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拿九稳近义词:伊葆力：北京辽金石刻的文献与艺术价值

伊葆力：北京辽金石刻的文献与艺术价值

作者:xuyi1950915   2011-01-02 19:07 星期日 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她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凝结，她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而且一直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珍视。
　　在北京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中，辽南京和金中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前者是十世纪初我国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的陪都，后者是十二世纪初由我国东北女真民族建立的金王朝的首都； 两代相继，踵事增华，前后二百四十多年的建设、经营，以其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对北京的城市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数量众多的北京辽金石刻
　　
　　世事沧桑，千年转瞬，辽南京和金中都作为历史遗迹，在已逝去的一千多年时光中，因朝代更换和几十万个晨夕交替，寒暑轮蚀，风雨相摧，地面上的建筑，存者寥寥，不仅当年景象，难窥一斑，而且许多硕果仅存的遗迹，在近年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也多数处于消失迨尽的状态。为更好地保护今天北京地区尚存的辽金历史文化遗存，北京市辽金城垣博物馆于二OO二年开始，对北京地区的辽金遗迹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经过两年多的田野考古和案头研究工作，我们发现，在当年辽南京和金中都的区域内，仍然存在着许多历史文化遗存，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辽、金两代的石刻。
　　本册《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以下简称《图志》)辑录的三O八种辽金石刻，便是我们在调查中采录到的原石和查阅文献时发现的相关记述的整理与汇辑。其中，辽代石刻一六三种，金代石刻一四五种①。经初步整理分类，辽代一六三种石刻中，包括： 碑刻三十四种，经幢五十八种，墓幢二十种，墓志三十种，摩崖二种，石函石椁十种，造像三种，其它杂刻六种。金代的一四五种石刻中，包括： 碑刻二十八种，经幢二十七种，墓幢五十一种，墓志二十五种，摩崖四种，石椁二种，其它杂刻八种。实际上，《图志》辑录的三O八种石刻资料，既远非辽南京、金中都当年刊制的石刻的全部，也不敢说是囊括了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和出土的所有的辽金石刻。
　　石刻历史，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流衍于汉唐。刻石以纪事，刻石以颂德，刻石以扬善，刻石以贬恶，刻石以传道，刻石以存文，刻石以贺，刻石以悼，刻石以明志，历代因之，迄今不衰。辽、金两代，南京、中都，相继二百多年，今天我们翻阅《辽史》与《金史》，其中关于诏令刻石纪事的记述，时见简编，据此亦可想见当时刻石之多。南京、中都，繁华之地，人文荟萃，风气所尚，刊石树碑之风一定很盛，其形成的刻石数量，也一定会大得惊
　　人。今天《图志》所收录的三百多种石刻，多数为地上遗存，而且大多属宗教刻石或墓圹之
　　碑石，其得以保存的原因，一是因其附于寺庙建筑群内而受到“特殊的保护”，二是位于京
　　郊圹野，人为干扰相对较少而得以幸存，而那些当年林立于城区内的各种石刻，则绝大多数
　　在历史沧桑、朝代变换中消失了。述至此，我们也许可以作出以下推断：《图志》所汇辑的
　　辽金石刻数目，顶多也不过是当年总数的十之一二。
　　然而，相比较于辽金以前各代石刻资料的保存情况，面对今天幸存的三百多种石刻资料，我们仍感到兴奋和庆幸。据《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③载，截至一九九一年统计，北京图书馆藏北京地区辽代石刻拓片为七十种、金代石刻拓片为三十九种，而先秦则为二种，两汉十八种，晋二种，北魏三种，北齐五种，隋三种，唐六十七种，宋二种，甚至一统华夏的元朝也仅为八十九种。虽然此书的“统计”因时间和材料(拓本)所囿，尚不能准确计算出北京地区石刻数量，然而从已知历代拓片的数量比对中，却足以反映出北京辽金石刻类文物遗存的丰富。
　　另外，据粗略统计，迄今见于各种金石著作、地方史志的我国辽金两代石刻著录，总计约八百余种④，其中辽代石刻约三四O余种，金代石刻近五百种。而目前北京一个区域拥有的辽金石刻(还不包括房山刻经)即达三O六种，占全国已知拥有的辽金刻石总量比例三分之一还强。
　　在进行实地调查中。我们感到，北京地区的辽金石刻，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形制纷繁，远远地超过了前代。在《图志》编写过程中，在类别形式上，为便于编辑，我们将这些石刻概括为碑、经幢、墓幢、墓志、其它杂刻五大类。实际上，也可细分为碑碣、墓志、
　　塔铭、经幢、刻经、墓幢、石浮图、造像、画像、舍利函、石棺椁、神道石像生、题记、文
　　书、墓表、摩崖、石经、题咏、匾额榜书等更多种类。由于类别的多样，这些石刻的形制，
　　更是呈千变万化、异彩纷呈之势。
　　北京辽金石刻，材质多用汉白玉石，偶见有用青石或花岗岩石者，但所占比例很小。其中碑类，多为佛教文化遗存，传世多于出土，往往与古刹同存至今。这些碑大都形制高大，螭首龟趺，华文美字，洋洋千言，雕饰繁缛。另有一些墓碑，多为近年出土，一般都形体较小，多以铭文为主，不务雕琢而旨在叙事传人 有的墓碑，圆首方趺，刻字数行，不加雕饰，
　　高仅数尺，形制更趋简朴。墓志刻石，出于地下，大多保留了当时原貌，但由于时间年代的
　　差异和墓主身份的不同，形制上也互见异同： 有的盖、志一合，有的有志无盖； 有的雕制
　　精细，周边刻有纹饰，有的朴拙无饰；有的志文数千言，有的刻铭仅数十字； 有的为方形
　　，有的为长方形； 有的边长一米多，有的则仅盈尺之宽。幢类刻石在辽金石刻中数量最多，
　　其形制也最为纷繁。从尺寸上看，有的小巧玲珑，高不过一米，有的雄伟挺拨，高可逾丈；
　　从结构上看，有的用一块石料刻成，有的用三块石料分别刻成盖顶、幢身和基座； 有的则
　　仿照浮图(塔)之状，由十余件或数十件石构件组合而成，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如门头沟双林
　　寺的辽统和十年(九九二年)经幢，高四米多，由十四件石雕构件叠砌而成； 再如房山金贞元元年(一一五三年)严行大德灵塔石墓幢，高五?五三米，结构复杂，雕饰精美，则属辽金石刻中的别具一格者。
　　二、北京辽金石刻的史料价值
　　
　　《图志》辑录的三O六种辽金石刻，作为两代石刻类文献的载体，仅铭石文字便近三十万字。这些文字以不同的文体和表述方式，记录了辽、金两代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宗教文化、城镇建制、民族关系、民风民俗、官场时尚、婚嫁丧葬、科举教育等多方面的史实，其中一些反映具体历史“细节”的记述，可以证史补阙，为我们今天进行辽、金时期多方面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朝(九Ｏ七年～一一二五年)是以我国古代北方契丹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正像许历史学者指出的那样： 对于辽代历史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某些领域几近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是文献资料十分匮乏。契丹建国之初尚武轻文，继而又书禁甚严，禁止文字出境，后来女真崛起，兵燹连天，典藉文献，散失殆尽。至元末顺帝修史之时，几乎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依，只能求助于宋人和金人的间接记载，匆促编撰而成，所以《辽史》的缺略讹误，不可殚指。清末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和考古学的进展，辽代石刻的出土发现日增，相继有《辽文存》、《辽文萃》、《全辽文》等专门辑录辽代文献的著作刊行于世，许多辽代石刻文献也得到整理著录，从而使治辽史者多所藉助⑤。《图志》辑录的北京地区发现的165种石刻，其中有些已为上述著作著录，有些则系近年出土或发现，其中少数已经专家考证整理，多数则尚未整理和著录，属首次正式流布于世。
　　《图志》收录的碑类刻石，除《秦王发愿纪事碑》外，几乎全与佛教有关，其中有纪念高僧大德的“行状”碑，有记述寺院建设的纪事、题名碑，有记叙刊刻经文过程和经文目录的纪事碑，这些碑刻的撰述和书丹，大多出自名家之手，华文美辞，雕饰精美，书艺高超，在记述佛教大师的行实和寺庙建设的始末中，反映出有辽一代南京地区佛教活动的情况，使人具体地感受到当时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士庶百姓，同寺院及僧侣的关系和对佛教的态度。
　　辽墓志与圹铭类刻石，《图志》汇录三十四种，多为近年出土。此类文字补史证史作用尤巨。往往一经发现，便为研究者所注意，加以著录考证。如出土于北京市南郊赵德钧墓的应历八年《种氏墓志》，志文虽多溢美之辞，但所记人物事迹多与《五代史》、《宋史》、《辽史》
　　相合，证史的作用甚著。
　　再如应历七年(九五七年)《王仲福墓志》，志文载王仲福长于奇巧之事，有“度木之能”。五代十国后唐明宗李嗣源长兴年间，幽州都督北平王(赵德钧)选用其长，擢为“盖造绳墨都知兼采斫务使”，管理兴建土木之事。王仲福于后唐清泰元年(末帝李从珂年号，公元九三四年)正月二十日病逝，辽应历十七年(九六七年)迁葬于蓟州北渔阳县界高村(今平谷区黑豆峪)。此志所记多为后唐事，其中王仲福职事与一些地名，可补史之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北京海淀区八宝山一带，曾先后出土了辽代重臣韩延徽后代韩佚、韩资道、韩〖SX（B-*4〗〖HT4”，6”〗讠〖〗尔〖SX）〗〖HT4”SS〗的三合墓志(按： 其中韩〖SX（B-*4〗〖HT4”，6”〗讠〖〗尔〖HT4”SS〗〖SX）〗仕金，死于金天德三年)，墓志为研究韩延徽家族的历史和辽南京上层社会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韩氏家族是辽代政治舞台上风云驰骋了二百多年的贵族之一，韩延徽及子韩德枢在《辽史》均有传，其他所记之人也多为辽朝贵官。韩佚父韩德邻，为韩延徽之子，虽早亡，但韩佚承祖荫，“补衙内都指挥使”，“应历中，以名家子特授权辽兴军节度副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保宁初改授营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迁上京副留守加太保”；“拜始平军节度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可谓累任要职。志文所记可理清其家族的世系关系并补其缺漏； 纠正史籍文献对韩氏家庭籍贯记载之误； 反映出辽代仍然盛行门阀制度以及契丹统治者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辽史》颇资补证作用。
　　辽重熙五年刊石的《张嗣甫墓志》，记张嗣甫出身于幽燕豪族，乃辽代尚书太师令张俭之次子、太傅张雍之孙。他凭借祖荫，年幼拜官，太平九年(一Ｏ二九年)四月卒于中京之
　　十四岁。近年，张氏家族一些人的墓志相继出土，如结合此志综合研究，不仅利于对“功著私第，年仅两朝，累世为官”的张氏一族家世的考述，而且大有裨于辽南京(今北京)地区中早期的社会学研究。
　　重熙十三年(一Ｏ四四年)刻石的《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记墓主李继成去世后，并未立即安葬，而是于“幽都县广老乡真宰里袱先茔而权窆焉”。幽都县就是后来的宛平县，与析津县(前蓟北县)一样，是辽南京(燕京)的附郭县。可见在幽都县的广老乡真宰里有李氏家族的祖坟出土的今丰台路口一带。另本书收录的辽代《王泽墓志》与《王泽妻李氏墓志》都出土于今丰台镇桥南，葬于“燕京宛平县太平乡万合里”。丰台路口和丰台镇桥南两地相距不远，可见，辽南京宛平县的元辅乡贺代里和太平乡万合里也一定毗邻。另外，志文中广老乡真宰里与元辅乡贺代里的记载，也填补了史籍中关于辽南京乡村地名的缺失⑥。
　　重熙二十二年(一Ｏ五三年)刊石的《张俭墓志》，以洋洋洒洒长达三千余字的志文，详叙了“功著两朝，世称贤相”张俭的出身，籍贯，历官，卒年及婚配、子女情况，还记载了一些为辽史所不见载的史实。这不仅为我们补正《辽史》及张俭传之缺误，而且为我们研究辽代统治阶层的状况提供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大安元年(一Ｏ八五年)刊石的《郑颉墓志铭》，与天庆三年(一一一三年)刊石的《马直温妻张馆墓志铭》，均为墓主胞弟撰文，情真辞切，无虚饰之文，前者对于研究辽南京时期燕京大族间的关系和宫提辖司制度有较重要的价值，后者为史载辽代刘、韩、马、张、郑等汉姓大族多互相通婚联姻的情况，提供了实证。
　　寿昌三年(一Ｏ九七年)刊石的《董庠灭罪真言刻石》，将镌刻有佛教咒语“灭罪真言”、“智矩如来破地狱真言”、“生天真言”的碑版，葬于墓室，反映了辽代统治者崇佛风盛、官吏笃信佛教的史实，表明了墓主死后向往极乐世界的心理需求。
　　出土于北京阜城门外百万庄的丁文逳墓志，刊刻于辽天庆三年(一一一三年)，志文记其“年始十五，由荫补供奉班祗侯……旋出为景州龙池冶监，复更征商榷酒务等……天庆二年冬授左卫率府潞县商麴铁都监”。据齐心先生考证，丁文逳一生主要职务是南面赋官。“景州，清安军，下，刺吏。本蓟州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大安九年(一Ｏ九三年)《景州陈公观鸡寺碑铭》载：“……观鸡寺……北依遵化城，实前古养马监，南临永济院，乃职朝(按指辽朝)煮盐之场”。据《辽史?食货志下》：“……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依上述记载，可知当时景州一带即有买马监，又有盐铁之利，丁文逳即是当年往此地管理财赋的地方官。天庆二年(一一一二年)丁任‘潞县(潞县，今通州)。商麴铁都监’，与《张嗣甫墓志》载：“前顺州商麴都监”，辽《史洵直墓志》载：“三河县商麴铁都监”同，是管理、征收酒、铁榷务事宜的财赋官。此官职不见《辽史?百官志》，可补史志之失⑦。
　　天庆七年(一一一七年)刊制的《孟初墓志》，撰述于辽代末年国柄将移之际。孟初，字子元，《辽史》无载，但志文记其事略较详，特别是叙辽天庆四年(一一一四年)，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兴兵伐辽，攻陷宁江州后，进逼沈州(今辽宁省沈阳)时，孟初以文职(翰林)而出任副帅临阵拒敌，战斗中陷淖泥而殁的过程，可补正史。
　　与辽朝相比，由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国祚不永，前后立国仅一一九年，于一二三四年被蒙元所灭。然而，金朝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定都于幽燕形胜之地，雄据中国北方，国势强于宋，幅员广于辽，尚武崇文，“典章制度，几近汉、唐”⑧； 大定、明昌、贞祐，迄于金末，文风大盛，才人辈出，著述日夥。可惜易代之际，同辽朝一样，典籍文字，大都毁于兵燹，所存无几。正如清代道光年间，陈揆在为张金吾编纂的《金文最》所作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金人著述，自元之中叶，流传已甚少。苏伯修谓因欲
　　《图志》共辑录北京地区金代石刻一四五种，约有一半为近年所发现，多为访佚拾坠的成果。其中一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墓志、墓幢、碑刻，属首次面世，相信这些石刻的流布，会有裨于金史研究和北京史研究。
　　北京目前发现的金代石刻，较之辽代石刻，纪事类文字渐少而记人物类文字渐多，不少史传可考的皇室成员、女真贵族、士绅官吏的“别传”见诸于相继出土的墓志，许多佛教信徒、高僧大德的“行实”载于幢铭、塔铭和碑刻。阅读这些文字，使我们能够对当年金中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会产生一种触摸“历史细节”的直观的感受。
　　出土于北京平谷区黄松峪乡的《萧公建妻耶律氏墓志铭》，刊于皇统三年(一一四三年)，洋洋千言，间接涉及金初南京地区事甚多。志文主要记出身于亡辽宗室的耶律氏夫人(一Ｏ七四年～一一三九年)“曾门而上累叶通显”，号为世家。”誉其“少好学问，明悟贞顺”，藏书万卷； 归嫁萧公建后，相夫有道，治家有方，藉夫荫授为郡夫人。耶律氏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十二月病逝。按有辽一代，萧氏与耶律氏为世姻，而这通墓志则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的第一通与辽亡后耶律、萧两姓有关的石刻，为研究辽亡后北京地区耶律、萧两姓的仕宦情况和生活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皇统三年(一一四三年)刊刻的《赵励墓志》，保留了辽末金初“北辽”政权和短暂的“燕山府”的一些材料，尤堪珍视。赵励，《金史》无传，志文述其生于乱世，中进士第后居于下僚，一直官阶不高，身经辽、宋、金几个政权的变换更迭，亲历过天会年间燕京两个政权官员“换授”的场面。志文在叙墓主“事业”中涉及的这些史事，无疑是宝贵的治史资料。
　　通州区徐辛庄乡葛渠村出土的《李抟墓志》，大定十九年(一一七九年)刊石。李抟(一一二Ｏ年～一一七八年)，字鹏南，为金代昌武军(驻地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节度使，金代官制阶为正五品。其祖上为五代后晋沧州节度使，契丹军破晋后(九四六年)，随晋出帝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北迁，定居于潞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其后人有李匡业者，擢进士第，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少詹事。其弟李佩，为志主高祖，也擢进士第，官范阳令。李佩之子李克昌，官任太仆卿，娶当时宰相刘泾之女。抟祖李伟，任职安州，父李师吉，官至中宪大夫。大定十四年(一一七四年)，以目疾告归京师。此志对志主家族世系记述详尽，所载多与其它史藉有异或未记者，可供研究者进一步考证补阙。
　　《萧资茂墓志》，近年出土于北京平谷区黄松峪乡，大定二十五年(一一八五年)刊石。志文载萧资茂出身燕京豪族，曾祖萧在辽朝曾任□京留守。其祖父萧公建仕金后，曾任同知□京留守，授金紫光禄大夫。其父萧谦，以节度使致仕。资茂在兄弟三人中居长。海陵王正隆五年(一一六Ｏ年)，资茂领行军谋克追捕盗贼时，乘舟，舟坏溺水而卒，于大定二十五年葬于渔阳礼泉乡(今北京平谷区黄松峪乡)。谋克，金代中早期的一种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部落单位，与猛安合称“猛安谋克”。当时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猛安首领又称“勃极烈”，谋克首领称“孛堇”，秩为从五品。此志记载了萧氏一族在金前期及海陵正隆年间的“平盗”史事，可补史之阙。本志撰文与书丹者为耶律履。耶律履《金史》有传，他是辽宗室，入金后以文章行义受知于世宗，官礼部待郎兼翰林直学士，明昌元年进尚书右丞，精书画，善属文。他是元初名臣耶律楚才之父、耶律铸之祖。志文书法细劲峻拔，为目前发现的金代石刻中书法价值较高的作品。
　　《张汝猷墓志》，金章宗泰和七年(一二Ｏ七年)刊石，一九五六年在北京西郊百万庄二里沟出土。张汝猷为章宗时首相张浩之子，《金史》无传，名见《金史》章宗明昌三年(一一九二年)《纪》、《张浩传》、《中州集》张汝猷传及《高丽史》等。又汝猷曾娶世宗的元妃李氏之妹，有外戚关系。此志涉及世系、官职、地名等项，补史之处，可为治金史、渤海国史及北京史的参考。
　　《崔宪墓志》，二OO四年二月十七日出土于北京房山区城关镇，泰和三年(一二Ｏ三年)刊石。因志石断裂缺失，志文已不能通读，尚可连续串读文字有首题：“大金承事郎□□州孝义县丞崔君墓志”及“□□□次孙詗书丹”、“□□涌云进士王莘撰”、“佗头赵仲元刻”。志文先序后铭，记述崔宪的籍贯、生平，涉及北京金中都时期的一些地名较多，可补史之阙兼能证史。如文中有“先生姓崔，讳宪，字子贞，先是家于(中泐数字)后分属奉先焉”的记述。其中“奉先”，即奉先县(今房山区)。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为奉祀山陵，割良乡、范阳(今河北涿州市)、宛平(今北京门头沟区和丰台区)三县之地，于良乡县西设置万宁县。至章宗明昌二年(一一九一年)改万宁县曰奉先县，隶属于中都路涿州。志文中“后分属奉先”的记述，便是对房山地区历史上行政建置沿革的旁证。 一九八O年出土于北京丰台王佐乡米粮屯村乌古论元忠家族墓地的三合墓志：《乌古论窝论墓志》(大定二十四年刊石)、《乌古论元忠墓志》(泰和元年刊石)、《鲁国大长公主墓志》(大安元年刊石)，因为志主或为金初重臣兼当朝驸马，或为柄朝政二十余年的宰执权臣，或贵为皇女，所以他们的志文，涉史甚多，是记载金代早期到金代后期高层政治、宫廷生活、人事变迁等十分重要的石刻文献，其补史、证史的作用之著，不言而喻。
　　金代文字类摩崖石刻，北京地区目前已发现数处，内容多为题记，往往简略过甚、语焉不详而史料价值不高。值得注意的如《吕贞干摩崖题记》，二OO二年发现于昌平区南口镇羊台子沟佛岩寺遗址附近的崖壁上，从右向左，每行五字，分六行排列，竖刻汉字三十个——“泰和四年三月十七日永安吕贞干同弟子羽景安卿云贞一来游侄益侍从。”此段刻石长五十五、宽三十厘米，每个字长宽约四厘米； 字为隶书，结体严整，笔力遒劲。石刻内容虽然只是一次兄弟们出游题记，而且仅短短三十字，然而，由于它出自金代后期中都大兴府著族“六桂堂”吕氏兄弟之手，负载了较丰富的历史信息，既可补阙兼能证史。
　　在碑类刻石中，明昌三年(一一九二年)著名文人党怀英撰述的《礼部令史题名碑》，是题名类石刻中硕果仅存的名石，碑文中所记，对于研究金代中期职官制度无疑颇具史料价值。 另外一些关于建学校、寺院等纪事类碑文，亦可补史籍所载之简略缺漏。
　　天德四年(一一五二年)刊立的《传戒大师遗行碑》和明昌二年(一一九一年)刻制的《寂照大师实行碑》，分别记述金初与金代中晚期中都两位高僧大德的平生行状，反映了金代从宫廷贵人到士民黎庶崇佛之气风靡一时的现实。而立于卫绍王崇庆元年(一二一二年)的《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文体上属官府牒文类，内容是关于禁止村民滥伐寺院所属林地内树木的文书，记录了早在八百多年前金政权就注意保护名山胜地的生态环境，也间接反映了官府与寺院的关系。
　　辽、金两代的宗教石刻，今日能见到原石者，绝大多数为佛教文化遗存，而道教石刻，所见寥寥(目前仅见出土于北京白云观的一块“斋”字匾额残石)。现存金代佛教石刻，多为墓幢(也称“坟塔”、“灵塔”或寿塔)，这种幢塔上的铭文、题记、文体上颇类社会上流行的墓志之文，先序后铭，简略者一二百字，繁复者一二千言，所叙评之事往往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多具有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价值。另外，有些名僧塔铭，多出翰苑雄才之手，如《严行大德闲公塔铭》、《故言公长老塔铭》，前者为金初著名文人刘长言所撰，后者为金世
　　宗之孙、诗文大家完颜璹所撰，叙事有绪，立论有据，当今治史，足资参考。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僧人的墓幢铭记中，往往附录一些不见经传的重要诗文和信息。如原存于北京房山区上方山的《遐龄益寿禅师塔》，在塔铭中就记录了一首海陵王完颜亮的七言古诗。塔铭记禅师字空寂，名禅悦，昌平柳村人。金太宗天会元年(一一二三年)来上方山，居卧云庵，蔬食苦行二十余年。禅师于海陵王天德、贞元年间(一一四九年～一一五五年)应诏入都，就宫供养三月，后辞归上方山，海陵王完颜亮赐封“遐龄益寿禅师”，并赐七言古诗一首赞其高行：“古人修隐上游访，涉水登山步林莽。禅衣露湿烟霞明，柱杖横拖风月爽。餐霞服气度春秋，白云秋水空悠悠。有时危坐入禅定，不关名利轻王侯。汤汤逝水尽流东，尘寰万虑皆为空。识得浮生这四景，百般伎俩总销融。顿息尘缘坐来静，劈破鸿濛见真性。常生不死度流年，万古高风起人敬。”海陵在史家笔下，一直以淫暴闻名，故其诗文传世极稀，此诗载于金石，赖以存留，实为万幸。
　　同是原存于房山区上方山的《大房山宝严院进禅师寿记幢》的记文中，载金初皇统年间，“北边蒙古叛乱，国家兴师攻伐，拘赋运粮”，禅师善进随军披铠出征，“攀辕扶毂，穷极沙漠居延瀚海之境”。不仅记载了正史未记的一次战争，而且记载了僧人被征随军为役的事实。而这些，均为正史所未记。
　　
　　三、北京辽金石刻的艺术价值
　　
　　石刻作为反映人类文明和记录人们思想的载体，因其制作材质的特殊性，是遗留数量最多的一种古代文物。虽经朝代更替时受到人为破坏、毁弃和沧桑岁月中风剥雨蚀的消磨，至
　　今遗留下来的石刻数量依然惊人。据有的学者统计，目前我国现存的石刻材料，完全可能达
　　到五万种以上⑨。这些内容丰富、形制纷繁的文物，为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
　　史学、宗教史研究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研究，保存了丰富可靠的资料。同时，许多刻石
　　又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石刻，是一座灿烂夺目的艺术
　　宝库。
　　古代石刻(包括它们的拓本)具体有哪些价值？启功先生认为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即： 石
　　刻造型、雕琢、刻字方面的工艺美术的资料和借鉴价值； 文辞内容方面的历史、语言、文
　　学的资料价值； 文字、书法方面的文字史、书法史、书法艺术的资料和借鉴价值⑩。启
　　功先生概括的石刻艺术价值的三个方面，无疑也适用于对北京辽金石刻的评价。
　　相对于历代石刻，因为一些复杂的因素，辽金石刻价值的评定，不仅在金石学领域，而
　　且在文博考古学领域内，一直处于“地位偏低”的状况。这既与旧的传统史学观念有关，也
　　同辽金石刻出土发现较晚、整理研究不足有关。特别是辽代刻石，在一些金石著作中，往往
　　评价过低，不被重视。如清末著名的石刻学者叶昌炽在其所撰的《语石》一书中便认为“辽
　　碑最少，其书苦无士气”，“辽碑文字，皆出自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他还详述了自
　　己亲见的辽代碑石及经幢：“间有不书大辽，书契丹者，犹之跋拓氏代魏兼书，示不忘本之
　　义也。同治以前出土尚少，孙氏《访碑录》不及五十种，赵撝叔所续，皆朝鲜碑系辽纪年
　　者，中国惟咸雍四年《清水院藏经记》一刻。光绪四、五年间，重修《顺天府志》，碑估李
　　云从承当事之命，裹粮襥被，狂走京畿诸邑，荒村古刹，足迹殆遍。所得辽碑，视孙赵倍
　　蓰过之。余著录辽幢五十余通，皆其时拓本也。其中多唐梵两体，惟刘李河白氏两幢，结构
　　尚可观，此外行列整齐者，如今刻书之宋体字，潦草者，如市中计簿，满幅题名，皆某儿某
　　郎妇之类，北伧乔野之风，于此可见。”叶氏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当时金石学界对辽代石
　　刻的评价。
　　实际上，仅据《图志》所辑的北京辽代石刻资料，我们发现，这些石刻，绝非如叶氏所
　　言的“皆出自释子与村学究之手”、“如市中计簿”，字迹潦草，“绝无佳迹”。其实辽石
　　的价值除了在上文所略作评价的文献价值外，在雕刻、造型艺术方面也很有特色，如石幢类
　　的造型与浮雕，便常见煌煌巨制； 而刻字书法艺术方面，也佳作迭出，令人刮目相看。如
　　原立于北京门头沟的统和十年(九九二年)经幢，幢高四米余，由十四件石雕件叠砌而成。下为八方基座，雕圆形仰莲承托幢身。幢身为两层，是上小下大略有收分的八棱体。其上有方形小龛，周雕佛像，龛顶以宝珠状石件为幢顶。基座八面设龛，每龛雕一造像，造像题材有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及四个伎乐人，分别做弹琴、弹曲颈琵琶、吹笛、吹排箫、舞伎等状。上段幢身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及题记； 下段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序文，序文后为人名题记。是一件融建筑艺术、雕刻艺术、书法艺术于一体的杰作。
　　位于房山云居寺南院的续秘藏石经塔，建于辽天庆八年(一一一八年)，石塔为八角密檐幢塔，汉白玉石质，通高五百厘米，幢身高约一一O厘米，周长一六七厘米，八面，每面宽二十九厘米~三十厘米不等。幢身竖刻《大辽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计四十七行，每行三十四字~四十四字不等，僧志才撰文，志德刊石，燕台沙门惟和书丹。书法楷书中带有行书笔意，结体灵动，秀美多姿。文中记载了辽圣宗、兴宗、道宗诸帝赐钱刻经及通理大师刻经的史实和所刻经文的详细目录，是一件多种价值毕具的石制艺术品。
　　辽大安九年(一Ｏ九三年)建的“琬公大师塔”(现立于房山云居寺)，为八角三层密檐经幢式，汉白玉石质，通高六米，方形须弥座； 底座雕二十二层莲花。幢身为八棱柱体，上承石雕仿木结构三层翘角塔檐，檐间雕素花纹饰。幢身之一面镌塔铭，塔铭石高七十厘米、宽四十厘米。楷书竖刻文十六行，共存三六六字。首题“开山琬公之塔”。沙门善雍撰文、书丹。据墓幢内所藏志文记述，此塔幢是辽代著名高僧通理大师为云居寺开山祖师高僧静琬所建。铭文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房山石经刻造的过程，在我国佛学史上资料价值甚高。此志文书法端丽秀劲，语言简约概括，堪称辽代晚期石刻中的精品。此外，现存的一些辽代石函、石椁，不仅造型精致，而且多饰有花卉图案、人物图像、构图、线条讲究技法与匠心，多有上乘之作。
　　一九七七年出土于房山北郑村辽塔内的一件石函，函盖顶式，函右侧面刻铭文“重熙二十年岁次辛卯三月壬子朔二十五日丙午时葬记”，书法严谨厚重。其他三面雕饰敷彩花卉： 前后两面分上下两层，上层由花卉、流云图案组成，下层浮雕花朵绣球图案。左侧面也分两层，上层饰花卉，下层浮雕花朵、绣球。函盖底边由彩色花卉组成一周花边。色彩鲜艳、雕工精美，铭文与花卉相互衬托，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一九九O年房山天开塔地宫出土的舍利石函，通高一六O厘米，函内藏—水晶瓶，瓶内有佛舍利五枚。从造型上看，石函是作为一座砖石结构小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小塔共九层，由上而下的顺序为： 须弥座两层、八面束腰、双座仰莲搌、石函、仰莲、九重相轮、仰莲顶、宝珠刹。须弥座前侧刻有捐资建塔人姓名，盖与函四面均刻有铭文，是一件造型精巧的石雕作品。另外，一九五五年出土于北京西城区月坛宝塔寺的“佛涅盘图石函”，高约六十厘米，长约一百厘米，宽约六十五厘米。函身四面线刻佛涅盘图四幅，图案布局巧妙，线条颇具旋律感和运动感，堪称辽代线描石刻中上乘之作。
　　立于大安七年(一Ｏ九一年)，现位于北京市门头沟戒台寺的《法均大师遗行碑》，是一件造型艺术、书法艺术与文学价值兼俱的石刻珍品。该碑螭首，龟趺，圭额，额题篆书“故坛主守司空大师遗行之碑”十二字。由辽代著名文人王鼎撰文书写，法孙比丘悟篆额，王唯约刻石。碑文略有剥蚀。法均大师是辽代的著名高僧，深为辽道宗所重，据《辽史?道宗纪》，咸雍六年(一Ｏ七一年)“十二月戊午，加圆释、法钧二僧并守司空”。彼法钧就应该是此法均。碑文记载其“前后受忏弟子者，五百余万众”，虽不免夸张，但可想见法均在辽代佛教界的地位。法均卒于大康元年(一Ｏ七五年)，享年五十五岁。至今戒台寺仍存有其舍利塔及衣钵塔各一座。碑文楷书竖刻二十六行，满行六十二字，书法宗颜真卿体，纵横有象，低昂有态，遒劲端方。撰文和书丹者王鼎，字虚中，《辽史》有传，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人，清宁五年(一Ｏ六Ｏ年)进士，累迁翰林学士。寿昌初，升观书殿学士。因酒醉怨恨道宗不知己之才能，被杖黥夺官，流放镇州，大安五年(一Ｏ八九年)被赦复职，曾撰《焚椒录》述宣懿皇后被诬案。又本书所收《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亦系其所撰，文辞、书法俱佳，代表了有辽一代艺术创作的水平。
　　已见的北京辽代石刻中，从书法的角度讲，辽代书法虽无大名家，但所达到的水平，远非清末以来一些金石家评价的“一无可观”。辽代石刻刻文中，除隶书未见外，可以说篆、正、草、行各种书体皆备。如房山刻经中书艺直追唐、晋的辽刻经版，《张俭墓志》中颇得二王神韵的行楷兼作的刻文，《孟初墓志》的欧体楷书，《郑颉墓志》的细劲挺拔的柳公权风貌，《大悯忠寺舍利石函记》丰美健壮、气韵醇厚的颜体大楷风格，都显示出辽代书法所达到的不容轻视的艺术水准。
　　与辽代相比，金代不仅出现了不少书法名家，更有许多文章巨擘。近年出版的《中国书法篆刻大辞典》(李国钧编，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编录的历代书法家小传中，金代书法家录入了四十五人，而辽代仅十三人。
　　
　　“黄华米法盛波澜，任赵椽毫仰大观。太白诗仙题尾富，中州书势过临安。”这是启功先生对金代书法成就的评价。诗中的“黄华”，指王庭筠，任，指任询，赵，指赵秉文。启功先生认为，王庭筠学北宋米书法出神入化，任询、赵秉文的书法虽循北宋大观年间文气，但青出于蓝，在总体上已超过了苟安于临安(今杭州)的南宋文人们的书风。在文学方面，清道光年间名臣阮元认为：“金之奄有中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故当以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宗诸贤。”张金吾在其编纂的《金文最》序言中，对于金代才人、文风的产生和流变，作了概括性的评析：“惟金崛起东方，奄有中原，幅原则广于辽，国势则强于宋，风令所开，一洗卑陋浮靡之习。”“唐刘梦得有言曰： 三光岳之气分，大音不完。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川岳炳灵，文学之士后先相望。
　　”遗憾的是，金代的书法艺术作品，保留下来的甚少，不仅许多一般艺术家的书画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既使知名如王庭筠、任询、赵秉文等大家，传下来的作品也很少，特别是墨迹极稀，以至今天我们只能从石刻中窥其堂奥了。
　　
　　一九九一年出土于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凉水河南岸的《吕徵墓表》，称得上是金代前期书法作品的代表。墓表为四角方柱形，汉白玉石质，下有雕饰两层的正方形底座，重檐四阿式顶。基座边长八十五厘米，高三十厘米； 表身每面宽五十六厘米，高二O五厘米。刻石保存完好，铭文字口如新，笔划锋棱毕见。表幢四面满刻楷书三十一行，满行二十七字，字径六?五厘米。首题篆书“吕君墓表”四字，书法圆劲匀称，由金代著名书法家、“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户部员外郎蔡珪篆”，正文则由著名书法家，时任承务郎行大兴府宛平县主簿
　　任询撰写并书丹，表文字体遒劲端严，宗颜体书风； 篆额圆劲匀称，体势端严。蔡珪，生年不详，金真定人，字正甫，天德进士，官翰林修撰，同知制诰，终潍州刺史，著有《续金石遗文跋尾》十卷。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蔡珪识古今奇字，有《续欧阳文忠公集录金石遗文》传世。任询《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有传，记其为金易州军市人，字君谋，号南麓先生，登正隆进士第。历益都都勾判官，北京盐使。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元人《墨池渊海》云：“任南麓字流丽遒劲，不让二王。”明张廷纲《永平府云：“任询真草字书，气完力劲，世宝传之。”明代安世风《墨林快事》谓其“字出颜鲁公，峻峭过之，全不作苏米习气，亦行草中特出者”。此石现藏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是辽、金石刻中书法价值很高的一件文物。
　　 位于门头沟区戒台寺的《传戒大师遗行碑》，建于金天德三年(一一五一年)，是一件集文辞、史料、雕刻、书法价值于一身的刻石。该碑汉白玉石质，螭首，龟趺，圭额，额篆书“传戒大师遗行之碑”八字。碑高三六四、宽一二五、厚二十八厘米。碑文正书竖刻二十九行，满行七十字，字径三厘米，书法遒劲俊美。碑文首题“传戒大师遗行碑”。此碑由“开府仪同三司致仕上柱国郓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叁百户韩昉”撰文，“朝列大夫行尚书
　　吏部员外郎司计知诠骑都尉广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衣赐紫金鱼袋高衎”书丹，“朝散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诰上骑都尉清源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王兢”篆额。以上三人都是金初著名的文人和书画家。其中韩昉，字公美，燕京(今北京)人，辽天庆二年(一一一二年)进士第一，后仕金，曾任礼部尚书、汴京留守，封郓国公，善属文，尤长於诏册； 此篇碑文近二千字，叙事，议论，挥洒有致，足窥其文采之一斑。高衎，字穆仲，辽阳(今辽宁省辽阳)人，渤海后裔，年二十六岁登进士第，历县丞、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间迁吏部尚书，工诗文、书法。王竞、字无，安阳人，北宋末年登科，入金后累迁礼部尚书，博学能文，善草隶书，工作大字，大定四年(一一六四年)卒。高衎与王竞，虽史称其善书法，却未有墨迹传世，惟赖此碑，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铭石之作。
　　《严行大德灵塔》，也是金初一件集造型艺术、书法艺术于一体的石刻精品。幢塔现立于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甘池村村西的一处山岗之上。汉白玉石质，通高五五三厘米，幢身高一四三厘米，六角形，每面宽四十七厘米。正面(南向)二行竖刻楷书“严行大德灵塔”六字，其余五面刻铭文。此塔立于金海陵王贞元元年(一一五三年)五月，迄今保存较好。铭文为楷书，秀逸灵动，行款疏朗，略呈行书笔意。首题：“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建塔石者“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国囗王食邑五千户张通古”； 撰述者“银青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刘长言”，书丹者“玉山张楷”。张通古，金初名臣，由辽入金，天德初，迁行台左丞，进拜平章政事，封沈王。刘长言，字宣叔，东平人(今山东东平)，工诗文，正隆五年(一一六Ｏ年)三月，任尚书右丞。本书收录的《萧公建妻耶律氏墓志铭》亦为刘长言所撰，均是有感而发，文风朴实，文辞流畅，是金代文章的佳之美者。
　　现立于门头沟潭柘寺的“故言公长老塔”和“了公长老塔”，都是金代中期石幢塔中的精品。前者建于大定二十八年(一一八八年)，通高近四米。幢身高一米，下为束腰石雕座，上为五层天盖，下饰线刻双扇三抹门窗。幢分六面，一面为塔额，双勾阴刻正书“故言公长老塔”六字； 另五面为铭志。首题“中都潭柘山龙泉禅寺言禅师塔铭”。撰文者“皇子曹王次子皇孙祖敬”。考祖敬，即完颜璹，金史有传，其字子瑜，号樗轩，祖敬是他的别号。他是金世宗之孙，越王永功之子，累封至密国公，平生著诗文甚多，此文是他十八岁时的作品。“了公长老塔”，金章宗泰和四年(一二Ｏ四年)建，汉白玉石质，通高四米，幢身高一三六厘米。六角须座，束腰处雕兽头，上为圆形仰莲台。幢身南向的一面上部篆额“故了公长老塔”六字，字径十三厘米，书法方整圆转，功力甚深； 下部浮雕菱形及卷云纹，并雕饰假门窗。此左右二面各线刻一僧尼人物像，面目刻画生动，服饰及形体动作写实，是研究金代僧尼服饰的形化资料。其它三面刻文，先序后铭，首题“第九代了公禅师塔铭”，正书竖刻三十行，满行四十六字，字径二?五厘米，书法秀丽姿媚。
　　今存于大兴区黄村火神庙内的《寂照大师实行碑》的碑阴上部，刻开堂疏文一篇，其内容是请伦公禅师(寂照)主持德云寺开堂讲经。疏文作者为金世宗第五子完颜允成，《金史》本传载允成“风姿奇伟，博学善属文，大定七年(一一六七年)封沈王，十一年(一一七一年)封豳王，十六年(一一七六年)判秘书监”。此疏文撰于大定十七年(一一七七年)二月，文末摹刻金代“阿骨打花押”及“豳王之印”章，阴刻，边长八厘米。疏文字径四厘米，书风近黄庭坚，劲挺豁达，神骨开张，很可能系摹写允成原书上石。此碑也是一篇书法价值较高的石刻。
　　此外，如天会十四年(一一三六年)刊石的《沙门见嵩续造石经之记碑》，书法雄浑茂密，笔力饱满，远追晋唐，是金初高水平的“经书体”。刊于明昌二年(一一九一年)的《马行贵幢记》，书体不循绳尺，古朴稚拙，别有意趣。大定六年(一一六六年)刊石的《无止斋记碑》的序文部分，用隶书书体上石，古意盎然，别具一格。另如《奇公长老塔铭》、《谦公法师灵塔铭》等，均是华文美字，足显金源一代之风采。
　　另有金代著名文士王庭筠、黄久约、施宜生、赵秉文等撰述或书丹的几通石刻，或文存石佚(拓本亦不传)，或文、石俱佚，仅见于记述——相比之下，现存的这些文辞、书法俱佳的刻石，便尤堪珍视了。
　　
　　四、幢类刻石及其演变
　　
　　在发现的各类辽金石刻中，经幢与墓幢是主项。《图志》辑录的306种石刻中，这种幢
　　类刻石资料就多达一五六种，占总量比例的二分之一还强。这类刻石，内容复杂，形制纷繁，
　　文字、文体多样，并与古代建筑艺术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它虽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但在其发
　　展的过程中，逐渐同儒、道文化和社会风俗融合、演化，至金代中期以降，便不再仅仅为佛
　　家专有，而为全社会所接受和利用，使这种幢形刻石“走出”庙堂，林立于民间，成为当时
　　北京地区数量最多的一种刻石。
　　同已往的一些金石著作不同，《图志》把这种刻石分为两类(主要是从内容和文体区分)： 一类为经幢，一类为墓幢。经幢是宗教刻石中的一种，因其形似幢而得名。幢是佛教用品，原本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形状的装饰品，顶端装如意宝珠，下端装有长木杆，树立于佛像前； 后来人们用石块模拟其形建造，是为石经幢。考古发现证明，石经幢的建造始于唐代初年，一般作八楞柱状，亦有六楞、四楞或用多种石块雕饰而成。柱顶有盖(俗称“天盖”)为檐，单檐、重檐、多檐不等，多雕垂幔、缨络图案为饰。柱身刻经文或佛像，经文多汉、梵文相间，佛像则或浮雕、或线刻。经幢内容丰富，形制不一，往往先刻经文，后有题记和题名，文字多镌于幢身；造型或简或繁，有置多层“天盖”和须弥座者，雕饰亦渐趋繁富。经幢名称繁多，有称“八楞碑”、“石柱碑”、“八佛头”的，也有称“法幢”、“妙幢”、“宝幢”、“花幢”的。幢字写法异体也较多，亦有写作“石童”、“憧”、“方童”的。经幢以刻写佛教经文为主，主要用于祈福。北京辽金经幢上，大都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有刻写《金刚般若经》、《多心经》、《智矩如来破地狱真言》、《七惧藏佛母心大尊那真言》，而且大多梵、汉间书，也有全用梵文的。据有的学者考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高宗永淳年间传入中国，因该经文有言：“佛告天地：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粹堵波中，天帝！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性女，於幢种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俄鬼、阿修罗身恶道之若，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纡。”于此可知，信奉佛教的人相信： 刻写了经文的经幢，其影子映照到身上，其微尘沾染于身上，即所谓“尘沾影复”，就能使人消除罪业，免入地狱； 而建造经幢，更是功德无量。
　　《图志》辑录的经幢原石，大多发现于伽蓝旧地或寺院遗址，多为僧人或善男信女所建。
　　其形制不一，大者逾丈，小者数尺，精美者奇巧胜出，简略者粗拙稚朴； 经幢以刻经为主
　　，有的加以偈语赞文，有的附有题记和序文，文后大多都附有题名。许多题名繁多，确如上
　　文所引叶昌炽所言，“如市之计簿”。北京辽金石刻，经幢以辽代为夥(计58种)，而且辽早
　　期经幢的总体质量(如形制，刻文)，均胜于中、晚期幢石，可见经幢的演变亦是由盛而衰，
　　渐呈式微之势了。金代经幢，从石刻艺术的角度讲，远不如辽幢，而且数量上亦明显减少。
　　《图志》辑入的北京地区金代经幢资料，仅二十七种，其中多系世人为亡过父母、兄妹所建，
　　目的是为亲人求冥福，为自己祈佑护，有如写经还愿。这些经幢，形制上大都比较局促，题
　　记简劣，刻写潦草，脱字衍字时见，无书丹、刊石者姓名，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都不大，但
　　做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看，其蕴含的社会学意义也不容轻视。
　　墓幢，是一种用文字记录墓主生平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石刻。在以往一些石刻论著中，多将其称为“坟幢”、“灵塔”。《图志》辑录北京辽金墓幢资料共七十二种，其中辽代二十一种，金代五十一种。在这些幢石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发现，作为“自称”，还出现了“坟塔”、“寿塔”、“冢塔”、“石浮图”、“无缝塔”、“幢塔”、“墓塔”等一些当时人们对这种刻石的称
　　谓。这表明了这类幢石，是经幢与砖制墓塔融合、演变的产物，它的材质虽然仍为石质，但
　　形制上愈来愈接近于砖制的浮图，如房山云居寺。门头沟戒台寺、潭柘寺现存的几座石幢塔
　　，或作密檐，或仿刻门窗，或浮雕、线刻人物、花卉图案，俨然一袖珍式墓塔。
　　在这类墓幢中，佛教经文往往退居次要地位，八面施刻的幢身，经文仅占一到二面。或干脆不施刻经文，全部刻写墓主的生平、事业，这类刻文称为“塔铭”或“塔记”。其实，从文体的角度上看，这类铭、记与墓志、碑文几乎毫无二致，也是先序(散文)后铭(韵文)，首叙于地面上的圹铭或墓志。
　　《图志》所收墓幢的墓主们，均系僧人或檀越(佛教徒)，而发现的地点也多是在寺庙遗址。因此，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墓幢石刻是否仅为佛教徒所用？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类幢形石刻，在辽金时期，曾经被社会广泛使用，甚至形成了一种时尚，不独为佛教信徒所使用。如辽重熙五年(一Ｏ三六年)《张嗣甫墓志》中，便有在张的茔地上“乃建灵塔，影复尘沾，愿往生于静土”的记载。张嗣甫凭祖荫入仕，十五岁亡于家中，而墓内有志，墓上树幢塔，可见墓幢使用之广。
　　北京丰台区郭公庄大葆台一号汉墓的南部封土内，曾出土了一件墓幢，幢五面竖刻《归命同大悲心陀罗尼》梵文经，一面篆书两行竖刻“大金故承信校尉守玉田县醋务都监大公墓”十八字，后镌墓主之弟“武德将军守单州单父县令大邦基立石”。此石铭文分三部分，行文简括：首题可代圹铭，末尾则可纪年并记立石之人，经文则为逝者祈福，推测应是立于墓主茔前具有“多种功能”的刻石。它表明了金代中晚期社会上丧葬形式中世俗与宗教的结合，也是时人们在茔地上建幢塔祈福纪事，已成风气。
　　房山区城关镇曾出土了一块泰和三年（1203)刊制的《崔宪墓志》，该志由墓主之孙所撰，
　　而当时著名的文人赵秉文也撰了一篇墓铭，铭文中说墓主“世系载先茔幢，事业载圹铭”，
　　明确指出崔氏家族的茔地树有幢形石刻，而铭文的内容是记载一族的“世系”。
　　既然这种刻石被当时社会普遍使用，数量肯定很多，但为什么今天十分少见，而所见的多是经幢和僧人的幢塔呢？主要原因也许只有一个：立于坟地的幢石，随着世事的变迁和近代土地的开发利用，逐年损毁消失了，而存于寺院的幢石，则在一种“群体保护”的优势下，而有少数的“幸存者”。
　　经幢、墓幢，皆源于佛教文化，但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前者逐渐为系统的刻经所取代，后者则在形式和文体上吸收了墓塔和碑志的许多内容，成为一种独具特点的刻石，以多元的角度，反映出辽金两代北京地区的宗教文化、社会现实。
　　
　　北京辽金石刻以其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足以代表辽、金两代石刻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石刻资料，是经过几代研究者辛勤采摭、认真整理，才得以保存、流布的。进一步保护好这些刻石，对这些石刻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考释并编纂出版，为今后深入进行辽、金史研究和契丹、女真史研究，无疑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在查阅辽金石刻相关资料时，有一件事令感慨不已：七十年前，爱新觉罗?溥儒先生编
　　写《上方山志》时，他在房山上方山天开寺院内曾采录了十通金代碑石的录文，编入志书。
　　而此次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十通刻石仅存三通，且多已残泐不堪，而其中包括记载有
　　海陵王完颜亮的一首佚诗的遐龄益寿禅师塔幢，也早已迷失。仅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七件
　　宝贵的石刻便消失了，这不能不使文博工作者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加倍努力，以便采取有效
　　的措施来保护这些文物，抢救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
　　
　　
　　［注 释］
　　
　　①其中，房山辽金刻经，数以千计，且保存完好，因同属经版类，故归为一种，不
　　单独计算。
　　②如《金史?韩昉传》载： 昉曾“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代称之”。该碑元初
　　尚存于中都南城丰宜门外。齐心先生在《辽丁氏两方墓志考》一文中曾引元人史藉述其大略
　　，称贤作《读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武元皇帝平辽碑》诗颂曰：“金太祖武元皇帝平辽碑在南
　　城丰宜门外，金史臣韩昉撰，宇文虚中书。”诗云：“十丈丰碑势倚空，风云犹忆下辽东
　　。百年功业秦皇帝，一代文章太史公……”。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四《和人黄龙岗怀古
　　》诗中有“睿德神功无籍在，土花封合御园碑”之句。李文田在笺注中说：“燕都南御园，
　　有金源氏武元皇帝睿德神功碑，俗呼‘御花碑’。”诵芬室丛刊本《金台集》第二亦有“金
　　太祖武元皇帝平辽碑，在南城丰宜门外，金史臣韩昉撰文、宇文虚中书。”可见如此有名
　　的丰碑，今天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遑论其它刻石！
　　③《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徐自强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
　　京第一版。
　　④其中包括本《图志》新辑入的辽金石刻数十种。
　　⑤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⑥见周峰《辽代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铭考释》(载《北京文博》二OO二年第三期)。
　　⑦齐心《辽丁氏两方墓志考》(载《考古》一九八八年第七期)
　　⑧见《金史?哀宗本纪》。
　　⑨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引言》，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⑩启功《启功丛稿》，二四九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
　　B11启功《论书绝句》第七十二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版。
　　B12《金文最序》，见张金吾纂《金文最》，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版。
　　B13赵秉文《孝义县丞崔公墓铭》，四部丛刊本《闲闲老人滏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