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诗钢琴曲:章国锡案补充辩护词（二审第二庭）

章国锡案补充辩护词（二审第二庭）--斯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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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章国锡案补充辩护词

                                  　　　　　     能否都摒弃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以及（可能的）审委会委员：

章国锡案，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案子，由于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已经生效一年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似乎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双方都少了一些平常心。我希望，这个案子能回归到本身，就是如一审审理时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子，大家严格按照法律和良心来判断是非，定罪量刑。由于我们争议的目标越来越小，我们只需集中在以下三个人，周亮，史建党，徐某某。

一，情理、证据上看，章国锡经手过几十亿工程，没有理由会去收受周亮的一万元钱。

【完全不合情理】周亮和章国锡并不很熟，行贿1万元，而整个防水工程也只有十几万元钱，且，按照检方提供的证据，工程最后是其他人做的，收益不是周亮的，为什么周亮要送这1万元钱？

即便按照周亮的说法，送了钱，是为了和章国锡搞好关系，那么，章国锡收了周亮的1万元钱，之后，也没有给周亮任何一个工程，这符合情理吗？

真的章国锡是这样一个贪财的人，他完全可以收倪某某的钱，倪毕竟是老朋友，当地人，帮的忙更多，收钱更加放心。而相比之下，所谓周亮、史建党这样的在本地没有根基，也不是很熟悉的人，作为检方的证人，翻云覆雨。而倪某某和方某某的二笔7万元所谓受贿，就因为倪、方的坚持（不诬告），检察院构陷的几万元行贿事实，最后检方自己都去掉了。因此，从情理上看，章国锡收周的钱完全不合情理。

【证据不能排除疑点】

周亮虽然出庭作证，但是，其在庭审中肯定了其行贿地点是茶楼，辩方提供了非常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地段没有茶楼。虽然，检方提供了地名办的一张清单，表明似乎此地曾有一个咖啡馆的地名申报。辩方也提供了物业管理人证明，没有什么非法经营的不经登记的咖啡馆。

公诉方可能会辩解，这是记忆差错。但是，在出庭作证时，周亮在辩方的再三提问下，他的回答是：确定，这是一家茶楼，这可能是记忆差错吗？而且这个茶楼是周亮骑着摩托车自己找的。（被告人家属表示，当周亮作证完毕时，下面有检察人员竖起大拇指，说周亮很棒，这是因为周亮说谎似乎很圆，但是，当辩方出示此地段没有茶楼的工商资料后，周亮的证言就破产了，此时，检察院领导批评办案人员“你怎么叫周亮把路划死了？”，如果旁听者属实，这种细节，不能说明点问题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f8059501012fxi.html ）。

同时，我们审查证据，一定不能撇开本案取证的一些背景。

【刑讯逼供的背景】

本案检方存在变相刑讯逼供是确实存在的，就算不谈一审判决认定的动手打人，这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来看其不让睡觉的传统变相刑讯逼供，这是检方自己提供的审讯记录，可以证实，连续4天4夜的审讯，多达4次，如果说，法院在如此确凿的证据面前，仍然认为只要不打伤，不饿，就不算刑讯逼供。我想，不相信剥夺睡眠威力的人，以后保不定上天会让他自己尝尝这不让睡觉的滋味。即便，《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2），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这个等字，按照法理解释，应该包括不让睡觉，事实上，相对于饥饿，缺乏睡眠更容易导致人精神状态的损害。

章国锡既可以交代已经查实莫须有的倪某某的5万元，方某某的2万元，当然，也可以交代莫须有的周亮的1万元。古罗马格言：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是后者。赵作海，佘祥林等案，无一不是刑讯的结果。

请法官别忘记了，周亮在法庭上，信誓旦旦地说，就在茶楼，就在这条路上的某段。这恐怕不是细节记忆失误，而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否则，按照正常人的记忆，5年前这种记忆很难确定，但是，他很确定地说是一叠银行取出的1万元，还是用信封包的，但是，在另一笔录中，他说是散钱（2011年7月2日张法官调查笔录第5页和第3页）。在法庭上，周亮也没有消除这些漏洞的合理怀疑。

【厨房里不止一只蟑螂】

检方所有周亮的调查笔录，都是在检察院做的，这种取证地点的不同，对证人的心理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次庭审中，史建党明明是检方整晚不让他睡觉，他在庭上居然还说检察官文明执法，以德报怨，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他慈悲为怀？

张红军局长涉嫌用拘留证来吓唬证人（徐某某）的。录音显示，徐某某是何等害怕？

鄞州反贪局涉嫌可以用被告人的妻子来威胁被告人的。谁无妻儿，谁能不屈服？

巴菲特说过，如果你在厨房里发现一只蟑螂，那多半不止一只。犹如冰山浮上水面的一角。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结论，史建党、周亮的证言，极大可能是在检察院的威胁下出具的，不然，史建党何以如此惧怕检方？

【细节问题必须深究，细节出差错就是存疑】

在鄞州反贪局造就的司法环境下，没有细节问题，证人都“记忆清楚”，细节问题，只出现在想造出什么细节的问题。一旦，被证伪，他们就会改变说法，说是细节问题。奇怪，为什么以前细节如此清晰？

俗话说，魔鬼藏在细节中。对于造假的证据，当然只能细节中找出矛盾之处，如果细节问题都可以忽略，那么证伪就不可能。检方当然不会在粗线条主要事实出差错，（要是如此，侦查人员智商都有问题了），造假往往是细节无法契合，这也就是为什么假的能被戳穿。

二，史建党当庭说谎被揭穿，他的证人品格已经完全毁了。

史建党的证言，如同面团一般，随着检方的手按压而变形，其变来变去，已经不知多少回合，这样的证人证言，如可以作为定罪证据，辩护人真不知如何理解？

【史建党被取保候审】

史建党是检方取保候审的人，因为行贿罪。其头上有一把刀，表现好，可以不起诉，表现不好，就可以定罪。谁掌握这把刀？鄞州检察院。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史建党只是检方的一枚棋子，也丧失了自由意志。否则无法解释，自己被虐待了，在庄严的法庭上，反而不敢说出真相，反而说谎。（7月20、21日在看守所整夜提审）。明明录像证明所谓7月21日笔录没有当场修改的痕迹，他会承认自己当时修改。这是替检方圆谎。

【证言会随庭审而改变】

看到为了让章国锡定罪，史建党，可以把行贿事件，以年来计地更改，同时，他又可以记清楚，章国锡办公室的“茶几”，在第一次庭审后，检方发现章国锡办公室没有茶几后，史建党的证言又变为“有柜子不像柜子，茶几不像茶几的东西”，而且能记清楚，办公室里全部摆设，这时，记忆误差又没有了？细节有存在了？

【史建党的行贿时间不存在】

根据史建党自己的多次交代，其行贿的时间在2009年12月或2010年1月份，在章国锡的办公室，而辩方提供的证据表明，当时章国锡正好由于腿部骨折，在家休养二个月，没有上班（2009年11月17日到2010年1月20日）。而且正好这段时间章国锡不在办公室，也没有参与史建党承办工程款拨付的签字（证据上并无章国锡签字），也证实了史建党所说为了工程款结算快点而送的钱完全是谎言。

【审讯录像显示，本案确实是先抓后取证】

法院组织观看史建党所谓2010年7月21日的审讯录像，发现，并无修改落款时间的动作，而原始审讯记录上时间为2011年1月21日，因此，这个这完全可以证明，1，检方在作伪证。2，在审查章国锡，对章国锡立案之前（2010年7月23日），没有任何一份章国锡涉嫌犯罪的证据，检察机关先抓人，后取证的事实曝光。可以说，涉嫌犯罪的是，鄞州区侦查局的某些检察官。

结合史建党从行贿二次，变为行贿一次，送钱从信封变为公文袋，茶几变为柜子，当庭欺骗法庭被律师戳穿。如果如此疑点重重的事情都能定罪，刑诉法和最高法院的定罪标准，显然不足为训了。

三，以拘留证恐吓下的徐某某证言，不能采信，且，无证据证明，章国锡知道徐某某是挂靠。

【手铐下的证言】

徐某某说，“张红军为了让徐改变证言，把拘留证拿出来，说要拘留”。虽然，徐某某这段录音只是徐的一家之言，但，辩护人认为可信度极高。徐　没有什么动机去诬陷张红军，拿拘留证取证，和刑讯章国锡，恐吓史建党，不都风格相同吗？

按照最高院司法解释，这种涉嫌威胁的证言，应当被排除。当然，我深信，庭后，徐　再次在手铐的威胁下，会说，他对章国锡所说的东西是胡说的。我信。但是，这样的东西，不是看文字，而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内心去衡量，证据是死的，良心是活的。

章国锡录音固然不怎么好，但是，我们要想想，如果不是录音，辩方有什么本事能拿到张红军威胁证人的证据？如果辩方可以把张红军关起来连续4天4夜不让睡，我相信，我们无需录音。我们要想想，为什么这个社会，必须要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弄得如此复杂？

如果张红军的所为是任何一个律师所作，恐怕，这个律师已经被权力机关抓起来了，而今天，即使我们能理解张红军即便涉嫌威胁证人也安然无恙，但是，我们是否能要求，对其所取证据不予采信？

【职务之便】

徐某某说，其时挂靠东方园林公司，东方园林公司是在东钱湖有工程，问题是，关于挂靠，章国锡是不知道的。谁会把这么隐秘的东西告诉章国锡，就这2000元的卡？就有工程可做？钱权交易如此不对称？因此，章国锡收了这2000元，也不知道徐挂靠在东方园林，而徐所在公司和章国锡的职务范围无法律关系，因此章主观上无受贿故意。

尊敬的法官：

请原谅我最后想说点法官自由裁量权，律师没有自由裁量权，检察官也没有，但是，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有坚实的基础。行使自由裁量，如果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基于程序合法的原则，现在，我相信，摆在你们面前的证据，都无法得出唯一的结论，即章国锡收了周亮1万元钱，收了史建党的2万元，这些指控都疑点重重（见上文分析意见），疑罪就该从无。最高法院关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标准就是无疑点（无合理怀疑）。只要坚持这个标准，章国锡的案子就不应定罪。

我希望，章国锡能克服草木皆兵的阴谋理论，我也希望，检方能克服所有的管工程的都会受贿的怀疑心理。同样，我也希望，这个国家普通百姓能克服无官不贪的怀疑心理，让大家都回到平和理性，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排除所有合理怀疑。

证据显示，检方的变相刑讯逼供的事实是存在的，侦查局长开庭后拿手铐恐吓证人，恐怕也是真的。公诉人大概也不会否认这90多个小时不让正常休息的事实吧？恐怕法庭也不会否认，检察院5-6个人把章国锡逼在墙角动手吧？如果说，一定要把人打死打伤才可以认定，那么我只能说，以后检方办案人员，一定会被报复的。法庭上找不到正义，人们就会自己寻找正义，极端的例子，甚至会向黑社会寻找正义。我们做司法工作的，如果在如此铁证面前，都要做犬儒，对不起良心，对不起国徽。

我曾说过，这个案子，让我们双方丧失了平常心，检察院一味根据自己的陈见，似乎章国锡一定是贪官，一定要挖空心思找证据定罪，哪怕事实上，确实漏洞百出。古人说，“酷吏辈岂尽昧此理哉？蓄成见而预定案耳！”（引自《管锥篇》）。而律师也执着于认为检方所有的证据都是伪造的，都要申请鉴定。鉴定结果告诉我们，那两只手指是同一只（尽管律师对鉴定结论仍有异议）。律师在此反省自己的偏见。我想，其实，律师和检察官，职责不同，分工不同，但，其实没有输赢。

对于法官，我也有不情之请，我相信且尊敬本案的法官有完备的法律知识，但我也希望你们洞察世事，体察民生疾苦，以精湛的司法技巧、丰富健全的社会经验与善良、宽厚的品行将机械的法律适用于鲜活的现实，以在判决中体现出对真实的复杂社会的人性关怀（引自程德文论文）。本案的社会背景，检察官办案的作风，律师取证的难度，证人的可信度，社会对官员的偏见，官场内部的争斗等，都值得仔细体察。在这样的违法办案的情况下，如此支离破碎的证据下，如果作一个苟且的判决，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导向？

像章国锡这样被刑讯而成就的冤案，在鄞州，就我接触到的，有嫌疑的，已不止一起。如巴菲特所比喻的蟑螂理论一样，没出现在我们视野的蟑螂，且案子已经盖棺定论了，我们也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只蟑螂，我们都无力拍死，这样的一个冤案，我们都无法澄清，岂不悲哀！？

如朱熹所言，尽己之谓忠。此案，我们做律师的，都可以完全说，已忠于法律了。接下来，就拜托法院了！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  斯伟江

                                                　　　　　　　　　　　2011年12月14日

具体情况，请详见第一次开庭辩护词《以犯罪的方式打击犯罪：章国锡案辩护词》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27-23909.shtml 姜建高律师更详尽的辩护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f8059501011u2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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