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小臭臭:[原创]现在我们怎样做父亲和当子女 【文化散论】

现在我们怎样做父亲和当子女

——关于时下国人父子（女）关系的一组散乱随想

黄 政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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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了二十八年的儿子后，九年前，终于成了女儿的父亲。

当第一次面对女儿的时候，自已却感到了一阵惶恐。女儿，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该怎样来当这个父亲；或者说，我又从哪里来的当父亲的经验呢？所以心里虽然是高兴和喜悦的；但其实对当好父亲并没有多少底。

中国的许多事情往往容易陷入两可的境地。也即说东，固然是对的；说西，也不错。有些时候，甚至连命题都是假的。比如说“怎样做父亲”的问题，自鲁迅先生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那篇名文问世后，这个问题一直是大众比较关注的问题。就鲁迅先生而言，主要是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过去、现在、未来是有进步的；而且是在不断发展的。现在的孙子，可能成为今后的父亲，乃至爷爷。故而，传统儒家在“孝”的观念上的一些迂腐之词，是遭鲁迅先生斥责的。因为从生理角度讲，繁衍后代是生存的需要，这是自然的事情，谈不上贡献。因此，鲁迅先生在“做父亲”的问题是坚持要冲破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借着“五、四运动”的大纛，他的思想得到了许多“新青年”的认同。

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又是一个百年了。与1919类似，现在又到了“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陈寅恪先生语），在现今“我们怎样做父亲”这个问题上，就我个人而言，也觉得有必要凝神静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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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孩子，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首先应是要告诉孩子，他（她）所生活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他（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正问题所在。然而，我们“七零后”这一代人的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又不能告诉孩子这些。相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重复传统道德与官方文本中的思想；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悖论。

给孩子说这个世界阳光明媚、莺歌燕舞；觉得不真实。给孩子说这个世界上人心惟危、居心叵测，处处是机关和暗箭，真实倒是真实了；但在孩子的理解力下，如何让他（她）接受这种现实？如果不说，这是不是一种虚伪？自己都常常心口不一，又如何为长、为父？我们所谓道德上的“神圣感”竟如此不堪！有些时候，这种虚无感让我时常无所适从。一方面，尽管我们心灵深处都知道，我们所教给孩子的与现实规则其实是两回事。可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却又不得不给孩子们臆造出那个虚无的童话王国，试图让孩子们相信许多“仁义道德”一类的话语；但是，另一方面，做父亲的，又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真的按自己说的这么去做。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已经一次次验证了，在时下的中国，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往往需要付出自我，牺牲理想。真正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景况其实是不妙的。可是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摇摆，最终只停留在了父亲内心的纠结上，最终能告诉孩子的，还是“仁义道德”。中国父亲的悲剧，便在于此。这种伦理与现实的纠结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虚伪，让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成为了与孩子之间沟通时的一道天然沟壑。

而这些个事情，孩子们又怎么知道？怀揣着心中无数个美好的梦想，懵懂地走入了这个肮脏的城市，不受伤才怪？碰壁的次数多了，想不世故都难。因此，中国的孩子，不仅“愤怒青年”，其实大都也在心灵的深处是——仇父的。我原先以为，这种仇父是年龄代沟所引发的，其实不然；这是一种偶像轰塌后的幻灭感。在许多孩子的心目中，父亲曾是一种崇拜；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在慢慢变老；而孩子却在慢慢长大，他们也在暗地里观察着自己曾经的那个偶像，而这个时候，父亲其实是没有觉察的，他依旧在用自己几十年形成的惯性在生活着。他哪里知道，危险已渐渐临近，孩子正渐渐成为了自己的对立面。这种危险，便是自己已和街上那些路人看客一样处在了孩子的视线与日常生活的规则里。只是这种大多数的“仇父”，到了最后，只能归结于一种平淡；而此时，所谓“父与子”，剩下的只有对仪式的遵守了。孩子对父亲表达情感的方式，也仅仅是对形式繁琐的把握；越形式，越认真，越繁琐，好象便是情感越真挚了。

那么，又该怎么办才好呢？难道要告诉孩子，这是一个耻辱的时代，是一个不需要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特权财富为王和弱肉强食的时代？现实很残忍，真相很残酷。因此，中国的青年教育，由于无法摆脱说教与现实脱节的虚伪，故而注定又是失败的。特别是父亲在琐屑事态上所表现出的“说与做”的巨大反差，更容易滋生孩子的叛逆感——不照你说的这么做，便怎么就不成呢？我偏要试试看！而此时，身为人父，对于下一代的错误，就需要更多些宽容；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孩子犯错误，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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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我们一再说要让孩子学好为人，钱解决不了一切问题，富贵于我如浮云；可是我们往往发现，身为父亲，其实能给孩子的，最终还是只有物质。这只是多和少的问题，而不是给与不给的问题。我们不能说赋予孩子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以及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的父亲有何不妥。因为也要看到，这种给孩子以富裕生活的作法，除了血亲因素外，还可能有其它原因。比如，因忙于挣钱作官而忽略亲情的补偿；比如，自己青少年时代受到了清贫的刻骨印象，“穷怕了”，故不愿再让自己的孩子稍受委曲；再比如，满足孩子的虚荣心之类等等……但是在社会公众的仇恨情绪里，上述这些因素全被淹没在了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怨怒声浪中。把父亲对子女这种自然主义的亲情又转化成了对为富不仁者的怨怒。在公众的意识里，与其说是在恨这个不争气的孩子，不如说是在恨孩子背后的那个发财作官的老爹。

人们在心中对“富二代”、“官二代”的情绪，固然有着对于上一代财富来路（恐怕是一种“原罪”吧）的怀疑，其实更多的是对他们授子以鱼，而不是授子以渔的嗤之以鼻吧。所以做父亲的，要让孩子们切割父辈与自己在财富上的联系，至少要让他们知道不劳而获是可耻的。至少要让他们知道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其实与降生在牛棚的孩子，在人格上是平等；而后者，除了少了一些机遇外，与前者在尊卑贵贱上没有任何区别。亡国君朱由检先生在自杀前用剑将自己爱女长平公主的肩膀砍断，并一再为爱女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悲愤不已，一句“你为何生在帝王家！”道出了几千年以来被君王们所遮盖住的事实。在儿女而言，自己的父亲是田舍郎或是陶朱公，并无区别。这个道理，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的父亲们是尤需要懂得的。

而且，我尤其同情那些陷入公众口水海洋中的父母们，其实他们何辜；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苟不教，父之过”；可是，这个时候再说这些，已经晚了。在孩子惹出来的这些个让人头痛的祸事面前，为人父者，又岂能袖手？这个时候，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在方法上有所谓“卑劣下流”与“光明正大”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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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好一个父亲，很难。这个时候，自己父亲的影子就冒出来了，我发觉，这是自己当好一个父亲的唯一现实摹本。可是，作为一个曾经的叛逆青年，对于父亲的仰视其实并非如书上说得那么美好。

不过我又知道，中国人的信仰大多来自于自已的先辈。“东方神秘主义”中一再出现的轮回与转世方面的传说，又都表明了信仰传承的最大物质基础就在于血缘；特别是对于自我人生前途的宏观规律性把握的自信程度在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时，宿命就会不知不觉地钻出来；身为父亲，也几乎是本能地要把从上一代人身上学到的东西告诉自己的孩子。

可是所能告诉孩子的，又是些什么人生经验呢？心性高傲的嵇康被杀的时候，儿子只有十岁；可是就是这么一个“通脱”、“飘逸”和“性灵”的人儿，留给儿子的遗言竟然都是一些非常“庸俗”、“琐屑”的世俗常情；他其实就只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做一个庸碌的人（详见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那个金圣叹在临刑前也在留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上述这二位父亲而言，让孩子懂得生存、懂得生活，其实胜过了大众所忧心的“道德”、“道统”——而这一点，不过是一种“自然性”啊！嵇康和金圣叹，真是两位绝顶聪明的父亲。在生与死的绝别前，在将死者看来，让生者活的更好，既是底线更是追求。这就又回到原点上了，所谓生存、繁衍，就是要给下一代以我们未享有的幸福，哪怕俗气些，哪怕烟火气些；就是要免除他们在我们身上曾遭受过的痛苦，特别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很遗憾，我们时常做的却是把自己身上所受的气加诸于子女，又容易陷入溺爱与错爱的陷阱，即用一个崇高的目标和理由来剥夺他们的青春，让他们的天性得不到完全的发挥，且美其名曰：“我们是为你好！”、“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可惜这并不是道德；也并不能以自我的意志是否受到孩子的尊重作为衡量“孝道”的标准。要知道，我们长期以来行之有效且经过实践检验的有些东西，并不就是真理；而只能是你个人的原则。这个原则，很可能用在某个具体的事情上是错的；身为儿女，一定也有他们的道理，这就不能固执。

我感到，中国的父母，多数其实是死于孤独的。这种孤独，一方面固然与社会情感的疏离有关；其实更多的原因在于他（她）们与下一代在情感沟通上的代沟。你自己端着个架子，就不容易与孩子成为朋友；甚至不如一个路人看客；这时候，早已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子女除了认为自己与父亲有着亲情责任外，并无感情上的亲近感。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但我所悲者，更在于这种孤独的传染。现在的孩子，它日可能成为父亲；而现在的父亲，在若干年前，其实也正为人之子。就在这么一代代的孤独传承中，表明我们东方的伦理道德在父子交流这一点上是存在问题的；而我们的这种道德是以血缘形成的等级尊卑为基础的。正因为有了等级，就人为形成了距离。这种距离，虽然我们都知道，但也都没有办法来解决它。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生物性的繁衍又是我们所无法克服的，“长幼有序”嘛！所谓“百年孤独”，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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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要懂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性欲自然是有的，情爱的变迁亦属正常。要生存，要活着的诸多现实均要坦然以对。对于子女虽有道德示范的义务，然并不意味着为着陈腐教条殉葬而牺牲自我。也就是说在世间百态、人生炎凉面前，父亲若没有作恶，自不必有着道德羞恶感。这在子女，或许父亲并不完满，但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我们做父亲的，亦要让孩子们认识到这一点。在良知与道德底线之上，还有诸多空间。在这空间里面，圣人与凡人是没有区别的。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面临着许多二元对立般的悖论，以前种种，在经历中早已有了判断，给予生命，仅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对于子女，绝非恩赐，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现实、明白自我以及创造机遇。对他们进行教育是必需的，但这教育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让他们明白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学习在更大程度上仅是一种习惯。孩子成功与否，父亲并无天然的责任。对于父母的尊重里，并不包含对于个性、自由的压抑和对个人幸福的放弃；老年人亦要有着“越老越糊涂”的自知之明，虽然他们有经验、有阅历，也有世故；但生理上的衰老也是事实；性脾上的个人特点（性格）亦绝非没有缺点。故而对于下辈的生活，一般为建议或静观为好。倘若定要固执已见，则意味着下辈的活着没有意义。因为你既然想掌控着下一辈的一切，那这个下一辈无非是你生活的翻板，无非是你意志的服从，没有个人色彩，更无幸福可言。然而这样的情形，在现今之中国并不少见。当然，为子女而言，也应对长者的意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虽有不满，但并不应喜形于色。觉着对的，采纳便是；若不对，不照办即可；但也不应有什么道德上顾虑，更与“孝”或“不孝”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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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亲，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要把自己摆到与子女同等的地位；也即自己实际上并不比子女聪明；如果非要说多了些东西，那只能说是一种责任。

让孩子知道责任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这个责任感的教化，一方面出自社会的教育；另一方面，父者，师也；父辈们的言传身教很重要。这种责任感是一种很崇高的东西；不过，这种崇高之所以是一种崇高，应该有着对社会基本伦理遵守的意味在里面。它不是反人性的，相反它是尊重人的天性的；而且，它能够使人的存在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自我的认同。因此，它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就存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细节中的。比如，作为社会一员，必须遵守社会公德，或者要有着对社会成员的起码尊重，至少要有维护社会道德底线的担当；比如，作为人子、人父、人夫，必须有着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这既有个人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还有国家层面的。但是这些，仅仅依靠国家教育是不够；更多的在于与孩子相处过程中的日月浸润，“润物细无声”啊！

但是这些个东西，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又很容易流于一种说教和虚伪。正因为年轻一切皆有可能，才有可能在规划自己人生的时候显得多少有些不切实际；而此时的父母，又岂能入刚刚开始青春期，刚打破对父母偶像崇拜且心高气傲的孩子们的“法眼”呢？所以，这种责任感实际上空的。而且，由于这种责任感的缺失，很容易造成孩子们养成极端利已主义的观念；这时，再所谓“利他”或“为人民服务”之类，恐怕文不对题。如果不能真正懂得这些，对子女的“教育”就一定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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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了，罢了，只要孩子是快乐的，只要他（她）自己能够担当，说得再多都显得多余。

孩子，你快快长吧。只要你不会因为我们将你带到这个世界而懊恼；只要我们没有将自我的痛苦传染给你；只要你能从爸爸身上找到教益，哪怕这些教益是你从爸爸的失误与缺点中学来的；只要你高兴，只要你快乐。而我，做为你的父亲；会永远为你的成长进步而弦歌、而努力、而欣慰。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之时。如果，真有天堂，那么在天堂，我们还做父女。如果，真有来世，那么在来世，我们还做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