就迫切需要在“合法权威”以外，寻找更具能动力量的掠夺社会的手段。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这种最具能动力量的因素则莫过于流氓阶层。

　　明代文献中大量记述了明代专制权力的各级代表们，是如何肆无忌惮地公开网罗利用社会中的流氓阶层而为自己鱼肉天下。比如明中期以后的历代最高统治者，就是以社会上的大量流氓为爪牙而建立起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皇庄和官庄制度的：

　　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仁、宣之世，乞请渐广，大臣亦得请没官庄舍。……至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管庄官校召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

　　当宪宗末，中官、佞幸多赐庄田。……官校招无赖为庄头，豪夺畜产，戕杀人，污妇女……

　　又比如矿税、采办、税监等一整套明代皇权对国民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制度，其建立和日益猖獗无不是以对流氓阶层的网罗利用为前提的：

　　（万历时，矿监四出，）时中官多横暴，……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璫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

　　自矿税使出，而民间苦更甚。……诸中使衔命而出，所随奸徒，动已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专困商。……盖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务剥小民，画有成谋，假中官行之。运机如鬼域，取财尽锱铢。……至于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税盗矿，或诬之贩盐盗木。布成诡计，声势赫然。及其得财，寂然无事……

　　可见，不论是流氓阶层空前显赫的地位、庞大的人数（“诸中使衔命而出，所随奸徒，动已千百”）、还是骗术的日益诡诈（“神奸”、“运机如鬼域”）， 都是最直接以疯狂专制贪欲所招徕的为虎作伥为前提。

　　由于专制社会权力欲望的向下的层层辐射和扩散，对流氓阶层的利用当然不会仅仅限于牟取皇权利益范围之内，相反，这种掠夺方式必然要以极大的势能向整个权力体系示范。例如早在景泰年间，得宠的宦官集团网罗流氓为自己疯狂谋私的方式，简直就与率兽食人无异：

　　内官家积金银珠玉，累室兼籝，从何而至？非内盗府藏，则外朘民膏。害一也。怙势矜宠，占公侯邸舍，兴作工役，劳扰军民，害二也。家人外亲，皆市井无籍之子，纵横豪悍，那粟补官，贵贱混淆，害三也。

　　再如东厂搜罗流氓为走狗以便更疯狂地贪赃卖法，而这又反过来吸引了大量流氓靠卖身于东厂为打手而暴发致富：

　　迨后东厂设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银而买事件，得贿而鬻刑章。无籍之凶恶，辄多倚藉以投充。番役之亡命，反借交通以幸免。于是飞诬多及善良，赤棍立致巨万！

　　又如权臣严嵩父子不仅贪赃狼藉，而且“又以无赖之子，窃威助恶”。所以这种利用专制权力而麇集黑白两道的势力双管齐下地朘剥民脂民膏，成为明代社会的一大特征。

　　与上述权臣和势要阶层对流氓的依藉利用相互呼应的是：明代从中央到州县等基层行政衙门中各级吏胥的流氓化，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由于中国传统君权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吏胥的流氓化发端很早，比如在南北朝时就有“久吏奸滑”的说法，但是这种久已存在的趋势在明代日益高度恶性化，却有着直接的现实原因。这首先是，明代皇权为了维护自己极端的专权而另设一整套凌驾于常规国家机器的司法和特务衙门（锦衣卫、东西厂等等），因此在明代的司法实际中，法外有法，刑外有刑、权势者可以为所欲为、横行不法就成了一种制度性的通例，而这套法外法的实行所依藉的基本工具，正是充分流氓化、特务化了的大批奸吏：“奸吏骩法，任意轻重。……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纵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据记载，崇祯时东厂奸吏专门以搜捕盗贼为名肆意敲诈无辜--他们酷刑逼迫被害者诬陷攀扯有钱人，待将其财产轧光以后再层层呈报捏造出的罪名，三四天之内就将其处死灭口。而这些恶行甚至连刑部也绝对不敢过问，所以某进士记述自己初为刑部给事中时敦请长官平反冤狱，得到的回答却是：“惨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对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厂招，异日借题罗织，官吏并命矣！’”其次，由于士大夫阶层的长期溺于科举时文而疏于田赋刑名等经世之能，所以从中央到州县政务的实际运作往往要依靠那些世代为胥吏的衙役，至万历时甚至形成“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这种官员受胥吏操纵的局面，于是形成数量庞大、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操作各级权力体系的胥吏阶层。由于明代科举制度的限制，胥吏绝少有机会升任府县长官，而当时政治环境又随处充满着专制权力的膨胀欲望，所以胥吏阶层积郁的巨大政治能量，就只能完全转化为利用他们手中的司法权力而千方百计欺诈掠夺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禀赋”。又由于胥吏多出身于游民阶层而与流氓文化具有天然的联系，所以明代胥吏政治的流氓化就成为这个阶层整体性的行为特征。

　　从明代通俗文学中，可以经常看到对那些专靠吃衙门饭谋生的流氓地痞的描写、以及对他们为非作歹的的憎恶和无奈，比如《醒世恒言•李玉英狱中讼冤》：“（焦榕）专在各衙门打干，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又如《禅真逸史》第六回：“老妪有一兄弟，是本县罢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张好口，能言善辩；第二件，一幅呆胆，不怕生死；第三件，两只铁腿，不惧竹片。是衙门人取他一个诨名，叫做曾三绝。”更典型的例子，比如《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对某图谋霸占家财者如何通过勾结县衙中“做公的”而诬陷杀害无辜亲眷的过程有详细叙述：

　　只见做公的东一堆，西一簇，好生热闹。……（赵昂）举一举手道：“老者可晓得的巡捕杨洪住在何处？”那公差答道：“可是杨黑心麽？他住在乌鹊桥巷内。”……赵昂开言低低道：“此来相烦，不为别事。因有个雠家，欲要在兄身上，分付个强盗扳他，了其性命，出这口恶气。”便摸出银子来，放在桌上，……自古道：公人见钱，犹如苍蝇见血。那杨洪见了雪白的一大包银子，怎不动火！……道：“这样不打紧，前日刚拿住五个强盗，……待我分付了，叫他当堂招出，包你稳问他个死罪。那时就狱中结果他的性命，易如反掌。”

　　无数类似恶行的积累，使胥吏阶层“窟穴其中”以欺诈百姓甚至欺诈各级官员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弊端。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流氓文化的泛滥在得到政治体制上述自上而下推动的同时，又得到了自下而上的鼓荡。弗罗姆、威尔海姆•赖希等西方政治学家对现代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之下国民心理的研究发现：在集权体制强大的压迫之下，底层人物的心理具有相反相成的两个基本的侧面，其一是对政治权威的极端畏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其二，则是底层人物对专制权威的渴望--普遍热切地希望通过获得和加盟于专制权威，而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卑微的地位和屈辱的命运。威尔海姆•赖希将这种心理称为“权威主义性格”（详见其《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上述结论虽然是对现代专制政体而言，但是无疑也对我们考察明代社会这专制政体的传统形态提供了启示。

　　与这一理论给予我们的借鉴相似的另一启发，是存在主义哲学对荒诞社会以及其中底层人物命运的分析，比如俄国文学家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名作《罪与罚》中深刻描写了在沙皇制度中贫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大学生拉斯克尼克夫，因为谋杀了一个专门靠压价收买典当底层人们财物的老婆子而沦为罪犯的过程。陀氏详细描写了强烈地驱动拉斯克尼克夫犯罪的心理原型，这就是这个潦倒的小人物对拿破仑式赫赫威权的渴望--拉斯克尼克夫梦寐以求地要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而这个梦想唯一的目的在于证明自己不是天生的贱民和蚁虫、证明他还可以居高临下地藐视那个屡屡欺凌自己的老太婆：“在生命的权衡上讲，那个又愚蠢、又乖戾、又有痨病的老太婆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个虱子、一个黑甲虫的生命罢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于陀氏描写的荒诞社会中底层人物在权威主义压迫下发生的这种心灵扭曲予以了充分的重视，指出：

　　（拉斯克尼克夫）杀人是为了证明自己不跟其他普通人一样是个虱子。……拉斯克尼克夫的杀人是出于不安与脆弱，不是出于权力过剩：他杀人是因为他十分恐惧自己是个无名小卒。而实际上他是无名小卒！

　　可见，专制社会中受到被压迫者“权威性格”的两重性（一方面极端地畏惧权威，而同时却又渴望通过得到专制权力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文化命题。

　　纵观明代政治史，可以立刻看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皇权专制的极端化形成的强大势能通过一层层结构井然的宗法等级，而将“权威性格”逐级灌输普及下去，直到越来越充分地笼盖了整个社会，从而形成了一种上下一体而又极其强大的“社会性格”。由于这种社会性格的充分成熟，所以人们一方面在专制权威面前唯恐恭顺不及，而另一方面却又都千方百计攫取和利用专制权力以为自己生存之必需。这方面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权相严嵩在皇权面前随时表现出极端雌伏谄媚的奴妾性格：“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充满了高度亢奋的权力欲望：“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碧同入阁，皆不预闻票拟事，政事一归嵩。”在这种极端“权威主义”的环境中，使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得以充分膨胀的更为广泛路径，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下层国民努力使自己流氓化、并由此获得依附于专制权力的资格。专制体制下的国民一方面时刻痛感被压迫的苦难，而另一方面又越来越热切地希望通过加入专制权力体制而使自己摆脱被压迫的命运；这一规律在明代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的膨胀方式上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嘉靖时的何良俊曾记述专制权力的压迫造成大量社会成员竭力使自己成为权力卵翼下的游民和流氓：

　　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异，……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

　　而许多没有机会直接夤缘于专制权力的人们，则冒用权势的声威而四处诈骗牟利，其手段之五花八门足以让人咋舌，以至于在嘉靖时修订的《问刑条例》中，不得不详细列举这些世间流行的诡诈伎俩而希望加以遏制：

　　凡诈冒皇亲族属、姻党、家人，在京在外巧立名色，挟制财物，侵占土地并有禁山场，拦当船只，掯要银两，出入大小衙门，嘱托公事，贩卖钱钞、私盐，包揽钱粮，假称织造，私开牙行，擅搭桥梁，侵渔民利，及往来河道，吹打响器，张挂旗号，经过军民有司衙门，需索人夫酒食，勒要车辆船只……

　　以后的社会局面，就更是成千上万的人们争相充当流氓打手，以获得在矿监税使手下为虎作伥的资格：

　　（万历时）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于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

　　矿税使四出，……诸阉益横，所至剽夺，污人妇女。四方无赖奸人蜂起言利。……（温）纯又抗言：“税使窃弄陛下威福以十计，参随凭藉税使声势以百计，地方奸民窜身为参随爪牙以万计。宇内生灵困于水旱，困于采办、营运、转输，既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安能复胜此千万虎狼耶！”

　　这种普遍风尚在当时通俗小说对世情的描写中更有无数例子，比如《金瓶梅》中写西门庆找了两个平日受他恩惠的地痞光棍（“草里蛇鲁华”、“过街鼠张胜”）去毒打敲诈太医蒋竹山，两个人领命之后，一面赶忙表示对西门庆这权势赫赫的“市井棍徒”之感激，另一方面更谋划着通过这次充当流氓走狗的效忠而进一步得到进入官府去做打手的资格：

　　（两人）一面接了银子，扒到地下磕了头，说道：“你老人家只顾家里坐着，不消两日，管情稳抇抇教你笑一声（王毅注：指办妥西门庆交代的这件事）。”张胜道：“只望大官人到明日，把小人送与提刑夏老爷那里答应，就勾小人了。”西门庆道：“这个不打紧。”后来，西门庆果然把张胜送在守备府，做了个亲随。

　　这类事例清楚地说明，明代流氓势力的膨胀是明代政治日趋专制腐败的直接结果。在不可遏制的疯狂力量的驱动之下，万历前后流氓阶层的恶性膨胀已经成了整个社会上下呼应、相互激荡的浊流。很显然，这种罪恶气息与日狂增的局面在中国流氓长期的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了解了这一趋向的前提下，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分析流氓文化在明代中后期社会中的普遍意义了。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曾针对君主专制制度对当时整个社会的道德的腐蚀机制说：“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而明代的社会文化和社会风尚，就恰恰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一种崇尚统治者绝对权力的社会中，特别是在一个将这种罪恶的崇尚灌输到社会每一角落的社会形态中，流氓文化等等社会的“劣根性”如何必然伴随着这种主导势能而在全社会猛烈泛滥起来。

　　明代社会流氓欺诈行为及其表现的流氓文化举隅

　　由于正统史学在很大程度上的有意遮蔽了社会史的真实面貌，所以人们不容易从中地看到明代流氓文化的完整状况；但是这些内容在文化理念与正统史学分途的通俗文艺中，却有着相当丰富的反映，所以本节从“三言二拍”等明人编撰小说集中钩稽出关于社会史的材料，以说明流氓文化在宋元以后的演变脉络以及在明代全面恶性膨胀的具体状况。

　　流氓在中国历史中是一种具有久远传统和深刻成因的社会构成，比如早在五代，流氓通过结伙而积蓄势力，最终靠发动政治和军事动乱而成为地方诸侯，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五代十国时期各种称号的政权，基本上全由来自社会底层的流氓团伙首领或骨干所建立并掌握。……流氓头子称帝称王，团伙骨干自然就出将入相。”不过，流氓文化的内涵在宋代以后发生了关键的变化：

　　（秦汉以来的流氓聚成寇盗的组织方式）到了唐末五代时，更演成团伙广结恶贯天下的空前严重局面。但是宋元之后，这些类型日益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统称为“闲汉”、“破落户”、“不成子弟”的各种帮闲类型，以出乎寻常的速度急剧膨胀起来，并逐渐成为宋金元社会的流氓主体。其二，成份构成的变化，相应地引带起流氓行为类型比例的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直接构成对封建国家统治威胁的行为明显减少了，汉唐时代那种流氓结伙向官吏袭击、乃至卷入中上层政治斗争漩涡的事情，宋元时代渐成鲜闻。其次，向着封建法典发起正面冲击、极易引发封建统治秩序动荡的恶性流氓行为也明显减少了，比如掠卖人口、绑票杀人、团伙抢劫、武装走私以及大规模地盗铸伪币这些事，宋元时代的发生量远较此前为少，相反奸骗、讹诈、乞赖、放刁等各种巧取型或者叫做软性流氓行为出现激增现象。

　　洞察上述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流氓阶层与政治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明代流氓阶层的基本特点都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笔者看来，这种变化显然是君权统治下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高度成熟以后，流氓阶层这种以往的“反文化”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只能日益在整体范围上依靠和适应主流权力社会的结果。而这种根本性的趋向，当然会对宋元时代、特别是明代的流氓文化产生决定的影响。

　　宋元以后流氓阶层的主要生存方式，转变为附赘于现行权力制度的前提下，在社会缝隙中依靠诈骗和欺凌社会弱势群体而谋食，这一趋势在通俗文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说来，宋元小说《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等等描写五代时期流氓人物集结成为军事集团、进而发迹变态、称帝为王的故事模式当然不可能延续下去；然而彼消此长的是：关于社会欺诈的故事数量却变得十分可观，所描写的流氓手段之诡诈凶恶，也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

　　粗略地分析，明代小说集中有关流氓文化的故事至少可以分成两类，即：追述宋代市井中流氓阶层欺诈行为的故事；与关于明代专制权力辐射下流氓文化的高度恶性化的故事。而比较两代的区别对于我们认识流氓文化至明代的特点十分必要。

　　上文提到，许多宋人笔记中就已经详细记述了当时流氓阶层麇集于市井、依靠各种诡谲手段而诈骗牟利的情况，“三言”中辑录的表现这类内容的宋元小说，有《古今小说》中的《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一篇描写一原本偷盗成性的和尚看中皇甫松的妻子，遂设骗局离间皇甫夫妻。待皇甫松中计休妻之后，和尚遂串通一个婆子，将皇甫妻据为己有，最后骗局败露的故事；《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则写老鸨与妓女合伙假装良善，寻访富户傍居借住，伺机以女色诱其上钩而捞取钱财。小说中虽然说这伙骗子“圈套都安排停当，漏将入来，不由你不落水。……不止陷了一个汉子”，但其骗局手法仍然比较简单、并没有大的曲折，行骗规模也只是局限在一家普通妓女的交往范围之内，与前引《武林旧事》中所述南宋时流行的“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相比，气派还要小得多。总之，从宋元时代的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流氓欺诈在当时虽然已经成为市井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是远未臻于充分发达的程度。

　　而在明代成篇的有关流氓文化的故事中，就往往已经不是一般地描写流氓阶层欺压良善的种种劣迹，而是充分反映了在明代专制权力“黑洞化”的总体形势下，专制权力与流氓阶层流氓文化相互结合的趋向、以及这种趋向带来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恶性化社会结果。这类例子很多，比如《醒世恒言》中《灌园叟晚逢仙女》这篇借前代名义以敷陈时事的故事，就写一衙内的赫赫威势：

　　却说城中有一人姓张，名委，原是个宦家子弟，为人奸狡诡谲，残忍刻薄。恃了势力，专一欺邻吓舍，扎害良善。触着他的，风波立至，必要弄得那人家破家荡产，方才罢手。手下一班如狼似虎的奴仆，又有几个助恶的无赖子弟，日夜合做一块，到处闯祸生灾，受其害者无数。不想却遇了一个又狠似他的，轻轻捉去，打得个臭死。及至告到官司，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脚，反问输了。因妆了幌子，自觉无颜，带了四五个家人，同那一班恶少，暂在庄上遣闷……

　　这段故事不仅写出张委这样的官宦子弟如何的与“一班恶少”完全结成一体，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横行不法的人物竟然又被更加流氓化的权势者“轻轻捉去，打得个臭死”、接着更让他在官司上大大吃了个哑巴亏。由此可见：当时政治的流氓化程度，已经成为权势者趋之若鹜的基本方向。故事以下写因在官司上吃了大亏而郁闷在心的张委见到灌园叟秋公花园内繁花似锦，立刻欲霸为己有，因遇到秋公的反抗，遂将所有花木尽皆打坏，后又诬陷秋公为妖人，并借官府的势力将秋公捉拿入狱，意欲置秋公于死地之后借机霸占此园等等越加恶毒的行径，而他委派到衙门中具体操办此事的走狗张霸“是张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衙门情熟，故此用他。”

　　总之，这个故事非常具体地写出在明代这样的权力高度畸形的社会形态中，人们所受到的专制权力的压力是如何通过中介阶层的放大和恶性化处理以后，逐级向底层更加弱势群体转嫁的总体趋向；而充分地利用流氓，就是权力体系之中每个中间阶层进行这种放大和恶性化处理所必需的手段。

　　与明代作者借前代故事原型而加工发挥的例子相比，另外一些直接描写明代社会风尚以及欺诈犯罪、黑社会势力与专制权力关系的篇章，则更直接地反映出当时流氓文化的面目。先来看一个很小的片段：《古今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写严嵩父子杀害了沈鍊之后，又捉拿其子沈襄并指使公差在押解的途中伺机将其杀害。上路后公差张千、李万威风凛凛，“做出嘴脸来，呼么喝六”，并且渐渐露出杀机。不想沈襄在其侍妾帮助下巧妙逃生，只留下张千、李万顶缸被拘。结果这两个失势的衙役从看守他们的民丁那里饱受的，同样是昔日自己屡施于他人的那套恶行：

　　张千、李万一条铁链锁着，四名民壮，轮番监押。带得几两盘缠，都被民壮搜去，为酒食之费；一把倭刀，也当酒吃了。……一连比了十数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打得爬走不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壮”尽管平日备受官府欺诈徭役之苦，但是一旦遇到哪怕是极小的机会，也依然像一群争抢残羹的残忍秃鹫一样扑向专制权力的猎物。

　　而从一些长篇描述中，我们对明代流氓文化当然可以有更清晰得多的了解。比如《二刻拍案惊奇》中的《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就是让人惊心动魄的一篇。故事开头就以对当时官僚阶层诡诈心性的描写而领起全篇：

　　更有一等狠心肠的人，偏要从家门首打墙脚起：诈害亲戚，侵占乡里，受投献，窝盗贼，无风起浪，没屋架屋；把一个地方搅得齑菜不宁，人人惧惮，个个收敛，怕生出衅端撞在他网里了。……有诗为证：恶人心性自天生，慢道多因习染成。用尽凶谋如翅虎，岂知有日贯为盈！

　　故事的内容是明代社会中一个典型的利用黑白两道势力而以黑吃黑、多重欺诈的例子：云南一姓张的廪生“学业尽通，考试每列高等，一时成为名士”，然而这饱读圣贤书的名士最热衷的却是：“日夕算计，结交官府，只要父亲一倒头，便思量摆布这庶母、幼弟，占他家业。”他如此行径的结果，是被庶弟、寡母到堂堂进士出身的杨巡道府衙告了一状。没想到事情一入官府，更是无穷黑幕：

　　张廪生见杨巡道准了状，也老大吃惊。你道为何吃惊？盖因这巡道又贪又酷，……除了银子再无医药的，有名叫做杨疯子，是惹不得的意思。……张廪生世事熟透，便寻个巡道梯己过龙之人与他暗地打个关节，许下他五百两买心红的公价，巡道依允。只要现过采，包管停当；若有不妥，不动分文。张廪生只得将出三百两现银，嵌宝金壶一把，镂丝金首饰一幅，精工巧丽，价值颇多，权当二百两，他日备银取赎，要过龙的写了议单，又讨了个许赎执照，只要府县申文上来，批个像意批语，永杜断兄弟之患，目下先准一诉词为信。若不应验，原物归还。要廪生又换了小服，随着过龙的到私衙门首，当面交割。四目相视，各自心照。张廪生自道算无遗策，只费五百金，巨万家事一人独享，岂不是九牛去得一毛，老大的便宜了，喜之不胜。

　　这段描写中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张廪生为了刻薄庶弟寡母、独吞家财而行贿官府，更重要的是：张廪生为了霸占家财而与官府之间进行的这种权钱交易不仅完全肆无忌惮，而且已经充分程序化--首先是有专门为官僚受贿而延揽黑幕生意的掮客（这让人联想起严嵩门下充当“交通赃贿”之专职掮客者，竟然多达百余人）牵线搭桥；其次，贪官舞弊时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将一切关节安排停当，这表现出权钱交易的高度熟练以及运作方式、运作渠道的高度成熟；再次，在权钱交易中投入与产出之间巨大的差额（行贿者“只费五百金，巨万家事一人独享”）说明从事这种交易者的贪欲已经达到非常骇人的程度，这当然会反过来极大地刺激整个社会对之的向心、刺激交易和欺诈的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最后，贿赂的成交方式和成交价格被冠之以“买心红的公价”这样的名目，说明这种行为的价值准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通行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尺度！如果联想到这位杨巡道的进士出身，就更能够说明当时社会价值尺度的极端畸形和变态。

　　然而，上述以欺诈为目的的所有勾当不过是黑幕的开始，而真正的骇人听闻的事情还在后面：张廪生求杨巡道“准了诉状下去”，以为万事皆定，不想杨巡道因为“贪声大著”而被上司停了现任职务并给以“冠带闲住”的处罚，于是只得带着家眷回四川新都县原籍，临走时也不曾交还自己所受张廪生的财物。后来张廪生为了自己这五百两银子，赶到四川杨巡道家中追讨，不想杨巡道回家后凶焰更著：他一是终日盘算着，要将自己病故兄弟留给弟媳和侄子的一份家财据为己有，二是他公然养了一批强盗在家，替自己劫财聚富：

　　（杨巡道在兄弟死后）心里思量：“二房好一分家当！不过留得这一个黄毛小厮，若断送了他，这家当怕不是我一个的。”欲待暗地下手，怎当得这家母子关门闭户，轻易不来他家走动。想到：“我若用毒药之类暗算了他，外人必竟知道是我，须瞒不过，亦且急忙不得其便。若纠合强盗劫了他家，害了性命，我还好瞒生人眼，说假公道话，只把失盗做推头，谁人好说出我。总是不害得他性命，劫得家私一空，也只当是了。”他一向私下养着剧盗三十余人，在外庄听用。但是掳掠得来的，与他平分，若有一二处做将出来，他就出身包揽遮护。官府晓得他刁，公人怕他的势，没个敢正眼觑他。但有心上不像意或是眼里动了火的人家，公然叫这些人去挪了来庄里分了。弄得久惯，不在心上……

　　这段描写不仅叙述了杨巡道的惊人势焰以及他亲自豢养和指使强盗杀人放火的恶行，而且更叙述了他欺诈亲友乡里的流氓方式--一面在说着“假公道话”，而同时又依仗黑白两道的势力而无恶不作。结果，满心打算讨回资财的张廪生到了杨巡道家里，被他假意盛情款待时用酒灌醉，连夜送到庄子上命众强盗轻而易举将其主仆五人一起杀死，然后埋尸灭迹。故事又写张廪生的两个儿子到杨巡道家乡寻访父亲时，路人对其说起杨巡道威势时的胆战心惊：

　　两个秀才坐定，问店主人道：“此间有个杨佥事，住在何处？”店主人伸伸舌头：“这人不是好惹的，你远来的人，有甚要紧，没事问他怎么？”两个秀才道：“问声何妨，怎便这样怕他？”店主人道：“他轻则官司害你，重则强盗劫你。若是远来原来的人冲撞了他，好歹就结果了性命。”……两个秀才情知是他父亲被害了，不敢声张，暗暗叫苦，一夜无眠。次日到街上往来察听，三三两两几处说来，一般无二。两人背地里痛哭了一场。思量在彼发觉，恐怕反遭网罗。亦且乡宦势头，小可衙门奈何不得他……

　　又写事发之后，连衙门中的两个受命调查案情的承差，都对提刑按察使诉说自己承办此案后的心存恐惧，以及地方衙门以前对杨巡道深深惧怕的原因：

　　此宦之恶，播满一乡。若是晓得上司寻他不是，他必竟先去下手，非同小可。就是小的每往彼体访，若认得是衙门人役，惹起疑心，祸不可测！

　　可见当时这种兼黑白两道权势的官僚之横行不法，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又比如，明代中期以后吏治的极端腐败，几乎整个官僚体制从上到下的运行都只能以行贿受贿为基本的润滑剂，典型的例子比如：嘉靖时两广提督殷正茂“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但举朝上下竟然都堂而皇之地这样评价他：“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殷）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高）拱为善用人。”在这种贪污行贿风行的环境中，借此为机缘而欺诈世人的骗子们于是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其骗术之诡诈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比如而冯梦龙在其《智囊补》中就曾详细记述了万历后期发生在苏州的一个骗局：有一对徽州的叔侄因为争夺坟地而打官司，几年都没有结果。侄子于是通过地方衙门中官员的指点，而欲到抚台衙门处打通关系，正在此时，有一贵公子衣冠甚伟、仆从如云，寄寓与阊门之外，据说是巡抚大人（王毅注：明代中期以后，皇权为了抑制地方权力，经常以大臣出任督抚、巡抚等差，以驾于各省布政使、都指挥使、提刑按察使之上）的年侄。徽侄闻讯，即往拜谒，并言及与叔叔打官司的事，贵公子满口答应在抚台大人面前帮他打赢官司，并议定事成之后谢银的数目。到了约定的那天，贵公子穿着官服，将徽侄的状纸装在自己袖子里，昂然进了抚台之门，徽侄留在门外窥伺。一会儿，听府内人说公事已毕之后，大门就关上了。徽侄暗想，这一定是抚台大人留下年侄，正在设宴宽待他，而向门役打听，却都茫然无知。直到晚上，门才又大开，贵公子满面酒气，在人群中一幅得意扬扬的神色而走了出来，告知巡抚大人相待甚厚，官司的事已经如愿以偿。到了徽侄的寓所，贵公子从袖子中拿出文书，只见官印赫然印在上面。徽侄一见，大喜过望，于是按照事前说好的数目将酬金付与贵公子。不想第二天从贵公子那里传来消息说公文是伪造的，徽侄闻讯急忙赶到贵公子寓所问个究竟，却被贵公子反咬一口，说是他伪造了官府印信和批文，要将他出首送官。徽侄大恐，只好又送上几十两银子求得假公子息事宁人--原来这是一个一贯装扮成显宦家公子行骗的流氓，而当时正有一位会魁谒见巡抚，假公子遂乘机混入府中，潜匿于院内土地堂中，别人来不及查点来客，也就关上了大门。假公子随身带了用酒制的米糕，在藏身之处吃完之后，才在晚上衙门复开的时候乘闹带着一幅醉饱之态而出。而他袖中用过官印的文书，当然更是事先伪造好藏在身上的。记述完这段事件，冯梦龙感叹道：“小人行险至此，亦可谓‘神棍’矣！”而这个骗局中，伪公子在初次得手以后故意露出马脚，诱骗上当者上门，以便对他进行第二次敲诈等等恶上加恶的伎俩，也的确是前代流氓们不敢想像的。

　　除了上文已经介绍的内容以外，在明代社会史文献中可以随处看到的流氓文化的内容还有：媒婆、掮客、破落户、和尚道士、闲汉地痞等流氓阶层中的人物或者与流氓阶层关系密切的各色人物，谋划实施的诸如诈骗钱财、奸人妻女、拐卖人口、搬弄诉讼、引诱富家子弟堕落无行并借机骗取其家产、甚至谋害他人性命的故事。在下面一小节的分析中，我们将进一步地说明：底层社会这些五花八门的流氓文化如何与自上而下的明代专制政治相互呼应，共同推动着整个社会伦理迅速坠入灭顶的深渊。

　　明代流氓文化的动态特征和发展趋势
　　
　　本文所以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明代流氓文化的“动态特征”，是因为这种文化形态在当时已经不是处于比较静止的状态之中平稳地对社会施以影响；相反，随着皇权专制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危机的深化，明代中期以后的流氓文化处于越来越亢奋活跃和恶性化程迅速蹿升的状态之中，这种异常活跃的状态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并且使流氓文化具有了超常的势能。所以本节有必要概括这种动态特征的几项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包括：

　　第一，官僚体系的日益堕落，使得流氓文化迅速改变以前的非主流地位，而通过国家权力执掌者的权威操作而具有了制度性的意义、成为了“国家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

　　人们知道，传统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整个宗法制度和王朝统治得以延续的前提，但是在明代中后期，情况却完全相反--由专制权力的膨胀刺激起来的无限贪欲越来越肆意地践踏一切基本的社会规范和政治规范，并由此而使整个社会迅速堕入痿痹失序和恶疾泛滥的深渊。于是我们看到：权力体制所产生的一切高度恶性的弊端和危机虽然都是洞若观火、迫在眉睫，但是社会肌体和政治体制却完全丧失了对之起码的制衡抑制能力，比如万历时面对举世的贪赃枉法，国家监察制度的状态却是：“苞苴或累万金，而赃止坐之铢黍；草菅或数十命，而罚不伤其毫厘。”由此可见，与一切具体局部的时弊相比，社会肌体在明代中后期遇到的更为根本问题，是原来具有能动性的社会免疫体系在全面危机面前总体性坍塌。由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的这一总体性特点，所以社会伦理的败坏和流氓文化的膨胀完全不是被控制在社会肌体的某些有限的局部，相反，它是在各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疯狂和无耻状态中，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积聚成为汹涌的恶涛，比如：

　　（嘉靖二十年，杨爵上书曰）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坏极矣！

　　（王元翰于万历后期上疏曰）近更有二大变：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顾嗤笑，此一变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谴告，亦悍然弗顾，此又一变也。……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贼之变易，挽君心与臣工之变难！

　　上层社会久已泛滥的这种欺诈和无耻的时尚，使得一切旧有伦理道德规范都蜕变为人们在权力体系中追逐利益的工具、蜕变为流氓文化的附庸。比如明孝宗朝的礼部尚书、大学士、著名理学家丘濬入阁为相以后上疏中的一片冠冕堂皇：
　　
　　愿陛下体上天之仁爱，念祖宗之艰难，正身清心以立而应务，谨好尚不惑于异端，节财用不至于耗国，公任使不失于偏听。禁私谒，明义理，慎俭德，勤政务，则承风希宠、左道乱政之徒不敢肆其奸，而天灾弭矣。

　　但就是这样一位标举禁私明义、掌天下风宪的道德领袖，另一方面却又在处心积虑地用尽最下贱的权谋以营求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所以当时人就指出“琼台丘公浚学博貌古，然心术不可知”的例证：

　　丘琼台尝以糯米淘净，拌水粉之沥干，计粉二分，白面一分，搜和团为饼，其中馅随用，熯熟为供，软腻适口。以此饼托中官进上，上食之嘉，命尚膳监效为之。进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责，盖不知丘之法制耳。因请之。丘不告以故。中官叹曰：“以饮食服饰车马器用进上取宠，此吾内臣供奉之职，非宰相事也。”识者贵其言而鄙丘，由是京师传为“阁老饼”。

　　在上述强大疯狂的社会机制的推动下，明代中期开始的伦理危机中首先在权力中心蔓延并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肌体之中就是必然的，于是一切逢迎阿谀、尔虞我诈、强取豪夺、横行无法、翻云覆雨、淫乱苟且，也就都成了最通行无阻的伦理准则，比如武宗时钱宁的发迹过程是：“曲事刘瑾，得幸于帝。性狷狡，……帝喜，赐国姓，为义子传陛锦衣千户。瑾败，以计免”；而这样的人物一旦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其所作所为就是：

　　……太仆少卿赵经初以工部朗督乾清宫工，乾没帑金数十万。经死，宁佯遣校尉治丧，迫经妻子扶榇出，姬妾、帑藏悉据有之。中官廖堂镇河南，其弟锦衣指挥鹏肆恶，为巡抚邓庠所劾，诏降级安置。鹏惧，使其嬖妾私事宁，得留任。

　　又比如嘉靖时的一代名将胡宗宪贪污狼藉而终于败露以后，他为了“自媚于上”，遂“以（皇帝）万寿节献秘术十四。帝大悦。”而诸如此类的丑行其实不过是整个上层社会长期争相向流氓文化堕落的结果--明代正统以后，历朝士人皆争相向皇帝贡献春药，朝廷首辅、各部尚书、进士起家的众多大员皆争献房中术和粉饰太平的祥瑞以邀宠；朝廷大臣为了博得权臣欢心而经常于其门下粉墨涂面，聚在一起为权臣而“祷祝奉斋”、甚至“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以往，诸如此类无数流氓丑行“皆市狙庭隶所为，且亦有不宵为者”，但是到了此时，却都风行于上层社会，而且“缙绅辈反恬然不以为耻！”

　　第二，在规模和恶性化程度这两方面，流氓文化在明代中后期都呈现出急遽扩大和升级的态势。

　　为了说明明代流氓文化的这一重要特点，不妨首先注意一下宋元小说中关于流氓犯罪与社会伦理危机的故事与明代类似故事的重大区别。前者可以《醒世恒言》中收录的宋代故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为例，后者可以同书中的明代故事《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为例。两篇故事的类型相近，都是叙述由于流氓人物的行凶作恶，致使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甚至白白丢了性命。但是两者之间的很大区别：《十五贯》故事线索相当简单明了，基本上是围绕着崔宁和小娘子这一对固定人物的悲剧命运而展开、并以他们冤情的显露为终结的；故事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而谴责的对象，也比较单一地集中在当案的司法官员之昏庸这一方面。但是明代故事《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则完全不同--它不是围绕着单一有限的冤案情节而始终，相反，却是以一个极其微小的诱因（一文钱）为起始而不断滚动发展、并迅速引爆出一连串越来越凶残险恶的犯罪和凶杀；在这个故事情节不断滚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悲剧的规模以几何级数急遽扩展，而且更主要的是道德伦理的瓦解溃败程度、欺诈犯罪在全社会的泛滥程度等等，都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而不断蹿升。在《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故事中，悲剧的缘起只是极为普通的邻里纷争：景德镇窑户丘乙大之妻杨氏平日背着丈夫另有姘夫，其年幼的儿子因一文钱而与邻家的孩子厮打斗口，杨氏袒护儿子而引起邻家孙大娘的愤怒，赶上门来骂街并将杨氏的私情抖露出来。杨氏因此被丈夫嫌弃，无奈到孙大娘门口自杀。不想误死在一铁匠门口，铁匠怕事而趁黑夜私自将尸体移到王公门口，王公半夜见尸，急忙与家仆小二一起悄悄将其丢入河里，造成了无头案。

　　然而这已经相当纷乱的案情仅仅是衍生出更多和更大规模悲剧的开始：一条线索是王公家的小二因帮助家主躲过了祸事，所以常常以此要挟王公给予报偿，否则就要去首告；而王公“是舍不得一文钱的悭吝老儿，说着要他的钱，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因此深深怨恨小二“吃黑饭”，二人争斗中小二将王公打死，而他自己也因此惨死狱中。与此并行的另一线索则是：大户朱常与邻县大户赵完为争夺一块田产而聚众械斗，这时朱常恰好在河中捞到杨氏的尸体，于是将尸体伪装成械斗中被赵完一族所殴打致死。赵完所率众人见出了人命，吓得望风而逃，赵完父子情急之中也信以为真，于是顿生恶念，合谋将赵完的表兄杀死，以推罪于朱常所率众人的行凶杀人，不想赵氏父子行凶时被自己庄户田牛儿的老母看见，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将田婆杀死，并与心腹家人赵一郎一起将两具尸体安排成朱常一族人上门械斗中被杀的样子。结果双方到官府相互告讦对方杀人害命，朱常及手下人被判有罪，受刑而死。而赵完父子正在得意自己的得手，不想赵完之妾与曾经帮助赵完移尸的“心腹义孙”赵一郎有染，谋划与奸夫私奔外逃。而赵一郎自以为掌握义父、义祖杀人的隐情，可以挟此为筹码将赵完之妾（亦即自己的义祖母）据为己有，又得知赵完父子意欲将自己毒死灭口之后，遂将赵完父子出首，而无意当中又将自己与义祖母偷情之事败露，于是命案和奸情皆难逃天理，四人最终一并被依律斩决。整个悲剧过程起隙于一文小钱，但结果却是“总为这一文钱，却断送了十三条性命。”

　　表面上看，这些事件是因为处处奇巧相逢，所以才使悲剧不可收拾。但是如果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作者对故事情节这种连环滚动、机缘凑泊式的设计，鲜明地表现出当时整个伦理体系的高度腐溃以及每一社会环节对腐溃趋向的制衡能力之完全丧失，因此任何偶然和极其微小的起因都终将引发连锁式的社会恶果。故事中，不仅那些为了争夺财产不惜嫁祸于人、杀害自己亲眷族人以及其它种种险恶的阴谋无一不是怵目惊心，而且就是那些次要人物的伦理状态也都是整个悲剧连锁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催化剂，比如小二、赵一郎等等故事中的所有奴仆，都私下以命案作为向家主要挟牟利的筹码；而反过来，每一位家主又都对家仆或吝啬入骨、或图谋杀害。又如赵完之妾用自己色相淫情对年老好色的丈夫之蛊惑，作为向奸夫出卖亲夫的诱饵等等，都处处弥漫着丑鄙腐臭和阴险罪恶的气息。下面随手举出其中的一个情节--赵一郎以赵完、赵寿父子杀人隐情作为敲诈他们的筹码；而同时赵完、赵寿父子则利用外人都以为他们厚待“心腹义孙”赵一郎的机会而欲将其毒死灭口：

　　……赵寿沉吟了一回，又生起歹念，乃道：“若引惯了他，做了个月月红，倒是无了无休的诈端。想起这事，止有他一个晓得，不如一发除了根，永无挂虑。”那老儿若是个有仁心的，劝了儿子休了这念，胡乱与他些小东西，或者免得后来之祸，也未可知。千不合，万不该，却说道：“我也有这念头，但没有个计策。”赵寿道：“有甚难处，明日去买些砒霜，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完事。外边人都晓得平日将他厚待的，决不疑惑。”……

　　正因为纠纷中的所有当事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完全丧失了任何“仁心”，所以在整个悲剧系列的连锁爆发过程之中，我们看不到哪怕是最微小的良性伦理因素对悲剧的发展扩大起到任何制衡迟滞的作用；相反，看到的只是一波高过一波的以恶济恶，只是一个接一个的受害者以越来越疯狂的流氓心态、以越来越巨大的道德沦丧为代价而竭力将自己的厄运转嫁到他人头上，并最终在这社会伦理的黑洞中统统同归于尽--也就是这篇小说作者再三强调的伦理理念和伦理现实：

　　铜盆撞上了铁扫帚，恶人自有恶人磨。

　　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

　　（朱常为强占他人田产）故此用这一片心机。谁知激变赵寿做出没天理事来对付他，反中了他计。……正是：蚤知更有强中手，却悔当初枉用心。

　　显然，流氓文化这样急遽恶化扩展的动态势能是宋元时代没有的，它完全是明代中后期社会伦理整体性崩溃以及越趋“黑洞化”的产物。

　　由于明代流氓文化是在社会根本的趋势推动下不断加速恶化的，所以它衍生出越来越多极其怪诞的社会景观，我们在对当时社会风貌的描写中可以随处看到此类记述，比如明末小说《鼓掌绝尘》中描写的某骗子费尽心机骗得一大笔钱财之后，转瞬又被别的骗子用装神弄鬼的办法将他骗得精光；又比如《三刻拍案惊奇》的《为传花月道　贯讲差使书》，记述了某塾师先生策划实施的十分险恶又极为诡谲的多重连环骗局--他在自己学生某公子面前不仅道貌岸然、满腹经史，而且对他百般爱护，背地里却做下圈套，诱使公子与鞋匠妻子偷情；同时又与鞋匠串通，让他及时捉奸，以作为日后敲诈公子的把柄。事发时塾师及时赶到为鞋匠与公子讲价说合，以后更是屡屡以鞋匠的名义敲诈公子的钱财；而另一面他却对鞋匠说公子已经看出破绽，将卑微胆小的鞋匠吓得远逃他乡，于是自己独吞赃物。至此塾师还不罢手，他更串通地痞假扮衙役、伪造官府文书，以致使鞋匠之妻受辱自尽的罪名拘公子到官，以此骗局更凶恶地敲诈公子和其家人，最后将信以为真的公子生母逼得悬梁而死。明末出现的诸如此类越来越骇人听闻的欺诈手段，都充分显示出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化程度急遽上升的趋势。 第三，流氓文化在明代中期以后迅速向全社会蔓延，并成为社会的整体性状。

　　上文指出流氓文化如何在明代中期以后迅速成为整个上层官僚体系的政治禀赋，实际上这一趋势是与流氓文化对社会肌体的整体性笼盖同步实现的。这里不妨从几个方面来看，比如我们上文提到官僚体系的“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其实是大大小小衙门中一切官吏长期苟且谋私的结果，所以万历时人们对举朝上下竞相欺诈之风尚的总结是：

　　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与明代流氓文化恶性膨胀互为表里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整个官僚体系的无处不在腐败--《金瓶梅》写到市井流氓西门庆的势力时特别强调：“原来知县、县丞、主簿、典史，上下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可见当时衙门中向流氓势力的贪赃卖法，早已到了无人不是竞相插手分肥的程度。反过来，在这种国家权力争相与流氓结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下，中下层社会中的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当然会因为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强烈诱导和共鸣而大行其道，比如《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不仅在权贵的庇护垂青之下的飞黄腾达，而且更被进士出身的巡按御史逢迎为“为人清慎，富而好礼”，“有王右军高致”。

　　了解了明代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恶性发展的原因，也就可以知道：它对整个社会文化日甚一日的毒化是必然的，因为在专制权力诱导下，明代流氓文化如同大潮一样向全社会蔓延，这种趋向的压力和影响正如迪尔凯姆著指出的：

　　必须从社会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求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实际上，我们知道，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限地超越个人，所以社会能将被它的权威所神圣化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强加于个人。这种压力由群体施于个体，是社会事实的特殊标记。

　　很显然，在明代社会中，具有“无限地超越个人”威势的东西只有两种：一是为皇权合法性所必须冠冕堂皇地强化的传统伦理秩序，二是专制权威及其依附其下的无限贪欲、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贪欲而膨胀起来的赤裸裸兽性。这样两种充满悖论的内核紧紧地相互结合在一起，使社会文化在整体性状上呈现着极度的怪诞和扭曲；而这种基本的社会环境就是一切反社会和反文化怪胎滋生的温床。

　　下面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初刻拍案惊奇》中《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的故事。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篇描写明代财产借贷纠纷的故事，但是在更深的层面，小说昭示的却是原本承当着整个社会伦理良性建设责任的士人、僧侣等阶层，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竞相使用流氓手段欺诈对方；而最后的结果，竟然总是更加阴损毒辣的一方如愿以偿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小说的写法分入话与正话两部分，以使故事在表现流氓手段的骇人程度上逐步推进。全篇以这样的议论领起：

　　诗曰：“人生碌碌饮贪泉，不畏官司不畏天。何必广斋多忏悔，让人一着最为先。”这一首诗，单说世上人贪心起处，便是十万个金刚，也降不住。明明的刑宪陈设在前，也顾不得了。列子有云：“不见人徒见金”，盖谓当得这点念头一发，精神命脉，多注在这一件事上，那管你行得行不得？

　　这已经清楚地点出在一个失范和畸形的社会中，人们为了实现贪欲而无所不用其极。故事的入话，写杭州李生因欠昭庆寺僧人慧空银钱本利共一百两无力归还，只得将自己价值三百两的一所房子折与慧空。此后，李生友人贾秀才出资相助，意欲以一百三十两银子帮助李生赎回原房。不想僧人慧空见李生要赎房，遂刻意加价勒索。贾秀才闻知，“大怒道：‘●耐这秃厮，凭般可恶！僧家四大俱空，反要瞒心昧己，图人财利。……钱财虽小，情理难容！撞在小生手里，待做个计较处置他，不怕他不容我赎！’”随后，贾秀才利用慧空午睡时溜进他的房子并穿起他的僧衣僧帽，隔窗恣意调戏对面一巨室家的主妇之后，又偷偷溜走，于是轻轻巧巧将一顿暴打凭空栽在蒙在鼓里的慧空身上：

　　且说慧空正睡之际，只听得下边乒乓之声，一直打将进来。十来个汉子，一片声骂道：“贼秃驴！敢如此无状！公然楼窗对着我家内楼，不知回避。我们一向不说，今日反大胆把俺家主母调戏，送到官司，打得他逼直。我们只不许他住在这里罢了。”慌得那慧空手足无措，霎时间，众人赶上楼来，将家火什物，打得雪片。将慧空浑身衣服，扯得粉碎。慧空道：“小僧何尝敢向宅上看一看？”众人　　不由分说，夹嘴夹面，只是打骂，道：“贼秃！你只搬去便罢，不然时，见一遭打一遭。莫想自此处站一站脚！”将慧空乱叉出门外去。慧空晓得那人家是郝上户家，不敢分说，一溜烟进寺去了。

　　贾秀才和李生料定慧空遭此劫难之后，由于惧怕郝上户的势力，必不敢再在此处居住，于是他们靠了这种诡诈的办法赎回了房产，并暗自嘲笑慧空和尚的“要讨别人的便宜，谁知反吃别人弄了。”小说还特意写到二人的结局：“后来贾生中了，直做到内阁学士，李生亦得登第做官”。这个故事不仅写出贾秀才用流氓手段栽赃他人，以及借用权势者横行不法、欺压邻里的威势而得偿私愿的过程，而且更以十分赞赏的态度和贾、李二人最终的飞黄腾达、得意官场的结果，对其行径的价值取向予以最高的嘉赏，这当然鲜明地反映出明代流氓文化那种“权威所神圣化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强加于个人”的蔓延方式。

　　这篇小说的“正话”，则是一篇内容与入话相似、而正反面人物双方的手法都更加刻毒的故事。小说写南京有一陈秀才，原本广有家资田产，后来一味挥霍，渐渐将田庄房产典当干净。他曾欠下巨富卫朝奉三百两银子、加上利钱共六百两，这个卫朝奉是当地有名的敲骨吸髓行家：

　　（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七六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等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

　　如此刻剥之人所以将银子借与陈秀才，只是因为觊觎着他的一所美宅。后来陈秀才果然因无力还这六百两银子而只好这所价值一千二三百两银子的宅子卖与卫朝奉抵债，只希望卫朝奉按千两银子之数准价即可。不想卫朝奉知道陈秀才穷途末路、无计可施，遂咬定此宅只值六百两，恰与陈秀才所欠数目相等，如果不按此数折价，他就不要宅子而只要原银。陈秀才百般哀告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忍痛按六百两的低价将宅子折与卫朝奉。不想不久以后，陈秀才有了银子而希望再赎回宅子时，卫朝奉却诡说自己为修葺宅子多有花费、非要一千两的价钱不可。三番五次不肯按原来的六百两买价收银出宅。结果惹得陈秀才动了恶念：“陈秀才愤恨之极，道：‘这厮凭般恃强！若与他经官动府，虽是理上说我不过，未必处得畅快。慢慢寻个计较处置他，不怕你不搬出去。”正巧，他此时从长江中捞起一具死尸，遂与自己的仆人陈禄合谋，令陈禄乔装一番，投靠到卫朝奉家中为仆，骗得卫朝奉信任和重用之后，偷偷将死尸的一条腿砍下、寻机埋入卫宅，然后逃走。过了几天，陈秀才借口搜捕逃奴陈禄，命家人明火执仗地闯入卫宅并翻出事先埋藏好的死尸，于是一口咬定是卫朝奉杀死了陈禄并埋尸灭迹：

　　众人一片声道：“已定是卫朝奉将我这家人杀害了，埋这腿在这里……”陈秀才大发雷霆，囔道：“人命关天，怎将我家人杀害了？不去府里出首，更待何时！”……那富的人，怕的是见官，况是人命！只得求告道：“且慢慢商量，如今凭陈相公怎地处分，饶我到官罢。怎吃这个没头官司。”陈秀才道：“当日图我产业，不肯找我银子的，是你！今日占住房子，要我找价的，也是你！凭般强横，今日又将我家人收留谋死了他，正好公报私仇，却饶不得！”卫朝奉道：“我的爷，是我不是。情愿出屋还相公。”陈秀才道：“你如何谎说添造房屋！你如今只将我这三百两利钱出来还我，修理庄居，写一纸伏辨与我，我们便净了口，将这支脚烧化了，此事便泯然无迹。不然时今日天青日白，在你家搜出人腿来，众目昭彰，一传出去，不到得轻放过了你。”卫朝奉冤屈无伸，却只要没事，只得写了伏辨，递与陈秀才，又得兑还三百两银子催他出屋。卫朝奉没奈何，连夜搬往三山街解铺中去。这里自将腿藏过了。陈秀才那一口气，方才消得。

　　陈秀才牢牢抓住专制社会中“那富的人，怕的是见官”的普遍社会心理，打着“天青日白”、人命关天这样冠冕堂皇的名号，用极为残忍阴毒的办法从卫朝奉手里夺回了房产、还额外索回了他原先付出的三百两银子利钱，与刻剥成性的卫朝奉相比，这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了。小说更特意写到：

　　此陈秀才之妙计也。陈秀才自此恢复了庄，便将余财十分作家，竟成富室。后亦举孝廉。

　　这里不仅对陈秀才之手段的叹赏之情溢于言表，而且更用他后来中举人的命运，对其夺房所用流氓手段的合理性给予最具权威性的论证。

　　类似的例子又比如《初刻拍案惊奇》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冤》一篇，写贾秀才之妻不慎被流氓卜良与居心不良的赵尼姑合谋奸骗。贾秀才珍惜自己的名声，不肯打官司报冤：“此仇不可明报，若明报了，须动官司口舌，毕竟难掩真情，众口喧传，把清名玷污。”于是让妻子假意勾引卜良，令其夤夜到门后落入致命的圈套；同时贾秀才趁夜入庵，将赵尼连同她的徒弟一并杀死后，又布置成她们因奸情陨命的样子，于是报酬雪耻。小说不仅以赞赏的笔调写出贾秀才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杀人报仇时，对无辜女徒生命和名誉的极端蔑视和残忍，而且特意将这一切过程写成是观音菩萨早已托梦示意的，以此进一步表现出贾秀才的谋略过人和必在成功的原因：“（卜良和赵尼师徒三人均负丑名而死之后）贾秀才与巫娘子见街上人纷纷传说此事，夫妻两个暗暗称快，那前日被骗及今日所行之事，到底并无一个人晓得。此是甲秀才识见高强，也是观世音见他虔诚，显此神通，指破机关，既报了仇，亦且全了声名。”

　　总之，与当时许多市井流氓光棍恣意抢劫诈骗、恃强凌弱的行径相比，贾秀才、陈秀才等人用更加流氓化和更加凶残的手段以恶制恶，这当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学的意蕴--因为这些行为不仅在诡诈凶恶的程度上远胜于卫朝奉等市井人物的处处克扣顾客钱财，而且更深刻显示着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还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流氓文化不仅日益对一切社会阶层、而且同时也对几乎一切社会文化领域笼盖无余，比如上文提到人们在社会伦理和经济纠纷中信奉的“铜盆撞上了铁扫帚，恶人自有恶人磨”之类流氓哲学，在政治领域中也同样为人们所笃信，所以描述当时政治斗争的明末传奇《党人碑》中也记述着“嫩草怕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的警语；而明代描写魏忠贤当权时政治斗争的小说中则有这样总结：

　　……傅应星道：“杨（琏）、左（光斗）等被诬屈死，已伤天地之和，今再以此害熊廷弼，所谓‘一之已甚，岂可再乎？’欲服人心，须存天理。”倪文焕道：“表兄此论甚迂。当今之世，讲甚天理？只是狠的，连天也怕！”

　　而家庭伦理中情况也如是，因此《金瓶梅》中形容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关系就是：“你两个铜盆撞了铁刷帚。常言道：‘恶人自有恶人磨，见了恶人没奈何！’”--流氓文化在一切社会领域中，都跃升为其它任何力量也“没奈何”、甚至“连天也怕”的超制约势能，因此它的规模和恶性化程度得到异乎寻常的膨胀、它以一种越来越露骨越来越疯狂地态势席卷整个社会，也就是必然的。

　　 四、 流氓文化的长期发展对国民性的广泛影响及其意义

　　在上面几节中，我们叙述了明代中后期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恶性发展的趋向和原因，而在本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流氓文化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亦即这种“反文化”不断恶化的趋向对整个国民心理和国民性格具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所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对国民性的影响这个问题具有特别关注的必要，不仅因为它在整个明代中后期社会中都十分突出，而且它更因为它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文化，成为关系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问题之一。比如近代以来人们早就指出的中国历代的所谓“革命”，不过是造就了一次又一次“无赖横行”的机会，而这种“革命模式”又必然对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产生极大的制约：

　　吾尝见某氏著论，至崇拜张献忠，以为是我往者革命之雄。鸣呼，悖矣，夫张献忠者，残忍酷害，几于非人，……历代鼎革之例，一夫倡义，百夫揭竿，挟篝火狐鸣之技，托真主王气之言，所谓抱帝王思想而革命者，则始无拯民水火之想，心中更扰嚷因时势以就功名。其不久败亡，民之福也。其大欲遂偿，人乃益困，是则无赖之横行耳，乌可以辱庄严宝贵之“革命”二字哉！

　　鲁迅也曾说：“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国人习惯于以张献忠、李逵式的造反定义革命的内容，实则这多是阿Ｑ式的“革他妈妈的命”以及一时得势后的“大欲遂偿”（抢东西，欺压小Ｄ、王胡等人，霸占小尼姑等等），然而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只能对这种流氓性的行为加以崇拜，甚至像《阿Ｑ正传》着意刻画的那样，国人普遍将这种文化心理作为自己国民性的重要内涵？

　　为了说明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流氓性”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中受到崇拜和乃至被神化的过程和原因。

　　由于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阐释比较多地局限于儒家伦理、礼乐制度等等正统的形态，所以许多人对于“流氓性”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受到崇拜与神化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可能还很陌生。其实，正如本文开头引述现代政治社会学家所指出的，流氓性这种反文化与礼乐制度等等正文化之间的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势同水火，相反，倒是它们经常的相互支撑和补充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

　　说道流氓性受到国民的敬畏乃至宗教式的崇拜，则有必要涉及这种宗教崇拜产生的根源。宗教学研究指出：“恐怖创造了世上的最初的神”；“宗教基本上是以恐惧为基础的。……恐惧是整个问题的基础。”这一原理在宗教崇拜最初阶段的例子为人熟知，比如先民对广大自然力的畏惧导致了信仰领域中一系列的自然神（山神、水神、旱魃等等）的产生，这种多神崇拜的信仰传统也一直为以后的中国文化所继承。同理，而当社会的进化使政治权力更加集中，以致使人们强烈感受到这种社会化势能的强大压迫而又始终无力将其摆脱时，也就会按照“恐惧造神”的原理而将自己深深畏惧的社会势能加以神化和崇拜，以期祈福和免灾。而流氓性在国民心理中的威势，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而世代积淀而成的--《论语》中记鲁哀公向孔子的弟子宰我询问祭祀神明的形式和意义，得到的回答是：“周人所以要用栗木为神圣的神树，目的就在于使国民由此而想到应该在神明的威势面前敬畏战栗。”而这样一种的国民信仰心理的生成机制，在后来的千百年中恰恰是通过包括专制社会中的流氓文化而不断得到强化的。

　　能够说明上述规律的例证很多，比如国民在塑造和崇拜仁德爱民的帝王和神明的同时，又只能对专横的权势者恭顺有加，于是那些以凶残暴虐著称于世的人物非但没有在神界受到惩罚，反而恰恰因其专制权力的滥施和横行无忌而在神界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威。例如在秦王朝因其暴政而倾覆很久以后，秦始皇的亡灵依然没有失去其巨大的威势，所以汉代在长安附近依然建有秦始皇祠，而且民众对之的信奉亦极为虔诚，他们甚至认为：如果有人事前不斋戒洁身就前往秦始皇祠，则会引起因神明震怒而降下的疾风暴雨；再如董卓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位以凶残无道、杀人盈野著称的专制帝王，然而在他死去三百年之后，许多人仍然诚惶诚恐地为他建祠堂供奉香火；类似的例子又比如：同样以凶残诡诈、草菅百姓而著称的曹操、苏峻等权势人物，都被后来的民众虔诚地加以供奉祭祀。

　　具有流氓性的人物在专制体制中可以通过流氓手段为自己攫取超常的权力，他们也就对国民的权威主义信仰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强势的诱导，因此与专制权力的膨胀结合在一起的流氓性，可以非常直接方便地转化成为国民心目中崇高的神权和神性。典型的例子比如：南朝时，小吏出身的佞臣吕文度以奸黠谄事齐武帝，遂平步青云，竟而独专朝廷兵权，同时他也就被世人封为上应星宿的神明，以至于朝廷中执掌天象的衙署经常以夜空中代表最高武官的那颗星的明暗来推测吕文度的吉凶；再比如嗜血成性而又受到皇帝信任的武夫桓康，每到一处都肆意杀戮抢掠，于是江南庶民对他畏惧如虎，不仅以他的名字威吓儿童，而且更认为：桓康的这种凶残无道使他具备了祛病驱鬼的神力，所以百姓们就把他的像或是画在寺庙里供患病者祈求救护、或者直接画在病者的床头，而这样做的结果总是使患者的疾病立愈。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传统社会中专制权威巨大威慑力量对国民信仰心理的长期作用，所以在明代社会以前很早的时候，流氓人物的威势就具备了十分直接而方便地转化为国民信仰权威的路径。遵循这样的生成逻辑，所以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更进一步衍生出大量依靠掌握凶恶的力量而升格为万民膜拜对象的神祇。比如北宋著名学者沈括所记：关中地区的大众因为螃蟹形状凶恶而认为它具有使疫病望风而逃的法力；而南方每年祭司瘟神时，则一定要由能最充分地体现其凶恶性的流氓恶少作为瘟神的仆役而簇拥其神像招摇过市；甚至国民塑造出来的鬼神，其心理特征也是在畏惧官府的印信（惧怕政治威势）的同时，又惧怕屠夫和恶人。同时，广大国民更将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具体地固化为“蒋神”、“五通神”、“泰山三郎”、“草鞋四相公”等众多品行恶劣、甚至四处扰坏民居、奸淫妇女的流氓神，历代不绝地加以普遍的宗教崇拜，并赋予这些流氓神以极其巨大的权力和威势。又比如隋代大将韩擒虎威猛强悍，手下士兵放纵不法，所以他不仅生时为世人畏惧，而且民间宗教也在他死后立即崇奉他为掌管万民生死的阎王，并且流传着韩擒虎临终的遗言：“生为上柱国（“上柱国”是当时品阶最高的武官），死作阎罗王。”不难看出，韩擒虎在现世和神界的双重权威，有着鲜明的均衡同构的联系，而这种同构联系又是作为他临终时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总结、作为人生和宗教的“终极价值”而提出的。

　　政治文化和信仰领域中的上述机理，当然又直接或者间接地会反过来大大地促进现实领域中人们以各种极端的反文化和反社会手段，最大限度地追逐权力和极端狭隘的私利、最大限度地促进流氓文化和流氓心理的发展。很早的例子，比如汉代的主父偃“学长短从（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这种境遇迫使他完全放弃了对常规伦理和政治规则的服膺，转而将依附权力而纵横捭阖之权术的意蕴发挥无余，所以他一旦得到汉武帝的信任，马上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并且用最明确的语言宣布自己倒行逆施的人生哲学：

　　……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大横！”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这个著名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一种迫使下层社会的成员只能通过千方百计攫取专制权力而改变自己身处底层厄运的社会机制，是如何为“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的流氓哲学之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类似的伦理准则在以后历代，都一直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的滋养，比如：

　　（北齐时高昂）长而俶傥，胆力过人，龙眉豹颈，姿体雄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与兄（高）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父翼常谓人曰：“此儿不灭我族，当大吾门，不直为州豪也。”

　　后来高昂的开府封侯、专横于朝，当然证实了“不灭我族，当大吾门”的流氓道路在政治体制中的超常价值。又比如上面提到的韩擒虎临终所说“生为上柱国，死为阎罗王”的警句，被唐代的流氓进一步发展为“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阎罗王”，并奉为他们的人生的第一准则。

　　前文指出，伴随着中国传统的权力社会在宋元以后进入发展后期，流氓文化也相应地由前期主要的下层游民以暴力公开挑战权力阶层，转入以讹诈、欺骗、乞赖、放刁等等主要以社会弱势群体为欺凌对象的各种巧取和软性流氓行为激增的时期。而现在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由于具备了上述国民信仰机理，所以与流氓文化在宋元以后的演变相表里的，是流氓文化在广大国民心理中的普遍化，这也就是本节所讨论的“流氓文化的发展对国民性的广泛影响”在这一时期的现实存在。

　　上述发展趋势在明代社会文化中当然有着极为广泛的表现，除了我们在上几节中举出的一些例子以外，又比如明代小说中大量描写的几乎无官不贪、无僧不淫、一涉钱财交易必有谋财害命之类的故事等等；而与此相互呼应并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无数市井人物为了蝇头小利而机关算尽、与邻为壑、巧取豪夺、营私舞弊。由所有这些行为共同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使损人利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通则。对于这种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和行为准则，人们做了一系列精彩的总结，比如：

　　　　　　于今交道奸如鬼；
　　　　　　古人结交在意气，今人结交为势力；
　　　　　　眼孔浅时无大量，心田偏处有奸谋；
　　　　　　试看人情翻手变；
　　　　　　人心本好，见财即变。自古道得好：“白酒红人面，黄金黑世心。”

　　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九衢鞍马日纷纭，追攀送谒无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边拜舞犹兄弟。一关微利已交恶，况复大难肯相亲？……这篇词，名《结交行》，是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平时酒杯往来，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才有些利害相关，便尔我不相顾了。真个是：酒肉兄弟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还有朝兄弟，暮仇敌，才放下酒杯，出门便弯弓相向的！

　　与明代上层的流氓政治以及市井流氓的谋财害命等等恶行相比，这里描述的全社会性的“于今交道奸如鬼”、“一关微利已交恶”可能在局部的恶性化程度上有所不逮，但是在更普遍的文化意义上、以及在对整个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走向的影响方面，却是更为致命痼疾--顾炎武曾评价明代后期全社会充满欺诈风气这种现实在社会史上的意义是：“此皆一代之大变”；稍早于他的李贽则说得更为透彻：“天下无一事无假，……又何怪乎道学之假也”；“原来今日却是妖魔世界也。”由于流氓文化的蔓延和泛化，作为整个社会内在支撑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蜕变到“无一事无假”的“妖魔世界”的程度，于是这个社会向着光明方向进化所必须依藉的一切基本的良性资源和机遇，当然也就被最广泛而彻底地连根铲除了！

　　同时，社会价值体系的这种完全逆向化的发展，使得整个民族对“智慧”的定义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生了蜕变--它由本真意义上的对未来和美好事物的颖悟睿思和勤勉追求，变成了面对权力和财富时巧取豪夺的诡诈和机心，变成了对一切社会规范和文化积淀的嘲讽。这方面的例子比如上文所举出的拟话本小说中对贾秀才等人凶残狡诈手段的赞赏；又比如，在冯梦龙对千百年来国人“智慧”进行归纳和理论总结的专门著作《智囊》中，其褒扬的对象就明确地包括了那些充满诡诈和机心的流氓手段：

　　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鸡鸣狗盗，亦备奇闻。……虽奸猾盗贼，谁非吾药笼中硝戟？

　　这种可以将一切极端无耻的反文化都纳入“智慧”范畴的价值体系的形成，显然是以明代流氓文化在国民信仰中的空前泛滥为背景的。而冯梦龙在定义“智慧”时，特别强调了“术”在其中的的巨大价值和意义，这也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国民信仰心理和价值体系的这种蜕变：

　　冯子曰：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转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嬉笑，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执辔如组，运辑如风，原隰关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肠大行，危滩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蠖之缩也，鸷之伏也，麝之决脐，蚺之示创也，术也。物智且然，而况人乎！……婉而不遂，谓之委蛇；匿而不彰，谓之谬数；诡而不失，谓之权奇。不婉者，物将格之；不匿者，物将倾之；不诡者，物将厄之。鸣呼！术神矣，智止矣。

　　他如此直白露骨地申明权谋骗术不仅是人们为了保命全身而从众多狡黠的动物那里承袭来的生存手段，而且更认为“（权）术”之极致是令“智”叹为观止的境界，冯梦龙这种定义的文化成因当然值得深究。而正因为“术”的流行具有广泛深刻的文化原因，所以我们在明代中后期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流氓人物玩弄天地古今、明哲圣贤于股掌之上的自得，比如阮大铖在其传奇中的描写：

　　小子鲜于佶……为人滑溜，做事精灵，浑身上十万八千根毛孔，孔孔皆是刁钻；一年中三百六十个日头，日日无非游荡。遇著疑难事，只须眼睛眨一眨，就是鬼谷子，也难透（我）一片机关；逢著劣板腔，略把嘴唇掀一掀，饶他孔圣人，早摸他三分头脑。

　　与流氓文化的上述极其普遍的横向泛化相表里的，还有流氓文化在国民心目中被奉为了一种古今最为通行的历史法则，比如我们在明代通俗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的议论：

　　自古有天理到（倒）没饭吃哩！

　　自盘古到今，也有修行的，并不曾见何人做佛，空自吃一世苦；也有作恶的，不曾见谁人落地狱。俗语云：“黑心人倒有马儿骑”--落得快活！

　　一部十七史，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富，该贵的不贵；能文的依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的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杆箭，煮不熟饭锅。最是那痴呆懵董，生来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

　　这里用“自盘古到今”、“一部十七史”等等概括，将流氓文化的准则上升为一种贯穿整个历史长河的根本规律，而这种极端病态的国民心理和历史哲学的成熟，当然也是我们叙述过的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发展之必然的结果。而这种历史哲学的成熟与流氓文化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覆盖一起，构成了病态国民性格完整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国皇权社会中的自我毁灭基因，由其初期的“世乱则君子为奸”这种局部和暂时的病态，到中唐至宋代士大夫阶层中最敏感的人物对文化体系危机的月晕知风，再到明代中期以后的这种全社会从上到下、从显性政治行为到隐性国民心理无处幸免的整体性的病入膏肓；而流氓文化的发展蔓延，则是这整体性蜕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另外，与“黑心人倒有马儿骑”相似的民间谚语我们还可以随手举出许许多多，比如：

　　神鬼怕恶人；
　　有奶便是娘；
　　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
　　私酒家家有，不犯（王毅注：指不犯到衙门里，即不被捉住）是高手；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
　　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
　　无奸不成商，无谎不成媒；
　　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这类俗谚的大量生成和被现实无数次地印证、以及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日益变得妇孺皆知，是流氓文化泛化并深刻影响国民性格的具体表现和重要路径之一；而明清以后这种俗文化的随处可见，更说明了流氓文化在国民心理中高度普及的趋向。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在分析专制主义在社会心理中的蔓延方式时指出：“有一些格言因为简短而显得精辟。狡猾的人把它们像食物一样抛向人群，愚蠢的人捡起它们，因为它们可以省去他们思考的麻烦，他们重复这些格言，……那些荒唐得令人发笑的主张，就是这样渗入了千万人的头脑，被千万张嘴巴重复着。”而国民心理蜕变的路径在明清以后何以具有如此发达的形态，何以“渗入了千万人的头脑，被千万张嘴巴重复着”，这的确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流氓文化这种强烈反社会、反文化的社会因素，由以前的主要是国民畏葸规避的对象，一步一步发展到明代，成为越来越多的下层人们心目中首肯和艳羡的对象、并借助这种渠道而在整个国民的信仰心理和价值观念体系中深深植根，这种趋向的对中国文化以后的进一步蜕变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我们只举一个清代人描写的典型例子--国民如何普遍尊奉“牛二”式的流氓地痞为神明的故事：士人张某在江西分宜县县令手下当幕僚时，恰逢倾城之人云集一处，举行迎神庆典，于是张某也跟着去看热闹。他见以浩浩荡荡的队伍为前导，一乘暖轿抬着神像在满街香烟缭绕中进入了神庙。令张某吃惊的是，这尊神像容貌粗鄙不堪、身穿衙门中的听差服装。只见庙中“牲牷盛设，灯烛辉煌”，神像前跪满了身穿听差服、满口说官话的人，他们祈神保佑的事情竟然是：“伏愿神灵庇佑，上自督抚，下及州县，管门有权，包儿加重”，原来是一群流氓出身的衙役在祈求这位神明保佑他们能够凭借各级衙门的权势而多受贿赂！士人张某闻此吃惊不小，忙问庙中供奉的是何神明。别人告诉他：这位神明就是眼下正充当本县县衙中衙役班头的牛二大爷（王毅注：恰与《水浒》中的泼皮“牛二”同名），大家跪拜的神像也是照他的容貌绘塑的。张某听罢大怒道：“何物狗奴，公然庙祀？”他踏上神座就欲打这“狗奴”之神像的耳光。众人见此大惊，一起把他拉了下来，并将他痛骂一顿：

　　汝颠耶？穷措大读得两行书，动辄腐气。……且人各有主，秀才家祀文昌（神），不过欲祈福荫，侥幸得科第。屠沽儿日市烛帛、拜祷财神座下，亦欲获什倍利，里党称富翁。今吾侪崇奉牛公，亦犹士子之文昌、服贾辈之财神也！何尤焉？

　　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整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对流氓文化的普遍放任、攀附乃至顶礼膜拜，其根本的原因，仍然在于专制权力体系造成并日益强化着的那种使流氓阶层可以攫取巨大威势和利益的反文化机制。

　　五•四以后，周作人在对国民性的分析中曾反复指出中国国民心理中“流氓鬼”的依然作祟、指出受压迫的国民普遍具有的“便衣皇帝”的文化心理，而这种在饱受专制权力奴役的的同时又秉承着“皇帝气”的病态国民性，其皇帝与奴隶这两极之间的组合剂，主要就是两千年间传承不绝、特别是在明代以后在国民心理中日益蔓延植根的流氓文化。所以阿Ｑ的流氓性，正是由这样的两极性格（“阿Ｑ真能做”与“造他妈妈的反”）而构成的。在这种两极结构的作用下，国民既丧失了自尊自爱，也同时丧失了互尊互爱，而剩下的只是因不断受到“权威社会”刺激而日益弥漫着在社会一切角落的大大小小的苟且和贪欲。这种结果我们不仅在“三言二拍”的无数社会欺诈故事中看得很清楚，而且在明末拟话本中更可以看到其日益恶化的演进趋向。

　　流氓文化在国民性格中的植根，是中国专制社会（特别是明清社会）遗留给以后国人最主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它给中国后来命运带来的惨痛和“走出中世纪”进程的阻力之大，也许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而偏偏至今人们又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与此相映对的是，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在论述建立法制制度迫切性的时候，恰恰就是以中国国民的流氓性作为最典型的反面例证，比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孟德斯鸠所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而这样两种表面上参商相悖的特性是怎样牢牢地在我们的国民性格中组合在一起的，离开了对流氓文化发展原因的认识显然无法说清。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现代商品制度和社会法则的的建立，是以较之中世纪文化更为合理的社会伦理和更为普遍的社会理性基础上的，而决不可能建立在广泛的尔虞我诈基础之上。比如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人们关心自我、努力从事经营和改良革新是人类的一种“自爱”和基本的美德：

　　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节俭、勤劳、专心致志和思想集中的习惯，通常被认为是根据自私自利的动机养成的，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值得赞扬的品质，应该得到每个人的尊敬和赞同。

　　但是同时，这种建设性的“自爱”是与那种用尽机心而损人利己的贪婪是完全不同的：“自爱……一妨害众人的利益，就成为一种罪恶”；因此斯密总是在轻蔑的意义上使用“自私”这个词，他把“自私”与“贪婪”相提并论。正是在这样的原则区分与制度限制的基础上，通过商品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对社会共同利益建设的统一互惠才得以实现，所以亚当•斯密说：

　　（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促进社会的利益。

　　可见，对于建立现代商品制度最为重要的，其实就是那种能够使个人利益与周围其他人的利益乃至社会整体利益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的机制和制度。而我们尤其不难看出，这种机制和制度是与我们在本书分析的中国皇权制度（特别是明代文化为代表的晚期形态）、以及在本章中分析的皇权制度下的流氓文化完全相悖的。

　　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同样重要的说明。与亚当•斯密对“自爱”之意义的强调相通的是，韦伯认为：人们对于自己实现自己社会天职的笃诚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乃是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伦理基础：

　　事实上，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而那种使国民最普遍地丧失了自爱自持和道德自律的文化病，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极大障碍：

　　劳动者缺乏自觉性（coscienzosità），这一点以前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劳动，正象它不能利用那些在与他人往来中给人以完全不讲道德的印象的人一样……”

　　韦伯特别强调：

　　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王毅注：着重号原有）

　　而恰恰是这种“非理性的欲望”，构成了前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

　　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他们这些人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

　　霍布斯也指出：在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信任的伦理环境中，人们普遍把他人视为一遇机会就要欺骗自己的敌人，他更强调这种状态对社会进步的致命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和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艺术、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这种悲剧性的局面，简直就是对中国明清以后社会局面的传移摹写。

　　明清专制权力制度下的高度发展的流氓文化对以后中国的命运当然有巨大的意义。“德国哲学家舍勒以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而带着这样阴暗痼疾的民族，其命运当然只能像阿Ｑ那样越来越卑锁和不可理喻。这里不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们一般总是说英国殖民主义者依靠炮舰向中国倾销鸦片是我们民族近代以来饱受凌辱的开端，但是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许许多多的国人（包括士大夫）借鸦片以苟且和牟利，才使鸦片得以荼毒全国。当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述职信中，曾深深感恨于一些英国有识之士都在设法禁绝向中国输出鸦片，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却宴安鸩毒：

　　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绅士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无一人引为疚心！

　　其实，郭嵩焘眼里这“万不可解”的“中国之人心”，正是主要由专制主义的权威和流氓文化塑造的那种为了在严酷社会的缝隙里生存攫利而不顾任何道义和不择任何手段的国民心理和国民行为方式。由于这一痼疾的影响之巨大，所以其他近代思想家痛陈中国衰败的原因时，亦曾说过与郭嵩焘意思相类且语气更激烈的话：“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及至五•四前后，人们痛感于中国进步之艰难与狡诈猥琐国民心理之间的相互激扬，于是将流氓文化和流氓政治的恶果更真切地描摹出来，比如陈独秀所说：

　　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

　　他还指出，由于政治机制和国民心理之中流氓性的根深蒂固，所以不仅使近代以来的一次次的“革命”不能具有悲壮的意义而反倒显出滑稽，甚至使不论正面和反面的一切政治行为，都统统沦为“变诈”百出的丑剧：

　　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经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则一旦强敌压境夺国，不知其从权逢恶也，更演何丑态，作何罪孽？此外人所以谓法兰西革命为悲剧革命，而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

　　若张勋，倪嗣冲，陈宦，汤芗铭，龙济光，张作霖，王占元辈，本诚心赞成帝制者也，乃袁（世凯）势一去，或叛袁独立，或仍就共和政府之军职，视昔之称扬帝制痛骂共和也，前后竟若两人。孙毓筠非供奉洪宪皇帝之御容，称以今上圣主万岁者乎？乃帝制取消时，与其友书，竟有“袁逆”之称。其他请愿劝进之妄人，今又复正襟厉色以言民权共和者，滔滔皆是。反复变诈，一至于斯，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呜呼！不诚之民族，为善不终，为恶亦不终。吾见夫国中多乐于为恶之人，吾未见有始终为恶之硬汉。诈伪圆滑，人格何存？吾愿爱国之士，无论维新守旧，帝党共和，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

　　直到今天，这类陈说依然令人扼腕不已。

　　总之，通过本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韦伯所谓的“非理性欲望” 、霍布斯所描写的那种罪恶的社会伦理、以及陈独秀所说“卑鄙龌龊之国民性”“诈伪圆滑”、周作人所说“皇帝气”“流氓气”等等，它们在明代中后期的恶性膨胀和在广大国民心中的泛化，正是中国君权专制制度之下流氓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这样基本文化环境随时随处的作用，明清时代文化机制的基本指向越来越与近现代社会文化的进步方向相悖，也就不足为怪。而对于后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预伏了这样深刻而成熟的历史文化基因，所以只要后世的社会权力结构以及专制权力恶性膨胀的机制没有被现代民主制度所根本取代，那么流氓文化循着我们叙述过的既有轨迹而再度泛滥，恐怕也依旧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