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2011年05月25日06:20

　　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批判“二月提纲”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断升级的背景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1]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吴晗写的京剧剧[2]。早在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会后不久，根据这个精神，吴晗开始写作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开展批判后，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1965年底开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以对所谓“右派海瑞”的批判展开的。
　　从1962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用江青的话讲，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3]。
　　姚文元这篇批判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猛烈攻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文汇报》收到表示不同意见的来信来稿达数千件。许多著名学者斥责姚文“陷人于罪”，表示“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中央曾有规定，对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经过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对《文汇报》未经批准突然登出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感到极不正常。在不了解文章背景的情况下，他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在姚文发表的十多天内，除华东地区几家报纸予以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报刊未作转载。为此，毛泽东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订购数很少。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了解姚文发表的背景后，指示北京的报纸予以转载。根据周恩来和彭真的意见，《人民日报》在1965年11月30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上加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仍然是主张把讨论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表了少量对姚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吴晗和《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到:《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谈话传开以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调门进一步升高，批判范围迅速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1966年1月中旬，中央宣传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的一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对文章中一些上纲很高的提法是否适于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摘要上报请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4]。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印发了包括上述文章摘要在内的七个材料，反映的都是学术批判引起紧张形势和有关方面提出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制定出若干指导方针，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后，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左”的提法，但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引导运动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提纲”还指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个提纲，连同所附的七个材料，报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2月5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认可。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照此执行”。“二月提纲”的形成，反映了党内相当多数同志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持的慎重态度，但江青等人却对此极为不满。
　　此后不久，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教部门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就更加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在会上指责文化部不贯彻她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她搞京剧革命，专了她的政，表示“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江青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
　　会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为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这次会议而起草的会议纪要引起江青的不满。她要求总政治部派人重写会议纪要，并由她和陈伯达、张春桥参与修改。这份经过反复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提出: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还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基本否定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3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在纪要中加写道:“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个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提出，使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艺工作的成绩，进而否定中央一些领导人提供了理论依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制定和下发，是江青企图从军队方面寻求政治支持、在文艺战线打开突破口的重要步骤，也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在党中央领导层进行夺权活动的开端。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他说: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5]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
　　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彭、罗、陆、杨”事件
　　与文化批判升级同时，中央接连发生几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突然被撤职、受批判的政治事件，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惊疑。
　　1965年11月10日，也就是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销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等。这些都是对杨尚昆在职责范围内从事的正常工作的诬陷[6]。
　　一周后，林彪于11月18日对全军工作提出五项原则[7]，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接着，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久，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8]的事件。一段时间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深为林彪所忌恨。在林彪及其妻叶群的授意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11月30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这几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12月8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9]的揭发批判。在这次会上，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抢林彪的班”、想要“篡军反党”等等。对于这次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中央多数领导均不知情，甚至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事前也不知道会议内容。面对突然揭露出的罗瑞卿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有怀疑。在中央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叶群伙同吴法宪、李作鹏继续制造伪证。12月11日，正在云南检查边防情况的罗瑞卿被紧急召至上海，遭到软禁。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批判罗瑞卿，把“资产阶级野心家”、“军队中的赫鲁晓夫”等罪名一起强加到他的头上。
　　1966年4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里有人；中央有，部门有，各省、市、区有，军队也有；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一些党内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会后，彭真被停止工作。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中央宣传部被指责为“阎王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被指责为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很快就被横加各种罪名，停止了工作。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在党中央身居要职、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突然间先后成了“里通外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等，这不能不在全党引起巨大震动，似乎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领域，也出在党政部门、军事机关的高层领导中。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日甚一日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5月15日，遵照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防止突发事变，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几天后，首都工作组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进行了部队调动，并重新调整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
　　注:
　　[1]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
　　[2]本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1959年八届七中全会后，吴晗在胡乔木的约请下，开始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后又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之约，于1960年底写成有关海瑞的剧本。该剧本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意见，为区别于其他的海瑞戏，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在北京首演。
　　[3]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
　　[4]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7月成立的，任务是负责领导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经党中央指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为组长，组员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5]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的谈话，1966年3月30日。
　　[6]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杨尚昆平反。《报告》指出:录音工作和抄录档案，是在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后，对领导人重要讲话的记录和对档案资料的积累，并不存在所谓“窃听”、“私录”和“泄密”问题。强加给杨尚昆的一切罪名，全属不实之词。
　　[7]五项原则，即学习毛泽东著作；坚持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抓基层；提拔优秀干部到关键岗位；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
　　[8]罗瑞卿，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9]指在进行揭发批判时，被批判者本人不得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