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被两条蛇咬了:千古奇冤：名将袁崇焕和他的旗人后裔们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元旦朝贺，群臣失朝。兹事体大，涉及皇上面子和朝廷纲纪，但这么大的事情，周延儒只说了几句，最后上了个揭要求从自己开始起挨个罚俸，可崇祯居然连这都没批准，就此不了了之，可见这个时候崇祯对他还是恩宠极盛的。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同年五月，这位崇祯末年的第一大红人被锦衣卫大帅骆养性的密探揭发，说他督师出京与入关清军交战时，不但一矢未发谎报大捷，而且还放纵清军安然退出关外，是为“受贿纵敌”；又为大臣上奏劾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

　　锦衣卫这回小报告倒真的打对了。这里说句无关的，锦衣卫在崇祯手上还确实没什么大劣迹，而最后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一直坚持上城守卫北京的，便是这些锦衣卫和太监们。在看见这些记载时，我确实对锦衣卫及太监的印象有相当改观。

　　明朝末年，清军势力日益强大，屡屡入关烧杀抢掠。在崇祯朝，犯边入关未及北京者不计，只大规模入侵并进逼北京的就有五次，分别是崇祯二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其中七年和九年两次，各地明军分别勤王来援，但基本可以说目标是保卫京师，没有想和清军决战，其余三次，则有试图组建大部队进行反击之举动。

　　这三次帝国反击战中，第一次抗击清军的明军主帅是袁崇焕袁督师，第二次则是卢象升卢督师，第三次就是周延儒大学士了。

　　只是每回清军进犯北京，凡明朝敢率军与之对抗的大帅都不能幸免，必定会因此身亡，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如兵部尚书、督师袁崇焕，首辅大臣周延儒都是被崇祯所杀；而另一位兵部尚书、督师卢象升，则是被崇祯所误，为奸臣所害，抱着殉国的悲愤之情冲进敌阵，战死沙场，可说是纯粹的自杀行为，死得尤其惨烈。只是归根究底，他到底还是让崇祯给害死的。

　　这三人中，袁崇焕、卢象升两位督师，可称人中龙凤、国之栋梁，是崇祯朝为数不多的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只是自打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害身亡起，其后卢象升、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这等雄才大略的臣子，一个个被崇祯搞得或死或离，以至大明朝忠臣良将从上到下一起丧失殆尽，到了崇祯十五年那会儿，大约也只能剩下周延儒这样的在朝中当道了。

　　崇祯朝清廷第一次进犯北京，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当时还是后金军的八旗兵自龙井关(今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破长城守卫，直逼北京城下。

　　此战导致了明朝抗清中流砥柱袁崇焕被诬冤死，为日后清军坐大入关争天下埋下了极大隐患，而此战北京城所面对的形势也最为险恶，因此关系重大。

　　只是袁督师事迹，早年的梁启超和康有为、近年的杨宝霖和金庸先生，都已有过精湛的编撰和考证，其中杨、金两位的《袁崇焕杂考》和《袁崇焕评传》更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杨先生的《袁崇焕杂考》，对袁崇焕生平、故里之考据可说极其厚实详尽；而金庸先生所著的《袁崇焕评传》，则因其小说《碧血剑》的流传而对袁督师事迹推广影响甚大，在这点上，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是以关于袁督师的事迹和冤狱过程，在此就不多赘述了，还是说些方家们弃而未用的细枝末节、未尽之处，以及当时明辽东系将领的大略情况为好。

　　在崇祯二年底，后金军围北京后，辽东督师袁崇焕率军入援。由于昼夜奔驰，关宁铁骑的主力步兵军团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最精锐的九千骑兵中也有四千人掉了队，和袁崇焕一起抵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人。

　　大约两天后，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满桂等人合力在北京城外各门狙击后金军。

　　双方在血战数场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明朝各地勤王军马日益逼近北京，形势渐渐逆转，开始有利于明军。

　　面对这个开始凶险起来的局面，清军首领皇太极用范文程之计，离间崇祯和袁崇焕，捏造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故意让俘获的太监听得内容，然后纵之归去，崇祯果然中计，对袁崇焕的看法顿时开始改观。

　　偏偏此刻北京的另一员大将山海关总兵满桂，虽然是个英雄，但却是个莽汉子，因此轻易地便中了后金的离间计。满桂在北京城外的战斗中，为后金部队以袁崇焕部下用过的箭矢射伤，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满桂回城后军医为他拔出身上所中箭矢，发现上面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号。满桂原本也与袁崇焕有点过节，《剖肝录》云，“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如今发现袁崇焕竟然在联手对付外敌的时候暗算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便以箭矢和身上伤口为证，进宫找崇祯告了御状，力指袁崇焕通敌，阴谋杀害明军大将。这两下里一对，崇祯更是深信不疑。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同时密令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入平台，又埋伏大批锦衣卫、校尉于侧。

　　袁崇焕以为崇祯要召问战况，于是带关宁铁骑大将祖大寿、吴三桂，以及替他背尚方宝剑的韩润昌《袁崇焕杂考》：“韩润昌，东莞人，袁崇焕爱将，隶袁崇焕麾下为都司。崇祯所赐袁崇焕的尚方剑，是由韩润昌带领的。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只有祖大寿、吴三桂(祖大寿的外甥)及韩润昌跟随。崇焕下狱，祖大寿、吴三桂大惊，夺山海关而出，奔回锦州。韩润昌自投于狱，袁崇焕被磔死，韩润昌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里为僧。(［民国］《东莞县志》引《袁督师行状》)”等三人一起入宫面圣。

　　结果他们一到平台，崇祯就在平台之上质问袁崇焕杀皮岛毛文龙、勾连清军入关围北京、射伤满桂三事，并命令身边的满桂脱下血衣，远远掷到了跪在台阶下的袁崇焕面前。

　　袁崇焕虽赤胆忠心，然而此刻却无以自明，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就被埋伏在侧的十名锦衣卫、校尉按倒在地抓了起来，褫夺朝服后，立刻械送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在看到《明季北略》中这段记载时，我几乎可以肯定，祖大寿、吴三桂、韩润昌这三人在那一刻，心里升腾起的是愤怒和屈辱的感觉。

　　他们这些辽东军人，从关外不吃不睡赶回关内，以九千人马力敌数万后金军，天天面对后金军的马刀和箭矢，为的就是解北京之围。但现在却被自己人拿刀架在脖子上，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心底里尊敬的、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统帅，被锦衣卫们当场按倒，剥去衣冠套上了刑械，像牲畜一样被拖了出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感到愤怒和屈辱，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关宁铁骑全军反出山海关那血性的一幕了。

　　和袁督师一起入见的这三人中，他的东莞同乡韩润昌自投于狱。在督师身亡后被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乡出家为僧。

　　在袁督师被带走后，崇祯立刻下令由山海关总兵满桂替代袁崇焕，担任全部勤王部队的统帅，由山西总兵马世龙和祖大寿两人为他的副手。然后崇祯又派出了宫中的得力太监车天祥带着犒军物资，去关宁大营中安抚祖大寿、吴三桂等辽东将兵。

　　然而祖大寿等人和数万关宁铁骑，最后却还是击破山海关回到了关外，向老家锦州奔去。

　　对辽东的这五十多名辽将和关宁铁骑，时人风评是“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此说点评得极是。这五十多员辽将和关宁铁骑，无论忠奸，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如祖大寿、祖可法、左良玉 、黄得功、吴三桂、曹文诏、曹变蛟、周遇吉、刘泽清、何可纲、张存仁、刘肇基等人，可说没有一个人是易与之辈，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才干，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确实如此。

　　我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极复杂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一群非常标准的职业军人，同时也是一群血性男儿。

　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完全不同于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有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尺，那是一种更加近似于绿林豪杰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直截而简单明了。在袁督师下狱后，当时的状况，有无数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揣测以及事端，去支持他们作出种种不利于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举动。譬如怒袁督师之忠贞被诬，感崇祯之刚愎多疑，恨朝廷官吏之龌龊卑鄙，惧崇祯及包括满桂在内的各派朝臣会乘机将辽东系将领赶尽杀绝，甚至北京当地军民对他们恶劣的态度……

　　即使不说这些身在官场的辽将，就是一般辽兵也失望之极。时人杨士聪在《五堂荟记》中就记载辽兵们的议论道：“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史》记旧辽东大帅孙承宗令都司贾登科、游击石柱国带其手书劝慰祖大寿及辽东将士，劝关宁铁骑回援。

　　而祖大寿则对贾登科抱屈道：“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蒙古察哈尔部)，然后束身归命。”辽东军的士兵们则“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炮击毙我军，故至此。’”

　　可见在袁督师下狱后，关宁铁骑已经被北京的那些人视为“贼”和“间谍”，更有士兵因此被无辜击杀。

　　辽东将士们已经领先一步在北京遭受了和督师日后一样的待遇。

　　这群血性汉子，他们自千里之外不眠不休地赶来，抛头颅洒热血，在为关内百姓和大明朝奋战不息。然而他们保护的百姓和城市，现在却杀死了他们的战友。

　　这又怎么叫他们不心寒？又怎么叫他们不离开这个伤心屈辱之地？

　　然而他们更无法预料的是，日后这些杀死他们战友的人们，还会剐掉、吃掉他们景仰的袁督师。

　　辽东系的将领和士兵，正是在袁督师死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将领率整支部队倒戈的现象。此前只有极少数的小股人马投降叛变，即使在袁督师斩杀辽东豪帅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数万部下也只有极少数人出于不满、恐惧等原因而降清，如数年后始叛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其官阶低、人数少，不过带去数百随从家眷，官不过参将、游击，连一个普通分守总兵、副总兵级的将领都没有，更不用说如后来降清的辽东总兵祖大寿这样的将军、总镇级总兵了，是以几乎没什么政治影响。

　　但是，当时清廷却给予这些降将极高的封赏，这与他们的身份及整个事件的影响都非常不相称。差不多降将个个封王，待遇之厚、规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由于此前明军罕有倒戈者，因此清廷希望能以此吸引辽东的明军将士投诚。可惜，这一手在当时作用并不大。

　　但自袁督师身亡，一直到松锦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整个辽东系的将领、士兵，除吴三桂所部外，已几乎全为清军所用，这五十余员辽将成为清军南下的利器。日后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几乎个个都成了一镇大将、封疆大吏，甚至成为深通政务、治理地方的一代名臣。

　　譬如原宁远副将张存仁，在大凌河一战中随祖大寿降清。此人因官阶较低，故在明并无什么事迹，但降清后却敢对皇太极屡屡犯颜直谏乃至当廷争论，纯粹只以事迹论，为人极是刚正。在争取录用汉人奴仆为官一事中，皇太极甚至大怒，指责他和祖可法二人“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洲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由此可见当时争执情况之激烈。顺治元年，张存仁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顺治六年，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顺治九年卒，追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由于他为官期间名声极佳政绩斐然，故准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

　　对此种现象，《明史》的《张存仁传》最后这样评说：

　　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作者注：另一人指孟乔芳)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张廷玉等人此论可说极是公允，尤其是“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一句，可谓道出了明季之败的一大症结。

　　原本一镇边将，只要不是泛泛之辈，像张存仁、孟乔芳等，对其所在防地的军事和民生都是极为熟悉的，倘若有一定政治能力，去做个巡抚之类当远比普通文吏来得得心应手，尤其当此乱世之时。可惜“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是以文归文，武归武，且武官永无出头之日，饶你再能征惯战，即如杜松杜太师、刘铤刘大刀等悍将、猛将，最终也只能在杨镐这样完全不懂兵事的文官统帅指挥下作战，以至于裹尸沙场。而大明朝则不断因此丧师失地，使得猛将悍卒几乎伤亡殆尽，故谓此乃明末败亡的症结之一。

　　再待到后来李自成逼反了吴三桂，中原地区不但失去了对清最有威胁和作战经验的最后一支雄师，也切断了袁督师一手培植的关宁铁骑与中原相连的最后一缕血脉。

　　日后，关宁铁骑的身影，以关外清军的身份横扫整个中国。几乎可以这样说，清朝的江山是汉人的关宁铁骑替满人打下来的，单只吴三桂一人，就扫平了陕西、山西、四川、两湖、云贵、广西等差不多半个中国，要是再加上尚可喜、耿仲明父子、孔有德、刘泽清等人的话，那就等于是他们替清朝打下了九成国土。若是袁督师在，安能至此。

　　金庸甚至在《袁崇焕评传》里作如此说：

　　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此说固然值得商榷，但道出了袁督师在辽东兵将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无疑的。果真如此，则祖大寿、吴三桂等人确实未必有机会降清，甚至李自成也未必能破北京。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可做一叹。

　　再说回来。

　　且看当时在袁督师下狱，在如此群情激奋及伤心失望的情况之下，辽东兵将们还是没有内讧反叛，仅仅是退回了关外，就可知他们此刻乃是怀着对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极度失望之心，抱着远离是非之地的念头奔回锦州的。他们还只是灰心，只是想避祸，只是不想被冤杀而已。这些辽将辽兵当时确实都还没有起二心，他们在这个时候，依然还是大明朝忠心耿耿的臣子，是大明朝北方的血肉长城。

　　其实袁督师早在增援北京的途中，就已经安排侯世禄、尤世威等部兵力去截断后金的退路，而初二、初三日关宁军大股主力就将赶到。如果他不下狱，届时合京畿附近及京师大营、满桂、马世龙等部兵力，倚仗地利、人和还有北京城这个最坚固的据点发起反攻，重创后金主力是完全可能的。可在初一日他却下了狱，这前后仅仅差一两天，着实令人扼腕不已。

　　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马废敝，请休息城中来，未蒙俞允，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爰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运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

　　当时主理袁崇焕一案的梁廷栋属官余大成，在《剖肝录》中，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焕自辽趋蓟入援。朝议罪其逗留。十二月朔，诏入城，下之狱。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然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马兵才九千人。广渠门一战，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诸廷臣持焕者十之三，而心悯其冤者十之七。时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与栋，未敢救。

　　其他事体，余大成的陈述都比较客观，但其中对满桂以及他部队的揣测，大约是为袁督师抱不平之故，似乎有点偏颇。尽管此前满桂与袁督师有过节，但满桂也是一位好汉子，而且在结怨之后，他也与袁督师在抗清战事上有过合作，合作还相当成功。因此，他还远不至于到因私怨而刻意陷害袁督师的地步，最多是较容易相信袁督师通敌，所以余大成说他“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似稍有不确。相比之下，《明季北略》中的记载更合乎情理：

　　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字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此后，祖大寿率领唯一能和后金抗衡的关宁铁骑，悲愤之下踏破山海关，东归锦州，北京的形势马上就开始逆转，后金大军复围北京。在崇祯的催促下，十二月十七日，满桂勉强带伤出战，与孙祖寿一起不幸战死，大将黑云龙、麻登云被俘，僧人申甫夜袭后金大营，战死。北京危急。

　　此刻的崇祯，方开始大悔起来。但是，他此刻后悔的不是抓了袁督师，而是在后悔没有妥善安抚祖大寿等关宁铁骑将帅。

　　不过当他和所有官员多番尝试也未能召回祖大寿等人后，无奈之下他只得又试图去求助已经是阶下囚的袁督师。于是他令各部官员轮番入天牢，去劝说袁崇焕给关宁军将作书，召祖大寿率军回援北京。

　　袁督师不以被诬下狱为念，手书召祖大寿回援，同时又得祖大寿老母和以前的辽督孙承宗劝说祖大寿，要他以击退后金军为证，来洗清袁督师的冤屈。

　　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袁督师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作书，而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在接到他们景仰的袁督师手书后，他们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但金庸先生以他那支利笔写就的一段小说家言式的描写，却让我相信，当时的情景只能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的：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颇为替袁督师洗冤这个设想所动，他们失望而恐惧的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于是祖大寿再次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吴三桂等关宁精锐入关，在孙承宗的部署下，会合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绍基等各路人马开始反击，猛攻被后金所占的滦州、永平等四城。

　　仅仅几天时间，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就大破后金驻守四城的镶蓝旗阿敏所部，阿敏抵敌不住，只得放弃四城引兵退回关外。阿敏因此被皇太极定罪，判其幽禁，并剥夺了他所辖的镶蓝旗，赐给了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

　　只是祖大寿等人此后虽然被嘉奖，可崇祯却并没有如祖大寿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就此为袁督师洗冤，而是继续对此事进行廷议。祖大寿、吴三桂等人无奈，只好率关宁铁骑归镇辽东锦州、宁远等地。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遭后金反间诬陷，又因大臣倾轧蓄意加罪，最终被处磔刑，冤死于北京西市的西四牌楼。其兄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抄没其家时，无一余赀。

　　袁督师幕僚、布衣程本直，因仰慕袁督师高义，自称袁督师门生，谓生平意气以豪杰相许，义不独生，上《白冤疏》自请同死，亦被斩。

　　据《明季北略》说，当时议论以袁督师勾引清军到京烧杀抢掠，北京城人人怨恨，在行刑时，北京百姓“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石匮书后集》则曰：“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荆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不过袁督师的首级，最终并没有真的被传视九边，而是为其部下佘姓义士所盗取，在北京广渠门一处私宅内筑墓安之，即今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寺斜街袁崇焕祠、墓所在之处。这轮甲申年的清明，我曾去此地吊唁，见场馆颇为干净，并有不少中小学生以及一些商业公司敬献的花圈和菊花。并誓曰世代守护直至洗冤之日。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时年四十七岁。

　　另外，关于袁督师的后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存在，在此也一并说说。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第十三节的注释中道：

　　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近年来，对金庸先生此文的指责日厚，通常是责其未查阅《清史稿》，因其中明写乾隆派员寻得督师后裔五世孙袁炳一事，是以并非如其所言为旁系子孙，且袁督师后人在《清史稿》中自有传记，如此为文颇失之于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