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刊文谈《朱镕基讲话实录》 称记录改革历程

　　一部记录中国改革和发展历程的著作

　　——学习《朱镕基讲话实录》

　　近期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和批语、书信影印件302件。《实录》翔实记录了朱镕基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工作历程。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他直接主持了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扩大了对外开放。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一)1991年4月，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就着手清理三角债工作。当时企业间连环拖欠货款形成巨额债务链，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所进行的清欠工作主要是清理流动资金，收效不大，甚至出现前清后欠、边清边欠、越欠越多的情况。朱镕基同志通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指出：三角债的主要源头是部门、地方和企业为追求增长速度而盲目上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大，造成对生产企业设备、材料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的大量拖欠。因此，他提出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入手清理三角债、顺次解开债务链的新思路。实践证明，抓住这个源头，收到了投入1元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使经济运转恢复正常。

　　(二)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同志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朱镕基同志及时察觉并指出了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1992年3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唱反调。朱镕基同志感到有很大压力。不久，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篇发言的录音整理稿，予以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决定将这篇发言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并刊载江泽民同志在发言记录稿上的批示：“朱镕基同志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有内容、有重点、有分析、有办法，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使人很开脑筋，值得一读。”

　　(三)199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同时也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较猛，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压力增大，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交通运输紧张，产成品库存增加，以及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问题。特别是199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15.1%，3月、4月物价涨幅突破了10%。1992年10月20日和1993年4月1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两次经济情况通报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注意防止经济过热，指出：“当前各种矛盾集中表现为金融形势紧张，究其根源是投资规模过大，问题在于经济结构没有改善，隐患是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993年6月9日，朱镕基同志受李鹏同志委托，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总理办公会议，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严峻形势，研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他经过反复考虑，在会上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应急措施，同时又指示国家计委补充几条行政性措施。会后，国家计委补充了三条意见，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十六条”)初稿，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于6月24日以中央6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对当时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扭转金融和经济紧张形势的关键，是整顿金融秩序。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朱镕基同志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7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就认真贯彻中央6号文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作了具体部署，特别是明确提出对银行系统领导干部“约法三章”的严格要求：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这些措施对扭转货币供应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产生了重大作用。

　　1993年7月20日至2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的任务，同时提出财税部门干部职工要严格遵守的“约法三章”：第一，严格控制税收减免；第二，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账；第三，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

　　1993年7月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部门贯彻中央6号文件精神，收回违章拆借资金迅速取得成效，但也出现了银行只收不贷，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生产困难的问题。为摸清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对策，朱镕基同志于7月29日在南京市主持召开有江苏、浙江、安徽省政府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解决三省资金紧张问题。他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解决资金困难要堵邪门，开正路。讲话提出了解决资金紧张的八条措施，并决定中央银行贷给苏、浙、皖三省专业银行50亿元，由它们有重点地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朱镕基同志随后从8月初到11月末，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了八次资金调度会议，研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银根松紧的程度，具体调整贷款规模，解决各地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五)根据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决定从1994年开始加快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针对原有税制税目繁多、征管混乱、企业难以公平竞争的弊端，1994年全面实施了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营业税、消费税为辅的流转税体系，并对所得税进行了归并整合。这一改革为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分税制改革是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难度很大的一项改革。为顺利实施分税制改革，1993年三、四季度，朱镕基同志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地方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广东省在此前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时地方财政留成比例较大，因而对实行分税制有很大顾虑。1993年9月12日至16日，朱镕基同志在广东省就实行分税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座谈，深入交换意见。他在广东调研时指出：“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适当地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力，日子就过不下去，最终全国都要受害，都搞不下去。”“必须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财税改革。”他回到北京后，致信江泽民、李鹏同志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与海南、广东两省负责同志商谈的情况，反映广东省希望中央在税收返还基数年、企业减免税的处理等问题上给予照顾。为减少新体制出台的阻力，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朱镕基同志建议对这些作出让步，并提出了妥善解决的方案。由于这样做既坚持改革的原则，又采取适当让步等灵活办法，从而化解了矛盾，为在全国顺利实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1993年12月3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金融改革作为1994年改革的第一项任务。他指出：“金融改革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把人民银行总行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二是现在专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同时，另行建立政策性银行。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1994年8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改革跨出关键性的一步，并对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的改革进行具体部署。1994年还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朱镕基同志一直关心证券期货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他在肯定证券期货市场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一再强调要防止它脱离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出现过度投机。在1992年8月13日召开的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要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工作，保证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1992年10月，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初步确立了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监管体制。1995年12月19日，朱镕基同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考察时，提出了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

　　(七)1993年11月，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突然暴涨。当时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粮价暴涨主要是受到群众对通货膨胀心理预期的影响，粮食市场有人乘机炒作，哄抬粮价。粮价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朱镕基同志在12月12日，就调运和抛售粮食以平抑粮价问题一天之内连续三次作出批示。12月18日，朱镕基同志正在安徽省作调查研究，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粮食价格的紧急请示，当即下决心动用国家专储粮，向市场抛售，要求国有粮店挂牌降价，尽快将粮食价格降到合理水平。12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作了全面部署，很快扭转了粮食市场的形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朱镕基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以后，始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和供应，他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上下了很大功夫。《实录》中有多篇文章是围绕这个问题的。1994年5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粮食价格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放而有管、管而不死、购销方便、调度灵活的现代化的粮食市场；不能把放开价格理解为放开不管。1995年2月27日，他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它的灵魂，就是粮食的定价要符合价值规律。”“定购粮的定价原则有三条：一是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要有利于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三是要让城市人民能够承受得了。”实行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后，粮食形势好转，产量连创新高，1996年突破了1万亿斤大关。1997年1月13日，他在《粮食丰收之后怎么办》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价粮，保护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朱镕基同志根据在安徽等地的调查研究，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概括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1998年6月3日，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的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步伐。”直到2000年3月19日关于“粮食保护价必须高于种粮成本”的批语，朱镕基同志仍然强调“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00年5月25日，他在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1995年以后我国粮食连续五年丰收，一些地方出现农民卖粮难、市场粮价下跌、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减少农业投入等新情况、新问题，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关于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强调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

　　(八)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朱镕基同志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气力。1994年，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这一年11月4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强调深化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搞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995年3月9日，朱镕基同志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辽宁省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中强调，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在产权上做文章，并要纠正企业为把银行债务冲掉而假破产的做法，企业破产拍卖所得要首先用于安置企业职工。1996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到山东省诸城市考察。他在讲话中肯定诸城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精神，同时也强调小型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一卖就灵”。关于“卖企业”问题，朱镕基同志在1997年9月26日，1998年4月25日、6月6日又作了三次批示，精神都是一致的。

　　(九)1997年11月和200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两次对金融改革和发展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997年11月18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当时金融领域隐患和风险不断积累的突出问题，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对深化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作了全面部署，宣布国有银行和人民银行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布置了清理整顿金融市场的任务。2002年2月5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根本原因是银行体制陈旧，经营机制落后，内部管理松懈。他提出，要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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