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的恰空:凯末尔革命推动土耳其世俗化和民主化进程

2011年01月28日 18:00
来源：世界知识 作者：董漫远 殷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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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世界知识》2003年第24期，作者：董漫远，殷罡，原题：《从土耳其的世俗化谈起》

土耳其的独特在于，它是伊斯兰国家里面一个最世俗、最开放的国家，一个发祥于东方、地跨欧亚大陆、想加入欧盟又追随美国的国家，一个与以色列关系“暧昧”又与中东阿拉伯国家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国家……恐怖分子将目光投向土耳其，追根溯源，与它的这些独特性有关。

——主持人手记

董漫远：

谈土耳其的世俗化，就要对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做一评价，因为凯末尔是土耳其世俗化、民主化的缔造者。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于1923年10月29日，能征善战的凯末尔当选首位总统，并连任至1938年11月。凯末尔早年就深深感受到奥斯曼帝国的专制与腐朽，他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有深入研究，并注意到工业革命和议会民主制度给欧美国家带来的巨变，于是结合土耳其的国情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斗争实践，逐渐形成了立国与治国的思想体系，即共和、民族、民众、国家、世俗、改革“六大主义”。凯末尔在他任内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奠定了现代土耳其的基础。凯未尔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亚大陆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间的对比，对人类继续走向文明融合及民主进步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殷罡：

当时，大清帝国被称为东亚病夫，奥斯曼帝国被称为西亚病夫，面临的问题都是腐朽没落的庞大帝国怎样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

19世纪末期，土耳其有两种意识在觉醒，一是军人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意识，“青年土耳其党”成员包括凯末尔在内都希望用世俗的、民主的、反对专制的共和制来拯救国家；另一个是宗教意识也在复苏，宗教界人士要用伊斯兰精神指导人民、振奋人民，和西方的文明相抗衡，于是出现了宗教意识的回归和觉醒。但最后还是军人的势力占了上风。源于奥斯曼帝国领地的宗教觉醒不仅仅在土耳其本土，在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国家也有。如果伊斯兰觉醒早于“青年土耳其党”势力的崛起，那情形也许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在当时填补了某种意识形态的空缺，遇到了发展的机遇。而且，他们意识到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不可挽回，只能保持土耳其本土不受西方列强的瓜分。

董漫远：

另一方面，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有自己的军队，他又确实将希腊的侵略军赶出了土耳其。而当时伊斯兰势力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土耳其追随美国缘于二战后第二任总统伊诺努执政期。伊诺努在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崛起时期和民族独立战争时期是凯末尔的亲密战友。二战结束后，伊诺努发觉美国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和超级大国，遂决定加速向美国靠拢。从1945年底开始，他竭力主张多党制和经济自由化，以迎合美国式的民主。1947年，伊诺努接受杜鲁门主义，使土耳其跃升为美国对苏联推行“冷战”政策的马前卒。1950年5月，土耳其首次举行西方式选举，赢得西方世界一片喝彩，土耳其被美国列入“马歇尔计划”重点援助对象之一。1950年6月，土耳其追随美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美国战略伙伴和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桥头堡。美国在土耳其建立了几十个军事基地，马尔马拉海重镇居尔祖克一度是北约地中海盟军司令部所在地。

殷罡：

土耳其世俗化道路成功的意义是深远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也希望伊拉克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像当初土耳其那样进行改革，但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形势也变得更复杂了。当初束缚土耳其发展的是愚昧、落后，比较单纯，而现在阻碍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因素多了许多，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和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之后，阿拉伯世界兴起两股势力，一是埃及总统纳赛尔倡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个是叙利亚政治家阿弗拉克创立的阿拉伯复兴运动，这两股势力都是世俗性质的，口号都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尽管三个词在排列顺序上有些不同，但都强调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和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与凯末尔的世俗和民主有本质的区别。美国推行的改革不可能拿埃及和叙利亚开刀，对那些君主国家也急不得，只有对伊拉克这样的“阿拉伯世界的害群之马”下手，遇到的阻力才小一些，另一个目标就是塑造一个民主和世俗的新兴国家巴勒斯坦。但问题是土耳其国内的民族、教派比较单一。伊拉克则不然，不仅有宗教矛盾和种族矛盾，还有复兴社会党几十年经营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另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土耳其的改革是内部力量自行实施的，伊拉克的改革则是在外部力量控制之下进行的，对伊拉克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当然大于前者。

董漫远：

土耳其《宪法》规定，国家要走世俗化和民主化之路，武装部队要坚定地捍卫世俗主义，但近些年伊斯兰教或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政党在土耳其影响不断增大，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对历史作简要回顾。宗教势力抬头始于70年代，也就是埃尔巴坎登上政坛以后。埃尔巴坎是个伊斯兰观念很强的政治家，在野期间就一直指责政府过于亲西方，当政后自然把目光投向以前受到忽视的伊斯兰世界。应该说土耳其建国后一直避免受宗教的影响和挑战，因为这和土耳其世俗化、民主化的路线是冲突的。但在土耳其，世俗化在某种程度是依靠法律强制实现的，它在许多方面是不彻底的。世俗化主要盛行于大城市，坚决拥护凯末尔的也只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由于这些人掌握着军队、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所以尽管所占人口比例不到一半，但他们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事实上，土耳其广大的农村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生活水平低下，他们的观念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工商界阶层有很大的差距。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的传统影响非常强烈，伊斯兰价值观深入到多数土耳其人的心灵。

另外，土耳其的世俗政权几乎每届都有腐败贪官被揪出来，相比之下，大部分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人则两袖清风，没有什么劣迹，而且他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他们的基层组织，给老百姓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这些基层百姓构成了伊斯兰党派的社会基础，在土耳其有半数以上这样的人。每次大选，伊斯兰党派的支持者几乎都是穷人，这次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也一样，他们不仅赢得了广大穷苦人民的选票，也赢得了部分青年和工商界人士的选票。结果在去年11月3日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一党执政的政府，这种局面已有15年没出现了。所以说，是穷人将埃尔多安推上了如今的总理宝座，是穷人将正义发展党推上了台。

殷罡：

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有矛盾，有冲突，有战争，但和土耳其没有。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虽然宗教一样，但民族是不同的，阿以矛盾和突厥人的关系不大。历史上，在奥斯曼帝国的后期，犹太人是不满意土耳其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的，于是加入了英国阵营，英国支持犹太人建立家园，美国则支持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为约旦和巴勒斯坦石油蕴藏丰富，结果恰恰是这两个地方一滴石油也没有，美国和英国的算盘打错了。冷战时期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阿拉伯国家站在苏联的一边，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自然是盟友关系，土耳其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反而紧张。1967年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通过后，土耳其表示支持，土阿关系才有所缓和。我始终怀疑20世纪80年代初土耳其的宗教势力重新崛起是和冷战结束苏联退出中东地区有关，因为美苏争霸时期宗教势力是受到压制的。

伊斯坦布尔有两万犹太人。尽管在一战时犹太人加入到英国阵营里推翻奥斯曼帝国，但在心底里犹太人对土耳其还是感激不尽的。1516年土耳其占领耶路撒冷后有个规定，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宗教信仰自由，民族迁徙自由，西墙（哭墙）是法定的犹太人祈祷的场所。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日后犹太人大量回归巴勒斯坦奠定了基础。根据1915年统计，当时巴勒斯坦60万人口当中已经有8万是犹太人了。所以说，犹太人没有理由不和土耳其友好，他们在远方有美国这个盟友在道义和财政上的支持，在近处有个好的隔墙邻居，有个好的过去的保护者，他们是心心相通的，只是在阿以冲突中土耳其不得不保持中立。土耳其真正和以色列建立公开的友好关系是在马德里和会之后，当时似一股浪潮，几十个国家纷纷和以色列建交，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所顾及的因素不存在了，双边关系发展得很快，两国军事合作更是实质性的。土耳其和以色列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这就是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和极端势力的防范。

董漫远：

土耳其和以色列于1991年将双边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奇莱尔执政时期，土以关系得到全面提升。但两国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引起阿拉伯世界的警觉。一些阿拉伯国家甚至将土以关系界定为“军事同盟”。1995年12月，埃尔巴坎执政，他偏重于和伊斯兰国家搞关系，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达成一系列经济、政治、战略方面的磋商机制，同伊朗签订了为期22年的200亿美元的能源管道协议，结果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担心土耳其会抛弃美土战略关系，同伊朗走到一起。特别引起美国警觉的是埃尔巴坎出访利比亚。美国提醒土耳其军方，现政府有可能抛弃美土战略关系，可能会同“邪恶国家”走到一起。于是1997年2月28日，土耳其总参谋长加上四个军种司令发表简短声明，指出土耳其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在上升，国家有可能偏离《宪法》规定的世俗化道路，现政府应该对目前的局面负责。四个月之后，埃尔巴坎辞职。

殷罡：

一年多来，洲的肯尼亚、中东的摩洛哥和土耳其相继发生恐怖爆炸，这其中有某种关联。土耳其被炸有诸多原因，其中一点是土耳其跟随西方太紧了。尽管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土耳其害怕激怒阿拉伯世界，不允许美国军队从它境内出兵，但明里暗里还是支援了美国的后勤供应。另一点是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以色列关系密切，这是伊斯兰极端势力不能容忍的。土耳其被炸和摩洛哥、肯尼亚被炸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和以色列的关系。

摩洛哥从历史到现在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和谐。1948年中东战争时，摩洛哥保持中立态度；在许多国家驱赶犹太人的时候，只有摩洛哥的犹太人是和平自愿带着财产离境的，只有摩洛哥的犹太人可以和本国人享有平等的待遇，犹太人对摩洛哥王室善待犹太人的政策感激不尽；1978年又是摩洛哥前国王哈桑二世竭力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埃以双方的第一次秘密接触就是在摩洛哥进行的。加之摩洛哥王室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个国家自然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眼里的以色列的“同党”，伊斯兰的叛徒，西方的走狗，必须列入打击目标。

董漫远：

摩洛哥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后来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前以色列外长利维就来自摩洛哥。还有沙斯党、利库德集团的部分成员也都来自摩洛哥。

殷罡：

肯尼亚也是非洲国家里和以色列关系比较好的。1976年以色列那次著名的营救乌干达人质行动，就得到了肯尼亚的关键性帮助，肯雅塔总统亲自下令允许以色列救援机群在肯尼亚降落加油。一个时期以来，肯尼亚是以色列人到非洲旅游的最佳选择。在非洲有伊斯兰背景的国家里，只有肯尼亚有越来越蓬勃发展的犹太产业，饭店、地产等。以色列为了摆脱外交孤立，寻求非洲大陆的支持，在肯尼亚有许多投资和经济援助。可以说，肯尼亚是以色列在非洲地区的后花园，而土耳其则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后花园。我们可以看一看，几次爆炸的目标都与犹太人有关，如在肯尼亚的目标是犹太人经营的旅游饭店，在摩洛哥的目标是犹太纪念地，在土耳其则是犹太会堂。

董漫远：

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批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来伊斯兰世界的微词。但土耳其重视土美战略关系，同时看到某些阿拉伯国家虽有一定的反美情绪，但实际上又把美国作为打交道的主要对象，希望从美国那里捞取各种好处，即使是一些激进国家，也通过在某一段时间拉开同美国的距离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反过来又作为筹码同美国讨价还价，因此，土耳其认为其世俗制度不至于在外界不同看法面前垮掉。还有，土耳其也不希望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势力的影响渗透到土耳其，危及到自己的世俗体制。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有地理上与中东其他国家“隔开”的优势。土耳其一直希望成为欧洲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