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谱中的音符: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董汉河在弘扬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研讨会演讲

 
    革命战争有胜利也有失败。    胜利的历史是高耸天云的丰碑。它光耀千秋，为人民所瞻仰、称颂。    失败的历史则是深埋地下的基石。它默默地承载着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却不为人所见。    然而，没有基石便没有丰碑。基石所蕴含的品质和精神，往往更坚硬，更丰富，更加耐腐蚀，更有承载力，因而也更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一块共和国的基石。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就是这块基石所蕴含的宝贵品质和丰富的革命精神内涵。    恩格斯指出：“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致尼.佛.丹尼尔逊》见《马恩全集》第39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我在同题文章中曾作过论述和概括，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认可，并推荐给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相关领导参阅（见《党史研究参考》第14期，2007年4月20日出版。）。拙作曾对西路军革命精神作了六点概括，其中四点与胡锦涛同志阐述的红军长征精神一脉相承；另有两点是西路军所独有的，是对红军长征精神的丰富和发展。遗憾的是，因篇幅所限，全都展开不够，深度亦尚需开掘。本文拟在上述六种精神的基础上，再补充两点，并作些具体深入的开掘和阐释。    一、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及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讲）西路军奉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完全是为了武装红军，进行抗日。这不但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苏联、共产国际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根本利益。至今还有人问：日本在东，为何西路军却西进河西走廊？拙作《西路军与抗日》《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曾对此作过有理有据的回答。面对德、日法西斯的严重威胁，苏联当局早在1934年就调查确定了援助中共抗日的两条道路：一条经外蒙到绥远或宁夏；一条经新疆到哈密或安西。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确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同时，肯定了上述方案，派遣张浩（林育英）回国传达会议精神及斯大林的意见。1936年初，中央率陕北红军东征山西，就有从绥远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只因蒋介石派重兵阻挠，中央率红军中途西返陕北。此后的西征，除扩大陕甘宁边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两个目标外，第三个目标，就是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接取在外蒙南部边境准备好的6-700吨武器弹药。后因共产国际担心遭日机轰炸，于11月3日电示中共中央，改由从新疆援助约1000吨物资，让中共派红军到哈密接取，毛、周在征求了多方意见之后，决定让已经西渡黄河的红5、9、30军组成西路军，担负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这就是西路军形成和西进的大背景，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别是中共和红军抗日的必然要求，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连蒋介石也看得很明白。他1934年就意识到，一旦日本全面侵华，海上运输线必将遭封锁，必须尽快打通“国际交通线”（苏联）。他双管齐下，一方面全力在国内“剿灭”心腹之患红军，防范红军打通国际路线；另一方面，多次与苏联进行外交斡旋，签订条约，打通国际交通线。结果，抗战初期（1937-1941），他的军队从苏联得到了近5亿美元至关重要的军援，光飞机就1800多架，而且价格极低，每架3万美元，另有大批弹药、机枪、大炮、车辆等。美国的军援无论是时间还是数量都在其后。    正因为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西路军广大将士才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及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顶风冒雪英勇西进的21800名西路军将士身上，特别在失败后历尽艰险曲折奔赴返回革命阵营的约5千名西路军将士身上，在1千3百多名西路军女战士身上，在董振堂、陈海松、郑义斋、孙玉清、杨克明等数千名英勇献身的西路军将士身上，都有集中突出的体现。董振堂、杨克明等近3千名红5军将士所以与高台共存亡，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董振堂军长动员时所说的：“革命一定会胜利，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供给部长郑义斋所以用自己的生命护送总部疏散所需经费，是为了革命最终胜利，也相信革命最终一定胜利。9军政委陈海松在梨园口身先士卒，为顽强阻击马家军的疯狂进攻身中数弹英勇牺牲；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拒绝投降而被杀害；不幸被俘后，刘瑞龙、魏传统等在张掖狱中组成地下党支部与敌斗争；刘德胜、王定国等组成张掖地下党支部营救西路军散失的干部战士；方强、卜胜光等组成拱星墩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积极准备逃返革命阵营；秦基伟等在平凉东四十里铺逃返援西军；西路军部分电台人员拒绝马家军的优厚待遇，选择回归陕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所拥护和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最终是不可战胜的！ 
 
 
    二、为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略）西路军将士全都经过长征，都曾三过草地两过雪山，但就悲壮惨烈和艰难险阻而言，西路军的浴血奋战才是他们终生最难忘的：大漠戈壁雪山，狂风暴雪中，西路军孤军奋战，缺衣缺粮缺子弹，面对野蛮残暴有增无减的马家军，他们用血肉之躯坚守每一座堡寨和每一块阵地。在凉州四十里铺30军一个连全部拼光；在倪家营子为保护军部和总部，30军营教导员周纯麟带领仅剩的8名战士坚守堡寨到天黑。在三道流沟突围时，战士们排成人墙保护首长；在撤进祁连山后最危急的时刻，妇女团女扮男装，接替30军268团阵地，掩护主力撤退；西路军部分电台人员因带一部干电池电台冒充主力吸引敌人被俘，被押送到马步芳西宁电台后，又利用值班的机会，冒死扣押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电报；等等。这是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培育的一心救国救民的红军，才可能具有的精神、品质和意志，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所不能比拟的。    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略）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从国际国内大局出发的；此后，先是指示西路军停在永昌山丹地区，以一部出民勤，给敌人造成策应河东红军西渡黄河的假象，从而吸引敌人在黄河东岸重兵防堵，造成胡宗南一部孤军追击之战机，策应河东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几度指示西路军东返、西进，走走停停，都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西路军将士严守纪律，紧密团结，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在西路军宣布失败分路游击时体现得最为突出。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宣告失败时，中央3月13日电示：“必须轻装，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军政委员会决定分三路游击，其中张荣率领的妇女孩子一路，向酒泉方向的红寨子活动，显然是为了吸引敌人，分散敌人的追击力量，是一种不得已的牺牲。但谁都毫无怨言，直到几十年后我访问她们时，依然如此。她们懂得，顾全大局，有时就意味着牺牲局部，这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需要，是革命最终胜利的需要（她们不满意的只是革命胜利后所经受的不公正待遇，随着党的政策的落实，现在她们终于满意了）。黄良诚等将士所在的电台支队约200人，冒充首脑机关向指定方向活动，更是为了主动吸引敌人，牺牲自己以掩护其他支队，但他们全都义无反顾，被俘前后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拒绝马步芳的优厚待遇，历经艰难曲折，回到艰苦的革命阵营。（后文略）他们不但历来毫无怨言，而且有时还反省自己。黄良诚1942年整风时曾这样写道:西路军失败被俘时未与马家军决一死活，这是革命气节不够的表现（据黄良诚个人档案）。这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具有的顾全大局、自我牺牲精神。    大局是由大的形势决定的，它事关革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首先顾全。有时局部看似可行的事，但从全局看不可行，那就必须服从全局。西路军被俘将士有两件顾全大局的事例，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一件是拱星墩集中营暴动计划的取消。1937年4-5月间，兰州拱星墩集中营关押了13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地下党支部曾准备领导大家暴动回陕北，后因党中央派代表张文彬看望他们时，暗示中央正在设法营救，党支部及时取消了暴动计划，终于在援西军侦查员策应下，多数人在平凉以东趁雨夜平安逃返援西军驻地镇远县。另一件是在马步芳的西宁新剧团。被俘女战士们团结一致，与敌人作过各种斗争，诸如，寻找保护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唱革命歌曲，跳革命舞蹈等，但有人提议搞手榴弹炸敌人的主意却被张琴秋否定了。因为这是个冒险且会招致无谓牺牲的主意。如果采取这一冒险行动，就不会有日后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王定国等人返回革命阵营。    正因为具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西路军左支队，才在以李先念、李卓然为首的工委领导下，在祁连雪山中忍饥挨饿艰苦跋涉四十余天，终于在中央的指示下，走出祁连山；在陈云、滕代远等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接应下，到达新疆廸化（乌鲁木齐），学习航空、装甲、无线电、兽医等技术，并最终回到陕北，成长为我军各技术兵种的骨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这三者密切相连，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条，西路军左支队都不可能走出祁连山，到达乌鲁木齐。    顾全大局要求，在事关本质的原则问题上必须坚持到底，毫不相让；在无关本质的非原则问题上，有时则可以变通，允许适度的灵活性。陈云同志在西路军左支队进乌鲁木齐和赴苏联学习问题的处理方面，有非常值得我们记取和学习的经验。西路军左支队到新疆星星峡后，盛世才提了两条要求：一是换装；二是不带武器，如此方可允许左支队进廸化（乌鲁木齐）。所谓“换装”，就是让左支队换穿盛世才部队的军装，改称“新兵营”。陈云答应了这一条。因为这并不改变红军的根本性质，且有利于盛世才向南京政府及社会掩饰交待。但对于第二条，即不让左支队带武器一条，陈云坚决不同意。因为那样做形同“缴枪”，是红军宗旨不能允许的，也不利于保护左支队的安全。陈云通过谈判斗争和请苏联顾问给盛世才作工作，终于坚持了这一具有根本性的原则，并顾全了让左支队安全进廸化休整这一大局。（后文发言略）共产国际最初曾打算，让西路军左支队到廸化后再到苏联学习。但到廸化后，陈云请示了几次，却迟迟不见答复。无奈之下，陈云只好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他转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陈云首先十分详尽地汇报了左支队到新疆后的休整情况，最后又一次请示左支队的去向问题，催促回复，并十分严肃地表示：若再这样不置可否拖下去，是无法共事的。经季米特洛夫批示，共产国际迅速回答：决定让左支队留在廸化学习。这封信中，陈云即遵循了个人服从组织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又顾全了大局，促进了工作。陈云的上述经验和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陈运传》和《陈云年谱》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曾向几个政治局常委提出过“包产到户”，因严格遵守了组织原则，而未受到毛泽东的深究。）因与西路军无关，这里不再多说。    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精神。(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在西路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几乎每一个西路军幸存将士都有一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经历。当时在甘州南面行医的湖北籍老中医但复三，不避风险掩护陈昌浩、徐向前，帮陈昌浩医好胃病后又护送他回到湖北，最后病死在原籍，至今令人感动不已。肃南县群众屈大成几次给西路军散落将士带路，救护西路军女战士，在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遭马家军追扑的危难时刻，毅然与他结拜为兄弟，发动父母、妹妹和亲戚一起救护半年多，又亲自将徐一新护送到延安，入党后又返回肃南县潜伏。这已成为张掖地区广为传颂的佳话。红5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高台失陷时因与敌人拼刀负伤后被俘，在西宁附近的二十里铺逃出后，先是得到一位汉族老妈妈无私救助，后又得到一对藏族父女的挽留养护，历经曲折，才终于回到陕北。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把人民群众作广义的理解。人民群众，不但包括各个民族，也包括宗教界等拥护革命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救护过西路军将士的宗教人士中，有为之牺牲的基督教开明医生、张掖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烈士。他的崇高感人事迹已广为人知，此不赘述。在安西县蘑菇台子看守榆林窟的道士郭元亨，当西路军左支队路过时，他倾其所有，将自己多年积蓄的“小麦2石4斗、面粉200多斤、黄米6斗、胡麻油30斤、硝盐4口袋、羊30只、骡子1头、马1匹”，全部捐献给刚出祁连山，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左支队，解了800多名西路军将士的燃眉之急。郭元亨道士却因此遭受了马家军的酷刑和敲诈。解放后他被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1961年12月装甲兵政治部和已成为装甲兵副司令的程丗才(当年是30军代军长)写信证明了此事，并表示深切感谢。张掖小满乡南山的道士徐和德，先后救助西路军伤病员王怀文、管炳让等5人，将管炳让养好伤后送归革命阵营；一直将王怀文养护到解放后，却从不让他学道，充分体现了一位深山老道的无私和崇高。王怀文、管炳让等西路军伤病员则一直坚守着革命理想和操守。王怀文曾表示，要拖着伤残的双腿去给徐和德师傅扫墓。还有当年西宁中山医院医生罗承训、院长谢刚杰营救西路军被俘女干部吴仲廉、张琴秋、陶万荣；张掖沙河堡乡花园村王学文不避风险收养吴仲廉和曾日三的孩子，又冒险抱孩子去探望被俘的吴仲廉，一直将孩子养到解放后交还吴仲廉；张掖南山的开明士绅孙振铎一家救护接济西路军失散战士多名；马步芳手下的工程师绽永贵救助被妇女战士王定国、张琴秋；等等。这些事例不但告诉我们，对人民群众要作广泛的理解；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和如何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统战政策。    最使我感念难忘的，是落居古浪县裴家营子的西路军女战士刘延寿。她就像一颗西路军飘落的种子，在腾格里沙漠南沿，顽强地生根、发芽、结果，解放后她长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开渠引水，发展生产，事迹突出，被选为省人大代表，但她从不张扬，我几次采访都未能如愿。她身上遗传着共产党人最优秀的基因。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她身上有最典型的体现。    五、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曾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和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将军在《西部悲歌》序言中说，西路军喋血沙场者7000多人，他们全都是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具体事例我在前面已说到不少，诸如红30军88师师长雄厚发因伤留在祁连山中，与敌激战后高呼口号，壮烈牺牲；等等，此不赘述。不幸被俘者，几乎全都保持了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西路军被俘者总数，据拙作《西路军沉浮录》的统计，至少有12000人，其中，在张掖被活埋残杀的3267名，在西宁被活埋残杀的1700多名，还有一些在押解途中以及逃跑时被杀害者，因此，杜义德将军说“六千多名被马家军杀害”，大体可信。幸存者的回忆、黑夜里见过的群众，以及侩子手的交代，都有力地证明，他们不愧是宁死不屈的英雄：妇女团政委吴福莲被俘后，在凉州监狱中吞针而死；前进剧团17岁的党文秀被俘后被分给马步芳的传令兵马威，她乘马威熟睡之际，偷上手枪和子弹化妆逃跑，被抓回后仍坚贞不屈，被害前不停地大骂敌人：“你们这些坏蛋！你们杀吧，我不怕！早死晚死都一样。你们这些卖国贼！土匪！早晚也不得好死！”桀骜不驯的孙桂英带领姐妹们不怕马步芳的100师师长韩启功的毒打，坚持说共产党好，又因骂蓝衣社特务罗平是狗，被关进厕所，在张掖东面的沙窝被害时，仍然进行顽强不屈的反抗；被俘女战士陈秀英因不甘心给敌人当妻妾，喝大烟水而死；当年被活埋时侥幸逃脱的李桂珍说：“我们被活埋时大骂马匪，说早死晚死早晚是个死，十几年后又是一个大丫头！那时什么也不怕。”像李桂珍一样从被活埋的万人坑中逃出，历经艰难宁死不屈者还有西宁殷家庄的姚之珍、张掖碱滩二队的马玉莲等。张掖飞机场附近活埋红军时，农民李发荣趴在自家房顶偷看到：“四周静静的，从东门外到飞机场的路上和地里，满满的都是大车和走着的人群”,无一求情下话者。马步芳的堂表弟、侩子手马英档案中有这样的交代:“在屠杀时，我亲耳听见红军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杀害时，马景超对我说，昨晚几个人（红军）跑了，未抓回来。”“被杀的人骂得很厉害。有的一刀没杀死，还在坑里大骂。”被活埋者的宁死不屈由此可见一斑。    被俘不等于背叛。被俘女战士生活上的失贞不等于政治上的变节。拙作《西路军沉浮录》中大量真实生动的事迹，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前述党文秀的事迹只是其中之一例。    幸存者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则往往更艰难、更坚韧、更持久。刘瑞龙、魏传统等被俘后在张掖狱中唱苏武牧羊鼓舞自己和战友们坚守气节；西路军妇女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前进剧团服装股长王定国等，历经艰险曲折返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等等，自不必多说。许多流落地方的女红军也都始终坚守着当初的政治信仰和气节。比如吴兰英、张怀碧、何福祥、安明秀等。妇女团指导员吴兰英与红5军医生郑宗贤结为夫妻，落居景泰县寺滩乡，装哑巴十几年，解放后当公社妇联主任，一直以当过红军自豪。妇女团组织干事张怀碧落居武威乡下十几年，解放那年带领两名流落女红军，趟水进城找解放军要求回部队，参加革命，参加了土改，成为国家干部。妇女团二营营长何福祥，被俘后几次逃跑、流落，解放后积极参加除匪、反霸等党的各项工作，积攒党费几十年，晚年最终被承认了党籍和军龄。安明秀被俘后嫁给了回族贫苦群众，生活习惯已经全部回民化了，但革命信仰和阶级观念一直很坚定，把孩子全部培养成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并发动全家无私地帮助孤身一人的西路军女战士张秀芳。16岁的西路军女战士杨桂香被女乡亲收留时，迟迟不肯脱下她藏有团证的内衣。这样的事例真实太多太多了！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只有共产党培养组织训练的将士，才可能有这样的信仰和气节。    六、患难与共，不避风险，相互救助的精神。患难见真情。失败被俘是对西路军将士最严峻的考验。患难与共，相互救助的精神，在西路军被俘将士身上有集中突出的体现，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后来成为谢老（觉哉）夫人的王定国，这方面的事迹比较典型。王定国原来是西路军前进剧团服装股股长，1946年12月5日，与剧团一起出永昌城前去东寨慰问9军，途中被敌包围，激战一天后弹尽被俘。王定国当场咬了敌人的手指头。押解途中，她将自己的手帕交给战友朱光明包裹伤口，之后朱光明乘机逃跑，终于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被押到西宁后，王定国与战友们一起，寻找并保护了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被押解到甘州后，王定国又与难友们秘密串联，组成地下党支部，利用给高金城当护士的身份，去狱中探望刘瑞龙、魏传统等难友，到南山寻找失散红军，帮助营救了许多蒙难的战友，一直坚持到最危险的时候才设计逃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更让我感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她为西路军蒙难战友们所作的许多极为有益的事情。从1980年夏天开始，王老就领着我在北京乘公共汽车访问了一些西路军幸存将士，其中有李卓然、陈昌浩前妻、刘瑞龙、武杰等，并在她家中设一间客房跟我谈西路军的经历，接待西路军到北京的战友陈淑娥等。1983年夏，她又和当年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伍修权重访兰州、河西、西宁等地，并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正确对待落居西北的西路军老战士。之后，她又到兰州、河西、和西宁多次，倾力帮助西路军老战士，使他（她）们获得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证”，使孙玉清烈士之遗腹子刘龙领到了烈士证，等等。可以说，西路军老战士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改善，都与她和伍修权的努力分不开。安明秀带领全家对其战友张秀芳亲如家人般的关心照顾，至今仍令我感动。其他西路军蒙难者相互救助的事迹，如在西宁，赵全贞和杨万才结为假夫妻掩护张琴秋，之后得知自己逃不掉的情况下，又让杨万才独自逃回革命队伍；黄光秀利用马步芳的宠信帮王定国等战友开路条寻找张琴秋；武杰明知要遭受毒打，硬是将孙桂英从被关的厕所中放了出来等。至于地下党支部有组织的救助就更多了，次不一一例举。    是什么培育和支撑着西路军蒙难将士的这种患难与共、相互救助的精神？是共同的信仰，是战友间的生死情谊。     七、用勇敢和智慧保护自己，百折不挠潜返革命阵营的孤胆英雄精神。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9军参谋长李聚奎、5军保卫局长欧阳毅、骑兵团长吕仁礼等等，许许多多的西路军将士，都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历经种种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孤身一人奔赴陕北寻找红军的。迷信的人说他们命大，其实，他们都是在关键时刻，用大智大勇将命运顽强地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孤胆英雄。在陈昌浩因病留在湖北老乡家不能一起东返的关键时刻，如果徐向前不果断决定孤身一人东返，后果将很难逆料。吕仁礼在被俘后押到西宁北边的二十里铺的那天深夜，如果不是利用院墙低矮、敌人看守松懈之际，孤身一人翻墙逃跑，押到西宁后的命运不是被活埋，就是当苦役。欧阳毅则利用自己的书法，在靖远县得以休养生息，最终返回陕北。李开芬利用智慧争取到一名马家军的传令兵，乔装敌军官太太，带女红军沈玲，智闯多道关口，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与奉命前来营救西路军流落将士的朱良才结为伉俪。华全双则是在被俘后又被马家军营长送回互助县老家后，动员营长老婆一起逃跑，历经曲折，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他（她）们都是革命意志顽强坚定，既勇敢又有智慧的孤胆英雄。    八、忍辱负重，永不动摇，用终生的革命言行，证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西路军将士都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老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却长期戴着“张国焘路线”执行者的帽子。幸存的西路军将士长期以来受过许多委屈，但他们忍辱负重，通过种种方式和终生的革命言行，证明自己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从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高级将帅，到流落大西北偏远农村、牧区的默默无闻的基层官兵，无不如此。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延安审干和“文化大革命”中，西路军幸存将士绝大多数因那段失败的历史受到审查，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张琴秋就是其中之一。流落民间者，有些被打成“张国焘路线的忠实走狗”，有些被打成“叛徒”，长征老红军的荣誉和待遇长期与他们无缘。然而，他们的革命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有的（黄鹄显）受处分后重新干起又一直干到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的荣誉证书终于发到流落民间者手中。    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从战场和自身变化的实际出发，及时果断地采取正确有效的行动方针。这也是一种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精神资源。    西路军左支队大多数在新疆学习技术兵种，对我们今天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也有多方面的启示，茲不赘述。    西路军宝贵丰富的精神遗产，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2010年6月3日—20日于上海
                                    7月23日改于兰州        作者简介：董汉河，本名董汉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西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曾任《甘肃社会科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