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大调小步舞曲巴赫伴奏: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二）

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二）

　　本文选自《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李大同口述，采写：邢小群，编辑：丁东，主编：米鹤都。编者授权共识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后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后遭改组。

　　我的“文化革命”

　　中学上了两年，就文化革命了。文化革命真是让人摸不到头脑的一场运动。红卫兵很快起来了。在北京，“八·一八”以前加入红卫兵的叫“老兵”。毛泽东接见以后的红卫兵，就不叫“老兵”了。我是1966年7月左右加入的红卫兵。

　　我父亲1964年已经调到中央农林部政治部当宣传部长。共青团九大以后，凡是年龄超过四十岁的团中央常委，一律走。那时他已经42岁。

　　文革初，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也想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积极地从正面去想。但总的感觉不好。我属于保守派。我敬重的老师，都弄得灰头土脸的。我骨子里有一种保守倾向。就拼命地学习毛选，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体会，当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不是如同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一场痞子运动？那么，当前的阶级阵线怎么划分？总之十分困惑。你不能把老师当成地主老财，把校长当成土豪劣绅！再踩上一脚？不大对劲啊！有一天晚上，我给我父亲提了十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放在他桌上。他平时很晚才回来，我们几乎见不到他。我说，你回答一下我的这些问题。那些具体问题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是对种种过火行为表示不能理解。这十个问题，立刻让团中央如获至宝。到处都在造反，竟然有这样的一些保守看法！

　　我写这个东西大概在1966年的7、8月份。我母亲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负责内参《团的情况》的编辑工作。当年她是和我父亲一块调过来的。她觉得我小小年纪，这样思考，很重要，就拿去提供给书记处参阅。结果，很快刊登在1966年下半年的一期《团的情况》上。这是团中央最高的内参件，往党中央书记处送的，我本人看过。我记得引语说：一个14岁的干部子弟李大同，向其父提出十个问题……这份《团的情况》有很多人知道，代表了当时中学生中的保守倾向。否则不会被当权者那么重视。

　　我本人还是红卫兵仪仗队的队员。1966年国庆游行：第一方队是解放军仪仗队，第二方队是红卫兵仪仗队。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个头，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夜一夜地练习走正步。我们这一排扛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红卫兵万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万什么岁呀？1966年11月底我们串联回来，老红卫兵组织就不行了。满大街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现在大家印象中的红卫兵好像就是一群打砸抢分子，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红卫兵里分很多层次。老红卫兵只有半年就垮台了。

　　文革初期，我们的校长高万春，跳楼自杀了，他是14级干部。学校斗老师时，我也没有参与。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点关系，看不惯。在北京，相比之下，汇文还是比较温和的。当时，传说崇文门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一个老太太的头削了一半，全北京的红卫兵蜂拥去看。文革中，有暴力行为的主要是初中的孩子。我虽然是初中生，但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曾有一次让我押送两个“地富”回原籍，由于临时取消，也没有送成。我本人和我这个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我们也去看过北京六中的“红色恐怖万岁”，感到很恶心。我们这类地方干部子弟，受父母熏陶，政策意识特别强，我们当时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马、恩、列、斯、毛，就斯大林还能凑合，林彪、总理出身什么？父亲母亲也是例子，知识分子干部哪有几个出身好的？他们是为了理想参加革命，不像多数老红军是为了有饭吃参加革命。我父亲去延安时，身上带着一百大洋啊！他对我爷爷说，你给我钱也走，你不给我也走，爷爷当然得给。我当年插队，带的是高级罗盘--军用指北针。一个罗盘25元钱，那时25元是什么概念？我妈带着我一边买这买那，一边数落：你们这叫插队吗？我离开北京时也带了100“大洋”，人民币，那时也是个不小的数。

　　后来，团中央给北京各个区的中学派了工作组。崇文区是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去的，她是团中央工作组组长。我当时是年级文革组长，所谓“靠得住”的孩子。这时我们是拥护工作组，配合工作组的。文革一开始角色是“造反”，在工作组进入学校时就转换了。老红卫兵又基本上进入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班子。毛泽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后，老红卫兵被打下去了，到1966年底，这时家里也地震沦陷了，父母亲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天晚上，父亲正在办公室洗脚，一群造反派冲进来，把袜子往他嘴里一塞，就抬走了，再无音讯。从此我父亲竟然失踪了一个多月。

　　一开始，我天天陪我母亲站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往里给总理递信，别的也顾不得管了。人在哪儿呢？一个月了，没有音讯，后来我一个人经常去中南海西门口递信。谁都递，主要给总理。我父亲是农林口文革8人小组成员，谭震林是组长。总理后来下个命令：必须保证农林口黄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北京卫戍区部队准备出动搜索了。总理下令后不久，一天夜里11点多，我们家楼下汽车喇叭响了几下，我们趴在凉台上一看，车没了，老头给送回来了，坐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的腿被打断了，耳朵里流着血，全身衣服哪儿都是血，整个臀部青黑一片，我当时还拍了照作为罪证。造反派放他回来前还强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我父亲就是不洗。父亲太硬，太倔，打游击出身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你不是不下跪吗？造反派迎面就踹过来一脚，那腿还不断？！

　　文革开始后，我听过他和梁步庭（原团中央书记，此时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后任青海、山东省委书记）在我家的一次谈话。梁步庭说，老黄，走资派就走资派吧，只要不是“死不改悔”的就行，反正是跟着他（指毛）走的嘛。我父亲说：“那可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谁跟你讲原则呀？那时老头儿如果“中庸”一点，不会遭那么大罪。

　　我家老头是条铁汉，可这次，回家躺在床上，眼有点湿，说：当年被日本鬼子弄断，这次被娃娃们弄断了。很伤感。但是父亲和我们专门谈了一次话，他对我和我弟弟说：“你们要相信，你们的父亲绝对不是走资派，不是反革命，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时团中央机关里，某书记的孩子已经贴出大字报，声明和他父亲彻底断绝父子关系。某书记，大院里有那么多他的大字报，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够，妻子绝望之极，在图书馆上吊自杀了。还有两个书记也跳楼自杀了。我相信父亲的话。那时，我和我弟弟，护着父亲到处转移，带着大口罩、墨镜，今天到一个老朋友家，明天到一个战友家。我们家的实木门，一寸多厚，三道插销，愣能给踹开，闯进来。天花板撬开，地板撬开，人没有办法呆了。白天不来，经常是夜里一两点，一伙人突然来了！主要是农大的造反派。这种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才逐渐平静下来了。

　　到了1968年，北京的风气也坏了，满街“拍婆子”的。一些年轻人骑个锰钢（永久13型）自行车，带转铃的，往街上一戳，见到漂亮的女生就上去：“交个朋友吧？”这让我受不了。我们院里一帮孩子，就开始跟卫戍区的一个教官练擒拿格斗。

　　那时，军宣队进驻各单位。当时驻团中央的军人中有一帮卫戍区的，有个老班长是“硬骨头六连”的训练标兵，又刚从越南战场上回来，他教我们擒拿、格斗。我们练得很苦，包括拼刺刀。每天下午还骑车到玉渊潭运河游泳，要逆流向上游至少十个台阶（相当于2500米）。回来饱撮一顿，再到篮球场，正儿八经比赛两场篮球。那时按毛泽东的教导办，“野蛮其体魄”！我当时可以潜泳60米，非常强壮，而且身怀擒拿绝技。后来教官和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能打架了，条件反射，一个反关节回击，对方骨头就会断。

　　另外一项活动，就是开始大量读书，还是按毛说的，“文明其精神”。我们是有先天条件的。家里书多。原来我们认为不好看的书，开始看进去了。我们大院里有个读书会，别管是什么书，懂不懂，别人说看了我也得看；如果别人看了我没有看，会感到耻辱，大家比着读。比如，当时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热泪盈框；看《大骗子江奈生魏尔德》这种书，那叫津津有味，后来再版我买了一本，就没有当年的感觉了。还有《笑面人》、《约翰·克力斯朵夫》等等，那个震撼啊！现在再看那些冗长的叙述，已经受不了了。还有一些灰皮书：《赫鲁晓夫主义》、《大策略家赫鲁晓夫》、《新阶级》这些讲苏联东欧的书，使我们很早就开始思考：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九评》，我是来来回回看，看苏联方面到底说得有没有道理。感觉中国当时是有些问题的。可见干部子弟其中的一部分，是当时中国青年中最前卫的一些人。不是他们天生聪明，而是他们接触到的信息不一样。当然，如果你家是二机部的，可能你就接触不到这些东西，而恰好你家是搞意识形态的，就什么都有。有些东西，我们是偷偷看的。我父亲说：这些东西你们还看不了。他越说看不了，我们就越看。

　　当时还有理解不了的东西，但已经感到这个阵营是有裂缝的，有可以讨论问题的空隙，再不把共产党看成是伟大、崇高、天衣无缝的了。看中苏论战，觉得苏联有很多论据是站得住的。我们本能地就不接受核战争，那确实没有胜利者。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那是不得了的！就这样，我们脑子里开始装了很多反“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但不能说建立了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抵消着新信息和新想法。起码，我们不再“纯洁”了。我见到毛泽东时，就不会掉眼泪。情感上也发生着变化。

　　记得1967年，联动有一伙人，有一次冲公安部之前，跑到我们大院歇脚，说：“我们现在怀疑林彪。”我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就讲了一大堆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觉得林彪也可以怀疑。江青更不要说，都骂得狗血喷头。那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用最好的相机，把老画报上江青过去的照片翻拍下来，弄得人手都有一套，看：江青这个戏子！当时干部子弟对中央高层的神秘感很快就没有了。我们也受毛泽东很多讲话的影响，比如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就说得很对，上课看《红楼梦》也好，抄书也是学习，这个学生将来有出息。

　　老红卫兵其实很早就边缘化了。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老红卫兵为此还举行过多次长安街游行。整个长安街，几万人带着最原始的红袖章、红领巾浩浩荡荡。这是怀旧示威。我们也去了，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各个学校“老兵”成立合唱队，唱长征组歌。101中学有两个女生领唱非常优秀，我们听得热泪盈眶。那时学校我们也不去了，基本就是逍遥派，在家读书。

　　离开北京

　　开始上山下乡了，我们比较倒霉，一批一批都没有我们。先是东北兵团，然后是去山西插队，接下来是去陕西。我们这些人大概是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读多了，本能地厌恶农活。以前的下乡劳动没有留下任何美好的记忆：腰酸背痛，我个子又大，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拔麦子手上鲜血淋淋，我心说这辈子可不能干农活。

　　我们大院一些孩子说，我们得自己走，不能跟着学校走。去哪儿最好？哪儿最自由？你猜一开始我们最先选择了哪儿？鄂伦春自治旗！那儿是什么地方？游猎生活！整天骑马打猎多带劲啊！而且同苏联最近，一旦打起仗来，就是前线。那时干部子弟虽然家庭大都垮了却不服气，有一种抱负，也是给自己找心理平衡：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练了一身功夫，在毛泽东时代“要解放全人类”的宣传教育下，总渴望打仗，像父辈一样建功立业。当时不少干部子弟去越南，甚至参加缅共，战死了不少。

　　我们给鄂伦春旗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想到你们那里插队。人家很热情，很快回了信，说：“我们这里没有安置知青的任务，因为这里有克山病。到现在病因不明。”这下把我们给吓住了。赶快查医书，看克山病是什么病，一看是关于侵害到心脏的什么病，病因不明。好么！这地方可不能去！去哪儿呢？想不出去哪儿。当时有一伙人和我们一样坐不住了，家里全“黑”，也不想去农村，这就是李三友、秦晓他们五个人，都是四中的。他们决定去内蒙草原。其中路书奇是我们大院里的子弟，我们去为他们送行。这五个人去了草原后，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不久，这本日记就传回了北京，这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与我们的沟通。写得特别有意思，一种全新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们写了去草原一路上的艰辛，哎呀，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刺激！心说这才是生活啊！像冯江华，他是原水电部党组书记冯仲云的孩子，他父亲在文革中死得早；李三友，西纠第一号通令就是他起草的，他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不便，我们管他叫戈培尔；路书奇是大院儿孩子中最成熟的一个，天生就是一个搞政治的，好像当时是四中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看了这本日记非常非常激动。马上决定走这条路！

　　他们走了大概不超过20天，我们就看到了那本日记。他们后来被当地政府顺利地收下了。我们决定也去草原。

　　我从决定到出发，只有两天时间。院里还有一个同伴叫朱力平的，也要去，他还有同学也要去。我们七联系、八联系，最后联系了十个人，清一色“黑帮”子弟，决定一块走。我对父母说，我要去草原！我母亲一听就急了：你能吃羊肉吗？她觉得羊肉对我是最大的威胁。我说，蒙古人能吃，我们也能吃。我父亲先说“你们想当‘盲流’？”（编者注：那一时期对没户口的流窜人口的统称）。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盲流”。他又说：我得考虑考虑，那地方，几十里地没有人烟，抗日战争我就在那里。他考虑的结果是：必须得学校同意，全国一盘棋，你们不能胡来。

　　当时学校已经是工人宣传队管理。工宣队那家伙，一脸不屑，你们还想插队？他的态度是，你们这些家里有问题的黑帮子弟，爱去哪儿去哪儿吧，也许巴不得有地方要我们。我回去就和父亲说：工宣队没有意见。他说，那就去吧。我当时的态度是：你们同意，我去；不同意，一分钱不给，我也去。因为在北京的日子，无所事事，无聊，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没有棉衣，就把父亲下乡时的棉裤接长了一截儿，把他下乡的皮大衣带上，两床被子，一个褥子，衣服、药品；打行李，买东西，自己迁出了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