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兴泉假日大酒店:主题：“毛泽东思想”缘何未写入“八大”党章？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八大通过的党章和形成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是明显不同的。1945年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的章程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这是党的七大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标志。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论述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党的八大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在八大以后，引起中外不少人士的种种猜测，一度也是国外学者极为关注的问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借以向刘少奇问罪的问题之一。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有关档案史料的发掘和逐步公布，大大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廓清。
　　
（一）

　　在八大会议文件起草和八大召开期间，八大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两件紧密相连的事，因此，这两件事许多时候是交叉进行的。毛泽东领导和具体指导了党章的修改工作，其修改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从八大党章开始起草、中间修改、到八大通过的过程看，八大党章没有写进“毛泽东思想”，“与刘少奇无关”；在修改过程中“没有一位中央领导提出加进党章有关毛泽东思想部分”，对此，“党内普遍持理解态度”，“讨论时没有人提出异议”。

　　1955年4月21日，邓小平将草拟的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送毛泽东等审阅。毛泽东当即作出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邓小平、胡乔木、李雪峰、谭震林、马明方、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和杨尚昆。可见，起草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正副秘书长组成的。为修改党章，毛泽东约邓小平等多次商谈，中央先后召开了多次相关会议，各代表团分别对党章（草案）进行了讨论，其中除起草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修改问题外，主要的还有：1956年4月，中央召开了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对党章草案的修改稿进行修改和提出意见。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修改党章问题讲话时说：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进行讨论，提出意见。他指出，新党章应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党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就妨碍创造性。而妨碍创造性的纪律是不好的，是应该不要的。5月17日、19日、21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党章的修改问题。8月22日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会议主要是审议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在内的八大会议文件。

　　毛泽东仔细审阅修改了党章（草案），付出了大量心血。9月10日22时，他在审阅了党章修改稿后作出批示：“即退小平同志：两件（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稿）》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草稿）》——作者注）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党章第三条觉得应添三个字，请酌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党章修改稿作了修改，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六稿，准备提交八大会议讨论通过。

　　修改党章的报告，也是经过反复修改，并多次召开相关会议讨论，提出意见，再修改形成的。直到8月27日下午，起草委员会开会，集体进行讨论修改。当日，邓小平嘱托杨尚昆在当晚将修改党章报告（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连夜对送审稿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并在稿件的首页上写了批语：“退小平同志。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酌定。第23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32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邓小平看过毛泽东的批语后，又吸收了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委员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报告（修改稿）》作了若干修改，便连同党章草案提到8月22日开始举行的七届七中全会请中央委员会审查和通过。

　　实际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等重要文稿，都经过毛泽东修改，才定稿，最后提交党的八大会议，最终在八大会议上，经过充分民主讨论、修改，9月26日，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因此，这中间不存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被动摇的问题。
　　
（二）

　　对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曾作了大量的工作。

　　从党的七大起，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在党内达成共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也已被全党所接受。这是因为他立足于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他谨慎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体现了他不仅有谦逊的襟怀，更在于他坚信历史是发展的。他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就作出了明确的批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这对我们认识八大党章没有写进“毛泽东思想”是有重要启示的。

　　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得知此事后，8月15日即给吴玉章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来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他还在信中写道：“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针对上述说法，他指出：“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反对提“毛泽东主义”的态度是明确的，同时，他认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他的著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1949年1月，米高扬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在同中共领导人会谈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后来，他在就这次访问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谈到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报告说，毛泽东向他介绍了中共对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工作。米高扬写道：毛泽东说，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之一……他们决定要求每个干部必须读12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米高扬问毛泽东，这12种著作里没有一部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他是否觉得不妥当。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创新，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说他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说他自己的著作并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不过是将马列主义学说在中国加以实践而已，他本人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此外，他亲自向各地发电报，措辞严厉，禁止把他———毛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提，不过为此事他同自己的战友们有过争议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9月起，毛泽东在一系列有关批示中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据此于1954年12月在向党内下达《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中作了说明。因此，在八大之前，“在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个问题上，党内的思想就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三）　　

　　实际上，这种变化并不是在八大才发生的。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反对在文学艺术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从那以后，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他本人就把遇到的“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改掉或删去。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53年夏季财政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几条规定，并提醒全党要谦虚谨慎。1954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他亲手删掉了草案中一些颂扬他的条文。他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

　　1950年8月19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收入1945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把“毛泽东思想”一词一律作了上述处理。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做了两处修改：一、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二、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审阅同年4月3日董必武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会的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时，在这封信上作出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5月24日，毛泽东在同年5月15日萧克为报送经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给毛泽东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8月14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罗贵波、副团长邓一凡的电报中有一段话，原文是：“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毛泽东审阅时将这句话中“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并批示：“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四）　　

　　对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1954年12月5日拟就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通知》稿中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时，在这段话的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中宣部这个通知作为专门文件正式下发后，有的省委曾就通知中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电询中宣部“毛泽东同志”是否为“毛泽东思想”之误。12月25日，中宣部复电说：“原文系同志，并无错误。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此后，陈伯达为纪念中共30周年而作的《论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在重印时也正式改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经过这样深入细致的工作，在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个问题上，党内的思想就基本上得到了统一。正是遵照毛泽东本人的意愿，八大的文件包括政治报告、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对此，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大会没有对此专门作出解释，也许是认为不需要。

　　正如林蕴晖在《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一文所说，早在八大前，已经教育中国共产党“把自己摆在马、恩、列、斯学生的地位，保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是毛泽东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重要出发点。当时，全党也正是这样来理解和接受的。由此，到八大时，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也就完全顺乎自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