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痣港台 ktv版 dj:鲜为人知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影子集团操纵世界55年(图)

　　从1954年荷兰乌斯特比克小镇的彼德伯格酒店开始，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们每年都有一次秘密集会，讨论世界政治、经济大事，谋划世界未来。在他们超过50年的会议历程里，新闻媒体从来都没有被允许出席，与会者的决议从来没有被公开过，会议日程也从来没有被公诸于众。

　　

　　本文摘自：《彼德伯格俱乐部》  作者：[加]丹尼尔·伊斯图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从1954年荷兰乌斯特比克小镇的彼德伯格酒店开始，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们每年都有一次秘密集会，讨论世界政治、经济大事，谋划世界未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彼德伯格拒绝亚洲人和拉美人参加。在彼德伯格会议上，记者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本书作者丹尼尔•伊斯图林，是国际著名调研记者，秘密追踪彼德伯格集团超过15年，不惜以身犯险闯入充满秘密的隐匿世界，向我们揭示了前所未闻的世界真相。

　　丹尼尔•伊斯图林：出生于俄罗斯，其祖父为前苏联克格勃上校，父亲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后被判刑入狱。伊斯图林于1980年被前苏联驱逐出境，流落加拿大，后居住在西班牙。持续跟踪研究彼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长达15年

　　引子

　　时间：1954年5月29-31日

　　地点：荷兰小镇乌斯特比克

　　会址：彼德伯格酒店

　　主办方：荷兰皇室、洛克菲勒家族

　　与会者：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们

　　第一次彼德伯格会议便这样召开了。整个周末，他们都在讨论世界的未来。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决定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以便交流思想，分析国际事务。他们把自己称作“彼德伯格俱乐部”。从那以后，他们每年都在世界某地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举行会议，谋划人类的未来。在这些经过精挑细选的俱乐部成员中，有比尔·克林顿、保罗·沃尔福威茨、亨利·基辛格、戴维·洛克菲勒、茲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托尼·布莱尔，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商人、政治家、银行家。

　　不过，在他们超过50年的会议历程里，新闻媒体从来都没有被允许出席，与会者的决议从来没有被公开过，会议日程也从来没有被公诸于众。彼德伯格俱乐部的首脑们认为，这种保密是必要的——与会人士在讨论中可以自由言论而不用担心被记录或是被公开。否则的话——彼德伯格成员声称，他们将被迫采用适合媒体的语言。毫无疑问，保密让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可以更自如地讨论。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们在会议上都说了些什么？

　　任何现代民主体制都保护隐私，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政治首脑和最富有的商业领袖们会晤的时候，公众难道没有权利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如果他们不被允许知道他们的代表在彼德伯格秘密会议上都说些什么，那么，公民们能用什么来保证，彼德伯格俱乐部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游说、做交易的中心？为什么所有报纸都可以在头版讨论丹佛经济论坛和G8会议呢，成千上万的记者出席——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媒体）报道过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每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的人中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比如戴姆勒·克莱斯勒、可口可乐、英国石油公司（BP）、大通·曼哈顿银行、美国运通公司、高盛、微软，美国副总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北约秘书长、美国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们、欧洲各国的总理们、反对党的领袖们、全世界处于领导地位的各大报刊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编辑们。尽管有这样重大的新闻素材，却没有任何报道。

　　主流媒体竟然没有一个认为有如此人物参加的会议有新闻价值，这肯定很让人难以理解。要知道，这些人的财富甚至远远超过所有美国人财富的总和，通常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任何出行活动都会成为电视的头条新闻。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谜题。15年前，这个谜题让我开始了我的调查之旅。而今，这已成为了我一生的事业。一个接一个地，我慢慢地锲入包裹着彼德伯格俱乐部的重重秘密。不过，如果没有“集团”内外那些有良知的反对者（他们有的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的帮助，我是无法完成这些的。我向他们奉上我最深挚的感激——是他们所给予的无价的情报，促成了现在这本书。读者朋友一定明白，为了保护他们，我不能提及这些真正的英雄的名字，我只能对他们表示谢意，是他们帮助我发现了彼德伯格成员们在召开年度会议的豪华酒店紧闭的门后都说了些什么。

　　在我们走进这个举世无双的俱乐部之前，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正如没有任何人是绝对的“好人”一样，同样也没有任何人或者组织是绝对“邪恶”的。这个世界上有权势的人中，还是有人遵循高尚的理想、原则和信仰，而不为我在本书里所写的那些施行秘密操纵的俱乐部及其爪牙们所左右的。彼德伯格俱乐部最初的成员们所做的 “让世界更美好”的努力是基于他们的专制，仿佛“父亲”总是最睿智的那样。这与罗马天主教教义中的家长制模式很类似。

　　不幸的是，看起来彼德伯格俱乐部已经超越了它的理想初衷，而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影子政府。他们每年都秘密聚会，来决定如何执行他们的计划。他们威胁要夺走我们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这在其他的历史时期仅仅只能是若干邪恶的念头，但由于电信的发展、因特网迅捷深远的影响，加上行为工程学操纵个人行为的新方法，这些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使上述念头越来越容易地变成令人嫌恶的现实。

　　每一步新举措，从它自身来看，似乎都只是轻微的僭越一点点，但持续不断的所有这些改变就造就了完完全全的奴役。这就是为什么，是该看看幕后的一切的时候了。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在这里，我们所要选择的道路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如果我们希望保有我们的父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历经战火所得来的自由，我们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同类们的真实目的和行动。

　　上帝是无法将我们从这个为我们而设的“新黑暗时代”“黑暗时代”指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历史；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西欧进入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译者注中救赎出来的。要靠我们自己！21世纪，我们的世界，是自由，还是为电子警察所操纵，就取决于我们现在要采取的行动。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些深藏的秘密，就永远也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

　　第三章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建立

　　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秘密俱乐部，在那里，总统、总理、国际银行家以及将军们摩肩接踵；优雅的王室成员女伴确保所有人都和睦共处；那里的人发动战争、操纵市场、控制欧洲；说着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说的话。这就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它是世界上所有组织中最为机密的一个。之所以没有人愿意打破这个组织所共谋的静默或者站出来揭露它的原因，在法国广播播音员斯瑞·塞贡札克的话里可以找到：“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太有权势了，他们无所不在，所以不会暴露。”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秘密激发了诸如罗伯特·鲁德鲁姆、盖伊尔·林德斯等小说家的想象力。他们书中秘密组织的原型就是基于彼德伯格俱乐部已公开的一些事实。这些小说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当世界范围内某个政体需要更迭 ——无论这是基于支持某个福利国家的需要，或是改变不稳定的资本流向——只有权力掮客们的某个世界组织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并把它列在了他们的会议日程上，它才会发生。

　　荷兰亲王本·哈德相信，如果负责任且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能够在他们公开的姿态背后实际控制世界事务，那么，严重的经济下滑，比如“大萧条”，是可以避免的。出于这个原因，1954年，他被授命组织那些“志趣相投”的代表们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些代表来自世界经济、政治、工业、军事领域的所有方面。1954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他们在荷兰乌斯特比克的彼德伯格酒店开会。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同意成立一个秘密团体。

　　大部分的报告称，最初的成员在酒店订立公约之后，把他们的联盟称作彼德伯格俱乐部。然而，作家吉欧格斯·C·海顿发现，这位德国出生的本·哈德亲王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曾是德国党卫军的一名军官，同时也是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某附属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在海顿的著作《强奸宪法》、《自由之死》里，他声称，本·哈德亲王在公司管理中利用他的纳粹历史，鼓励“超级秘密决策集团”成员称他们自己为彼德伯格俱乐部，以纪念法本公司高层倡议组建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二战德国纳粹盖世太保总管，曾妄想取代希特勒，被希特勒下令逮捕。希姆莱逃窜过程中被盟军俘获，服毒自杀。——编者注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由一些创造财富的精英所组成，从希特勒早期受欢迎开始，一直到纳粹德国失败而解散。他们为希姆莱在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中所给予的保护而回报其大笔的酬劳。战后，当本·哈德亲王成为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荷英企业集团）首脑后，荷兰皇室小心地将亲王的这段背景隐瞒起来。今天，这家富有的欧洲石油公司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圈内成员之一。

　　在1954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制定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目标和任务。据一个观察家称，他们的口吻是一贯的：“彼德伯格所有会议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产生‘精英意志’，就联合统治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达成一致。北约组织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颠覆的主要基础，因为该组织可以为他们的‘永久战争’计划提供舞台，或者至少让他们可以使用‘核讹诈’政策。”

　　当我们一层层揭开这个秘密，把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真实目的（碰巧这些对于当时的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将军来说，实在是再明白不过了）大白于天下之时，我会详细讲述这一切的。

　　政治研究员罗杰·曼尼威在他1967年10月的时事通讯——《法国外交政策》里，分析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和戴高乐的关系。他的研究报告观点从一开始就令人震惊：“所有法国与彼德伯格俱乐部有关的人，比如乔治·彭皮杜、安东那·比内，以及盖伊· 莫勒这些打压派，都是查尔斯·戴高乐核政策的强烈反对者。”彭皮杜是总理，比内和莫勒都是法国政府的部长。

　　彼德伯格俱乐部为什么如此呢？因为集团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核威慑为攻城槌，对付那些不服从的国家，把欧洲自由国家的主权交给由彼德伯格俱乐部控制的英美世界政府。为了控制欧洲，即使法国的核力量是遏制苏联核威慑的关键力量，消除法国的核威胁仍然是必须的。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古居尔写道：“戴高乐必须在欧洲建立起无可争议的实力地位，来对付英国以新世界帝国主义秩序为目的的自由贸易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必须成为世界三极中的一极，而不只是欧洲大教堂里的一根柱子的原因”。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从1954年以来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将所有分歧都统一于美国和欧洲那些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举例来说，1955年彼德伯格会议总报告的第7页赫然写道：“消除西欧各国与美国的误解以及可能的猜疑，以面对一切困扰世界的危险。”

　　1954年以来，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代表了所有西方国家的精英和财富——金融家、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跨国公司商业领袖、总统、总理、财政部长、国务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世界传媒集团的总裁、军队的首脑。

　　2005年9月，为了消弭对彼德伯格俱乐部一桩阴谋的指责，集团73岁的主席艾蒂纳·达维格农子爵史无前例地会晤了BBC的比尔·海顿。会见中，他表达了集团秘密会议的初始目的：“我只是想，那些有影响的人喜欢与同样有影响的人在一个他们可以自由交流的论坛交流。在这里，他们可以审视各自的观点，没有批评家和公众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争论。”达维格农否认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想要建立全球统治阶层， “因为我不相信有这样一个全球统治阶层的存在”。相反，他声称，“商业影响社会，政治影响社会——这都很平常。并不是商业要和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们竞争世界的领导权”。

　　战争通常因为拓展疆域而起，但是在现在这个全球性的时代，商业和政治共同决定着国家存亡，这其中，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不管彼德伯格俱乐部主席说什么，有一点毫无疑问——该集团用经济控制着世界贸易。实际情况是：公众对他们每年举行的会议并不知情。他们秘密聚会，讨论全球战略，在广泛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保密令人怀疑。而我的目的，就是揭开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秘密，昭示这个秘密的世界领导人和连锁机构的俱乐部，是如何试图通过他们所操纵的、由美国为管理者的“国际法”，使所有自由国家屈从于他们的游戏规则的。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经营”着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因此可以决定贴现率、货币供应水平、利率、黄金价格，以及哪些国家能够得到贷款。通过控制商业链条上的货币和流动，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为他们自己赚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是“钱”和对权力的贪欲驱使着他们。

　　自艾森豪威尔之后，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他们并不全都亲自参加会议，但都会派出各自的代表。和大多数英国政府的主要成员一样，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是又一个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甚至一贯高姿态的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是该集团的成员。之前，被集团邀请的人还有，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约翰·克里、美林达和比尔·盖茨、理查德·珀尔等。

　　彼德伯格的成员还包括那些控制着你的视野和阅读的人——比如传媒界的戴维·洛克菲勒、臭名昭著的康拉德·布莱克（他之前拥有从《耶路撒冷邮报》到加拿大最新的《国家邮报》等超过440家媒体出版机构）、埃德加·布隆夫曼、鲁珀特·默多克，以及维亚康姆集团（国际传媒集团，涉及几乎所有传媒主要产业领域）首席执行官萨默尔·雷德斯通。是他们保护着这个秘密集团的秘密，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彼德伯格”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很新鲜的原因。

　　不论你看哪里——政府、大商业机构，任何其他谋求形式权力的机构——他们实行控制的关键就是保密。所有会议，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议、G8会议、世贸组织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各国央行会议、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欧盟峰会、政府内阁会议，以及数不清的智囊团会议等等，都是在紧闭的大门之后举行的。这样做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让你和我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那条为了掩盖事实的著名借口——“这不符合公众的利益”—— 真实的意义是，如果公众获悉他们在讨论什么，决定什么，这就不符合那些权力机构的利益。

　　除了这些通常的不情愿举行公开会议的理由之外，保密原则还出于论坛和会议自身考虑。比如，总的来说，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会议举行的地点，更不用说他们在会议上计划什么、讨论什么了。每年1、2月间在丹佛举行世界经济论坛，四五月间举行彼德伯格会议和G8会议，九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和世界银行会议。出现了某种国际共识，这个共识为一个又一个会议所沿用。但这并不是哪个会议发起的。（不过）这个共识成了G8会议经济公告的基础背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阿根廷会议内容调整后，这一共识即被同时通知与会者；这也是美国总统向国会提案时的共识。

　　根据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1989年会议文件草案，首次会议“产生于大西洋两岸诸多领导人，对西欧和北美没有像他们本该做的那样，在关键的重要事务上紧密合作而表示的关注。彼德伯格认为，定期的、没有记录的讨论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战后的困难时期，以及影响西方国家的复杂力量和主要趋势”。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个家族中的主要成员，罗斯柴尔德勋爵和劳伦斯·洛克菲勒，为了使欧洲区域化的秘密目的，亲自挑选了100位世界精英。根据目前已卸任的菲亚特公司领袖乔瓦尼·阿涅利所说的那样，“整合欧洲是我们的目标，在政治家们失败的地方，我们企业家希望获取成功”。

　　伦敦《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参加了1997年的彼德伯格会议，他说：“这里不制定政策，全是讨论，有些只是普通的陈词滥调，但会议就制定世界政策的基础背景形成了共识。”

　　据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创始人、荷兰亲王本·哈德授权的传记记载（该传记的作者是阿尔登·哈奇），每一个彼德伯格会议的与会者都被“神奇地免除了公务”，来参加会议。他们成为“在会议期间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本·哈德亲王逝世于 2004年，他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的父亲，也是英国菲利普亲王的密友。“当这些构成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表从彼德伯格会议离开时，”亲王说，“他们带着集团的共识。具有无上权力的彼德伯格俱乐部，试图通过成员的讨论解决分歧，以达成一致，并因而当然地对出席会议的成员拥有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从彼德伯格会议闭幕时起，所有那些在每年彼德伯格会议上讨论达成的各个领域里的共识，就被这些在政治和商业上强力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主流媒体不遗余力地宣扬开来；与此同时，这些共识也成为驾驭那些显然是不同派别的国际力量的共同政策。一切似乎看来都“仿佛出于偶然”。

　　会议概要

　　尽管有很多公司曾经尝试过，但没人能买到会议入场券。彼德伯格俱乐部指导委员会决定被邀请人 ——伦敦《卫报》的称呼很恰当：“彼德伯格人”。这些人的资格在秘密会议的50年时间里，一直都没有改变。从本质来说，他们在寻找热衷于统一世界秩序的人，一个费边式社会主义者——费边主义者坚信他们所说的“对社会一切活动的民主控制”。核心的字眼是控制。通过世界政府来实现最佳的、对个体的控制。

　　根据我在该指导委员会内部的消息人士称：“被邀请者必须独自前来；不能带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个人助理即全副武装的保镖，通常都是前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MI6）的人。——译者注不能出席会议，吃饭也必须在不同的厅。即使是戴维·洛克菲勒的私人助理都不能和他一起吃午饭。与会者绝对禁止接受记者采访。”

　　为了保证会议的隐秘氛围，彼德伯格人在会议期间（通常3到4天）租用一家酒店，整座建筑里的所有其他客人都会被中央情报局和当地的秘密机构清走，以确保会议代表完完全全的隐秘和安全。会议酒店的所有图纸都被列为机密，工作人员也将被彻底甄别—— 质询他们的忠诚度、核实他们的背景、调查他们的政治倾向。所有可疑人员在会议期间都被排除调开。

　　1998年会议期间，“每辆配送的车辆都被带着警犬，身着黑色作战服的警察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彻查，然后被护送去往酒店的入口。全副武装的军警在周围的树林里出没，入口处的守卫都是方下颌，戴着秘密工作使用的耳机。任何无力控制这个星球的人指非彼德伯格会议代表。——译者注接近酒店都被拦了回去。”

　　东道主国家的政府负责所有与会者及其随从的安全。为了保护这些权势精英的融洽和秘密，他们不惜动用军队、情报机构、国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卫。与会者不用遵从东道国的现有法律法规，比如必须通关检验、携带适当的身份证明（比如护照）。这些对彼德伯格人都不作要求。他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任何不在“准予进入人员名单”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这些精英们通常带着自己的厨师、侍应、秘书、接线员、勤杂工、保洁人员以及安全人员。

　　比如，2004年的会议就是在斯特雷萨的波罗米斯大酒店举行。酒店有 “174个忠实再现了‘美好时代’时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法国巴黎当时歌舞升平，盛况空前。——译者注风格的房间；神圣罗马帝国时代或者 Maggiolini风格的建筑结构，加上花团锦簇的窗帘，温暖斑斓的色彩，Murano意大利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小岛，以生产玻璃制品著称。——编者注的吊灯，更为这种风格增色。大多数朝向湖水的房间都有独立的阳台，所有的浴室都有一个旋涡式泳池，地上铺着意大利大理石。套间里富丽堂皇——令人引以为傲的精致艺术品，嵌饰的房顶、雕塑、巨大的旋涡式浴室。皇室套间里除此之外还有独立的淋浴”。

　　代表们的住宿费用都由彼德伯格俱乐部支付，每个房间通常为1200欧元。米芝莲三星主厨准备饭食。事实上，选择酒店的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该酒店是否有最著名的厨师。另外一个标准是该城市的规模（通常是一个小镇，远离大都市的聚光灯和好奇的民众）。小镇还有额外的优势——那些私人助理可以带着枪，全面监控每一个人而不会被人质疑。电话、房间服务以及洗衣费用由与会者自己支付。

　　2003年，凡尔赛特里亚农宫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三天里，戴维·洛克菲勒电话费达到 14000欧元。根据同样是一位彼德伯格人的消息人士所说，四天“全球主义者的节日”账单高达1000万欧元并不夸张。这比保护美国总统或是做国际访问的教皇的花费要多得多。当然，没有什么总统或是教皇比彼德伯格俱乐部更重要。

　　会议通常有四次——两次在早上，两次在下午。周六除外，那天只有早上开会。周六中午到下午3点，彼德伯格人在他们的私人助理陪伴下打高尔夫、游泳、乘事先预备好的游艇或是直升机游览。

　　会场座席按字母表顺序循环排列。第一年翁贝托·阿格涅利（现已卸任的菲亚特主席）坐第一排，第二年德国邮政世界网络公司及德国电信的主席克劳斯·祖文克尔就可能坐他的位置。

　　每个国家派一个代表团，通常有三个人：一名企业家或商业领袖、一名高层部长或议员、一名居于主导地位的报刊主编或公共知识分子。美国由于它的经济规模而拥有最多的与会者。小一点的国家，比如希腊和丹麦，只有两个席位。会议通常最多有130名代表，其中，三分之二的与会者来自欧洲，剩余的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全球主义者属于实力略逊的姐妹组织——三边委员会。）

　　三分之一的代表来自政府和其他政治机构，剩下的三分之二来自企业、金融、教育、人力资源及通信行业。大多数的代表都英语流利，同时还会说法语。彼德伯格规则的演进

　　从一开始，彼德伯格俱乐部就由一个小型核心领导。这个核心从1954年以来一直由“智者”组成的委员会任命。该委员会由欧洲人担任主席，欧洲和美国各出一名秘书长，还有一人负责财务。根据彼德伯格非官方的媒体报道，每年的邀请只发给那些“重要的、令人尊敬的人。藉由这些人的智慧、个人交往以及在国内外事务中的影响，能够扩大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目标和资源”。

　　彼德伯格会议所遵循的章程是1919年在凡尔赛巴黎和平会议之后，由位于查塔姆大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制订的。“查塔姆大厦”通常都是指查塔姆研究院本身，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英国君主政体外事政策的执行机构。根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规定：“按照查塔姆研究院的章程所举办的会议或其中部分会议，与会者可以自由使用所得到的信息，但发言者以及其他与会者的身份及属地不得公开；也不得提及该信息来源于本研究院的某次会议。”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创始人们以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定为基础，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人们以个人身份表达观点。这些观点可以不代表他所在的组织，从而鼓励自由讨论。“如果不用担心因公开引用他们的话而影响他们的名誉或引发牵连，人们通常会觉得更放松。”

　　2002 年，应用该规则得到了批准，而且措辞更为严格：“查塔姆研究院的会议可以‘记录’，或是遵循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定。在后一种情况下，同意某会议或是其部分会议内容应该严格保密并遵从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则，以助于发言者自由讨论。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定确保‘大墙’之内发言的匿名性，以达成更好的国际关系。如有违犯，查塔姆研究院将予以惩戒。”

　　彼德伯格俱乐部将这一着重强调的规定铭记于心。尽管与会者宣誓他们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其各自的官方政府代表，参加集团的年度会议，这种确认仍然不尽可信——尤其是如果你将查塔姆研究院的规定与美国的洛根法案进行比较的话（更是如此）。后者认为，选举产生的官员秘密会见有影响的商业高层以讨论或是设计公共政策，绝对是非法的。

　　洛根法案意图禁止未经授权的美国公民干涉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间关系。不过在该法案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中，看来还没有基于违反该法案的起诉。但是，有很多司法程序参考过该法案，所以，以该法案作为政治武器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

　　这并不是说，私人身份的公民如果访问或干涉外国，能够逃脱所有干系。他们不能非法出口或者出卖武器，当然，除非他们属于中央情报局。如果是这样，他们不仅能够从非法的武器和毒品买卖中获利，还能干涉独立国家的秘密事务。

　　那些蔑视洛根法案，参加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人有：艾伦·杜勒斯（来自中央情报局）、威廉· 富布赖特参议员（来自阿肯色州，罗德学者）；迪安·艾奇逊（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纳尔逊·洛克菲勒；杰拉德·福特（前总统）；亨利·J海因茨二世（亨氏食品主席）；托马斯·L休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前世界银行主席）；威廉·P邦迪（前福特基金会主席，《外交事务周刊》外交关系委员会社论撰稿人）；约翰·J麦克劳伊（前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乔治·F凯南（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保罗·H尼采（施罗德银行代表）；罗伯特·O安德森（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主席，阿斯本人文研究院院长）；约翰·D洛克菲勒四世（前西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参议员）；赛勒斯·万斯（卡特总统的国务卿）；尤金·布莱克（前世界银行主席）；约瑟夫·约翰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亨利·福特三世（福特汽车公司掌门人）；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将军（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后来的西点军校校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三边委员会的创始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曾经的北约司令官，亨利·基辛格的前助理，后担任里根总统的国务卿）；以及詹姆斯·洛克菲勒（美国花旗银行主席）。

　　彼德伯格的会议通常很坦率，但并不总是能够达成共识。在过去的几年里，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乎都忘记了伊拉克。2003年，那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公开告诉亨利·基辛格：“如果美国人事先告诉他们伊拉克的真相”——入侵的真正原因是控制石油和天然气——也许他们，这些法国人，“就不会在联合国就该问题的决议投赞成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不愚蠢，亨利。”根据这次会议中的我的消息人士称，基辛格沉着脸掉转身，走开了。

　　英国民族主义是彼德伯格的另一个关注点。1998年，在苏格兰特贝里会议上，英国首相托尼· 布莱尔因为没有使英国进入欧洲共同货币区而被像顽童一般训斥。根据研究记者吉姆·塔克的消息，“布莱尔向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保证，英国会加入（共同货币），但由于英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他首先必须解决‘政治问题’”。

　　《焦点报》（一份专注于不确切事件的报纸）1998年5月29日文章报道，一名德国人对布莱尔说，“你是穿裤子的玛吉·撒切尔 ”。这是未经雕琢的暗示——铁娘子撒切尔被她自己的、听命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保守党所抛弃，在那些同样的问题上，其国家元首的位置由杂技演员约翰·梅杰所接任。

　　约翰·威廉姆斯在他的著作《大西洋主义：欧洲安全的阿基里斯之踵——自我认同与群体意志》中写道，一些西方精英出席彼德伯格会议“以完善并强化他们的虚拟共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对银行家和商业大亨好的，对所有其他人都好。所以，为了让人类过得更好，全球化（这种幻象）不可避免”。

　　彼德伯格俱乐部创始人之一、奥托·乌尔夫公司主席及首席执行官奥托·冯·阿麦隆根，非常罕见地描述过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讨论的构成——每次会议是如何确定会议议题（所选问题都有简短的介绍）并随后讨论的。有趣的是，冯·阿麦隆根被当做恢复德国和苏联集团经济关系的纽带。他是波恩驻苏的非正式大使，但他的过去却与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窃取犹太人财富的恶行牵扯不清。

　　参与导演了2001年奥托家族公司电视纪录片的沃纳·鲁吉姆声称，冯·阿麦隆根是纳粹在葡萄牙的间谍，参与过出卖希特勒从所征服的欧洲国家央行劫掠而来的黄金，以及从犹太人那里窃取的股票。鲁吉姆还声称，冯·阿麦隆根从葡萄牙向德国出口钨（一种用来强化步枪和大炮等武器用钢的重要金属）。整个战争期间，葡萄牙是唯一一个与德国进行钨矿贸易的国家。

　　另外两名 2003年彼德伯格会议的英国代表——他们不希望公开身份，解释说，会议的每个专题小组都由1名主持人以及2到3名成员组成。一共有6个“小组”，每组3 人，控制讨论。每组讨论时间将近两小时。大约十分钟的介绍性发言之后，讨论参与者自我决定何时加入讨论，或者举起1、3或者5根手指示意要求发言1、3或者5分钟。发言1分钟的人先说，然后是3分钟和5分钟的。之后是5分钟、3分钟或是2分钟的问题讨论。尽管代表们被要求事先就讨论作一定准备，但没有介绍情况的文件，也没有记录。1月份发布最初的与会者提名名单，3月份确定最终的名单。

　　为了防止渗透，彼德伯格执行委员会提前4个月确定会议的日期，但酒店的名字直到会议开始前一周才宣布。会议开始时，主席重申彼德伯格的程序规则，然后开始议程的第一项内容。彼德伯格会议所有分发给成员的资料都是：“个人的，绝对保密的，不能公开的。”

　　第四章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

　　将每年都参与会议的活跃会员和其他偶尔被邀请的成员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大约有80名成员多年来经常参加会议。被邀请来就其影响领域或专业学术知识做报告的边缘人士，对彼德伯格俱乐部背后的正式构架完全一无所知，而且也完全忽略集团更大的、全球性的目标。有些人被邀请来是因为彼德伯格人认为，那些人也许在他们的全球主义计划里可能成为有用的工具，并在随后帮助其被选举到非常有权势的位置。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的一次性被邀请者，自然被扔到一边了。

　　最戏剧性的“有益补充”的例子，就是籍籍无名的阿肯色州州长比尔· 克林顿。他1991年第一次参加在巴登-巴登举行的彼德伯格会议。在那里，戴维·洛克菲勒告诉克林顿，为什么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是彼德伯格俱乐部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集团需要他就此问题提供支持。第二年，克林顿被选为美国总统，然后——猜猜怎么了？——他成为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强力拥护者。

　　下面的清单着眼于一系列的巧合—— 一些重要领导人出席彼德伯格会议的日期以及随后他们事业变化的时间：

　　比尔·克林顿：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2年获得了民主党提名，并被选举为美国总统。

　　托尼·布莱尔：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4年7月成为党魁，并于1997年被选举为首相。

　　乔治·罗伯逊：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9年8月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

　　罗马诺·普罗迪：1999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9年9月宣誓就职欧盟主席，一直到2005年；2006年，被选为意大利总理。

　　弗朗索瓦·密特朗测试

　　1980年12月10日，彼德伯格“300人委员会”命令，正式起用在法国建国伊始就被弃置的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为法国下届总统。根据约翰·科尔曼的著作《阴谋家集团——300人委员会》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密特朗正被起用，洗去沉疴，重返权力”。

　　密特朗重返权力的讲话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的不支持：“产业资本的发展是反自由的。我们必须终止它。20世纪和21世纪的经济体制将用机器对人类进行压榨，首先表现于核能领域，并已经产生出可怕的结果。”

　　科尔曼的声音也振聋发聩：“密特朗回归爱丽舍宫证明‘300人委员会’强大到足以未卜先知，并运用它的力量或是任何其他的手段，摧毁任何反对力量，使其实际发生。正如密特朗事件那样。在此之前的短暂日子里，他已经被巴黎的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团完全唾弃。”

　　这个和大部分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一起抵制密特朗的，“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力量集团”，就是由让 -玛丽·勒庞领导的、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在法国政治活动中，远在雅克·希拉克总统的苛刻政策之前，国民阵线就一直鼓吹严格的移民控制，并在2005年11 月引发法国失业青年的大骚动。

　　塑造土耳其的未来

　　两名土耳其与会者——土耳其央行行长盖兹·艾舍尔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埃姆·雷萨伊——从1996年彼德伯格王城镇会议归来后四天，土耳其政府倒台了。

　　事出突然，土耳其总理梅苏特·伊尔马兹突然宣布辞职。他的退隐有效地瓦解了由保守党前总理坦苏·奇莱尔领导的真道党与中立的祖国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伊尔马兹的退隐为亲###的繁荣党领导人内吉梅丁·厄尔巴坎重组下届土耳其政府扫清了障碍。这次政府更迭让彼德伯格俱乐部有了一次黄金机遇，向基督教欧洲的软肋施加###教影响，制造种族紧张，从而使该地区保持动荡。

　　葡萄牙行动

　　据消息灵通人士称，2004年意大利斯特雷萨彼德伯格会议提升了大批的葡萄牙成员。那次会议之后，葡萄牙政府领导发生了重大变化。

　　鲜为人知的里斯本市市长佩德罗·M洛佩斯·桑塔纳，忽然被共和国总统任命为总理。

　　前总理约瑟·M杜朗·巴罗佐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主席。

　　议员约瑟·苏格拉底，在爱德华多·费罗·罗德里格斯2003年5月25日辞职后被选为社会党党魁。爱德华多·费罗·罗德里格斯1999年至2000年间，因警方调查十五起案件而卷入一场社会及政治危机。据称，他涉嫌在国营收养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这位与该调查行动关系紧密的消息人士向我确认，危机是由幕后的彼德伯格成员导演的）。苏格拉底2005年成为葡萄牙总理。

　　彼德伯格人的副总统候选人

　　2004年6月，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前竞争对手，约翰·爱德华兹首次参加彼德伯格会议，他看待美国政治的视角给成员们留下深刻印象。之后，被成员们直接选为克里的竞选伙伴。有很多提供消息的人士——我不能公开他们的姓名——都各自证实，会议第二天，在听了约翰·爱德华兹讲述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观点之后，亨利·基辛格致电约翰·克里，内容如下：“约翰，我是亨利。我们找到了你的副总统。”

　　《纽约时代》周刊2004年7月8日的一篇文章，也暗示了这个权力集团的介入：

　　是彼德伯格人选的爱德华兹？

　　今年6月初，大约有120人在意大利斯特雷萨召开的了独一无二的秘密会议——彼德伯格会议。有些人暗示，爱德华兹是由于得到了与会的亨利·基辛格、梅林达· 盖茨以及理查德·A珀尔的欣赏，而助他赢得了克里的欢心。爱德华兹和共和党人拉尔夫·里德在关于美国政治的一次讨论中发言表现非常好，以至于与会者打破彼德伯格戒律，在会议结束前就鼓起掌来。事前，爱德华兹先生曾去过布鲁塞尔会见北约官员，宣传他的外交方略。

　　实力伙伴

　　为了弄明白是谁控制着北约的领导权，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行动或是今天的世界各国军队，你只需要看看那些属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北约秘书长就成了：约瑟夫·伦斯（1971—1984）（括号内时间为任职时间，下同。——编者注）、卡灵顿勋爵（1984—1988）、曼夫雷德·沃纳（1988—1994）、威利·克莱斯（1994—1995）、贾维尔·索拉纳（1995—1999）、罗伯特森勋爵（1999—2004）、夏侯·雅伯将军（2004— ）。有如此的军事联系，有部队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在诸如波斯湾、伊拉克、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科索沃、叙利亚、北朝鲜、阿富汗等地区实施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变得是多么容易。

　　有件事情很有趣，1956年8月，约瑟夫·雷廷格尔在彼德伯格报告第十一页上写道：“集团可能是各种倡议的制造厂，但我们决定，集团不将任何新概念和倡议付诸实施，而是将它们交由某些人或组织去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在1954年会议最后一天的开幕辞上，彼德伯格执行委员会就递交了一份提案（总报告的第8页）：如何使欧洲防务委员会并入北约，以使之成为一个“决策的核心机构，能够采取政治、经济及军事行动”。因此，会议决定，彼德伯格人要通过北约控制欧洲事务。

　　前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以及以色列将军彼得·萨瑟兰（前欧盟委员会委员、高盛及英国石油公司主席）是彼德伯格的活跃会员。2000年，拉姆斯菲尔德和萨瑟兰在瑞士能源公司和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董事会任职，赚了一些钱。由于阿西布朗勃法瑞公司（ABB）向朝鲜出售了两座轻水核反应堆，而使得他们的秘密联盟公之于众。不用说，正在公开宣传其“安全第一”政策的英国石油公司就更不会讲这些了。

　　过去30年里的每一任英国首相，都觉得必须参加彼德伯格会议。事实上，有些人说，彼德伯格俱乐部是军情六处在皇室国际事务研究院指导下的一个真正的创举。“英国情报机构的这个计划，是为了让约瑟夫·雷廷格尔（后来的欧洲行动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能够在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背后，把彼德伯格俱乐部组织成真正的权力掮客。”

　　按照另外一个观察家的说法，“雷廷格尔（耶稣会会士）从美国国务院得到秘密资助，并且一直通过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的头儿托马斯·布雷登，获得大量援助。”

　　约翰·科尔曼在《阴谋集团》中写道，这个主意得自阿拉斯泰尔·布昌（皇室国际事务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圆桌会议成员、特威兹穆尔勋爵的儿子）和邓肯·桑迪斯（卓越的政治家、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女婿）。后者是雷廷格尔的朋友，也是一名耶稣会牧师，还是33等级共济会会员。

　　英国《观察家报》 1963年4月7日作了如下报道：“那些人（彼德伯格人）主张，未来是属于政治家的，他们彼此间流传着这样的话——严肃的国际事务问题太过复杂，因而不能交给那些外交家们。然而，他们讨论的‘保密程度’显示出，他们只是在追求一件事：有效控制世界人民。不过他们把自己精心掩饰起来，将政府职责交到了那些傀儡政客的手中。”

　　事实上，彼德伯格俱乐部也许是1902年成立的英国协作俱乐部（Britain Coefficients Club）的天然外延。彼德伯格俱乐部成立之前半个多世纪的1903年，阿尔弗莱德·米尔纳勋爵在圣阿尔敏斯酒店会议上就他对未来的看法发表讲话。在那个会议上，米尔纳强调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必须实行精英统治——不是指特权，而是基于对世界的了解和必要的目的性——否则人类最终将会失败…… 这在民主政体来说是尤其困难的。如果整个人类能够拥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和那些创造性的、我们所期盼的自由，那么实现更好、更有活力的社会类型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如果现在，那些拥有权力、闲暇和自由来应对富于想象力的诉求的人们，不能赢得集体的自我发展，那整个人类都无法做到。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直接的冲突。我们了解人类的行为方式，以及人类隐藏在假面背后的内心深处，所以我们能够击败民主政治。

　　在当今这个权力被分散的社会，我们需要在众多当权者、智者、企业家和有影响力的人中进行有建设性的、富于想象力的工作，以造就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自觉的、开放的、虔诚的精英文化。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事务所必须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我认为人类的进步，不该是一群粗鄙的、为基本需求所左右的头脑的自发产物，而应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自然结果——它所针对的就是人类复杂的相互依存性、被解放的能量与求知欲、闲暇时的举止、为文学和艺术所再造的情感和动机。

　　回顾一下意大利企业家、已故的菲亚特主席乔万尼·阿涅利曾经说过的话，就能更通透地理解米尔纳勋爵的话：“统一欧洲是我们的目标，在政治家们失败的地方，我们企业家希望能够获得成功。”事实上，他们成功了。

　　如果军情六处需要一张皇室的面孔来给彼德伯格俱乐部公开的支持，以提升它的行动可能性，那么以和欧洲皇室以及众多顶尖企业家关系密切而闻名的荷兰亲王本·哈德，就是最理想的联系人，所以表面看来他被任命为彼德伯格俱乐部“外交”主席了，但实际上，集团的幕后控制人一直是雷廷格尔。在他1960年6月12日逝世前一直如此。

　　1957年，丹尼斯·希利开始成为彼德伯格会议领导人。身为英国人的希利是“欧洲行动”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该组织的目的是增进美国和欧洲政治家、商人、顶级官僚和军队领导人的相互理解与合作）。集团从一个设在纽约的、名为“统一欧洲之美国委员会”的组织得到资金支持。希利那时对此并不知情，只知道集团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前沿机构，其领导人包括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战时领导人唐纳文将军，当时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以及无所不在的艾伦·杜勒斯。希利后来被任命为英国国防大臣和财政大臣，权力仅次于首相。

　　许多人认为，我是在把一系列著名的巧合联系起来，从中发现阴谋。也许吧。但巧合实在太多了。

　　第五章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目的

　　彼德伯格人在追寻后国家主义时代——没有国家，只有为世界价值所匡正的全球区域的时代。这就是说，全球只有一种经济，一个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人为精心挑选出的），一种宗教。为确保他们达成这些目标，彼德伯格人专注于“伟大的技术手段而很少在意代表大众”。

　　——威廉姆·夏农

　　彼德伯格俱乐部主要担心有组织的对抗。集团成员们不希望世界上的普通民众知道他们在为世界的未来计划着什么：主要来说，就是一个世界政府（世界公司），它拥有单一的全球市场，由一支“世界军队”守卫，由一个“世界银行”控制财政，使用单一全球货币。

　　彼德伯格人想要如何实现他们一个世界的愿景，内容都罗列在下面的“期望清单”里：

　　一个国际身份。他们试图通过向国际组织授权，以内部颠覆的方式，彻底摧毁所有国家身份，建立一整套世界价值标准。未来再不许有别的标准存在。

　　对民众的中央集权控制。通过对头脑的控制，他们计划引导全人类遵从他们的意愿。兹比格涅夫· 布热津斯基的著作《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科技时代的角色》中对该计划蓝图的描写令人不寒而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简历令人印象深刻：1953年在哈佛获得了博士学位；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三边委员会创始人之一；卡特总统时期任国家安全顾问；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专责小组的联席主席。他还是亨利·基辛格的亲密伙伴，以出席过数次彼德伯格会议而闻名。他预计，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没有中产阶级，只有统治者和仆役。

　　一个零增长的社会。在后工业化时代，需要以零增长来消灭大众财富残余。如果有财富，就会有进步。财富和进步使得执行压制不再可能，而如果你希望将社会划分成所有者和奴隶的话，你就必须压制。终结财富将终结核能电力及工业化生产（除了计算机和服务业之外）。加拿大和美国剩余的工业将转移至诸如###、秘鲁、厄瓜多尔、尼加拉瓜这样的贫困国家（这里的劳动力很便宜）。这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实现了。

　　一种永久的失衡状态。人为制造危机将使民众不断受到胁迫——肌体上、精神上、感情上——使得永久的失衡状态成为可能。民众将太过疲惫、虚弱而无力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困惑、消沉，以至于“面对众多选择，却总是漠然视之”。

　　对教育的中央集权控制。欧洲共同体、“美洲联盟”和未来的亚洲联盟，他们寻求对教育的更强力的总体控制的原因就是，允许倡导一个世界理念的全球主义者，将世界真实的过去彻底灭绝。他们的努力正孕育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今天的年轻人几乎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个体的自由，以及自由的意义。以全球主义者的观点，这种安排将简化教纲。

　　对所有国内外政策的中央集权控制。美国确实影响了整个世界。现在，彼德伯格人看来要做些事来控制美国总统和他的政策了。加拿大为了保持它自己的主权，正按美国的需要前进。欧洲现在当然是受欧洲共同体的共识影响。

　　向联合国授权。他们计划利用现成的联合国，使之先从法律上成为世界的政府，并对“世界公民”直接征收联合国税，然后再从事实上做到这一点。

　　西方贸易集团。通过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至整个西半球（包括南美洲），最终形成与欧盟类似的“美洲联盟”。

　　扩张北约。就如同联合国现在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一样，由联合国在全球更多的动荡地区进行干涉，而北约则作为联合国的世界军队。

　　单一司法体系。国际法庭成为世界的唯一司法体系。

　　单一社会福利状态。彼德伯格人幻想一种单一的社会福利状态——顺从的奴隶得到补偿，不听话的就被消灭。

　　彼德伯格俱乐部有力量在世界任何国家施加影响，执行他们的政策。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触角有多长了——他们试图控制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理，自由世界的所有主要新闻媒体机构，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及其货币供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所有和联合国有关的渠道。拥有如此的联系网络，他们能摧毁任何事物——无论大小，只要是妨碍他们创造统一世界的新秩序。我将通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的例证来展示这一点。

　　例如，在《冒险与极端分子》（Picador出版社，2001）一书中，乔恩·龙森描述了在马岛战争中，英国政府是如何要求对阿根廷实行国际制裁，但被拒绝的。“在挪威辛迪夫佐特的彼德伯格会议上，英国石油公司的戴维·欧文站出来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赞同进行制裁。然后，这席话就让很多人改变了念头。我可以肯定，各国外交部长回到自己的国家，向他们的上司讲述了戴维·欧文的话。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制裁被实施了。”

　　可是，这个简单又美丽的国际各国合作的故事却极少有详尽的报道。

　　彼德伯格俱乐部试运行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压制所有的科学发展，使世界去工业化。他们从美国入手，首要的目标就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作为未来能源的低温核融合实验。“融合火炬（fusion torch）的发展将把彼德伯格的‘自然资源有限’的观念扔出窗外。一个被恰当使用的融合火炬能够从众多普通的物质中，发掘出无限的未被开发的自然资源，从而以某种方式造福人类。这种观念甚至远没有被公众所了解。”

　　为什么新世界秩序如此地痛恨核能？按照前英国军情六处秘密特工约翰·科尔曼的说法，产生大量便宜的电能的核电站是“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落后的关键。有了核能产生的大量便宜的电能和充沛的供应，第三世界国家就能逐渐独立于使他们处于仆役地位的美国的对外援助，并开始主张他们的主权”。

　　对外援助越少，就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控制越少，也意味着它的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独立。让彼德伯格和他们的代理人们厌恶的，就是这种发展中国家掌握他们自己命运的观念。

　　这一点，在1955年彼德伯格会议总报告第13页上得到了确认：“在原子领域，科学发现不断超越……不能排除科学家们将新成果交到越来越多的人手中，并且很快‘原子弹就成为穷棒子的臂膀’。同样，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应用技术发展，让我们几乎可以预见那无法预见的情形了。”

　　核能，按照彼德伯格人的理想，不是为这个行星上的穷国服务的。正如在马岛战争中所表明的那样，它们甚至是用来威胁第三、第四世界国家的最可靠的武器。

　　根据我自己的调查渠道，科尔曼同样肯定了某位彼德伯格委员会高级成员的主张：“随后推翻阿根廷政府，然后是经济混乱和政治剧变。这些都是为了配合卡灵顿勋爵（前英国外交大臣，彼德伯格俱乐部委员会的另一名高级成员），由基辛格联合公司策划的。” 我们还知道，阿根廷行动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罗拉多阿斯本研究院策划的。

　　这次行动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就是，彼德伯格人发现他们的后工业时代零增长目标正在解体，所以“阿根廷的例子是对其他拉美国家的一个警告，让他们忘记他们可能有的民族发展、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想法”。

　　选择阿根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个南美最富庶的国家正在向墨西哥提供其所掌握的大多数核技术。而这是违反彼德伯格人的意愿的。马岛战争迅速终结了这个双边互惠联盟。毫无疑问，彼德伯格俱乐部更愿意让墨西哥作为便宜的、血汗劳动力的输出国，而不是让它主张自己是一个羽翼丰满的贸易伙伴。

　　更有甚者，由于一连串禁止报道的障碍，甚至于在今天，也极少有美国人认识到，从技术到重型工业设备，拉丁美洲市场对于美国有多么关键。与拉丁美洲的健康贸易将“激发众多衰退的美国公司，并提供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

　　为了防止这一点，彼德伯格人不惜一切代价。

　　彼德伯格俱乐部干涉主权国家外交事务

　　彼德伯格俱乐部干涉国家事务有那么一些方法：

　　在尼克松政府将与中国建立正式联系作为公开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为美国作了决定。

　　1973 年，在瑞典萨尔特舍巴登会议上，彼德伯格人同意将每桶原油的价格提升至12美元——350%的跃升意味着在美国和西欧制造经济混乱，这是为了提振石油公司下降的效益。对石油短缺的感受造就了阶段式的阿以战争的舞台，并为战争爆发前正式签署的主要价格协议提供了掩护。

　　1983年，彼德伯格人得到了当时“极端保守”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秘密许诺，将5000万美国纳税人的钱通过他们喜欢的渠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转给第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这个承诺不仅得到了遵守，还发展成了著名的“布莱迪计划”。

　　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将英国的主权交给彼德伯格人计划的超级欧洲，彼德伯格人精心策划了罢黜铁娘子的决定。而我们都难以置信地看到她自己的政党出卖了她，转而支持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卷毛狗——约翰·梅杰。

　　1985年，远在美国政府将星球大战计划作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人就已同意全力支持。

　　1990年，在纽约长岛格兰卡夫酒店的会议上，他们决定提高税收，以向拥有债权的国际银行家支付更多的钱。1990年，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杰出人物，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签署了增加税收的“预算方案”，然后在选举中落败。

　　1992年，集团开会讨论让公众接受联合国军“通过使用武力，干涉主权国家的国内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方案”这一理念的可能性。2006年渥太华会议期间，《多伦多星报》和《国家邮报》这两家加拿大的主要媒体在首版整版刊载了彼德伯格人的这一建议。

　　1996年，在王城镇彼德伯格会议上，第一次讨论了将当时为加拿大政府所拥有的安大略水电集团以数百万美元出售的问题。随后很快，安大略水电集团就解体为五个独立的公司，并被私有化了。

　　从 1996年会议开始，一直到1998年期间，科索沃栽在了彼德伯格人的显微镜下。彼德伯格人商议建立遵循“托管制”的“独立”的科索沃，而且，为了使该地区持续动荡、冲突，作为该地区国界整体重新规划的一部分，将南斯拉夫肢解（将拥有35000匈牙利人的南斯拉夫北方省归还匈牙利），并用西方国家纳税人的钱重建该地区被摧毁的以百万美元计的基础建设。

　　从2002年彼德伯格会议泄露出的报告说，伊拉克战争被一直推迟到2003年3月，而当时世界所有报纸都以为战争将在2002年夏天或者秋季发动。

　　1999年，肯尼斯·克拉克议员、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S费尔德斯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董事斯坦利·费舍尔、欧洲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奥特玛尔·伊辛、法国国家银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在会议上讨论了实现单一欧洲货币之后，下一步推行“美元化”的事宜。

　　与欧盟类似，彼德伯格人还讨论了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政治联盟——单一货币的自由贸易亚洲集团。

　　为建立美洲联盟而肢解加拿大，最初计划于1977年，但未在预期内的媒体曝光。在1996年王城镇彼德伯格会议上，彼德伯格俱乐部被迫推迟了他们的计划。好几本书都以此为题材，就加拿大的推迟解体作了描述。其中，罗伯特·欧德里斯科尔和伊丽莎白·埃利奥特合作编写了相关文章的合集《新世界秩序的堕落——加拿大》最为引入关注。

　　附：出版前言

　　有时候，出版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在提供某种支持。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洪亮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说道：“我的书一定会改变世界……而且，会是本畅销书。 ”我极力不去戳破他“梦想”的肥皂泡，但还是让这本图书通过了初审，把它和那些试图揭示“不方便”被公开的战争内幕的图书联系起来，并慢慢地让这笔风险巨大的赌注具备了一些真实性。

　　哦，这就是那本书，它已经改变了世界，而且也真的成了畅销书。丹尼尔·伊斯图林通过对世界政治和金融巨擘们在每年的秘密会议——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的言论的不懈追踪，得到了令人瞠目的发现，以及对全球事件的准确预测，同时也招致了该集团手忙脚乱的疯狂掩饰：为其操纵的诸多全球事件：被选出的总统、被安排的战争、操纵能源市场，还有很多很多……所有的这些都有主流媒体参与，但从未被报道。

　　窥探秘密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你还必须克服困难去应对偏见。直到最近，主流媒体仍然很少提及这个集团。彼德伯格仿佛是一个躲在世界边缘的精灵——事实上只有在那里，他们才可以葆有自己的好名声。

　　我们努力做到准确，以应对不断地变换的名册、登记表等。但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聪明人在做什么，需要这样极端地保密？另外，他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如果像丹尼尔那样，历史地来看待这个集团的行为，你就能逐渐明白他们策划的现有格局，以及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高水准的“静默”来实现它。那些妨碍他们目标的事情，比如国家主权和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似乎对他们都没造成什么影响。

　　我与丹尼尔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相信自己国家真正的民主理念，而不是现在这种“精英” 们的制度，通过他们的傀儡来为某些公司服务。我确信，大多数的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认为，他们秘密营造的未来都是出自好意。但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像我自己，却可能并不真的想要这些。

　　出版人

　　克里斯·米里根（Kris Millegan）

　　2007年9月22日

　　致谢

　　这大概是这本书最难写的一部分了，因为所有曾经全身心地付出了精力和时间、不顾及与我们会见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人的名单，简直太长了。（这个名单包括与我一起研究这个问题的合作伙伴、独立的研究人士、政府部门内外的消息人士、私家侦探、美国陆海空三军的分析人员、西班牙将军、厨师、厨师长、酒店服务生、保洁人员）而无法在我的——或者说是我们的书里用几页纸开列出来；再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天性自由的社会灵魂的集中再现。

　　在此，我谨向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马德里、巴黎、加拉加斯、罗马和渥太华的国际情报机构由衷地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是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内幕情报，使我常常在最黑暗的时候振作起来。他们的情报收集工作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没有他们的这种努力，这本书将永远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祖国加拿大——她给了我家和希望，让我可以期待美好的未来，却不要求任何回报。1996年，我揭发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妄图分裂加拿大的邪恶计划，以此来报达她对我的恩情。我爱加拿大人，他们正直，热爱自由，令人赞叹。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年，在我竭尽全力的请求下，他们与我一起走上街头，帮助我成功地挫败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想要悄悄分裂加拿大的企图。每当我需要振奋精神，我就想到他们以及他们对人类美德的坚定信念。

　　我还要感谢我的好运气英文是 fortune。——译者注和信念英文是faith。——译者注，即使在看不到希望、无力应对之时，它们也一直伴我左右，一点点地让我坚持下去。我能够度过那些最令人绝望的困难时刻，就是因为我坚信我的这两个F指前文的fortune和faith。——译者注。

　　感谢我的朋友约翰·哈拉里和他的智慧——他属于那不可复制的真正伟大的一代。我还要感谢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阿默斯特岛的乔弗里·马修斯，他是加拿大最好的报纸，传奇的《眼界》报（Eye Opener）多年以来的领导人。感谢所有那些我从未谋面的人们，是他们给我发了成千上万封邮件，让我坚信，生活中是有让人期待的东西的。

　　有的人，面对政府的谎言、欺诈、操纵和哄骗，从来没有停止过追寻真相；还有的人，凭直觉就知道，所有我们听到的那些亵渎神明的谎言都只是出于卑鄙的仇恨。所有这些人都应该知道我们的历史和传承的真相，我将这本书献给他们。历史传承靠的是推理，而不是严苛的证据。历史经验也不是（简单地）站在现在回顾过去，而应该是深入到历史中去，再回来时，有的则是对我们之前的观点局限性的更清醒、更宽泛的认知。

　　最后，我将本书的成功归之于波涅·特斯（Bonnie Toews）（他是我这部书稿的第一编辑）和TrineDay的老板卢斯·贝克（Russ Becker），而不是我自己。没有卢斯·贝克的眼光和帮助，这本书现在还是一纸空文。最后，我要感谢克里斯·米里根（Kris Millegan）。克里斯，你保住了这本书，保住了真相，全世界都欠你一份感激。你对这本书重要性的坚信令人信服。因为你相信，所以其他人也相信。不仅如此，我也相信，那也是因为我看到你相信。

　　但人类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审判。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奇迹，只有奇迹是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发生了的。这本书和所有让这本书“诞生”的人们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范例。

　　丹尼尔·伊斯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