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旅游去哪好: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战史（下）

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战史（下）
　　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

　　东野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军）

　　七纵：邓华带出的主力军。八纵：黄永胜辽西三战三捷，深得林彪信任。九纵：詹才芳愈战愈勇，为辽沈战役划句号。十纵：梁兴初黑山恶战“王牌军”。

　　1947年春季之后，东北我军逐渐转入战略反攻。夏季攻势后，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继组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纵队之后，东北民主联军于8月份又组建了第二批野战纵队——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纵队。

　　这四个纵队，后来依次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军。

　　七纵（第四十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七纵组建得较晚，是1947年8月，由辽吉军区地方部队升编为主力部队的。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

　　1945年10月下旬，林彪、萧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等高级党政领导人，奉中央之命转赴东北。林彪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员，邓华出任辽宁省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12月，邓华、陶铸带辽宁保安司令部部分人员组建辽西军区，邓、陶分任司令员和政委。

　　然而邓华出关时并未带一兵一卒。于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指示邓华：以若干老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保安部队和卫戍部队。

　　邓华很快就组建起了保安旅第一旅。旅长马仁兴，政治委员邓东哲。下辖四个团，第一、第二团分别由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团和第十六团改编成；第三、第四团则由晋绥军区直属第三十二团扩编而成。又将由关内几个解放区进入辽宁北部和吉林西部等地区的部分部队，扩编为地方武装团队。这些旅、团在西满军区领导下，开辟辽北、吉西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邓华深知大战在即，狠抓部队整训，随时准备投入对国民党军的作战。

　　1946年6月，辽西军区接受吉江军区一部分，改称辽吉军区，邓华任司令员。1947年1月，辽吉军区地方团队又组建成立了保安第二旅。随后，邓华指挥保一旅、保二旅及骑兵支队、沈北支队等部，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连续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攻坚战和阻击战。其中开鲁攻坚战，歼敌一个团；通辽攻坚战，歼敌两个营。三个月总计歼敌4600余人。

　　1947年4月，辽吉军区保安第一、第二旅和西满军区独立师。依次改称西满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统归邓华指挥，因此亦称邓华纵队。纵队政治委员由陶铸兼任，副政治委员为吴富善，参谋长为高体乾，政治部主任为袁升平。辽吉纵队虽然仍属辽吉军区建制，但在作战时随时听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调遣，因此已经具有野战军的性质。5月中旬至6月初，辽吉纵队三个独立师在东北夏季攻势中，先后攻克玻璃山、双山、榆树台等地，总计歼敌三个营及一个团直属队。

　　1947年6月中旬，辽吉纵队奉命参加第一次四平攻坚战。而在此之前，辽吉纵队的前身部队已经先后参加过解放四平、四平保卫战，此次已是三战四平了。在这次四平攻坚战中，辽吉纵队与第一纵队的一师、二师从西南实施主要突破，一纵三师从东面作辅助攻击，六纵十七师则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四平东南。

　　当时，东总估计四平守敌只有不到1.8万人左右。邓华虽然只是一支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但他对于四平作战的全局，却作了认真地考虑。他通过抓俘虏、潜入敌区侦察等手段多方获取情报，并对其加以分析、综合和计算后，认为敌守军在3万人以上。为此，他自己单独署名向东野总部提出了，加强攻坚兵力确保攻坚作战的胜利的建议。

　　但是东野总部却未采纳，直到战斗打成胶着状态时，才将打援的六纵十六师和十八师调来，接替严重减员的一纵第一师和第二师的战线。之后，东总又将辽吉纵队的两个师和六纵十六师南移，以增加打援力量，使得攻城兵力愈显不足。

　　四平攻坚战打得异常残酷和惨烈。19日，在战斗最激烈时，邓华不顾第一师师长马仁兴和政委邓东哲的劝说，亲临该师战斗前沿气象台阵地指挥战斗。气象台位于市内中央公园以西、中正路以北，不远处就是敌核心守备区——陈明仁第七十一军军部大楼。

　　由于已经连续五六个通宵未能合眼，邓华此时双眼通红，声音嘶哑，他向马仁兴斩钉截铁地命令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军部大楼！”

　　敌军部大楼虽被我拿下，最后陈明仁也被我包围在市东北油化厂，并已准备好了手枪随时准备自杀，但可惜到最后，由于我军攻城兵力不足，在国民党军十个正规师的增援下，不得不撤出四平。眼看到手的胜利也被迫放弃了。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四平攻坚战。此役，独立第一师师长马仁兴也不幸牺牲。我军总伤亡至少1.3万余人。四平攻坚失利，是东北解放战争中少有的挫折。但这个挫折并非不可避免的。80年代，当时的辽吉纵队参谋长、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高体乾，曾撰文专论四平攻坚战失利的原因。他指出，一是轻敌，二是未能集中兵力，最后写道：“如果当时按照邓华同志的意见办，把第六纵队调来，用三个纵队从南面和西北及东面同时攻击，迅速全面歼灭四平之敌是有把握的。”

　　1947年8月，辽吉纵队在吉林双辽县奉命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邓华任司令员，陶铸兼任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副司令员，吴富善任副政治委员，高体乾任参谋长，袁升平任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独立师，依次改称为该纵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

　　全纵队2.1万余人。9月27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邓华率领七纵，挺进到新民——黑山和巨流河——新立屯一线，担负破坏北宁铁路和阻止国民党新六军北返的任务。任务是明确的，邓华坚决执行，但又不是机械地执行。

　　他在纵队党委会上提出：“我们到新民以西去执行破路并截击新六军北返任务，必须越过法库、彰武。如果一旦与敌‘五大王牌’之一的新六军打起来，战斗必然是非常激烈的。到时法库、彰武之敌再从背后打过来，我们就将三面受敌。退一步讲，即使这两处敌人不敢出来，对我们的后方补给线也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为了掌握战场主动权，我认为应当考虑首先把法库、彰武拿下来。以彻底解除后顾之忧。”参谋长高体乾和政治部主任袁升平完全同意邓华的意见。但纵队副司令员贺晋年和副政委吴富善却有顾虑：一是担心法库能否确保拿下；二是总部没有下达攻占法库、彰武的任务，若一旦因打此二敌延误了阻击新六军的任务，岂不要犯下拒不执行命令的错误。

　　邓华却非常自信地解释道：“林总我知道，只要打了胜仗就行了。再执

　　行命令，打不了胜仗也不行。”

　　统一认识后，邓华决定对法库采取奔袭的办法，以奇制胜。第二十一师在第三军分区独立团的配属下，一昼夜强行军180里，于10月1日拂晓前突然包围了法库。尚未起床的守军猝不及防，战斗不到一个小时便告结束。法库守军第一七七师全部被歼，敌我伤亡比例还不到11比1。

　　果然，林彪不仅没批评，反而当即签发了嘉奖令，表彰七纵机动灵活，迅速夺取法库，全歼守敌的胜利。

　　打下法库后，邓华发现新六军仍毫无沿北宁线北返迹象，遂又当即决定以第十九、第二十一师进一步扩大战果，同时作好一旦发现新六军北返予以阻击的准备。10月7日，第十九师又攻下彰武，歼灭敌暂编第五十七师第一九六团千余人。紧接着，第二十一师在第十九师一个团的配属下，又采取强行军奔袭手法，于10月10日再下新立屯，全歼守敌暂编第五十七师师部及两个团，共计3500余人，与此同时，执行破路任务的第二十师，也于10月10日解放了黑山。

　　自10月1日至10日，七纵在邓华的指挥下，长驱六七百里，横扫大半个辽西，攻占四城，歼敌近8000人。而敌我伤亡比例仅为20比1。仗打得主动，也打得漂亮！林彪再次签署嘉奖令，表彰了第七纵队积极求战、主动出击的果敢精神。

　　此刻，邓华只盼着能够再与号称国民党“王牌军”的新六军交交手，通过硬仗恶仗锻炼部队，打出七纵的威名。但新六军却始终没有出动。于是，等得不耐烦的邓华再次挥出了两支利剑，直取著名煤城——阜新市。10月17日，第十九师一举攻克阜新，并歼敌暂编第五十一师1300余人；第二十一师则于同日拿下阜新东北的新丘，歼敌暂编第五十一师师部和一个团全部。

　　17天连打六仗，而且都是命令以外的“顺手牵羊”，但仗仗皆胜，收复六座城池，歼敌三个暂编师！

　　邓华的作风，七纵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

　　1948年1月，七纵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七纵队。3月中旬，解放四平战役打响。七纵再次参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终报前次血战四平、无功而返之仇。当年12月至1949年3月，七纵参加东北冬季攻势。4月至8月，在四平地区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练兵。

　　9月12日，震惊全国的辽沈战役打响。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东野主力云集战略要地锦州地区，其中以五个纵队另一个师攻打锦州，其余部队分别担任阻援任务。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是：

　　以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并配属六纵第十七师、炮纵主力及坦克15辆，由城北向南担任主攻；以第七纵队、第九纵队配属炮纵一部，由南向北担任辅助突击，七纵、九纵统由邓华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担任助攻。攻击发起后，五个纵队将如同五把尖刀，同时插进城内，分割围歼敌守军。最终目标是敌核心守备阵地。

　　七纵的主攻任务将由第二十一师担任。二十一师又把第六十一团放在最前面，担当开路先锋。

　　10月14日上午10时正，我攻锦炮兵开始炮火准备。

　　10时25分，七纵第六十一团突击连的尖兵班，率先登上突破口处的城墙。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该团后续部队便朝着锦州城垣上第一面飘扬的红旗，潮水般地向城内涌去。

　　10时35分，又一颗信号弹高高升起，表明七纵突击团已全部通过突破口，进入城内参战。随后该团即按照预定部署，沿着小凌河街、女儿街，向北猛烈穿插，直指城中范汉杰、卢浚泉的指挥中心——中央银行、邮政局、锦州电影院等核心阵地。

　　10时49分，七纵二十师之五十九团亦突入城内。

　　11时正，七纵十九师进占西关，并从第二十师之突破口进入城区。

　　与此同时，受邓华指挥的第九纵队，以及北面担任主攻的二纵、三纵，东面辅攻的八纵，也相继突入城内。

　　作为辅助攻击部队能够率先突破城垣，确实令人高兴。但邓华要的是更大的胜利。他通过向城内不断延伸的电话线，向各师指挥员发出了坚决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爆破前进！”

　　“爆破前进法”是七纵在攻打彰武战斗中，总结出来的新经验。即针对固守之敌利用街垒碉堡的交叉火力，予我攻击部队以大量杀伤并阻止我向前推进的特点，确定：在遇到敌街垒碉堡一时难摧毁时，为了不影响尖刀部队直插敌指挥中心的速度，改为不沿街道前进，而是通过连续爆破街房墙壁，炸出一条新通道。从而保证突击部队能够一往无前的推进！穿插！

　　这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实际上是将运动战中的迂回战术，巧妙地运用到攻坚作战中的创造。由于攻击部队从正面死冲改为侧翼迂回，不仅使敌预设防御体系失去了应有效力，减少了部队伤亡，而且大大加快了向敌核心阵地推进的速度。

　　12时45分，七纵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又是第一打进了敌人核心阵地！

　　七纵在攻打锦州电影院时，第一次使用150公斤炸药，只炸开一个小缺口。指挥员说：炸药有的是，再加它十倍，不信炸不开！于是，1000多公斤炸药被装上了板车上，突击队的勇士们头顶着几层湿棉被，冒着纷飞的弹雨，将炸药车推了上去。轰然一声巨响，300多守军全部被炸死、震昏。

　　敌军算是被共军的“大炮”慑服了。

　　拿下电影院之后，七纵部队又先后占领了范汉杰的指挥中心中央银行、陆军医院等核心阵地。下午2时30分左右，五路攻城大军终于在中央银行、白云公园一带胜利会师。敌酋范汉杰、卢浚泉虽然潜逃出城，但最后还是被我城外部队活捉。

　　在锦州攻坚战中，七纵在邓华的指挥下，总攻开始后不到15分钟即首先登上城垣，可谓突破神速！总攻开始后又不到两小时，即又首先突入到敌核心阵地，可谓穿插勇猛！

　　按照原计划，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范汉杰的守备重点也在城北。但是担任辅攻的七纵部队，却以其勇猛地作战动作，出敌意料地首先突破，并直捣敌核心地，打烂了敌指挥中心。从而对加速敌军的总崩溃及夺取攻锦作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整个攻锦作战中，七纵共歼敌3万余人，其中俘敌近2.7万人。新八军参谋长李文昭、第一八四师副师长舒秉权、暂编第五十四师副师长云茂奎、东北行政委员会上将副主任张作相等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都为七纵所俘虏。

　　攻锦战役结束后，接下来就是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

　　东野总部的部署是：担任塔山阻击华北东进兵团的四纵、十一纵及三个独立师，仍担任该方向防御任务，其余九个纵队全力围歼廖耀湘兵团——十纵在黑山一带堵头；五纵、六纵截尾（切断敌逃回沈阳之后路）；一纵、三纵、八纵为第一梯队，二纵、七纵、九纵为第二梯队跟进，对廖兵团发起猛攻。

　　于是，七纵全体指战员不顾大战后的疲劳，又立即投入到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之中。只可惜在此次大会战中。七纵未能领受先锋之命。

　　但作为后续的二梯队，七纵还是取得了重大胜利。新六军之主力第二十二师号称“虎师”，曾参加过1941年入缅作战（廖耀湘任师长）。而这支“虎师”

　　的大部，却在辽西平原折师在七纵手下。

　　辽西会战，七纵再歼敌1万余人，并生俘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多人。

　　1948年11月，遵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七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邓华任军长，吴富善任政治委员，曾克林任副军长，谭甫仁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高体乾任参谋长。原辖第十九师改称第一三○师，师长徐绍华，政治委员邓东哲；第二十师改称第一三一师，师长刘永源，政治委员罗友荣；第二十一师改称第一三二师，师长李化民，政治委员朱民亲；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二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七师，曾敬烦任师长，邢程任政治委员，全军4.8万人，隶属东北野战军。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七纵参加了天津攻坚战役。天津攻坚战共投入了五个军，西突击集团由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组成，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二的炮兵及坦克20辆，由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统一指挥，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东突击集团由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军组成，配属特种兵三分之一的炮兵和坦克10辆，由东向西突击，并统由四十四军军长邓华和政治委员吴富善指挥。两大攻城集团承担以金汤桥（今解放桥）为会合点，拦腰斩断敌城防的任务。此外，并以第九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的一个师，从南向北实施助攻。

　　显然，由于七纵在四平和锦州攻坚战中的上乘表现，已作为一支善于攻坚的主力部队，引起了东野总部的重视。因此，不仅四十四军参加了攻城作战，而且邓华也被任命为东面突击集团的总指挥。天津攻坚战，四十四军再建新功。

　　1949年4月，四十四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建制，由天津向华中南进军。6月，该军第一五七师调归江西军区建制。7月，四十四军在九江渡长江参加湘赣战役。10至11月，参加广东战役，尔后担负广州警备和粤中、粤东地区剿匪任务。1950年5月至8月，四十四军第一三一师在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和炮兵配合下，解放了万山群岛。9月，解除广州警备任务，转至广州北郊至阳山、翁源地区剿匪。1952年10月，第四十四军番号撤销，军机关并入中南军区海军机关；第一三○师和第四十五军合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一师调归海军青岛基地；第一三二师调归第四十三军建制。

　　八纵（第四十五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279该纵队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军区和陕甘宁边区进军东北的部分部队。

　　1938年7月，中共冀热辽特委和京东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举行20万人的抗日武装大起义。此后逐步建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东军分区。1942年2月，冀东军分区改为第十三军分区。1944年9月

　　19日，冀东（第十三）军分区改为冀热辽军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6月，冀热辽部队向热河中部和辽西地区挺进。

　　1945年10月至11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北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欠第三团）、陕甘宁边区教导第三旅第一团、冀中军区第三十一团等，奉命进至辽宁锦州、朝阳等地区扩编，归东北人民自治军领导。1946年，以上述部队为基础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十三、第十六、第二十七旅（后改称独立第十八旅）。1947年5月，从冀热辽军区抽调干部组成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

　　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后，为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8月1日，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及独立第十三旅、第十六旅、第十八旅，奉命在赤峰（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地区，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黄水胜任纵队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邱会作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鹄显任参谋长。独立第十三旅改编为第二十二师，师长吴烈，政治委员陈仁麒；

　　独立第十六旅改编为第二十三师，师长张德发，代政治委员曹德连；独立第十八旅改编为第二十四师，师长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全纵队共3.5万余人。八纵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东北秋季攻势。在两个多月的作战中，八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首战梨树沟门、两战杨杖子、九门台战斗四战四捷的重大胜利，随后又奉命对北宁路、锦承路进行了四次破袭。在整个秋季攻势中，八纵共歼敌2.8万余人，其中俘敌二十一师少将师长郭惠苍、暂编第二十二师少将副师长苏景泰以下1万余人。

　　八纵司令员黄永胜骁勇善战，多有战功。早在中央苏区林彪当红一军团长时，黄永胜就在林彪手下任团长了。红一、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黄永胜任四师副师长。但黄永胜这个人，打起仗来是员虎将，平时却稀松得很，打牌、跳舞甚至玩女人，无一不精。当时八纵、九纵从冀热辽军区调归东北军区后，统受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前线指挥所（相当于后来的兵团）指挥。“二指”司令员程子华对黄永胜的作风问题很有意见，曾三次找林彪提出换将，力主启用老成持重、颇有廉颇之风的老将军段苏权，取代黄永胜出任八纵司令员。

　　但前两次林彪却予以回绝：“辽西三战三捷，永胜同志兵不过两万五，半月歼敌一万六，功劳不小。”

　　程子华听得直皱眉头，说“他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女人。说到底咱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呀，这个样子下去怎么能行？”

　　林彪倒显得很有耐心，慢声慢气地向程子华大谈起了刘邦御将、韩信御兵之道，最后起身送客：“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这样吧。”

　　从那以后，冀热辽来的干部（程子华、李运昌、段苏权等）背地里都开始把林彪叫“韩信”。每当黄永胜丢下部队进城跳舞去时，大家虽有意见，却又无奈，只能私下发发牢骚：“人家可是‘韩信’看中的干部。”“在井冈山他就跟着‘韩信’当团长了..”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八纵参加冬季攻势作战。其间，于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属东北野战军领导。此时纵队司令员为段苏权，政治委员刘道生，副司令员张天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1948年1月24日，八纵与一纵在前线总指挥程子华的指挥下，向新立屯守敌发起进攻。激战至26日上午，全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在整个冬季攻势中，八纵共歼敌5610人。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八纵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锦州攻坚战。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中，八纵先是在大虎山南翼阻击国民党“王牌”新六军一部，粉碎了廖耀湘兵团妄图从大虎山南翼迂回逃跑的企图；后纵队主力又奉命插向六间房一带，死死地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主力南撤营口的去路；当廖耀湘兵团转逃沈阳时，又奉命向西北迂回穿插，堵截廖兵团东逃退路。由于八纵截断了廖耀湘兵团南撤营口和东逃沈阳的退路，为辽西会战的全胜创造了条件。在整个辽西会战中，八纵歼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六军的精锐新二十二师一部，及国民党第一○五师、第一九五师等部近万人。

　　辽沈战役是我军战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特别是辽西会战，一举歼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精锐十万余人，使得第四野战军声威大震。林彪麾下不少战将曾拿辽西会战与历史上的该下一战相比，说林彪这一仗打得不亚于韩信当年的“十面埋伏”。黄永胜则更是豪气十足地说：“单是我们‘四野’也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了！”

　　1948年11月13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在辽宁辽阳、海城等地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黄永胜任军长，邱会作任政治委员，张天云任副军长，黄鹄显任参谋长，段德彰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师改称第一三三师，吴烈任师长，谢明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师改称第一三四师，钟明彪任师长，谢家祥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四师改称第一三五师，丁盛任师长，韦祖珍任政治委员；

　　由新调入的冀热辽独立第四师改称第一五八师，李道之任师长，王晓生任政治委员。全军共5.6万余人。

　　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八纵（第四十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8万余人，牺牲团以下指战员5000余人。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四十五军入关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在天津攻坚战中，四十五军与四十四军共同担负由天津东侧民权门向西突击任务。

　　其中四十五军第一三五师表现尤其突出，攻击发起后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防御工事，攻占金汤桥（今解放桥）。为此，该师受到了东野总部首长的通令嘉奖：

　　通令表扬三分钟突破民权门一月十九日敌人在天津民权门所修筑的工事、碉堡及附防御，不仅多，而且坚固，同时还布满了地雷，纵深配备达四百米左右。因此敌匪夸耀为“天津之标准工事”。我一三五师是个较年轻的部队，过去攻坚战经验不多。这次担任民权门的突破战，在作风上表现了动作迅速，作战顽强。发起冲锋后三分钟内即登城，突入后，在狭窄的地区内遇到敌人猛烈火力的反击，及二十多次的反冲锋，但均被他们顽强击退。特别是四○三团虽伤亡过半，但并不叫苦，还坚决完成攻击任务，四○四团及四○五团进入纵深后发展甚快，迅速攻占了金汤桥。现特予该师以通令表扬。

　　此令林、罗、刘、谭、陶1949年3月，第四十五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4月，由天津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进入江西省参加围歼赣西的国民党军。

　　在9、10月的衡宝战役中，四十五军担负中路军正面进攻任务。第一三五师楔入衡宝公路以南白崇禧集团防御纵深，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南逃，为整个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一三四师在这次战役中行动积极，追击战中以同等兵力，自10月7日至11日，连续五昼夜攻击作战，歼敌第一七五师，生俘敌少将师长李祖霖、少将副师长刘克威以下4354人。为此，两个师得到了四野总部首长的特电表扬。

　　为彻底消灭蒋介石、白崇禧残余势力，加快祖国西南地区的解放，第四野战军命令包括四十五军在内的五个军，于1949年11至12月，发起了广西战役。此间，四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为：军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邱会作，副军长张天云，政治部代主任李改。为迅速投入广西战役，四十五军部队20天长驱近2000里，追歼国民党军1.6万人，俘虏国民党第三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桂中军区司令王景宋、湘桂黔护路军中将司令莫德洪等将级军官15名，并缴获大量作战物资。12月下旬，该军进至桂西南十万大山、桂南六万大山和大容山等地区剿匪。

　　1950年2月，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在平而关地区，全歼逃出国境后回窜于中越边境的国民党第十七兵团部、第一○○军军部第十九、第一九七师，共计6700余人，俘兵团中将司令官刘嘉树等将级军官9名。

　　1950年4月，第一五八师调归广州市公安司令部建制。至1951年2月，四十五军基本上肃清了桂西南、桂东南的匪患。3月，四十五军移驻广东，担负守卫珠江口和机动作战任务。7月，该军第一三四师调至湛江、海康等地区，执行保卫海防任务。1952年8月，奉中南军区命令，第一三三师调归第四十六军建制。10月第四十五军军部及第一三四师（欠一个团）、第一三五师，与第四十四军第一三○师另一个团，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归中南军区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第四十五军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战场，涌现出李庆春、刘瑞林、宋生、陈焕柱、李广正等一批英模人物和“猛虎扑羊团”、“勇猛顽强营”等许多英模单位。

　　九纵（第四十六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九纵队。该纵队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冀东暴动中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的。

　　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20万工农抗日武装暴动，建立了抗日武装。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陆续派遣许多红军干部到这支抗日武装力量中担任各级领导。10月，主力撤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整训，冀东只留下三支游击队坚持斗争并得到迅速发展，1940年7月，这支武装力量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辖第十二、第十三团，曾配合主力部队参加百团大战。1942年11月，第十三军分区抽调部分部队在长城内外日军制造的“无人区”，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1945年1月，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第十三军分区改为冀热辽军区，辖第十四至第十八军分区，隶属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组成后，立即投入抗日战争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北出长城，进军热（河）南、辽（宁）西。

　　1945年战略反攻后，冀热辽军区主力部队编为冀东纵队（又称詹才芳纵

　　队）和热辽纵队（又称黄永胜纵队）。同年10月，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11月又调回晋察冀军区。同时，根据晋察冀军区统一整编部队的命令，冀热辽军区改编为冀东军区，并将其所辖的部分部队改编为四个野战旅：第十一旅（旅长曾雍雅）、第十二旅（旅长刘永源，政治委员林茂源）、第十三旅（旅长萧全夫，政治委员李振声，副政治委员向仲华）、第十四旅（旅长何能彬，政治委员徐光华，副旅长兼参谋长袁渊，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志勇）。

　　野战旅的编成，标志着冀东武装已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第十二旅、第十三旅部队，后来分别发展成为第四十六军之一三六师和一三七师。

　　自卫战争开始后，这支部队在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率领下，立即投入了粉碎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的斗争，接连进行了承德保卫战、香河保卫战、打退美军直接进犯的安平作战等战斗战役，保卫了冀东解放区。通过上述作战，使得这支新成立的野战部队在战术思想、战斗组织和作战指挥方面，均取得明显进步，并培养起部队连续作战、吃苦耐劳的战斗作风和近战夜战的能力。1946年6月至8月，冀东军区野战部队进行整编，先被编为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旅，不久又合编为独立第十、第十一旅。1947年5月，冀东军区改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7月，又以各军分区警备团为主又组成冀东军区独立第九旅。

　　1947年8月，上述第十、第十一、第九旅，在河北遵化地区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参谋长袁渊，政治部副主任徐光华。第十旅改称第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治委员艾平；第十一旅改称第二十六师，师长萧全夫（曾用名萧全福），政治委员李振声；第九旅改称第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政治委员王文。全纵队2.3万余人。不久，部队先后进入东北地区，参加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作战。

　　九纵出关后的第一仗，就是在秋季攻势中配合八纵，在杨家仗子围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军。此时，第二十七师尚留在关内进行整顿。第二十六师进至五岭山，担任阻援任务；第二十五师则进占郭家屯一线，准备截歼溃逃之敌。

　　第二十六师在五岭山顽强坚守两天一夜，挡住了敌人七个团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围歼第四十九军争取了时间，并歼敌1000余人。而当敌第四十九军在八纵的勇猛攻击下向南溃逃时，又突遭早已守候多时的第二十五师的截击。该师部队英勇作战，连炊事员、司号员都抄起扁担投入战斗。

　　最后，除敌军长王铁汉等百余人逃脱外，4000余名逃窜之敌全部被歼。

　　九纵出关作战，第一仗就取得歼敌5000余人的大胜，不仅鼓舞了部队的斗志，锻炼了纵队大兵团作战能力，而且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为此与八纵一起受到东总的嘉奖。

　　随后，九纵又进行了朝阳攻坚战、义西围歼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等战役。

　　在整个秋季攻势作战中，九纵在历时50多天的连续作战中，五战五捷，战斗类型既有山地防御战、山地进攻战，又有城市攻坚战、夜袭破袭战，总计歼敌1.1万余。在之后的冬季攻势中，九纵千里转战，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战斗和战役，共歼敌1900余人。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番号不变。

　　辽沈战役开始后，为保证三纵攻打义县，九纵在司令员詹才芳的率领下，发扬“虎口拔牙”的大无畏精神，以突然的奔袭动作，直插锦州、义县之间敌纵深阵地，连续五昼夜抗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彻底切断了敌锦州、义县之间的联系。这便是四十六军军史上著名的锦北渗透战。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位于锦州北部两条公路交叉点上的白老虎屯。

　　9月24日夜，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连穿过敌30多公里防御纵深，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到这里。当清晨敌人吹响起床号时，一连官兵已构筑完工事。

　　范汉杰发现位于纵深的白老虎屯居然被共军占领，恼羞成怒。在25日的一天里，在六架野马飞机、六辆坦克的掩护下，敌人向一连阵地发起了15次猛攻。几十门大炮的炮弹一排排倾泄到这块弹丸之地；冲击兵力也由一个连到一个营，最后是一个团。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冲上去又被打下来。

　　打到天黑，敌人一个团伤亡近半，一连也只剩下37人。但敌到底没能拔掉只有二门60炮的一连这颗钉子。

　　在锦北渗透战中，九纵二十五师表现尤为突出，一个师就歼敌近3000人，缴获各种火炮450门。战后，第七十四团的一连、二连，分别被授予“白老虎连”和“守如泰山连”的光荣称号。其中一连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各荣记大功三次，并被授予毛泽东奖章一枚。

　　随后九纵乘胜扩大战果，清扫锦州外围之敌，一举攻占了锦州外围制高点帽儿山，并用炮火直接封锁了锦州飞机场，为攻克锦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锦州攻坚战中，九纵又与七纵并肩担任城南突破任务。总攻发起后，第二十五、二十六师迅速打开突破口，随即向纵深发展。九纵与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一起，仅用31小时即全歼了号称“机械化兵团”的10万守敌。

　　其中九纵计歼敌1.5万余人，并活捉东北“剿总”上将副司令范汉杰、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为此受到了东野总部首长的表扬，得到“全纵队奋发努力，进步甚快”的评价。攻锦战役结束后，九纵又迅速赶往大虎山地区，投入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当廖耀湘兵团发觉将被我军包围后，企图撤向营口从海路退逃。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九纵从大虎山地区南下，经台安于海青湾东渡辽河，切断敌南逃之路，并抓住逃向营口的第五十二军，待七纵、八纵赶到后再行围歼。这时，九纵已经连续急行军六昼夜，部队体力十分疲惫。但为了抓住廖耀湘兵团，夺取辽西会战的全胜，全纵队指战员不顾饥饿和疲劳，又急行军五天，最后一昼夜一气追击230里，终于在10月31日赶到营口附近，抓住了正企图由海路逃跑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

　　詹才芳当即命令部队不顾疲劳投入战斗，对营口之敌实施弧形包围，并以一个营掩护重炮团，进至营口以北，以火力封锁出海口。

　　11月2日晨，詹才芳发现敌有登船逃跑迹象后，遂决定不待七纵、八纵赶到，九纵即单独向营口之敌发起进攻。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以果断的行动，攻占了营口以西的西海口小高地，控制了西海口炮台工事。师主力于五台子突破防线，击溃守敌一个营。二十五师在邵家屯突破敌人防线突入市区，第七十五团一营经激战后占领海关码头，七十四团攻占营口车站。

　　突入市内的两个师很快将敌拦腰斩为数段，敌五十二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已呈现混乱状态。九纵部队大胆穿插，分块围歼。经数小时战斗，守敌大部被歼。登船逃跑的敌人，也遭到我炮兵射击，一艘运兵船和22只帆船被炸起火，3000余敌人全部被烧死、淹死。

　　由于九纵不畏疲劳的勇猛追击和当机立断的果断进攻，不仅解放了营口，而且阻绝廖耀湘兵团从海上逃跑之路，迫使廖兵团又改逃沈阳，并最终彼东北野战军主力全歼于辽西平原，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也随之解放。

　　营口战斗，九纵共计歼敌1.4万余人。营口的解放，标志着辽沈战役的

　　胜利结束。九纵为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划上了句号。九纵在出关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作战中，共计歼敌4.4万，缴获飞机4架，坦克4辆，各种火炮477门，各种枪1.6万余支。194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九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仍归东北野战军建制。詹才芳任军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杨梅生任副军长，段德彰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袁渊任参谋长。第二十五师改称第一三六师，曾雍雅任师长，徐光华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师改称第一三七师，萧全夫任师长，李振声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师改称第一三八师，任昌辉任师长，王文任政治委员；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九师，陈宗坤任师长，曾凡有任副政治委员。改编后，全军共4.7万余人。1948年11月2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向华北开进。九纵为左路兵团的先头部队，经16天连续行军，行程达1400余里，12月7日进入冀东。后为执行毛主席关于“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敌逃跑”和“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的指示，九纵又奉命分两路昼夜不停，轻装急进，于12月18日插入天津军粮城，切断了天津之敌向塘沽从海上逃跑退路，随后又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对天津国民党军的战役合围。

　　天津守敌共有13万余人，并且拥有自1947年秋即开始修建的坚固工事，即敌所谓的“大天津堡垒化”，自诩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被任命为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攻城具体部署为：以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四十四军、四十五军组成东突击集团，两大集团东西对进。第四十六军并指挥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则由天津城南向北实施辅助突击。

　　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总攻开始。四十六军在突破阶段受阻，伤亡相当大。但当天深夜师指挥员进到突破口后，及时调整部署，利用夜晚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并取得迅速进展。15日11时即突进到跃华中学，与三十八军会师。四十六军共计歼敌2.6万余，活捉伪北宁路护路军司令兼天津市市长、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谋杜建时，缴获各种炮314门，轻重机枪709挺，长短枪1.2万余支。

　　战后，刘亚楼对四十六军的辅攻十分满意。他说：“原来我们的意图是你们只要能在南面顶住，不让敌人溜掉，就算完成了任务，没料到你们突破了南边这样坚固的工事，也参加了纵深战斗，这就太好了。”

　　天津战役结束后，四十六军第一三八师、第一五九师又配合四十九军解放了塘沽。尔后转进河北霸县一带休整。

　　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由四十六军改编傅部第一二一师和二七三师。在接受改编的傅作义部队中，有许多特务分子与原政工人员已化装为文书、司务长、上士等潜伏下来。

　　这些家伙受军统之命大肆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士兵，煽动其部属阻挠改编工作的进行。但傅部师团级军官已认清大势。而且军官们对部队直接负责，怕出大乱子，担不起这个责任。

　　于是，军部决定利用敌人内部这一矛盾，让军官发号施令，维护秩序，遏制叛乱。同时，我派去的干部则深入基层，接近士兵进行工作，并逐渐将其尉以上军官，按先顽固后一般，先政工后其他人员的办法，分批调出部队，上送四野杨村教导团处理。后又经过诉苦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的

　　揭发，彻底地肃清了潜伏的特务分子。在一系列的教育后，绝大多数士兵提高了阶级觉悟，并自愿参加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将其中3666人编入本军各部队，将3656人调拨给第一野战军。

　　1949年4月初，四十六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上旬，渡过长江，直逼长沙城下，促进了长沙的和平解放。该军第一五九师调归湖南军区建制；第一三八师担任长沙警备任务；第一三六、第一三七师参加衡（阳）宝（庆）战役。之后，四十六军部队又先后完成了湖南、湘西剿匪任务。1950年12月初，詹才芳调中南军区工作，杨梅生任军长，萧全夫任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曾雍雅任第二副军长兼第一三六师师长。

　　1951年1月，第四十六军奉命进驻粤东，执行保卫粤东海防的任务。

　　1952年9月17日，四十六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接替第四十二军西海岸防御任务。此时军长萧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在此之前，第一三三师调入，原辖之第一三八师调出。在朝鲜战场，第四十六军先后参加三次攻打马踏里战斗，以后又担任西海岸守备任务和“三八”线临津江北岸的防御任务。

　　1955年10月，从朝鲜回国。

　　四十六军在三年半的抗美援朝作战中，战绩辉煌。仅在后半年的防御作战中，就歼敌1.4万（其中美陆一师6639名，英联一师2720名，土耳其旅893名），击落敌机193架，击伤敌机155架，击毁敌坦克51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荣岗位上，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涌现出全国著名战斗英雄田广文、纪士信等11人；涌现出“白老虎连”等一些著名英雄连队；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马玉臣、栗学福等英模人物近万人。

　　十纵（第四十七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第四十七军所属各师，在编入该军建制之前，各有不同的战斗经历。该军第一三九师的前身，是1930年在湘赣边根据地成立的红军独立第一师。1932年10月，该师编入红八军并改称第二十二师。1933年6月，该师编入红六军团，改称第十七师，师长由红六军团长萧克兼任，蔡会文任政治委员。十七师先后参加了保卫湘赣苏区、红军突围西征、回师东进、转战湘黔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该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1937年9月，随第一二○师开赴抗日前线（第七一八团和师直留守陕甘宁边区），先后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灵邱、广灵阻击战、邵家庄伏击战和上、下腰涧等战役战斗；配合一二○师主力粉碎了日军多路围攻。1939年9月，奉命返回陕西绥德地区，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0年底，为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进至南泥湾开展举世闻名的大生产运动。1944年11月，第三五九旅先后分两批组成南下支队，向华南敌后挺进。1945年8月，南下第二支队（刘转连任司令员，晏福生任政治委员）奉命北上河南孟县地区。10月，进至辽宁辽阳地区，扩编后恢复第三五九旅番号，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抚顺及北满剿匪、三下江南、夏季攻势等战役战斗。1947年1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1947年9月10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建制，改称第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

　　政治委员晏福生）。该军第一四○师的前身，是1945年8月以曹里怀等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三五九旅先遣队和太行区的部分干部为骨干扩编成立的长春公安总队，曹里怀任总队司令员，刘居英任政治委员。总队成立后，主要战斗在长春、吉林附近地区。曾先后参加了北满和西满剿匪及解放长春、三下江南、夏季攻势等战役战斗，共歼敌近万人。1947年9月10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建制，改称第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卓雄）。

　　该军第一四一师的前身，是1947年2月1日在吉林省桦甸县桦树林子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东满独立第一师，赖传珠任师长，唐天际任政治委员。该师成立后，归东满军区指挥，主要活动于东满地区。曾先后参加了吉林以东地区多次战斗、东北夏季攻势和吉林、长春以南地区等战役战斗。1947年9月10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建制，改称第三十师（师长方强，政治委员孔石泉）。1947年9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梁兴初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成立后，立即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参加大小战斗19次，攻克了北吉林、德惠、中固等敌据点。1947年底至1948年初，第十纵队参加了冬季攻势，攻克了开原等城镇。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第一刀就插向了敌人的致命处——东北的门户锦州。蒋介石急令华北侯镜如兵团东进，沈阳廖耀湘兵团西进，企图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能否拿下锦州，关闭东北大门，关键在于能否阻住这两路援军了。在塔山一带阻击华北东进兵团的任务，由四纵、十一纵等部队承担，而阻击廖耀湘西进兵团的重任就落到了十纵的肩上。

　　在东野主力攻锦前后，十纵奉命从开原昌图地区出发，并指挥一纵第三师、辽南独立第二师和蒙古骑兵师，进至新立屯以南地区，组织运动防御。

　　总部命令十纵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截击住廖耀湘西进兵团。

　　10月12日，廖耀湘兵团进至彰武、新立屯一线，十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顽强地与敌扭打纠缠，成功地迟滞了该兵团的西进；有效地保障了我攻锦部队的侧后安全。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再次强令廖耀湘兵团全力西进，与侯镜如兵团东西夹击，重新夺取锦州，以将东北兵力回撤关内战场。而东野总部的目光也盯上了廖耀湘兵团，决心发起规模空前的辽西会战，将这股东北国民党军的精锐，聚歼于辽西平原。

　　黑山、大虎山乃辽西走廊之咽喉，是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切断廖耀湘兵团逃路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十纵的肩上。然而十纵所要对付的，是包括国民党军“五大王牌”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10余万强敌（共计6个军11个师另3个骑兵旅）。虽然有兄弟部队三个师配合作战，但敌我兵力仍有五倍之差，更不要说该敌为东北国民党军之精锐，武器精良，火力强于我十倍了。此外，黑山、大虎山均为小丘陵地形，大虎山最高，也不过180公尺。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防御作战，战斗之激烈和残酷程度可想而知。但是铁匠出身的梁兴初，却偏偏不信这邪。他曾先后在东野主力一纵任过师长、副司令员，坚信千锤百炼才能煅出好钢，部队的战斗作风也是靠硬仗恶仗打出来的，决心率领十纵这支年轻的队伍，在这次阻击战中打出军威。10月23日，廖耀湘兵团以12个师的兵力，在地面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大虎山、黑山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十纵将士依靠简陋的工事，与敌展开了顽强的激战，经过反复地争夺，粉碎了敌人多次冲击。敌军在我阵地前弃尸遍野，黄昏时被迫后撤。

　　当夜，东总给十纵发来一道命令：“..务使敌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

　　不得前进。只要你们坚守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东总的命令立刻传达到各个阵地。十纵全体指战员深感责任重大：如果因为防御失利放跑了敌人，我们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一日纵敌，数载为患；千秋功罪，在此一战！

　　十纵全军上下的共同口号是：死守！死守！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24日9时许，敌人又在五个炮兵团的火力和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下，投入了四个师的兵力，再次向十纵据守的阵地发起了疯狂地进攻。敌机反复飞掠大虎山上空，炸弹成串地在我军阵地上爆炸，敌重炮群也以密集的炮火向我阵地猛轰，接下来便是成群结队的集团冲锋。十纵指战员们从被炸塌的工事里爬出来，不顾烟熏火燎，重伤员不叫苦，轻伤员稍加包扎便立即投入了战斗，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群。24日这一天，十纵前线部队共击退敌军连续六次进攻。

　　25日早晨，敌人又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出动五个师、十余架飞机、百余门大炮，向十纵全线阵地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坚守92与90高地的第八十二团五连，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敌先后投入了四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以密集队形连续冲击。该连在连续打退敌四次冲锋后，仅剩十余人了。战到中午，敌两个营又冲上来，五连官兵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随后敌又将“王牌”新六军投入战斗，将主攻方向直指101高地。其第一六九师先后两次以两个营向我阵地进行轮番冲击，均被我击退。后又以“金圆券”收买300多人组成敢死队发起冲锋，但也被我击退。下午，该师又以国民党徒、尉级军官组成“效忠党国先锋队”，再次向我101高地猛冲，并同时以两个营的兵力从三面包围了高地。我守备部队终因弹尽人亡，16时，阵地失守。敌军直指高家屯一线。

　　101高地失守后，纵队急令第八十九团二营由大边壕向高家屯增援；同时组织第八十二团全部及第八十四团一部，死守高家屯。敌所谓的“王牌”

　　新六军的第一六九师及二○七师第三旅，在高家屯弃尸遍野，却再也未能越过十纵防线一步。

　　26日凌晨3时，十纵接到东野总部电令：“东进我主力已到达指定位置，敌已向东溃退。望即协同主力行动，从黑山、大虎山正面投入追击”。

　　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回忆说：“这封电报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字千金啊！它的全部份量就在于宣布我们已经完成了艰苦的阻击任务。师领导传阅着这份急电，一个个如释重担，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梁兴初当即命令三个师从左、中、右三路，同时向正面之敌发起攻击，配合东野主力截歼南逃之敌。

　　廖耀湘兵团在我军强大压力下，很快陷入混乱，开始全线溃退。刚刚经历了残酷的阵地防御作战的十纵指战员们，不顾寒冷、疲劳、伤痛和饥饿，趁敌混乱之际，迅即转入追击作战。各师团对逃敌果敢实施穿插、分割和围歼，辽西平原上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到处都是冲锋号声和喊杀声。

　　十万余敌军在我强大兵团的围歼下，溃不成军。我军指战员也果断地转入主动求战，哪里有枪声就冲向哪里，哪里有敌人就在哪里战斗。经过36小时激烈紧张的战斗，终于将廖耀湘兵团的六个军全部歼灭。十纵在辽西会战中共计歼敌1.4万余人，其中俘虏了敌新六军军长李涛、第七十一军军长向风武以下万余人，并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十纵先后在阻击作战和追击作战中重创敌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等部，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为此，四野在东北三年解放作战总结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第十纵队（军）奉命以黑山、大虎山构筑阵地坚守，阻拦了敌人的先头。他们在修了两天的阵地上孤军奋战，抗击了五倍于我的敌军精锐部队，使敌人三天的进攻未获寸进，争取了时间，打乱了东北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作战计划，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其‘西进企图’，为我军造成了辽沈平原上集中主力聚歼敌人的先决条件。

　　11月4日，十纵的部分指战员再次登上101高地，东总电影团为他们拍摄了黑山阻击战的影片。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十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梁兴初任军长，周赤萍任政治委员，方强任副军长，刘西元任副政治委员，黄炜华任参谋长，孔石泉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八师改称第一四○师，刘转连任师长，陈发洪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师改称第一四一师，叶建民任代师长，张百春任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独立第八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步兵第一六○师，王明贵任师长，邹衍任政治委员。全军共5.6万余人。

　　1948年11月，四十七军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四十七军担任改编傅作义部第二六二、第二六七师的任务。第一六○师调归平津卫戍司令部，改称第二○七师；东北军区直属整训第一师改称第一六○师，调归第四十七军建制。1949年4月，四十七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建制，向江南进军。7月，参加宜沙战役。9月，为配合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两广，在湘西大庸歼敌第一二二军一部，生俘敌军长张绍勋以下5000余人。8月，第一六○师调归第十二兵团（湖南军区）建制。10月底，四十七军军部和第一三九、第一四一师奉命配合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参加向川黔进军作战。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重庆、涪陵、广安、邻水等地，俘川湘鄂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官钟彬和江阳舰队中将司令官叶裕如等；

　　第一四○师留湘西执行剿匪与维护交通线任务。1950年1月，第四十七军奉命返回湘西，执行剿匪建政任务。经连续作战一年多，消除了湘西匪患。

　　1951年2月，四十七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李人林，副军长刘贤权。6月17日，该军奉命率第一四○、第一四一师进至临津江东，接替志愿军第六十五军防务。第一三九师进至开城，担负保卫开城谈判任务。12月，四十七军奉命将临津江东岸防务移交第三十九军，撤至龙化、成川地区整训。在整训期间，涌现出舍身救儿童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1952年11月，四十七军奉命第二次开赴临津江东西两岸，接替志愿军第三十九军防务。涌现出郝志新、阎成恩、马一钩、李太林、陈启瑶等许多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1953年4月，四十七军奉命将临津江防务移交志愿军第一军后，撤至谷山、松田洞地区担任机动作战任务。6月，奉命进至安州、肃川、汉川地区，接替志愿军第三十八军西海岸防务。

　　1954年9月16日，四十七军离朝回国。

　　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

　　东野特种兵纵队和铁道纵队

　　从无到有、“捡洋落”起家的特种兵纵队。炮弹打到自己阵地上，纵队首长大叫“炮兵有特务”。炮队入关，老百姓目瞪口呆：这是出关的“土八路”回来了吗？铁道纵队：

　　五大野战军中独此一家。

　　特种兵纵队1948年12月，当东野百万大军挥师入关之际，一支支金戈铁马的雄壮炮队，穿插行进在百万大军之中。华北沿途的老百姓从未见过这么神气的解放军队伍。那些用美国十轮大卡车拖着的美式150重型榴弹炮，炮筒子竟比路旁的电线杆子还粗，直看得他们目瞪口呆：

　　“咱们这儿的解放军队伍，咋就没见到过这么粗，这么多的大炮？”

　　沿途群众自然还清晰地记得：三年前，这些“土八路”也是由这条道出的关。不过那会儿，他们除了步机枪之外，最多还有几门扛在肩上的小迫击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紧随其后出关的“国军”，飞机、大炮、坦克装备齐全，又是何等的气派！当时东北的老百姓，即使是同情共产党的，也不敢相信：就凭他们这点儿队伍，能打过国民党？

　　但共产党就是神了！几乎是赤手空拳出关的炮兵干部们，入关时带回的则是一支五大野战军中最强大的特种兵纵队。东北野战军的炮兵部队建设，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这里面凝聚着以朱瑞为首的炮兵创始人的不少心血。

　　自1945年8月起，我军开始陆续进入东北。当年10月，东总用第一批到手的日军火炮，成立了一个炮兵旅。该旅下辖两个团，一团为山炮团，共5个连，15门山炮；二团为野炮团，共3个连，17门野炮。虽然号称1个旅，全部家当却只有32门小炮。除此之外，就是进入东北的各部队所携带的少量迫击炮了。虽然东野总部也曾要求下面部队努力收集火炮，但各部队对于所收集到的火炮，既无暇修理整顿，也因炮兵专业干部及兵源极度缺乏，而无力组建自己的炮兵部队。当时也有个别部队为了剿匪作战的需要，利用俘虏的伪满官兵成立过三两个炮兵连。但剿匪任务完成后，嫌火炮拖带不便，也就又放到了一边。所以在那个时期，各部队的炮兵始终未能有多大发展。

　　东北炮兵部队走上正轨并得到迅速的发展，起于朱瑞来到东北之后。

　　1945年9月25日，为落实党中央创建东北大后方的战略意图，延安炮校的大部分人员在朱瑞校长的率领下，挺进东北。党中央又从各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同时前往东北。于是朱瑞就一路走，一路会合，到达东北时已有千余人了。

　　朱瑞算得上是老炮兵了。1925年，刚满20岁的朱瑞被党送到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1930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军事工作。1945年夏，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朱瑞又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校长。

　　朱瑞是爽快人，于起工作来大刀阔斧，说干就干。一到东北，他就把带来的炮兵专业干部一分为二：少部留炮校工作，培养新学员；大量的则被分派到各军区和各部队，协助下面建立炮兵部队。朱瑞将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思想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炮校拥兵二千五——变学

　　校为部队，部队训练新兵——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到1946年7月，炮校完成了扩兵任务，并在原有的炮兵旅的基础上，充实了炮二团及战车大队，新组建了炮兵第三团。

　　为了解决火炮不足的问题，他一面要求下到部队的炮校干部们，广泛收集日伪军遗弃的火炮，一面亲自带领炮校人员漫山遍野地“捡洋落”。日军丢弃的各种火炮大都残缺不全，就几门凑成一门炮。截止到1946年6月，全东北收集到的各种火炮就已达700余门。除炮校拥有的两个炮团及一个战车团外，加上各军区的炮团，总数已达6个乙种炮团、4个丙种团、6个炮兵营另20个炮兵连，总计80个炮兵连。

　　仅仅半年时间，东野的炮兵连增长了十倍！火炮增长了20倍！四平撤退，炮校也随之搬迁。朱瑞把手中这些五花八门的火炮视作命根子。爬犁拖，大车拉，好歹把他的这些家当全部从通化搬到了牡丹江。

　　三下江南战役之前和之后，只要作战任务不紧张，炮校的主要任务还是收集军火。1947年5月初，老百姓来报告，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夕，曾把不少重武器就近深埋在镜泊湖、穆棱、孙吴、黑河等地，还说“20年后再回来”。朱瑞听后大喜，决定趁当时作战空闲之际，掀起一个搜集武器运动。

　　炮三、炮四团全部及炮一、炮二团各一个营，被派往当年日军防线的各深山荒野中去寻访挖“宝”，并大有收获。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门炮，被命名为“搜炮英雄”。就这样，朱瑞带领部队大“捡洋落”

　　大“发洋财”，迅速地壮大了东野炮兵部队。

　　在朱瑞的极力筹划下，东野为解决下面部队存在的炮兵编制各异、指挥极不统一的问题，四平保卫战后期（1946年6月），决定设立炮兵处，专司调整之责。但由于战事紧张，接着便是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主力部队的大踏步后撤，这一决定暂被搁置下来。直到7月，东北局及东总转移到哈尔滨后，才下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在充分肯定了炮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在部队建设上，应使炮兵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在具体作法上，炮兵应以“广泛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11月份，5个基干炮兵团大体装备就绪，其中一部并于11月初参加了作战。

　　1946年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匡裕民（兼参谋长）、贾陶任副司令员，刘澄瀛任政治部主任。炮司下辖炮兵学校，校长、政委、副校长均由朱瑞、邱创成、贾陶兼任。

　　炮司下辖炮一、炮二、炮三、炮四团，战车大队，高射炮大队，迫击炮教导大队，炮兵学校及后勤等单位。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便是由炮司所辖的这些部队发展而来的。

　　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由于分散的炮兵部队得到了炮司统一的行政管理和教育，因而不论是野司直属的基干炮团还是各师、旅、纵队的炮兵部队，在短期内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截止到1947年3月，南满炮兵部队已拥有27个山炮连，北满部队则更为可观，山炮连已达73个（其中包括3个战车连及2个高炮连），再加上南满、北满部队的60个步迫炮连和步迫炮混合连，总计达160个炮兵连。

　　北满炮兵部队干1946年11初开始参加战斗。炮兵的参战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军单靠人送炸药爆破的原始作战方法。由于炮兵部队尚处于初创阶段，因此难度较大的间接射击技术还不能熟练掌握。三下江南作战时，一些部队的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的事时有发生，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气得破口大骂：“娘××的，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

　　除此之外，在炮兵使用战术上，各部队也有个逐渐摸索的过程。1947年1月，在一下江南的德惠攻坚战中，北满部队投入了四个炮兵团（30个炮连）参战。

　　这是我军炮兵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亮相！步兵弟兄们为庞大的炮兵部队的参战而欢呼雀跃，炮兵部队也自豪地认为——光用大炮轰也把德惠城轰平了。

　　然而实战中，在兵力部署上却出现了平均使用兵力的问题。参战的四个步兵师东西南北各一个，四个炮兵团也不偏不倚每师分一个，各师再把分到手的炮连分到各团、各营，甚至分到尖刀连。结果打起来后，炮兵部队各自为战，乱打一气。等到发起总攻时，炮弹已经打光了。为此，战后受到了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的严厉批评：“你们以为这是发衣服，一人一件呀？就是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作战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东野炮兵建设也步入了第二阶段。1947年3月，炮兵司令部为总结一年来炮兵建军与作战，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会议提出：炮兵部队的作战，应以直接射击及近战为主，以“快”、“准”、“猛”为准则；炮兵部队的整训，军事上以提高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整顿纪律为主。

　　东北野战军的夏季攻势开始后，5月22日，朱瑞亲率东野炮兵主力南下，配合六纵发起的拉（法）吉（林）战役。先是在老爷岭山下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随后又渡过松花江，攻取华甸。

　　6月中、下旬，炮司部队又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共计集中使用了47门野榴炮。这是东野直属炮兵部队，继德惠攻坚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城垣突破作战。正是通过这次作战，东野炮兵部队初步掌握了步炮协同战术。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野炮兵基本走上了正规。冬季攻势开始后，步兵部队一改过去“炮兵帮倒忙”的看法，见到自己的炮队开过来，远远地就欢呼起来。行军中遇到交通堵塞，无论自己的任务多急，也都赶紧给炮兵让路。历来靠血肉之躯冒死爆破的我军步兵，恐怕是世界上对炮兵重要性体会最深的部队了。

　　朱瑞非常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仗之后都要组织部队展开“战评”及“想办法”运动，从而使得炮兵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仗仗都有提高。继参加彰武、新立屯等一系列作战后，直属炮兵部队又先后通过参加公主屯、辽阳、鞍山、四平等战役，对于攻坚作战已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初步掌握了“快”、“准”、“猛”的要诀。由于炮兵在上述攻坚作战中的突出表现，博得了步兵的赞扬和受到了东总的嘉奖。

　　1948年4月，炮兵司令部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一年来的作战，研究了步炮协同与炮兵使用等问题。

　　据这次会议上的详细统计，整个东北野战军共拥有143个重型山炮连，12个步炮连，7个战防炮连，43个混合炮连，70个迫击炮连，总计275个连。全军山、野、重炮572门（其中包括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79门），

　　步、迫、战防炮863门，小炮掷弹筒3083门，总计4518门。炮司炮工处亦通过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建起了三个炮械修理厂，工人已达近千人，先后装修火炮600余门，生产炮弹10万余发。

　　1948年8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成立，隶属炮兵司令部。

　　苏静兼任司令员，邱创成兼任政委，匡裕民兼任副司令员及参谋长，刘澄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骡马化野榴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二个摩托化高射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一个战车团、一个工兵营。除此之外，东野的12个野战军中，军有炮团，师有炮营。

　　1948年9月，东北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的序幕拉开了。正当炮兵部队满怀豪情地投入大决战之时，第四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朱瑞司令员，却不幸于1948年10月5日，牺牲在义县城垣下。

　　1948年10月1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发起了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并且亲临前线指挥。

　　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

　　朱瑞是把义县攻城作战看作是锦州攻坚战的预演。义县城垣刚刚突破，纵深战斗还在进行，他便冒着残敌稀落的枪炮射击，亲自赶到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效果，以便为攻锦作战收集更精确的射击参数。但他却不幸踏上残留的地雷，壮烈牺牲。攻打义县只是攻克锦州的外围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初便折了一员大将。朱瑞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第四野战军牺牲的唯一高级将领。10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野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以纪念这位对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将领。

　　朱瑞虽然牺牲了，炮兵之魂却存。1948年10月中旬，东野炮纵几乎全部投入了锦州攻坚作战。14日上午10时10分总攻打响，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呼啸的炮弹如同雨点般砸向锦州城垣，射向敌守备要点。在炮纵的有力支援下，攻锦部队仅用了32个小时，就将敌军号称“固若金汤”的锦州城，全部解放。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通过锦州、辽西大捷和长春、沈阳的解放，国民党军东北精锐遭到全歼（其中包括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中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四野战军共缴获各种火炮171门，其中包括150毫米重榴炮36门，100毫米重榴炮34门，各种高射炮69门，坦克47辆，装甲车131辆。第四野战军的特种兵部队从此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炮兵司令部利用缴获的装备和解放战士迅速扩充部队，人员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扩大了一倍多，机械化部队亦大大增多。出于作战指挥的需要，特司曾设立了三个临时指挥所：由热河炮兵旅部改编为第一指挥所，指挥三个骡马炮兵团；以辽北军区司政后大部人员成立第二指挥所，指挥三摩托化炮团；以松江前线机关一部成立战车指挥所，指挥坦克、装甲车部队。

　　11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全军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的命令，东北野战炮兵司令部改为特种兵司令部，萧华任司令员（不久由万毅继任），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苏静、贾陶、匡裕

　　民（兼参谋长）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唐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由临时指挥所及其所辖部队组编的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炮一师（骡马师）师长彭景文，政治委员刘澄瀛，炮二师（重炮师）师长沙克，政治委员王枫梧，炮三师（战车师）师长曾克林，政治委员杨永松，骑兵师师长何能彬，政治委员林茂元。

　　1948年12月，特种兵纵队特司除少数留沈外，大部随四野主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攻坚战特种兵纵队再显神威。主攻部队在特纵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只用了29小时，便将敌自称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的天津城全部拿下，从而极大地震撼了傅作义，提前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结束后，特纵又接收了傅作义第九十四军军部、战车第三团、空军高炮第三团、工兵第二十团。其余装备及人员则补入各野战军。补充后的四野特种兵纵队编制为：二个炮兵师（共七个重炮团），一个战车师（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车团、一个战车教导团），一个高射炮指挥所（辖三个高炮团），一个工兵指挥所（辖二个工兵团），成为了五大野战军中最为强大的特种兵纵队。

　　三大战役结束后，特种兵纵队一部随四野向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进军，一部留驻华北。1949年4月18日，四野的两个炮兵师，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全军特种兵部队番号的规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七个炮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十五团至第三十一团；三个高炮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团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三个战车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

　　铁道纵队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虽有五大野战军，但是唯独东北野战军拥有一个铁道纵队。原因就在于东野占有了“地利”之先。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普遍落后。但重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地区，其铁路运输网相对而言也就成了最为发达地区。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敌我双方出于军事运输及作战考虑，对于铁路线的控制都极为重视。

　　自1945年8月我军陆续进入东北后，就非常重视东北铁路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并迅速派出人员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当时除加强铁路系统的领导外，东北各军区还为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相继成立了护路部队。

　　到1946年初，东北护路部队已发展到3400余人。东满各线有何德全领导的护路大队约1400余人；西满各线有郭维城领导的护路大队800余人，彭敏、阎九祥在绥佳、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的护路部队也相继成立。

　　1946年6月，为加强对各军区护路军的总体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组建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铁道司令部。总部设在哈尔滨。苏进任司令员，王光文任副司令员，张进任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郭德林任政治部副主任，郑思索任供给部长。

　　12月，铁道司令部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下辖东满护路军（司令员何德全，副司令员吉合，参谋长师军）、西满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参谋长彭传清）、南满护路军（代司令员阎九祥，副政治委员郭延林）、中部护路军（司令员张鹤鸣，政治委员刘居英，副司令员曹志学，参谋长徐斌）。

　　在护路军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铁道护路部队迅速发展，截止到1947年秋，东野护路军已发展到8000余人，并被编成七个步兵团，第一、第二、

　　第三团由护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则分别隶属各军区领导。护路军配合后方剿匪与前方作战，担负着北满解放区的5000多公里铁路线的护路任务。

　　自1947年5月中旬开始，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强大攻势，并取得巨大胜利后，我军控制的铁路线也大大增加。但新获铁路沿线桥梁线路多遭破坏，前沿铁路运输不通。为加快抢修使之迅速投入作战运输，1948年2月，护路军司令部将所辖的第六、第七步兵团合并组成为铁道第一团；将第四、第五步兵团合并组成铁道第二团。每团下设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担负线路、桥梁和通信设施的抢修；第二大队担负机务、检车、给水、站务等运输任务；第三大队则担负铁路沿线和抢修现场武装防护。从此，护路军的性质也就由原来单纯的护路作战，开始向一支崭新的铁道技术部队的转变。

　　铁道团组成后，根据各铁路线的破坏情况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作战意图，配合铁路职工立即投入了吉长、哈长和大郑线的紧张抢修。

　　铁一团配合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第一工程处，从3月上旬开始，先后抢修了通辽至彰武、彰武至新立屯、新立屯至阜新间的铁路线，并于8月中旬，恢复了郑家屯至阜新间的铁路运输。

　　铁二团从4月20日开始，投入吉长线的抢修工程，先是完成了孤甸子至兴隆山间线路修复和通信架设工程，后又在吉林铁路办事处的协同下，修复了饮马河大桥，使铁路从吉林一直延伸到国民党军北满大本营——长春。

　　步兵第一、第二团也各抽出一个连，组成两个临时抢修大队，配合哈尔滨铁道管理局职工，参加哈长线双城至陶赖昭间的铁路抢修工程，并于6月3日峻工。

　　上述各线的通车，不仅沟通了新老解放区的经济联系，而且为加强我秋季攻势的战备工作，支援我军解放锦州和围攻长春的作战，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前夜，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经东北局决定和中央军委批准，7月，以护路军属部队为基础，吸收铁路员工和技术骨干1200名，另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整编成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整编工作自7月下旬开始，至8月下旬基本结束，全纵队共计1.7万余人。

　　铁道纵队领导机关，由护路军领导机关与牡丹江军区领导机关一部合并组成，隶属铁路修复局直接指挥。纵队司令员由铁路修复局局长黄逸峰兼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后由铁路修复局第一副局长李寿轩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由何伟兼任，供给部长郑思索。纵队下辖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由铁一团、嫩江军区独立第三团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26人组成，共计4309人。支队长于磊，政治委员杜国平，副支队长钱潜，参谋长张进，政治部主任杨培君。

　　第二支队以铁二团、吉林军区独立第六团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21人组成，共计3407人。支队长刘震寰，副支队长萧春光，参谋长张峰铭，政治部主任李子华。

　　第三支队以护路军步兵第三团五个连、辽吉独立第三团两个营、牡丹江军区一个营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41人组成，共计3611人。支队长彭敏，

　　政治委员徐斌，副支队长汪祖美、张云山，参谋长何海如。

　　第四支队以护路军步兵第一团三个连、辽吉独立第三团一个营、吉林独立第六团五个连、护路军梅河口两个大队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145人组成，共计3996人。支队长郭延林，副支队长王景利，政治部主任刘益。

　　铁道纵队自成立之日起，便担负着直接为前方作战服务和与各地铁道员工密切配合，恢复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双重任务。东野总部对铁道纵队极为重视，罗荣桓政委曾亲临铁纵机关讲话，以多罗宁将军为首的苏联专家也具体参与了铁道纵队的整编工作。

　　当时东野正酝酿着辽沈战役，并将首战目标指向了东北敌军的主要补给地与战略要地锦州。在这样空前规模的战略大决战中，部队的调动、粮食弹药的供应，尤其是特种兵部队的运送，必须主要依靠铁路交通来完成。但当时靠近敌占区的铁路，多数己被我军出于当时的战略目的而破坏。于是铁道纵队成立后，立即投入了通往锦州、长春、沈阳铁路的抢修工程。

　　纵队命令第一支队继续完成原属铁一团的任务，沿新义线向义县抢修，以支援锦州作战；第二支队继原属铁二团的任务沿长吉线向长春抢修，以支援我军围歼长春之守敌；第四支队则待命于梅河口一带，暂时协助路局补修铁路；各支队并准备根据战役的发展继续前进抢修，以保证辽沈战役结束后，迅速沟通东北各主要铁路干线的运输联系。

　　各支队接到命令后，立即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抢修工程中去。由于铁道纵队全体指战员们的共同努力，东北铁路主要干线得以迅速通车。这不仅直接援助了辽沈战役和围歼长春守敌的作战，而且对恢复和发展东北生产，以及保证东野部队顺利入关参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为保障东北野战军即将向关内的进军，铁路急待南伸。第一支队遂于11月20日，沿北宁线继续向山海关挺进。

　　当时为阻止华北侯镜如兵团援锦，此段铁路为我军破坏较严重。许多地段的钢轨翻倒在路基下面，枕木也不知去向。但好在桥梁破坏甚微，而且又是复线，于是第一支队得以就地取材，拆一条补齐另一条。

　　一支队为加快进度，黑夜派人前出调查，白天跟进抢修。当时东野入关先遣部队尚未出发，山海关仍被残敌盘踞着。当支队前抵山海关时，不得不派出两个连前往万家屯监视敌人。但没想到山海关之敌将他们当成了我入关部队的尖兵，竟闻风弃城而逃。在铁道纵队的日夜奋战下，至12月初，沈阳、锦州、长春、吉林、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大城市铁路均已连成一片，并可通向关内。从而为11月底至12月初入关的东北百万大军和军用物资的运输，铺平了一条大道。

　　12月上旬，铁道纵队司令部在秦皇岛召开会议，明确了东野铁道纵队今后的任务，就是修复全国的铁路。会议还提出了响亮的口号：“野战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从此，东野铁道纵队的战斗空间，便由一个东北战略区扩大到全国范围。

　　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铁道纵队又投入了修复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的新任务，并于7月，将这两条南北大动脉修通至长江北岸。从而为我各路大军的胜利渡江以及进军江南的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输保证。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归军委铁道部领导，并撤销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均由铁道部直接指挥。5月，中央军委又采纳苏联顾问的建议，铁道纵队改称铁道兵团，恢复兵团机关。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任兵团司令员，副部长吕正操任兵团副司令员，原铁纵参谋长李寿轩任兵团参谋长。

　　第四野战军的铁道纵队，不仅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而且也正是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道兵这一崭新的兵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