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曲小提琴谱周杰伦:语文,怎能不遭诟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7:23:10

语文,怎能不遭诟病

    2006年《读者》第15期转载的一篇题为《让3·15成为道歉日》的文章中说:“语文教育备受诟病,负责官员应该道歉!”语文教学效果不能立即见效是真,至于弄到“3·15”吗?原来有事实为证,曾有报道某大学举行汉语文字大赛,外国留学生击败中国学生夺得第一;某大学教师让班上学生每人写一篇千字文,要求无错别字、语句通顺,结果95%的学生没有完成;某中学高三有八成多的学生写不对从0-10的大写;许多中小学生写字标点不清,字迹东倒西歪,潦草难认,错字白字连篇,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看来,我们的学生真的没掌握好语文这个“工具”。语文教到这种地步,到底是怎么教的?

    原来,语文在做大量的无用功,总把一些不用教、或者无用的东西教给学生。一个5岁的孩子饿得非常想吃饭时就会说:“妈妈,快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他会用“夸张”的修辞格。幼儿们经常会说:“爸爸好,给我买玩具;妈妈好,给我买新衣服。爸爸妈妈都好!”这几句话的表达方式是议论。论证三要素齐备: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密。结构方式是分总式和并列式,语言特点简洁明快,融抒情于议论之中。一个几岁的孩子竟会这么多的表达“技巧”!孩子不是天才,是从成人那里习得来的,这种习得是知情意和表达“技巧”同步进行的;成人向孩子传授,二者也是同步进行的,因为知情意与表达技巧是同一的。要说明事物必须要用到列数字、作比较等说明方法;发表观点必须有观点有论据;小说是写人的,自然会用到外貌、行动、语言等描写,这些所谓的“技巧”根本用不着谁来教,正如冬天要穿棉袄、下雨要打雨伞是天经地义的一样。《诗经》的作者们是谁指导他们要用“赋比兴”的手法的?屈原写《离骚》时又有谁指点他要用“大量的比喻、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所谓技巧、写法、语言形式,不过是读了别人的好文章或好著作,从中寻出然后归纳:什么“立意五法”、“构思十法”、“状物六要素”;什么美妙的叠词、传神的动词、精妙的修辞、精彩的细节——分门别类编辑成书或文章,再当作新知识“批发零售”给学生,这不是“马后炮”知识吗?而且把这类知识当成了化妆品。化妆品可以使美少女变成美少女,但不能使老太婆变成美少女,所以厂家只让美少女做广告而不让老太婆做广告。难怪学生厌学,一无所获。“学得”是必要的,但必须是有价值的。
    夏 尊说:“表达之道即为思想之道。”语言形式就是思想形式,表达技巧就是思想技巧。人因精神而伟大,文章因内容而精彩。人品决定文品。一个人能不能说,能不能写;是否说得好,写得好,取决于他认知领域的大小、认识程度的深浅、精神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他是否真诚,是否有表达的智慧和欲望,是否有良知和责任心,决不是取决于他所掌握的“技巧”。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茹在1997年用英文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进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她说:“我写这本书,完全出于一种愤怒的感觉,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鲁迅先生写作也是为了“疗救国民的精神”,他靠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苏辙说过:“文者气之所成,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数学教师教会学生一个公式一个例题,学生就会做一百道习题,而学生学一百篇好文章也难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要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掌握好语文这个“工具”,就必须先从根本上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逐步走向智慧的制高点。数理化教给学生的是做事的智慧,语文教给学生的是做人的智慧。越是接近智慧的境界,就越能掌握好语文这个“工具”。
    把语文当作工具来教,学生永远掌握不好这个工具,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语文是文化,是精神,是民族的根。今天,从教、学双方对语文的态度和学生实际应用来看,语文的工具性并没有体现在交际上而体现在应试上。语文沦为了应试的工具,语文教学在急功近利的轨道上运行。庄子说“神人无功”,应当说,只有“无功”才能“神”,“神”就是最大的“功”。越是盯着眼前的小功小利就越无功,而且会失去更远更大的功利。语文教育似乎不明白这一点。

根据中学生在校普遍存在的种种表现,人们概括出“撒谎族”、“厌学族”、“追星族”、“早恋族”、“上网族”、“享乐族”,不一而足,这些“小族”加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族群”,而且有发展壮大之势。这个“族群”的共同特征是精神空虚,缺乏理想,缺乏奉献精神,缺乏忧患意识,缺乏道德感、责任感,甚至于缺乏良知,人类所崇尚的美德成了王母娘娘的蟠桃。面对这种现状,政治课束手无策自有它的逻辑,作为极具人文性的语文教育也显得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无所作为就令人怀疑了。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语文教育没有把“人”字撑起来。在学生精神初建时期,当好学生的精神导师是语文教育首要的、最起码的责任,连这起码的责任都没承担起,还谈什么“人文性”?
    那么,目前的语文课是如何体现它的“人文性”的呢?
    如学习《故乡》一文,普遍的做法是:把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全部集中在背景资料、主题思想、描写人物方法、景物描写作用、对比手法的运用等内容上,一般用3-4课时,教完了这些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对这些知识理解和掌握是必要的,但用3-4课时只学习这些内容,没有实质意义,学生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所得。因为文本的人文内容是零散的、偶然的、无序的,它没有给学生任何完整的知识体系,也没有给学生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既不会自然转化为学生的语文能力,也没有像数理化那样可以运用于生活生产的实用知识;又因为学生仅仅是故事(文本内容)的旁观者、欣赏者,文本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和“我”无关,就是文本中透射出来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由于时代不同,也难以作为精神滋养进入学生的心灵世界,只能进入认知领域;如果不考试,这些“知识”将毫无用处,会永远被尘封起来或被岁月蒸发。至于说到“人文熏陶”,只能用“难寻踪影”来描述。
    绝大多数文本的作者写作目的并不是传授人文知识,而是借助人文知识表情达意;人文知识只是文本的皮毛,对它的学习仅仅是第一步,是开始。真正有意义的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语文教学,就是从文本出发,引导学生依据文本表现出的认知、启示、感悟,来认识、评价、审视现实中我们自身的精神现状、我们社会生活的现状、我们的文化现状、我们民族发展的现状,从而达到现实意义的精神提升。语文教育必须落实在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上。因此,对《故乡》的教学,应当重视类似以下的内容。
    首先,必须认识到,闰土,一个美好的生命,一个善良的灵魂,却被丑恶的社会挤压成一个木偶人。学《故乡》不能把它当作一部艺术品,不应该过多欣赏它的艺术特点,过多地关注鲁迅先生高超的艺术手法。《故乡》是觉悟者的“呐喊”,是麻木痛苦者的呻吟,也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民族的苦难史。
    因此,应当引导学生深入冷静地思考:鲁迅先生为什么要为孔乙己、为闰土“呐喊”?自己“独善其身”不是更好吗?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为什么特别重要?闰土对自己的命运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水生和宏儿怎样做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旧中国的“兵、匪、官、绅”为什么总是一家?在中国大地上,苦难的“闰土”生存了几千年,闰土的苦难连绵了几千年,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总有那么多的苦难?苦难是一笔财富,我们的民族有多么巨大的财富啊!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来认识、支取这笔财富,利用这笔财富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得更和谐更美好。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教育素养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教师在讲课时能直接诉诸学生的理智和心灵”。教师只有通过自己的思想,引领学生由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把那些庄严的、神圣的、美好的东西变成切近的、真实的、可信的东西,让学生的神经发生震颤,心灵受到感化,人类的美德、追求真理与捍卫真理的精神、具有永恒性和终极性的价值观,才能被学生认同与接受,精神构建才能实现,语文的精神教育才不至于虚无缥缈。
    有人常用“像政治课”来“枪毙”思想性强的语文课,语文课就是语文课,怎么就成了政治课?再说,真诚的、理性的、人道的“政治课”有什么不好?现在有太多的语文课很像“海市蜃楼课”:教学方法不断翻新;教学手段日趋现代化;课堂教学花巧有余,思想不足,形式有余,内容不足,煽情有余,理性不足,教书有余,育人不足。看上去热热闹闹,却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文本成了一块美丽的冰,无论怎么把玩,都不能融化成水滋润学生干涸的心田。黑格尔说:“人是靠思想站立的。”语文教育之所以东倒西歪,就是因为没有支撑。数理化靠知识来支撑,语文理当靠思想来支撑。语文教师必须是一个不图功利、不带面具、不带枷锁,像罗丹的雕像一样,一个“赤裸”的“思想者”,首先凭借思想“站立”起来,然后做好学生思想的“发动机”,让他们依靠思想稳稳地“站立”起来。事实上,我们不在少数的教师的思想是干瘪的,更不必说学生了。
    语文并不能“包打天下”,这丝毫没有疑问。问题是语文教育失重,没有真正打过天下,没有建立起自己牢固的根据地,支撑起真正属于自己的蓝天。语文要么是权威的婢女,被呼来唤去;要么是功利的犬马,为考试大汗淋漓地效劳;要不就是充当层出不穷的新理念、新主义、新教法的实验品和牺牲品,就这样不断地充当着其他存在的附庸,什么也做不好,语文教育怎能不受诟病?“语文教育备受诟病,负责官员应该道歉”,语文教师也应该道歉,可是,道歉完了呢?
    (黑龙江泰来汤池中学;16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