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97

关键词： 维新 革命 康党 谭嗣同 王先谦

年度事件：湖南“腹地自立”计划流产

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是这一年中国士大夫内心最大的痛，保种保教成了这一年知识圈最流行的词汇。同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大批“维新志士”云集湖南——传统的说法是：这些“维新志士”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在湖南掀起了一波维新变法的高潮，史称“湖南新政”；但却遭到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扰，“湖南新政”终告失败——这种描述在史实层面已完全失真，这种失真扩大化后，亦导致整个有关“戊戌维新”的传统叙述同样完全失真，以致于连最基本的问题——“维新派”主张什么，“顽固派”反对什么——都没有搞清楚。

【什么是“腹地自立”计划】

梁启超1897年赴湘，是为了出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一职。同年，谭嗣同在上海见到康有为，也奉康之命返回湖南。稍后，康门弟子韩文举、叶觉迈等人陆续入湘，一时间，康党群集湖南。

●康有为对康党集体入湘的解释

为何康门弟子会在1897年前后集体入湘？康有为在1901年给革命党赵曰生的一封书信中有明确解释，信中说：

“戊戌年以前，我激愤于国势陵夷；对朝廷高层彻底失望，揣度大势，国土势必被列强割尽而后止，所以当时个人意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因湖南巡抚陈宝箴乃有志之人，故令卓如（梁启超）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来上海拜见我，一起商议大局，于是命复生弃官返湘。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把握住这个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则湖南可求自立。……（当时此举）实是顾虑中国被分割殆尽，希望保留住湖南一隅之地，以为黄种之苗。”

信函内容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梁启超、谭嗣同等康党门人云集湖南，不是个人的偶然行动，而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2）这个计划的直接目的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大局背景下，试图据湘省自立，保国保种。

●梁启超具体负责推动湖南“腹地自立”

梁启超是康党湖南“腹地自立”“计划的具体实践者。入湘后仅1个月，他便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隐约其辞地提出了这一计划。在这份《上陈宝箴书》中，梁启超说：中国当前的国家危机，“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但不能把变法寄托在“政府诸贤”身上，依靠他们，那么，即便是“东海可涸，南山可移”，变法成功不了。当下唯一使挽救国家危机的办法，只有谋求地方的独立——“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

梁启超建议陈宝箴“独立自任”，效防王莽末年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郑成功守台湾而存明正朔的榜样，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举出这两个例子，梁启超可谓煞费苦心——窦融的河西政权和郑成功的台湾政权各自相对于东汉和满清，都具备着高度的独立性，而且窦、郑二人均并不听命于所谓的“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亦并不宣布其为叛逆。

稍后，在梁启超一干人等的推动下，湖南南学会成立。对成立南学会的目的，据梁启超说，是希望培养出一批湖南维新志士，以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时萨摩、长州诸藩的维新志士，以萨摩、长州为基地，把维新之火燃遍全国。虽然梁也强调说南学会的宗旨要“力戴王室，保全圣教”，但其效仿日本“倒幕维新”的意图，已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没有幕府，只有皇室。

●“腹地自立”究竟是什么性质？

康党的“腹地自立”具体“自立”到何种程度？有两则史料可资说明：

一是戊戌政变后，在南海康有为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说：“谭服（复）生才识明达，破例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英文President的音译，清朝对自称President的共和国元首，标准翻译为“伯里玺天德”。

二是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内的自述。梁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了包括南学会、新政局在内的若干机构。关于成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梁启超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维新志士其实是革命志士】

1897年，梁启超在一片鲜花和掌声中抵达湖南，备受湖南士绅之器重；1898年，湖南士绅却喊出了驱逐康党、驱逐梁启超的口号。这一热一冷之间，湖南“腹地自立”计划也宣告流产。传统的说法是：湖南“守旧势力”扼杀了“维新志士”的努力。这一描述是如此地不靠谱，又如此地流传广泛，其对理解中国近代维新历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实难估量。

为廓清这一历史真相，本文拟在“维新志士”和“守旧势力”中各选两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解读。1897年湖南最活跃的“维新志士”，自然非谭嗣同和梁启超莫属；最有名的“守旧势力”代表，则莫过于王先谦和叶德辉。先谈“维新志士”：

●谭嗣同：爱新觉罗乃窃中国的贱类异种

谭嗣同1898年拒绝出逃，其慷慨赴死的理由亦成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由此似乎足以坐实谭嗣同乃是“为维新而死”，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自甲午以来，谭始终坚持主张排满革命。

这种政治立场，在谭的书信、著述中随处可见。他曾骂从太平军手中挽救了满清王朝的曾国藩是“负天下之大罪”者；对“中兴诸臣”，谭的评价是：“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与当时大多数士绅不同，谭对太平军反倒颇有好感，说他们“见苦于君官，挺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湘军助清廷剿平太平军，有“助纣为虐之罪”。

谭是极其痛恨清廷统治的。甲午年中国军队被日军接连击溃，湘军尤甚。出于对清廷之恨，谭甚至将日本军队赞美为“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其原文如下：

“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杀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杀’。不杀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详，盖图之哉！”

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谭嗣同对“国家”和“朝廷”有明确的辨析，谭说：爱国家绝不等于爱朝廷，因为“除民之外，国果何有?”——爱国家的本质是爱民众，至于王朝的更替，与天下百姓是不相干的：“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民何与焉?”

基于此，谭氏拒绝承认清廷的合法性。因为清廷统治中国数百年，但“满、汉之见，至今未化”，为了满人一己之私利，在甲午年不愿意给百姓“自为战守之权”，说什么“宁为怀、愍、徽、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编者注：此语从何而来，是否谭氏杜撰，待考）……所以，谭氏号召民众排满，别再做梦将满人与自己视作同类：“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在谭氏眼里，清廷是“窃国者”，理应被推翻：“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腼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仁学》）

呼吁维新不会掉脑袋，但呼吁革命会。所以，谭氏才会在1886年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请他想办法替自己搞几张英、俄的免死“绿卡”。信中如此说：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捐’，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求出槛系；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谭嗣同全集》）

●梁启超：后世民贼借孔子之名行专制之政

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曾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有一条赫然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也正是因为康党在获得光绪皇帝青睐之前，一直怀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欲望，所以，1897年谭嗣同在上海拜见康有为，彼此才会一拍即合。梁启超与谭嗣同随即先后入湘，谋划“腹地自立”。

对在湖南这段经历，梁启超日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过一段自述，引用如下：

“（我在时务学堂讲学），所讲的都是民权思想，又常言及清代掌故、抨击科举失政，大力提倡革命……学生当时都住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气氛日日趋于激变，外界却并不知晓，直到年关放假，学生们回家，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

湖南士绅本以为时务学堂讲授的是维新思想，孰料其鼓动的竟是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有梁氏为学生札记所做批语为证：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

“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作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苟不为民作事，虽轻亦怨矣。”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据梁启超回忆，在湘期间，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之外，还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私下偷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案语，秘密散发。并曾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作广告，可见梁当时不光是要变法，同时还在反清。

梁启超的反清与谭嗣同的反清相比，夷夏之辨的色彩要淡很多。梁更多的是从康门学术的角度为反清寻找理论依据。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孔教可以分为尊民权的大同派（孔子）和尊君权的小康派（荀子）两种，但自秦汉以后至于今日，所传的只有荀子的小康一派。梁启超说：“二千年政治既出荀子……然则二千年来只能谓荀子世界不能谓孔子世界也……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则荀子流毒耳！”——此种语境当中，君主已经等同于“民贼”了。

【顽固派其实是维新派】

戊戌之后，王先谦与叶德辉被梁启超等人视作湖南守旧派的代表。但正如后人对“维新派”1897年在湖南主张什么长期没有搞清楚一样；对湖南“顽固派”在1897年反对什么，也同样长期是一团浆糊。

●王先谦：不反对西学，但反对“康学”这种伪西学

王先谦以其在湖南学界的崇高声望，成为康党“湖南新政”最大的阻力之所在。但王氏绝不是一个拒绝变法的“顽固派”。恰恰相反，王氏素主变法。民国之后，王氏反思清末变法之所以失败，认为原因在于“任非其人”，方法上也不对，不该走“事事效法西人”的道路，所以最后一事无成，西法没学到手，反生破坏效果。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的标志，而学堂正是由王氏领衔禀请开办的。在康门弟子进入湖南之前，湖南的维新局面已颇具气象，恰与王先谦作为学林领袖的提倡不无关系，因此王氏反受到个别极端真守旧派的攻击。

既然王氏并不反对维新变法，那么，他领导驱逐梁启超，反对的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很明显，只不过长期以来，“反对康有为即等于反对维新”的教条阴魂不散，遮蔽了真相——

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在给王先谦的信中说：“（巡抚大人）合中西为学堂，原欲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西学，自有教习订立规模，与中学不相涉也。……（但）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

王氏领衔向巡抚衙门呈递的抗议书《湘绅公呈》中也说：“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所聘西学教习李维格等，一切规模俱属妥善。……（而）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所以）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即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

意思非常明白：王氏并不反对时务学堂讲求西学，但却反对讲求康学。因为在王氏看来：“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

且不论王氏对西学有多少真知灼见，但其一再强调康学乃“伪西学”，故而反对；亦可知王氏并不反对引进西学，也并不反对维新。王先谦主持岳麓书院，要求学生必须阅读维新名报《时务报》，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再者，戊戌政变之后，王先谦仍不赞同恢复八股考试，对此事“以乱党倡言之而复其旧”，表示“非吾辈所敢议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

●叶德辉：学“康学”的结果是学子“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

王氏之外，另一“顽固派”代表人物叶德辉对湖南新政的攻击要猛烈得多，这很可能与叶氏的年轻气盛有关系。但叶氏同样不是保守的排外者。庚子年朝廷丧失理智，号召举国民众驱逐洋人，相关圣旨雪片般飞至湖南巡抚衙门，是叶德辉入衙力阻巡抚张贴公布这些圣旨，理由是：“告示一出，捣毁教堂之案必纷纷而起，无论战事利钝，终归于和，彼时赔偿之费将何所取？”在叶氏的力劝下，湖南没有奉旨驱逐杀戮洋人。可见叶氏绝不是一个顽固的排外者。

叶氏也不排斥西方文化。他与时务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李维格关系特别之好，交流西学颇有心得。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在“天理人心”层面是存在普世价值的，是共通的。故而，叶氏不欣赏那些“攻彼教者失之诬，尊彼教者失之媚”的士大夫，他自己的观点是：“谓西人无伦理者，浅儒也；谓西教胜孔教者，谬种也。”与康、梁大声疾呼保教、保种不同，叶氏对本国文化拥有自信，相信“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所以，“孔不必悲，教不必保”。

虽对孔教持有信心，但叶氏并不反对变法。他曾说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可见在他心中，民权是很好的东西；他还说过：“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故鄙人素不言变法，而只言去弊。弊之既去，则法不变而自变矣”——“不言变法”，其实是明确地赞同变法了。

叶氏开始反对湖南新政，是从“（南学会、时务学堂）学说乖谬，湘中耆旧皆不谓然”以后开始的。叶氏的反对与维新和西学无关，因为在叶氏看来，反康学不等于反西学，因为康学不是西学，反康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其扰乱中学——叶氏注意到：自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公羊》、《孟子》教授湘中弟子。数月之间，三尺童子皆知言改制、言民权、言秦始皇不焚书、言王安石能变法。千百年之是一旦得而非之；千百年之非，一旦反而是之。”这让叶氏非常担忧，恐学子们“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

梁启超个人日后的学术经历，恰恰印证了叶氏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中学层面，梁氏自谓三十岁之后，绝口不再言及伪经、改制，此可证所谓“康学”之“乖谬”；西学层面，梁氏早期主要从日本汲取，晚期游历欧美，思想又大变，早年“康学”中的“西学”成份，则已荡然无存。此足以证明王先谦和叶德辉的判断：“康学”不中不西，存在着致命的缺陷。