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oholl是什么意思:有感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有感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杂谈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句很经典、很流行的话，那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句话的发明创造者是毛泽东，这句话也是对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

由于当时毛泽东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他的话“句句是真理”，老百姓自然奉若神明；也由于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与苏共在长期的论战中，全面攻击和丑化赫鲁晓夫，所以赫鲁晓夫其人，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一个臭名昭著的反派人物。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厌恶、憎恨赫鲁晓夫？

说来话长。

叶永烈的长篇巨著《“四人帮”兴亡》对此作了比较翔实的说明。

早在1956年2月25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便是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与会人员无比震惊。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边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斯大林的罪行，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而且他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每个字，每句话，都如同针尖刺在他的心头。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材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从未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赫鲁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就挑明了党内的分歧，通知的下发，必定引起中国内乱和政坛的地震。政冶局会议争论相持不下，最终交常委表决。结果是赞成下发的是毛、林、周，反对者是刘、陈、邓。朱德思虑良久，攷虑到毛主席的重大决策从未失误。且习惯上中国革命朱毛不能分，才投赞成票。“5·16通知”的发放，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直到“文革”展开，这个被毛泽东说了多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至此才揭开谜底，那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那么，毛泽东凭什么就认定他自己亲自确定的接班人怎么忽然就成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呢？他们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分歧和矛盾，以至于闹得同室操戈，你死我活呢？

这又是一件说来话长的历史公案。

根据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资料披露，毛刘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有着一个逐渐积累和加深的过程，并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反目成仇。在此，我们作一简单回顾。

分歧的缘起；农业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怎么办呢？报告提出，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报告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增强公共积累；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还提出，对于农业的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在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立即找刘少奇请示。刘少奇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据薄一波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毛泽东的道理说服了刘少奇等人。这次谈话后，刘少奇收回了自己的观点。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也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深层分歧。

分歧再现：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

  分歧是在党的“八大”后出现的。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形成了正确的《决议》。

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根本上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讲话。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既为此后近二十年的失误种下了祸根，也为日后毛、刘之间出现更大分歧埋下了隐患。

 分歧加剧：如何评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工作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首先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我国重工业增长2.3倍，农业却下降22.8%。其次是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以粮食为例，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3901亿斤，1958年4000亿斤，1959年下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则又减少到2710亿斤。由于粮食大幅减产，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不少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1960年的正式统计，当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本想让人民快一些过上好日子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分歧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未免有些刺激性，令毛泽东不快。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尽管今天看来完全正确，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还是极为罕见的，很有刺激性。因为在我们党内，首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的恰恰是毛泽东，而且是经常这样讲。现在刘少奇说“不能到处这样套”，这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况且他是在那样一个场合讲的，可以说是在全党面前。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呢？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具体分析。他说，有些地方工农业减产，天灾是主要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突破了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听了自然不会高兴。

 分歧公开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围绕当时的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及搞法的问题，两人的分歧暴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一次，开一次大会就讲一次。正是出于抓阶级斗争的考虑，从1963年初开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分工，1964年12月以后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刘少奇是赞成的、积极的。但在如何开展这场运动上，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第一、主要矛盾。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集中研究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要分歧，并且逐步公开化。毛泽东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刘少奇插话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党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对刘少奇的插话，毛泽东非常不满。因为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径自插话表述相反的观点，这在过去是没有的。1964年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冲突。在这次讨论中，毛泽东始终盯着“当权派”问题不放，避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稍后，刘少奇又以肯定的语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接着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又跟了一句：“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这次的意见冲突显然令毛泽东非常生气，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战略性判断。

  第二、运动的性质。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这是一个和如何判断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及其特点紧密相连的问题。早在1964年8月初，刘少奇就指出：“现在的敌我矛盾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这一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一些劳模、科学家吃饭，过生日。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让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这一次却是一脸严肃。席间，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便十分严厉地指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宴会的气氛可想而知。据参加了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

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颇为不满地讲了一大段话，实际上是说他作为党员，有参加党的会议的权力；作为公民，有发言的权力。这主要是针对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因为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负责会议具体组织工作的邓小平鉴于以往一般会议毛泽东大多不参加，而这次会也是以讨论具体工作、听取各地汇报为主，所以邓小平提出，如果毛泽东有事可以不参加会议。刘少奇呢，主要是因为前几次会议上在毛泽东讲话时他多次插话，阐述不同意见，或者是在他自己讲话时毛泽东插话，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讲完，自己就又接着讲起来。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这种带有一定意气成分的不满，加上对一些重大分歧的过重判断，使毛泽东对刘、邓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越来越把矛头指向他们，特别是刘少奇。

第三，运动的搞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把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刘少奇逐步形成了一些他认为比较好的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大兵团作战，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他主张把各县的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配到地委，在省委、地委带领下集中搞一个县。当时，甚至出现了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到一个县搞社教的情形。另一条是扎根串连，下去蹲点。1964年7月2日，刘少奇在召集出席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时说：“所谓蹲点不是到点上听听汇报又回来了，而是从扎根串连开始一直到四清搞完为止，一直搞下来，取得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各级党委才能真正领导好这次革命。”

　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他还说，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方法要改。1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对前一段运动的搞法提出批评，说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1965年1月14日，连续召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通常所说的“二十三条”）后结束。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所形成的裂痕是巨大的。尽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做了自我批评，但从历史事实看，毛泽东并未完全消除对刘少奇的误解。

1970年12月18日，当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问他是在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答道：“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可见在1964年两人争论“四清”运动的性质时，毛泽东就已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又据薄一波的回忆，1964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曾恼怒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果然说到做到，两年后，“文革”发动，便将刘少奇打翻在地。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从未挑战过斯大林的权威，只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开始清算斯大林的罪行。而赫鲁晓夫本人后来又被另一批“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逼宫下台。刘少奇如果也像赫鲁晓夫那样，不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随声附和，那么，刘少奇肯定不会被打倒，很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名正言顺地当上中国的一号人物。刘少奇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不过，如果刘少奇真的像赫鲁晓夫那样，那就不是刘少奇了，而成了真正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了，尽管真正的赫鲁晓夫也是一个颇有政治担当和政治勇气的了不起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