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茫茫电影下载:从来就没有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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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不是运动 -                  写在前面的话：

                  我忽然发现：“事件”、“浪潮”或者“风潮”比“运动”要低级些。“运动”是很难出现的。但是，人们不可以因为求运动而不得，来从夸大“事件”、“风潮”达到什么心理上的满足。我期盼中国的民主运动出现新的提升，因之，我看到了“五四”的简陋与低级。

                  ——作者

                  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学生因为抵制巴黎和会上日本觊觎我山东主权，抗议政府的卖国行为，集会天安门，游行到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包围并放火烧了卖国政要的官邸，打了卖国官员。政府派警察逮捕了几十名学生。这是20世纪中国学生表达良知行为最过激的一次，相对说来却也是受到政府最温和对待的一次。在1989年6月初，我突然发现北洋军阀相比较于我熟悉的“历史”来还不算最凶狠残暴的。也许正因为北洋政府对青年学生不是那么残暴，在后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中，才会有以上海为代表的各地、各界的呼应。

                  我将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北京发生的称作“事件”，而将后来全国出现的罢课、罢工、罢市，统称为风潮。就是说，我不能理解也不同意将“五四事件”、“五四风潮”称作“五四运动”。

                  “五四事件”后来被人们从不同意义称作“五四运动”，显然是基于种种前后伸延。学生们抗议卖国，是很自然、朴实的，说是群体爱国行为自无不可，但是，说成是运动便言过其实了。运动应当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运作，连什么是祖国、国家都未必清楚，更谈不上什么行动纲领、组织化推动，哪里算得上是运动呢？在整个“五四风潮”中，最有组织性的就算上海的商界罢市了，至于北京的大学生，作为1989年的过来人，我更加认识到，
                  “五四”的组织水准其实很差很差。那时官场、学界、学生、社会各界的进步力量，根本是分散着的，与1989年的局面其实很相似。

                  而从思想水准上看呢？学生们甚至不如当年由“公车上书”刮起维新之风的一代“秀才”。光说爱国吧，“五四”过后的第二个星期，陈独秀发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他当然有理由敬告那时的“协约国国民”：“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要想避免第三次大战争的痛苦，非改造人类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这蔑弃公理的强权不可。”早在1904年就写过《亡国篇》的陈独秀更“敬告中国国民”说：“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02-403页，三联书店1984年6月）5月18日同一天并发表《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其时上海商民首先被“五四青年”的爱国行动唤起，（比之今日“中产阶级”如何？）过8日陈独秀又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备述“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与“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发出“平民征服政府”的号召！其时全国学生已然跟进“五四青年”，兴起爱国浪潮，只是这一浪潮，多半也是由政府“拿办学生”、“逼走校长”、“查禁报关”、“警察遍布”、“遮掩卖国内幕”等等刺激起来的。6月初陈独秀介入爱国浪潮更深了，他真正用行动不期然地超出了精神领袖的境界！6月8日他在浪潮中振聋发聩地澄明了“爱国问题”——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
                  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个人爱国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同上书第419-421页）

                  经过三个月牢狱生活之后的陈独秀，在10月12日陈独秀在《国民》杂志周年庆祝会上露面，他这样总结“五四”风潮说：“五四运动”者有了“爱国心之觉悟”，但少有“政治不良之觉悟”，而“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更形“殊少”。他甚至极为冷静地说到“甚至曹、章辈”官僚们“亦非绝无此感悟”——指爱国心，可见一般的爱国、民族情感，是多么的“低级”！不就是动物的地盘意识加原始人的部落意识吗？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那些反对本国战争立场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具有“理性爱国主义”的，什么理性？就是高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权主义、自由博爱、世界主义了！“五四浪潮”的理念品质并不算高，这是我们纪念“五四”时首先要清楚的！有些特别强调要“反思五四”的学者，对此倒是注意得很不够的。

                  我不知道今天的大学生，是不是都懂得理性爱国主义或者理性民族主义的涵义。如果说反思，我真正觉得首先就要从这里开始，难道今天的大学生在陈独秀的话面前，显得比“五四青年”更远离“义和团”了吗？

                  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尤其当思想境界被置于人格的组成部分体现于生活、行为时，情况更加如此。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有重要思想人物的言论出现，粗心的人们往往将他们的言论直接当成了“历史事件”的“思想品质”。面对“五四”事件，陈独秀他们当然是很自然地要站出来说话的，这情形反倒是后来人变得更不好理解了——如今的重要文化名人有几个公开谈论“**”的？快14年了，一些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居然血还是那么冷、嘴还是那么紧！陈独秀们及其思想言论与进入东交民巷的大学生们，并没有作为运动的“思想发动与领导”的关系。但是，有了“言说”，先是一个几个人的言说，接着言说的人多起了，“事件”就随之荡漾开来，有了“运动”的模样。实际上后来一个多月的各地群众性“街头表达”，仍然称不上运动。倒是后来的国民政府，为抗日提出须先安定国内，与共产党等政治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使得例如共产党能够自由公开地扩大“抗日队伍”，（短短几年从几万发展到一百多万）那才叫爱国运动而且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并举的爱国运动呢！国民党是一个爱国的党，应当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倒是有的党因为亲苏亲得过分，往往不顾道义、不顾国家利益了。

                  即使是例如远古的一个幻觉，一经传开，一被加上诸多并非好事者故意的“语言粘附”（现在叫“跟贴”），也会成为巨大的“精神存在”，何况“五四事件”作为大学生集会示威，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真实事件呢！不仅是做学问的人，一究“前因后果”，便发现“五四事件”实在不是“孤立”的——挨打是因为落后，落后是因为腐败，腐败是因为专制，于是，仅仅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也要变法维新、立宪共和、民主自由，而恰恰是“五四”之后，部分知识分子无疑受到了一个多月群众抗议浪潮的激发，对“辛亥运动”以来的政治僵局渐渐失去参与改良的耐心，（人们今天的耐心好些了？）逐步走上了发动民众/建立新政党/革命夺权的道路。如此前勾后连，“事件”被指认为“运动”便顺理成章，乃至于北大的校庆日也连带着发生变更。爱国运动既被认定，被纪念、被阐释乃至种种追谥，也就在所难免，宏阔的“五四运动”或者“五四精神”更成了人们，尤其是寸步难行于现实，常常需要挖掘历史资源或者反思历史过失，“历史心结”也就越积越硬的人们，玩味不止的对象——现实越是黑暗，理想越是一筹莫展，文化人越是要寻找寄托，越是有了争说当年辉煌的欲望，有点不是英雄也逞当年勇的滑稽。实际上是一种弱者的“祖宗虚骄”，“**”以后常听到一些人私下里说“89运动”如何如何了不起，听多了就想：有足够的大智大勇吗？进一步也就怀疑起“五四”算不算得上运动来。

                  没有运动就是没有运动，中国完全由民间掀起的和平政治运动，到现在还似有若无呢！中国的民间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发育不良——这也叫知耻近乎勇。我觉得大陆中国有史以来的和平文明运动，只有清末民初官方的立宪运动、“现代教育运动”（从老北大到西南联大）、“平民教育运动”（从张謇延续到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新文化运动”、“人权运动”（1929年）、抗战后的联合政治运动六项。如果人权本身不属于政治范围，而只是因为敌视人的专制才被迫带有一定的政治性，那么，中国真正民间的和平政治运动包括民主化运动在内，与“五四”并没有多大关系，不是“五四”而是“新文化运动”才是其精神源头。同理，1989年的风潮本身也没有达到运动水准，而只是以民主墙为标志性开端的、迄今还非常微弱的民主化运动中的一次巨型抗争。
                  如果整个苏东以波兰的工人民主运动为最高水准（捷克哈维尔们、苏联萨哈罗夫们真的并不比工人瓦文萨高明！），那么，对比中国的“五四”、“**”，我们就不难知道“事件”、“风潮”与“运动”的区别了！这既可以解释为中国统治集团的格外蛮横——秦始皇造的孽可谓大矣！也可以解释为：一方面，中国人文群体人格、思想、信仰修养的欠缺，比艺术文学科学学术大师重要得多的大思想家、大活动家、大政治家，还几乎没有出现过；另一方面，中国极度缺乏、知识分子也不注意自觉积累“社会组织性”资源——进步知识界至今还呈现着多圈多层、老死不相往来的破碎局面呢！

                  所以，将反政府兼反日、“爱国”觉悟也不算很高（比今天的大学生高）的“五四”事件说成是一次“运动”，是一种夸张，带有相当大的精神自慰性质，是缺乏挫折感、悲剧感、大清醒乃至责任感、使命感的表现，与中共喜欢通过总结历史而人为放大或缩小什么的坏习惯相仿，绝对有碍于大智大勇的出现——例如很多人老是指望、等待大事件、大“机遇”，实为此夸张病的后遗症。





                  我说爱国是自做多情，我说卖国是自不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