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摇篮曲钢琴演奏: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02:56:20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0年第4期，作者：宋侃夫，原题：《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
整理者按：1981年11月至12月，曾任红四方面军电台负责人、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宋侃夫同志，分6次向我讲述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经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电台从建立到消失的过程，其中涉及到我党和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鲜为人知的情况。因此，我觉得这个回忆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回忆录的标题和文中的小标题都是我加的，特此说明。
一、学习无线电
1930年，我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大约在四五月份，中央通过江南省委派陈寿昌(后进入苏区，牺牲)找我谈话，要我到中央特科工作，原因是我曾学过点电机专业。我说：“我都丢光了。”他说：“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我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参加共青团后又转党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下做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已荒废了，真是没有想到，早已丢掉的专业，又要捡回来。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只好再从头学起。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湘鄂西苏区派来的两个年轻同志，我们先在沪东华德路租了一间房子。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负责我们三人的组织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陈寿昌派翁瑛(后进入苏区，叛变)为我们讲授无线电和电机工程的一般基础知识，他还给我们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的袖珍本《业余无线电学》要我们学习。我们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我们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伍云甫、王子纲又先后用手键教我们收抄练习。那时年轻，手巧眼明，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我们就可以每分钟收英文120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80到100个，并曾用我们自己安装的15瓦功率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我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的通报。当第一次叫通时，我们兴奋异常。后来和我们联系的还有吴永康(1937年在西路军牺牲)，他们在北四川路开了个电器行，我们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数是他送来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怀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不久，我们搬到沪西小沙沟路和康垴脱路交界的地方，此时湘鄂西苏区来的两个年轻同志已经回原地去了，组织上又派来两个同志，一个是湘鄂赣苏区来的，姓王(后来发现他常到舞厅去玩，组织上不放心，将他调走了)，一个已经忘记了姓名。有一天，陈寿昌突然闯了进来，他脸色阴沉，神情严肃，进门后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放，对我说：“小宋，现在外面很紧张，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点开水外，从现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饭铺包饭吃，让他们按时给你们送。”又说：“估计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可能找你们联系，翁瑛和伍、王两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自己学吧。”事后我们才知道是特科书记顾顺章叛变了。虽然顾不知道我们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对党中央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们要格外小心。两三个月后，陈寿昌才再来和我们联系，并对我说：“翁瑛已去中央苏区。”不久，王子纲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又不久，中央派乐少华接替陈寿昌领导我们。乐是外行，业务上我们不仅自学，而且还要教别的同志学习。
在小沙沟路住得太久了，我们只好又搬回原来的地方。这时，那两个同志也走了，组织上又派来徐以新和我同住。经过观察了解，我们发现房东是个流氓头子，拉帮结伙，人员来往更是复杂，同官方也有联系。他经常到我们的房间串门，我们对他十分戒备警惕，不再搞发报的东西。总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都不在家里存放。我们两人只有一把钥匙，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示我们对她的信任，也表示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经过将近一年的学习，我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无线电通讯的基本技术。这时，红军的革命战争发展得很快，我们预感到新的战斗任务正在等待我们。果然不出我们所料，1931年9月，乐少华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乐少华还告诉我们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特科负责人黄平(后叛变)制定并指定要我们去完成的。
当我们把密码背熟后，就准备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二、进入苏区
我和徐以新一路，我们虽然同岁，但我显得大一点，于是决定路上以兄弟相称，我为兄，徐为弟。行前，组织上向我们交代了沿途所住的旅馆和路上所用的化名，并告诉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自有交通来接我们。再有，此次进入苏区的不只你们二人，路上如果碰见其他人，即便认识，也不要打招呼。
1931年11月我们乘车经南京走陇海路到开封，当晚住进组织上为我们指定的旅店内。那时，旅客的名字都写在账房间的黑板上。果然，当晚有人按约定的时间和我们接了头，并已为我们买好去信阳的车票，叮嘱我们在鄂州换车时，到什么地方去吃饭，这时不会有人来接头，但会有人在暗中保护；到信阳后，住哪家旅店，用什么化名，在什么时间去一个卖纸烟的小铺子，用约定的暗语去买烟，会有人同我们接头。
我们到信阳，待住进旅店后，天色已经很暗了，徐以新急忙找到那家小铺，由于接头时间已过，小铺已经上板关门了。关系接不上，我们很着急，只好再住一个晚上。但那时每晚都要查店，于是我们谎称去武汉路过此地，徐突然生病，只好在此地下车为徐看病，桌上还放了几个药瓶，就这样骗过了查店的。第二天再按规定时间到小铺接上了头，与我们接头的同志要我们第二天去一个天主教堂医院拿药，那里有交通在等我们。
第二天，我们在天主堂医院找到了交通。我们当即改装，扮成小商贩，交通挑着担子在前面带路。出了信阳西门后，他告诉我们：“城外有几道岗哨，你们不要四处张望，对付盘问，不要惊慌。”走了将近大半天，他又告诉我们：“前面是国民党民团的一个寨子，你们不要理他，我们和他们有过协定，如果他们抓了红军的人，我们就血洗他们的寨子。”果然，走到寨子前，他们喊我们“老共”，可是并不管我们。天色越来越暗，下起了毛毛细雨，田埂狭窄，泥泞不堪，一路上跌跌撞撞，浑身溅满泥浆。我这个一直在城里长大，过惯城市生活的学生，几乎无法走这样的乡村小路，只好在冬水田里行走。这时由另一个交通员带路，从路上又走来几个人，我们会合在一起后又继续赶路。夜幕降临，我眼睛又不好，人家早就到了宿营地，我才慢慢地摸进村里。到了老乡家，这才相互做了介绍，其中有成仿吾、任炳煌，还有一个姓戴，一个已忘记了姓名。同志相见，分外高兴。交通员告诉我们，这里已是游击区，房东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有酒有肉，成仿吾酒兴很浓，兴致极高，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大家为我们开始的新生活而干杯。当晚就睡在牛棚里面，身下铺的虽然是稻草，身上盖的虽然是草帘，但心里踏实，睡得很香。第二天，雨还在下，路极难走，可兴致很高。当晚到达罗山宣化店，在县苏维埃留宿。第三天，我们继续上路，县里的同志要我们骑马，我从来没有骑过马，不敢骑，其他同志也不骑，仍然结伴步行。这里距离新集(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还有100里路，当天行军50里，在过界河又住了一夜。
两天来由于在雨中的泥泞小道上赶路，我的两条腿已是寸步难移了。同志们决定把我留下，他们五人先走。没想到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竟然一个人落在后面。第二天他们出发以后，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对我那两条不听用的腿进行按摩，活动筋骨，慢慢觉得腿脚可以勉强行动了。我决定继续赶路。在天色将黑的时候，终于赶到了新集(即现在的新县)。
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土寨子，寨墙已经坍塌，墙基还在，有红军站岗，问明我的身份后，就领我到中央分局。在分局见到了先到的五个同志，他们让我和一位姓蔡的秘书长接了头，我把中央密写的介绍信交给蔡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随后带我去吃了晚饭。饭后，安排我和徐以新到对面的军委机关住下。在军委机关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王子纲。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我们彼此交谈进入苏区的见闻，越谈越兴奋。是啊，新的人群，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句话，新人新事是那样的吸引我们，看来我们都开始热爱上这块土地了。
苏区的生活和地下党的生活完全是两个样子。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兄弟般的关系，诚恳真挚，亲密无间。地下党工作呢？同志间虽然也很亲切，但由于环境的限制，接触的圈子狭小，视野不可能开阔，更不能畅所欲言，因此总觉得有点距离。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苏区的这段生活是永远令我怀念的，我从来没有过得那么快活、那么兴奋、那么舒畅。
从到达苏区的第二天起，清晨听到号音，住在新集的所有机关、部队、民兵，全都涌入“红场”，进行操练。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人热情奔放，个个心胸开朗，这里真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各种私心杂念一扫而光。我深深地感到，这才是万众一心，这样的队伍是不会被打垮的。更可贵的是苏区的所有领导同志经常和大家一起来到“红场”，进行各种活动；在活动的间隙，广泛地和群众、干部接触，谈话、散步，晚集会也是如此。节假日也要在“红场”搞各种活动，大家在一起演戏、唱歌、赛球、开运动会，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干群之间毫无拘束，同享欢乐。当时我还是一个奋发向上的青年，在这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怎么能不激动呢？真是什么事都想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每天的情绪都在亢奋之中。三、器材奇缺，无法建立电台
我到苏区是为筹备建立电台的。可是苏区的通讯器材奇缺，电台暂时建立不起来。于是比我们先期到达苏区的蔡威、王子纲他们首先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培养通讯人才，我和徐以新来后也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工作。这个训练班不仅搞无线电，也搞有线电，电话也归我们管。那时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现在还在的有游正刚、冯吉禄、徐明德、刘息生、陶万荣等同志，耿协祥同志也是此时来学机务并兼学报务的。担任教师的除蔡威、王子纲外，还有钱钧、戴国栋、马文波等(钱、戴二人1932年过平汉铁路时离开部队，不知下落)。
在未建立电台前，组织上要我临时在军委参谋部工作，主管谍报和机要方面的事。而电台方面的工作，只好一方面训练人才，一方面积极收集电讯器材进行筹备。在1931年活捉岳维峻(冯玉祥部的一个军长，被俘后为我们做了不少事，也为我们购买了不少东西，如棉花、布匹等，我们撤离鄂豫皖苏区时，被张国焘下令杀掉了)那次战役中，曾缴获到不少电讯器材，同时让军委的特务队通过红安界河口的商人，到武汉为我们再购买一些。那时，如电池、变压器、电子管等重要器材，还是可以买到的。
电台虽然建立不起来，但我们还是在军委机关找了一间房子，组装了收音机，架起天线，装好各种设备，进行收集情报的工作。开始只收点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由于苏区消息闭塞，在当时那也是新鲜的，经过我们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其他苏区的红军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样的仗，再作为我们的消息在小报上登出来。
后来我们又搞了一台发报机，但试叫几次，均未叫通。直至1931年底，我们占领了黄安县城，活捉了敌师长赵冠英，才缴获了一部不完整的电台，还是缺东少西，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
四、“天”赐良机
未到苏区之前，我不认识张国焘。大概是到新集的第二天，我和蔡威到军委的小餐厅吃饭，见一个人正站在桌旁闷头吃饭，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好问他。我觉得此人很奇怪，表情冷漠，也不开朗。这时一个警卫员进来和他讲了几句话，我发现他是江西萍乡口音(我也是萍乡人)，就估计他可能是张国焘，可我不好问他。吃晚饭的时候我采取了主动的态度。我问他是否是萍乡人，他说是，我说我也是；他说他是北路人，我说我是南路人。他马上说：“南路五陂下宋家可是大户。”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北乡张姓也是个望族。”张问我：“从上海来？来了几个人？同谁一路？”我一一做了回答。张又问我：“在哪里读书？”我说：“在浙江杭州。”张说：“那是蒋介石的老窝子。”当张知道我们是搞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时候，他表示对使用无线电通讯不放心，怕敌人偷听去。我们予以解释后，他又急于建立电台，催我们赶快搞起来。我们告诉他现在器材不全，他就亲自把保卫局长周纯全找来，当面交代他要想方设法到外地去购买器材，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中央分局没有人管我们，军委参谋部也不管我们，我们由张国焘直接领导，他指定周纯全和我们联系，需要什么东西都由周负责。周还管我们的吃用，他把缴获的最好的手表也给了我们。当时正进行“肃反”(周也是管“肃反”的)，由于“肃反”扩大化，常常是上午还在一个桌上吃饭的人，下午就不见了。那时有三大罪名：改组派、第三党、AB团。我、王子纲和蔡威由于刚到苏区，身上还有几个钱，遇到伙食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跑到新集的小饭铺炒两个菜吃吃。有一天，周纯全对我说：“小宋，你们要注意，想吃东西不要到馆子里去吃，可以买回家来吃。现在苏区有一个吃喝委员会，以吃吃喝喝为掩护，收集苏区的情报，如果有人说你们是吃喝委员会的，就不好办了。”从此我们就再也不敢到小饭铺去吃饭了。不过，这说明周纯全和我们的关系是不错的，是信任我们的。
攻克黄安以后，缴获了一些电信器材，东西不少，但不配套。最缺的是电源，有发电机没有汽油，电池也难以买到。发报机中的线圈和电容器也缺，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特别是汽油，很难搞到。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真是“天”赐良机。
1930年初，国民党军的一架德式教练机因迷航后汽油烧完，被迫降落在根据地，被我军俘获。1931年夏，这架飞机修复后转移到新集，命名为“列宁号”。这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驾驶员龙文光(后改名龙赤光)被俘。有了这架飞机，军委成立了航空局，龙文光经教育释放后当了局长，政委是中央派来的钱钧(曾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并派一个班的同志日夜守护。战斗中缴获的汽油都要送到机场，因此飞机场存有不少汽油。
一天下午，“红场”正在开运动会，我是总指挥。突然，军委副主席蔡申熙同志跑来找我，说有紧急任务，要我立刻去飞机场。原来他得到情报，龙文光要驾机逃跑。给我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逃跑。我思索很久，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汽油从机场运走。蔡表示同意，并说：电台需要汽油，名正言顺。他还指示我把飞机上的汽油也放光运走，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见机行事吧。
吃过晚饭，我带了几个战士，连夜行军50里，到达机场后，找到龙文光，我说：电台需要汽油，蔡副主席要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借，他说可以。我又说：这里只有十几桶，不够用。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连飞机上的汽油也要借给我们。这时，他脸色十分难看，半天才说：你们拿吧。我说：你们帮我们把汽油放出来，他说你们自己倒吧。我一听，这不是有意难为我吗？我的确不知道飞机上的油箱在哪里。好在我懂得一点机械，大胆地爬上飞机，七摸八搞，找到了油箱的出口，把飞机上所有的汽油都放了出来，这次不仅解决了汽油，连机油、润滑油都解决了。我们找了百多个民工，挑的挑，担的担，把所有的油都运了回来。五、终于有了电台
油有了，器材也搞到不少，但仍然缺少电子管和电池，特别是发报机上的5瓦大型电子管，特工在武汉也买不到，因此，电台还是迟迟建立不起来。
1932年2月间，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真是雪中送炭。我急忙跑到前线去接收，又见到了徐向前。
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是在1931年11月下旬，他在黄安战役负伤后，在新集养伤，在军委我见到了他，但没有交谈。我早已耳闻他是一位有名的红军将领，见面之后，给我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一派儒将的风度。这次在潢川前线指挥部，徐向前亲切地接见了我。指挥部设在一间大房子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政委陈昌浩、参谋主任舒玉璋，他们都睡在地铺上。他们三人同我谈了很久，徐向前言辞不长，态度亲切，在他面前不会感到拘束。舒玉璋对有关电台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陈昌浩在一旁也不时插上几句话。徐向前叫舒玉璋把电台交给我带回，并简要地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还带我到阵地上进行了参观，行前又赠送给我们两匹很好的骑兵马，一匹给了蔡威，另一匹我一直骑到长征路上。
有了这部电台，加上充电机、手摇马达，设备就比较完整齐全了。这时我们也离开了参谋部，在钟家畈(新集到麻城的路上)找了几间破房，修整一新，安装好设备，架设好天线，开始了工作。从此，四方面军正式建立了电台。电台由我、徐以新、蔡威、王子纲负责，还有几个训练班的学员，几个管充电机的机务人员，并派一个班的战士进行保卫。大约在三四月间，我们开始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
王子纲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又快又明。好的报务员在手法上都是各有千秋，不用通话，从手法上就可以判断对方是谁打来的。与中央苏区叫通后，我们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中央苏区电台的其他同志，由于他们大部分是被俘的解放战士，如王诤(原张辉瓒的报务队长)、刘寅(原张辉瓒报务队的见习报务员)，过去从未接触和联系过，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
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的，译电工作就一直落在我的身上。一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敌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黄安大捷的情况。中央苏区回电也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向我们祝贺，并通报了中央苏区的胜利消息。随后我们才陆续收到用电报发出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自从苏区有了电台，尽管各个苏区被敌人分割在祖国各地，相距千里，但政策可以随时统一，全国苏区形成一家。
1932年在皖西北苏家埠一带打了一仗，这是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消灭敌军三万余人，活捉敌军总指挥厉世鼎及不少师长、旅长，缴获机步枪两万余支、山炮数门。
战役结束后，我和钱钧及兵工厂厂长(姓丁)急忙赶到前方收缴战利品。途经商城、青山寨、金家寨，到达麻埠街。在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无线电电台的器材，我们简直是喜出望外，真是有如天上掉了馅饼。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至少缴获了三部电台。我们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把所有的机器设备检查了一遍，进行了清点，准备把所有的器材拉回本部。行前，领导还交给我两个被俘人员，让我带回，一个是马文波(总参三部原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原是陈调元电台的报务主任，报务技术纯熟，比较精明，也懂一些机务。另外一个是机务员。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几个新参军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生，陶方荣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器材运回以后，电台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人手仍感缺乏，训练班的学员不能当班，那时对马文波还不敢大胆使用，只能让他收译新闻。由于需要，又建立了一部电台。一台由我和王子纲负责，跟随指挥部行动；二台由蔡威、马文波负责，跟随二十五军行动。
一台与二台的通报不很顺利，有时只好派骑兵联络，或者用电话联系，那时电话线已有两三百里长。此后，两个台又合并在一起。电台行动异常困难，比山炮营还麻烦，有些机件不能用牲口驮，要用人背。到四川后，才专门为电台成立了一个运输营，约600多人。
六、过平汉路进行外线作战
1932年9月初，部队从皖西北回到黄麻地区。这时，蒋介石集中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新集的大沙河发大水，国民党的飞机开始集中轰炸新集，主力部队在七里坪及冯寿二打了一仗，这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集中了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五个主力师，武器好，火力强、装备完整优良，并配有十几个团的杂牌军。这场战斗虽然我们也消灭了敌军几千人，缴获机步枪五千余支，特别是缴获了蒋军主力部队很多的自动步枪，装配到我军每连两支，火力得到了加强。可我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仅师团级干部就死伤不少。十一师政委、一位威信很高的领导甘济时光荣牺牲了(后为李先念接任)，全师指战员都为之流泪。十一师师长刘英，头骨被打碎，脑浆溢出，不省人事。十二师师长陈赓、副师长何畏均身负重伤，他们都是被担架从火线上抬下来的。副总指挥蔡申熙在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申熙同志是黄埔二期的学生，是我党一个非常有才干的领导人，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他。
干部死伤，兵员也大大减少，士气受到了影响。情况紧急，鄂豫皖的领导包括张国焘在内，面对这种情况感到为难、胆怯、害怕。对此，张国焘通过电台向中央做了报告，其中提到，我地处北为陇海路，东是津浦线，南临长江天险，西靠平汉路，红军回旋余地不大。不久，中央回电，这是一封关键性的电报，内容是：望你们避开内线作战，即不在敌人包围圈里防御打仗，无论如何要摆脱在内线作战处处设防的被动局面，跳到外线去与敌人兜圈子，寻找敌军弱点，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击敌军一部，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召开了黄柴畈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但从哪个方向跳到外线呢？向皖西北方向发展，经蚌埠到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重兵盘踞，当然不行；北越陇海路则是一马平川，也不好办；南渡长江，困难更多。研究的结果，认为平汉路的敌军兵力较弱，决定跳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我们及时电告中央，中央回电同意了这个作战方针。七、被迫西征
当时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根本没有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打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过平汉路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无法再回到鄂豫皖苏区。经中央回电同意，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
我们是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苏区的。走前，敌人的飞机整天在新集上空盘旋，新集已被炸成一片废墟，省苏维埃和军委的驻地，除两间房子外，全部倒塌了。
究竟是哪一天行动，这是关键的军事机密，因为怕泄密，不仅一般不电告中央，也不会事先通知的。因此过平汉路的那一天，事前我们一无所知，接到通知，时间非常仓促。电台那时还没有固定的运输队，而时间又非常紧迫，只好临时把军委的补充队(俘虏的一些敌兵及下级军官)和经保卫局审查有反革命嫌疑的一些同志，组成运输队，帮助电台搬运机器设备。
蔡威那部电台随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行动，过铁路时，他们被敌人截住了。王树声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徐深吉率部队猛追，终于把蔡威的电台全部追了回来。
部队到达平汉路以西后，敌情发生了变化。敌军在平汉路一侧放了几个主力师的兵力，又怕我们和湘鄂西集合到一起，在洪湖也补充了几个师的兵力，我们又处在重兵包围之中，欲回不能，只好继续向西向北行动。就是这时，我们仍没有放弃回鄂豫皖苏区的打算。
大军西行，经过随县南里，走京山直插枣阳，在枣阳又打了一仗，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我们电台白天随部队行动，夜晚宿营就开始工作，没有房子就露天干。由于战斗频繁，战况激烈，经常是炮弹呼啸而过，子弹打在我们工作的桌子上，砰砰乱响。可为了收发一些紧要电报，也只好坚持工作。常常是总部来人催我们赶快转移时，我们还在紧张地收报、发报，待收发完电报后，再收拾机器追赶部队。
枣阳这一仗以后，再回鄂豫皖就有被全歼的危险，这才下决心不再回鄂豫皖苏区，决定向西北方向的豫西发展。去豫西必须经过枣阳、襄樊交界的地方淅川南花塘(也是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在那里又打了一仗，打垮敌人一个多旅，突破了包围圈进入豫西。在豫西又兜了一个小圈子，到达豫西重镇南阳。在南阳发现了二方面军(不是后来二、六军团会合成立的“二方面军”)的标语，说明二方面军已在我们之前脱离了湘鄂西苏区，远征路过这里。当地老百姓讲：贺龙队伍的服装不如你们的整齐，破破烂烂的。这说明他们是非常艰苦的。
几个负伤的师级干部一直被担架抬着随军行动，既不方便，目标又大。到南阳后，为了减轻部队负担，领导上决定将陈赓、刘英化装送离部队，去上海治病。刘英因颅骨破裂，脑神经受损，失去记忆，周围的同志他均不能相认，却记得自己的马，马也认识他。他的马无人敢骑，在行军中始终跟随着他。刘英在养伤过程中，经红四方面军卫生部医生苏井观治疗护理，不但保全了生命，而且竟然恢复了一些记忆，可见当时我们的医术还是很高明的。何畏伤势渐轻，仍留在军中。可是万万没想到，陈赓和刘英到达上海后，均被逮捕。据说，由于陈赓在广东东征时曾救过蒋介石的命，经宋庆龄、何香凝多方营救，蒋迫于舆论，才释放了陈赓，刘英则遇难。刘英曾在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学习过，很有才干，是红军中的大将。刘英的死，是十分可惜的，使我军失去了一位帅才。
经南化塘，到漫川关，此地形势险恶，两边是崇山峻岭，我们在峡谷中走了两夜，粮食殆尽，无水无盐，只好吃些辣子刺激肠胃。地处绝境，还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了冲过漫川关，旷继勋(原被张国焘撤职，此时又被任命为师长)率领先头部队去偷袭漫川关附近一个最高的山头。如果能抢占这个制高点，大部队就可以冲过去。但由于暴露了目标，敌人抢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突围计划落空。
冲不过去，大部队仍然收缩在谷中。等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夜晚，徐向前、陈昌浩去看阵地，寻找突围的口子，终于找到一个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但山势陡峭，山路狭窄，只能一个一个向上爬行，过于笨重的辎重带不了，有些骡马也不能上。于是决定炸毁山炮，埋掉一部充电机。第三天夜晚，命令大家下决心爬山突围，徐向前、陈昌浩走在前面，他们向我们交代，无论如何要跟上队伍，想方设法把驮机器的牲口牵上去。这一夜，我们终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过了漫川关，又下山到达关中平原的商州地带。远望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真是一个富足的地区。我们马不停蹄继续前行，走的完全是李自成潼关大战后败走的路线。又走了两天半，距离西安已经不很远了。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到达子午镇(在西安南几十里)，在这里又打了一仗，消灭了杨虎城部的一个旅。再继续西行，又折向南，直插秦岭。秦岭海拔4000米，山山相连，岭岭相接，连绵不断，地形复杂。翠竹古藤，郁郁葱葱，云遮雾绕，扑朔迷离。山谷中是河，两边是小路。据说，这就是诸葛亮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小道。我们在山谷中行军，有时走山崖边的小路，人牵着人走过去；有时根本没有路，要蹚出一条路来。秦岭山中，村落稀疏，人烟稀少，找一个向导都十分困难。没有宿营的房子，就睡在冰天雪地之中。到了宿营地，我们电台首先和中央通报，或与湘鄂西联络，上海则始终没有接通。
在山中走了大约5天，只行军不打仗，在汉中北城固县出了秦岭。出山以后，在广州起义纪念日(12月11日)那一天到达洋县。在洋县召开了会议，主要是议论在汉中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并将此意图电告中央。汉中盆地，四面环山，只靠我们这2万来人，1.2万支枪，占领汉中盆地的确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通过电台又得到情报，敌人正从湖南、河南派出两支部队，向汉中挺进。我军那时还身着单衣，破烂不堪，同志们的脚，由于长途跋涉，反复过河蹚水，破的破，伤的伤，身体素质大大下降。张国焘也感到在汉中难于站住脚，这时他又想以汉中南面的巴山为根据地(实际是没有放弃在汉中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于是决定南走大巴山。
形势变化迫使四方面军过铁路后放弃了鄂豫皖苏区。原打算在鄂西停步，后又想在豫西立脚，那时二方面军的有些零散部队曾和我们联系过，但未能如愿。过了漫川关，关中平原当然不是立足之地，在汉中住了两天之后，也觉得不是久留之处，这才决定南上巴山。但根据地总得建立在有群众的地方，这才能有饭吃，有兵源，而巴山上既无田地，又少人烟。无奈，只好下山奔向川北。
八、建立新根据地
巴山是很长的山脉，四川北部的屏障，海拔也在4000米左右。老百姓说巴山是上山70里，山上70里，下山70里。部队从下午3点出发，午夜12点到达山顶。山上有些地方积雪很深，又冷又累，腿僵脚木，膝盖已不能弯曲，走到后来，只能机械地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电台的运输队，病号增多，掉队的不少，只好再从连队抽一些战士帮忙。午夜在山顶上宿营，黎明继续下山。下山时，由于雪滑坡陡，只好像滑雪一样，屁股往地上一坐滑下山去。下山后的第一个地方是通江县北的两河口，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战斗，消灭了地方上的民团。先头部队继续前进，经苦草坝到达通江，我们电台则暂时在两河口宿营。
到通江后才逐步站住脚，在这里张国焘召开了会议，决定以两河口、毛裕镇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南江发展。张国焘开会有时让我参加，貌似非常重视我，优待我，而有关政治方面的会议则又不通知我。他始终是又信任我，又怀疑我。我们能得以幸免，是由于他离开我们不行，没有技术人员，电台无法工作，也就无法了解和掌握情况。当时周纯全对我们的态度，既有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在暗中监视我们，完全证明了张国焘的矛盾。
到达川北时，部队有1.4万人左右，枪1.1万余支，四个整师的建制，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后来就以这四个师为基础，扩编为四个军。十师编为四军，周纯全、王宏坤负责(许世友开始是副师长，后提为师长、副军长)。十一师编为三十军，原师长倪志亮调任总指挥部当参谋长，余天云代理军长，李先念为政委。十二师编为九军，军长先为何畏，后为孙玉清。七十三师编为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兼。
在川北苏区，一面准备打仗，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根据地。不久，成立了川陕省委，最初罗世文任书记，刘瑞龙任秘书长，还有袁克服(曾任陕西省军区政委)、张琴秋等同志。这时，部队穿上了棉衣，有了鞋子，住上了房子，解决了毯子，饭吃得饱，觉睡得好，伤病员有医院治疗，士气大振。
川北历史上就出大烟土，漫山遍野的罂粟花，色彩鲜艳，十分好看。烟土是那里以物换物的最好“通货”。我们刚到川北时，也只好拿烟土换棉布、换盐巴，甚至可以换电池、药品和枪支弹药。四川的军阀部队都是身带两支枪：步枪和烟枪。我们刚扩军的时候，大部分小伙子也是带着烟枪来参军的，入伍以后才能让他们慢慢戒掉。老百姓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我们就号召动员，铲除罂粟花改种粮食，除偏僻的地区外，老百姓都能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戒烟运动开展得比较顺利。此后扩军时，就很少有带烟枪的了。
有了根据地，环境比较安定，我们电台在涪阳坝又开始了工作，并进行了扩建。在西征途中，一直是两个电台在工作，虽然有多余的设备，但人手不够，只好弃置不用。这时我们决定再扩建一个台，并成立电务处。我任处长兼三台台长，一台台长是王子纲，二台台长是蔡威。我既总管业务，也管机要、行政，电务处的人就是三台的人。此后又组建了两个台，四台台长游正刚(我们培养出来的学员)，五台台长徐明德(解放后曾任海军副参谋长)。为了培养人才，我们在通江又办了一个训练班，前后有三四十人参加。由于学员文化水平低，而有些人张国焘又不相信，常常是办办停停。比如，那时王维舟带领三十三军从川东过来，他带来一批学生，张国焘就不相信，甚至连王维舟也不相信，俘虏人员就更不相信了，只吸收两三个人参加训练班。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把这个班断断续续办了下来。最后，总算每个军都配备了一部电台，跟指挥部行动的军则不配电台。九、破译
王子纲的报务在红军中是屈指可数的，蔡威在机务方面非常钻研，译电、机要我搞得比较多。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我们开始建立敌人的情报工作，我和蔡威集中搞破译。先是弄清了敌人用英语符号通报(如长官的名字、地点等)，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呼号都搞清楚了，这对我们的破译工作十分重要。第二步，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打开，收听记录敌报，然后整理破译。
要摸清敌人密码的路子，必须对敌情有所了解，对社会情况、社会知识也要知道一些，对敌人电报的形式、行文规律也要搞清楚。敌人的电报有一定的公文程式，这套程式非常严格，因此熟悉了就可以掌握它的规律。这样，猜出其中一个字，按其行文规律，可以把全部猜出来。当然，也要懂得敌报的番号、月日的代号，如果这些方面的知识一点都没有，是很难猜译出来的。另外，对明码本子要非常熟。那时我可以把明码本子完全背下来，有时接到密电，不用翻本子，直接在电话上念给领导听，向领导汇报。经过努力，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把敌人的密码全部弄清楚了。虽然有时敌人也更换密码，但因有前面的基础，还是比较容易猜破的，因为敌人的老本子是始终不丢的。
张国焘很长时间内不相信我们搞到的情报，当我们把敌军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向他汇报时，他总要问：“可不可靠？”只有当他通过地面侦察得到的情报和我们的汇报相符时，他才相信。经过几次这样的对照，才比较相信我们的情报了。一天深夜一两点，张国焘只带一个警卫人员突然来到电台，见我和王子纲还有其他同志正在埋头工作，十分认真，他很感动，这才比较信任我们。
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计划，就是根据我们提供的敌情制定的，并把田打垮了，这证明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后来敌人可能怀疑他们的密码被我们破译，因此频繁地改变密码，成了乱码，但我们仍然可以破译。
十、红四方面军高层的矛盾
1932年陕西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军长，通过陕南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派他的参议武志平来我军，希望与我们取得联系。张国焘对此事又相信又怀疑，杨部是杂牌军，原是西北军，受蒋介石的排挤，因此可以相信；但又认为孙蔚如此举可能是窥视我们的意图，即我们究竟是向陕西方向发展，还是向四川发展，这又值得怀疑。当然，在当时这样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武志平带来一份详细的川北地图送给我们，同时还送给我们一些东西，如药品、电池等。张国焘和武谈过话后，决定派徐以新去陕南同孙蔚如联络，而派徐以新去谈判的原因之一是电台的电池紧张。徐与孙谈判的结果是：孙供给我们四川的情况，共同反蒋。徐回来后，果然带回来一些电池，更重要的是带回孙送给我们的一本使用过的密码底本，对破译国民党使用密码的规律是有所借鉴的。
当时形势很好，对孙部的工作还可以做得更深一些，但由于张国焘思想很“左”，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深刻认识，而没有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这种“左”的倾向，在以后处理和杨森的关系中也暴露出来。
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苏区后，川军的各派军阀出于共同的利益，一致对付我们。刘湘、刘文辉、潘文华、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等各派系的部队，由蒋介石把他们组织起来，在重庆建立蒋的行营，主任是贺国光。但不管如何，四川军阀派系的矛盾很深。在历史上有过英舰炮轰万县事件，杨森顶了一下，这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认为杨森还是有点爱国主义思想的。这时杨也很想和我们拉关系，杨的目的十分明确，因为他在万县有一大批枪支弹药，刘湘垂涎欲滴，很想弄到手，他为了保存自己，所以急于和我们搞好关系。不久双方互派了联络员，他还赠送了我们不少东西，应该说我们和杨的关系比较深了。四方面军不少领导干部主张联杨抗刘，而张国焘不同意，他只想暂时利用杨森。当打垮邓锡侯和李家钰之后，张国焘即主张攻杨。领导层内部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参谋主任舒玉璋极力反对。他为此竟在陈昌浩的屋子里给张国焘打电话，在电话中大骂张国焘军阀主义，陈昌浩在一旁制止，舒玉璋就与陈昌浩大吵。陈昌浩命令警卫员将舒玉璋捆起来，关了禁闭。据说，舒玉璋后来在得胜山被打死。我和舒玉璋来往很多，他生性耿直、正派，人很好，谙熟军事参谋业务，对蒋军内部情况比较熟悉，和我交谈很多，这对我的情报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他惨死的消息传出后，我们都十分痛心。
进驻通江以前，在陕南小河口，红四方面军领导内部发生了分歧，争执不下。曾中生、李春林、廖承志(那时叫何柳华)、朱光、张琴秋、徐以新、王振华等对张国焘不满，对撤离鄂豫皖苏区有意见，对发动群众的政策和干部使用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看法。听说他们要派人把意见上报到中央。
廖承志极有文采，速记很好，经常为张国焘抄抄写写，整理张的报告文稿。后廖离开苏区去上海，到上海时被捕，经宋庆龄、何香凝营救出狱。不久又回到通江，却被张国焘逮捕。此时被捕的还有曾中生、李春林、王振华、朱光等同志。张琴秋(曾为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的爱人。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后，沈泽民仍坚持苏区工作，后牺牲)因此时已与陈昌浩结婚，幸免于难。李春林、王振华从此下落不明，朱光由于在监狱中曾被利用写了反中央的口号和绘画，为此张国焘也把他放了，廖承志后也被释放。
在川北苏区当时“左”的东西很多，虽然打土豪、分土地执行得比较坚决，但工商业政策有很大偏差，知识分子政策更有问题，连小知识分子也要受到怀疑。
自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以后，从中央的来电上看，对张国焘没有什么责备的言辞。后来，中央可能发现张国焘还没有下最大的决心建立和巩固川北根据地时，才有些批评的语言。如电文中就曾有不要三心二意，要决心立下脚跟，发动群众，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等意见，但对张国焘严厉的批评是没有的。当然，其中也有客观原因，即在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管电台的曾三来电通知我们，密码(即我从上海带进苏区的密码)是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黄平主持制定的，而黄已被捕叛变，这个密码已不可靠，非常机密的情况，不要用此密码。我们把这一情况向张国焘汇报后，张决定基本上不再向中央报告军事情况，只报一些战报，因而中央对川北苏区了解很少，当然也就没有更多的批评指示。十一、川陕苏区在反围攻中壮大
蒋介石在重庆建立行营后，就开始准备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我们首先是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由于对敌情了解得较详尽，很快就把田颂尧打垮了。这时主要战线又转移到苏区东线。先是给刘存厚歼灭性的打击，占领宣汉、绥定，威胁开江、万县，直指刘湘。反刘湘决定性的一仗是在万源县的青龙关，我们的队伍摆在青龙关、南天门、笔架山一线，集中杀伤力强的火力于正面必争之险要高地，王陵基的几个师进入这个地区后，准备部署兵力强攻我们的阵地。我们侦破敌人这一意图后，迅速派出一支部队从左边直插进去，同时右边也插入一支部队，两边的制高点均被我们控制，把敌人的主力师全部包围起来。敌人强攻青龙关、南天门、笔架山一线，火力很猛，我们则集中最强的炮火压制敌人，打得他们难以招架，我们从电台中都能听到敌人的呼救声。此时，我们通过电台侦知，敌人的总指挥王陵基已擅离指挥岗位，回到万县他小老婆那里过年去了。我们急忙打电话告诉总部，总部迅速通知前线指挥调整兵力，结果全歼敌人的进攻部队。我们从青龙关下来，向南猛追，直达开江、万县附近，敌五路军全线溃退。我通江一线就迅速乘胜反攻，随即恢复通、南、巴大片苏区，敌人的六路围攻至此全部结束，川陕苏区进一步得到巩固壮大。
这时形势很好，红四方面军有9万之众，到过嘉陵江时，扩编为几个军：四军、五军、三十军、三十一军，还有王维舟的三十三军(人数较少)。
十二、为中央红军提供情报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湖南时，我们从收到的情报中，深知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当时我们对中央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我们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的密码。蒋的密码非常难猜，破译的任务主要由我和蔡威担任。开始我们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一部分字。我们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猜，逐步积累，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码。当时只有一个电台，把所有的收音机打开收听敌报，训练班学员也值班收报，每人守收一个敌台，日夜不停，非常紧张。由于学员的能力较差，我们还要亲自动手，有病也要坚持工作，然后将我们收录的大量敌报和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敌情，送给军委及总指挥部，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电台在约定的时间内就要向我们呼叫。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对我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长征在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到达陕南时，我们也从敌台收到不少消息。可惜他们没有电台，我们无法与他们通报。我曾建议派一个团去联络支援他们，顺便带电讯器材和密码，张国焘不同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国焘是不顾全大局的。
十三、懋功会师
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到达四川边界，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汇合。这就是说，我们也要长征了。因此，四方面军的长征，应该说是从离开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就开始了，过嘉陵江是1935年3月。
中央红军到达长江以南的四川边界后，曾与我们通报，提出与四方面军会合，至少要取得联系。为此，他们希望四方面军派出一支部队到川西吸引敌人，减轻他们的压力。最初张国焘准备按此方针行动，但如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川西，又怕不解决问题，因此决定派大部分部队渡江西进，援助中央红军，只留少量部队在通南巴。但不知为什么，原计划留下战斗力较弱的红四军却没有留下，也随同其他部队渡江西进了。这样，张国焘渡江的意图就变成：(1)援助中央红军；(2)放弃贫瘠的通南巴苏区，准备在嘉陵江与岷江之间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过江以后，阆中、江油一带人多粮足，条件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没在那里立脚。根据回忆，从情报所知，中央红军要渡江入川，北上是肯定的，因而四方面军应西进策应。后来也确曾接到中央来电，要张部配合策应，并拟定了建立川康甘根据地的计划。因此，大约在5月，四方面军又继续向西渡过岷江，到达松(藩)理(化)茂(县)地区，有名的夹金山(大雪山)即在此地的西南方向。
我的电台驻在黑水芦花，蔡威的电台跟随总指挥部到了前方。此时中央红军已到达西康的金沙江畔，中央决定双方各派一支先头部队在懋功附近会师。6月，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九军各一部到达夹金山，徐总指挥即派九军二十五师韩东山的两个团，先翻过夹金山与中央红军会合。当听到先头部队已经会师的消息时，大家异常兴奋。会师后，决定执行一个新的战略--建立川陕康甘根据地。那时还没听说到陕北，而是在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
会师前，四方面军进行了动员。因为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物质上的困难很大，战士体质较弱，减员不少。四方面军决定给予物质上的支援和兵员上的补充。在思想上则要做到亲切热情，亲如一家，但这只是在表面上。而张国焘在前方会见中央领导同志回到卓尔基后，曾亲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会师后要调整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朱老总要过来，刘(伯承)参谋长也要过来，他当总政委。总部所属的一、二、三、四局也要调整，你们这一摊子归总部，变成总司令部三局。原总部三局局长王诤是被俘人员，把重要部门交给他管，不很放心。因此，王诤调回一方面军司令部三局任局长，要我做总部三局的局长，一方面军的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王子纲先在三局一科当科长再说。现在一方面军减员很厉害，人员少，病号多，掉队的也不少，身体素质很差，营养不良，装备也不好，队伍已经不像样子。原总部很快就要过来，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总之，他对我们散布了一方面军很多消极的和挑拨性的东西，但在公开场合也讲几句要热情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等冠冕堂皇的话。这就暴露了他对中央红军的真实思想--两面派的实质。
这个电话之后不久，张国焘又来了通知，叫总部的同志去迎接朱老总和刘参谋长。在卓尔基一个小喇嘛庙附近，我、王子纲、曾传六(保卫部长)还有经理部长(即后勤部)郑义斋等人，在门外等候他们的到来。少顷，朱老总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来到我们驻地，随后刘参谋长也来了，他们只带了一个搞秘书工作的刘少文，后来又来了个周子昆。可见，他们对张国焘是没有什么戒备的。
初次见面朱老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未见面以前，总觉得红军统帅一定十分威武。但相见之后，感到朱老总非常朴素，慈祥和蔼，平易近人，没有首长架子，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讲，毫无拘束感，他也能和任何人搭上腔。对刘伯承参谋长则感到十分精明，态度比较严肃，不像朱老总那样能随便说得上话。他的眼睛不好，但总是书不离手。刘少文则比较活跃，一看便知他是朱刘的助手。
会后，张国焘跑到我房子里，并叫来郑义斋、曾传六、王子纲等人，对我们讲了很多挑拨离间性的话。他说：朱老总不会打仗，没有什么大用，是个空架子。当时我们觉得这些话讲得很奇怪，并没有感到这是他以后闹分裂、反党和叛党的前奏。他又说了不少中央红军的坏话：总之，他们已是一支疲惫不堪、军容不振的队伍，是不能打仗了，今后合作中还会发生问题。当然，他也说了一些要注意搞好关系，生活上要给予帮助的话。十四、毛尔盖会议前后的调整、部署
会师前，红四方面军进入嘉陵江以西、岷江以东的地区后，张国焘就把在川陕苏区成立的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部队，这说明他已有放弃川陕苏区的打算。部队扩编后，约有10万之众。四方面军的几个军在建制上绰绰有余。而会师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只剩下两三千人，张国焘就拨了两个团归五军团建制，另抽两个团给了三十二军(一方面军九军团改编)，给王维舟的三十三军也补充了两个团，同时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原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调总政当副主任(实际上是主任)，派黄超(张国焘的秘书)接任五军团政委，原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也调出来，但又不安排具体工作，原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则调总政当地方部部长。这些措施完全说明了张国焘想把五、九军团拉过来，置于他控制之下。果然，后来五、九军团就正式划归为左路军。总之，四方面军到达岷江地区同一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的一系列行动和措施，都说明他已为尔后夺权分裂的阴谋做着准备。
毛尔盖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率领，辖九军、三十一军(王树声部)、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的的五军团(董振堂部)、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罗炳辉部)，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总部下设四个局，一局是作战局，原局长调回一方面军，周子昆任局长，过草地后换成曹里怀，由于张国焘对曹里怀不满，不久，又换成没打过仗的黄超；蔡威的电台变成总部的二局，但不随总部活动，由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领导，以便随时和我们通报，这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心计；四局是总部的供应管理部门，局长黄正平，不久换成杜义德；过岷山后又成立了五局，王维舟任局长，实际上是为了把他调离三十三军；我们变成了总部的三局，我任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辖12个台，一台至五台是原四方面军的电台，六至十二台是一方面军并过来的。原第三局局长王诤则带一部电台随一方面军活动。由于六台熟悉一方面军情况，所以和一方面军的联系主要靠六台。十台专门收发新闻，收“中央社”的，发新华社的消息(新华社的成立应在此时，而不是在延安)，呼号CSR。12个台一起活动，哪个军需要就派一个台随军活动。
右路军是以毛泽东为首，还有周恩来。右路军设有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随同右路军行动。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意图。右路军内部也还设有一方面军司令部，林彪任司令员，周恩来同志任政委。结果是一个总部，一个前敌指挥部，一个一方面军司令部，层次复杂。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张国焘要权，一方面是对张不放心。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十五、摩擦、分裂的前奏
按规定我们电台应归刘伯承参谋长直接领导，而张国焘对我们说，有事直接找他。因此，当我们就有些事请示刘参谋长时，刘总是摇头，感到十分为难。
这时，我们又搞了个通讯训练班，有无线电、旗语通讯、电话队，还有个号兵连。无线电由我和王子纲负责，号兵连由徐向前的总号官徐英武和一方面军的号长刘正堂管，旗语通讯由伍云甫直接抓。学无线电的只有30多人，都是首长的通讯员，以及从部队上有点文化的同志中抽出来的。总工程师刘光甫则教电台和机务。
左路军经甘孜、芦花到达阿坝，又走了三天到噶曲河(草地中的一条河)。此时，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已相当紧张了，经常扯皮。这是张国焘散布一些挑拨性言论的结果。每个部队都经常发生一些事，部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我们局里也出了点事。我同伍云甫关系较好，同刘英的关系也不错，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可我有点独断专行，可能引起他们的不满。还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使我十分内疚。长征途中，我骑的是一匹很好的骡子，到宿营地后，饲养员把它拴在树上。没有多久，饲养员跑来告诉我，骡子叫一方面军的人牵跑了。我出来一看，果然不见了。打听了几天，才打听出骡子被总部的警卫人员牵走，已归刘参谋长使用，说是因为这匹骡子吃了老乡的麦子，所以被总部的人牵走了。而饲养员说，他亲眼看见刘总参谋长的警卫员解强牵走的。于是我气冲冲地跑到总部找他们要骡子，他们不给，说刘参谋长要骑。我当着刘伯承的面就吵闹起来。我说：“参谋长要骑这匹骡子，可以下命令嘛！不要采取这种办法，犯纪律可以处分，光明正大嘛！”刘参谋长当时一句话未说。后来我又找朱老总谈，朱老总非常顾全大局，耐心地劝我，叫我把骡子牵走。在延安时我见到刘伯承，向他道歉，他说：“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早已忘了。”十六、电报，分裂
部队到了噶曲河，分裂终于发生了。
这时，张国焘给中央发电，电文说：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大意)。中央回电说：要想一切办法过河。必要时可搭浮桥。张又去电：浮桥搭不成，草地上没有木料，要找木料还得跑回阿坝，并提出南下的分裂主张。中央又回电：无论如何要过河，不要南下。可以找找其他的徒涉点，如有困难，我们可到上游策应。张这时也找了找其他徒涉点，实际上张是不愿跟随中央北上，所以坚持不能过河。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形成了僵局，部队在噶曲河边停了下来。
不久，张国焘又发一封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
至于有人说张国焘给陈昌浩发过一个电报，对中央要“武力解决”。当时我主管机要电报，收发报都要经过我，我不记得发过有此内容的电报。不过，当时的事态已十分严重。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译电，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老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老总来了。等朱老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张还对我说：此后有电报直接交给他，不要交给刘参谋长，也不要交给朱老总。他还十分严厉地说：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关于“密电”问题至今有多种说法，宋侃夫的观点是其中之一，也有一些人认为是有关于“武力解决”的密电的。李先念曾在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谈话中指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电报呢？要问我，我就不知道了，那时我也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电报。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听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当时说，在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将张国焘的秘密命令拿来给他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是原话，如果电报上有，对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说这是带有威胁性质，我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很敏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损失很大，很疲劳；红四方面军还是人强马壮。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带领部队北上是完全正确的。”--编者注)
在张国焘无视党纪、军纪，公然违抗命令的情况下，党中央为了贯彻已定的正确方针，于10日凌晨率领第一、三军先行北上。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时，四方面军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是否拦阻？徐帅当即说：“不能打，世界上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另外，当时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兼任红大教育长)率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要把被带走的四方面军同志统统追回来。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可以，我们先走一步，你们以后再来。李特当即指着李德大骂：“赤色帝国主义！”后来，李特还是把已经跟中央走的原四方面军一些部队、学员带了回来，跟张国焘南下了。
顺便提一下朱总司令在左路军的情况。左路军第一次过草地时，朱总司令经常是过几天就到我们这里来看看，他知道张国焘对电台控制很严，但仍想了解点情况。他并没有想把我们拉过去，但总是从正面给我们讲共产党的道理，讲马列主义的原则，所以朱老总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和善又讲原则的正面形象。而不是像一些戏上写的那样，与张国焘对骂。他也从来没有为一个战士和张国焘争吵过。朱老总生活非常艰苦，四方面军的条件好，到处可以抓到东西，藏民的酥油我们也可以搞到，一方面军的同志则搞不到什么东西，因而我们住的房子比朱老总的还好。曾经有过谣传，说朱老总的门卫被黄超下令撤掉了，是黄超要谋害朱老总。此事是在新疆和延安时有人揭发出来的，我在新疆曾问过黄超，黄说绝对没有此事。记得当时我和朱老总住的很近，我并没听说有此事。后来黄超和李特没有回延安，据闻黄、李在新疆是被康生杀掉，也可能是把他们搞到苏联杀掉的。黄、李有错误，但肯定不是反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96年发文，追认黄、李为革命烈士--编者注)
十七、二过草地，卓木碉会议
分裂的来源已久，一切迹象说明张国焘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根本不愿意与中央在一起，于是我们第二次过草地南下。
所谓南下，实际上是准备向西。“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吃腊肉！”成了动员部队的口号。由于长途奔徙，疲惫不堪，而又长期吃青稞麦子，这个口号在当时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到达天全、芦山、雅安、大邑一带，共走了20多天，其中打了不少仗，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也不少，但我们的损失也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敌情还是十分严重，我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这一年(1935年)的冬天，我们是在天全过的。
一般性的政治会议，张国焘是不叫我参加的。在卓木碉(今马尔康白沙寨)开了一个干部会，对这个会议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当晚散会后，我回住房的路上，要过一座独木桥，我的眼睛不好，那天夜里掉进河里。这个会给我的印象十分不好，现在从当时的情况推论，这个会可能是张国焘决定建立“第二中央”(当时叫临时中央)后，为了煽动干部反对中央，并达到他建立“第二中央”的阴谋而召开的。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几位干部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会议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这几个干部都升了官。朱老总、徐帅在这个会上没有讲话，但张国焘在“第二中央”委员的名单中，仍然写上了朱老总、陈绍禹等人的名字。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天，在会上宣布“临时中央”成立，直属共产国际。会上反中央到了顶点，气氛非常紧张，时间是1935年10月。与此同时，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语)中央政府。
十八、甘孜会师，取消临时中央
1936年上半年，二方面军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我在司令部见到贺(龙)老总和萧克，也看了看他们的电台。电台缺的器材不少，张国焘给了我一个任务，帮助二方面军把电台建立起来，缺物给物，要人给人。于是，我们送给他们一部电台和一些器材，并制定了一种通报的密码，这样，我们才恢复了与二方面军的通信联络。
张国焘迫于形势，于6月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准备北上，并致电中央。中央立即回电表示同意和欢迎，没有正面责备，并建议建立川康陕甘根据地，目的是为了配合陕北互相呼应。
9月，开始第二次北上(第三次过草地)，出发地点在炉霍，经阿坝，过噶曲河(水的确很深)，原来是想占领岷州、洮州，但岷州城未能攻下，先占领了漳县，张国焘和任弼时就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一天，张国焘叫我去谈话，任弼时也在场，由于蔡威的病逝，要调我到二局工作。理由是二局重要，而我对敌情工作也很熟悉，任弼时也劝我去，我则坚决表示不去。原因也很简单，即三局我已经搞熟了，二局的同志我不熟悉，而且又已从一方面军调了几个同志到二局去了，我感到很难相处。我坚决不去，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派伍云甫去当政委兼副局长。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会师后第二次北上时，我多年的搭档和亲密的战友蔡威患伤寒症在岷州病逝。他弥留之际和我见了一面，死后葬在岷州附近的一个镇子上。蔡威是福建人，1930年在上海亚美无线电学校学习，后又在上海某大学读了一两年书。他开始搞无线电时也跟我一样，是边干边学。他非常刻苦，勤于钻研，作风踏实，生活朴素，在无线电的业务上有独到之处。1931年他与王子纲先我进入鄂豫皖苏区，在我军的电台建设上，在破译敌人的密码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的病逝使我们非常痛心。十九、渡河西征
四方面军到了陇西，二方面军到达通渭，据我所知，在漳县开了一次西北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决定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同时接到中央电令，决定北渡黄河，执行中央先取宁夏的战略。原决定四方面军过河后先占领中卫、一条山，一方面军一部及徐海东部也要过河，配合四方面军的行动。黄河边上船少，需要渡船，漳县会议后，我们做渡河准备。原计划四方面军从靖远的渡口(黄河上重要渡口)过河，跟随一方面军走的三十一军、四军从会宁西北兴化的永清东北渡河，这样就可以夹击宁夏，占领银川。
我们在10月底从靖远渡过黄河，夜晚，先头部队占领了对岸滩头阵地以后，接着就是我们过河，水不急，没有什么枪声，十分顺利。过河后天已大亮，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河北的地窖。这些地窖是老百姓储藏梨子用的，很大，里面都是梨。中午无法做饭，靠吃梨充饥。梨子又大又好吃，大家饱餐一顿，走时都付了款。天将黑时，我们才出发，走了一夜又半天，到了赵家水。赵家水地方虽小，但很重要，是甘北河西走廊的进口，通往宁夏的瓶颈，在这里我们住了10天左右。另一支部队占领了一条山北面的五佛寺，也停了下来，目的是等待从兴化渡河的部队。没想到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卡住了兴化永清渡口，部队无法过河。结果渡过黄河的只有三十军、五军团、九军共2万多人。甘北河西走廊是平原地带，只有一些丘陵，地形对我们很不利，又是马步青控制的地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炮火虽不多但行动迅速，杀伤力大，再进军宁夏已感到十分困难，而我们的力量又如此单薄，恰好中央此时来电，取消宁夏战略，改为沿河西走廊西进，在甘北适当地区站住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后又来电说明在永昌建立根据地。
二十、向西，向西，向西
11月7日，在赵家水的一个广场上，召开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驻地的部队和机关都参加了。陈昌浩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央决定，号召打通国际路线，和共产国际连在一起，直接听取斯大林的指示。话讲得非常有鼓动性。徐向前也简明地讲了话，主要表示要坚决遵从中央的决定，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会后徐向前、陈昌浩找我和王子纲谈话，他们说：由于二局随另一路部队没有渡过河来，要兼做二局的敌情工作。我们要西进，有关敌人的情报靠中央提供是来不及的，要我们自己搞。对马家军的密码，要设法破译。我和王子纲很为难，很犹豫，没有接受这一任务。第二次又谈，口气十分坚决，我们才接受了任务，决心破译马家军密码。于是，三局又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架起来，除与中央通报外，全部精力投入破译工作，夜以继日，异常紧张。大约用了一星期左右时间，基本上破译了马家军密码，可猜出敌报的80%。我们曾破译蒋介石给马家军的一份密电，大意是说：红军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注意。这次破译工作以前，孙蔚如送来的过去西北军用过的密码底本对我们是有一点儿参考价值的。十几天后，我们全部掌握了甘北马家军的情况，包括他们行动的时间和地点，应该说这对西路军的西进计划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个战役，计划占领永昌。在平凉不远的古浪打了一场恶战，王树声亲自指挥，九军损失惨重。马家军打的是麻雀战，骑兵下马后，用马刀肉搏。他们有督战队，骑兵只能向前冲，不准后退，天上还有飞机配合。我们电台离前线不远，我的手指皮也被炸掉一块。马刀砍，飞机炸，我们伤亡很大，以致都影响了王树声和其他军队干部的情绪。王树声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指挥员，在指挥中常常把衣服一脱，大喊一声：“跟我来！”队伍就冲了上去。面对骑兵的新战术，缺少办法对付，这一仗打得他都有点胆寒了。九军的伤亡使整个西路军在情绪上都受到了影响。
到永昌还有好几天的路程，我们日宿夜行，但敌人的骑兵常常在天一亮就赶到我们的宿营地，有时甚至赶到我们前面，我们还未睡觉，敌人已经包围了寨子。战斗频繁不断，人困马乏，再加上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只好派部队到外面去拉。结果，每天战斗的伤亡加上搞粮食的伤亡，损失巨大。过去可以抢着收容伤员，那时已不可能。没有足够的野战医院，伤员大部分被敌人杀害，对士气影响很大。
我们终于占领了永昌。在永昌住了一段时间，粮食已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处于无粮无援的境地。这时陈昌浩提出以永昌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主张，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上报中央(这点，过去中央亦曾有过电示)，徐向前反对这个计划。恰好此时我们截获了马步芳给马步青的一份电报，大意是：如共军不久留这里，可能在玉门以西敦煌一带，背靠嘉峪关，把屁股坐下来。但我军没有这样做，还是在永昌停留下来，准备建立所谓的根据地。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了，我们急电党中央，告急求援。中央回电说：统战工作正在进行，准备派人到西安找顾祝同谈判，停止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对西路军的进攻。
这个地区一片荒凉，部队大部分又是南方人，生活十分困难。马家军非常残酷，凡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律杀掉，而我军对民族政策也缺乏全面认识，因而有时对被围在据点中的马家军，也采取相应的办法，一律砍杀。这样，双方就杀红了眼。因此不少同志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宁可留下一粒子弹自杀，也不能被俘。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战士的斗志仍然十分高昂。那里村寨的土寨墙很高，要架很高的梯子才能爬上去。每攻克一个村寨，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士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也有唱《马赛曲》的)，爬上云梯，前仆后继，十分壮烈。
12月底，五军团占领了高台、抚义(两个很小的县城)。五军团未带电台，不久，我们收到敌报，得知敌人已包围了高台，抚义我军突围，董振堂率部死守高台。五军团是一支很好的队伍，在西北军是以打阵地战而出名的，起义后在一方面军也是以打硬仗而出名的。他们在高台，一无援军，二无粮草，死守20余天。1937年1月21日高台失守，3000余人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董振堂玉碎身亡，壮烈牺牲，这个情况我们是从敌人的通报中得知的。后来才知道，当敌人冲上去要俘获董振堂时，他开枪自杀了。董振堂的牺牲对我们是极好的教育，每个人的手枪中都留下两颗子弹，做好牺牲的准备。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集中在一个较大的寨子--倪家营子。这时停有停的问题，走有走的难处。当时我曾想是否应当返回去，确实也有一小支部队向东走了一段路，由于受阻，只好又回到倪家营子。真是西进困难，东退不能，我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敌人包围了倪家营子，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突出去。正面突围已不可能，只好偷偷地挖地道。天气寒冷，我从老乡那里搞到一双毡靴，夜间突围时疏忽大意，没有脱掉。骑在马上，一出寨子，队伍就乱了。马不能骑，只好走路，毡靴又笨又重，边走边摔跤，敌人的马两次从我身上踩过，幸亏同志们的帮助，连拉带拽，才追上了电台的同志。路不能走，马又丢了，恰好碰见一个骑驴的老乡，同志们把毛驴要来，让我骑上，这才跟上了队伍，否则我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有灯火的房子，进去一看，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都在那里烤火，他们又给了我一匹马，才算赶到了宿营地。
宿营地是在梨园口附近的一个寨子，这是西路军的最后一站。我们把电台架设起来，发现总工程师刘光甫不见了，后来从截获的敌报中才知道他已被俘。从不断收到的敌报中，也可以看出我们损失的惨重。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失踪的失踪，想到当时的处境，至今仍感痛心。部队的境遇和状况，已不允许再继续打下去了，领导决定进入祁连山。二十一、祁连山中
进山必须经过梨园口，而敌人早在那里等着我们。3月12日，我们遭到了伏击。本来十分疲惫的队伍，犹如雪上加霜，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损失巨大，一些军师级干部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3月14日，我们到达石窝，敌人也跟踪追了上来，又是一场恶战。至此，2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两三千人，不仅大势已去，而且几乎全军覆没。山高风烈，凄楚荒凉，夜晚露宿在荒山野岭中，真有点四面楚歌的味道。
一天，在一个山洼里，军政委员会开会，中途把我喊去参加。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都席地而坐。会议气氛沉闷，人人情绪低落，大家虽然默默不语，但还显得十分镇定。待我坐定之后，李特向我传达了会议的决定。他说：现在情况很不好，你们的电台行动不便，除留下一部保持和中央通报外，其余全部砸掉。徐、陈目标大，要离开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还没有确定。这时我看了徐、陈一眼，只见他们脸色深沉，面无表情。面对此情此景，一股苍凉悲怆的情绪充塞了我的心头。
会议结束后，我向电台的同志传达了会议的决定。我喉头发涩，声音嘶哑，泣不成声，话不成句，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不执行决议，电台目标太大，要拖累整个部队，如落在敌人手中就更不好；砸掉吧，可这是多少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是多少同志耗尽了心血建设起来的，今天却要毁在我们手中，我们怎么下得了手呢！同志们都哭了，但不砸掉是不行的，同志们挑出较好的电台后，留下足够的备件，还是含着眼泪把亲手建设起来的电台砸毁烧掉了。毁掉电台之后，大家不知所措。全军快要毁灭，惨败结局己定，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
剩下的这部电台，还在工作，每到一地就把电台架起来，坐在地上和中央通报。困难重重，电台的同志情绪极不稳定，不少同志想和部队在一起去打游击。我们想尽办法稳定大家的情绪。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同志们一句关心的话，可以使一个同志在绝望中得到力量，在迷惘中重又清醒；一点生活上的照顾，也可以使一个同志鼓起勇气，也可以使一个同志幸存到今天。记得解放后，我碰见一个曾在我们电台工作过的同志，当谈起在祁连山中被困的情景时，他说：“幸亏你这个局长把马让我骑了半天，要不然那一天我就见马克思了。”可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
从收到敌人的通报中，得知他们已知道有一支红军跑掉，但不知跑到哪里，这正说明我们这支队伍在祁连山中的行动，已完全摆脱掉敌人的尾随、追击和捕捉。虽然我们这支仅存的队伍只有1000多人，但敌人就是无可奈何。后来，我们又得知，我们派出的几支游击队，被俘的被俘，被消灭的被消灭。曾日三的支队全部被俘，张琴秋、魏传统的那个支队也全部被俘，跟随游击支队的一个电台，有两个人在紧急情况下，竟带着电台设备去投奔敌人。曾给朱总司令当过司号员的一个小鬼柳圣清，被马家军抢走当了娃子，新中国成立后才回来。
山中虽然没有敌情，但几十天都在荒山野岭、雪原冰川中游动，耳塞目闭，对外界一无所知，革命形势如何，更是无从知晓。有时想到不知何时才有尽头，不免感到十分迷茫。一支小部队就像失散了的孤儿一样，在山中孤寂地流浪，部队的情绪怎么能安定下来呢？有少数人则想自寻出路。
快出山之前，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告知我们共产国际通过新疆的关系，正在设法接应我们。这无异是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一片光明，在死亡的边缘上又有了生机。同志们的情绪为之一振，立刻有了精神，我们决定出山，奔向希望之路--新疆。二十二、在荒漠中毁掉最后一部电台
出山之后，根据我们的地图观察，去新疆有两条路：一条经敦煌，一条要过安西。究竟走哪条路，我们犹疑不定。路上碰到老乡，据老乡讲：敦煌这条路不好走，而安西县城只驻扎八十几个警察。根据老乡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走安西，在安西附近我们停了下来。五六十天的山中生活，部队已经拖得不像样子了。天寒地冻，衣着单薄，腹内无食，有人无枪，有枪无弹，西去新疆还有很长一段路程，为了解决部队的实际困难，决定攻占安西县城，以便得到一些补给。我们及时把这一意图电告中央，但没有得到回电。
当时我们只剩下一部电台，已无法收集敌情，只好采取火力侦察。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守城的敌人不是八十几个警察，而是一个团，火力很猛，我们攻不上去，只好又退回到村子里。敌人尾追不放，迅速包围了我们的村庄。真是狐狸没打着，倒惹了一身骚。在这里我们向中央发出四方面军电台的最后一封电报，向中央报告安西未能攻克，准备突围去新疆，西走星星峡。电报发出后仍然没有得到回电。突围之后，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于4月底到达白墩。吃过干粮稍事休息，又是强行军到达红柳园子。这既不是镇子，也不是寨子，根本没有老百姓，只不过是沙漠中的一个地名。在一个沙包上，敌人的一大股骑兵又追了上来，我们又被包围了。面对强敌，我们虽已弹尽粮绝，但人人抱定为革命牺牲的意志，以大无畏的气势决心与敌人拼搏。跟我好几年的警卫员张厚先，卧倒在我身旁，当敌人向沙包上冲的时候，他急忙喊我卧倒，我却仍然挺身站立，手持两支短枪，两眼盯视敌人。张厚先刚喊了我一声，却中弹牺牲了。我急忙摘下他的枪，仍然站在那里，手持双枪向敌人射击。这是荒漠中的一场血战，也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次战斗。
天黑时，领导决定突围，通知我砸掉最后一部电台。我预感到全军覆灭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张厚先的牺牲，使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即将结束。在沙漠中突出去似不可能，电台当然不能落入敌手，于是，我们砸掉了四方面军的最后一部电台。除为了将来破译密码用的一两份不太重要的敌报外，所有的机密电报和密码本也都付之一炬。我身上还有一支枪，内装两颗子弹，在上衣口袋里还有一个火柴盒，里面有三五根火柴，以应付最后时刻的到来，烧毁留下的两份电报。在处理完电台的事宜之后，我正在等待突围，突然有人喊我：“局长，你看，首长们已经都走了。”我懵懵懂懂地看了一眼，只见一行马队在黑夜中正在向前赶路，同志们让我赶快跟上，我牵过骡子，同志们将我扶上骡背，急忙追上那队人马。王子纲没有牲口，他牵着我的骡子尾巴也跟了上来，但后来还是掉了队，跟着其他大队伍走了。
到停下来时，一看，这一队人马有80多匹牲口，都是负责干部，没有警卫部队，大部队则由八十八师师长杨秀坤做后卫掩护突围。我们这一小队骑马的走不动了，大家就牵着牲口走。走到半夜，才摆脱了敌人，听不到枪声。但我的情绪仍很不好，就问身旁的一个同志：“现在是朝哪个方向走？”他看了看夜空中的北斗星回答我说：“向北偏西。”我向李先念发牢骚、提意见，说：“再往北就到外蒙古的戈壁滩了，大部队在大路上，我们应该向西靠和突围出的大部队会合。”他们不听，我还是骂骂咧咧，继续提意见，没想到我这一骂倒起了点作用，队伍终于停了下来。经过大家商量，采纳了我的意见，改向西南方向走。
队伍西行以后，又在沙漠中走了两天两夜，仍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丘，我们能不能走出这黄沙滚滚的瀚海，真是难以预测啊！为了防备万一，我只好把密码本和留存的电报底稿也烧掉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最后在沙漠中结束了它的生命。
二十三、终于走完了悲壮的行程
第三天下午，大家已经筋疲力尽，没有一滴水，没有一粒粮，只有遍地的黄沙和晴空中焦灼的阳光，大家都仰卧在沙丘上休息。出路当然还有一条，就是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到了大路上才能找到水喝，可是我们已经寸步难移了。当时派李先念的小参谋简佑国去侦察附近是否有水，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却有去无回。口渴肚饥，人们都迷迷糊糊地处在半休克状态。突然有人发现所有的牲口都不见了，大家顾不得昏迷疲劳，赶快去找牲口。有人用望远镜瞭望，只见几匹马正在喝着什么。偶然的发现给了我们生的希望。我们跳起来奔跑过去，这才发现那里有一大池子水。我不顾一切地跑到池边，猛喝一通，一口气喝了六大缸子水。于是我们又有了精神，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终于来到了大路上。
在大路上走了一会儿，突然听到远处有汽车行驶的声音，我们莫名其妙，汽车已渐渐驶近，这才看清车上还有两面红旗。啊！红旗！这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果然，是我们大队伍的人和盛世才办事处的人接我们来了。真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同志们都流下激动兴奋的热泪。牲口由他们骑回，我们登上两辆汽车，直驶星星峡。在星星峡，陈云、滕代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迎候我们。
第二天来了几架飞机，空投了一批枪支弹药，第三天飞机又空投了军装。我们丢下破烂不堪的衣服，换上崭新的军装，原来这些物资都是共产国际的支援。1937年5月5日正是马克思诞辰的那一天，西路军幸存的400余人坐上几十辆汽车离开了星星峡，三天之后到达迪化(即乌鲁木齐)，我们被安排在东门外新兵营，从此结束了西路军悲壮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