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墙术的英语: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之三）(2)

　2.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有关行政区域又完全恢复了邓小平批评过、一度风行全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的“以党治国”的做法。邓小平说，“以党治国”的思想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认为“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以党治国”的突出特点，原本是党的组织越俎代庖任意行使依法属于国家机关的职权。但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以党治国”又增添了新内容：不依法或违法进行社会管理、在法律或全国统一的政策之外自行其是--这已发展成为那里的公权力组织对本地进行统治的主要方略。这是“以党治国”与人治在当代社会结合的新形式。从重庆的实践看，这种新形式会极其严重地破坏我国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秩序。这种情况应该引起人们高度注意。

　　3.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人大制度明显边缘化。以重庆为例，那里几年来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是“唱红打黑”，但“唱红”也好，“打黑”也好，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似乎并没有机会在做决定和进行监督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并且很少有机会能有所闻问。重庆人大官方网站近几年来展示的内容表明，没有任何机构向人大报告过“唱红”方面的任何事务，包括规模和经费支出，打黑主要是由隶属政府的公安部门在推行，但人大每年只能从政府方面得到关于打黑的百余字的报告。我一直关注有关重庆的各种报道，但从来没见过那里的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对“唱红”和“打黑”进行监督的内容。各级人大作为整体进行监督和代表、常委个人发表监督言论、发挥监督作用的报道都没有。

　　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是，过去几年媒体上倒是经常有重庆的人大代表被捕的报道见诸媒体，而警方在抓捕他们时的发言，对各级人大代表进行恫吓、威慑的意味有时似乎完全不加掩饰。如前文引证过的，重庆市公安局抓捕彭治民时，其发言人就将“以为自己有背景，有人大代表身份，诽谤打黑除恶成果，挑衅司法尊严，甚至对公安部在全国开展的基础信息采集和实名登记住宿等依法管理活动公然表示不满、故意制造事端”和“故意曲解公安部门的管理政策，刁难正常旅客，造成旅客对公安部门现行政策的不满”，“严重干扰了警务工作，影响了重庆形象”等原本属于人大代表正常行使监督权或作为公民正常行使言论自由的行为列入了受刑事追诉的活动的范围！后来人们看到，彭治民果然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将两者联系起来考虑，重庆哪个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敢监督重庆警方？敢不“拥护”重庆警方及其首长？这就难怪重庆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会时，从无代表或常委对“唱红”的规模、经费使用情况和“打黑”过程中外界批评甚多的刑讯逼供等现象表达一点不同意见或展开一点监督活动，而是一片鸦雀无声。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在如此气氛下工作，要不被边缘化是很难的。

　　4.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让政协制度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协商监督功能。我国一直是将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政治优势之一看待的，按理，政协委员应该是敢于讲话的，至少对“唱红”、“打黑”可以做到七嘴八舌吧。但实际情况是，人们也看不到重庆各级政协及其组成人员在“唱红打黑”中发挥政治协商或监督功能，相反倒是媒体上不时出现重庆各级政协委员被逮捕被判重刑的报道。显然，重庆市两级政协及其委员、常委对“唱红打黑”过程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和外界议论颇多的严重违法现象，与重庆各级人大一样，也只能表示拥护，不能说半个不字，也是一片鸦雀无声景象。

　　5.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直接破坏了刑事司法制度中一些关键的内容。重庆对刑事司法制度破坏最严重的方面，不是秘密关押、剥夺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刑讯逼供等等，而是全权型专案组体制和法检公在影响广泛的案件上放弃相互制约、甚至搞“大三长”先定后审，审判走过场。其次是律师辩护和审判公开的制度，在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方面，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具体做法表现出刻意让刑辩制度整体上失去预设功能的倾向，因为，对内通过司法行政部门和专案组压制阻扰、对外封堵律师来本地代理涉黑案，是那里的公权力组织实施得很系统然而又大多于法无据的行为。公开审判制度也是如此，那里的公权力机构通过有组织地安排公权力机关中的人员或请检控方立场的人士占满旁听席位，其后果几乎就是废掉了公开审判制度及其预设的功能。

　　（三）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

　　或许很多人都注意到，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的很多官员和媒体，经常宣传在这种模式下社会治安得到了怎样的改善。但问题在于，即使确实如此，它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社会治安方面向公民提供保障，是任何政府应该承担的最基本公共义务。而且，北京、上海、天津都没搞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这些城市的社会治安比重庆差么！再说，重庆在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之前也并不是什么人间地狱，那里治安出了一些问题，但毕竟限于个案层面。

　　我国宪法确认和保障了公民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打黑有可能改善其中一小部分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状况，其余更多的权利与自由与打黑并无直接关系。我国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权，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权，受教育权，劳动权，接受公开审判和获得辩护权，等等。

　　已经显露出的事态和信息表明，重庆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的危害和损害是巨大的，如果进行综合评估，有可能它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的损害超过了它向公民提供的保障性利益。

　　1.公权力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害。拿人身自由的保障来说，一方面，治安型打黑也好，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也好，都可以减少来自街头地痞流氓黑恶分子对公民人身安全的侵害，在这个特定方面提升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水平，改善了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权力组织、尤其是公安部门按随意抓人，秘密关押，先抓人、后取证，刑讯逼供，枉法追诉等滥施暴力的做法，却威胁着所有不特定公民的人身安全，只不过威胁者变成了比地痞流氓黑恶人员强大千倍万倍的公权力机构而已。对这种威胁，法律意识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公民是感觉不到的。他们在公权力组织的引导下往往津津乐道于免除了小混混、二流子、欺行霸市者的侵害，看不到与此同时已经逼近的“利维旦”随时可能将他们作为犯罪嫌疑人投入“黑三坪”、随时可能被借故受到刑事追诉、其包括生命在内的权利随时可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受到的威胁都是巨大而现实的。

　　实际上，当法律不能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时，即使是权力人士，也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因为在按照“竞争上位”的丛林法则，现在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掌权者上边还有权力更大的掌权者，谁也不能够确保自己不会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的下一个无辜的被吞噬者。我国的“裸官”、“裸商”甚至“裸上层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虽然复杂，但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对不受制约的公权力的极度恐惧。人的一生一般最多也就百年，如果包括权力人士在内的每个人都能以平和的心态守法地生活和工作，把功名利禄看淡一点，于人于己可能都会幸福得多。

　　2.新型“共产风”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侵害。在重庆的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合法私人财产失去司法保障或受到公权力侵犯的问题特别突出，可以说近乎刮新型“共产风”。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据《经济观察报》2009年9月2日报道，重庆警方估计，涉黑的“高利贷”总额达到300亿之巨。另据人民网同年11月27日报道，有的涉案人员“由亿万富翁，一夜间变成穷光蛋”。据报道或调查：截至2010年9月重庆公安就已查扣涉案资产29亿元；在涉案人员财产的查封和扣押环节，主导者公安部门的行为缺乏外部监督；在执行环节，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财产刑执行，涉黑当事人和亲属的合法财产权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重庆“打黑”经济显然十分兴旺，而几乎所有涉案私营企业家，其中包括身家排在重庆富商榜最前面的一批私营企业家，都已倾家荡产。对这些方面的情况，《财经》杂志两个记者写报道做过较详细披露，文章运用的资料很翔实。我读完这篇文章和相关报道后的感觉是，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催生的“打黑”经济，基本上就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翻版，差别只有两点：当年分给了贫苦百姓，这次都分给了有关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当年是国民党执政，共产党破坏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当今是共产党执政，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破坏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基础。

　　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侵害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这些做法在全国影响所及，恐怕也会成为加剧私营资产外流和私营企业家移民海外势头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类做法会被普遍理解为执政党指导思想和政策大变动的前奏曲、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倒退的先声。

　　3.公权力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害。重庆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的方面之一是言论自由。这首先表现为当地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无人敢于和能够公开对争议颇多的“唱红打黑”有批评或异议。或许，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一驼屎”微博被重庆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判劳教一年的小案子，更直接向社会揭示了公民言论自由在当地受侵害的程度。这个在中国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公民中近乎众所周知的小案子发生在2011年4月，其基本情况不仅被我国网络媒体广为介绍和评论，国外媒体也多有报道。应当说，方洪那样谈论李庄案和当事各方，实质上是在评论政务，按法治国家的标准，其内容属于高价值的言论，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对象，但方洪使用的语言确实非常不妥，对被评议者的人格没有应有的尊重，但这种不妥在性质上属于道德修养方面的问题，从法律角度看最多构成民事侵权。无论如何，依现行有效的法规，其言行并不符合劳教的规定，且不说劳教这种制度一直广受诟病。更何况，别人自己已经删除了博文，知道自己有过错，表现了悔意。

　　无论如何，有关公安部门给予方洪劳教1年的处罚，是于法无据的，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还侵犯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权。在我国劳教1年就是剥夺人身自由1年，事实上就是监禁1年，比一般犯罪判拘役的惩罚重得多，相当于数罪并罚时的最长拘役时限。在任何法治社会或法治国家，法律和司法对公职人员的名誉权保护水平都是按照克减原则对待的。再说，依我国法律，有关官员如果认为自己名誉权受侵犯或受到了诽谤，应该自己向法院提起诉讼。至于说方洪被劳教后，为防止其家人申诉，又关押其数名家人，那就更匪夷所思了。非法拘禁是应该负刑事责任的。显然，方洪案是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有关官员为在言论领域对公民进行威慑而人为制造的一个冤案或错案。我相信这个案子是某些中下级官员揣摩上意处置方洪的结果，他们以为这是在维护领导人的权威，但实际上是陷领导人于不义，让社会大众以为领导人利用职权剥夺发表批评讥讽自己言论者的人身自由。

　　4.权力对公民批评、控告、检举权的侵害。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的权利，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我注意到，在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重庆，公民确曾被动员起来检举涉黑犯罪等活动，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种动员事实上被权力人士主观上指向其欲整肃的不特定对象群体。实际上，有关公权力组织不仅不能容忍普通公民批评、控告和检举动员者或动员执行者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如专案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刑讯逼供行为、公安等公权力部门侵犯合法私有财产的行为等等），甚至连人大代表批评监督公安部门的言论也被作为对其进行刑事追诉的理由。人们可以查证，看这几年有没有媒体报道过重庆市民对已经披露的公安局、专案组的种种违法行为进行批评的内容，有没有当地媒体报道公民对公权力组织投入巨额经费“唱红”的动机和做法表达任何一点批评意见。至于控告检举，那里的情形显然也是如此。

　　还须说明的是，不论“文革”时期还是在重庆的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大检举、大揭发”都不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是公权力搞运动式治理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所以，开展“大检举、大揭发”不能证明公民检举、控告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四）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对国家法制带来的其它危害

　　从重庆的实践看，推行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除了上述问题外，对社会主义法制还产生了其他许多损害，因为文章篇幅的关系，这里只提请大家注意两个方面的情况。

　　1.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过度依赖公安等强力机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倾覆了现行宪法秩序。我国宪法第2条和第5条分别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给人们的观感是，在那里的地方国家机构体系中，最经常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地位最突出、媒体上最经常露面的是重庆的公安警察部门及其首长，而不是重庆人大及其常委会，甚至也不是重庆市人民政府，似乎那里的社会治理活动追求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警察国家而不是法治国家。从重庆的情况看，其社会管理过度依赖公安等强力机构的实例很多，其中较引人注目的做法之一，是连典型的民事纠纷也让警察出面处理，如出动特警替农民工讨薪、还有本文前面说到过的用刑事方式处理李俊的俊峰集团违约纠纷，都是这方面的显例。

　　为什么说诸如此类的社会管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倾覆了现行宪法秩序呢？道理很简单：其一，就地方国家机构内部的职权关系而言，作为地方行政机关下属组织的公安警察部门的地位过度突出和职权过分张扬，相对于地方国家机构内的国家权力机关等其它国家机关而言，从宪法的角度看是一种僭越，搞乱了宪定职权关系、倾覆了宪定序位。其二，由公安警察部门以僭越宪定序位和职权的方式来治理社会，作为相对人的公民实际上是受到了一种在相应程度上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力的统治，因而公安警察部门的行为破坏了宪定的管理与被管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