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痣药水哪个牌子好:人格和爱的霹雳：翻译巨匠傅雷的遗书

没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在一个恐惧满布、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神情傲岸的片区警察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几乎所有傅的亲属、朋友都痛悼傅的英年早逝，谴责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仿佛最后的几年不过是死神在挑选吉日。

　　1957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达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再也无法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家见到夫人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个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就这样，当第二天上午，女佣周菊娣按时为他打扫卧房，发现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的译匠没有起床，他已经永远地睡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9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四，旧挂表(铜)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600元，请交还。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做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拔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现在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她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练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阿，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让我们回顾一下她在1966年9月2日的下午，也就是她在辞别这个世界时所留给我们的最后信息。

那时去意已决。面对红卫兵抄家之后满地的狼藉，她对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她是要体面地死去。

　　大约在晚上8点左右的样子，夫妇俩吃晚饭，朱对周说：“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曾无数次地看过傅雷遗书的影印件，但每次面对结尾的签名时，我都要问自己：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的亲笔题写？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一双女人之手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签在丈夫的后面时那滴血的战栗。

　　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三十四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对朱来说，她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朱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还有一位女子，不得不记录如下。那就是江小燕。

　　这个傅译名著的普通爱好者，这个与傅家非亲非故的无名女子，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钢琴老师的家里获悉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就立刻变得内心不安起来。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存留尸骨，就毅然决定了自己的营救行动。她瞒过父母，一脸忧戚，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以礼敬拜，一切安顿就绪，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含辛茹苦、粗衣疏食的悲惨生活。

　　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祖国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干妹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小燕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但这个婵娟式的女子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了。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一片树叶落入深秋的荒原，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