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画马 原文阅读:两岸三地文化差异探究：同中求异的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2-02-15 11:14
晨报记者 刘婷
@1963内地、香港、台湾，胡洪侠、马家辉、杨照，三个同样生于1963年的男人，因着三地在历史脉络下的不同肌理，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30个共同的日常词汇，三人分写，说着故事，串起历史。这就是本周由三联书店推出的《对照记@1963》，该书亦在香港、台湾同步出版。
大至谈台湾、香港、大陆，或是影响华人社会深远的人物，如孔子、耶稣、琼瑶；小到寻常生活中的火车、电车、男厕所、报纸，或谈及少年时代的初恋、女老师、女同学……以这些词语为题，三位来自三地的知名作家，展开了“对照”写作。以各自差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写出这些公共话题中的私人记忆，并于互相对照中折射出半个世纪两岸三地的沧桑变化，这是该书迅速引起关注的原因。
现今，内地不少普通百姓挎着“名牌包”，去香港购物“血拼”，去台湾游山玩水，已不是什么新鲜之举。然而，彼此对存于生活血脉中记忆、细节的感知、理解，又能有多少？
书中，可见的是横向与纵向两种对照。横向的，对照出三地我们似乎认为了解，其实不甚了解的文化生活细节，现出不同的文化气韵与历史记忆；纵向的，对照出三个同样年纪的男人，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不同生活轨迹，从而具有了社会学“样本”的意义。
同文同种，正在迅速汇聚一脉的两岸三地，在文化差异的对照中，反而呈现出一种别具意味的“同代感”。正如杨照所说：“正因为在三个复杂牵扯，既类似又微妙不同的社会成长，反而给了我和他们两人之间，浓厚、直接的‘同代感’。我无法用我的经验记忆去假想、揣测他们看过什么、听过什么、想过什么，我只能拿自己看过、听过、想过的，去跟他们交换。和这本书的关系，因而格外暧昧。作者的身份往往还不如好奇的读者身份来得重要。或者该说，写作不再必然是我想要表达、记录什么，而是为了知道家辉、大侠会表达什么、记录什么，必须付出的苦劳代价。”
三人在写作中，常有微妙的奇迹之感，而整个写作的形式及出版形式，何尝不是一种奇迹？胡洪侠的感慨似乎更多一些：“可以想象一下，分别出生在大陆、台湾、香港的三位同龄人，联袂完成一个通过回忆相互对照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这在三十年前是可能的吗？二十年前呢？所以，先不论其他，仅凭创意竟然能够实现，且起始于深圳报纸专栏，继之以三地同时出版新书，就用得上铁道部前发言人的一句‘名言’：这真是一个奇迹。80后、90后对此感触不深，而对60后而言，这是我们小时候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
对照差异是为顺畅沟通
两岸三地文化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真实差异？而我们又有怎样的灵丹妙药可以打破由这些差异织成的交流障碍？记者采访了《对照记@1963》的作者之一胡洪侠，在他看来，尽管三地有别，但他们却正朝着同一个方向走，而“对照”也是为了让这种“同行”更加顺畅和积极。
差异让交流有更大空间
北京晨报：其实在这本书中，形成了横向与纵向两种对照，横向的就是三地文化生活中的不同，您生活在深圳，对于港台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您认为如何能大致概括一下三地的文化气韵？
胡洪侠：现在三地文化中存在的真实差异，并没有为人们共同了解。从小处讲，比如保留社会历史信息的语言层面，我们有不同的方式表达。比如我们说掉头，台北叫回转，洗手间他们叫化妆间，我们这边说的电车台湾人会以为是地铁，我们说的地铁他们那边叫做捷运，很多称谓上的不同，不仅是用语用词的不同，背后还有文化历史社会的因素。
尽管我们三地是同文同种，因为三地成长道路太不同了，因此找不到差异，很多事情交流起来会很困难。另外香港和台湾又不同。香港从一个殖民地到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法治社会，台湾从戒严到解严，到解除报禁、党禁，也有很大的飞跃。香港的基础制度，自由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言论自由，造就它整个文化气韵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极容易产生创意的，而且是与国际接轨的。它可能中国传统的东西保留得不如大陆与台湾多，但是它在文化传播力、文化产品生产能力方面，都有一定优越性。台湾没有“文革”造成的文化断裂，它中国传统的东西，在生活与教育上是延续下来的，这就使得很多人来到台北等地，感觉其显得比大陆更传统，有些传统的东西保留得比较好。大陆因为“文革”这样的运动，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断裂了，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优先发展经济，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文化产业的兴起，我们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发展上，会比过去有一定成绩。这样产生的差异，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样交流起来，相互碰撞就有更大的空间。
同龄人迥异的成长历程
北京晨报：书中三人文化记忆中体现出的各自成长经历，又形成一种纵向的对照，这种对照对于社会意义层面有什么意义？
胡洪侠：我们三个人之间谈话不用翻译，谈到唐诗宋词，孔孟、苏轼大家也都非常清楚。我们想把个人的际遇写出来，作为以后研究的社会学资料。这就形成了一个纵向的对照，三个人的成长经历、起点，可以发现人生的日程是错位的。我这一杈，受苦比较多，家庭出身是农民，马家辉最轻松最自由，物质上没受过什么苦，后来去台湾求学。他六岁就开始初恋，但我们那时候可能连恋字怎么写还不知道。
同生于1963年的三个人，各自的经历在社会中不能说有普遍的代表性，但有各自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节奏的不一致。我们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当时台湾、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两条小龙已经腾飞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比较贫穷，他们会比较早享受物质、教育上的一些东西，起码比我本人在这方面要优越得多。
北京晨报：从该书的选词中，怎样体现差异性的对照？
胡洪侠：选词词汇要在三个人的生活中，都很熟悉，也要体现差异。一类是三地三种华人社会中避不开的词语，如交通工具火车、飞机，生活词语如小学同学，三人的写作看着是自说自话，一旦写出就有差异，慢慢从大时代的个人记忆中体现出差异。另外一种词，如金庸、邓丽君、琼瑶、三毛，这种产生于港台，对大陆具有很大影响的文化词语。还有一种，看上去带有政治性的词语，三地的人在成长、生活中却都能涉及到。
同中求异才能更好沟通
北京晨报：现在普通民众去台湾、香港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总感觉对对方的文化生活理解，还处在一个比较浅的层次上，您认为通过何种渠道能够形成更好的了解？
胡洪侠：当城市物质生活水平趋同时，往往很容易认为其他方面也一样。因此在探讨物质生活之外的差异时，特别是文化方面，总会出现一些偏差。我们好像认为，物质到这一步了，其他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其实不是。我们在解决两岸问题时要求同存异，在共同价值方面要求同，但在文化交流中要同中求异。尊重这种异，了解这种异，才可以更好沟通交流。
我们现在主要不是渠道问题，问题是心态。我们不要有那种以经济眼光决定一切的心态，而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比如很多人觉得自己有钱了，拎着名牌包，牛烘烘的，到了台北，只是觉得台北的楼怎么不高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摩托车啊，台北的节奏太慢了等，因为有先入为主的这种心态，看另外两个地方的时候标准有了一种漂移。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去了解，比如去看他们的历史、文学作品，通过各种渠道去接受各种信息，慢慢地比较、交流。而不是一种经济眼光的上下高低的比较。比如最近我去台北，他们有一个出租车后座必须系安全带的规定，否则要罚款1500新台币，我每打一次车，司机都是很热情地说，请系上安全带，呆了四五天已经形成习惯了，他们在立法执法方面，每个人把法治当成信仰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香港、台湾对我们也存在因为文化、价值上的不了解以及了解了无法理解的情况，比如市场、信用、环境保护、生活方式等。现在已经过了简单地以经济论高低的阶段，要以文化、价值来形成共赢和交流。
北京晨报：您也提到，内地、香港、台湾好像三个杈，现在越来越往同一个方向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向？
胡洪侠：同一个方向，可以理解为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以及找到各自最适应的制度，这是统一的。这其中虽然有多个方面，但包容了一个幸福的地区应该包容的几个方面。现代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生态文明应该是一个共同的方向，文化应该保持多样化，文明则是一个共同的方向。这意义很大，在更大平台整个中华文化资源，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魅力，整个华人社会沟通障碍越来越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越来越小，就形成了“文化中国”的概念。
晨报记者 刘婷
■书摘
【关键词 台湾】
杨照：1985年到1987年，我在台湾南部凤山服步兵役……一放假，我们换了便服骑脚踏车出营，沿途稍微注意是否有宪兵或学校高干，悄悄滑进凤山的一条窄巷里，巷底是一家寄车店，在那里寄存了脚踏车，同时换领本来寄在那里的机车。车骑出来，有几个关口需特别小心。凤山车站前面一定有宪兵，他们看到理平头的人骑车过去，常常会拦检。加油站是另一个风纪人员埋伏的地方，趁你停下来加油，便衣人员就会过来跟你讨驾照。
马家辉：香港人于上世纪 70年代欲到台湾旅行还真麻烦得有点不近情理：当然必须申请签证，交出一大堆文件包括小中大学毕业文凭副本、工作证明和收入证据、父母亲的身份证复印本和职业资料、在台“担保人”的联络方式等等……而且或要接受面试，还须在领取签证时亲笔填写一张类似“效忠宣言”之类的政治誓词。
胡洪侠：突然有人喊：“伙计们，过来过来，有东西。”喊话的这小子经常撒谎，我们轮流骂了他几声后，就没人理他。他急了：“快点啊！台湾！”我们就笑了。玉米地里什么都可能有，但就是不会有台湾……我们能说出来的地名并不多，上海、广州一类的地名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台湾。太熟悉了，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熟悉了。村里的墙上，凡是平整些的，都是要用白石灰之类刷上标语的。处处写，年年写，内容也常常换，但有一句话总会有，那就是“一定要解放台湾”。
■花絮
错位的对照
“电车”——有一次三人同意写电车，马家辉当然很同意，香港的叮叮车非常有风情，胡洪侠也同意，他在北京上学时，102、103、104电车他都很熟悉。杨照说没问题，他也能写，结果写出来是地铁。他说地铁就是电车，因为台北没有电车。
“节日”——香港人过各种节日，中国传统节日也过，英国节日也过，还有复活节。胡洪侠却说，复活节他没法写，他只能写托尔斯泰的《复活》，不能写复活节。杨照说他在美国留学呆了这么多年，每年12月，第几周过节他还搞不清楚，因此这个词也“对不上”。
“英女王”——马家辉特别喜欢写英女王，他说她是他从小“暗恋”的对象，胡洪侠和杨照就不同意，说英女王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胡洪侠笑称他只能找到一个关系，是从港币上看到这个老太太，知道这是英女王。
杨照
本名李明骏，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台湾《新新闻》周报总主笔，“博理基金会”副执行长，还担任了台湾News98电台“一点照新闻”等节目主持人。著有《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等中长篇小说多部，《流离观点》等文学文化评论集多部。
马家辉
香港人，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社会学博士。现为香港《明报》世纪副刊创意策划，亦为电视及电台节目主持人。著有《女儿情》等多部作品。
胡洪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1992年至今供职于深圳媒体机构。现任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晶报》总编辑。著有《微尘与暗香》等书话集多部，主编《1978~2008私人阅读史》等图书多部。
责任编辑: 苏向东
文章来源: 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